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至网倒闭:我的红卫兵经历（6）

我的红卫兵经历（6）卜大华关于血统论关于对联在清华附中的影响，我们不能说对联在我们学校没有影响，应该说很多人受到它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很多人对这个对联持不同意见。我就反对这个对联。我看到这个对联的时候，很奇怪，因为7月29号的时候我不在，8月1号他们到清华的时候，我们去游泳去了，到8月6号第一次要辩论这个事情了，我才觉得这个事情严重了。如果任由这个对联的事情讲下去，学校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大打出手，我认为这个问题会影响整个学校的形势，会影响整个北京市的形势。所以那天在辩论会上，我就毫不犹豫地决定我们要说的话，就是不许打人，要约束红卫兵的行动。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从理论上批判这个对联，也不会因为这个对联的问题一下子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但我们觉得应该转移对这个对联的兴趣，应当更多地提到政策，团结更多的人。有人说，可能你们从理性上认为对联不对，但从感情上来说也得接受，因为它就是老兵的一个凝聚力。不完全是这样。所谓对联这个事情，后来被极大地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对联应当说是长期强调阶级斗争，强调阶级路线后，必然出现的一种情况。如果不出现对联，也会出现别的东西，来高度概括对阶级路线的看法。第二，当这个东西一出现，就处于一种被上面批判的地位，江青、陈伯达等都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对联。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情绪的发泄也就罢了，如果你还要提高到理论上，每天都在强调，我认为只能起坏作用，不能起好作用。所以在辩论对联的这个会上，我们提出这是个真假红卫兵的问题，要把那些随便打人，随便抄家，随便去剪人家裤子的人，作为假红卫兵、伪红卫兵、伪红旗，清理出去。但是我们没有从正面去对对联进行批评。我想采取一个措施，就是使更多的人在我们学校能过得更好，比别的地方更好。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种态度。有一篇《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文章，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是熊刚起草的。他写的这个东西，从它出来的第一分钟，我就反对它。他跑到清华礼堂去宣讲，讲也就罢了，他还利用他在宣传组的这个位置，让人把他的这个东西打印出来了，他讲完还散发了。那时候我就暴跳如雷，问熊刚，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经允许就搞出这么个东西来？他说，我用的是齐向东的名字。我说，那也不行！他是一种宣泄，在阶级路线问题上一种情绪的宣泄。但是后来，我们还是把它收进了我们的那本小册子里，因为它确实影响太大，很多人到我们学校来，就想见齐向东，我推都推不出去。有人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对联的态度给人的感觉是赞成的。我们抛开现在许多人的回忆不谈，就拿当时的材料来说，比如我们搞的这个大字报选编，这里面就没有一句提到“老子革命儿好汉”。在《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修改稿里也没有提对联。这个大字报选编是1966年9月编的，是有文字依据做印证的。王友琴在这些事情上，她是想当然耳。她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有明确的规定，只有红五类子女可以加入红卫兵。我们有一个《关于红卫兵组织的七个问答》，因为来我们学校的人很多，经常要回答有关红卫兵组织的各种问题，我们觉得有些政策问题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口径，于是就搞了这么一个问答，里面明确讲到，红卫兵不唯成分论。里面还提到，红卫兵暂时起到共青团的作用。王友琴还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发明了“红五类”和“黑五类”这种新概念新名词。这个发明权绝对不在我们这里。到底是谁发明的，我也不知道。1966年8月，我们把学校改名叫红卫兵战校，当时是我提议的。这也是头脑发昏。之后，很多学校写信来要求作为我们的分校。在许多要求作我们分校的来信中，我们选择了一家，就是曲阜师范学院。我还专门去了一趟。第一天，他们就领着我去看了孔府、孔庙、孔林。正好孔府马上就要关门了，正在拿三合板作防护板，要把孔子像保护起来。我当时也很同意对这些古迹进行保护。后来我看到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带人到曲阜造反的消息时，我是哑然失笑。他们到底是左派，我们到底是右派。我们在那里是完全支持对古迹进行保护的政策，他们去了就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曲阜人实际上大多数都是同意进行保护的，那是他们当地引以为豪的东西。初期大规模的破四旧也没有破坏这些古迹，只是到了后来，谭厚兰他们去了才真正对这些古迹进行了破坏。1966年的8月份是跌宕起伏，几乎每天都是很紧张，都有很多事情。我的想法还是这样：每个学校，包括每个组织，最主要的任务是搞好你自己学校的事情。对外面的事情，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参加。对当时八中红卫兵取消民主党派这个事儿我们也很不以为然。他们刚搞完这个事儿，我们的《十点估计》就出来了。这是党经过很长时间总结出来的统一战线政策，怎么能那么随便就取消了呢？我们对这种想法不可理解，觉得就像提出红灯行绿灯停一样非常可笑。 南下武汉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串连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的动向。大家都开始出去串连。9月初，王任重向我建议，你们可以到湖北去看看。你们都是文化革命的闯将，去看看有好处，给他们提提意见。我们大约在8、9号去的武汉，王任重可能还同时邀请了宋彬彬，但她们先去了。我们到湖北以后，住在湖北省委第二招待所，接待我们的是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叫单一介[1]。他来了以后很客气，说，任重同志经常提到你们，你们文化革命搞得好，下午就安排你们和湖北的左派朋友见一见。下午我们见了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王三宝这个人在武汉很有名，是当时武汉中学生中的领袖人物。他所在的武昌实验中学，文化革命中改名叫武汉红旗中学。见面也就是随便讲了几句客套话，没有什么具体的活动。第二天我们到了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是我看到过的最漂亮的大学，在东湖旁边的洛伽山上。我们看了很多大字报，其中就有宋彬彬他们写的信[2]。那几天，我们还去了湖北大学、水利电力学院、测绘学院、华东农学院。我记得在几个会上，我还都讲了话。主要讲了两点，一是介绍红卫兵成立的情况，二是讲在运动中要注意政策。我们开始都采取一种多看少说的办法。有一天，在湖北大学看到贴出一个告示，说是湖北省委9月14日要在洪山宾馆和北京来串连的学生见面。那天我、骆小海、申克美、王慧成、梁苏军[3]，大约六七个人，就去了。到了洪山宾馆的小礼堂，首先是湖北省省长张体学[4]讲话。张体学很动情，他实在不理解，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还会被炮轰？他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他个人的革命史。他从小跟着母亲要饭，走遍了湖北所有的地方，然后参加革命。家里穷的叮当响，实在没有活路的情况下参加了革命。在讲到他母亲去世的时候，掉眼泪了。另一方面，讲了湖北省委的情况，说湖北省委解放以后始终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的，毛主席每年都到湖北来，都要亲自做很多具体指示。张体学在讲话中说，他代表湖北几千万人民控诉从北京来炮轰湖北省委的“南下一小撮”。张体学情绪非常激动。他说，我代表湖北几千万人民，我控诉你们，你们不是在炮打我们，你们不是在给我们抹黑，你们是在往毛主席脸上抹黑！张体学在那儿说，周围站了些维持秩序的水果湖中学的学生。去开会的学生全国各地的都有，但以北京的为主。其中有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桂林[5]，他坐在那里，抽着烟听着。特别是张体学讲到动情处潸然泪下时，他在那里吐烟圈。湖北日报的记者给他拍了两张照片。他一下就急了，他周围的几个人也在喊“不许拍照”，想出来抢记者的照相机。维持秩序的学生就不让他们抢。一些学生要揍赵桂林，要把他揪出去，有一点儿肢体冲突， 开始我们就是想听听。不过在双方争执的时候，我和骆小海就上去了。我们自我介绍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我和小海先分了一下工，我说，你讲我们认为湖北省委是革命的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省委，过去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我们相信张体学同志是要革命的。骆小海刚讲到我们认为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张体学同志是要革命的，张体学立刻站起来，特别激动，双手一边搂着小海，一边搂着我，说道：“你们看，这才是真正的红卫兵！这才是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湖北省的记者在旁边不断地照相。小海讲完以后，我则讲，即便革命的省委也应该欢迎群众炮轰司令部，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这样炮火的洗礼可以变得更加纯洁，革命的队伍变得更好，不革命的那部分就会被打掉。我讲的这些他们并不反感，北京来的学生也不反感。觉得我们讲的还比较好。我们讲完以后，陆续有很多北京学生发言。其中就有很多肯定湖北省委的，赵桂林那天没有讲话。当时在武汉有这样的提法，说有一小撮混蛋，在北京混不下去了，跑到武汉来了。可能师大女附中的东西里就有这样的提法。[6]后来她们跟我们说，其实这不是她们的意思，她们只是表示支持他们，他们就把这些说法都算到他们头上了。那天的会到中午结束，省委的人留我们吃饭。我说，我看现在的情况有些不好，特别是今天的会对立情绪非常大，有可能要发展到武斗。我想把这些情况向王任重同志汇报一下。当时张体学情绪非常激动，吃不下饭。我们到他的屋里，他对我们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们说想马上回北京，把这里的情况向王任重同志作个汇报。他说，行。但是今天飞机已经没有了，得过两天才有。我问，火车有没有？一查，当天中午12点半有一趟火车。我说，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今天就回去。他们派了一个车，送我们回招待所，我和其他人交代一下，就和小海赶到武昌，结果火车已经开了。我们从武昌再飞车赶到汉口，刚好赶上。省委派的人直接跟车站交代了一下，让我们上了车。当天到北京后，原来的电话打不通了。又到钓鱼台去找，但不让进去。再到中央文革接待站，打了一圈电话，后来他的秘书回电话了。约好晚上到王任重那儿去。晚上邝桃生和我们一块儿去的。王任重对我们说，今天晚上你们不用回去了，就住在这里吧。我们就给他汇报。我说，湖北的情况，我们看了一下，觉得省委几个同志对运动都很不理解，很被动，对群众主要是太害怕。怕他们否定省委成绩，怕他们否定主席的指示。我觉得完全可以不必害怕，让他们说呗，你调查到什么东西，如果有错误，我们就改，如果不是的话再说。我建议任重同志应该做做张体学同志的工作。王任重说，你说的很对，那天开完会他们已经打电话来了，我们觉得张体学同志很不容易，刚才我们几个秘书同志都流眼泪了。我已经对张体学同志说了，你要挺住，要主动接受群众的批评。我们对王任重讲，可能会出现武斗的情况，希望中央文革注意这种动向。那时候，我们觉得到一个地方，提意见可以，炮轰可以，但不要搞过激的行动。有的人一到那儿就静坐，就是骂，也没有什么材料，上来就要把人打倒。我们觉得这种行为就应该规范。湖北省委就把我们的《十点估计》印成大大的字，贴在省委门口。一边是十六条，一边是《十点估计》。第二天，我们就从钓鱼台直接再去湖北，希望把这事再跟张体学沟通一下。结果在路上，就听到林彪9月15号的讲话，说只许无产阶级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7]也就是说，你炮打之前你必须判断一下，这个司令部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如果是资产阶级的，可以炮打，如果是无产阶级的就不能炮打。这和我们原来的认识是不同的。我们在火车上就商量，恐怕我们得修正我们的策略了。到了湖北以后，梁苏军告诉我们，人大附中一个女生写了一篇大字报“与林彪同志商榷——关于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意思说林彪的提法不对，是压制群众，还让我们签名。我们没有签。我们决定尽快离开湖北，但在离开之前，把我们的观点写了一个《清华附中红卫兵中南支队访汉声明》[8]。当时最主要就想讲两点：一是讲湖北省委的成绩，二是讲湖北省委对运动的领导很不得力，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更多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师大女附中她们让我们在声明中帮她们说一句：以前看到的她们的公开信，有些不完全是她们的。我们大概也在声明中捎了一句。后来的《访汉声明》是以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两家名义发表的。 广州的抄家从武汉出来，我们就到广州去了。我们不习惯那种老是被人捧着的状态，又碰到林彪的讲话跟我们原来的认识不完全一致，所以要修正一下我们的策略。这时，我们的脑子需要思考一下。到广州没有任何任务，我只有一个想法，看看怎么抄家。我在北京没有参加一次抄家，而且也从来没看过抄家。而且我觉得在北京，我们要是参加抄家或是看抄家都会有不好的影响。到广州我们就是最普通的人，谁都不认识。到广州以后，我们就住在八一中学。白天跟几个小女孩聊得很不错，我们说，你们要抄家带着我们去啊。当天晚上，三四个小女孩就带着我们去抄了一次家。她们手里拿一份派出所给的名单，就出发了。到什么路多少号，这一家是右派。“咣咣咣”一敲门，有人出来开了门。她们问他：你什么出身？他说是职员。又问：你是不是右派？说着就闯进去了。那是一间很局促的小屋，一家人还都没穿好衣服呢。那人很紧张地说，我就是曾经给学校提过一些意见。广州的小女孩不容分说地喊道：你就是大右派！那小屋里没有什么可抄的东西。小女孩说：把你们家钱拿出来！女主人哆哆嗦嗦拿出了三四十块钱，说是这个月的工资。小女孩就要去接，我出手拦住了。我说：撤！她还不理解为什么要撤。那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小女孩，嘴里还嘟囔着不愿意走。我说，这样的家你还抄什么呀？你看看他们的家，被子呀什么的都很破旧，就那么一点儿钱，你还要拿？然后到第二家，一个资方代理人，有一个很大的门面，资本家到香港去了。家里有很多的食用油，很多的绸缎布匹，还有好多鞭炮，这家干什么的也不知道，反正房子很大，东西很多。所谓“资方代理人”，就是一个看门的老头。我正想，他们抄家抄什么呢？结果是什么都抄，把这些东西全搬上车，这车也不知道是学校的还是派出所的。他们还把一桶油倒在了床上。我们就是跟着看，想看看抄家是怎么回事。但结果每次最后我都干涉了。他们让老头跪下，老头浑身哆嗦，说，这都不是我们的东西，都是东家的东西。我们正准备走的时候，一个女孩跑过去，用刀在老头蹆上剁了一刀。我一看，嘟嘟地往外冒血，我很生气地问那女孩：你怎么这样呢！她说，他是资本家！我说，他不是资本家，他是给资本家看家的。其他几个女孩，后来还跟我们回北京了，就没带这个女孩。抄家竟然如此随意，谁都可以去，说一声，今天晚上要个车，领个名单，就可以了。我对这种做法很不理解。看了以后感到很不舒服。很多地方这样的活动很低级，需要政策引导，需要尽快规范。对于在工作组撤走之后成立的那批红卫兵，我大都抱着一种不太认可的态度。你们和其他人都一样，并没有什么优越的地方，唯一可以说的就是出身。尽管串连中看到了一些不太满意的东西，但是湖北、广东这一路走过来，还没有对整个运动产生怀疑。 两面角色“十一”前回到北京。因为“八一八”袁东平没上天安门，所以特别想在“十一”的时候能参加一次主席接见。我和袁东平去找了一趟陈小鲁，因为“西纠”负责“十一”时的纠察。那时候，宋柏林已经住到中南海里去了。[9]我“十一”是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过的。“十一”后的一天，清华大学的贺鹏飞他们到中南海去汇报，专门打电话叫我们派两个人参加，结果就我一个人去了。这次是向陈伯达汇报我们和王任重的联系问题。陈伯达和王力两个人在。我从广州回来后就没有和王任重联系过。王任重和清华的联系还是比较多的，他的女儿[10]在清华，但她和贺鹏飞他们的筹委会不是一派的，意见也不一致。我们从来没有和他的女儿接触过。我们当时就是这样一种认识，我们不依附于任何人。我把我们和王任重的联系情况说了，例如在8月13号的大会上的接触，关于我们学校革委会选举情况的材料，《十点估计》，还有一个关于红卫兵发展的几点设想，准备搞一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以及去湖北的情况，这么几件事。我把所有联系的这几件事讲了以后，陈伯达摇了摇头。我问他，这几件事你们是不是知道？因为与陈伯达沟通不是很容易，还要通过王力的翻译。陈伯达说，我们不知道。后来我想，我亲眼看到过王任重写的批语，将我们的几个材料转给毛、林、周及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传阅。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都是作为文革简讯这类文件发过的，这也是我们和中央文革产生裂痕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你们说是主席叫你们来关心，来过问的，过问完了，你们全不知道了。那我们能相信谁呢？8月份我们曾经接待了一次由宫川寅雄[11]率领的日本美术家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原来是想来参观故宫，后来故宫被封了，什么都没看到。怎么办呢？他们说，你们正在闹红卫兵，我们跟红卫兵见见行不行？向对外文委请示，对外文委心里也没谱。他们一个副主任打电话给我，问我，你们觉得你们可以接待吗？我说，试试呗！那天我们去了七八个人，在北京饭店。谈得还挺热烈。像红卫兵都是什么人组成的、红卫兵是怎么回事，反正讲得也挺可笑，但是气氛很好。陪同接待的对外文委的同志非常高兴。当时我们学校红卫兵任冉齐、田兴的父亲都是对外文委的，他们说，你们接待得非常好。“十一”时来了很多外国代表团，都要见红卫兵，左派右派来了很多人，见红卫兵就成为了“十一”期间的一个活动。对外文委觉得我们第一次接待搞得不错，后来就将大量的代表团派给我们。10月开始，我们就扮演两面角色。这期间，我们接待了很多外国代表团。对着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左派，而对着国内的人的时候，我们是右派。我记得接待的外国代表团有墨西哥的代表团，古巴共产党第三书记率领的代表团，奥地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澳大利亚的，还有日本妇女代表团[12]，日本记者代表团。接待日本记者代表团前，对外文委打电话时说，他们可都是日本主要大报的记者，你们要注意他们的提问都是最刁的。结果他们来了以后，问了好多问题。反复问，刘少奇怎么样，邓小平怎么样？那时候我们也不便直接说，就说，这些事都是党内的事情。有的记者问，某某人现在看不到了，是怎么回事？我们说，凡是你们可以看到的东西，你们都已经看到了，凡是你们看不到的东西，在我们这里你们也不会看到的。当时是我负责这项工作，在学校的人不多，谁回来就把谁拉来参加接待。当时有两方面的接待任务，一个是接待外宾，还有一个是接待外地来北京串连的学生。那时候，我们扮演的两面角色已经使我们很难堪了。一面，我们必须维护整个文革的形象，另外一方面，我们心里已经在开始打鼓了。中央文革的很多东西已经使我们开始产生不满了。一个是王任重这个事情，另一个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有意思，第一，这是一个已经过去时态的东西，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已经反对过的东西，说什么自上而下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里说的，说得很尖锐。但在我们来说，跟工作组的所有矛盾，我们就是通过一次批判胡克实的大会就解决了。就是这么多事，并没有发展到敌我矛盾。如果再把它拿回来做一遍有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的想法。第二，有人拿这个东西反而打在我们头上，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我们是反对他们（指工作组）而得到主席支持的，我们反倒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当了三个半月的左派。就是6月份半个月，7、8、9三个月。9月我开始出去串连，10月回到北京，10月份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那时起，我完全失去了目标，开始转向了。10月间，我们一半是左派，一半是右派。对外，我们在维护整个文革的形象，又碰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新的问题。在这之前，我们觉得我们和文化革命非常合拍，有时候是心心相印。但是从这以后呢，我们觉得越来越不合拍了。我们该怎么做呢？把工作组重新拉回来再批一顿，不可能啊，工作组已经走了，我们连新的文革委员会都成立了。十六条所说的革委会，是经过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产生的，也就是所有人都参予，选举出来的领导机构，和以前的领导机构不一样，以前的学校领导都是指定的，上级委派的。面对上面提出来的新任务，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手足无措。还有，中央当时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传出来毛主席的讲话：北京太文明了，匆匆忙忙的发紧急呼吁书，匆匆忙忙的开十万人大会，匆匆忙忙的改组团中央。这对我们参与的这几个活动都作了否定，特别是对我们的紧急呼吁书。紧急呼吁书之后，8月27号又搞了《十点估计》。9月5号，《人民日报》发了个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专门提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说明我们所做的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当时就应当很快制止武斗这样的事情。现在新的问题是，当时我们极力反对的事情，反而说到我们头上来了，你们镇压学生，你们打人，这一连串的东西出现，使我们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这边跟外国人讲的时候，我们还慷慨激昂地讲很多，回过头来，对下一步该怎么走，怎么做，我们感到有些迷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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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一介，河北枣强县人，解放后历任湖北省江陵县县长、荆州专区专员、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文革后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2]指以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战士：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红署名的《致革命同学的公开信》（1966年9月6日）。《公开信》中说：“现在北京南下串连的同学中有一部分人要打倒湖北省委，说湖北省委是黑帮黑线，张体学同志（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是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反动的观点我们坚决反对！”　[3] 梁苏军，清华附中高651班学生，红卫兵成员。[4] 张体学（1915－1973），河南新县人。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5] 赵桂林，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当时在湖北带头炮打湖北省委。[6]　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红在1966年9月6日发表的《在武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中说：“我们严正警告那一小撮混进南下串连队伍中的混蛋、王八蛋们，你们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是饶不了你们的！你们把屁放了，想跑了，别他妈的妄想！你们在北京呆不下去了，就跑到武汉来捣乱，在武汉站不住脚，又想跑到北京去拉人来，这更是痴心妄想！”[7] 林彪在9月15日的讲话中说：“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8]清华附中红卫兵中南支队访汉声明(摘录) (1966.9.14)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偏差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广大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积极主动地炮轰省委，向省委的错误、缺点开火，而是集中很多精力攻击外地来汉的所谓一小撮混蛋，敌对情绪很大。省委的错误：关键在于省委，我们认为，省委负两条责任：第一，压制批评。十六条指出“敢”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的好学生，正确的领导，能够站在运动的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在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的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省委口头上说欢迎批评实际上对于炮轰省委的先进的革命行动不给支持，对于攻击炮轰省委的落后行为却给以放纵，借群众之手压制批评。正像十六条所描绘的那样：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特别是炮轰省委的革命派，感到很突然，以致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第二，扩大敌对情绪。本来外地学生和武汉部分群众因为批评省委的问题闹了矛盾，省委的责任，应该是积极做工作，缩小以至消除这些不健康的纠纷，以利于运动。但是省委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却起了扩大敌对情绪的作用，9月4日王树成同志的讲话最为显著。关于外地来汉革命师生在这里，我们愿意向同志们讲一下外地学生的概况。据我们调查，他们多数是红五类子女，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敢革命、敢造反，是革命的闯将。许多人都在骂一小撮混蛋，其实这些人骂的，多数是那些革命的闯将。我们要问，你们这样大骂特骂，作了什么调查了吗？调查了他们的出身、一贯政治表现了吗？作了阶级分析了吗？那些口口声声说要调查的人自己却在闭眼瞎说，会要被“将军”的！大家都在说主流，其实外地革命师生的主流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造反，敢于炮轰司令部，见到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能容忍，就一定要反。有了这样的革命造反精神，中国就不会变颜色，小将们就能够迅速成长起来！省委应该号召大家支持，号召大家学习。这完全是革命小将自觉地起着决定的主导作用，所谓“一小撮”捣乱，多数人受蒙蔽不过是无知妄说而已！混蛋是有的。真的混蛋是有的，在炮打司令部的群众运动中，一定要乘机捣乱，乘机作阶级报复的。同志们已有所发现，例如，涂仰豪这样的人。但不是武汉地区一般呼吁书所骂的“混蛋”我们来武汉之前，就已经知道，有那么一批混蛋在北京混不下去了，跑到外地捣乱。这些家伙滥竽充数，和真的革命者混在一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搅得人们眼花缭乱，看不清革命的主流。这是一个教训。我们一定要同他们划清界限，珍珠不容鱼目来混杂，革命左派不容混蛋右派来冒充。我们也要警告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果想利用这些“鱼目”、“混蛋右派”来打击革命左派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相信，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是分得清的，对于那一小撮混蛋右派的罪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十六条不是说过吗：“对于真正的右派分子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你们等着吧，不要高兴得太早啦！应该看到，这伙混蛋毕竟是极少数，是无关大局无伤大体的，是动摇不了炮轰省委的正确方向，动摇不了革命的大方向的！一个伟大的健康的运动保存这么一批人，没有什么坏处，可以使人们受到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锻炼辨别是非真伪、区分敌我的阶级分析的能力，可以暴露他们的面目以使人们动手歼灭这批丑类。（五）希望：我们诚恳地希望湖北省委负责同志担起责任来，接受批评，检讨错误，纠正错误，正象十六条所说的那样：“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希望省委深刻认真理解当前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特别是炮打司令部的群众运动，敢字当头，谦虚谨慎加以得力领导，使运动走上正确的轨道，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蓬蓬勃勃的开展起来。 [9] 1966年“十一”期间，工农兵、少数民族和红卫兵的代表共3000多人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并在中南海里居住三天。宋柏林作为红卫兵的代表也在其中。[10] 王小平，清华大学学生，王任重的女儿，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11] 宫川寅雄（1908－　）日本文艺评论家、美术史家。当时是日本和光大学教授，从事中国美术史研究，并在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部任中国美术史讲师。1966年8月，率领日本美术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郭沫若副委员长的接见。[12] 据查《人民日报》，1966年10月在北京访问的有：由路易斯·金塔尼率领的墨西哥大学代表团；由纳萨里奥·佩雷斯率领的古巴友好代表团；由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组织主席弗·施特罗伯尔率领的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组织访华代表团；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席爱·弗·希尔及夫人乔·希尔；由田中寿美子率领的日本妇女会议代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