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voss 050:张旭楷书探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6 00: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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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元月河南省洛阳市邙山脚下偃师县磷肥厂扩建改造工地发掘的一处唐墓。墓中出土《严仁墓志》，墓志青石质，有盖，盖上篆书。横55，纵53厘米。志文楷书，共21行，满行21字，共计430字。
《严仁墓志》是张旭为唐绛州龙门县尉严仁书写的墓志。墓志记载，严仁，字明，余杭（今杭州）郡人，曾任洪州达昌尉和绛州龙门县尉等官职。余杭、吴郡两地相邻，严仁和张万顷、张旭可谓是同乡，张旭曾到过洛阳，严仁又卒于洛阳唐天宝元年（742），请既是同乡又是书法名家张旭书写墓志在情理之中。墓志最后注明“前邓州内乡县令吴郡张万顷撰，吴郡张旭书”。张旭的生卒年至今存在争论，以熊秉明先生的考证大致可定为张旭生于658年，卒于748年，享年90高龄。《严仁墓志》是张旭老年所书，骨法峻厚，有力拔千钧之势。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张旭的书学渊源非常深厚，使得他楷书的成就起初就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而且楷书的研习终生不辍。
张旭在《新唐书》有记载，附于李白条之后，
“……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初，仕为常熟尉，有老人陈牒求判，宿昔又来，旭怒其烦，责之。老人曰：‘观公笔奇妙，欲以藏家尔’。旭因问所藏，尽出其父书，旭视之，天下奇笔也，自是尽其法。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传其法，惟崔邈、颜真卿云”
这段记载颇有传奇色彩，唐文宗下诏张旭草书为“三绝”之一，说明当时的张旭已经名满天下了。称雄于世“狂草”书法更是令无数文人墨客倾倒。“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这是杜甫笔下对张旭挥毫落笔时洒脱不羁和卓尔不群神态的惊叹。张旭为人豪放不羁而又悟性极高，能从担夫争道和公孙舞剑中参悟笔法。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道：
“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辽宁省博物馆藏传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笔划连绵不绝，体现了这种奔放豪逸的狂草风格，唐孙过庭说：“表情达性”，张旭富于情绪化的草书深刻诠释了这一点。
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十二意》载张旭传其笔法时说：“书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子，可须思妙。”可见张旭对真草两种字体的重视。而他的楷书和草书展现的是其书法的两个极端，前者法度谨严，后者热烈奔放。孙过庭的《书谱》称：
“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回互虽殊，大体相涉。”
是说楷书和草书之间要相互参悟融通，在笔法上，使转和点画在两种字体上的作用不同。要在草书上取得成就，需要在楷书的使转上下工夫。张旭的草书成就无疑得益于其在楷书上的功夫，其草书能在醉后的疯狂书写中保持法度,这离不开长期的楷书训练。楷书主要表现为静态，一方面在笔法的微妙处如转折钩挑等难于掌握，另一方面结体需要保持匀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草书主要表现为动态，张旭的草书线条在游走过程中可以瞬间将笔锋调至中锋，显得十分圆劲。既保持了线条的质量又不至于失去法度，加之大量练习使张旭草书如庖丁解牛一般熟练，达到了以技进道的境界。长期练习楷书无疑将对草书的用笔和结字大有好处。《宣和书谱》称：
“旭名本以颠草著，至于小楷行书，又复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是也。”
苏东坡由此赞道：
“长史（张旭）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心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
学习楷书，可以通晓“八法”，在草书癫狂的书写过程中才能统摄笔法，包世臣《艺舟双楫》曰：
“长史八法完具，而不能无检摄不及处。”
张旭以草书称世，而唐代楷书名家林立，其楷书当然不显了。唐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说：
“只如张颠以善草得名，楷隶未必为人所宝，余曾见小楷《乐毅》，虞、褚之流。”
可见唐时人们只注重他的草书，而对于“楷隶未必为人所宝”。而张旭的楷书风格与虞世南和褚遂良有相通之处。张旭楷书《严仁墓志》遒丽似虞，劲俏似褚，而细劲和折角处似褚的意味更强。而唐开元二十九年（741）立张旭楷书《郎官石柱记》结体阔绰，雍容典雅，似虞的意味更浓。
《郎官石柱记》其原石久佚，仅存王世贞藏宋拓孤本，历来评价颇高，苏轼曰：
“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
宋曾巩《元丰类稿·金石录跋尾十四首》“尚书省郎官石记序”一条中记载：
“尚书省郎官石记序陈九言撰，张颠书。记自开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为此序。张颠草书见于世者，其纵放可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独楷字，精劲严重，出于自然，如动容周旋中礼，非强为者。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盖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
可知曾巩对张旭的楷书推崇备至，认为他的楷书能在法度之中游刃有余，且能合于自然之道。明赵涵《石墨镌华》谓：
“笔法出欧阳率更，兼永兴，河南，虽骨力不递，而法度森严。”
“永兴，河南”说明虞、褚二家的影响，结体修长和法度森严也确有欧阳询《九成宫》的意味。至于“骨力不递”，在《郎官石柱记》中有所显示，但《严仁墓志》劲挺的线条毫无媚弱，可谓骨力峻发。时隔一年书写的楷书，风格稍显差异。其一，因为《郎官石柱记》是碑刻，长期栉风沐雨，使得本来细挺的线条变得圆润起来，加之历代锤拓磨泐，使得线条两侧变得毛糙，反而增其厚重。而《严仁墓志》是新近出土的墓志，藏于地下且有志盖保护，字口若新刻，更接近张旭书写时的原貌。其二，书碑与书写墓志属于不同功用，在书写风格上也应体现出不同。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结字平稳，横向开展，时而外拓，转折处不露圭角，因此整体体现出平和润雅的风格，适宜书碑。而欧、褚一路风格用于书碑便稍显刻露了，而用于书写短小精致的墓志时便不存在此种问题了。不同书写风格根据不同的形制和内容的不同而变化，是高水平书家具有的素质，张旭也不例外。下图右为《郎官石柱记》，左为《严仁墓志》，落款“张旭二字”，前“张”末笔用捺，后者用点。前“旭”折钩上挑，后者用波磔，有六朝古风，两个落款都体现出一收一放的韵味。
总之，张旭的楷书是融合唐初名家的结果，他虽没有像其草书那样形成卓绝的个人风格，却是因其融汇在中唐楷书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角色。沈尹默在《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十二意>释译》中说：
“张旭极精笔法，真草俱妙。后人论书，对于欧、虞、褚、陆都有异词，惟独于张旭没有非短过。”
这是因袭《唐书·本传》的说法。他的楷书之所以能承受历史考验，说明张旭能在楷书融合上取长避短。张旭是安史之乱以前唐楷集大成者，并影响了颜真卿后来的书法面貌，颜真卿自从去洛阳拜谒张旭之后，书法更加纵横恣肆。张旭在传授颜真卿笔法时也多是楷书中常用笔画的写法，但这些基础训练在张旭看来却极为重要。常人往往在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上忽略关联而不得笔法要旨，张旭是能打通楷书和草书的千古一人。发现张旭楷书中的微妙之处，无疑对认识他的草书有所启发。
（2011年5月25日7版）
张旭楷书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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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元月河南省洛阳市邙山脚下偃师县磷肥厂扩建改造工地发掘的一处唐墓。墓中出土《严仁墓志》，墓志青石质，有盖，盖上篆书。横55，纵53厘米。志文楷书，共21行，满行21字，共计430字。
《严仁墓志》是张旭为唐绛州龙门县尉严仁书写的墓志。墓志记载，严仁，字明，余杭（今杭州）郡人，曾任洪州达昌尉和绛州龙门县尉等官职。余杭、吴郡两地相邻，严仁和张万顷、张旭可谓是同乡，张旭曾到过洛阳，严仁又卒于洛阳唐天宝元年（742），请既是同乡又是书法名家张旭书写墓志在情理之中。墓志最后注明“前邓州内乡县令吴郡张万顷撰，吴郡张旭书”。张旭的生卒年至今存在争论，以熊秉明先生的考证大致可定为张旭生于658年，卒于748年，享年90高龄。《严仁墓志》是张旭老年所书，骨法峻厚，有力拔千钧之势。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张旭的书学渊源非常深厚，使得他楷书的成就起初就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而且楷书的研习终生不辍。
张旭在《新唐书》有记载，附于李白条之后，
“……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初，仕为常熟尉，有老人陈牒求判，宿昔又来，旭怒其烦，责之。老人曰：‘观公笔奇妙，欲以藏家尔’。旭因问所藏，尽出其父书，旭视之，天下奇笔也，自是尽其法。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传其法，惟崔邈、颜真卿云”
这段记载颇有传奇色彩，唐文宗下诏张旭草书为“三绝”之一，说明当时的张旭已经名满天下了。称雄于世“狂草”书法更是令无数文人墨客倾倒。“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这是杜甫笔下对张旭挥毫落笔时洒脱不羁和卓尔不群神态的惊叹。张旭为人豪放不羁而又悟性极高，能从担夫争道和公孙舞剑中参悟笔法。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道：
“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辽宁省博物馆藏传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笔划连绵不绝，体现了这种奔放豪逸的狂草风格，唐孙过庭说：“表情达性”，张旭富于情绪化的草书深刻诠释了这一点。
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十二意》载张旭传其笔法时说：“书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子，可须思妙。”可见张旭对真草两种字体的重视。而他的楷书和草书展现的是其书法的两个极端，前者法度谨严，后者热烈奔放。孙过庭的《书谱》称：
“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回互虽殊，大体相涉。”
是说楷书和草书之间要相互参悟融通，在笔法上，使转和点画在两种字体上的作用不同。要在草书上取得成就，需要在楷书的使转上下工夫。张旭的草书成就无疑得益于其在楷书上的功夫，其草书能在醉后的疯狂书写中保持法度,这离不开长期的楷书训练。楷书主要表现为静态，一方面在笔法的微妙处如转折钩挑等难于掌握，另一方面结体需要保持匀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草书主要表现为动态，张旭的草书线条在游走过程中可以瞬间将笔锋调至中锋，显得十分圆劲。既保持了线条的质量又不至于失去法度，加之大量练习使张旭草书如庖丁解牛一般熟练，达到了以技进道的境界。长期练习楷书无疑将对草书的用笔和结字大有好处。《宣和书谱》称：
“旭名本以颠草著，至于小楷行书，又复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是也。”
苏东坡由此赞道：
“长史（张旭）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心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
学习楷书，可以通晓“八法”，在草书癫狂的书写过程中才能统摄笔法，包世臣《艺舟双楫》曰：
“长史八法完具，而不能无检摄不及处。”
张旭以草书称世，而唐代楷书名家林立，其楷书当然不显了。唐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说：
“只如张颠以善草得名，楷隶未必为人所宝，余曾见小楷《乐毅》，虞、褚之流。”
可见唐时人们只注重他的草书，而对于“楷隶未必为人所宝”。而张旭的楷书风格与虞世南和褚遂良有相通之处。张旭楷书《严仁墓志》遒丽似虞，劲俏似褚，而细劲和折角处似褚的意味更强。而唐开元二十九年（741）立张旭楷书《郎官石柱记》结体阔绰，雍容典雅，似虞的意味更浓。
《郎官石柱记》其原石久佚，仅存王世贞藏宋拓孤本，历来评价颇高，苏轼曰：
“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
宋曾巩《元丰类稿·金石录跋尾十四首》“尚书省郎官石记序”一条中记载：
“尚书省郎官石记序陈九言撰，张颠书。记自开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为此序。张颠草书见于世者，其纵放可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独楷字，精劲严重，出于自然，如动容周旋中礼，非强为者。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盖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
可知曾巩对张旭的楷书推崇备至，认为他的楷书能在法度之中游刃有余，且能合于自然之道。明赵涵《石墨镌华》谓：
“笔法出欧阳率更，兼永兴，河南，虽骨力不递，而法度森严。”
“永兴，河南”说明虞、褚二家的影响，结体修长和法度森严也确有欧阳询《九成宫》的意味。至于“骨力不递”，在《郎官石柱记》中有所显示，但《严仁墓志》劲挺的线条毫无媚弱，可谓骨力峻发。时隔一年书写的楷书，风格稍显差异。其一，因为《郎官石柱记》是碑刻，长期栉风沐雨，使得本来细挺的线条变得圆润起来，加之历代锤拓磨泐，使得线条两侧变得毛糙，反而增其厚重。而《严仁墓志》是新近出土的墓志，藏于地下且有志盖保护，字口若新刻，更接近张旭书写时的原貌。其二，书碑与书写墓志属于不同功用，在书写风格上也应体现出不同。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结字平稳，横向开展，时而外拓，转折处不露圭角，因此整体体现出平和润雅的风格，适宜书碑。而欧、褚一路风格用于书碑便稍显刻露了，而用于书写短小精致的墓志时便不存在此种问题了。不同书写风格根据不同的形制和内容的不同而变化，是高水平书家具有的素质，张旭也不例外。下图右为《郎官石柱记》，左为《严仁墓志》，落款“张旭二字”，前“张”末笔用捺，后者用点。前“旭”折钩上挑，后者用波磔，有六朝古风，两个落款都体现出一收一放的韵味。
总之，张旭的楷书是融合唐初名家的结果，他虽没有像其草书那样形成卓绝的个人风格，却是因其融汇在中唐楷书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角色。沈尹默在《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十二意>释译》中说：
“张旭极精笔法，真草俱妙。后人论书，对于欧、虞、褚、陆都有异词，惟独于张旭没有非短过。”
这是因袭《唐书·本传》的说法。他的楷书之所以能承受历史考验，说明张旭能在楷书融合上取长避短。张旭是安史之乱以前唐楷集大成者，并影响了颜真卿后来的书法面貌，颜真卿自从去洛阳拜谒张旭之后，书法更加纵横恣肆。张旭在传授颜真卿笔法时也多是楷书中常用笔画的写法，但这些基础训练在张旭看来却极为重要。常人往往在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上忽略关联而不得笔法要旨，张旭是能打通楷书和草书的千古一人。发现张旭楷书中的微妙之处，无疑对认识他的草书有所启发。
（2011年5月25日7版）
【打印】 【字号大中小】编辑：ww 2011-06-101992年元月河南省洛阳市邙山脚下偃师县磷肥厂扩建改造工地发掘的一处唐墓。墓中出土《严仁墓志》，墓志青石质，有盖，盖上篆书。横55，纵53厘米。志文楷书，共21行，满行21字，共计430字。
《严仁墓志》是张旭为唐绛州龙门县尉严仁书写的墓志。墓志记载，严仁，字明，余杭（今杭州）郡人，曾任洪州达昌尉和绛州龙门县尉等官职。余杭、吴郡两地相邻，严仁和张万顷、张旭可谓是同乡，张旭曾到过洛阳，严仁又卒于洛阳唐天宝元年（742），请既是同乡又是书法名家张旭书写墓志在情理之中。墓志最后注明“前邓州内乡县令吴郡张万顷撰，吴郡张旭书”。张旭的生卒年至今存在争论，以熊秉明先生的考证大致可定为张旭生于658年，卒于748年，享年90高龄。《严仁墓志》是张旭老年所书，骨法峻厚，有力拔千钧之势。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张旭的书学渊源非常深厚，使得他楷书的成就起初就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而且楷书的研习终生不辍。
张旭在《新唐书》有记载，附于李白条之后，
“……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初，仕为常熟尉，有老人陈牒求判，宿昔又来，旭怒其烦，责之。老人曰：‘观公笔奇妙，欲以藏家尔’。旭因问所藏，尽出其父书，旭视之，天下奇笔也，自是尽其法。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传其法，惟崔邈、颜真卿云”
这段记载颇有传奇色彩，唐文宗下诏张旭草书为“三绝”之一，说明当时的张旭已经名满天下了。称雄于世“狂草”书法更是令无数文人墨客倾倒。“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这是杜甫笔下对张旭挥毫落笔时洒脱不羁和卓尔不群神态的惊叹。张旭为人豪放不羁而又悟性极高，能从担夫争道和公孙舞剑中参悟笔法。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道：
“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辽宁省博物馆藏传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笔划连绵不绝，体现了这种奔放豪逸的狂草风格，唐孙过庭说：“表情达性”，张旭富于情绪化的草书深刻诠释了这一点。
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十二意》载张旭传其笔法时说：“书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子，可须思妙。”可见张旭对真草两种字体的重视。而他的楷书和草书展现的是其书法的两个极端，前者法度谨严，后者热烈奔放。孙过庭的《书谱》称：
“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回互虽殊，大体相涉。”
是说楷书和草书之间要相互参悟融通，在笔法上，使转和点画在两种字体上的作用不同。要在草书上取得成就，需要在楷书的使转上下工夫。张旭的草书成就无疑得益于其在楷书上的功夫，其草书能在醉后的疯狂书写中保持法度,这离不开长期的楷书训练。楷书主要表现为静态，一方面在笔法的微妙处如转折钩挑等难于掌握，另一方面结体需要保持匀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草书主要表现为动态，张旭的草书线条在游走过程中可以瞬间将笔锋调至中锋，显得十分圆劲。既保持了线条的质量又不至于失去法度，加之大量练习使张旭草书如庖丁解牛一般熟练，达到了以技进道的境界。长期练习楷书无疑将对草书的用笔和结字大有好处。《宣和书谱》称：
“旭名本以颠草著，至于小楷行书，又复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是也。”
苏东坡由此赞道：
“长史（张旭）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心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
学习楷书，可以通晓“八法”，在草书癫狂的书写过程中才能统摄笔法，包世臣《艺舟双楫》曰：
“长史八法完具，而不能无检摄不及处。”
张旭以草书称世，而唐代楷书名家林立，其楷书当然不显了。唐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说：
“只如张颠以善草得名，楷隶未必为人所宝，余曾见小楷《乐毅》，虞、褚之流。”
可见唐时人们只注重他的草书，而对于“楷隶未必为人所宝”。而张旭的楷书风格与虞世南和褚遂良有相通之处。张旭楷书《严仁墓志》遒丽似虞，劲俏似褚，而细劲和折角处似褚的意味更强。而唐开元二十九年（741）立张旭楷书《郎官石柱记》结体阔绰，雍容典雅，似虞的意味更浓。
《郎官石柱记》其原石久佚，仅存王世贞藏宋拓孤本，历来评价颇高，苏轼曰：
“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
宋曾巩《元丰类稿·金石录跋尾十四首》“尚书省郎官石记序”一条中记载：
“尚书省郎官石记序陈九言撰，张颠书。记自开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为此序。张颠草书见于世者，其纵放可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独楷字，精劲严重，出于自然，如动容周旋中礼，非强为者。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盖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
可知曾巩对张旭的楷书推崇备至，认为他的楷书能在法度之中游刃有余，且能合于自然之道。明赵涵《石墨镌华》谓：
“笔法出欧阳率更，兼永兴，河南，虽骨力不递，而法度森严。”
“永兴，河南”说明虞、褚二家的影响，结体修长和法度森严也确有欧阳询《九成宫》的意味。至于“骨力不递”，在《郎官石柱记》中有所显示，但《严仁墓志》劲挺的线条毫无媚弱，可谓骨力峻发。时隔一年书写的楷书，风格稍显差异。其一，因为《郎官石柱记》是碑刻，长期栉风沐雨，使得本来细挺的线条变得圆润起来，加之历代锤拓磨泐，使得线条两侧变得毛糙，反而增其厚重。而《严仁墓志》是新近出土的墓志，藏于地下且有志盖保护，字口若新刻，更接近张旭书写时的原貌。其二，书碑与书写墓志属于不同功用，在书写风格上也应体现出不同。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结字平稳，横向开展，时而外拓，转折处不露圭角，因此整体体现出平和润雅的风格，适宜书碑。而欧、褚一路风格用于书碑便稍显刻露了，而用于书写短小精致的墓志时便不存在此种问题了。不同书写风格根据不同的形制和内容的不同而变化，是高水平书家具有的素质，张旭也不例外。下图右为《郎官石柱记》，左为《严仁墓志》，落款“张旭二字”，前“张”末笔用捺，后者用点。前“旭”折钩上挑，后者用波磔，有六朝古风，两个落款都体现出一收一放的韵味。
总之，张旭的楷书是融合唐初名家的结果，他虽没有像其草书那样形成卓绝的个人风格，却是因其融汇在中唐楷书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角色。沈尹默在《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十二意>释译》中说：
“张旭极精笔法，真草俱妙。后人论书，对于欧、虞、褚、陆都有异词，惟独于张旭没有非短过。”
这是因袭《唐书·本传》的说法。他的楷书之所以能承受历史考验，说明张旭能在楷书融合上取长避短。张旭是安史之乱以前唐楷集大成者，并影响了颜真卿后来的书法面貌，颜真卿自从去洛阳拜谒张旭之后，书法更加纵横恣肆。张旭在传授颜真卿笔法时也多是楷书中常用笔画的写法，但这些基础训练在张旭看来却极为重要。常人往往在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上忽略关联而不得笔法要旨，张旭是能打通楷书和草书的千古一人。发现张旭楷书中的微妙之处，无疑对认识他的草书有所启发。
（2011年5月25日7版）
张旭楷书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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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 【字号大中小】编辑：ww 2011-06-101992年元月河南省洛阳市邙山脚下偃师县磷肥厂扩建改造工地发掘的一处唐墓。墓中出土《严仁墓志》，墓志青石质，有盖，盖上篆书。横55，纵53厘米。志文楷书，共21行，满行21字，共计430字。
《严仁墓志》是张旭为唐绛州龙门县尉严仁书写的墓志。墓志记载，严仁，字明，余杭（今杭州）郡人，曾任洪州达昌尉和绛州龙门县尉等官职。余杭、吴郡两地相邻，严仁和张万顷、张旭可谓是同乡，张旭曾到过洛阳，严仁又卒于洛阳唐天宝元年（742），请既是同乡又是书法名家张旭书写墓志在情理之中。墓志最后注明“前邓州内乡县令吴郡张万顷撰，吴郡张旭书”。张旭的生卒年至今存在争论，以熊秉明先生的考证大致可定为张旭生于658年，卒于748年，享年90高龄。《严仁墓志》是张旭老年所书，骨法峻厚，有力拔千钧之势。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张旭的书学渊源非常深厚，使得他楷书的成就起初就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而且楷书的研习终生不辍。
张旭在《新唐书》有记载，附于李白条之后，
“……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初，仕为常熟尉，有老人陈牒求判，宿昔又来，旭怒其烦，责之。老人曰：‘观公笔奇妙，欲以藏家尔’。旭因问所藏，尽出其父书，旭视之，天下奇笔也，自是尽其法。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传其法，惟崔邈、颜真卿云”
这段记载颇有传奇色彩，唐文宗下诏张旭草书为“三绝”之一，说明当时的张旭已经名满天下了。称雄于世“狂草”书法更是令无数文人墨客倾倒。“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这是杜甫笔下对张旭挥毫落笔时洒脱不羁和卓尔不群神态的惊叹。张旭为人豪放不羁而又悟性极高，能从担夫争道和公孙舞剑中参悟笔法。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道：
“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辽宁省博物馆藏传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笔划连绵不绝，体现了这种奔放豪逸的狂草风格，唐孙过庭说：“表情达性”，张旭富于情绪化的草书深刻诠释了这一点。
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十二意》载张旭传其笔法时说：“书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子，可须思妙。”可见张旭对真草两种字体的重视。而他的楷书和草书展现的是其书法的两个极端，前者法度谨严，后者热烈奔放。孙过庭的《书谱》称：
“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回互虽殊，大体相涉。”
是说楷书和草书之间要相互参悟融通，在笔法上，使转和点画在两种字体上的作用不同。要在草书上取得成就，需要在楷书的使转上下工夫。张旭的草书成就无疑得益于其在楷书上的功夫，其草书能在醉后的疯狂书写中保持法度,这离不开长期的楷书训练。楷书主要表现为静态，一方面在笔法的微妙处如转折钩挑等难于掌握，另一方面结体需要保持匀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草书主要表现为动态，张旭的草书线条在游走过程中可以瞬间将笔锋调至中锋，显得十分圆劲。既保持了线条的质量又不至于失去法度，加之大量练习使张旭草书如庖丁解牛一般熟练，达到了以技进道的境界。长期练习楷书无疑将对草书的用笔和结字大有好处。《宣和书谱》称：
“旭名本以颠草著，至于小楷行书，又复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是也。”
苏东坡由此赞道：
“长史（张旭）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心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
学习楷书，可以通晓“八法”，在草书癫狂的书写过程中才能统摄笔法，包世臣《艺舟双楫》曰：
“长史八法完具，而不能无检摄不及处。”
张旭以草书称世，而唐代楷书名家林立，其楷书当然不显了。唐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说：
“只如张颠以善草得名，楷隶未必为人所宝，余曾见小楷《乐毅》，虞、褚之流。”
可见唐时人们只注重他的草书，而对于“楷隶未必为人所宝”。而张旭的楷书风格与虞世南和褚遂良有相通之处。张旭楷书《严仁墓志》遒丽似虞，劲俏似褚，而细劲和折角处似褚的意味更强。而唐开元二十九年（741）立张旭楷书《郎官石柱记》结体阔绰，雍容典雅，似虞的意味更浓。
《郎官石柱记》其原石久佚，仅存王世贞藏宋拓孤本，历来评价颇高，苏轼曰：
“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
宋曾巩《元丰类稿·金石录跋尾十四首》“尚书省郎官石记序”一条中记载：
“尚书省郎官石记序陈九言撰，张颠书。记自开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为此序。张颠草书见于世者，其纵放可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独楷字，精劲严重，出于自然，如动容周旋中礼，非强为者。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盖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
可知曾巩对张旭的楷书推崇备至，认为他的楷书能在法度之中游刃有余，且能合于自然之道。明赵涵《石墨镌华》谓：
“笔法出欧阳率更，兼永兴，河南，虽骨力不递，而法度森严。”
“永兴，河南”说明虞、褚二家的影响，结体修长和法度森严也确有欧阳询《九成宫》的意味。至于“骨力不递”，在《郎官石柱记》中有所显示，但《严仁墓志》劲挺的线条毫无媚弱，可谓骨力峻发。时隔一年书写的楷书，风格稍显差异。其一，因为《郎官石柱记》是碑刻，长期栉风沐雨，使得本来细挺的线条变得圆润起来，加之历代锤拓磨泐，使得线条两侧变得毛糙，反而增其厚重。而《严仁墓志》是新近出土的墓志，藏于地下且有志盖保护，字口若新刻，更接近张旭书写时的原貌。其二，书碑与书写墓志属于不同功用，在书写风格上也应体现出不同。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结字平稳，横向开展，时而外拓，转折处不露圭角，因此整体体现出平和润雅的风格，适宜书碑。而欧、褚一路风格用于书碑便稍显刻露了，而用于书写短小精致的墓志时便不存在此种问题了。不同书写风格根据不同的形制和内容的不同而变化，是高水平书家具有的素质，张旭也不例外。下图右为《郎官石柱记》，左为《严仁墓志》，落款“张旭二字”，前“张”末笔用捺，后者用点。前“旭”折钩上挑，后者用波磔，有六朝古风，两个落款都体现出一收一放的韵味。
总之，张旭的楷书是融合唐初名家的结果，他虽没有像其草书那样形成卓绝的个人风格，却是因其融汇在中唐楷书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角色。沈尹默在《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十二意>释译》中说：
“张旭极精笔法，真草俱妙。后人论书，对于欧、虞、褚、陆都有异词，惟独于张旭没有非短过。”
这是因袭《唐书·本传》的说法。他的楷书之所以能承受历史考验，说明张旭能在楷书融合上取长避短。张旭是安史之乱以前唐楷集大成者，并影响了颜真卿后来的书法面貌，颜真卿自从去洛阳拜谒张旭之后，书法更加纵横恣肆。张旭在传授颜真卿笔法时也多是楷书中常用笔画的写法，但这些基础训练在张旭看来却极为重要。常人往往在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上忽略关联而不得笔法要旨，张旭是能打通楷书和草书的千古一人。发现张旭楷书中的微妙之处，无疑对认识他的草书有所启发。
（2011年5月25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