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陶笛 赵方:中国农村潜伏着十大隐忧与危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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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监复:中国农村潜伏着十大隐忧与危机(2)

发布时间:2011-12-13 09:47 作者:姚监复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081次


  2008年农民收入比1978年增加了4626.9元,但是,与城镇居民收入差额由209.8元增至11020.3元。而且由于基数大,即使增长速度一致(按7%计),这个绝对值的差额将持续扩大,到2015年预期扩大至18500元。不仅在“十二五”,而且在整个工业化期间,农村劳动力总量未大幅度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不能大幅度提高的历史阶段,工农、城乡居民收入差额将持续地大幅加大。这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相对贫困化,将促使城乡二元结构的负面影响不断增加。特别是贫困地区居民对两极分化的实际更为敏感,这是诱发社会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


  10、邓小平说:“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


  略举几例,只为了说明,三农难题现在只是破题,中国农业的选择性现代化道路在探索中,还在实践中学习。从农业看,没有形成说明中国模式和放之四海皆准的中国道路。被称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包产到户,不过是回归常识,回归常态,回归中国井田制就开始实行、世界各国农民通用的经营形式。不必自卖自夸,过分宣扬。中国改革比苏联成功,不是由于我们比苏联干得更好,而是我们的人民公社、文革比他们干得更坏,特别是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连计划经济都冲垮了,从火山口的最低处往上爬,当然成就更明显。中国还有第一代农民,能够指挥农业生产,比起苏联高度机械化、专业化,只掌握一门工序的技术(如挤奶、开拖拉机等)的年青苏联农民,不懂农业,难以独立掌握家庭农场的生产,中国农民能发挥包产到户的政策威力。中国农民勤劳、勇敢、能够忍耐,可承受巨大压力,能比较过去,忆苦思甜,宽容地等待。但是,如果失去了必要的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剥夺了做人的尊严、公平、公正的公民权利,他们也会上诉、上访、个体或群体闹事,甚至出现暴力行为,该出手时就出手。中国的历史是官逼民反、农民才起义的恶性循环,以暴易暴的暴民造反成为新暴君的超稳定政治结构。在新的历史环境和十字路口,正视、分析、处理、缓解上述的三农难题,才能避免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的局面。要认真思考邓小平1990年7月3日的重要讲话:“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1317页》】邓小平指出的“九亿多人就要革命”的九亿多人,应当是指的中国农民。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起义、农民的革命。中国的建设,依靠剪刀差剥夺农民的资金和廉价劳力进行工业化。中国的改革是靠包产到户的农民提供廉价农产品、土地和农民工而成功的。现在,面临的是又一场悄然兴起的农民反抗和农民革命。因为,原来共产党代表农民的利益,才得到支持和拥护。而近几十年共产党不断折腾农民,剥夺农民的利益,必然遭到抵抗。


  上访、信访与群体事件中农民占成员70%,土地问题又占案件的60-70%,这是农民忍无可忍的由愤怒到报复的信号。如果当权者以暴力维稳,压制上访,认为“越级上访是犯罪行为”,而农民的正义的愤怒和怨气无处申诉、发泄,高压蒸汽不能通过减压阀外泄,那末不理性的暴力事件与群体事件抗争的爆发就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的语录“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造反有理”。甚至“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口号,有可能重新点燃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火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可能异化为革命农民的正义口号,从国家农奴变为党自己培养的掘墓人。这不是耸人听闻的恐吓,江西农民对政府的爆炸声已经响了。因此,在高唱农业成就辉煌的“红歌”时,应清醒地看到隐藏于其中的风险、隐患与危机;在歌颂农村改革的伟大成就中,应看到伟大中的渺小面,不过是回归常识而已,“红歌”有可能呼唤起“红色风暴”、“红色农会”、“红军”和“红色革命”。现代化的前程是新的艰难曲折的万里长征。需要居安思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1-12-12 | 责任编辑:王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