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剧铡美案选段:第二节 组建全副美式装备的“戡建大队”，到上海摆开打虎的阵势，“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

当国民党在统治集团内部党团矛盾激化争斗剧烈之时，在国共两党内战中也连连败绩。解放军在战略进攻中不断取得胜利，解放区由于实行土改进一步得到巩固，国民党统治区的“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国民党陷入了更深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军事溃败之中，国民党的统治已进穷途末路。
　　1947　年7 月，国民党政府为竭尽全力征用其统治区内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供反共内战的需要，宣布实行“勘乱总动员令”。规定凡是规避征雇兵役、工役和规避征购征用粮食、被服、药品及各种军用物资者，“均应依法惩处”；同时规定，限制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对罢工和所谓“煽动叛乱”的集会及言论行动，要严加“惩处”。随后，国民党政府又颁布《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法》等一系列法令，仅在1947年10月间，上海、杭州、北平等八个城市就有2100余人被杀害，而全国被列入黑名单予以逮捕的竟达六万之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种恐怖政策和血腥镇压只能激起人民更为激烈的反抗。
　　国民党为给独裁的政权披上“合法”的外衣，1948年3 月28日—5 月1 日，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大”，由国民党中央圈定的“代表”，“选举”蒋介石为“大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极为滑稽地“还政”给同一个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大总统”蒋介石。这就是他们标榜多年而于此时完成的“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在这次“国民大会”上，虽然从组织上讲，党团已经合并，但党团争斗的阴魂依然未散。“团方”代表出于对“党方”的反感，自行其是，各投门路，在选举“副总统”时，实际是蒋介石同李宗仁的对垒较量中，“团方”的多数代表，不仅没有按蒋介石旨意，去投孙科的票，而且接受了李宗仁的厚仪，投了李宗仁的票，加剧了派系倾轧，分散了国民党的力量。
　　到1948　年秋，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也到了国共两党最后决战的关头。国民党的大部分正规军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箝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已开始发动。
　　此时国民党政权在政治上的危机也愈加严重。国民党统治区的中间阶层迅速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副总统”李宗仁企图伺机取蒋介石的“总统”职位而代之，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同共产党联系，准备倒戈投向人民。蒋介石集团已经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更是急剧地走向全面崩溃。由于反共战争带来生产萎缩，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商人屯积居奇，官吏敲榨勒索，成为普遍现象。
　　1948年，上海300 余家大工厂开工率只有20％，青岛100 余家工厂只有25％能维持半开工状态。财政开支只能靠课以重税和滥发纸币来维持。到1948年6 月，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高达4345656 亿元，当月的财政收入只有支出的5 ％，以至印钞工厂来不及印出当日所需的钞票。到1948年8 月21日法币发行额由1937年6 月的14.1亿元增至6636946 亿元。结果是通货膨胀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在人们的心目中，法币已经失去价值尺度的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储藏手段的机能。人民对法币完全丧失了信心，谁也不愿意储藏，总想尽快脱手，使法币的流通速度越来越快，物价越来越高。据上海的统计，上海大米价格每市担1948年1 月为150 万元法币，3 月为420 万元法币，5 月为580 万元法币，7 月为2600万元法币，8 月则猛涨到6500万元法币，相当于1 月份的43　倍以上。恶性通货膨胀给国民党贪官污吏混水摸鱼造成了可乘之机，当时上海有这样的顺口溜：“守法者死，违法者富，玩法者贵，毁法者富而且贵”。国民党的腐败己到千疮百孔的地步。
　　南京政府为支撑残局，挽救崩溃的经济，决定实行币制改革。蒋介石避开经济动荡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打击贪污和投机倒把，便能转危为安，并把发行“金圆券”看成挽救经济崩溃的灵丹妙药。蒋经国等一些不满国民党内部腐败风气的人也希望借此机会澄清吏治，改变国民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可憎形象。
　　蒋介石依照《勘乱动员临时条款》，于1948年8 月19日，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命令”，宣布1948年8 月20日起实行币制改革，废止自1935年开始发行的法币，另发行“金圆券”，以1 元对300 万元的比价收兑法币，并强迫人民把持有的金、银、外币换成“金圆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在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同时限制物价，将物价冻结在8 月19　日的水准上，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经济管制，上海是经济管制中心之一。
　　1948年8 月19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宣布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任命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负实际责任，试图以暴力限价，以行政铁腕来解决经济危机。
　　蒋经国在接受任务之后，决心一显身手，扶将倾之大厦，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共产党、投机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肃清奸商，稳定物价，就能消灭共产党。”“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冒一切危险，什么都可以牺牲的”。⑧蒋经国名为副职，而实际是主宰其事，俞鸿钧不过是挂个名，蒋经国的任务号称是“督导”，但是他却直接干预上海的经济行政和市场活动。他带去了一些旧部和学生，调集“戡建大队”第六队数百人全副武装到上海，编为直属大队，作为经济管制的执法行动工作队，王升为大队长，听候蒋“督导”的指挥。这个队的人员都是随身佩戴美制手枪的军官，依照“紧急处分”的特权，他们可以立即查封商店仓库，没收商品物资，逮捕不法之徒。“勘建大队”又组织了一万多人的“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分布上海各区，设立了十几个“服务站”，摆下了“打虎”的阵势。
　　蒋经国在上海复兴公园召开“勘建大队”、“服务总队”参加的万人大会。发表《上海往何处去》的演讲，说：“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的惩罚。”严然要在上海掀起“第三次革命运动”。蒋经国还大力宣传他的“人民哲学”，“天下没有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蒋经国宣布了他的方针：“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这句话曾成为上海人民广为传播的一句名言。
　　然而，事情并非如蒋经国所想的那样简单，工作的艰难、经济的混乱、国民党内部的涣散分歧、党政要员的抵制发难、军事上的失败的严重影响，在蒋经国的《沪滨日记》中都有如实的描述：
　　8 月22日
　　“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应从“大头”开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并派在上海协助俞鸿钧先生督导经济管制诸事，这件工作是非常困难，但是亦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力干下去。”⑨
　　8 月26日
　　“上午召开统一检查会议，这批出席人员中有许多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钱的人，对于他们必须严格的加以管理与监督。??以今天的情形看，目前的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则不可不干到底了。”⑩
　　8 月31日
　　“上海的工作，已经展开了，本身没有经济和社会的力量，而全靠自己的精神在支持目前的工作，半月来的努力，虽可慰之处很多，但是始终感觉到相当的艰难。自从做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责任之重大，以及压力之大。所以对目前的任务，除了拼命之外，再无第二条路可走。现在我在上海，已经成了十目所视十指所指的人，一举一动，都会使人注意。
　　所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应当格外留心。一不小心，就可被人作为攻击之藉口。”（11）
　　9 月4 日
　　上海经济管制工作，虽取得初步成效，但隐忧仍多，??今天最可忧虑者，即高级官员对此政策多抱观望、怀疑以及反对之态度，反不如一般人民之切望生活之安定，而拥护政策成功之诚也。所以今天所做的工作是孤独的，没有一个高级官吏想帮我的忙，思之痛心。”（12）
　　9 月30日
　　济南失守，是军事以及政治方面之重大事件。因此而造成了严重的局势。
　　很有可能，共军从济南取徐州，威胁南京，一般人的想法是如此，人心又开始动摇。今天的政府，不能拿出具体的办法来，不得安定人心。??在今天，似乎不能不考虑最后的一步棋究竟应当怎样走，否则，一切都不堪设想了。（13）
　　第一个向经济处分命令挑战的，是轰动一时的陶启明案。陶任财政部秘书，利用职权，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结果案破被判刑。
　　这是对蒋经国惩治腐败官员决心的初次考验。杀鸡儆猴，严刑峻法，蒋经国使用了中国历史上自李斯以来慑服人心的法则和手段，随后把犯敲诈勒索罪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人枪毙，把屯积居奇的商人王春哲以扰乱金融罪名，判处死刑。又把包括一部分巨商大户在内的商人64人关进监狱。蒋经国决心要在上海铲除恶势力，建立法律权威，的确给求治心切的上海人民以不同凡响的观感。
　　蒋经国曾雄心勃勃地强调，“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则变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只能吓唬上海滩上的小民。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台柱子，是江浙财团，这个地方势力，很具有载舟覆舟的潜力，连蒋介石都晓得其中的利害，是得罪不起的。蒋经国初到上海，虽然在国际饭店同这些“叔叔爷爷”们礼貌了一番，示意这些“叔叔爷爷”们，不要往他的枪口上碰，但是，真要动用打击赣南恶霸绅士的手段来对付这些人，蒋经国还嫩了一点。像证券交易所负责人、杜月笙的二少爷杜维屏和大股票商王乐耕的被逮捕，一时确实也在上海的百姓中产生了一点刺激效应，但是，法律大不过人情，拘捕之后，随即被释放蒋经国这种凌厉的锋芒，到“皇亲国戚”那儿，更是发生不了任何作用。对“皇亲国戚”横行霸道的无可奈何，蒋经国在《沪滨日记》中，隐约有所透露。他在10月9 日的日记中写道：“??除了物价不易管制外，再加上××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案。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但是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14）
　　“××公司”就是“扬子公司”，蒋经国在日记中不敢指明，这是以宋美龄为后台，由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经营的全国性大公司、其分支机构遍布各大城市，上海是扬子公司操纵金融、屯积居奇、大发横财的大本营。“打虎大队”在查封某些厂商存货，限价发售，一片“打虎”声中，不意接触到扬子公司超级大量的屯积居奇存货。据说，当时抢手的龙头细布，市面上一寸也买不到，而扬子公司就屯积了七万疋。“打虎大队”把情况上报蒋经国，这位“打虎英雄”决定立刻对“扬子公司”采取行动。可正值此际，孔令侃抢先一步，到南京向来美龄告御状，宋美龄下令侍从室紧急通知上海，任何人不得动扬子公司的一根毫毛。当时蒋介石正在北平召集高级将领开会，为了处理蒋经国在上海“打虎”的问题，临时决定由北平飞上海。“召见长公子经国，听取有关沪市治安、经济各项工作报告”。
　　对“扬子公司案”所产生的后果，蒋经国在10月16日的《沪滨日记》写道：“××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经济管制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
　　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处在这恶劣的环境中，不进则退，不成则败，最要紧的还是要坚定，要忍耐。”（16）
　　限价不仅未能阻止物价上涨，反而形成了排山倒海的抢购物资的现象和黑市的猖獗，事实上加速了物价的上涨，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蒋经国也看到：
　　“金圆券发行的数字太大，到处都是钞票。而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所以造成了市场的混乱。”限价已无法维持下去。（17）到11月2 日，国民党政府宣布限价放开，宣告经济管制工作的失败，宣告金圆券的崩溃。“70多天的努力，一笔勾销”。
　　坚决反对放弃限价政策的蒋经国，不得不以慌恐万分的心情，发表了《敬致上海市民书》，坦白地承认：“在七十多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到没有尽到自己所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反而加重了上海市在工作过程中所受的痛苦，我决不愿将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到任何人身上去，同时也决不因遇着挫折，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我坚决相信，自己所指出的‘上海往何处去’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今天除了向政府自请处分以明责任外，并向上海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这里我并非想要求得市民的原谅，而是表明自己对市民应负的责任心，我诚恳希望上海市民应用自己的力量不再让投机奸商、官僚政客和痞子流氓来控制上海。”（18）
　　蒋经国上海“打虎”的行动，呼啸而来，凄然而去。他在《沪滨日记》最后一页写道：“昨日正式发表消息辞督导员职。自今日起已不再到中央银行办公，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想起八九月间，人人拿美钞黄金来兑换金圆券时候的情况，以及今天金圆券的贬值，实在太使自己难过了。每次想起人家将金钞兑了之后，今天是如何的在怨恨我，真是惭愧万分”。（19）
　　对蒋经国上海经管“打虎”失败的一幕，“打虎队”队长王升回忆说：“一个下午，我集合两千多名打虎干部，等经国同志回来讲话，可是到了六点钟他人还没有回来，我就打个长途电话到南京，我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好像曾经痛哭过的声音。我想他曾经力争，但是最后没办法，限价一放开，经济全面崩溃，国家这样更加困难了。”（20）
　　“打虎队”白做了两个月的工作，民众白吃了两个月的苦。国民党用政治手段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措施失败，从1948年8 月底到1949 年4 月底，物价指数竟上升了135742　倍，“金圆券”的发行额原限定20亿元，到1949年5 月竟达679458　亿元。仅仅几个月，“金圆券”就同刚刚被废止的法币一样，变成了废纸。被欺骗了的上海市民，用自己多年的血汗的积蓄，换来了一堆废纸。所以穷的愈穷，而富的还是照样富。
　　蒋经国自慰道：“七十天的工夫，花了不少心血，亦并不是白花的，读了一部经济学，得了许多痛苦的教训，”等于交了一点经济学的学费。（21）但是上海人民为蒋经国学经济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30年后，“打虎”队长王升在《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经国先生》的电视讲话中说：“有一件事必须要大家了解的，就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台币为什么这么值钱？是因为中央银行里面有大批的黄金作了准备。那批黄金是从哪里来的？是蒋经国先生用他的人格，取得上海老百姓的信任，愿意把黄金美钞，自动送到中央银行换取金圆券，所以经国先生永远不忘记上海的老百姓。”（22）王说的上海老百姓“信任”、“愿意”虽有违于实情，而上海老百姓的血汗奠定了今天台湾黄金储备的基础倒是真实的。
　　用暴力限价，用政治强制手段干预经济的作法根本违背经济规律，注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
　　金圆券的昙花一现，蒋经国上海经管“打虎”的失败，剥去国民党政府的外衣，露出不堪一击的孱弱之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人民对它的信心已扫除净尽。随后接踵而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从而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终垮台。
　　1949年1 月21日，蒋介石引退，蒋经国服侍在他父亲的身旁，暂归故乡奉化后，时而上海，时而台湾，时而广州，时而重庆，做逃离大陆的准备。
　　此时蒋经国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负责将中央银行大部分金银运到台湾。1949年12月10日，蒋经国随他的父亲蒋介石从成都逃到台湾，结束了蒋介石也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历史。
　　注：
　　①见上海《大公报》1947年9 月10日。
　　②《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169、1175页。
　　③同上书第1170页。
　　④同上书第1173—1174页。
　　⑤见《历史巨人的遗爱》第295 页。
　　⑥《国民党中常会第157 次会议记录》1948年7 月15日。
　　⑦见台湾《革命文献》第69辑，第447 —448 页。
　　⑧见《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176 页。
　　⑨《蒋经国自述》第167 页。
　　⑩《蒋经国自述》第169 页。
　　（11）《蒋经国自述》第171 页。
　　（12）《蒋经国自述》第173 页。
　　（13）《蒋经国自述》第183 页。
　　（14）《蒋经国自述》第188 页。
　　（15）陈布雷等编《蒋介石先生年表》第56页。
　　（16）《蒋经国自述》第191 页。
　　（17）《蒋经国自述》第198 页。
　　（18）《历史巨人的遗爱》296 页。
　　（19）《蒋经国自述》第198 页。
　　（20）《历史巨人的遗爱》第140 页。
　　（22）王升：《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经国先生》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