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词比较级加more: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路和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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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毛泽东领导新中国28年，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没有现成的书本答案，又不能照抄外国经验，只有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根据中国的实际，毛泽东提出过许多重要思想。比如，关于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关于自力更生和对外交流的关系，关于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关于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的关系等，毛泽东都提出过许多非常好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的历史进程，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的艰苦而有益的探索，不管是成功的还是遭受挫折的，都为后来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准备了条件。
[关键词]毛泽东；经济建设；生产关系；行政管理体制；对外交流；统筹兼顾；政治局面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
毛泽东领导新中国28年，他的目标是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使之以崭新的先进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无疑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没有现成的书本答案，又不能照抄外国经验，只有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过许多重要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的历史进程。
本文不是要全面论述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只是就几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关于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
在处理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也就是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这两者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的曲折过程，反映出他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的发展变化。
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全面确立的时候，毛泽东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作了一个大致的划分，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并宣布从那时起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就是搞建设。他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8日。
这些认识，毛泽东在1956、1957年间，曾在多种场合，多次地反复强调过。这些认识进一步发挥了党的八大路线。八大路线的核心，就是对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作出科学论断，确定从今以后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但不久，在整风反右的斗争中，发生了扩大化的问题，与此相联系，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也作出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就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重新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矛盾。这标志着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开端，但是当时还没有立即影响到党的实际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改变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不再重视发展生产。毛泽东关于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思想始终没有改变。在一段时期内，他仍然以主要力量，聚精会神地抓生产，抓经济建设。
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三个月，1958年1月，毛泽东就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都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一定要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实际上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八大路线的延续。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所鼓舞，已经和正在形成生产高潮。这种情形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但是，由于急于求成，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他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大跃进”很快遭到挫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失。当然，应当看到，搞“大跃进”的主观动机毕竟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贫困落后面貌，迅速发展生产力，这反映了几代中国人强国富民的热切愿望。毛泽东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这些话，也反映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一种真实心态。毛泽东不能容忍奋斗了大半生所建立的新中国长期落后下去。
还应当看到，对“大跃进”发生的错误，毛泽东是最早发觉到的，并立即进行反思、努力加以纠正。为了克服“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在毛泽东主持下，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到1962年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在调整政策的过程中，对形势的估计和对采取的某些措施，党内发生了意见分歧。以包产到户问题为导火线，使毛泽东认为有些领导人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引发了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进一步重提阶级斗争。他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并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资产阶级企图复辟的危险，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基础。接着，在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标志着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但这时他仍提出，不要让阶级斗争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由于对阶级斗争作了一定的限制，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得以继续顺利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时，也并没有放松对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关注。在社教运动中，他提出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相结合的思想。他是这样说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毛泽东同薄一波等人的谈话，1964年3月24日。又说：“只讲生产，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结果增不了产。光搞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不搞增产，也要垮台。”毛泽东在中共华东五省一市党委书记会议上听取汇报时的讲话，1957年12月17日。他强调，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利于生产；社教运动的每一个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衡量社教运动搞得好坏的标准之一要看是否增产，“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生产”，“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毛泽东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的谈话，1964年4月21日。
在毛泽东看来，抓革命，抓阶级斗争，应当而且能够促进生产，因而用抓阶级斗争、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叫做“抓革命，促生产”。实践证明，这并不是好办法。它可能奏一时之效，但从根本上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旦把阶级斗争夸大和强调到各项工作之纲的不正确的地位，不仅会造成社会和人们思想上的紧张空气，还会使一些干部和群众难免受到错误的打击，挫伤干部和群众的工作、生产积极性，而且天天搞运动，也就不可能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去抓生产，因此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反而严重影响生产。
1963年夏，毛泽东提出发展国民经济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即：在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以后，搞一个五年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15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转引自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6日）。他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1页。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距对中国形成的压力，一直是毛泽东思考国内问题和作出决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毛泽东的这些思想，通过周恩来1964年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发表出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动员和激励着全国人民为“四化”而奋斗。毛泽东在世时，我国已经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尖端科学技术的某些领域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的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应当说，不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毛泽东都是重视生产的。
由于国际国内不断出现一些出乎意料的新情况和政治风浪，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和一些阴暗面的东西，特别是还不时出现一些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和破坏活动，这些客观情势，对于曾长期从事激烈紧张的阶级斗争的毛泽东来说，思想很容易发生变化，由此越来越重视和强调阶级斗争，并逐步超出对经济建设的重视，以致动摇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基本国策。
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告诫全党还必须注意阶级斗争，是必要的，是符合实际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分明确地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事实证明，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的错误在于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把本来不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包括党内的意见分歧，也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仍然是阶级斗争。他把进行阶级斗争，作为反修防修、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不使人民丧失已经取得的政权的根本战略方针。为了这些，有时甚至不惜付出严重影响生产这样沉重的代价，而离开了他曾经一再强调的只有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的正确思想，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但“文革”中的毛泽东也不是完全置经济于不顾。1972年7月，他对一位外国领导人说：“你们现在愁你们的经济，我们也愁怎样把经济搞上去，搞上去不是搞几个原子弹。”1974年11月，他正式作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1975年11月，他对另一位外国领导人说：“中国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工业、农业都不发达，现在正在想办法。”
1956年党的八大的时候，毛泽东曾说，斯大林的错误根源，在于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还进行阶级斗争。而到了1975年他却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说过，不懂得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是不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突出阶级斗争的时候他又说，不懂得阶级斗争，就是不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这反映了20年间，毛泽东在对待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两者的关系上发生的变化，即：从确定以发展生产力为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到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并重，再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包括经济建设）都是目。阶级斗争这根弦，在他的头脑里始终没有断过，时隐时现，时伏时起，而总的趋势是越绷越紧，把问题看得越来越严重，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过去二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肯定阶级斗争只是在社会的一定范围内存在，而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放到经济建设，回到八大的路线上来，回到毛泽东原来的正确思想上来，叫做“拨乱反正”，并且有了重大发展，提出并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个基本理论观点。从此，我们党坚定不移地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并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事业，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要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这是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突破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完全相适应的观点。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确立以后，具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运行体制和经营形式，并且如何适时地加以调整、完善，才能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
拿农业来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以后，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农业经营体制和形式，需要多大的经营规模，才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就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探索过程。我国农村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农业增产效果是明显的。到了合作化高潮时，毛泽东开始主张办大社。他认为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不能搞综合利用，不利于搞水利建设等等，因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越是大社越能解放生产力，以致最后办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毛泽东主张办大社的那些理由，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即作为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如何才能得到充分的调动和发挥被忽视了。实践的结果，不但没有解放生产力，反而造成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毛泽东一旦发现，立即调整公社的规模和体制（都涉及所有制问题），经过反复曲折的过程，最后形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同时废除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恢复了农业合作社的分配制度。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只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二三十户。这同原来强调“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相比较，甚至同高级社相比较，显然比较符合群众的要求，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体制下，从1962年到1966年，我国粮食生产平均每年增产270亿斤（包括带有一定的恢复性增长）。毛泽东关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决策，是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后作出的。他对这种体制非常满意。有人说，20户左右的生产队规模太小，毛泽东说：20户不小了，山里头更小一些也可以，十来户、七八户搞一个核算单位。唐县那个公社搞分配大包干，粮食年年增产，牲口也很壮。生产队富了就好办了。过去是“均”毛泽东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1961年9月26日。，“均”，就是平均主义。毛泽东认为高级社就有平均主义了。事实证明，当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基本是手工作业的条件下，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并不是优越性越大，而是平均主义越严重，平均主义恰恰是束缚甚至破坏生产力的要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不断有人提出改变队为基础的体制，再回到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始终没有动摇，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才得以继续发展，“文革”10年间，粮食年产量1976年比1966年提高了1400亿斤，上了一个台阶。
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到此就停步不前了。对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他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加以反对。毫无疑问，从长远来看，中国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要走集体化、规模化经营的道路，这也就是邓小平后来所说的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飞跃”。但是，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一个层次的家庭经营如包产到户，是很有生命力和促进生产发展潜力的，毛泽东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实践证明，毛泽东确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仍然束缚生产力进一步地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通过改革，逐渐找到了农村集体经济的新的经营体制和经营形式，这就是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体制和经营形式，使农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运用社会主义条件下基本矛盾的法则，通过实践、试验、摸索，调整和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和方面，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保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的改革仍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知识很少。而在生产关系方面，他特别重视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不断地强调这个问题，形成他的一个思想特点。他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是：对领导者来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就企业的管理来说，要“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被称为“鞍钢宪法”。这个管理模式已为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而我们国内现在却很少被人提及，值得深思。我们不仅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更要珍惜我们自己创造的好经验。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管理权，包括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以上均引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权利和主人翁地位的维护、尊重，反映了毛泽东的民主观和平等观，反映了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观。
1975年，中国科学院《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泽东当时说，他不记得说过这个话。但是，毛泽东对科学技术是非常重视的，这体现在他的许多讲话和指示中，他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对科技人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从来都给予高度评价。
1963年，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1963年至1972年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时候，斩钉截铁地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1页。
毛泽东把提高国家整体科学技术水平，称作一个伟大革命，叫技术革命，曾把它同社会政治革命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说：“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又说：“我们是农业国，工业化要很长时间，要半个世纪。革命成功是一个条件，但是还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技术革命。”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议会代表团时的谈话，1957年9月29日。
毛泽东综观世界一些国家的强国之路，深知欲达到强国之目的，必须采用最先进技术。他说：“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1页。在上世纪50年代，最先提议并作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搞原子弹这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尖端科学技术这一决策的，就是毛泽东。
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工业带来很大困难。1960年7月，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国民经济计划时，作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当时以原子弹、导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是上马还是下马，在1961年7月召开的国防工业会议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这时，正在杭州的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聂荣臻，传达他看了聂的报告后的意见，大意是：中国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据聂荣臻说，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以及根据这个指示研究的结果，成为解决这一争论的契机。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10—811页。
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在三年困难时期那样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根据毛泽东“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先后于1964年和1967年爆炸成功。不久，第一颗人造卫星也上了天。
毛泽东重视科学技术，又喜爱科学技术。请科学家讲课；同科学家交谈；读科学技术书籍，并要求全党努力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许多次地参观科技展览，特别是新技术、尖端技术的展览。1967年6月，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委在北京召开赴越作战高炮部队座谈会。与会代表汇报了前线部队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程度很高的空中侵略者的英雄事迹，同时表达了改善防空武器装备的殷切期望。7月7日，毛泽东等接见会议全体代表，毛泽东指示：“要狠抓一下雷达、光学仪器、指挥仪，要减轻重量，提高质量，增加数量。”《孔从洲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19页。直到1975年，已是82岁高龄的毛泽东，仍然关心着我国高科技事业。他对孔从洲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的建议作出批示，由叶剑英负责落实。他曾说过：“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三、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实行怎样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最有利于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是毛泽东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各个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必须有中央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否则就会是一个散的局面、甚至是一个乱的局面。但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各个地方的积极性，给予各个地方必要的权力，中央不能统得过死，否则就会影响各地以至全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毛泽东提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正确处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全国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独立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8页。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来自于亲身的调查研究，听到一些地方负责人的反映，他们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做，他们的若干要求中央又不批准，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汲取了苏联搞过分集中的教训；再一方面，也考虑到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经验。
他从中外历史发展的比较中，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他说：“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全国各省又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所说的这种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统一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既坚定地维护了全国的统一，又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发展全国经济非常有利。
毛泽东主张计划经济，但不赞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他认为，过分地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相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计划也不要统死。”“不论农业扩大再生产也好，工业扩大再生产也好，都要注意中央和地方分权，不能竭泽而渔。”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3月20日。同时要求，中央对各省如此，各省对下属的地、市、县也是如此。毛泽东还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企业要有半独立性，他说要有点“独立王国”。这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指出：“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涉及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体制问题，他虽然没有再深入地具体地研究这个问题，但这个思路是很可贵的。所有这些，都是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某种程度的突破。
毛泽东在强调地方独立性时，又很注意全国的平衡、全国的统一性。他说：“地方要有独立性，同时还要有全国的平衡，我看这句话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没有平衡，没有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我们在讲地方的独立性、讲地方独立自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5、56页。所谓全国的平衡、全国的统一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全国一盘棋”。中央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协调、统一安排，集中力量高效率地办大事，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今天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当年计划经济体制时有很大不同。但是毛泽东关于发挥两个积极性、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思想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四、关于自力更生和对外交流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毛泽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定的一个重要方针。进行经济建设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以国内市场为主；同时，只要有可能，尽量争取同一切国家发展经贸往来，发展国外市场。
毛泽东一贯主张，搞经济建设首先要立足于国内，主要靠自己的人力、资源、市场。特别是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决不能把国家建设放在对外国的依赖上。外援是一定要争取的，但不能干涉我国内政，不能侵犯和损害我国主权，不论哪个国家援助都不许可附带什么条件。毛泽东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8、129页。毛泽东把粮食称之为“救命菩萨”，对粮食问题特别警惕，始终强调决不能依靠外国。
我国科技工作主要领导人之一聂荣臻，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发展我国国防尖端技术这个方面，说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今天，如果把我们研制尖端武器所走过的道路重新回顾一下，证明中央当时所确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在武器装备方面，把立足点主要放在外国援助或主要靠购买外国的产品上，那就不但不会这样快取得成就，而且必然造成研制工作的依附性，会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聂荣臻回忆录》（下），第802页。
毛泽东在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并不忽略加强对外交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早在1954年，他就指出：“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1956年，他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的“商业”一节时，发现没有讲对外贸易，特地加写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这里强调的是，任何国家，只要你愿意，我们就发展通商贸易。后来，1959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讲到两个市场问题时又说：“‘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这个口号好是好，但有一个缺点。我看应该加一句：‘但是国外市场极为重要，不可轻视，不能放松。辅是辅，但是非常重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3月28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毛泽东越来越认识到国外市场的重要性。
建国初期，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我国的对外经贸伙伴主要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项目，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打下了重要基础。从1952年到1960年，我国先后同12个社会主义国家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大大拓展了对外交流的领域。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毛泽东也并没有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于这些国家。1949年12月，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就曾致电中共中央说：“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这里面就包括了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毛泽东从来就反对关起门来搞建设。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就多次讲过不能关起门来搞经济建设。他说：“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毛泽东会见秘鲁议员团的谈话，1959年6月11日。又说：“我们的门是开着的，几年以后，英、美、西德、日本都将与我们做生意。他们有技术，我们需要技术，他们有经济困难，就会向我们出口技术了。”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乔治乌一德治的谈话，1956年9月27日。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二十多年时间内，美国对我国一直实行严厉的封锁、禁运政策。而毛泽东也一直在寻找各种机会和途径，力图突破美国的封锁、禁运，改变这种对我国不利局面，想方设法先从美国以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技术和装备。1956年10月1日，他在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杜克洛谈话时，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图。他说：“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技术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所强调的，不是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一般的贸易往来，而是从他们那里进口成套设备，还要帮助我们设计工厂，教会中国工人掌握先进技术。这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对外开放的思想。
毛泽东在会见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客人时，常常向他们表达同样的意思。比如，1956年9月29日他对比利时国会代表团的客人说：“我们主张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交流。现在我们同比利时、法国等尚未建交，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关系。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正在进行建设，比利时的技术装备出口可以在中国找到广大的活动余地。”又比如，1957年4月21日对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说：“日本有先进的工农业技术，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合作交流，一定能使两国繁荣。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中国大陆全部解放以后，香港要不要立即收回，对它采取什么方针，成为一个既是涉外又是涉内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再申明，对香港暂时不去动它，把它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和门户。毛泽东说：“与英美做生意，香港不收为好。”毛泽东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的谈话，1956年5月28日。“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毛泽东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的谈话，1963年8月9日。“文革”时期，不少人想收回香港。毛泽东仍坚持说：“我们是借香港做生意，同世界各国做生意，暂时不去惊动它。”毛泽东会见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的谈话，1970年8月11日。
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把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更多地转向资本主义国家。1962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到国际修正主义也封锁我们时说：“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碕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贸易大臣。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道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我们现在要走这条道路”，这句很有分量的话，表达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中国要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贸易、进口设备、引进先进技术的决心。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中国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口了大量成套设备。1963年6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设备的合同。随后，又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84项成套设备和技术。到1964年，在我国对外贸易额构成中资本主义国家占60%，社会主义国家占40%，毛泽东认为这是合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仍关心着我国的外贸情况。1973年，他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可怜得很喽，要逐步发展。”1975年，他向分管外贸工作的李先念询问了进出口的情况，特别问到对美国、日本、欧洲这三大经济体发展贸易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毛泽东排除“四人帮”的干扰，批准了周恩来和李先念提出的43亿美元的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进口方案，即“四三方案”，进口大批化肥、化学纤维和一米七轧钢设备，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而且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工业化水平。
在对外交流方面，毛泽东很重视向外国学习，包括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提出要派留学生去。他说：“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2页。1961年他曾对蒙哥马利说：“如何搞社会主义还要积累经验，苏联、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经验，我们都愿意接受。”搞社会主义，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这是相当开放的一个思想。当然，不是学它们的社会制度，而是主要学它们的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科学技术。1956年，毛泽东在听取34个部门汇报时，周恩来提出可以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极为赞成，说：不论美国、德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1972年，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等人谈国际问题时交代说：“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立即派遣一些青年学生到英国学习英语，为我国的外交战线培养了一批新生骨干力量。
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学习外国的口号，是要有相当的勇气的，反映了毛泽东的宽广的世界眼光。当时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这个口号，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
毛泽东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往来，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就是为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和打下基础。1961年毛泽东会见法国的密特朗。密特朗说：有一堵墙把中法两国隔开了。毛泽东说：“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我们与法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也是暂时的。”这就是说，国与国的关系，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因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受到影响。这又是一个开放的思想。法国于1964年同中国建交，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中日建交、中德建交。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11个。1979年，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正式建交，为世界所瞩目。说到中美建交，我想起毛泽东1964年会见智利新闻工作者说过一句话：“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15年。”事情居然那么巧，1964年到1979年正好是15年。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开辟的新局面，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准备了一个好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希望同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往来，进行对外交流，但总是困难重重，受到很大限制。这里有当时整个国际环境的关系，但主要是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实行封锁、禁运政策，绝不是我们国家要实行什么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从来没有这种政策。对于美国对我实行封锁、禁运、打压，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作为中国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1956年他向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说：“你们知道我们身上背了多大的压力吗？单单在日本，美国就有八百多个军事基地，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南越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当时，在美国操纵下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都是针对中国的。1963年，美国新任总统一上台，他们的官员就声称：美国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继续执行不承认中国和对中国大陆禁运的政策。
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搞革命是这样，搞建设也是这样。确立这样一个思想，我们国家就经受得起各种困难的考验，在任何外来压力面前也不会屈服，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当然，搞建设不应该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各国之外，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都要加强同外国的经济联系，学习外国一切有益的东西。新中国尽管长期受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包围、封锁、禁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是尽最大努力用多种方式同一切可能交流与合作的国家发展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当然，当年我国的对外交流或者叫对外开放，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同现在这样波澜壮阔的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的对外开放局面，是不能相比的。
五、关于生产和生活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生产和生活必须兼顾，重点放在生产上。这就是说：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既反对只顾生产、不顾人民生活的偏向；又反对脱离生产发展的实际水平，对生活提出过高的要求。这里涉及积累和消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人民当前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等一系列问题。
毛泽东历来反对忽视人民生活的偏向，反对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官僚主义。1956年4月，他在听取李富春汇报“二五”计划时曾指出：“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话说得这样尖锐，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后来，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中的“节约和人民生活”一节时，又专门写了一个批语，说“改善生活问题讲得不够”。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一贯倡导节约的，但他同时又认为，只讲节约不讲消费不行，还要鼓励消费，这样既利于民生，又利于发展经济。1965年6月，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华东局书记处成员。江华说：今年讲过革命化春节，没有人买肉。毛泽东说：“要生产，也要消费。讲节约，结果猪肉没人吃，花布无人买，东西卖不出去，节约节得先念不好过。猪肉有人要，农民才会养猪。”毛泽东听取中共华东局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1965年6月11日。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分管财政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同物价贵有关系，物价贵得没有道理。他主张薄利多销，货物多就要卖得便宜些。这样既惠及老百姓，又能使国家增加积累。他还主张，生产资料的利润要低一些，于国于民都有利。他说：“生产资料利润低一些，不收周转税，这是两件大事情，影响整个人民生活。这样做的结果，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搞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毛泽东听取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时的谈话，1956年2月14日。
1958年冬“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发现各地出现了只顾生产、不顾群众生活的情况，从11月14日到25日的12天内，连续发出三个指示，加以纠正。要求全党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做到生产、生活同时并重。第一个指示说：“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30页。第二个指示说：“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当时人民公社普遍办起了托儿所、幼儿园。，这就是我们的口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41页。第三个指示中，指出对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同我们对工作任务提得过重密切相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51、452页。这是毛泽东当时纠“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思想内涵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对农民实行义务交售制，用以积累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把农民挖得很苦。鉴于这样的教训，毛泽东带总结性地指出：“建设了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丢了人民，这是不成的。”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的谈话，1957年4月25日。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能不能避免苏联的错误，做到既建立了重工业，又不丢掉人民？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心里还不是很踏实的，他在1957年1月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表示了这个担心。他说：“苏联付的代价相当大，人民束紧裤带。他们是有了重工业，丧失了人民。我们是不是可以又有重工业，又得了人民？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由于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后来在“大跃进”中还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实行过高的积累，片面地发展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致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不仅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生产也遭到很大损失。
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一些领导干部头脑开始有些发热，又想大干快上。毛泽东比较冷静。他及时地提醒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毛泽东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的谈话，1965年6月16日。周恩来把毛泽东讲的这些内容，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对“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是刻骨铭心的，痛定思痛。他告诫说：“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毛泽东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作时的谈话，1965年2月21日。
毛泽东关于民生方面的政策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或者叫“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全国解放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我们党对国民党时代的旧工作人员，全部包下来，大家都有饭吃，这对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举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把统筹兼顾作为一项战略方针，强调地提出来，有着重大意义。所谓统筹兼顾，是指对全国几亿人而不只是对部分人的统筹兼顾。毛泽东列举了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等，要求对这些问题都要从全国人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全国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实行这个方针，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也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正如毛泽东所说：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一个战略方针。这个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实行这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当时我们国家实行低工资、低物价、高就业的政策。生活虽不富裕，但都有饭吃，社会也比较稳定。这是在当时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方针的一个具体体现。
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初期，国家还穷，生产力水平也低，国家要花很多钱搞建设，就需要大量的积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民生活一下子改善很多，是不切实际的。毛泽东说：“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3日。应当说，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有时为了国家建设，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还暂时需要牺牲一些当前的利益。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人民的当前利益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但是重点应当放在长远利益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当前利益必须同长远利益相结合，而以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因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人民的根本的、最大的利益。
问题还是回到生产和生活两者的关系上。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生产是基础，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诚如毛泽东所说：“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生产、生活两者必须兼顾，而重点要放在生产上。
六、关于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
中国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同时人民内部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地突出出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开始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政治思想方面来说，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局面。
这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了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1957年4月4日至6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力量很大的党，如搞不好，人民就要怕我们。一个党使人民怕，这个党就不好了，就危险了。党内党外的紧张要缓和，要充分展开辩论，讲道理，这样党和人民才能接近。”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的谈话，1957年4月21日。“人民有意见就应当让他们说出来，不然这些意见一旦爆发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就不得了。”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的谈话，1957年4月25日。
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过分强调集中统一，而忽略民主，在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毛泽东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鉴于斯大林的教训，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
1956年9月，他同南共联盟代表团谈话时，他认为对斯大林的批评，揭开了盖子，使人可以独立思想，反对了家长制。接着就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考虑这个问题的，确实不只是毛泽东，还有其他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他1956年7月21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指出民主应该更扩大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他说：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到1957年3月，毛泽东又明确地指出：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
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形成他所希望出现的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批评的活泼的政治局面，从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强调，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在人民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要使人民敢于讲话，敢于批评。对于人民中间的各种不满意，各种错误的议论，要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压制的方法，更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应该加以区别，对学术问题鼓励自由讨论。凡是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而只能用说理的方法、说服的方法。如果采取压制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主不活泼，简单化。
毛泽东对实行上述方针所要达到的目标，寄予很大希望而且充满信心。他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他在这次讲话的提纲中，还提出要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后来，毛泽东把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概括为：“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这就是为邓小平所称道的、由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肯定的“六有”局面。
集中和民主，纪律和自由，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都是对立的统一。两个方面都要有。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就会成为僵化的、呆板的、缺乏活力的社会，甚至会走上专制的道路。只有后者而无前者，就会是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甚至出现乱的局面。但是，要使两个方面真正达到统一，恰当地结合起来，达到比较理想的境界，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要有许多条件，包括健全的法制、正确的政策以及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等等。
毛泽东为创造一个理想的政治局面，有了一个很好的构想，可惜的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左”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这些构想终究未能很好实现。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为实现“六有”局面，做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结语
1961年9月24日，英国蒙哥马利元帅问毛泽东：“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答：“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要问苏联。”
“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的确是这样的。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主要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有胜利和成就，也有挫折和错误。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过许多非常好的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他提出的有些思想是错误的，也造成严重的后果。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财富。对的，继承下来，发扬光大；错的，引以为戒，避免重犯。对毛泽东的错误，应采取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毛泽东的错误“终久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1年7月1日。。批评他的错误，是为了认真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使我们今天能前进得更好。在讲毛泽东错误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忘记他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是一项极为复杂艰难的任务。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谁都不可能一下子认识清楚，客观形势也不容许把事情都弄清楚后再起步，只能边干边学，要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失败的教训总结了，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会转化为正确，走向新的进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而有益的探索，不管是成功的还是遭受挫折的，都为后来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综合正确的和错误的两个方面，加以总结，使我们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规律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准备了条件。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时，说过一段话：“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就用邓小平的这段话来结束这篇文章吧。〔逄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编审，北京100017〕
（责任编辑: 任俊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