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儿童文学审美现代性的确立*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于“五四”时期，这一点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论者都津津乐道于“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的确立和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之关系，这的确是抓住了核心问题，但仅仅从儿童观这一理论维度上来论证“五四”儿童文学现代性的获得，而不顾及创作状况的考察，不仅不全面，而且可能还会存在偏误，因为一时期的理论倡导与创作实绩并不一定完全同步。虽然，“‘五四’时期儿童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展开，其逻辑起点并不是‘文学’，而是当时与人的问题一起提出来的儿童问题”[1]123，但作为文学之一种的儿童文学，若论其现代性，还是应该立足于文学本体特征，即“审美”这一维度。儿童文学的审美性应是特定的儿童性与本体的文学性的融合。鉴于此，本文从“五四”儿童文学创作的美学风貌来考察其现代性的具体表现，以此判定“五四”儿童文学所获得的现代性程度及存在问题，这是对以往从儿童观出发的现代性论证的一种补充和纠偏。

一

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已经微弱地冒出了审美之芽，从内容上体现为“喷薄的豪情美、外来的险幻美、零星的稚趣美”[2]，“五四”儿童文学创作是对前一阶段的质的飞跃，不仅各类体裁、题材的创作数量相当繁多，且每一种审美内容的呈现都有着重要的奠定性意义。

其一，清新的自然之美。

在清末民初本土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里，描绘自然之作的数量极少。“五四”儿童文学已开始有意识地加强对“自然”这一重要对象的表现，戴渭清在《儿童文学的哲学观》一文中专门论及“自然化”:“文学最容易动人情感的，莫如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儿童对于自然界有无穷的爱好，一草一木，都是他的良朋。所以儿童文学应该要有自然化，多收容关于自然界的材料，使儿童享乐自然，培养他对于自然爱好的真情……”[3]125自然美对于儿童有着不可忽略的陶冶作用。“五四”儿童文学中出现了大量对自然美景的描绘，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这些景象往往用孩子的眼睛来观看、用孩子的心灵来体会、用孩子的口吻来描述，显得分外新鲜灵动。如朱自清的《小草》:“睡了的小草，/如今苏醒了!/立在太阳里，/欠伸着，揉他们的眼睛。/……鸟儿快乐的声音，/‘同伴，我们别得久了!’/好浓的春意呵!可爱的小草，我们的朋友，/春带了你来呢?你带了她来呢?”稚气的发问将孩子的天真好奇表现得十分生动逼真。本时期吟唱自然美的诗歌写得多而好的，要数正处于少年期的湖畔诗人，他们的诗有不少采用儿童视角，如应修人的《温静的绿情》等别有一番稚情童趣。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长于写景抒情的儿童诗歌和散文外，属于叙事文体的童话也对自然美给予了相当多的表现，而不再像以前的传统故事那样只陈述情节内容。风景描写的加入给故事营造了环境氛围，增添了诗意的情调，加浓了童话的空灵美。如叶圣陶的早期童话《小白船》开头用拟人手法着意于自然的描绘，浓墨重彩的景物描写情趣盎然。这种写法在“五四”童话写作中蔚然成风，乃至用于舞台表演的儿童戏剧也都极力铺张表现，如中国现代儿童戏剧的第一座丰碑———黎锦晖的歌舞剧《葡萄仙子》，第一幕第一支歌就歌唱春天美景，诗意葱茏，奠定了全剧优美的基调。

对“自然美”的追求是“五四”儿童文学非常明显的一个美学特色，它承继着中国古典美育的一种指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古典自然美育的核心思想。同时，“五四”时期儿童文学中大力表现的自然美还折射着“人的解放”时代的精神光芒。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的“人”，在亲近自然中追求人格“自然化”。对自然美的大力歌咏具有双重启蒙意义:一是对“儿童”之美感的诱导，儿童文学表现纯朴的自然美，有助于陶冶儿童的性情，使儿童在自然美的浸润中更加天性充沛、天机澄澈;二是对“文学”之美感的诱导，写美的自然，势必会调动表现美的艺术手段。自然景物自古以来就是诗性的栖居地，这就意味着文学对艺术本体美的更多关注，诗性意味也相应浓郁。这种活泼灵动的自然美以鲜明的姿态，引导着诞生期的中国儿童文学朝“美”的方向大步挺进。

其二，柔和的情感之美。

对“感情”质素的注重是“五四”儿童文学的一大建树。叶圣陶在《文艺谈》中提出，创作给儿童的文艺作品要“对准儿童内发的感情而为之响应，使益丰富而纯美。请略为申说:感情的熏染，其活力雄于智慧的辩解。”[3]13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也认为“人的根本改造应当从儿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着手”，认为重感情的儿童文学“大抵与诗的性质相同”[3]91，即二者均以抒情为根本特征。对情感美的渲染除以上论及的自然之爱外，主要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柔情上。最为集中的情感表达是温暖的亲情。母子之爱成为首当其冲的抒情内容，这在冰心的诗文里俯拾皆是，其儿童小说《寂寞》里妹妹说:“没有了母亲就不成世界”，彰显了母亲所代表的“爱”的世界。叶圣陶的童话《芳儿的梦》写小女孩芳儿幻想着要把星星项链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妈妈，来表达对母亲“比海还深的爱”。冰心的小说《离家的一年》、王统照的小说《春雨之夜》等都以温柔细腻的笔致来写手足之间的浓浓亲情，而徐志摩的童话《小赌婆儿的大话》，则通过小雀儿对妻子小灵儿和对孩子小淘气的疼爱，展现了整个家庭夫妻相爱、父子相亲的温馨与和睦。亲情主题使“五四”儿童文学流淌着柔柔的、暖暖的调子，迥异于封建蒙学读物里宣扬的伦理纲常，摒弃了那种古板、生硬的家庭训诫，呈现出亲密的血脉之情。与无间的亲情相类的是无私的友情和深沉的同情，陈衡哲的《小雨点》、叶圣陶的《画眉》等童话以及冰心的《最后的安息》等现实主义儿童小说都表达了这种怜悯之心、平等之爱。

“五四”儿童文学对情感的诉求，其实质是宣扬大一统的“博爱”:“我爱你!你爱他!大家相爱，愿世间开遍爱的花!”(黎锦晖《葡萄仙子》)不同于清末民初“国家之爱”的是，“五四”文学宣扬的是超越国家、民族的“人类之爱”。“五四”作家大多憧憬着“美”和“爱”的理想的和谐天国，“爱”的宣扬在儿童文学里有其深意。它是“五四”人道主义精神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渗透，是成人世界重塑美好人性的意愿的延伸。在针对“人之萌芽”的儿童文学中渲染爱，可从小就养育儿童的爱心，使人道主义的甘霖播撒得更及时。另外，专心于表达“爱”的儿童文学，也将因为没有外在功利的负累而能够自觉地在艺术上走向“美”。

其三，活泼的游戏之美。

游戏是儿童的本性，饶上达在《童话小说在儿童用书上的位置》文中谈道:“儿童最显著的活动，便是游戏，无论是那一种动作，精神的或身体的，处处都含有游戏的分子。看书也是如此。含有游戏性质的书画，最容易受儿童欢迎。童话小说，就适合儿童这个需要，满足他游戏精神的欲望。有时更可以做他模仿游戏，化装游戏的资料。”[4]152《儿童世界》在第十七卷16号上为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极具游戏性的童话书登广告说:“这书原本是顶顶著名的一本儿童文学书，也是顶顶有趣的一本笑话书。英美的小孩子差不多没有一个不读的……”强调“顶顶有趣”即意味着对游戏性的看重，人们开始注意并且也在儿童文学中有意识地开发这种生机勃勃的个性资源，营造了充满活力和谐趣的美妙世界。想象本身便是一种心理游戏，“五四”童话里那些拟人化———准确地说是“拟儿童化”的花草动物大多带有顽皮的孩子气，如郑振铎的《河马夫人幼稚园》等。儿童诗歌里也晃动着孩子活泼的身影，如汪静之的拟儿歌《我们想》直白地表达了游戏的愿望:“我们想/生两翼，/飞飞飞上天，/做个好游戏;/白白云/当作船儿飘，/圆圆月/当作球儿抛;/平坦的天空，/大家来赛跑。”这种无拘无束的浪漫想象体现了儿童强烈的游戏欲望和自由精神。叶圣陶的儿童诗《拜菩萨》写孩子把爹拉来当菩萨拜，最后又推倒这个菩萨，既表现了童心的顽皮，又发掘出蕴藏着的无畏气概。俞平伯的《忆》中第四首写了儿童的游戏情态:“骑着，就是马儿;/耍着，就是棒儿。/在草坪上拖着琅琅的，/来的是我。”铿锵有力的语调张扬了儿童独立自主的个体精神，表现出一种自信、自尊、自强的新兴气象。黎锦晖的儿童剧《小画家》还塑造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顽童形象，表现了孩子调皮捣蛋、桀骜不驯的心性，戏谑精神别开生面。这些作者对纵情任性的童心作了兴趣盎然的描绘，已有了对童心较为真切的体悟。游戏性的内容给“五四”儿童文学带来了活泼的谐趣美，快乐的精神正是儿童文学赢得孩子青睐的重要元素。

“五四”儿童文学中游戏性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时代原因。在封建社会，三纲五常束缚了儿童的天性，导致了畸形的少年老成。在清末民初的学堂乐歌里，由于救国主题的严峻性，几乎没有辟出空间来专门表现儿童的游戏本性。“五四”时期，人的发现带来儿童的发现，并进而产生了普遍的“童心崇拜”[5]，包括对其无拘无束的游戏性的赞赏。这种代表着极大自由度的游戏性，正对应着追求个性解放的“五四”思想。游戏性在“五四”儿童文学中闪亮登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游戏性是对封建社会漠视儿童性的有力冲击，是对封建“小大人”式的儿童观的颠覆，对载道性质的蒙学的背弃，真正还儿童以生龙活虎的本色，使儿童文学创作实现了理论所倡导的“儿童本位”。从长远影响来看，它为后来的儿童文学发展方向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游戏性的突出是使儿童文学臻于纯粹审美的重要途径。倡导审美游戏的德国美学家席勒认为，“如果人在满足他的游戏冲动的这条道路上去寻求人的美的理想，那么，人是不会迷路的”[6]89，“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并且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6]90。儿童文学中表现自由的想象和快乐的情趣，满足儿童的游戏冲动，能使儿童的游戏天性既合乎自然又合乎理想地发展，使其个性丰富健全，成为席勒倡导的“审美的人”。再者，展现儿童鲜活的想象力、纯粹的游戏精神这些属于儿童生命本体的内容，还有助于儿童文学抗拒实用功利主义，把握儿童本位的立场，同时也把握了文学本位的立场。

二

综观“五四”各种体裁和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创作，相比清末民初准儿童文学英姿飒爽的“少年气”，其美学风味上更多流露了纯真活泼的“幼儿味”。要认识到的是，正是这人之初的“幼儿味”才直接促进了儿童文学审美性的真正诞生，它所带来的美学品格是“优美”。

从艺术形象来看，“五四”儿童文学描绘的多是低龄的幼儿。清末民初大力兴起的学堂乐歌主要为已经上学的孩子而作，出现了很多少年军歌，表现立志报国的少年英气。而“五四”出现了更多的儿歌，儿童诗中抒情主人公也都是稚气的幼儿。童话中的草木虫鱼也都带着幼稚的“小不点儿”的气息，儿童戏剧则主要为童话歌舞剧。幼儿形象远离了清末民初着意塑造的少年所负载的政治功利，从而更贴近儿童性，亦更接近了儿童文学的审美性。对幼儿形象的倾心跟“儿童的发现”这一时代思想有关。“儿童的发现”是在“人”的发现与解放的吁求下被催生的，对应着人性解放的是处于人之发端的新生的婴幼儿，其天真纯洁正是自然人性、人格的最初也是最好的状态。也正由于此，“五四”之初的许多诗作里才会出现“婴儿”、“天使”这类对儿童的赞美。准确地说，“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实质是“幼儿的发现”，认清这一特殊性对把握“五四”儿童文学创作的审美特色至关重要。

“五四”儿童文学的美学形态折射着当时主流文学的光影。如果说，“五四”成人文学主要表现了青年的情感———青年是成人的发端(相比中年、老年)，那么，“五四”儿童文学则主要是表现幼儿的情态———幼儿是儿童的发端(相比少年)。青年文学和幼儿文学在美学特色上存在着相对应的关系。本时期的青年文学呈现出柔美之态，刘纳在比较辛亥革命时期与“五四”时期的作者时指出，后者没有像前辈那样渴望生命的强悍，而是“以‘弱化’了的性格进入较为纯净、较具现代性的精神生活，她引用马斯洛的言论———“‘女子气’实际上意味着一切有创造性的活动:想象、幻想、色彩、诗、音乐、温柔、感伤、浪漫”———来佐证，进而指出“五四作者不但以心理的‘弱化’增强了审美感受力，而且，以尚弱用柔实现这情操的升华和对生命价值的重新选择”[7]382。同理，“五四”儿童文学也以文弱气质代替了清末民初准儿童文学中阳刚的尚武精神，它表现自然、人情、游戏等此类内容中的美感，基调轻灵活泼，这是“五四”初期青年文学轻快浪漫的主旋律在儿童文学领域的涤荡。从封建束缚中刚解放出来之“人”，对幼儿怀着发自心底的温柔怜惜之情，歌颂孩子的纯洁善良，欣赏孩子的天真幻想，也纵容孩子去调皮嬉戏，弥漫着亲切温馨的母爱气息。从母爱这人间最自然的爱出发的“五四”儿童文学，扫除了封建父权社会中蒙学读物的训诫气，内容上走向了较为纯粹的美。在此意义上，“五四”儿童文学属于“母爱型”作品，其审美侧重在作为“审美情感升华”的环节上，“因为母亲们在这些故事中寄托得最多的，正是她们内心深处的‘回味与叹息’、‘憧憬与渴望’”[8]101。“五四”儿童文学作家的“回味与叹息”是他们遗落的纯真童心，所“憧憬与渴望”的则是以孩童代表的玲珑的自然天性。正是因为这种游离了壮志豪情、回归个人内心的“弱化”情感，才使得“五四”儿童文学多了份温情、细腻和优雅。

“五四”儿童文学的“幼儿味”相比之前清末民初的“少年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因为，“儿童读者从幼年到童年到少年，在这一年龄增长的过程中，其总体的儿童特征逐渐淡化、消失，而总体的成人特征逐渐强化、明显。儿童读者年龄越小，儿童文学的特点愈鲜明”[8]100。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在“五四”这个人性的觉醒期，终于从清末民初不是基于儿童性的“少年气”的岔路口回到了“幼儿味”所体现的儿童性的起始线上，为以后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正确的路标。此外，散发“幼儿味”的“母爱型”作品，“是儿童最早接触的儿童文学，更由于它们的‘纯消遣’性质，对于审美主体中的‘形式嗜好’以及审美结果中‘形式嗜好的提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8]102。摒弃了外在功利的儿童性内容，决定了“五四”儿童文学对艺术形式上的儿童化也会较为注重。

与儿童文学审美成就休戚相关的是作家的创作立场。郭沫若的阐述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就创作方面言，必熟悉儿童心理或赤子之心未失的人，如化身而为婴儿，自由地表现其情感与想象。”[3]91“五四”儿童文学作家之所以能将自然美、人情美、游戏美表现得新鲜灵动，莫不与之回到童年的“低姿态”写作相关。对儿童形态的稚情模拟使作品风格亦显出儿童本身的柔弱之美，这突出地表现在“儿童本位”的文学语言上，其特色是清新活泼、天真烂漫，多出自儿童口吻。本时期儿童文学强调最多的就是“感情”、“想象”、“兴味”、“诗的”、“美的”这些贴近审美本质的要素，使原本从“儿童问题”这一逻辑起点出发的儿童文学在创作中开始自觉走向文学本体的“诗性”之美。

另外，从文学渊源来看，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审美性是沐浴着欧风美雨逐渐发芽开花的，“五四”儿童文学创作的美学风貌明显地受到当时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的影响。“五四”前后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形成一个高潮，所译作品多为表现童心的浪漫之作，体裁主要集中于童话。这其中，以其童心与诗才开辟了一个童话天地的安徒生尤为受欢迎，《小说月报》曾出“安徒生专号”，他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憧憬及其温情脉脉的诗性表达，赢得了人们的深深喜爱。英国王尔德童话对孩子的歌咏及其唯美的表达也深得新文学作家的赞叹，张闻天、汪馥泉在《王尔德的童话》文中评价道:“在王尔德底作品上看来，爱就是美，美也就是爱。美的乐园就是爱的天国。爱和美都可以把人生造成一篇趣味浓厚的Romance，一首华美典雅的Idyll。”[4]204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童话由鲁迅在1922年翻译，许多篇章都体现了纯洁善良的童心以及“优丽的美”，“感情的优丽，物的美，便都是世界的力。在许多优丽的和美的里面，说筋肉的力量算最小，也无所不可的”[9]355。提倡童心主义的日本作家小川未明的现代童话也及时地被译介。“五四”儿童文学创作汲取了外国儿童文学的精髓，如标举童心、重视审美愉悦功能、纯美的艺术风采等。本土创作在内容和艺术上主动地吸纳着外来的营养，逐渐确立了与之相近的美学品格。

综上所述，“五四”儿童文学创作对自然美、情感美、游戏美等无功利内容的着意表现，对“儿童性”和“文学性”的双重注重，都不同于古代的封建蒙养读物，也超越了以政治启蒙为目的的清末民初的准儿童文学，这些“新质”的出现，标志着审美现代性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初步确立。之所以说它只是“初步”确立，是因为“五四”儿童文学创作中所体现的审美性并不全面彻底，只要对比外国经典儿童文学就能发现它还存在着许多有待改进之处。比如，在儿童形象的塑造上，“五四”儿童文学中真正有鲜明个性的幼儿形象寥寥无几，尤其是顽童形象严重缺乏;游戏性尽管已崭露头角，然而远未能头角峥嵘。人们关注游戏性并非追求周作人所推崇的“无意思之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寓教于乐;童话中的想象也很不丰富，仅局限于一般的拟人化表现，缺乏生气勃勃、富有诗意的幻想;尽管许多作家在理论上明确提倡“儿童本位”，但在实际创作中还不自觉地流露出“非儿童本位”的写作倾向。如中国现代童话奠基作，叶圣陶的《稻草人》，儿童散文的开山作，冰心的《寄小读者》，等等，传达的主要还是成人对社会现实的思悟和人生感慨。在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性诞生之初，已经存在着多重难以摆脱的“审美困境”[10]，不久就在严酷的时代风雨侵袭下有所萎缩，政治功利性又重新压倒审美性。总之，“五四”儿童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尚不完全成熟，并没有达到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西方式的儿童本位的完美境界，实际创作水平落后于先行倡导的理论追求。

参考文献:

[1]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M].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3.

[2]谈凤霞.论清末民初“童子”文学的美学品格[J].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 2006(1).

[3]蒋风.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一)[C].太原:希望出版社，1988.

[4]赵景深.童话评论[C].上海:新文化书社，1924.

[5]谈凤霞.论五四文坛的童心崇拜[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1).

[6]〔德〕席勒.美育书简[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7]刘纳.嬗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8]刘绪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

[9]〔日〕爱罗先珂.春夜的梦[M]//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10]谈凤霞.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审美困境[J].南京师大学报， 2005(3).

［作者简介］谈凤霞(1973-)，女，江苏常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

*基金项目:全国艺术课题“十五”规划课题(05CC073);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5SJB75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