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饶漱石发牢骚：被整得厉害主要是陈毅报复

2011年12月06日 07:56
来源：党史文苑 作者：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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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饶漱石还是服从的。此间，他的脸部神经痉挛症复发，看材料有困难，也不能写字。于是，由他思考后腹拟书面检讨纲目，一条条口授，由秘书记录整理，再念给他听，按他的意见修改。这样前后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才将书面检讨定稿。这份长达2万字的书面检讨，饶漱石承认了四个方面的主要错误：一是在淮南的黄花塘借整风、审干之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陈毅，然后将陈挤走，独揽大权；二是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上，趁陈毅谦让时玩弄阴谋手段，骗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三是在京休养期间深夜打扰毛主席，欲从毛主席口中探听中央对他的看法；四是任中组部长期间配合高岗进行反党活动，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

检讨书的末尾，饶漱石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存在“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宗派主义，把资产阶级权术运用到党内”等方面的问题。

饶漱石的检讨书交到中央后，毛泽东和书记处的同志都看过了。大家有共同的看法，即饶虽然在“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上讲得不深不透，避重就轻，但是，他毕竟认识到了“与高岗的反党活动相配合”的问题，坦承“明斗安实反刘”。因此，毛泽东和书记处的同志对饶漱石给予极大的宽容，决定批判从严，处理留情，不再追究有关饶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也不再让他写检查了。对于饶漱石今后的处理，毛泽东与中央有这样的考虑：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职务，保留党籍，政治上还要给出路。

1955年3月19日，毛泽东主持了在全国党代会之前召开的七届五中全会，会义的程序中有“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也在会上作了讲话，主要是针对有些代表不赞成把饶留在党内作出说明。毛泽东谈到：对高饶的事情已经搞了一年多，处理高饶的文件也搞了一年多，是几经反复才搞成这个样子的。事实证明，他们确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是搞阴谋的，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张来，是烧野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的。这样来看，中央对此问题的定性是比较恰当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采取宽大政策。毛泽东的这些话，当然是一言九鼎，成为定论。因此，七届五中全会除同意饶漱石不出席党代会外，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职务，仍然保留党籍。

党中央出于对饶漱石的关心和爱护，对饶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律不换，一切生活待遇不变。饶漱石最喜欢的秘书继续留在他身边工作。但是，中央有一个布置，要秘书每周写一份“饶漱石近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有重要情况应随时到中南海向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汇报。

意想不到的三件事使饶的问题突然升级，情况急性恶化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57人到会。

由于“高饶反党联盟”是建国之初党内出现的重大路线斗争，因而会议必须谈到这一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报告的第三部分以相当的篇幅讲到这个问题。他代表中央作出了结论性的意见，并总结了这场党内斗争的六条经验，其中有一段话格外引人注意。他说：“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高岗的自杀而言的。本来，中央对于高岗的处理也是有考虑的，打算让他还当中央委员，派到陕西去任省委副书记兼延安地委书记，让他改过之后再提拨上来。因为中央考虑到高岗的才干和能力，历史上也有功劳，还要让他发挥作用。不料，患得患失特别严重的高岗，在1954年8月中旬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没有自己的名字，感到绝望，于8月17日自杀身亡。毛泽东和中央对高岗的自杀感到遗憾，决意从中吸取教训。因此，在对待饶漱石的问题上，采取了以帮为主的宽大方针。

就在这时，一连串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的发生，注定了饶漱石的政治生涯是命途多舛，并在突然之间栽入深渊。当全国的党代会已经就高饶问题降低调门，并统一到“以帮为主，还要给出路”的意见上时，情况骤然生变。

会议进行的第三天，饶漱石的秘书陈麒章，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两份关于饶漱石近来表现反常的情况反映。反映中讲到：饶在全国党代表会议召开的前后几天，多次向秘书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牢骚。一是否认自己曾经与高岗联盟反党，说联盟应该是有协定，而协定又要有文字的。他们没有这样的协定，也没有拱手同盟的反党活动。因为反党就是反毛主席，他们根本没反毛主席，只是批评了刘少奇，自己当时的几条检讨和书面检查，都是被迫说了违心话；二是这次挨整得这么厉害，主要是陈毅打击报复，从中作梗，他要向中央申诉冤屈，要中央重新审理问题。陈麒章将这些情况书面反映给中央办公厅，中办转到党代会秘书处，秘书处将材料印发给全体代表。

代表们看了材料，许多人被惹火了，纷纷抨击饶漱石“果然很不老实”。说饶不老实，这是有根源的。七届四中全会批判高饶反党联盟，饶漱石避重就轻，找借口为自己开脱，不光否认与高岗有联盟，而且认为自己没有反对毛主席，只是对刘少奇不尊重。他的这种态度引起很多人不满，谭震林、邓子恢、曾山、刘晓、栗裕等人，都严肃批评饶不老实。现在，新情况与老问题结合起来，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不长的时间内，饶就要为自己翻案，足见此人“本质很坏，不可信用”。

接着有一份关系到饶漱石的材料印发到了会议上。材料揭发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和维持社会治安中，实行“以特反特”的策略，所重用和包庇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多达3300余人。这件事直接牵扯到饶漱石，因为当年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批准了“以特反特”的方针。尽管这一方针当时来说是必要而切实可行的，也取得了镇反、反特工作的很大成绩，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在公安部1954年11月烧起的第二把“大火”中（第一把“大火”是揪出了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的“反革命案”，此案后已平反），把“以特反特”方针的实施，当成杨帆的重大罪恶——包庇、重用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将杨帆逮捕，押解北京囚禁受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