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401k计划:日本为何不许清朝自称“中国”

甲午之耻，日本为何不许清朝自称“中国”
 

2009-11-11 熊剑

我曾在“中国”是一个文化，却假装是一个国家？一文中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曾有句名言：“中国是一个文化，却假装是个国家，而且是个古怪的国家(Erratic State)”。关于中国的外交至今还囿于中央王国朝贡体系心态的想法，在学界也早非新闻。或许诚如白氏所论，民族国家是西方历史的产物，中国对自己这个新地位认识模糊，在西人眼中难免有些古怪。然而，今天人们谈到中国，将其“国”等同于美国、法国、英国之“国”，而为现代国际秩序里的主权国家，似乎不再有疑义。不惟如此，近代以来人们大谈中国上古史、中国外交史、中国美术史、中国青铜时代等等，似乎现代的“中国”概念已理所当然地和纵贯古今的“道统”脉脉相承，凝固为千篇一律、永恒静态的对象。这种以新概念强加于历史的做法，固然便于日常沟通，但牺牲辞意的流变与丰富性的结果，却大大地局限了人们的眼光境界。于是爱之者颂赞其一贯光荣，恶之者鄙其为冥顽不灵，最后使言说的各方陷入作茧自缚的困境。作者有感于此，虽未专于史学，乃从浩瀚之历代文献取其一粟，对“中国”一词的涵意与流变稍予查考。小考虽不意在更张日用之“中国”辞意，但或可廓清论者之视界。这篇“甲午之耻，日本为何不许清朝自称‘中国’”大抵如是。

国家冲突，既是刀兵之斗、制度之抗，也是思想之战、语言之争，笔杆子和枪杆子一样，都是锐利的武器。

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在军事上，也在外交、思想、舆论等全方面进行“总体战”、“超限战”，尤其不遗余力地塑造国家形象，精心装扮，巧妙公关，咄咄逼人，与颟顸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满清岂可称“中华”

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过程中出现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代表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

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这样的要求，被中国代表力拒：“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双方陷入僵局。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这在表面看是双方各让一步，实际上是中国从惯例上让步了。

但日本代表团在誊正时，在其所持汉文本内，依旧用“大清”而非“中国”，导致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日本方面辩称，其汉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译文，“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李鸿章息事宁人，未再坚持。

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几乎是一种常态，这成为他们战时在东亚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基调。日本军队所发布的大量文告，都自称为“驱除鞑虏”的解放者，公开号召汉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因为，在日语中，原来很少称中国为“中国”而是直呼各朝代名。从10世纪开始，日本本州西部山阳、山阴地区也叫做“中国”，当时日本分为“近国”和“远国”。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借用佛教经典中的称呼“支那(Sina)”来指称中国。这种称呼逐渐带有贬义。二战结束后，日本外务省自颁布通知书禁止使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支那海”（即，现在的“日本”海）等在现在的日本已经演变称日文名词，改用片假名拼写。不过因为同样使用汉字，日本人认为“中国”或“中华”这些称呼是在刻意赞美，因为历史上的日本也称“中国”。
  
这一点，缘于自古有些文化优秀的民族，每视其本国为世界之中心，故都自称“中国”，对他国则称“边国”。

日本的“中华”意识宣传，在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便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Henry　Barnes　Bristow）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宝士德为此担心天津汉人暴动，要求派遣更多的军舰以备不测。甲午战争后，日本不仅没有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仇寇，中国反而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亚洲主义”在东亚成为显学，中日民间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

日本为“中国”而战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因此这场战争“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战，而是一场宗教战争”。福泽谕吉早在1881年就提出，“今以西方诸国威迫我东洋之势，无异于火之蔓延。然而东洋诸国，特别是与我毗邻的中国、朝鲜等反应迟钝，不能抵挡其威迫之势，犹如木板房子不堪火势。故以我日本的武力援之，不单是为了他国，也是为了我自己，这一点可想而知。以武力保护他们，以文明开化他们，必须使他们效仿我国，迅速输入近代文明。”

与福泽谕吉相同，日本另一启蒙思想家植村正久提出“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认为“日清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为了迈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扬眉吐气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们的国策。”

而即使在反战主义者内村锏三看来，“决定这场战争的正是东方和西方都应该遵循的进步主义，为满洲的中国政府所代表的退步的精神，难道还应该指挥全体东方吗？”

曾号召“以平等为堡垒、以自由为枪炮”的平民主义代表人物德富苏峰，声称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在于“予世界上的顽迷主义者一大打击，将文明之恩典注入野蛮社会”。

另一思想家三宅雪岭则主张“日本人应该发挥优异的特性，以弥补白人的缺陷，承担起引导人类进入极真、极善、极美的圆满幸福的世界的任务”。

在这样的自我道德拔高和掩饰下，日本给自己赋予了亚洲解放者和文明传播者的光彩外衣。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对华宣战诏书中，就有　“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这样的“导语”，立论上远比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要堂皇高远得多。这种自我认知，已经成为日本人历史观的主流，即使二战结束的一甲子间，日本思想界和政界虽然认为“昭和(特别是前半期)是悲惨污辱的时代”，但都共同坚信“明治是荣光的时代”，1931年“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日本对外政策伟大、光荣、正确？

从“中国”到“中国”

然，在历史追溯梳理时，笔者时而感叹“中国”为一盘散沙，时而被畏惧为霸权黄祸。其行止虽竭力仿效西方列强，却又偶有疏离挑战，往往令人难以理解。遂至各取所好，强加于人，真正变成偏执的霸权性话语。但是假若论者能理解概念意涵的流变，则在众声喧哗的概念专断下，或能保有几许宽阔的澄明。

难怪《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三星堆蝌蚪文考据：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

中国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 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

难怪李济曾有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

如，在印度，中国原本是指位于恒河中游的地带，古称为拘罗国土，此地即是婆罗门文明之中心地，婆罗门教于此地区建立其坚固之基础，又称为婆罗门国、雅利安邦。及至佛陀时代，中国则大抵指以摩揭陀、憍萨罗为中心的区域，佛陀即以此一地区为行化重心，当时此地在政治、文化等任何方面皆成为印度新兴势力之中心，为了有别于婆罗门教之“旧中国”，故也称其为“新中国”。另据贤愚经卷七记载，“中国”又指罗悦祇、舍卫、王舍城等地。故在佛教与佛典中的“中国”，指的是有正信佛法弘化的国家与区域。

由此可见，在“中国之中国”阶段，所谓“中国之处”范围模糊，时而指京师城邦，时而指直接统治的地区。时而汉族居之，时而其他民族居之，与所谓王朝的正统性紧密相连，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

至清朝后期，“中国”一词已经有着3000年的使用历史，一直只是作为一种泛指的词汇来使用，不曾将“中国”两字明确作为其政体的直接名称。清廷与西方国家交流时，虽然往往傲慢地使用“中国”这个名称来称呼自己，但在官方文书上还是把“大清国”作为国号。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中国”这一称谓首次具有了法律上的意义，是为中华民国的简称。在实际的语言操作中，“中国”一词依然具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味。是谓亚洲之中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以来，在国际上的主流认知中，“中国”逐渐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现代国家的称呼，是谓世界之中国。

另外，或许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既在世界让日本取消了“支那”的称谓，唯一让人不解的是：为何“支那海”（即，“日本”海）我们不正名为“中国海”？难道，日本在继续为“中国”而战，我们就不能继续为“中国”而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