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裕民：心理社会因素，是诱发肿瘤的重要因素

发布: 2009-11-28 13:02 | 作者: 何裕民 | 来源: 赤医网 | 查看: 17次

　　心理社会因素包括的内容很多，在研究其与肿瘤的关系时，主要牵涉到个性特征、生活事件及应付能力等方面的内容。
　　一、个性特征
　　由于个性过于复杂，心理学对于个性的研究也比较庞杂、丰富，且尚无定论。有些学者先后把人的性格分为A、B、C、D四种主要类型，A型性格的人争强好胜，B型性格的人容易满足于现状，C型性格的人总是强烈压抑自己的情绪，D型性格又称“忧伤人格”。其中，A型性格者较易患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C、D型则被认为与一些肿瘤的发生发展较密切地相关。
　　例如，我国的恶性肿瘤一度以消化道为主，其中，胃癌最为常见。据1980年的资料，胃癌死亡率占当时癌症总死亡率的23.03%，近年的研究表明，饮食因素及精神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是胃癌的高危因素。据全国胃癌综合考察流行病学组(1981)指出，与胃癌相关密切的社会心理因素有：①性格特点：性格内向、抑郁、不灵活性；②生活事件：青少年时期或早期的精神创伤。张宗卫、郭艳容(1986)用自制的肿瘤流行病学研究量表测得，抑郁和不灵活的个性在胃癌的发生中有一定的意义(与健康对照组相比)，但与其他癌症对照组相比则无显著差异，说明心理社会因素在癌症发生中具有普遍意义。北京城区调查表明，“好生闷气”居胃癌各类危险因素之首。研究表明，社会内向、抑郁和不灵活的个性还可能和其他多种肿瘤的发生有关，但不同部位的肿瘤是否具有不同的个性，尚须进一步研究证实。
　　有关个性与癌症的研究，C型人格（Cype C）与癌症的研究曾广泛受到各国科学家们的重视。英国Greer和Watson（1985年）、美国Temoshok（1987年）、德国Baltrusch（1988、1989年）、Grassi（1987年）以及Van Der Plceg（1989年）等都做了许多这个方面的研究。研究表明，这种人格的中心表现为“息事宁人”（harmonizing behavior），处事以“退让”、“保守”为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专家们研究发现：喜欢抑制烦恼、绝望或悲痛情绪的个性；害怕竞争，逃避现实，企图以姑息的方法来达到虚假和谐的个性；表面上处处牺牲自己来为别人打算，但是心中其实又有所不甘；遇到困难，当时并不出击，到最后却作困兽犹斗等悲观的个性者较易患癌症。他们把这些特征成为“癌症性格”。
　　Temoshok和他的同事们与150例恶性黑色素瘤病人进行详细的医学交谈，证明了这类癌症病人具有一种明显的人格，Temoshok叫这种行为模式为C型性格，C型性格的人常常控制自己，不表现情感，即不让任何负性情绪表现出来。
　　Temoshok说：“A型性格不仅仅有抱负而且有敌意；而C型性格，不仅仅是和蔼，也从不表现出不愉快的情绪”。他们把与病人交谈的情况录在磁带上给其他心理学家听，可以清楚地辨别出是A型性格、B型性格，还是C型性格。在研究具有“和蔼”、“被动”和“压抑”的C型性格并且分析了近30年图书馆的癌症病人的资料后，Temoshok提出了初步结论：假如病人具有C型性格，这乃是疾病变化的一种危险因素。
　　据分析：凡是表面逆来顺受、毫无怨言，内心却怨气冲天，痛苦挣扎的人，这样折磨久了之后，不仅会在体内产生一系列的化学变化，而且会破坏人体的免疫功能，最后会导致癌细胞生长繁殖。
　　D型性格也被认为与癌症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这类性格者常常是抑郁、忧伤情绪占主导，而抑郁、忧伤又被称之为癌症的“催化剂”。对此，相关研究不少，人们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下文将有所涉及。
　　二、生活事件
　　生活事件，系指人生活中的遭遇及事件。它大致包括：人际关系、学习和工作方面的问题、生活、健康、婚姻、家庭和子女方面的问题、意外时间和童幼年时期的经历等。纽约的一位心理学家Leshan和他的同事们曾与250例癌症病人交谈，并和其他疾病的病人进行交谈，然后分析对照他们的生活史。经分析研究后认为，癌症病人的生活经历有些一致：①可以回顾起他们凄凉的童年；②在工作或生活中情绪表现困难；③生活事件使人焦虑、失望，如：配偶死亡、子女或朋友离别等。
　　生活事件是日常生活中主要的应激源，也是导致不健康的主要心理因素之一。最早将生活事件进行量化的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Holmes教授，他对5000多人进行调查，将人类的社会生活变故归纳划分等级，共列出43种，并以生活变化单元（life change units, LCU）为指标进行评分。Holmes的研究发现LCU与10年内重大健康变化有关，若一年内LCU累计超过150分，则可预示来年将会有健康问题；若一年内LCU为150～300分，则有50％可能性在来年患病；若LCU超过300分，来年患病可能性达70％。他在后来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伴有心理丧失感的生活事件（feeling of loss），如亲人死亡等对于健康的危害最大。
　　澳大利亚的两位科学家Sklar和Anisnan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动物实验，将条件完全相同的实验小鼠随机分成两组即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给予完全一样的饲养条件，同样定时定量的饲料，同样的饮水，饲料中都同时加入了微量的同种致癌物质，所不同的是对照组给予舒适安逸的环境，而实验组则经常采用不定时的敲打铁笼和在铁笼周围放猫等方法干扰和恫吓。结果发现，实验组的肿瘤发病率明显地高于对照组。
　　由以上实验可以推想，当今社会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空气、水、食物相差无几，而且几乎谁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致癌物质的污染。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有的人患癌？有的人不患癌？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个人的经历、生活事件和心理承受能力则是十分重要的条件之一。
　　Millerd等研究发现：①在200余篇涉及人格、情绪、应激对癌症关系的文献中，结论均为肯定其间的联系；②临床经验表明，确信自己癌症诊断者，往往预后较差，而对诊断持怀疑态度者常较好；③临床上有些长期存活(15～20年)后突然复发，其原因均为在复发前6～18个月内有严重的情绪应激；④乳癌与无法解决的悲哀有关；⑤对1，400对配偶作癌症发病调查表明，配偶一方患癌或死于癌症的心理应激可引起另一方患癌(当然还应考虑“共同环境”因素的参与)。对比血液化学与心理学的变数之间的关系发现，血液化学可提供疾病的近期信息，而心理学变数对癌症的预后有关。
　　又如，研究提示：修女的乳癌发生率高于其他妇女(其他部位癌症发病无显著差异)，这符合独身妇女乳癌发生率高于婚配妇女的事实。年龄超过40岁的修女，其乳癌发生率甚至超过独身对照人群。修女乳癌发生率较对照组为早。在45～49岁期间有一“突变”性增加，较消化道癌的“突变”早5年。有人将不同疾病人群中出现类似的个性，称为一般性因子(G因子)；另外，还有一种界定癌症特定部位和类型的心理精神因素，称为特异性因子(S因子)。研究表明，乳癌病人的S因子为：①孩子较小或没有；②难以发泄的敌意和被遏制的愤怒；③信奉宗教或社会的正统规定；④犹豫不决；⑤早年生活特征是童年丧失父母形象，或由于父母冷淡而使童年期较少保护和爱抚，使之常处于抑郁与绝望心境中。
　　用社会再适应量表作比较，癌症患儿在发病前一年内，遇到重大生活事件的比率较高。在心理治疗组中，72%的癌症病人在发病前数月到八年期间均受过近亲丧亡的冲击，而其他原因作心理治疗者(对照组)只占10%。
　　三、应付能力
　　应付能力，也称应对急变（应激）能力，系指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当生活事件发生时，不同的人可有截然不同的反应。有的人沉着冷静，而有的人则手忙脚乱；有的人表现坚毅刚强，而有的人则悲观失望；有的人好钻牛角尖、无事生非、自寻烦恼；而有的人则表现通情达理，宽宏大量，“宰相肚子里能撑船”。这些截然不同的反应，实际上对每个个体自身的机体产生着完全不同的影响。
　　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研究属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的M.Watson，她在20世纪80年代末完成了一项“癌症患者情绪反应状况”的研究（the mental adjustment to cancer），简称MAC。在皇家马斯登医院确诊的癌症患者，在入院接受治疗前，首先进行情绪反应状况的调查，即接受MAC量表的检测。将患者的情绪反应状况分成4组，最好的是积极乐观组，最差的是悲观绝望组。M.Watson长期追踪观察所有病例，5年后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当年MAC测试为积极乐观的一组病人，75％都活过了5年，而当年MAC测试为悲观绝望的一组病人却只有25％活过了5年。结果说明癌症患者的情绪反应状况对预后影响极大。
　　在临床实践中，这类例子也是屡见不鲜。经常可见到有的人一旦得知自己患了癌症，马上就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几天时间人就完全变样了，病情急转直下。相反，有的人能泰然处置、方寸不乱，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结果大部分都能获得较为满意的疗效。
　　有人曾对106名抗癌明星做过详细的调查，想从中寻找其共性的因素，以便指导今后的癌症治疗。结果发现共性的因素有三条：①他们都接受过完整的正规治疗；②他们都具有乐观的精神；③他们都具有一个良好的小环境，如：家庭和睦，领导、同事非常关心等等。可见，心理因素对预后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社会因素
　　长期以来，社会因素与癌症发生的关系，一直颇受部分学者的重视，中医学对此也早有论述。研究现已表明：种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经济地位及职业等因素均与癌症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例如，宫颈癌好发于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下的人群。日本国胃癌高发，一定程度与日本国民倾向于内省、自我压抑的民族性格有关；喜马拉雅山脉南端的居民易生腹部皮肤癌，与当地人喜欢腹部用烤炉的习惯有关；人们很早前就确定了扫烟囱者易发阴囊癌，近又发现，密切接触烹调时焦油烟者易患肺癌，长期处于粉尘环境中者亦患肺癌；同为发生胃癌，宁波人胃癌中淋巴癌的比例明显要高；女性中首次房事发生过早、有性乱史者，易生宫颈癌；这些均表明，一些社会因素可影响癌症的发生。
　　然而，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充其量只是现象学层面的，因为它涉及到很复杂的社会因素。同时，研究的方法学也存在一些须改进的问题，例如：流行病学研究的样本大小，相关因素的强度问题，前后作用时间顺序及持续时间长短，作用量（剂量）与效应的关系，以及社会因素的特异性，研究结果的可否重复等等。尽管如此，社会因素对肿瘤发生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人们应该深入下去和怎样深入下去，以及如何作出一层层的深入揭示。
　　五、诱发癌变的环节：精神情绪→神经→内分泌→免疫
　　实际上，关于心因可以致病不是什么新发现。中医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极其丰富的记载。《黄帝内经》一书中就指出，情志的改变可以使人发病。“情志”即“七情”、“五志”。情志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有其物质基础的，古人认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喜、怒、悲、忧、恐，称为五志。七情是喜、怒、忧、思、悲、恐、惊。情志的变化和脏腑密切相关，一定的脏腑由一定的情志所主，心主喜、肝主怒、脾主思、肺主忧、肾主恐。正所谓：“暴怒伤肝火上头，肺病最怕添忧愁，思虑过度伤脾胃，惊恐伤肾尿自流，过喜气缓心无主，真心剧痛命自休”。
　　其实，上述各种因素都是影响了个体的情绪，久而久之，以致癌变的。对于癌变的具体机理人们展开了较多的研究。如近十几年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精神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PNI）发展得很快。它由三部分组成：精神、神经、免疫。这个领域所研究的正是人的精神情绪状态、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的联系。虽然神经精神免疫学（PNI）这个词没有直接提到内分泌，但PNI的研究经常涉及内分泌激素。所以，有的科学家认为要用更确切的词命名这项新的研究领域，即“神经精神内分泌免疫学”。
　　PNI的基本理论就是：脑可以调节免疫功能，免疫系统的功能可以因神经和生理的压力而发生变化。当精神情绪持续异常波动时，刺激神经系统，促使其持续释放多种物质，如神经介质、神经激素和神经肽。这些介质可以和淋巴细胞上的受体直接发生作用，可以改变或影响免疫细胞，从而影响肿瘤的形成与发展。
TAG: 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