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刚性稳定迈向韧性稳定

科学维稳需要突破简单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式，改变那些不计成本和后果，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的做法。维稳需要新思维，可以具体为三句话：面对目前的群体性事件，社会需要理智，执政者需要智慧，研究者需要品格。学者是研究者，要有学人的基本品德，不能为一些正想利用“敌我”问题、“精神病”问题对付老百姓的官员们提供理论武器。

嘉宾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

单光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基于2008年社会冲突事件数量明显上升的形势，在2009年初，《瞭望》杂志发表文章断言：“2009年将是群体性事件高发年。”为应对突发性事件，从中央到地方组建了多层次的应急管理机构，不断加大人力与装备投入。

然而，2009年过去了，这一势头未得到有效遏制。12月21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2010年《社会蓝皮书》认为，2009年群体性事件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原因是“一些地方由于基层财政的薄弱，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当中，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

比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这些事情当中都向群众欠了很多债，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所以一旦突发事件产生以后，就造成了所谓的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性的群体冲突”。

然而，地方本已微薄的财政，很大一部分却又不得不投入到维稳当中去，形成一个坏的循环。2009年10月底，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中国应急管理高峰论坛”上，发言时几度哽咽。任玉岭披露，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地方财政不断加大对公安的投入，却是挤占了三农和教育开支。

尽管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全国维稳成本统计。但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为普遍现象。据公开的信息，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44亿元，比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要多出许多。

长久以来，中国在稳定问题上都存在着泛化和扩大化趋势，有着“宁紧勿松”的思维定势。天价维稳成本已经是一个沉重包袱。但是，不断加大的投入却多着眼“堵”与“防”的应急管理。

在许多学者看来，这实际上是治标不冶本。中国之所以发生如此多、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伴，主要是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出现问题。如果不从源头上入手，以制度化的方式解决问题，任何应急管理都是徒劳无功，只会激化矛盾。

从世界范围的经验来看，一个成功的社会应该善于管理冲突，而不是去诸冲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的社会冲突和游行示威等活动非常多。如果政治体系具有高度的消化能力，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往往变成政治进步的动力。政治体系没有消化能力，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才可能导致政治社会不稳定。

在如此严峻的内外环境面前，“保稳定”必然会毫无意外地成为2010年的主旋律。

但是，随着社会冲突的多发和各部门维稳力度的加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该如何看待现在的社会冲突？加强控制力能否必然减少冲突？什么才能使一个社会真正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争议“群体性事件”

时代周报：“群体性事件”成为当前描述社会冲突性事件的习惯说法。事实上，这一词语本身带有某种程度的贬义。那该如何看待这一定义？

于建嵘：我一直认为，群体性事件是观察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在很大程度上，“群体性事件”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学术概念，它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最初出现在官方的一些文件之中，但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一般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判定有四个方面的标准：第一必须5个人以上，有关部门统计群体性事件首先以人数确定，信访条例明文规定，5个人以上视为群体。第二，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行为指向，不一定有共同的目的。第三，程序上缺乏法定依据。第四，所影响的秩序是财产秩序、管制秩序。根据这些标准，可以说，群体性事件就是指有一定人数参加的、通过没有法定依据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

单光鼐：的确，“群体性事件”这个命名本身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歧义。从学术的角度，我现在尝试着用“群聚现象”来概括。我们姑且沿用“群体性事件”这个说法。

即便是那些看起来暴烈的群体性冲突，也仅表明是地方“微观环境”出了问题。我主张，不要过度政治化解读群体性事件。否则，扩大打击面，反而激化矛盾，加重事态。

时代周报：回溯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与过去相比有没有一些新的特点？

单光鼐：2009年社会张力明显增大，且表面化。这表现为，在中央不断加大公共安全投入、加强社会控制的背景下，群体性事件仍频繁发生，数量较2008年有增多趋势，且参与人数、规模和对抗形式等均有程度不一的提升；还出现短暂的、地区性的社会骚乱和波及全国网络舆情的社会事件。

2009年群体性事件最鲜明的特点是暴戾暴烈程度显著上升，暴力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这是继瓮安事件后，群体性事件冲突的激烈化程度就呈上升趋势。“石首事件”中，大规模的群众与武警在街头对峙数天；“通钢事件”更是震惊全国，把总经理都打死了；更不用说乌鲁木齐“7·5”严重暴力事件。这些事件的相互烘托和映衬，使人感觉2009年社会氛围有些紧张。

另外，网络舆论引发的社会事件和现实社会中的群体事件此起彼伏，且已显露出交织、合流的迹象。这类“由网络舆论引发的社会事件”或称“网络舆论事件”与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的态势，在社会舆论上形成了共振，增加了社会张力，并且亦使底层社会的对立情绪陡增。

于建嵘：2009年最大的特点，一个是群体性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官与民对立情绪越来越显著。石首事件、杭州“七十码”事件等等，都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线条，即这些事件最终都演化成官与民的对立，而且对立面越来越硬化。另一个是，互联网在群体性事件中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因此互联网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时代周报：外国处理这类事有什么值得参考的吗？

于建嵘：当前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事件，其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治的有效性，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

孙立平：我的一个总的判断是：经济快速发展，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地方 政府“反应过度”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其中，值得注意的两个问题是，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即利益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形成的不满情绪；暴力性群体事件，暴露了当前缺乏和缓的、非暴力解决问题的机制。

单光鼐：总体上讲，现在群体性事件还处于初始阶段，虽然它有变化，它的暴力倾向在增加，但还没有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和更严重的份上去。每个群体性事件都有其诉求，但目前主要还是利益之争，而不是权力之争。我们不要一听到每年有上万起群体性事件，就觉得这个社会是不是马上就要面临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应该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不能让干部群众丧失信心。

反思“稳定压倒一切”

时代周报：从最近相关的政策信号来看，2010年的维稳形势依然严峻。那该如何看待维稳，以及背后的逻辑？

于建嵘：根据我的研究，虽然目前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冲突事件，但80%以上属于维权的范畴，这种事件只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民众的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因此，我一直强调不能把民众的维权抗争活动作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打击，而要看做是可以化解的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是利益之争。”这是广东省一位前领导讲的，我认为是对的。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群体性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运动。只要执政者治理得当，中国完全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

孙立平：我觉得最近这些年，事实上是形成了一种僵硬的稳定观。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过分严重，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重，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

现在，有些官员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估计过重，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稳定思维”。但“稳定”压倒腐败了吗？压倒贫富差距了吗？压倒假冒伪劣了吗？没有。最后被压倒的是我们表达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

时代周报：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这些群体性事件要是发生在其他国家，那会是什么状况？

孙立平：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美国在打伊拉克的时候，我们从电视上看到，几百万人上街，反对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游行的队伍可以说是浩浩荡荡。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在打仗，这是战争状态。美国几百万人上街，没有人觉得天下大乱。那反过来想，为什么我们在和平时期，几十个农民工上街讨说法，就会草木皆兵，如临大敌呢？因为我们的制度太脆弱，这又导致心理太脆弱。

于建嵘：冲突或矛盾本身并不是坏事情，重要的是你怎么去应对它。2007年我曾跟耶鲁大学的斯科特教授有一个交谈，他是目前世界上研究社会冲突比较前沿的专家。斯科特先生特别强调的一句话，“稳定压倒一切”这种观念要反思。他不认为有绝对稳定、绝对和谐的社会，纠纷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成功实现其目标的标志。这就像一个好的婚姻里，双方常常发生争论一样。一个成功的社会应该去善于管理冲突，而不是杜绝冲突。通常来讲，最具有活力的社会恰恰充满了抗争活动。

时代周报：我们如何才能走出既有的思维定势呢？

孙立平：我觉得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的新思维至少有两点认识要形成。第一，社会矛盾和冲突将会是我们未来的家常便饭，是我们常规化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第二，要看到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其实有积极的作用，那就是充当安全阀的作用，这一点必须强调。

把社会矛盾当作什么很重要。不同定位会带来不同结果。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绝大多数人民内部矛盾都是利益矛盾。而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方式解决的，演变成足以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是很少的。

于建嵘：科学维稳需要突破简单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式，改变那些不计成本和后果，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的做法。走出这种思维定势需要新思维，可以具体为三句话：面对目前的群体性事件，社会需要理智，执政者需要智慧，研究者需要品格。学者是研究者，要有学人的基本品德，不能为一些正想利用“敌我”问题、“精神病”问题对付老百姓的官员们提供理论武器。

用制度创造长治久安

时代周报：从社会变迁理论的视角来看，制度的作用是解决社会中反复出现的问题。那么，像中国的社会转型中频频出现的冲突与维稳问题，制度的建设就会显得相当重要。

孙立平：如果把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比作“水”，流在渠里，往哪个方向，在哪里拐弯，哪里急一点，哪里缓一点，都是可预测的；到处筑坝，严防死守，那水就没有疏通的渠道。因此，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修“渠”，即建立规则、程序，强化制度化建设。把制度建立起来，就可以按部就班解决这些问题。

于建嵘：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需要适时推进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在我看来，中国要有效地防范社会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改变目前的行政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目标是使中国县政建立在行政分权和政治分权基础上的民主自治，以此来解决威权政治的缺陷，使政治体制增加韧性。

时代周报：这个制度建设最核心的是什么？

孙立平：当前绝大多数的矛盾是利益矛盾，解决利益的问题，才是真的顾大局。建立这样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是解决利益问题的关键，同时也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同时也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

那么，解决社会矛盾的目标就应该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任务。

于建嵘：目前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正在逐渐觉醒，但缺乏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表达机制，民众的谈判能力弱小，还经常受到权力、资本拥有者等强势群体的侵害，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不公正感和被剥夺感可能成为诱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一个成熟社会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利益诉求机制，要建立一个社会安全阀机制，让社会情绪得到宣泄，否则就会形成“蝴蝶效应”。

时代周报：那么这套利益机制的制度性目标，也就是解决社会从“一时稳定”到“长治久安”的问题？

孙立平：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绝对稳定的问题，而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一时的太平，而是长治久安，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有序化。

目前是中国经济发展得最好的时期，为什么我们还这么缺少自信呢？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走出体制性拘谨》，我们的体制太拘谨了，像一个胆小的人一样，见到生人就脸红、不好意思，得让自己有自信、放松，然后高瞻远瞩，有大的智慧、大的气魄。

我曾在网上有一个帖子，讨论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行，说中国的足球缺少足球最需要的东西，是自由的意志与舒展的灵魂。中国的体制不要学中国的足球，不要被稳定的问题弄得基本的自信都没有了，吓唬自己，吓唬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