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船的英文:九三学社的早期历史与张西曼

                                        九三学社前身的座谈会有过正式名称吗？

                                                      ──谈九三社史中所谓“民主科学座谈会”称呼的由来　

     　　　　　　　　　　　　　　　　　　　　　　　　　　         　                                   张小曼

    我的父亲张西曼(1895-1949)教授是九三学社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他从1908年加入同盟会开始，毕生献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被誉为不仅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且是“推动历史潮流”的革命者。1949年7月10日张西曼因多年革命奋斗积劳成疾不幸逝世，年仅54岁。 正值壮年本可以大有作为于新中国的张西曼却突然精疲力竭地倒在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大门外，使无数战友为之痛惜落泪。身后由董必武、林伯渠、周恩来、周扬、李济深、李维汉等19名中央领导组成了治丧委员会，朱德、聂荣臻、谢觉哉、陈绍禹（王明）、阎宝航、黄鼎臣等亲临医院告别，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敬题”的墓碑，随即成立了以齐燕铭为首的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并开始进行搜集整理工作。可惜不久张西曼即遭到别有用心的诬告和报复，随着我的母亲被仇恨张西曼的人向党中央、政务院诬陷成国民党派到张西曼身边的“特务”，有关组织在没有经过调查的情况下受骗上当，致使我那从1929年开始投身革命、善良无辜的母亲魏希昭(1914-1976)在1952 年一次正常的申请调动之后就遭到组织上的错误处理，被以卫生部“停薪留职”为名清理出干部队伍。不久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也被悄悄解散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张西曼的英名在中国历史上被埋没。过去出版的九三社史中也根本见不到本来理当提及的张西曼的名字。

    父亲逝世时我年仅1岁， 所以过去我对父亲的生平事迹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是受我母亲的影响，1970年22岁的我开始踏上探索父亲生平事迹的道路，并决心把1949年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没有完成的出版张西曼遗著的历史使命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继续坚持进行下去。

    在搜集父亲生平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张西曼曾与楮辅成、许德珩、潘菽、吴藻溪等人共同创建九三学社，1946年1月成立九三学社筹备会时，张西曼与楮辅成、许德珩同时担任九三学社最早列名的3名筹备委员之一，由于张西曼的参与，八年抗战期间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张西曼长期居住的重庆中一路中苏文化协会旧址就成为九三学社前身的座谈会活动的主要据点和成立的发祥地，1946年4月，张西曼就已离开重庆回到南京，所以同年5月4日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九三学社成立会上张西曼虽未能亲自与会，但是由于张西曼在创办九三学社过程中的重大贡献，仍与楮辅成、许德珩、潘菽等同时被推选为九三学社的16名理事之一。

    在重庆的第二次宪政运动中，为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促进中国民主宪政的早日实现，同时期我父亲还于1946年2 月与友人共同积极创立了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并当选为理事长，孟宪章、焦敏之为秘书处主任，李澄之、许德珩任组织处主任，张雪岩、马哲民任宣传处主任……。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曾建立重庆、成都、上海、南京四个分会，在《新华日报》上曾多次报道过该会的活动情况。

    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与九三学社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同时期先后成立的两个组织，组成人员虽有交叉，但并没有组织沿革上的必然联系。1945年由张西曼主编出版的《民主与科学》杂志，是我父亲耗尽毕生积蓄创办的直接指斥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的匕首和投枪，战斗性很强，深得舆论的好评，至今读来仍然能够感受到其针贬时弊的作用，但刊物仅出版一年就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迫害下被迫停刊了。我看到父亲逝世后1950年的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的结束宣言中称《民主与科学》杂志是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的刊物，因此可以说《民主与科学》杂志与九三学社的成立本来并无任何关系。但奇怪的是40年后许德珩先生为了把自己标榜成九三学社的创始人，却编造历史，公然生造出从未有过正式名义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和“民主科学社”来。

    那是在16年前，我发现1983 年12 月14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同年第 6期《人物》杂志上发表的由许德珩署名的《毛主席和九三学社》一文，解放后第一次在公开刊物上谈到张西曼与九三学社的关系，文章中说：“一九四四年年底，重庆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经常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一开始，梁希、潘菽、税西恒、黄国璋、张西曼、张雪岩、何鲁、涂长望等同志，常常到我家同我和我爱人劳君展座谈时局，间或也在中苏文化协会张西曼同志处座谈。我们把座谈会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并逐步演进成为一种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取名民主科学社。”接着该文又说“后来因为参加座谈会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办了一个刊物，也叫《民主与科学》。社会上对这个刊物有些物议，为了避免外面的误会，就把民主科学社的名称取消了”。我认为许德珩文章中暗指的是我的父亲张西曼，怀着气愤和疑虑的心情我立即打电话开始寻找见证人、了解事实真相，并仔细翻阅了当年的《新华日报》，相信历史上“九三前身的座谈会”并没有使用过“民主科学座谈会”或“民主科学社”的名义。1984年1月10 日我曾专门致函《人物》杂志，要求发表我的信，信中我对许德珩文章中这种与事实完全不符的回顾表示惊讶，并提出“为避免今后社会上以讹传讹，我们特写此文致函贵刊，望占一席之地以正视听。”可惜的是，当时《人物》杂志没有能够及时发表我的文章予以澄清事实，以致社会上以讹传讹至今，似乎成了九三社史中“公认”的名正言顺的历史。

    1984年7月4日，我曾走访了当时健在的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也就是当年历史的见证人潘菽老，当面向潘老请教事实真相，潘老不为权势所动，仗义执言，告诉我九三学社的起名与父亲创办的《民主与科学》杂志没有任何关系，当年从来没有正式形成过“民主科学座谈会”或“民主科学社”的名义，他也从未听说过社会上对我父亲主编的《民主与科学》杂志有什么“物议”，并为此签字证明，使我解开了心中的疑团。本来为了个人目的，往已故的人身上泼脏水是很容易的事情，但为亡友伸张正义而不怕得罪在世的当权者，那却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潘菽老秉公无私、见义勇为的行动使我认识到他高尚的人品，真是关键时刻见人心啊！

    1985年4月我接到在重庆25中工作的雷启汉先生的来信，他也是当年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和九三学社的创始人和历史见证人，完全了解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和九三学社创建的经过，他从重庆寄来的关于驳斥《毛主席和九三学社》一文中错误的稿件《关于九三学社成立前后的几个问题》，以亲身的经历驳斥了所谓“民主科学座谈会”和“民主科学社”名义的谎言，对许德珩“诽谤”我父亲的行为表示“甚为气愤”。据雷启汉先生告诉我，吴藻溪先生的儿子吴维扬同志也从上海曾专门致函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陈舜瑶等有关领导，要求更正事实，但是我未能亲眼见过吴维扬同志的文章。1985年夏我曾将雷启汉先生的稿件复印送给九三学社中央负责撰写九三社史的焦巨川同志。

    1985年是我父亲张西曼诞辰90周年，由王昆仑、屈武、朱学范、王炳南、潘菽5位老前辈联名发表了“四十年革命为人民，绝未投机背此心”的纪念文章，考虑到似乎有人忌讳提到我的父亲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在起草纪念文章底稿时，我就有意避开了这一段，岂料该稿送给潘老审阅时，潘老却以颤抖的笔迹写下这样的一段文字：

    “在九三学社筹组过程中，张西曼积极参加建社的工作，必要时并为九三学社开展活动提供便利条件。他和九三学社的同志为坚持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奔走呼吁，积极努力。九三学社成立后，张西曼被推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潘菽老这段文字看来貌似平常，在一般读者看来是不会引起什么注意的，但在我看来却是字字重于千钧，使我非常感动，因为它出自与父亲同时创立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九三学社副主席潘菽老之手，说明九三学社同人并没有忘记张西曼在创立九三学社过程中洒下的汗水，没有忘记张西曼为创立九三学社和中国的民主政治做出的历史贡献。

    1985年6月29 日在全国政协礼堂由民革中央主持召开了“纪念张西曼诞辰90周年座谈会”，当主持人朱学范副委员长讲话后，潘菽老第一个发言，他说：“我同张西曼同志很早就是朋友，在重庆、在南京，我是有很多机会同他见面的。在我的心目中，他也是一个我所敬佩的同志，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正直、很热诚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同他接触当中，在他的面前，使人产生一种火辣辣的、满腔热情的一种感觉，他待人很真诚、很勇敢。在重庆和南京的时侯，我觉得他的活动面是很广的，与各方面民主组织都有联系，所以西曼那时侯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可以说是很活跃的人”。接着潘老说到张西曼“和九三组织方面也是有联系的，也常参加九三的前身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没有一定的地方，发生了困难，他总是很积极、热情地帮助我们解决开会的地方，后来九三正式成立组织，他也参加并且是九三第一届的一个理事。”“我记得他在重庆的时侯，他曾经自己办了一个刊物，叫做《民主与科学》，这个刊物在我的印象中间，好象是他一个人独立出版的。我也经常收到这个刊物，这个刊物有的是他自己送给我的，有的是由他寄给我的，可以说明他在那种恶劣的环境、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面，他还是很努力地做了很多工作，也是能够坚持奋斗的，是很可以敬佩的……”，在座谈会上的录音带为我留下潘菽老清晰的声音，潘老的讲话是对编造历史的人的有力抨击。我特别注意到潘菽老的发言中说的是“九三前身的座谈会”和“这个座谈会”，而没有一个字谈到所谓的“民主科学座谈会”或“民主科学社”。

    1995年6月20日在民革、民盟、 九三学社中央联合召开的张西曼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 中共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发表长篇讲话，称颂张西曼“是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是进步的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是我国较早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反封建帝制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在十月革命前后，他两度到苏俄学习，1919年在北京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创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翻译出版了《俄国共产党党纲》、《苏联宪法》等著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不但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也是坚定的执行者和捍卫者，为国共合作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高度评价张西曼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在给纪念座谈会发来的贺信中说“多年来张西曼以从事加强中国与俄罗斯友谊的事业在俄罗斯享有盛名。为了中俄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张西曼的事业永存！”

    近年来我发现多篇有关九三学社和许德珩历史的文章，虽未再提所谓“民主科学社”的名义，却仍把“九三前身的座谈会”人为地在数十年后以许德珩的文章为依据照搬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到处传播，其实许文中生造的是连九三学社创始人潘菽、雷启汉都不承认的所谓“民主科学座谈会”，在历史上根本找不到正式命名的痕迹。我曾经多次翻阅重庆《新华日报》，也没有看到过任何所谓“民主科学座谈会”和“民主科学社”的报道。

    1999年是先父张西曼逝世的50周年，1999年3 月 28 日我才看到1998年5月出版的《九三学社简史》， 发现书中关于九三创建部分的描述多处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留下了许多人为编造的痕迹，在简史中突出宣传许德珩，却把最早的九三学社筹备组成员褚辅成、张西曼、吴藻溪等都列到“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其他重要成员”中，简史中绝口不提张西曼在近代中国革命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却胡说什么“九一八事变以后，……九三学社发起人张西曼就是这时从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国民党高层人士”，真不知此话从何谈起？但接着又自相矛盾地说张西曼“曾三次谒见孙中山，建议效法苏俄，改造国民党，建议施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孙中山是在1924年开始提出“三大政策”的，而张西曼1914年从俄罗斯留学回国后即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18年开始着手节译《俄国共产党党纲》，并于1920年出版单行本，1922年1 月由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做为早期17种为宣传共产主义编写的“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者)丛书第二种”出版，张西曼本身就是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和近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怎么会是十多年之后的1931年才从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呢？再如在南京“五.二Ｏ”学生运动前后，张西曼都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被学生们称之为“最具有号召力的演讲”，但《九三学社简史》中却故意回避张西曼的事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说许德珩送香肠、怀表的事情值得在《九三学社简史》中大书特书的话，那么难道同样作为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张西曼可歌可泣英勇无畏地面对面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甚至矛头直指蒋介石的生平事迹就不是九三学社历史上的光荣吗？我随即向九三中央继焦巨川之后负责社史工作的有关同志反映，要求予以更正，但是不料今年11月3 日我见到1999年9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中国民主党派”一书时，发现书中关于九三社史的描述，与《九三学社简史》一书系完全相同的稿件，再次重复了简史中的错误，在我看来，由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负责执笔编写的这部九三学社简史的解放前历史部分的所谓“民主科学座谈会”，应该说是为突出许德珩而无视史实编写出来的，因此，在十多年来我曾多次向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反映问题、提出抗议但不能得到纠正的情况下，我只好专门为此发表文章予以澄清事实了。

    1999年以来，我又用大量时间再次详细翻阅了抗日战争期间所有的重庆《新华日报》，从1944年到1946年间果然没有见到有一张报纸上有所谓“民主科学座谈会”或“民主科学社”名义的记录。事实胜于雄辩，倘若历史上真有所谓“民主科学座谈会”或“民主科学社”          命名的存在，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的《新华日报》怎么会轻易放弃绝好的宣传机会，而没有任何记载呢？更何况“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以来思想文化界高举的两面大旗，并不是哪个人的专利，在九三学社的创立过程中怎么会因为我父亲张西曼曾为“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的实现奔走呼号，就放弃对“德先生 (民主)”与“赛先生 (科学)”的追求而放下“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呢？我注意到在这本《九三学社简史》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46年1月9日《新华日报》以“学术界举行九三座谈会，决定筹组九三学社”为题，报道说“本市消息：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西曼诸氏，邀请重庆学术界人士举行九三座谈会。出席何鲁、刘及辰、潘菽、吴藻溪等二十余人”，并说“会议决定推褚辅成、许德珩、张西曼等筹组九三学社。据潘菽回忆，当时，有人提议把‘九三座谈会’改为‘民主科学社’。……出席会议的多数人认为，当时知识分子大都不愿参与政治，而‘民主’口号的政治性很明显，这样称呼影响他们参加活动，最好取一个既体现学术性，又带点不太明显的政治性的名字为最好。于是决定采用‘九三学社’这个名字”。可以说九三学社的历史上只有过1946年1月成立的“九三座谈会”，而没有过1944年底成立的“民主科学座谈会”，而所谓“民主科学社”更不过是存在于拟议中却从未实现过的名称，看来《九三学社简史》中，对许德珩先生所谓“逐步演进成为一种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取名民主科学社”的说法也无法认同了吧！

    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虽然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我坚信在维护历史真实方面，我同样应该以史实为凭据，敢于挺身而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总之，我认为“九三学社前身的座谈会”是存在的，但是从来没有过正式的所谓“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命名，更没有“演进”成所谓的“民主科学社”，《九三学社简史》中的历史创建部分应该还历史以真实的本来面目。希望今后有关九三学社历史的文章不要再以讹传讹，误人视听。

(作于1999年12月，2000年9月重庆《红岩春秋》杂志第5期以《九三学社的早期历史与张西曼》为名摘要发表) 

 附：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雷启汉先生1985年4月5日给我的来信和他撰写的《关于九三学社成立前后的几个问题》一文，供有兴趣研究九三学社历史的同仁参考。

                                      关于九三学社成立前后的几个问题

                                                                                                                                                         雷启汉

        许德珩同志所写的《毛主席和九三学社》(《重庆文史资料》第二十辑,以下简称“许文”。)和谢立惠同志所写的《(新华日报)与“自然科学座谈会”》(载《新牮日报回忆续篇》，以下简称谢文。)都写了九三学社成立前后的情况。这两篇文章矛盾、失实之处颇多。

    一，许文说：“一九四四年年底，重庆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经常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一开始，梁希，潘菽，税西恒、黄国璋．张西曼、张雪岩、何鲁、涂长望等同志，常常到我家同我和我的爱人劳君展座谈时局，间或也在中苏文化协会张西曼同志处座谈。我们把座谈会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并逐渐演进成为一种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取名民主科学社。”（引时，中有节略。省略号未标出。下同。)

    谢文说：“一九四四年冬，‘自然科学座谈会'的部分同志还与许德珩等同志，共同发起组织‘民主科学社'。”

    许文说的是从一九四四年年底起，经过集聚座谈到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再演进为民主科学社，经过了三个阶段。则民主科学社的成立至少在一九四五年中期，否则，这三个阶段将是特别快车一样迅速,则所谓“一开始”、“常常”，“间或”、“取名”、“并逐渐演进”等等叙述，就成为随意性或凭空的虚构。而谢文则说一九四四年冬就已组成了民主科学社。两文互相矛盾，已见其所叙不实。

    二，许文接着说：“后来因为参加座谈会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办了一个刊物，也叫《民主与科学》。社会上对这个刊物有些物议，为了避免对外面的误会，就把民主科学社的名称取消了。因此有一个时期座谈会是没有名称的。”

    这位办《民主与科学》的不是别人，正是许文提及间或到中苏文协他的住所座谈的张西曼。既然社会上对这个刊物有些物议，那么对办这个刊物的人自然也是有些物议的。“为了避兔外面的误会“，取消民主科学社的名称，那么“为了避免外面的误会”也应请张西曼退出座谈会，即使让他仍然留在座谈会内，也不应让他担任重要职务，而据《新华日报》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一月十七日登载，座谈会还推选他为九三学社筹备人。不仅如此，《新华日报》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报导九三学社于五月四日成立时，张西曼还当选为理事，而且《民主与科学》问世后，《新华日报》常加报导，有时发表专文介绍该刊内容，为它宣传。足证这个刊物是进步的。《新华日报》还刊登张西曼的文章，党是把张西曼当作朋友看待的。那么许文云云，显然是无中生有，颠到是非。

    三．许文又说：“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签字投降，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朋友们在重庆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座谈会。会上有的同志提议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把座谈会改为九三学社，成为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当时就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会。”

    谢文也说：“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这一天‘民主科学社’成员在重庆举行庆祝会，并且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改名‘九三学社'，并成立‘九三学社筹备会’"。

    但《新华日报》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报导：当时才举行座谈会。“最后决定推楮辅成、许德珩、张西曼等筹备组织九三学杜。”则九三学社之筹备在一九四六年一月才开始。所谓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即已组织了筹备会显然失实。而其所述成立时间与真正推选筹备人员进行筹备之时间相距达四个多月，决非偶然记错，已可概见。

    四、许文说是由民主科学座谈会改为九三学社，谢文则是说由民主科学杜改为九三学社。究竟是何名称，这不仅是一个名实是否相符的问题，而且是九三学社有无前身的问题。

    据一九七九年五月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的纪录，初大告同志说：“许老一九四五年约我发起九三学社，原定为民主科学社，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签字投降，才定为九三学社。”(《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13)

    初大告师是正直无私的，这次发言，一开始，他就说：“给历史作见证，要实事求是。”所以他的话是十分可靠的、根据他的话，许德珩同志约他发起组织一个团体，“原定为民主科学社。”时间是在一九四五年。这里说定为民主科学社"，只是发起时定的名称，足证民主科学社尚未成立。同年九月三日日本签字投降，“才定为九三学社”，因此初大告师说：“许老一九四五年约我发起九三学社。”也就是在酝酿中，曾经定过这个团体的名称为民主科学社，这只是发起中的一个拟议，后来觉得用九三学社这称谓较好就采用了。

    那么许德珩周志、谢立惠同志为什么要把一个并没有成立和存在的民主科学社作为九三学社的前身，九三学社是民主科学社的改名呢?

    原来九三学社是吴藻溪等人发起的。因为当时许德珩同志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所以吴藻溪等人邀请许德珩为九三学社的发起人。(见吴藻溪遗稿，此稿现存重庆九三学社漆文定同志处)许德珩同志为九三学社的发起人后，就将原民主科学社的发起人作为九三学社的发起人。这就是初大告师前面所说的，“原定为民主科学社”，后“才定为九三学社”的事实。只是初大告师不知九三学社是吴藻溪等人发起的事实罢了。

    九三学社是吴藻溪等人发起组织的，从《新华日报》的报导中，己可窥见其端倪。《新华日报》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报导九三学社成立大会时，宣读农村科学出版社及南泉实用学校校友会贺电。此外没有任何团体或个人的贺电贺信。而农村科学出版社和实用学校都是吴藻溪等人创办的，由此可见九三学社与吴藻溪的关系之深。

   其次，成立大会中，自由讲演者，为吴藻溪等三人。说明吴藻溪对九三学社的重视。

    其三，九三学社发起缘起，系吴藻溪起草的。其中无一字谈及系民主科学座谈会或民主科学社改名九三学社。缘起的笔法和风格与吴藻溪的其他的文章相同，而与许德珩的其他文章迴异。由此可知吴藻溪实为九三学社最早的发起人。为提供真实证据，以便有关方面稽考，兹特将缘起抄录于后：

    “中国自七七事变后，奋全国人民之力，以与日本军阀博斗，太平洋战起，集全世界民主力量，以与东西两大法西斯暴力博斗，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而此为害于人类之巨寇(日本军阀)始继德义法西斯之后而签降，世界重现和平，人类得免更深之荼毒，抗战最久而受创最深之中国人民，对此伟大的民主胜利之九月三日，应谋发扬光大，促进联合国之成功，维护世界永久和平，进中国于民主幸福建设之途。而民主的新中国之建设，经纬万端，科学与近代工业之发展，人民生活之改善，基本自由之保障，与夫社会之改造，以期跻列于世界强国之林，要为急不可缓之举。本此要求，发起‘九三学社’冀从世界之观点，科学之立场，对以上任务于所尽力。世有同志愿进而教之者乎?是所望也。”

    这就很清楚了解到:许德珩同志为了做九三学社的缔造者，虚构一个在九三学社成立前，成立了一个民主科学社。但这个社既然不存在。也就没有活动，不为人所知。于是又编造了张西曼同志办的《民主与科学》，社会上对之有些物议,为了避免对外面的误会,取消了民主科学社的名称。这样报纸报导的座谈会没有名称,就被掩饰过去了。

    至于谢立惠同志为了为自己树碑立传，竟把自然科学座谈会的部分同志发起组织并不存在的民主科学社，作为自己的功绩，就更可笑，而且更可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