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中的涵化理论:又再闻“公车改革”，我开骂了！

又再闻“公车改革”，我开骂了！

毛牧青/文

15年前我闻“公车改革”，我信了；

10年前又闻“公车改革”，我笑了；

5年前再闻“公车改革”，我冷了；

今年又再闻“公车改革”，我骂了——的的确确地开骂了！

不是我不相信你，而是你不叫我相信，你年年忽悠岁岁嘘嚯像那个说谎的孩子老喊“狼来了”，大家没时间任你由当猴耍，屁话也只剩臭味了。

11月19日，工信部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大谈进一步降低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采购价格，明确要求排气量不超过1.8升，价格不超过18万元。随即的 11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也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管理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公务用车社会化改革”。

于是又一轮“公车改革”开张！

说来党中央国务院早就三令五申发“红头”都不管用，你几个部委和个豆包似的充大头做斯文，难道各位省部大员会买你的账？还不是拿着令箭当鸡毛？还是歇歇吧！看看前不久各部委公布“三公消费”的德行都就明白了：割自己的肉哪块不心疼？彼此彼此五十步遇到一百步，大家谁也不是省油的灯。所以这次老调重弹外加点新具体限制“公车改革”，大家哈哈一笑心照不宣权当继续玩儿忽悠。

就“公车改革”和“三公消费”，这些年我也写了不少帖子也写烦了，再看看有增无减的公车费用，也不想再去费脑细胞放没味的屁了，满腹只有抵触和骂大街。

透过现象看本质。扒拉扒拉这几十年来的形形色色改革，如果敢于重视现实和敢于揭短的话，人们不难发现实际的收获到底是什么？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谁又是最大受害者？你表率者当权者自身都不检点，又何以严教于民？

一叶知秋。我们的国企改革，除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入少数特权阶层腰包外，衍生了大批曾经是国家建设生力军的失业下岗队伍和许多生活拮据家庭；我们的民企发展，除了“造就”了几个过亿的富豪外，画了个圈圈使中小民企又回到初期的弱势；我们的教育改革，除了高收费低教质的扩招敛财外，制造了不少冷血冷漠狗苟蝇营的畸形儿和无业啃老大军；我们的医改，除了加大了病患者及家庭的高额医疗医药费外，制造了不少公然“收红包”的医护人员和医患流血纠纷；我们的房屋改革，除了官商勾结圈地化域强迁强拆抢钱敛财激化矛盾外，又有多少权势与民争夺经济适用房百姓买不起房；……作为上层领域的改革之一的区区“三公消费”至今都不能全然公开，“官员财产公示”都做不到社会监督，又何以遑论一个小小的“公车改革”呢？

至于购置公车“排气量不超过1.8升，价格不超过18万元”要求，仍是在玩弄“五毛俩，一块不卖”的弱智把戏。稍一变通包装，达官一人照旧屁股下坐一辆几十万的豪华车兜风，60名儿童照旧挤一辆几万块的破面包车上学。这样的现象还见得少么？一句话，到了改革的关键“深水区”，那块探索的“石头”早已够不着了。不是够不着，而是不愿意够故意够不到。因为一摸出水，千百万公职人员的特权和私利将会泡汤，这“命根子”是万万不能自宫滴。

我相信人的弱点具有共性，高风亮节更不是自发产生的。在缺乏社会监督和法律制约的不公平社会里，任何人或组织都是不可信的，国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的龟孙儿，什么“自律”什么“自查”什么“自纠”，唱的再好听喊得再高调也都是蛊惑人的扯淡。一个连自己的嘴巴和屁股都约束不好还得让纳税人银子买单的公权力，永远不会治理好一个国家尤其是我们这样偌大的泱泱之国。因此，唯有把权力锁在笼子里，像防贼那样防着权力，才是唯一可行的灵丹妙药。

说到这里满肚子是气，也就求求领导们别再几十年如一日一贯制在与草民重弹什么唯一的服务宗旨了。喊一万句动听口号，也不如做一件实事来得爽快来的有说服力。不是我太悲观，对现行体制弊端不做本质上的变革，什么“官员财产公示”、什么“三公消费透明”，全都他M是为腐败打掩护的欺骗。

                                                   2011年11月27日晚

    附录：

“公车腐败”关键不在是否“私驾”上
　　
■毛牧青

     12月28日，青岛市纪委、市监察局下发《关于严禁领导干部驾驶公务用车的通知》，严令制止和纠正领导干部驾驶公务用车的违纪违规行为。领导干部私驾公车将受党纪政纪处分，发生交通事故的要从严追究其纪律责任。通知要求，严格禁止公车私驾。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不准以任何理由擅自驾驶公车，不准用公车学习驾驶技术,不准利用职权向企业、下属单位和他人借用车辆并擅自驾驶。政法、消防、安全等特殊行业的领导干部，确因工作需要驾驶公车的,必须持有本人的汽车驾驶证照,经所在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同意,主要领导签署意见、登记并报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备案后,方可驾驶公务用车。严格禁止公车私用。各级各部门严禁动用公务用车参与公务以外的婚丧嫁娶、旅游、休闲等活动。
　　窃以为，《通知》里讲的“严禁领导干部驾驶公务用车”即“私驾”的概念很模糊，可以引发人们多种理解含义：或因公事私（自己）驾；或因私事私（自己）驾。由此也产生“公车私驾”和“公车私用”两个截然不同的歧义概念。
　　从法理上讲，如果一个领导干部自己有合法驾照，那无论他亲自驾驶公车还是亲自驾驶私车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无需什么党委或集体研究决定、签署、登记和备案的层层把关的繁琐。倘若司机人手不够时能独当一面亲自开车，不但体现领导身先士卒的垂范作用，还展现一专多能高效的人才价值观，以及与基层零距离的我党优良传统，应该大力提倡才是，如当年俞正声同志任青岛一把手时经常亲自驾车四处“微服私访、体恤民情”哩；从党纪上看，倘若一个领导干部是私事私驾公车，那当然是腐败应在鞭笞扫荡之列。而“私事他驾”（即配有专职司机）更不行，因为某些司机本身就是自己的嫡系亲信，难道这种为私的“公车他驾”就不在《通知》里规定追究？难道党委或“一把手”批准，就“私驾”变“公驾”了？而更普遍更严重的“公车他驾私用”现象《通知》却没有一点谈及，是无意疏忽还是有意回避我不得而知。
　　而“凡领导干部私驾公车经查属实的,要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领导干部私驾公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要从严追究其责任,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一律由个人承担所有费用。凡因管理不力造成本单位发生个人私驾公车被查处或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除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外，还要严肃追究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等莫名其妙规定，也只能让人备感滑稽：你连“公事私驾”与“私事私驾”的原则界限都没划清，那领导干部无论是否合理只要一动公车，岂不都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罪过和霸道了么？
　　其实禁止官员“公车私驾”只是一种表象，也不是什么“关心爱护干部”的新开发“反腐”软硬件，早在多年前各地各级就相继出台过类似的“红头文件”限制。名义上都是约束干部特权和防腐，也确实收到一些成效，但更高一层含义往往鲜为人知：那就是最怕官员私驾一旦肇事负面影响太大面子不好看。这些年因官员“公车私驾”或办公事或办私事出现的交通肇事常见诸媒体，社会反映强烈，而因偶然肇事牵扯背后的必然腐败的“连环案”更是屡见不鲜。一起公车肇事引发的一场血案，往往令肇事部门主要领导难收残局紧张一阵子，生怕由此牵扯出其它“猫腻”而影响自己升迁或部门“政绩”，甚至连自己也搭上“一锅端”。笔者所在系统多年前就三令五申搞过几次“严禁处级领导干部私驾公车的规定”，内部“吹风”就是怕处级干部“公车私驾”一旦肇事会给本党委脸上抹黑给本行业带来负效应。当然，时间也证明“公车私驾”始终也没能做到令行禁止，这与某些领导自己不检点自行破规有很大关系。禁止“公车私驾”的“红头文件”，反映了常年机械僵化思想特权意识的极端功利性、历史局限性和现实失控性。历史也证实：表面文章的禁止“公车私驾”乃至“公车私用”，都从未归于过正果。
　　《关于严禁领导干部驾驶公务用车的通知》看上去很美。但“公车私驾”禁令的规定模糊，也给“公车他驾”以权谋私提供可以蒙混过关的漏洞。因此认为单靠一纸禁令就能根本解决“公车私用”普遍现象，是很幼稚可笑的。公车使用是否有腐败现象，关键不在是否领导干部的“私驾”上，而是看“私驾”是为公还是为私这个原则界限上。要想彻底刹住“公车消费”腐败，必须要有真心、决心、同心和痛心，毅然决然从制度上去正本清源标本兼治。否则，年复一年的“整治公车”行动只能是无奈轮回，最终落个折腾兼忽悠的闹剧。
　　另外，《通知》还要求各级部门切实加强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各级部门要加强对公务用车的管理和调配，建立健全派车登记、出车记录等制度，对公车的出勤情况逐日进行登记。要严格执行节假日公务用车集中停放制度。这些也都是陈糠烂谷喊腻歪了的旧口号。实际效果么？与上述领导干部“公车私驾”最终归宿如出一辙，无须再评说了。
　　 　　　　　　　　　 　　 　　　　　　　　　　　2009年12月29日下午
　　附《青岛严令制止官员违规用车 公车私用将受严处》链接
　　http://news.iqilu.com/shandong/shandonggedi/20091229/152002.html

公款消费整肃不力，反腐倡廉就是屁话

毛牧青／文

　　公款消费是个“老油条”和“老运动员”啦！它不但长期吞噬糟践着并不富裕国人上缴给国库的银两，而且让导致腐败泛滥世风江河日下，从执政角度看也是败坏自家门风。因此，历代聪明理智的官府，仅为了自家夺得的社稷，也绝对不会轻易小觑“公款消费”的杀伤力。
　　公款消费如今早就不局限在“三公消费”的狭义圈内了。这两天有两则“新闻”引起人们普遍关注，一是安徽淮南市政为副处以上干部公款购置面值2580元的健身贵宾卡；一是湖南浏阳市广电局一负责人短短4个月用公款吃喝、足疗、水疗、KTV等花消近4万7千元，其中“其他”消费达4千4百多元。多年来媒体爆料，有的地区“公仆”公款消费早就延伸至“打炮” 公款买单等令老外看来不可思议的荒唐地步。可为什么年年整肃年年攀高效果几乎等于零呢？而且向所有想象不到的旮旯阔步迈进呢？
　　3年前我曾写了个帖子叫《反腐先从单独整治“公款吃喝”开始如何》。帖中我谈到“反腐败是一个长期并艰巨的工作。笔者不是悲观主义者。但看到20年左右的‘反腐败’运动的实际效果，悲便从心底油然而生——‘小小’的‘公款吃喝’都挥之不去，何堪消除腐败？因此笔者建议，能否单独先从整治‘公款吃喝’这个最现实，群众意见最大的腐败现实入手呢” ？我还认为，“公款吃喝’是我国独特的腐败现象的‘微观’基础。‘公款吃喝’已经是深入上上下下许多‘公仆’心目‘想当然’的潜规则。因此，整治‘公款吃喝’看似‘小儿科’的问题，并非比其他贪污受贿等‘成人科’腐败那样容易撼动。能否根治‘公款吃喝’这个腐败的‘初级阶段’并收到显著成效，是检验执政者是否有坚定决心和强大权威的衡量标准，决不可儿戏”！而在早些日子的那个《公车公吃6000亿PK地震损失5000亿》帖子里我感慨道，“我们的公仆能多一点怜悯和爱心，从嘴上、眼上和屁股下省一点，或许节省下来的就是个天文数。如果能节省甚至大于214.16亿元这个国内外捐款数目，展现的不光是艰苦朴素勤俭建国优良传统的回归之日，更是党政形象和社会和谐显著好转之时”；“假如真正能在整治‘三公’上取得成果，把节省的钱财用在刀刃上，将是民之幸甚、国之幸甚、党之幸甚”。在另一篇拙文《从普京下猛药治官场特权车谈起》我认为，“能否下大气力整治公车和特权车并显见实效，反映了政府是否真心解决这个诟病的诚意，是检验政府是否有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记得去年底沈阳市民温洪祥向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和市政务公开办等部门递交了一份《沈阳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市府各直属部门公开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单位事业性经营收入等财务账目，及政府各部门年度财务审计结果。结果怎么样？沈阳市官员回答的直截了当：“由于国内还没有先例，政府部门财务信息又极其敏感，难度极大，这个公开可能不会一蹴而就，结果可能不会太乐观。”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这段话再微妙不过道出个中奥秘！倘若我们的各级都持有这种观点，我看还是自甘堕落做“婊子”得了，不必标新立异树什么彪炳千古的“牌坊”忽悠人。
　　国人历来不缺饕餮“美食家”，更不缺白吃白喝的“七把叉”。这个历史痼疾克服的确有些困难。但是，我们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革命历史传统，难道还扳不倒 “鱼肉百姓”的封建恶习？不能吧！关键还是看有没有决心毅力、成熟智慧、权威力度嘛。我们毕竟有远大的目标、科学的理论、先锋的组织和优越的制度，难道还怕一个小小的“公款消费”消除不成？我看未必吧！只要我们的公仆多些对“公款消费”主动抵御能力，少些对公款消费的束手无策应对。各级上层带头制度化规范化对“公款消费”说不，以此拉动上行下效的示范作用，逐步消除乃至最终杜绝“公款消费”现象还是不难的。否则，自诩干净廉洁、高效勤奋的政府形象是没有说服力的。
　　这些年民间诟病弊端的笑话、民谣、段子和雷词出现不少，看出人们对长期悬而未决痼疾的烦躁和失望。近两天又兴起什么“玛拉戈壁草泥马”貌似西疆诗句的变相国骂，让我感到这种民间涌动宣泄情绪的背后飕飕冷意。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人民，为了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一场大打消灭“公款消费”的人民战争吧。“公款消费”一日不除并且继续蔓延扩张，那其它“高层次”的反腐败举措就永远是一句空话——你连起码的“公款消费”都克服不了，再侈谈什么反腐倡廉，似乎有点屁话的味道了。

                                              2009年3月11日早

公车公吃6000亿PK地震损失5000亿
　　
毛牧青／文　

　　据刚刚获得的最新消息称，到22日19时，汶川地震遇难55239人，受伤281066人，失踪24949人，严重损坏房屋593．25万间、倒塌房屋546．19万间，数百万人无家可归。
　　今早我读报纸看到一条消息：专家预计，地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逐渐浮现，造成的经济损失恐怕会远超雪灾造成1516.5亿元的损失。经济学者刘正山估算，地震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为5252亿元，今年初雪灾的经济损失为1516.5亿元，意味大地震对经济造成的破坏，较雪灾多近2.5倍。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亦表示，与雪灾相比，地震给人民财产造成更大损失，直接经济损失较雪灾大得多。
　　而2006年年初，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文说，“我国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据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各级地方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拖欠工程款达700亿元。”请注意：这里只是引用2004年的统计数据，其中还不包括另外“一公”的公费国内外旅游的巨额费用。有人保守估算，“三公”一年吞噬的财政支出起码也在8000亿以上（也有估算为一万亿以上的）。
　　这就是说，仅“二公”的消费，就基本与今年初南方雪灾和这次汶川大地震损失总和相持平。
　　这次大地震，激发国内外人民的极大爱心，是建国以来最大最广泛的一次募捐活动，截止5月22日上午10时，国家已接受到国内外捐款214.16亿元。对灾区来说这不是个小数目，但与6000亿相比，是个天壤之别的“小巫见大巫”，的确令我扼腕感叹。
　　6000亿这个天文数字能有多大作用能办多少事情，小民我孤陋寡闻无从考究，任我随意驰骋遐想都不过份。保守看，这6000亿若用于灾区人民的安置和重建上，起码能建数个新汶川新北川。
　　根据当下国情现状，要想把这6000亿全部省下美好愿望，显然是乌托邦的空想。不过我们的公仆能多一点怜悯和爱心，从嘴上、眼上和屁股下省一点，或许节省下来的就是个天文数。如果能节省甚至大于214.16亿元这个国内外捐款数目，展现的不光是艰苦朴素勤俭建国优良传统的回归之日，更是党政形象和社会和谐显著好转之时。
　　现在国难当头，灾区人民在流血在流泪在流汗在流落，急需大量的钱财物的帮助。本着本府老人家74年前的谆谆教诲：“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如今台湾那边的国民党早已痛定思痛幡然悔悟，我们是不是应该做出点什么给他们看看？因此，乘“大灾有大治”的绝好时机，趁势严把“三公”关，从中央机关带头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借以带动中下各级党政部门真心开展“节约性机关”等作风的廉正建设，把反腐败和抗震灾密切结合起来，把那些可花可不花的吃、座、游的巨额费用，全部下死把给予杜绝，真正把这笔巨资用于灾民生活妥善安置和灾后基础设施重建上。
　　前不久我曾在拙文《从普京下猛药治官场特权车谈起》（http://blog.qingdaonews.com/4/36359/archives/2008/235668.html）说，“能否下大气力整治公车和特权车并显见实效，反映了政府是否真心解决这个诟病的诚意，是检验政府是否有执政能力的试金石。”假如真正能在“整治“三公” 上取得成果，把节省的钱财用在刀刃上，将是民之幸甚、国之幸甚、党之幸甚！
　　该是痛下决心彻底遏止“三公”奢侈之风的时候了！
　　把6000亿的“二公”用于特权消费是为官的服务极少数，把6000亿的节省用于灾区建设是为民的服务大多数。二者之间PK较量，谁能够战胜谁，还需拭目以待。
　　　　　　　　　　　　　　　　　　　　　　　　　　　2008年5月23日午饭后

从普京下猛药治官场特权车谈起
　　
毛牧青／文

　　据《世界新闻报》报道：2006年以来，普京对莫斯科的特权车进行了严厉整治。使特权车在一年内就减少85％。此前，整个俄罗斯大约有7500辆特权车，其中莫斯科就有1600辆。特权车一般都是奔驰、宝马等高级轿车，车顶上有一盏蓝色警灯，坐在这些车里的，大都是议员、部长等高官大员。特权车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俄官员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也因为特权车野蛮行驶引发众怒，况且特权车发生事故的概率也非常高。于是普京在2006年9月签署法令开始治理特权车。这部法令规定：“（有特殊牌号汽车的）总数不得超过1000辆，这些车辆仅限于供从事保护国家安全的人员使用。”于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俄罗斯的特权车就逐步减少到了原来的15％。最近几年，这种情景已经越来越少了。（见http://www.qlwb.com.cn/display.asp?id=301151）
　　这则消息读后让我感慨万分。普京属于“50后”的一代人，曾是前苏联克格勃的一个小小间谍，矮矮个子貌不惊人，既无后台根基又无“丰功战绩”。后为前俄总统叶利钦发现是个人才被推荐为叶的接班人。就是这个“小人物”，执政后敢于大刀阔斧对俄罗斯弊端进行改革，在国内外政绩斐然，普京之所以能这样，除了苏联解体后的民主环境的基础促生他涉政先天条件外，大约主要是他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和个人魅力。因此他连任两届俄总统，成为世界注目的政治家，受到俄罗斯人民的爱戴和尊重，西方政客也对他刮目相看。最近他卸任总统又任俄总理，继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政治作用。
　　前苏联由于70余年的前体制决定，官僚主义习气和特权作风根深蒂固。苏联解体后，作为原最大主体国的俄罗斯特权仍在旧体制的惯性中生存。普京敢于对那些高官的特权“太岁头上动土”公开叫板，并取得显著成果，证明普京不愧为耀眼的政治明星和“铁碗人物”。
　　由此我想到我们国家的“三公”之一的”公车”的整治来。公车，就是习惯上的所称的公款公用车辆。但现实里真正用于公事或领导专用而动用公车的只占1/3，其余2/3大都是人们利用职权职便，随意动用公车公费为私利而服务的普遍现象。从这种角度看，大部分公车实际上就是货真价实的“特权车”。我们的达官贵人鲜有警灯警笛开路，现实中各级相关部门利用特权动用警车、安装警灯警笛的耀武扬威的却司空见惯，甚至一个乡镇的小小部门可以借这种特权横行乡里为私所用。至于特殊牌号的特权车就更不用说了。此刻，我们社会上上下下，无论是否有警灯警笛、特殊牌号的“特权车”，以及乱买、滥用公车的普遍性，与俄罗斯的高官特权现象相比，早是“小巫见大巫”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实，问题更凸严重。
　　应该说，我国整治公车和特权车已经有20年左右的历史了，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从各个角度下“红头文件”和规范规定进行整治，各级也煞有介事的出台很多类似文件和措施，但现实是：各类公车非但减少，反而逐年递增。各级一些政府和部门甚至搞攀比购置豪华车高档车、新任领导弃旧纳新重购车、增添新部门再购新车、公车超编、超标配备和私用等等现象随处可见，许多政府和部门甚至不顾百姓困苦，随意动用国家扶贫、救灾募捐、希望工程、移民费用等款项建豪华办公楼和豪华轿车。这些，早已是“久治不愈”的公开痼疾为百姓所常年诟病。
　　2006年初，《学习时报》有文章说，我国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据资料显示，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如今4年过去了，现在公车究竟有多少、财政开支是多少，笔者孤陋寡闻没有确凿数据论证，但肯定超过2004年却是无疑的了。据《南方都市报》去年底一项数据显示，仅陕西省人事厅126名公务员使用的公车，保守的显示有55辆。而10年前，这个厅配车是5辆。也就是说，从1997年到2007年，该省人事厅使用的公车10年增加了10倍。仅从这一家机关便可管中窥豹得知公车的天文数字浪费了。
　　为什么这种弊端非但没有基本解决，反而大有扩张泛滥势头呢？
　　首先是权力过于控制公共资源配置。据有的全国人大委员称：现在政府机构控制着80%的公共管理信息，社会掌握的政务信息不超过20%。政府官员掌控着公共资源的定价和配置权，缺乏公众利益表达和参与决策的完善机制。
　　其次，现制度下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和监督权力机制。由于缺少透明度，人们对决策过程官员滥用职权显得无可奈何，这种趋向很容易形成下对上的“不敢管、不能管、无力管”的心态。这种怪圈恶性循环，直接导致各级我行我素无法无天挥霍公共资源，因此随意消费公共积累就成了家常便饭无人心疼。
　　第三是产权主体和责任主体缺位。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际上更多显示的是的政府官员所有制。我国公共财产归全民所有。加之只注重和强化对腐败现象中的贪污受贿开刀，忽视对公共财产浪费等渎职、失职现象的惩治。因此出现“不花白不花，白花谁不花”的奢侈风气不奇怪了。
　　第四是预算约束软化和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审计资料反映，这些部门几乎都有“小金库”和违反财经纪律现象，有的部门还相当严重。这种违法的状态，为预算的变通和提供了伸缩空子，为政府官员花钱大手大脚提供了便利。
　　最后一个原因是，现在对各级党政的考核主要看经济发展政绩，很少注重行政成本考核。这种畸形考核方式使政府官员容易产生只要有效益就可以水涨船高购置所谓“大、洋、全的办公设施”的攀比和享乐心态。
　　建设节约型政府，不仅事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表率和导向作用，而且涉及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党政机关的清正廉洁。倘若连一个常年未决的公车和特权车泛滥的问题都束手无策无法改变，那人们对更为严重腐败、官僚作风的整治“大手术”，哪敢有更多的奢望呢？
　　公车改革是廉价政府建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关于公车（包括特权车）的改革。这些年在社会上一直是沸沸扬扬的热点难点和焦点。公车必须改革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相对人们对一些政府治理能力的失望也在增加。近几年一些地方部门出现过公车改革试点，但基本上耍的是部门化、利益化的“换汤不换药”伎俩，效果还不如维持现状哩！现在国家急需用钱的地方很多，乱买私用公车、滥用“特权车”，不但反映一些“父母官”的浪费、渎职、失职和官本位封建意识，更重要的是损害党群鱼水关系的腐蚀剂之一。“政府是靠公民的税收维持运作，应该对社会负责，对纳税人负责。”这是许多有识之士的呼声，也是人民的迫切心愿。但愿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不但能明白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要做到这一点。
　　公车腐败涉及许多主体的既得利益，彻底根治必然阻力很大。单靠什么“自律”、“宗旨教育”、“三令五申”等口号根本不解决问题。我认为，能否下大气力整治公车和特权车并显见实效，反映了政府是否真心解决这个诟病的诚意，是检验政府是否有执政能力的试金石。要想施有效治理（彻底根治目前国情不可能），惟一的途径只有两点：执政者要有自上而下的“刮骨疗毒” 决心；要学习国外法治国家的惯例——规范并立法！
　　普京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基本解决特权车弊端，而我们折腾了近20年，却继续泛滥。相比之下，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不想多说了！
　　　 　　　　　　　　　　　　　　　　　　　　　　　2008年5月11日晚

“无车日”：那天官员挤公交
　　
毛牧青／文

    今天读报看到一则消息：为响应国家建设部首次发起的的“公共交通周及无车日活动”，青岛市自 9月16日到22日的一周内，市级领导、机关干部将乘坐公交车上下班；9月22日将用一天时间举办“选择安全健康的绿色交通”为主题的“无车日”活动。据说建设部的号召得到全国100多个城市的响应并签订了承诺书。（见8月28日《半岛都市报》一、二版头条）
　　作为人类文明和科技发展的象征，汽车早已成为人类当今生活、工作、学习和旅游等须臾不可离开的现代出行工具。但随着机动车数量剧增，排气导致的环境污染、城市交通的严重堵塞，以及巨大耗油逐使能源枯竭等三大问题凸现。同时，阙安步当车的舒适快捷，使许多乘车人员“富贵病”增多体质下降。为此，国外一些国家实施“无车日”。早在多年前我国建设部也曾透露：决定在适当时间，仿照国外做法推行“无车日”活动。今天终于开始啦！
　　这几十年来经常出现的这“日”那“节”名目繁多的活动够多的了。除了商业性的有点成效外，许多劳民伤财、见效甚微的道德、教育方面的“日”“节”活动，也实在流于形式叫人不敢恭维，百姓见怪不怪已经显得麻木了。
　　改革开放生活提高，为国人拥有更多私人车提供了条件。但目前我国相对汽车拥有者（包括专用公车）多为官员企业家商贾和中等以上收入的部分家庭。对相当多的中下层百姓还只是奢侈梦想。因此，我国的“无车日”究竟谁应该唱主角，自是不言自明的事。
　　未来的“无车日”实施如何，我现在不敢枉下结论。它如同过去这“日”那“节”般，毕竟是一种号召性、象征性的举措，其实施主要还是靠道德、伦理等“自律”约束，而不是法律。因此这种活动实际效果伸缩性很大，根据中国特色，传统的某些习惯、思维、道德、体制等弊端制约，必然忽悠成分居多。“无车日”相对主要注重在教育上，形式大于内容往往是其必然。官员商界等人员能否真正做到，将是检验“无车日”能否真正流于形式、将来能否延续下去制度化的关键。所以对第一次的这项活动开展不能期望值过高。只能说，人们拭目未来达官贵人等上层人员的自我约束和身体力行的“实效”上。
　　韩国从去年６月１２日起要求政府官员每周抽出一天时间作为“无车日”，不得开车上班。全国所有政府部门员工必须在周一至周五的５个工作日内选择一天时间执行这项规定。据说每年能节省了约１６００亿韩元（约合１．６８亿美元）能源开支。倘若我国各级领导和机关人员也能真正像韩国政府那样，何不先要求政府官员每周拿出一天时间为“无车日”，给他们率先垂范做个节能、环保和锻炼的机会，给百姓树立学习效仿的楷模？这样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对传统形成的痼疾不能一朝一夕得到彻底治愈，我们不敢痴想几个“日”就能消除社会某些弊端乃至所有问题。开展“日”活动，毕竟是一个通往美好愿望的良好开端，还是值得欢迎的。期待官员身体力行带好头（因为现在专车、公车最多），别搞忽悠成性的老套路，逐渐向文明、和谐国度前进。
　　其实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仅仅“无车日”那天或一周坐不坐公交车并不重要（我更多的是认为他们中一些人像“秀”场的可笑木偶），能否做到周周坐、月月坐、季季坐、年年坐、经常坐、坚持坐的习惯化，才是关键。那时，不但能为国家节约大量资金能源，而且可以因专车、公车相对减少而使我们的城市的交通更加畅快；我们的城市上空湛蓝清新白云朵朵周遍多些O2……当然了，我们的领导“挤公交”，更可以与市民乘客肌肤汗臭“零距离接触”，更好的体会百姓艰辛；也可以步行、跑步，或骑自行车上班（嘿嘿~~我们市府那条大道可没有自行车道哈），如果坚持下来，肯定肚子不是凸出的一块脂肪，而是八块结实的肌腹啊。呵呵~~~
　　去年中非论坛期间，北京曾封存49万辆公车，拥堵现象顿时好转，北京上空也相对纯净多了，市民普遍反映出行方便了舒服了。今年8月17日至20日“好运北京”综合测试赛期间，北京机动车又开始分单双号出行，每天停驶机动车达130万辆，比中非论坛封车翻一倍半强。如此类推，如果全国100多个承诺开展“无车日”活动的城市都能做到这个水平，相信不但能节约巨资用于社会急需方面，而且我们将呼吸更多的清新空气。
　　经常吃大餐的人可能有个共同的感受：长时间在一家酒店吃“一贯制”的菜肴，尽管营养价值再高，口味再好，也会吃腻的。此刻突然上来一盘“原生态”粗糙“忆苦饭”，大家会蜂拥而上抢光的。当然，这只是“图稀罕”“吃新鲜”而换口味的暂时现象。不久，众饕餮者会继续寻找另有风味的山珍海味大餐“米西”的。
　　但愿这个“无车日”最好不要像常吃套餐偶换口味“图新鲜”般对待，更不要成为新一轮的“秀”场。
　　　　　　　　　　　　　　　　　　　　　　　2007年8月28日中午

扯鸡巴蛋的“车改”！　　
毛牧青／文

　　打1993年广东省率先开始“车改”试点起，至今举国已有20多个省、4个中央国家机关进行了试点改革。而取消公车实行补贴的吆喝，也起码有5个年头了。好像改为货币制最有影响并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是我省威海市。据说威海的车改方案成熟、配套，车改方案已酝酿达5年之久，也就是说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的。2004年7月威海市将300多辆政府用车集中向社会拍卖。短短的三天300多辆车被全部卖出，总收入2200多万元，然后威海市政府对政府用车进行改革，政府不再买车，公务员也不再有公车可用，外出办事，处级以下干部一律改发用车补贴，按照级别不同，给予每个月200元钱到2400元钱不等的补贴。不过此等好事当年却遭到普遍质疑。5年过去了，虽然我市与威海相距较近，但再也没听什么新动静新动作。曾有一威海机关干部说：“有的特殊公务，按规须使用专车，单位却派不出车，只能用自己的车，有的领导为节约补贴，没有大事，不愿到基层去。”这很形象道出“车改”的某些弊端。去年底威海出现“打的”运送保密试卷丢失事件，最后却归罪于“没有专车专送”结果。这种用混淆或偷换手段来曲解“车改”概念的“有力证据”，或许这为“车改”“不适合国情” 理由埋下了来回折腾的伏笔。
　　近来相关“车改”和“车补”问题再度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先是“杭州局级干部每月车补2600元”的新闻爆出，其次是“重庆区级政府三年公车消费6071万”被当地纪委调查。刚刚论坛又惊爆辽阳市宏伟区车改后“书记、区长每年车补7.6万元”。经官方媒体报道证实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的谣言，而且还有“红头文件”为依托。难怪网友惊呼是“史上最成功最值得推广的车改方案”。这种既运动又裁判的官员自我加码，远远超出一个白领的年收入，无疑是更为严重的群体腐败。这种“车补”明摆着就是借“改革”之名为领导巧立名目发高额福利。这种不贴铺衬的“车补”，只能让人们感慨如今一些“改革”倒底是什么玩意的愤怒。这是典型的扯鸡-巴蛋自肥！
　　笔者在一个机关工作，还比较了解公车的使用情况。一般说，公车有两种使用群体：一种是领导们配备的“专骑”，由领导自己或办公室指令；一种是办事人员共用的车辆，往往是事先打招呼的排用上。当然，这两种用车群体不乏有工作间或业余“公车私用”普遍现象。这也是公车连年开支加大的根本原因。
　　现实中，一个稍具规模或有条件的单位领导，无论其级别大小，都有“日理万机”的充足理由而配车。领导“忙”需要用车，主要表现为四方面（私用咱就免提啦）：一接送上下班二外出开会（多为上午。紧急会议例外）三去基层视察（含外出取经、走访等，多为上午或全天）四协调应酬（多为夜间）。细分析起来除了必要的正常的工作外，用车多与繁缛的文山会海和特权等不正之风有关。一个领导不可能每天都泡在会议外出或应酬中，除了接送到单位处理单位事宜外，大多时间其“专骑”处于闲置中。也就是说，领导即便不坐专车每天（排除公休节假日）“专骑”疲于奔命“草上飞”，平均每天也消耗不了300元左右的“补贴费用”，也绝不可能出现像辽阳市宏伟区的那样高的令人乍舌的“车改补助”。这种极不合理的“贪污”，就有点明显借公权力盘夺不义之财的嫌疑，就是扯鸡-巴蛋的“改革”。如此“为人民币服务”的“公仆宗旨”，还哪有点共Ｃ党人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作风？
　　而一般机关工作人员的用车，则显得供不应求接应不暇。办事员们白天有大量的事务（电话或网络不能替代的）需要外跑上下落实。相对领导用车还是多的，而他们忙活的又多为实效的工作。然而，在“车改补贴”方面，他们却因职位卑微而获利最小（每月仅几百元）。相对领导的车贴特权，就显很不公平。笔者曾有经历深为感触：越与职位高的领导外出用车极为方便无须自己操心——哪怕是屁大点事；而不与领导同出的用车，即便你要办的事情再重要，不费顿口舌一般是不会痛快出车的。这就是差别。开头我谈了威海“打的”运送保密试卷丢失事件，更说明，想用“赎买”来换取“车改”，本质还是一种人治化的改革，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利用特权来绑架公务的企图混淆，使真正的公务得不到保障，只能增加更高的社会成本。从某种意义上也失去真正公车使用的价值。
　　因此，动机暧昧的“车改”所形成的官员衍生创收，必然是“常用车的车补少，职位高的车补丰”的不合理局面，直接导致出机关上下意见相左、影响日常工作积极性等弊端。说到底，还是论资排辈按职务高低的封建“官本位”意识作怪。从杭州市最高每月2600元车补，到辽阳市宏伟区最高每年7.6万元车补。仅就当地机关普通办事人员诟病不少，更不用说相对那些就不了业、开不出工资、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甚至基本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障的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弱势群体了。所以，历来出台倾向“官本位”的高额“车补”举措，难道还有一点合法性、合理性、公平性甚至良知性吗？
　　有种理由称这样的“车补”照旧压缩开支节约成本应该给予赞许。这是典型的借口。不错！或许有的地方的确出现“节约现象”。但这与“车补”没有直接关系，恰恰说明我们的“公车弊端”无限制浪费到何等严重的地步！以“赚便宜卖乖”的“政绩”来证实所谓加薪“车补”措施的正确性合理性，本身说明我们一些“公仆”意识堕落的连起码常识都白痴化了的程度。
　　实行公车货币化，理论上讲是件压缩公车消费很让人感动的廉政好事。然而，就目前国情现实和官员素质上分析，未必就能做到治标的彻底性和制度化，因此也未必就是件得民心的好事。威海从“车改”之初到现在10个年头过去了，结果如何大家都明白。现在杭州、重庆、辽阳等市的瞎折腾也有了明确结论。回头再分析我们的“车改”路子，不难发现已陷入一个尴尬误区：这种改革并未触击到公车问题的真正要害，并带来不少负面效应——既缺乏效率、又极不公平。实际上，在一个毫无监督的“公有制”基础下，“公仆”们的滥用公权力和浪费公共资产行为，自然会在既得利益催化下产生异变。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是不可能真正做好“公车改革”的。几经的“车改”，最终落得“水中月”“镜中花”的利益倾斜，说到底就是一种胡折腾和利益再分配。如此而已。
　　以上是我一个多月前写的帖子。因不小心弄丢刚刚找到。正准备发出时，得知杭州又准备在局级领导干部中探索一个车改新模式——“包干用车”，本人不领车贴，所有公务用车由公车服务中心提供的消息，计价方式完全市场化。这则消息一出台，又遭到社会质疑：局长不领车贴重新用公车，这与之前“局长专车”有何差别？这是不是倒车重归老路？据杭州市发改委副主任、车改办主任何新根介绍，“这不是原有公车使用制度的恢复，而是全新的公务用车方式” 。他还解释说，一方面，“包干用车”不包括上下班，另一方面，车辆不固定，而且用车情况都有记录，便于监督。这番话像是“狼来了”不足以使我相信，因为3个月内两次截然不同的“变脸”，让我怀疑这些颇有小孩“戳尿窝窝”游戏的成功率。我感觉这种新改，最终也不过是马路上刮大风的呼啸，不久也会嘎然而止。不信？你就等着瞧！
　　16年来的“车改”轨迹，尽管各地吆儿喝三发出严禁领导干部公车私用的规定和处罚条例，但仍未达到预期实际效果，顶多是一些官员的再度获利。如今杭州又推出没有什么新意的局级干部“包干用车”新探索，不知是车改模式升级的“摸石者”，还是车改回潮的“晴雨表”？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我很悲观哈。在没有合理的体制和社会监督情况及在没有对制度弊端的“断腕”的强力决心下，单凭表面的朝三暮四忽悠，最终“车改”还会落个扯鸡-巴蛋的折腾！

                          2009年7月5日写 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