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麒麟螃蟹打鱼机:范曾散文《往事堪怀》

                                                       快炙背美芹子收藏 2011/4/12                                                                    往事堪怀
    清同治、光绪年间，中国出了不少诗人，其中能称巨擘者有曾祖范伯子及陈散原、林纾诸人。范、陈两老相契，遂结儿女姻缘，近代颇享大名的画家陈师曾便是范伯子的女婿。对于范伯子的诗，陈散原评为：“苏黄以下，无此奇人。”伯子也自诩云；“我与子瞻为旷荡，子瞻比我多一放。我学山谷作犹键，山谷比我多一练。惟有参之放练间，独树一帜非羞颜。径须直接元遗山，不得下与吴王班。”
    范伯子为我曾祖，祖父范罕亦以诗名。至父亲范子愚先生，颇不堕家声，精于音律，善古文辞章。我与二兄范临、长兄范恒幼承庭训，亦皆能诗。
    父亲少聪慧，1910年(宣统二年)随祖父游学日本，初读五、七言诗，学作短句。他留下的一首最早的诗，当作于此时，这首诗题《夜雪》：
                   昨夜一更尽，凄风入枕来。                   残灯留暗影，窗外白皑皑。
    他自题于诗后云：“时庚戌年十二随大人留学日本。”十二岁的少年，对家国兴亡只有朦胧的感受，父亲在以后的述怀诗中，对此有所追忆：“我生之初，天下滔滔。童年侍父，东涉风涛。苍茫回首，故国飘摇……，’十三岁时欣逢辛亥革命，随父回国，此时诗道大进，有“深秋处处风如水，更听梧桐叶半残”句，为乡里诗坛斫轮老手所激赏。十六岁人中国大学预科，十九岁因父病返里。此后数年居家读经、史、古文诗赋，从此稍识先世家学。
    祖父范罕与泰州学者缪篆先生，同时留学日本。1921年缪篆先生长女缪镜心年方十九，由于颖慧多才、品貌出众，是闺阁中为世所瞩目的少女。范罕先生谋诸挚友缪篆先生，双方皆愿结成秦晋之好。二十三岁的范子愚与缪镜心结婚，门当户对，一时江左传为佳话。缪篆先生曾与鲁迅先生同时执教于厦门大学，任哲学系教授。鲁迅先生曾在《两地书》中描写过一次教授的恳谈会，有一位教授拍文科主任林语堂的马屁，讲林是教授们的父辈，缪篆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这幕颇富戏剧性的场面，正反映了外祖父刚直耿介的脾气。据说范家的人都有些狂气，而与范家结亲的人家也多有傲骨，这不是狂上加傲了吗?其实“傲”字与“狂”字并不可怕的，人们是往往把独立特行、狷介不阿都归入“傲”和“狂”的；“狂”而不妄，“傲”而不肆，大体还是一种可取的个性呢!
    子愚先生婚后游幕安徽，两午后求学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二十八岁返里，不复远游。先后执教凡三十余年，其中包括解放后的十年。1959年退休，曾有漫游之志。1960年重游北京，人世沧桑，感慨良深。父亲一生以“澹泊”二字为座右，不求闻达，作诗自愉，然其格调高华，为侪辈所重。父亲平生没有发表欲，一诗既成，吟咏数日即藏之箧底。而其作品中最令人感动的便是他自青至老写给母亲的诗章。母亲去世之后，我无法慰藉父亲的痛苦，带他去西湖作消愁游。他一下子苍老了很多，他无心欣赏里、外西湖水的碧波，赶紧要返故里，即使人去屋空，但故园总有母亲的痕迹。又是一个春天来临了，他吟哦着：                   世有春愁我独无，
                  两间变化久模糊。
                  天藏巨眼曾谁睹，
                  曙已微明更待呼。
                  望里楼台徒郁郁，
                  梦中人物尚劬劬。
                  玉溪婉转情如织，
                  一别吞声万劫逋。    他当时住在北京我的单人宿舍，他觉得“作客原知身是寄，问天无语梦犹遥”。他也知道沉浸于悲痛，正摧残着他的健康；“忍将别恨催风烛，应向崦嵫驻夕阳”。但又有什么办法?他无法解脱和母亲五十年爱恋的情愫，他知道这一次痛苦的分量，一次够了。他说：“他生誓作空山鹊，永断尘寰报喜情。”
    父亲1984年谢世，此前他已知道日本冈山县建立了永久性的“范曾美术馆”，他是带着一份内心真正的欣慰走的。
    这幅《老子看老子》是母亲去世之后，父亲寓居北京时我为之速写的。彼时父亲已年近八十，对母亲之怀恋未一日轻忘，每餐必先将食品供奉于母亲像前，然后自食。其时，当我看到父亲每于诗稿上钤“独鹤”一印时，便深恐父亲用情太深而伤身，然而父亲在孤独的十三年中不复生趣，为儿者对此无能为力。
    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一包，外裹以布，内一层又一层地包以纸，打开一看，原来是父亲珍藏的婚前母亲家送来的庚帖，写有生辰八字以为应聘之礼。这是父、母亲一生视为无价之宝的信物。
    父亲的诗写得很多，在老人应允的前提下，我为他印了一本《子愚诗抄》，留给父亲一百本馈赠友好。父亲将一本供在母亲灵前。父亲去世之后，我发现一包东西包得严严实实，打开一看，是他的诗抄，余下九十九本。也许，父亲出于谦逊，以为自己为大诗人之裔，不足以此炫人也许，父亲出于骄傲，“国无人，莫我知兮”。但是最确切的解释是，父亲只以诗自慰，这是陶渊明式的真正的诗人。



童心可珍
                                一
    战国之世，“士’’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社会的动乱和纷争，为“士”的活动展扩了空间，所谓“游说者之秋”，即指这如鱼得水的客观条件。“士”，上焉者可以为相、为将、为朝廷大夫；中焉者可奔走各国为策土、说客；下焉者可被贵胄王公豢养为食客、为鸡鸣狗盗之徒。当时国家的观念并不甚强，王者可擢用贤能，“士”则可择君而事，这是一种双向的选择。朝秦暮楚的陈轸并不被视为叛徒，在当时则比较普遍而自然。
    屈原的出现，改变了这样的观念，他爱楚国，爱得深沉而挚烈忠楚王，忠得专一而殉节。固此，称他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则无不可。        在中国诗史上，我们也不妨称屈原为第一个独唱的诗人，而此前的《诗经》我们可视为合唱的诗人们集体的创作。
    以上两方面确定了屈原的划时代性、里程碑性和独一性，两千三百年来，没有任何一个诗人的地位可以和他比肩。
    屈原的《离骚》作于楚顷襄王之世，他第二次被流放到沅湘时。由于奸佞的谗毁，他失去了帝王的宠信。他忧戚、孤独、面容憔悴，看到祖国由强盛而衰败而危亡，他既无力回天，理想又付诸东流，最后投汨罗江而死。他以自己珍贵的生命对朝政的腐败做了一次壮烈的抗议，也以他死忠死节的高贵品格殉国家之难。   《离骚》表达了一个高洁的灵魂对理想的追逐和幻灭，表现了一个忠贞的朝臣对朝政的希冀和失望《离骚》不是苟活者的哀吟，而是爱国者的浩叹，它吐露着不朽生命的芬芳，所以司马迁称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
    屈原深感岁月流逝的迅捷，而他的抱负不得施屁“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他忧虑民生的困苦和朝政的腐败，终将导致楚国大厦的倾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然而他力排谗毁，不计安危：“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当冷酷的社会不可能实现他的理想时，他的诗人浪漫情怀驱使他心灵远游：“驷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风余上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与其 说在追求理想的美人，莫如说是在寻找真正的贤君哲王和众美所在的乐土， 这等于是李白的梦游。然而当屈原回到现实中的时候，他的痛苦却加倍地沉 重。他的心灵深处早已沉埋着跳江而死的一念，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殷氏高士 彭咸。最后屈原的选择是死：“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彭咸也是跳江而死的，屈原知道， 在那渊深而明净的江底，他的灵魂将与彭咸同在。
    《柏荫读骚图》意在向少年一代寄以厚望。我自儿时阅读《离骚》，深知 它对我的裨益岂止于“拾其香草”。刘勰《文心雕龙》云：“才高者菀其鸿裁， 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我正是在少年纯洁 的心灵中，沁入了楚辞《离骚》的芳香，然后一步步追寻屈原诗中的空旷博 大的境界。
    凡是熟读《诗经》和《楚辞》的人，就知道中国诗歌源头活水之所在， 就可使你摆脱鄙俗的侵袭，从而走向崇高的人生。同时你会具有一双判断诗 歌雅郑的锐利目光，你会插上高翔于泥淖之上的翅膀——“凤凰翔于千仞 兮，览德辉而下之”(贾谊《吊屈原文》)。 在南开东艺楼礼堂吟唱诗文 
                                 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境界说”，而“境界说”的内核则为“真”、为“不夫赤子之心”。他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之所长处”；又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在论纳兰容若时又赞他：“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人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所谓“赤子之心”、“自然之眼”、“自然之舌”都是描写真景物、真感情所必须的主观条件。其实“真”字与作者的地位大体是无关的。李后主尊为帝王，纳兰容若贵为公子，都不失其“真”。而侵蚀“真”者，或曰“真”的天敌乃为“伪”。“伪”与难填的欲壑、污浊的心机、鄙薄无行和卑微乡愿结下不解之缘。即使位高才赡，其文或亦华美，但惜殊少真味。刘勰《文心雕龙》所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有所感发而归为自然方称上乘，正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意也。    历代文论中，重自然而反雕饰者，大多思想渊源自庄子：“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庄子•骈拇》)。而自然在庄子眼中则可概括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艺术家苟能与此天地精神邂逅，则其情必真，其所描述抒发亦必自然。 最可怕者理念先行，必先有一标新立异之意念或主义横亘于胸，当此之时跃然于胸次者无非后期印象派、马蒂斯之野兽派、毕加索之立体派、康定斯基之表现主义、杜桑之达达派、达利之超现实主义以至于行动画派、波普主义等等等等。西洋美术之发展自有其自身规律，其间是非曲直，先置而不论此类主义于中国本无其繁衍之适宜土壤，而于西方则已早是昔日花黄、陈腐观念。今没有一人抱其残而守其缺，在西方已视为保守主义，而彼则犹沾沾自喜谓：此创新电、此自耕之苦果也、此横跨干中西也。此则徒自炫其无知无识，获笑大雅，势在必然。明代徐渭对自然之性有极精辟之论述“人心之惶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非有思虑以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
    而上述以主义为作画之追逐，正“有思虑以启之”者作画必欲以炫人，是“有作为以助之”者。第一步便与自然相背离，无论表现为何种惊世之语，都仅是语言本身的构架，而非心灵的展示。严羽对这种不以自然为回归目标，仅以构架语言为终极追逐者，讽之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严羽《沧浪诗话》)。所可怜者，此“文字”必浮泛空洞，此“议论”必拾人牙慧，此“才学”必疏陋浅薄，不足为天下重。
    不作伪态，不作忸怩态，不作高岸态，不作殉道态，惟真是求，惟自然是归宿，则赤子之心在焉。虽诗有高低雅郑，然皆可为佳作。王国维对“淫鄙之尤”者，如“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但觉其真，而不觉其为淫词鄙词。反是声名震耳如龚定庵，有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此荡子凉薄无行之诗，其情伪而鄙，何能与前侣家女之真切感人同年而语。 
    画此夏塘则忆及童时家贫，然别有清趣。家翁于天井移一旧缸植荷。夏雨之后，门巷水盈为患，而碧色小蛙纷出，与邻童捕捉而嬉。贫中之乐，有非富家儿可想象者。荷谢莲壮，家翁必挑一大者归我，真稼轩所谓“最喜小儿无赖”矣!其实并无莲塘、亦无神蟾，然赤子之心当与画中童子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