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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教权法西斯主义与第三世界

　　一种在过去显赫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最近已经复活，也许在世界的某些地区会再度荣耀起来。这就是教权法西斯主义。它能采取多种形式，如法西斯主义与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合流。

　　原教旨主义一词不像今天政治争论和一般争论中使用的大多数词汇那样完美。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谁发明出一个更适合的并被更广泛接受的概念。如果原教旨主义被理解为正统性，复归于初始，意味着神圣的教义，那么日前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合法性便是可疑的。他们经常提出自己的对教义的新的解释，这些解释决不等同于传统。把原教旨主义解释成反现代主义更确切些，但既然现代性有各种含义，所以这种解释并不总能说明问题。因此，归根到底，原教旨主义已经代表着一种激进的、好战的、狂热的运动，极力通过武力把它的信仰强加于别人，所以它是一种政治运动；早在20年代，在希特勒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之前，人们就注意到了法西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美国最早一篇论述原教旨主义的文章就叫做《美国的法酉斯主义与原教旨主义》。1作者详细说明政治上的狂热如何助长了宗教的不宽容，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如何同激进宗教携手并进，三K党如何同原教旨主义者合作。两者的基础是同一个社会阶层，即受教育不多者和渴望用原始暴力解决问题的对社会不满的人们。

　　教权法西斯主义一词的出现甚至更早，是在 l 932年。它指的是罗马和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天主教信徒集团，他们主张把天主教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综合起来。30年代人们观察到了伊斯兰兄弟会同法西斯主义的密切联系，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端的伊斯兰组织支持轴心国。

　　纳粹主义包含一种异教的因素，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以一种反教权的倾向为特点，但这些东西只是在这些运动的边缘出现的。一旦掌权，法西斯主义国家并不急于危害它们同教会的关系。而且教士在法西斯主义或亲法西斯主义的政权和运动中扮演了一种关键的角色。拉丁美洲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和类法西斯主义政党以及各种“一体主义”运动，拒绝纳粹主义中的异教因素，主张需要一种基督教的精神革命（美国的神父查尔斯·库格林）。英国的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在回顾时写道：英国法西斯主义的弱点在于，它在精神上没有更多的基督教色彩。不论是奥地利的恩格尔伯特，多尔福斯和库特·冯·舒斯尼格，还是斯洛伐克的蒙西格诺?蒂索（当时经常被视为教权法西斯主义者）的运动，都不是由狂热的宗教虔诚激励起来的。他们不是极权主义者，而是权威主义者。而乌斯达莎的克罗地亚国家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宗教和法西斯主义的双重影响导致了按巴尔干的标准看是史无前例的国家恐怖主义。

有人认为，仅仅因为法西斯主义和宗教都是一神论的世界观，都想在各个领域控制全人类，二者之间就不可能有持久的理解。《圣经》说“在我面前汝不得有别的神”，但它还要求“使恺撒的东西服从恺撒，使上帝的东西服从上帝”。犹太教法典毫不含糊地主张“（世俗）王国的法律是法律”。但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伊斯兰是政教合一，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种政治一社会制度。伊斯兰并不要求穆斯林不服从非穆斯林的统治者。但这意味着，只要不信教者的统治持续下去，他们就应该服从。

还有人认为，法西斯主义一宗教的综合是不可能的，因为各种各样的法西斯主义在深层都是民族主义的，而现代世俗的民族主义，即使不是宗教诅咒的，也是同世界的主要宗教不相干的。但在什叶派中，在以色列的犹太狂热分子中间，在印度的锡克教徒中间以及在亚洲其他地方，好斗的宗教和民族主义是共存的。俄罗斯的东正教一直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主要支柱，像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鸟克兰和保加利亚国家的教会一样。

另一种更有效的论点是，在历史上有些宗教比其他宗教更少狂热，更多宽容。因此，这些宗教不可能是任何形式的教权法西斯主义的候选人。并非所有宗教都力图建立一种神权政治。例如，印度过去是典型的宽容国家，阿育王尊敬所有（其他的）宗教，阿克巴皇帝宣扬宗教宽容。13世纪在弗里德里希·冯·霍亨斯陶芬统治下，欧洲也实行过类似的宽容，但这只是个例外。自中世纪早期以来基督教的历史，是一部迫害异教徒、烧死女巫、十字军东征和大屠杀、宗教法庭和其他形式的不宽容的历史。教会和统治者之间的权力斗争持续了几个世纪，只是随着现代初期国家的世俗化，这种权力斗争才失去了它的意义。

例如在俄罗斯，随着把沙皇（伊万六世）的意志强加于教会，这种权力斗争才失去了它的意义。

在伊斯兰世界，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宗教不宽容的例子。可以肯定，这种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前伊斯兰时代，表现为对土耳其人和乌兹别克人的迫害。最近则是对各种伊斯兰教派、巴哈教派、基督教徒、犹太人的迫害，实际上是对所有其他宗教的迫害。

执行反对非伊斯兰世界的神圣战斗的命令，是集体的至关重要的义务。神圣战斗是一场持久的革命，也许有暂时的停战，但没有真正的和平。这是法律，但在实践中经常必须做出让步。

当然，原教旨主义不是伊斯兰的专利，在基督教和犹太教以及其他宗教中也可以找到。它的极端形式表现为政治恐怖主义。如美国的反对废除黑奴制度的谋杀，以色列的卡赫主义，印度的对印度穆斯林的攻击。在美洲、欧洲和亚洲，原教旨主义者对世俗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但激进分子只是在有些国家才取得了掌权地位，并且有可能在阿尔及利亚、阿富汗、孟加拉国甚至其他国家取得进一步的成功。相反，在西方和东方大部分地区，世俗主义已经有了如此大的进展，以致原教旨主义者掌权是不可能的。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思想先驱宣扬，共同体应当高于个人的个性。他们鼓吹为神圣的事业献身。他们把民主当作卑鄙的异端邪说并相信，世界严格划分为朋友和敌人。在1990年俄罗斯极右派词汇中是“我们的”和“非我们的”。他们把领袖的统治写到他们的旗帜上，盲目服从和近乎绝对相信男性的优越性。他们宣布，他们的信条是同堕落的西方的信条根本冲突的。这些就是路德维希·克拉格斯和卡尔·施密特的，汉斯·弗莱耶和弗里德里希·沃尔特斯的，魏玛共和国的右翼新教神学家的以及其他现已被忘记的人的信仰。

原教旨主义本身不能和法西斯主义相等同。在许多国家，原教旨主义主要是向后看的和保守的。在某些情况下，原教旨主义主要是文化上的，在其他情况下它是防卫性的―少数人面对世俗的多数人或其他多数人宗教作出的反应。例如，以色列的极端正统的犹太人，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原教旨主义的少数派集团在思想上也许是极端的，他们也许使用暴力甚至恐怖主义。但他们不可能梦想建立一种神权政治。他们能追求的至多是更多的自主权。

在其他地方，如在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文化传统排除了建立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可能性，或者说世俗化已经进展到了不可能转回去的程度。虽然原教旨主义在某些国家的胜利为许多穆斯林国家的原教旨主义者提供了新的动力，但什叶派原教旨主义在学说和实践上，并不同于巴基斯坦和埃及所宣扬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大多数逊龙派原教旨主义者都把什叶派统治者看作是宗派主义者。

不管出于何种理由，如果激进化在一些地区继续下去的话，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将会更强烈。许多西方人害怕法西斯主义这个词，但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和北美之外并非总是具有这样的否定性含义：对许多好战者来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战士，他们出于某些原因而失败决不是不光彩的。这种炸弹神学和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和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特点有共同之处：原教旨主义者在某些方面是传统主义者，但他们并不想完全按现在的样子来保留社会和个人，而是要改进它们。他们想要全盘控制和同情支持，不仅仅是消极的服从。这种原教旨主义是非常不民主的和反自由的。没有不同政见，只有异端邪说。个人的人权和思想自由并不存在。像法西斯主义一样，激进的原教旨主义是一种民粹主义运动，立足于社会的紧张关系和一个底层阶级的不幸和愤恨。这个底层阶级没有从现代化中得到好处，而是感觉到被抛弃了或被边缘化了。它具有一种公开的平均主义色彩，矛头针对着那些过得更好的人。

阿尔及尔和埃及的暴徒，砸毁新轿车，擅自占用新大楼，既是出于深厚的宗教感情，也是出于不满和嫉妒。在“神怒”背后存在的是挫折和老式的阶级斗争。德国1932年至1933年暴乱的冲锋队的新成员，在动机和精神上同作为原教旨主义运动之柱石的恶棍，有许多共同之处。

伊斯兰革命得到了它的对社会不满者的支持，其中许多人是老中产阶级或集市商人、小生意人和工匠。他们觉得被现代影响和发展所遗弃或拒绝。他们不能从银行获得信贷，觉得受到了现代商场和高技术进口的威胁。一个新的现代的中产阶级是存在的，但国王政权害怕独立的创造性，不允许它组织起来。这些导致欧洲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革命的运动，是由一些根本不同的有着冲突的阶级利益的集团所组成的。但阶级利益不是决定性的，特别是在后来的阶段。相反，新政权是综合的，打算以更高价值的名义调解阶级利益。集市商人被要求回到他们传统的职业，革命不是建立在发横财的高代价基础上的。

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国家党是统治的主要工具，而在原教旨主义者那里，宗教组织是突出的。这些组织有一些有魅力的领袖，但通常他们实行集体领导。在什叶派制度中，教士扮演着核心的政治角色，而在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那里却很少是这样。

然而，在所有这些运动中，教士都不会远离权力岗位。这也适用于以色列的犹太教士，斯里兰卡的僧伽罗僧侣以及别的地方的教士。像法西斯主义一样，激进的政治宗教一般对许多学生和年轻一代有吸引力。这关系到可供选择的意识形态的失败、对西方方式的不满、失业的挫折和学生缺乏学有所用的机会。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和教权的法西斯主义共同具有一种经济学说，或更确切地说，缺乏一种经济学说。它们都反对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拥护“公正的社会秩序”。它们反对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但不反对私有制。由于它们不信任市场，它们就尝试一下国家资本主义。在纳粹德国，党卫军和纳桦领导人个人建立了一些大公司，如赫尔曼·戈林工厂。

最后一个关键问题是宽容问题。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的人性观是严厉的：除非让人们感到害怕，否则他们就会成为罪犯。在他们看来，单靠灌输是不够的―因此需要强制―这既适用于敌人，也适用于迫随者。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们都普遍使用恐怖。尽管纳粹分子和法西斯主义者在和平时期也极力在海外暗杀他们的敌人，但相对来说是很少的，他们总是极力掩盖他们的行径。但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公开进行这样的事情。背教者和叛徒必须受到惩罚，否则他们就成了效仿的榜样。人们可以指望，会有几百个狂热的信仰者热衷于执行这一神圣的任务，因为在天堂已经为每一个烈士留下了位置。对人性的不信任使得这种诱惑变得甚至更有吸引力，许诺杀掉一个背教者奖励数额可观的美元。

原教旨主义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以宗教徒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这些宗教徒认为自己的主要职能就是向西方和现代性进行大造反。原教旨主义根基于对西方在政治上、文化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以及对现社会停滞状态的不满。西方的价值观遭到拒绝，因为它们破坏和颠覆传统的秩序和生活方式，因为它们导致宗教和教士逐渐被边缘化。在原则上，这种意识形态既反对西方，也反对中国、日本和俄罗斯。但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上主要是同西方接触和冲突，大部分怒火也就指向了世界的这个地区，而非其他恶魔。这种意识形态的“反西方主义”和欧洲思想史上的极右派的传统态度有许多共同之处，后者曾为法西斯主义铺平道路，并且有大量的文献可以证明。

在某些分析家看来，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复兴是因为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的失败，是因为穆斯林国家之间任意划分边界，但这只是部分真实的。边界的划分也许是任意的，但它们不可能改变。无论如何，阿拉伯世俗的民族主义者也反对以前划分的边界。世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冲突不是绝对的：中东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支持，但他们也镇压穆斯林兄弟派、什叶派和其他种族集团。

反对自由一世俗的价值，用一种新的秩序取而代之，这是用不着详细说明的。一些西方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提倡者断言，在这种对立中存在的不是冲突，而仅仅是以基督教的反“好战的伊斯兰”的传统偏见为基础的误解。其中有些人认为，在东方，用语并不一定贴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意思（例如“圣战”)，无论如何穆斯林的教义和穆斯林的做法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这些论点不是完全错的，因为所有意识形态必须对现实、人的不完善性和脆弱让步。它们必须适应经济的和技术的变化。阿拉伯的语言倾向于夸张法，这也是事实。但这些辩解仍然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使得激进的伊斯兰主义看起来比它实际上更温和。穆斯林激进分于不仅仅是着迷于经文和良好行为的虔诚信仰者，他们的主要偏见是惩罚无信仰者。

关于原教旨主义政权的精英主义特点和对专制的需要，什叶派伊斯兰和逊尼派伊斯兰之间是有一些区别的。什叶派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期望之上的，即很早以前神秘地消失的第十二世伊玛目将在某一天重新出现，只有到那时才有合法的（国家）权威。

同时，穆斯林信徒需要指导，既然信徒大众不具有必要的知识，就必须由职位高的宗教人士来解释《古兰经》，最高的宗教领袖是阿亚图拉。

埃及和别的地方的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一方面更自由一些。它的主要领袖是赛义德·库特勃，1966年在纳赛尔统治下被处死。他声称，一个穆斯林国家的领导权不一定要掌握在戴着穆斯林头巾的人手中。如果国家承认《古兰经》的法律作为国家的法律，以取代世俗的宪法和法典，也就足够了。

但伊斯兰并没有广泛的法律体制。正像穆罕默德投有给继承他的人留下任何指示一样，《古兰经》只有一小部分涉及法律和社会。社会的许多方面在《古兰经》中根本没有讨论，或者只是不清楚地或矛盾地提到过。简言之，仍然需要有《古兰经》的解释者；这些指导不能出自国王或总统，不管他们多么虔诚地信教。但是，阿拉伯的一些领袖坚决反对教士的这些要求，认为自己有解释的权利。他们像对待动物一样把极端分子当作“骗子和异教徒”清除掉，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毁灭伊斯兰，分裂民族。

在教权的法西斯主义中，填补群众党角色的是被动员来进行大规模示威的信徒的共同体，如民兵以及精英机构。人们受到了居民监视者体制的密切监视，这种监视体制有点类似于纳粹封闭看守体制。

当教权法西斯主义者在一些国家中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们的恐怖主义组织便进行破坏国家权力机构的活动，谋杀重要的政府官员、外籍居民和旅游者，以及本国少数民族的成员。北非和中东的教权法西斯主义者迄今进行的个人恐怖主义活动要比掌权前的纳粹分子和法西斯主义分子更多。在德国纳粹分子掌权前的三年，大约有无数起政治谋杀案，而且并非都是由纳粹分子干的；而在阿尔及利亚从l992年到 1994年期间，竟有几千人被杀害。

暴力是法西斯主义和教权法西斯主义共有的，包括对政权的所有敌人实行的严厉惩罚。真主也许是仁慈的，但他在尘世上的原教旨主义的代表却不仁慈。同过去的专制相比较，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要求民众完全屈服。它不止是控制公民的政治活动，而且是控制公民的全部活动，包括他们的休闲时间。私人领域被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在许多方面比法西斯主义所渴望的更极权。政权的反对者被消灭、关押或被迫流亡。教权法西斯主义不仅是政权之间的冲突，而且也是两种社会之间的冲突，即现代社会和另一个反现代社会之间的冲突，因此有如此之多的人被迫逃亡。

政治原教旨主义也是进攻性的。它是作为一种反对现代性和西方世界的防卫性反应而兴起的。但在它发展的初期，它就打赌谋求世界的领导权：西方不仅在道德，而且也在政治土破产了；它的末日已经来临；惟一能够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力量是政治原教旨主义；西方陷入了深刻的道德和文化危机之中，是罪人，因为它已经抛弃了作为指导原则的宗教。上述要求不是独创性的，因为在50年代像弗兰兹·法农那样的左翼激进分子已经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法农曾强烈主张使用暴力来反对腐烂的西方。

但法农和他的朋友所能提供的一切是某种神秘的（和人为的）第三世界意识形态，而原教旨主义者反映的是几百万被同样的不满和畏俱所驱使的信徒的感情。原教旨主义是一个有传统的世界使命感的运动。转向进攻性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如果不破坏西方的文明，那么，西方的理性主义、西方的科学以及西方的渎神和娱乐就将压倒伊斯兰，把它打入地狱。既然不可能建立一座长城挡住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停止堕落的惟一方式就是破坏邪恶的来源，因此就需要使西班牙和法国伊斯兰化，接着使欧洲其他地区，最终使整个世界伊斯兰化, 支持原教旨主义者的源泉是什么？他们的弱点是什么呢？原教旨主义的号召首先根基于西方政治的和文化的兴起与统治。伊斯兰一度在世界上有一种高级的文化和最强大的力量，现在却贫穷和虚弱。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它想模仿西方制度和习俗的尝试失败了。这导致它在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旗帜下向西方造反，但这也不成功。接下来的就是作为一种传统上的政治宗教的伊斯兰，它已经进人了向西方造反的第二阶段。早先在30年代后期，法西斯主义在穆斯林世界就有某种追随者。我们已经提到了成千上万人民的社会经济灾难与穆斯林激进主义兴起之间的联系。面临最大的政治挑战的国家是有最严重经济问题的国家。苏丹和孟加拉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苏丹多年来已经显示出负经济增长，孟加拉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阿尔及利亚经济多年没有增长，它的人均收入已经下降，它的失业率高达50%，甚至在年轻人中更高，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前苏联的穆斯林各共和国的经济急剧衰退（例外的是哈萨克斯坦，然而那里1993年的通货膨胀高达150％）。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实际上崩溃了。同时阿尔及利亚和苏丹这样的国家的出生增长率超过了3％。苏丹的人口增加了近一倍，从1800万人增长到3500万人尽管从后门引入了控制生育，但为时已晚，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阿尔及尔城市有30万人，今天多达2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