方玉娘祭塔越剧全剧:碧水蓝天林徽因 第四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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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怡爽文/韩石山
碧水蓝天林徽因 第四讲 2 [图片]
碧水蓝天林徽因                      ——摘自刚出版新书《民国文人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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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石山
第四讲 现代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2)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林徽因和梁思成都不在北京,这些日子他们正在山西五台山一带考察古代庙宇。就在七七事变这一天,他们发现了佛光寺是唐代建筑。在山里,见不到报纸,也没有电话,只顾工作,外面的事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几天之后来到代县,有了报纸,可以打电话了,才知道北平发生了战事。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会是抗战爆发的标志。平汉路的火车不通了,好在平绥路没有断,他们先到大同,坐平绥路的火车回到北平。当时北平还在中国军队的手里,守军在他们家门前也挖了战壕,像是要长久驻守,与日军对抗的。他们也准备了吃的喝的,等着战事起来用。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早上起来外面静悄悄的,出门一看,原来中国军队夜里悄悄撤走了。接着日本军队开进城,一枪都没放,北平就沦陷了。
北平一沦陷,梁思成便决定,一有机会赶紧离开,响应政府的号召,到大后方去。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在东北大学待过一段时间,知道当亡国奴的滋味。再就是,他的身份也不允许他留在北平。此前两三年间,随着几篇著名的古建筑考察报告的发表,他已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日本学术界对他尤其敬重。日本人占领华北后,要维持地方治安,学术繁荣,不会不打他的主意,那时要走可就不容易了。
9月初,机会来了,他们一家五口,除了他们两口子,还有一女一男两个孩子,林徽因的母亲,上火车去了天津。天津也不是久留之地,下来去哪儿呢?梁再冰的文章里,好像是说,一开始就定下去昆明,怕不是这么回事。先定下的地方是长沙,这是当时中央政府给文化机关、研究机构定的一个重要集结地。7月间,梁实秋和叶公超两人逃出北平去了南京,找到教育部,要求给他们分配抗战工作,部里给了他们船票和路费,让他们去长沙集中待命,说不久就要发表成立临时大学的命令。李济和赵元任都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据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的回忆录里说,1937年8月他们奉命撤离南京,其路线也是经武汉到长沙集合。后来临时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也都由长沙往昆明撤退,那是战局发生了变化,长沙失陷在即,不得不采取的第二步撤退方案。
在天津小住了一段时日,10月初,一家人开始往长沙进发,历时二十多天,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终于在10月下旬到了长沙。在长沙过了一段相对平安的日子,大约两个月的样子,不久战局紧张,又开始往昆明撤退。从长沙到昆明,原本十天的路程,他们走了差不多四十天才到。路途艰难只是一个方面,主要是林徽因患了肺炎发高烧,在晃县一家小旅馆里,一住就是两个星期,直到经过治疗,烧退了才继续上路。到了贵阳又休息了十几天,这样走走停停,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次路上得的肺炎,一直没有痊愈,到四川李庄后,终于引发了已经康复的结核病。
到昆明已是1938年1月中旬了。他们一家,是当时撤退的文化人中,头一批到达昆明的。从头一年9月离开北平算起,共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这行程数千里,途经数省的逃难之旅,让林徽因有机会,全面认识了中国的社会现实,既领略了山川的秀丽,民风的淳朴,也见识了国家的积贫积弱,军民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精神风貌。逃难途中,包括往后一段时间,有件事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精神烙印,甚至影响到她后半辈子的人生态度。
1937年12月间,他们来到湖南和贵州交界的晃县(属湖南,现为新晃侗族自治县),天色已晚,林徽因开始发烧,梁思成急于找个旅馆,把一家人安置下来。但是,在小县城转了一圈,才发现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正着急时,听到一间旅馆楼上传出优美的小提琴声,两人循声上到楼上,原来是一批广东小伙子,梁思成会广东话(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攀谈之下知道全是空军航校的学员,奉命往昆明撤退。听说他们一家五口没有住处,表示可以挤出一间房子给他们。第二天一早,学员们要走了,临别时,梁思成把他们到昆明后的住址告诉了这些年轻人。
本来只是小事一宗,谁在旅途中都可能遇到,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能说是小事了。
到昆明住下后,在晃县结识的那些航校学员,又跟他们联系上了,常来他们家的有七八个,来的时间一般是周末或节假日。林徽因像接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地接待他们,事实上,她也确实有个弟弟叫林恒的,也在这个航校服役,班次要晚些。林恒是十期,这些年轻人是七期。不久,要毕业了,他们的亲人多在外地,就请梁思成和林徽因充当他们的家长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毕业后,这七八个人大多分到了四川各地,担负空袭警戒与作战任务。大约1939年,拉小提琴的那个学员,最先牺牲。因为他的家乡在沦陷区,跟前没有亲人,梁思成和林徽因曾充当过他的家长,部队上便把烈士的遗物,寄给梁家保管。这才是个开始。此后不到两年,他们在晃县认识又常来往的七八个小伙子,几乎全部阵亡了。不久,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也在一次空中作战中阵亡了。
隔不多久,就有一个年轻人阵亡,一包遗物又寄到了梁家。有朋友,也有亲人,最重要的是,一个个都那样的年轻,生气蓬勃,有理想又有担当。断断续续三四年,犹如一柄重锤,不时地敲击着林徽因的心灵,锤炼着她的神经,变得敏感而又锐利,粗砺而又刚强。同时,我们也可以把晃县相遇及此后的一连串事件,看做是历史老人的一个着意的安排,他要让林徽因这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这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英雄,真正地见识一下我们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表现出的民族精神,多么的光华四射,熠熠生辉,多么的气吞长虹,感天动地!
有了这件事,她后来做的许多事,也都有了精神的依托,力量的源头。作为一个后死者,一个女人,她的所作所为,对得起这些年轻的英魂。
从1938年1月中旬到昆明,到1940年11底前往四川,林徽因一家在昆明住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这三年,以住处而论,又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没有自己的房子,住过省主席别墅那样的高档住宅,也跟别人合住过普通的民房(在昆明文津街九号与清华大学一汪姓教授合住),时间最长的,还是营造学社恢复后,与学社的人一起住在昆明郊区麦地村,一座走空了的尼姑庵里,一家人住一间半房子。后一阶段,有了自己的房子。1940年春天,他们在离麦地村大约两华里的地方,龙泉镇龙头村,建起了自己的住房,还有个不大的院子。同时建起的,还有钱端升教授家的,也是由梁思成和林徽因设计监造。他们的房子后建,砖瓦木料,这些建筑材料开始紧缺了。他们的热情特别高涨,有大工也有小工,他们还是亲自帮着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工的活儿。龙头村在昆明东北,相距十五六华里,交通也还方便。
这个房子还在,从照片上看,相当讲究。主屋分主卧室、小卧室、饭厅,起居室。院子里另有佣人房、厨房、柴房和厕所。卧室和起居室,铺的木地板。起居室北墙有壁炉,外墙镶嵌着陶土圆管拼接的烟囟直通屋顶。这在昆明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先例的,只可说是林徽因要显示他们不同凡俗的生活情调。
有件事,现在的人听了会有些奇怪,当时的人肯定一点都不会奇怪,就是,房子建成或正建之际,想来应当是后者,在西南联大教书的金岳霖,见了很是喜欢,自己出钱,在正屋的西侧续接了一间耳房,比正房稍矮些也稍窄些,房门直通梁家的起居室。林徽因在给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上说:“这个春天,老金在我们房子的一边添盖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体就原封不动地半搬到了这里,可天知道能维持多久。”我在一篇文章里,说及金岳霖与林徽因的情谊时,曾说过,自从1933年那场感情风波过后,金岳霖就过起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不同处在于,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我们的金教授是逐林木而居。林徽因信中,不说他们这是个大家庭,而说他们这是“北总布胡同集体”,是耐人咂摸的,也是光明磊落的。
住在乡下,是比城里安全些,但也不是绝对的安全。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里说:
轰炸越来越厉害,但是不必担心,我们没有问题,我们逃脱的机会比真的被击中的机会要多。我们只是觉得麻木了,但对可能的情况也保持着警惕。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有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赶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
就是这样的生活,也不能长久。林徽因说过,天知道能维持多久,意思是战局不稳定,谁知道能在这儿住多长时间,这话还真让她说中了。建房的地,是龙泉村的土地主人无偿提供的,条件是离开时房子无偿地留下。能多住几年,自然是合算的。然而,时势谁也无法预料,1940年春天建起住上,到11月就得离开了。
原因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要离开昆明了。营造学社恢复后,梁思成任社长。学社是私营机构,开展研究工作有诸多工作不便,经梁思成奔走申请,正式附属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谓的附属,只是名义上的,经费上得不到多少补助,名分上好听些,招揽的业务多些。主要是,他们的研究工作,离不开史语所的大批图书资料。这样,史语所到哪儿他们也得跟到哪儿。
史语所选定的地址是长江上游,宜宾附近长江边上的李庄,听起来像个村子,不是的,是个镇子,还不能说小。1940年9月,梁思成得到教育部的正式命令,营造学社随史语所迁往宜宾县李庄镇。刚住上新房不久,建造的费用还没全部还清,这可怎么办,多亏费慰梅给寄来一百美元,才救了这个急。11月底要动身了,偏偏梁思成病了,无法成行,林徽因只好拖着病体,带领母亲和孩子,随着大队人马先行。坐的是卡车,一家准许带八十公斤行李,同行三十一人,从七十岁的老人到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挤在一个车厢里,人多行李也多,只好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经过七八天的长途颠簸,12月7日才到了四川的泸州,要去宜宾,还要坐船走水路。又经过一番折腾,10日晚上才到了宜宾。不行,还得走,李庄离宜宾还有六十华里的水路,下水船,好走多了。13日上午,终于到了长江南岸的李庄镇,住进距镇子边上的上坝村张家大院。是他们住家的地方,这里也是营造学社办公的地方。一个星期后,梁思成也赶来了。此后几年间,直到抗战胜利后,梁家一直窝在这个地方。
在李庄的几年,好处是听不见日本飞机扔炸弹的声音了,人是安全了,生活却艰苦多了。林徽因卧床不起,营造学社的经费断了,一家五口,节衣缩食,艰苦支撑。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梁思成只得到宜宾典当行去当卖衣物,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梁思成是个风趣的人,要当卖什么了,就跟家人说:把这只手表“红烧”了吧,把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这期间,林徽因的肺病更加沉重,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同时,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的肺病也加重了。思永是史语所的人,也在李庄。这个情况,甚至引起了最高当局的关注,说白了就是蒋介石的关注,拨付专款,给以救济。
当然不是蒋介石亲自到梁家知道了这个情况的,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写信给教育部长朱家骅,让他给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说一下,由陈布雷上达蒋介石。蒋介石也不会拿上钱给梁家送去,他让当时的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咏霓,就是翁文灏,给拨了一笔款子。多少呢,具体数目现在已不可知了,但是从傅斯年给朱家骅的信上,能看出来,至少也是两三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对这样的辗转申请,蒋介石只会如数拨付,不会再打什么折扣的。
傅斯年和梁家兄弟的交情并不深,对梁启超还不无徽词,主要还是佩服梁家兄弟,包括林徽因的人品学问,才仗义执言,上书教育部长,转请蒋介石玉成此事。按说,这样的信,是不可能留下来的,傅斯年怕梁家兄弟突然接到这么一大笔钱不知所措,就把他给朱家骅的信的抄件,还有一些往返信件的抄件,全给了梁思成。梁思永是史语所考古组的组长,傅斯年是他的上级,为梁思永请求专款接济,是他的责任。要为梁思永申请,当然不能忘了梁思成,毕竟营造学社是附属于史语所的。
傅斯年在给朱家骅的信上说,“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为梁思成申请专款,实际上是因为林徽因病重卧床不起。为了将来能说动陈布雷进而说动蒋介石,傅斯年特意把梁思成的成绩做了评价,因为要钱实际上是为了给林徽因看病,顺便把林徽因的情况也做了介绍。原文是:
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
“在君语”,是说这句话,是丁在君说的,丁在君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多年前就去世了。信中有几句话,现在读来仍让人感动,请听听:
总之,(梁家兄弟)二人皆今日难得之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
傅斯年的信,是1942年4月18日写的。很长,我们再“总之”一下:总之是必须给钱才行。
当时梁思成不在李庄,林徽因接到钱的同时,也接到了这一束信,知道了是怎么回事,知道了当然是很感动的,就要写个回信表示谢意。不是给蒋介石写,那犯不着,是给傅斯年写。信中代表思成,也代表思永,她是嫂子,当然能代表了小叔子,表示了感谢与愧悚。信中说,兄弟二人“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与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关于她自己,是这样说的: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疾病处残之阶段”,不通,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想来该是“疾病身残之阶段”。这里多说两句,傅斯年信中,把林徽因与冰心相比,从私人信件上说,是可以的,后来发表出来,我这里也引用,没有一点鄙弃冰心的意思。不过是存点史实。
不管怎样,林徽因总算熬过了抗战的艰苦岁月,活着离开了四川,到了北京。抗战中,有一度曾传说她已死病死了。抗战刚胜利,李健吾在上海,就听说林是死了,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据说林徽音和萧红一样死于肺痨”。这传言并不为错,抗战危急时刻,她确实是抱了必死的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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