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死亡与救赎——西方文学中的基督教印迹

基督教是西方文学精神的重要构成因素。《圣经》为许多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基督教文化对西方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西方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文学评论界对基督教与西方文学关系的研究日益深入。本文试图从原罪、死亡、救赎在西方文学中的体现阐述西方文学与基督教的联系。

一、原罪——灵与肉的纠缠

    原罪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思想，始终回荡于西方文学之中的对人类灵魂的拷问——人与生俱来的是理智、道德还是欲望、罪恶？人类应该崇尚制约还是解放本性正是源于原罪观点。

    《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上帝把亚当和夏娃安排在伊甸园中，撒旦化身为蛇，引诱夏娃偷吃了禁果，夏娃又让亚当吃了禁果，开启了智慧，从而违背了上帝的意愿，犯下了罪。人类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且受到诅咒。男人要一辈子辛苦劳作，女人要承受生养的痛苦。人类从始祖那儿继承了罪恶，这种罪恶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里面固有的。”（马丁路德）“人可能就在人真正成为人的那一瞬间就开启了幸与不幸的双重历史命运”。原罪论揭示了人类内心理性与欲望的冲突，正是这种灵与肉的纠缠构成了西方文学的悲剧情怀。

    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还是其后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处处都可见到灵与肉纠缠所带来的痛苦。神性与人性的深刻矛盾，在信仰与理性的互动中造就了恒久不变的痛苦。《巴黎圣母院》中的副主教弗罗洛从小献身教会，勤奋上进，敬业敬神，是一个严格按上帝规则生活的人。这样一个理性有着纯净灵魂的人也未能摆脱一个正常人所具有的本能欲望。“在碰到你之前，我的肉体不是没有受到过感动，也有很多次，当一些美丽的异性从我眼前走过的时候，我的热血也会沸腾，我的身体也会痉挛。但是，只要我一回到我的斋戒室，严格的斋戒制度和修道，又会使我马上回到冰冷的信仰和禁欲之中。但是，如果人没有能够抵御魔鬼的诱惑，错误只在于上帝没有给与人足够的毅力。于是，那一天我碰见了你，就注定了我们的悲剧。那天，当我正在修道的时候，一阵悦耳的歌声从敞开的窗户传来，我禁不住起身打探，就看见了美丽的你，我一下子就爱上了你。我想你一定是一个女巫，不然哪会有如此的魔力。我效仿前人用驱魔符驱魔，我告诉自己：如果我再看见你，我一眼就能从你那美丽的眼睛里看见魔鬼的狰狞。可惜当我第二次看见你的时候，我就想见你一千次。所以我就躲在一切阴暗的角落，象一个幽灵一样等待你的出现，这不是我的错。”理智与欲望的冲突袒露得清清楚楚。弗罗洛竭力想抑制自己作为人与生俱来的人性与欲望，但他失败了，他成了一个阴谋家、杀人犯。情欲在他身上扭曲成了嫉妒、仇恨、淫欲、贪婪、残酷、自私和疯狂，这是他的“宿命”。在这场灵与肉的纠缠中，肉欲战胜了灵魂，悲剧就无可避免了。《红字》中的丁梅斯文雅持重，是教区中德才出众的人物，自认是教区中最神圣的人，并笃信自己是“受上帝的招呼”作为上帝的替身来从事牧师工作的。但是，他和海斯特有私情并生下一女。在七年的漫长时光里，理性与欲望一直在他脑海里作战。他的灵魂无时不刻不在受着煎熬。为了维护加尔文清教教义，他忍受严酷的精神折磨并希望通过为教民超度、赎罪、布道以达到内心的平安。然而，他追求正常生活的渴望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接受海斯特的怂恿，准备一起逃往英国。欲望打败了理性。“整个教堂外观显得如此陌生，却又如此熟悉，致使丁梅斯先生的头脑在两种想法之间摆动不已：要么迄今为止他只是梦中看到他，要么此刻的他是在做梦。”灵与肉在他体内短兵相接。在节日宗教宣讲之后，他坦承了自己的罪行，并最终倒下以死向上帝谢罪。“如果主人公战胜了心灵的自然爱好而有利于道德法则，那么，幸福就永别了，生命的欢乐和魅力也永别了！他变成了行尸走肉……主人公如果遵循了心灵的自然爱好，那么，他被自己认为是一个罪犯，他成了良心的牺牲品。”（别林斯基）这种灵与肉的永恒冲突注定丁梅斯的悲剧结局。

二、死亡——出死与入生

    死亡是绝对的，任何人也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死亡一直是文学作品关注的主题。“生存还是死亡”哈姆雷特的追问振人发馈。

    在死的面前，生的意义荡然无存。“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李尔王疯狂地死于风雨之中，维特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爱情的受难，《八月之光》中的乔死于私刑，安娜·卡列宁娜卧轨自杀，包法利夫人服毒自尽。当生命没有了寄托，死亡就成了解脱，是苦难的结束。

    但解脱不是死亡的全部意义所在。“上主宣布了人的死亡，罪人必须死，代替罪人的也得死。基督成了替罪的人。”《旧约》记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世人的罪而死。真正的逾越节羔羊不是在圣殿上被杀，而是被杀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死实际上是牺牲了自己而对人类实行的一次伟大的救助。三天后，耶稣复活，向人们昭示了生命重生的奇迹和力量，为信徒显示天国永生的信心。因此，西方文学中的死亡，不是单纯的肉体的灭绝，而是灵魂的重生；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成全。“人存在于死亡之中”绝不是仅仅指人的存在是一种走向终结的存在，不是把死亡当作一件具体的不幸事件来思考和忧愁，而是把死亡当作一种可能性承担起来：让自己置身于死亡这种可能性当中去领会和理解自己的存在。此世的生不是神的理想，必须由生才能转换到死后之生。

    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伊凡·伊里奇是一个品行卑劣的地主，在痛苦中面临死亡，但是在生命结束之前，他突然意识到他的死亡是如此糟糕正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得如此糟糕。他的这种洞见给他的生命带来巨大的变化，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活得平静而又富有意义，这是他从未体验过的状态。小说评论的最后一句话是“思考过死，人才能更好的活”。觉到死的蛰伏能让人更好地品味生的从容，没有对死亡做过认真思考的人，对生也不会有真正透彻的理解。内心的恐惧和焦虑、痛苦与彷徨只是一种冲突，它会让你在自我否定、否定之否定中积累生命发展的动力。

    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时说：“我的国，不在此世。”意指天国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天国就在你的心中。人生在世，是到不了天国的，只有灵魂脱离了肉体，才能到达天国。所以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这样描写安德烈的死亡体验“他以前害怕生命结束。他有两次及其痛苦地体验过死的恐惧，如今不再有这种感觉。……那朵永恒的、自由的、不受现实生活束缚的爱之花开放了，他不再怕死，也不再想到死。”“死亡是在此世，现在就将自己从世俗生命转入永恒生命，我体验到了。”

三、救赎——从坚忍到爱的升华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死是因为自身的罪，生则是由于信仰基督死后复活而在基督的爱中得到救赎。

    苦难不仅是对自身罪恶的救赎，而且是使人灵魂净化的必要阶段，世人要以坚忍的意志和身受无尽的折磨来赎还自身的罪恶。只有忏悔自身的罪孽，经过苦难的净化，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舍己以跟随基督，才能走向天国之路。

    《红字》中的海斯特受到精神的痛苦和世俗的磨难，但她也没有消沉，反而变得坚强成熟，如同一位坚忍不拔的女斗士。海丝特在长期的耻辱、寂寞、绝望中，依然坚信对丁梅斯代尔的爱。她为了爱丁梅斯代尔，带上了耻辱的红字A，她“不仅能忍受自己的苦，还能忍受他的苦”。她能够不为自身的高傲与自尊所害，因为她心中有着大爱与宽容。她没有对任何伤害过她的人产生过仇恨，甚至怨恨都没有。她只知道坚持自己心中的爱，直至走到生命的彼岸。她用自己的善良、坚韧终于赢得了大家的谅解，最终得以与所爱之人长相守——葬在所爱之人的身旁。由于她的合辛茹苦、助人为乐等种两美德，使她胸前的红字不再是“通奸”（Adulty）的耻辱徽记，通奸成了“能干”（Able），甚至“值得尊敬”（Admirable）的标志了。她就是天使（Angle）。海丝特心头有真正的神，这是神的灵，是霍桑所追求的境界，霍桑所有宗教情怀最集中的体现。

    陀思妥耶夫思基的《罪与罚》中表现了皈依宗教，在温顺、忍耐和爱别人中获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拉斯科尔尼科夫早年在母亲的影响下信教，读大学时受无神论及其他思想的影响，不再信教，走上了反宗教道路，为此他失去了内心的安宁，并且犯了杀人之罪，在法律与道德的双重惩罚下倍受折磨，最终在虔信宗教、温和恭顺、极其关爱别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索尼亚的影响下几经挣扎，逐渐觉悟，终于又皈依了宗教。索尼亚是基督的象征。她处境艰难，16岁就被迫挑起生活的重担，靠出卖肉体生活。但她象耶稣一样纯洁有爱心。她的爱是十字架上的爱，爱上帝及爱人如己就是背上沉重的十字架跟随上帝，只不过十字架上的不是罪而是爱。索尼亚的爱感化了拉斯科尔尼科夫，这是爱对他的救赎，也是基督对他的救赎。

    基督教文化在西方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基督教文化对西方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西方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罪、死亡和救赎是基督教文化的重要内容，因而也成了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主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