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康星大学在哪个州:高岗、饶漱石为什么没有平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高饶事件在国人心中，仍有许多挥之不去的疑团。高岗、饶漱石究竟有没有反党，他们是否真的结成了反党联盟？如果没有？为什么至今没有平反？本人长期收集饶漱石的资料，根据现在解密的有关资料，谈个人的看法。
一、关于高岗、饶漱石是否真的结成了反党联盟？究竟有没有反党
从现在解密的档案资料来看，证据显然是不足的。其实高饶事件并不复杂，高岗曾利用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对待农业合作化，民族资本家等问题上的分歧及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搞了些一名堂，如在背后封官许愿，贬低刘少奇、周恩来的非正常组织活动。企图在党内取代刘少奇的地位。曾先后拉拢过饶漱石、林彪、彭德怀、陈云、邓小平等人。陈云、邓小平当即反对，并向毛泽东反映。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才有了1953年的那场反对高饶的斗争。事实是高岗利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散布流言蜚语，贬低刘少奇、周恩来，又利用毛泽东对薄一波等人搞的新税制不满，在会上对薄进行猛烈批评，并把刘少奇的一些话安在薄一波身上来批。饶漱石也在9月至10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抓住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的问题不放。对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了否定。这两件事后来被引伸为“明批薄一波，实反刘少奇”，“明批安子文、实反刘少奇”。继而被引伸为高饶结成反党联盟的主要依据。高岗在杭州对林彪说的一段话可以说是他所犯错误的主要问题，现摘录如下：“毛主席说过，有了枪就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造就了一个大党。”我觉得，在中国，党是军队创造的，是枪杆子上出党。他刘少奇拿了几天枪？他不是一直在白区混吗？他算什么党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这个结论要改变。咱们一直都是拿枪的，党本来就有两个，一个军队的党，一个白区的党，主体应该是军队的党，可倒好，白区那些人，就是刘少奇那个圈子里的人，一个个都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里掌握权力。凭什么刘少奇的屁股总是搁在我们头上？我就不服这个气，主体就要象主体的样子。主体的代表人物，你林总当然算一个，我也应该算一个，现在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毛主席越来越不重视刘少奇了，越来越重视咱们这些拿枪造党的人，重视军队的党。咱们一直是跟着他。给长征提供落脚地的人，现在还有谁？东北怎么样？这你很清楚。东北就是先进嘛！东北的先进，东北的正确，东北创造出来的成功经验，这些都是一贯的。所以，毛主席有个打算，我来主持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部长会议主席，他想让周恩来当，我向他建议，周恩来当不如林彪当，你林总打遍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不是绰绰有余吗”？。
高岗这些话后来被党中央确认为攻击刘少奇、周恩来，企图煽动一些高级干部对中央不满，捏造所谓“两党论”、“军党论”，自命为是根据地和军队党的代表，为其夺取党和国的主要权力制造根据。
对于高岗的这些活动，毛泽东虽然对他有过严厉的批评，认为高岗是“地下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但都从来没有否认自己是否对高岗说过“毛主席有个打算，我来主持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部长会议主席，他想让周恩来当”之类的话。但从1954年9月14日至28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上选举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来看，高岗说的不完全是造谣。是不是由于高岗不顾场合透露了毛泽东的核心机密，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只好让高岗去自食其果，已经永远无法知晓了。
此外，虽然还揭发出高岗、饶漱石的一些问题。如高岗有生活作风问题。饶漱石历史上和陈毅有过矛盾，应负主要责任，不按组织程序当上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但两人历史上均无问题，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背地里都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言论也没有反对当时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的。恰恰相反，高岗在关于农村合作社的及工业发展建设等问题上的认识和毛泽东的想法十分吻合，而刘少奇和周恩来则和毛泽东有分歧。因而1952年，毛泽东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当时的政务院属平级单位，调高岗任计委主席，把原属政务院管辖的八个工业部划给计委管，又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毛泽东信任高岗在党内高层是人所共知的。
单凭上述的问题，高饶的问题怎么也上升不到“结成反党联盟”的。毛泽东当年发动对高饶的斗争旨在增强党内团结，反对党内分裂，反对宗派主义。1954年2月6日至10日，召开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给会议定了基本的调子，为增强团结，多作自我批评，不搞面对面揭发。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都作了发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的发言，既有自我批评，也有对高岗、饶漱石的批判揭发。而高岗、饶漱石的发言则完全是自我检讨。但他们的检讨刘少奇、周恩来很不满意，便向远在杭州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很快答复：“公开揭露”。
中央书记处迅速作出决定，分头召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高岗问题的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个是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两个座谈会的主旨是揭发和核实有关高岗、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和材料，高、饶本人也可以在会上进行交待和自我批评。两人的座谈会先后开了七次，高、饶的检讨一次次都没有过关。高岗在召开座谈会期间，即1954年2月1日开枪自杀未遂后失去了自由。1954年8月17日3点，高岗服“速可眠”再次自杀身亡。在当时，自杀就是最大的犯罪，就是叛党。高岗的死，使毛泽东原来想通过斗争，达到增强全党团结的目的落空了，也令中国共产党处于比较尬尴的境地，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影响，用毛泽东的话说，“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也使高岗犯错误的性质变为犯罪。1954年9月1日，毛泽东就高岗自杀身亡一事签署了一份给苏共中央的通知里有这样一句话：“高岗用结束自己生命的实际行动，宣告他同党，同中国人民的最后决裂”。这在当时定他为“反党”、“叛徒”实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尽管他在行动上，言论上没有反党行为。如果高岗不死，毛泽东原本还要让他继续工作，保留中央委员，到陕西任省委副书记兼任延安地委书记。对饶漱石，毛泽东原本也要保留他的党籍，只撤销他中央委员，中组部长职务，但后来发生的三件事使毛泽东改变了初衷。一件是上海解放初期，原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在主持镇反时搞了个“以特反特”的方针，被人诬陷为包庇重用、掩护特务分子达3300多余人。而这方针又是饶漱石亲自批准的，致使毛泽东认为饶漱石的问题不是犯错误，而是犯罪，是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第二件事是饶漱石的秘书陈麟章向中央汇报饶漱石向他发牢骚，他的检讨是被迫写的，是陈毅对他打击报复，他要向中央伸诉。饶又多了一条拒不承认错误，要翻案的罪状。第三件事是潘汉年自己交待，1943年被骗到南京见过精卫。因潘长期在饶手下工作。又把饶牵连上了。致使毛泽东党中央认定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饶是首犯，潘汉年、扬帆为主犯。三人均被逮捕，后被判刑坐牢。造成了共和国第一惊天冤案。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高饶会被定为反党联盟虽无事实作依据，但却是情理中的事情。当然，还有人为因素。当年高岗要取代刘少奇、周恩来，但后来高饶的问题均由刘、周主办。刘、周自然不会轻于放过他们，实在是一种正常现象。刘少奇、周恩来是人不是神，高饶的检讨为什么一次次不能过关？就可想而知了。谁都知道，检讨是否深刻是一件很难说清楚的事情。
二、高饶问题为什么至今没有平反
高饶问题实质上是党内一次权力之争，同历史上朝朝代代宫廷斗争没有太大的区别。胜利者对失败者总是把罪责定得过重。更不会让失败者轻而易举翻案。高饶的问题也不例外。这是高饶问题为什么至今没有平反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即观念上的误区。建国以后，党内外极“左”思想愈来愈严重。当年以思想定罪的事层出不穷，批评一个党支部书记就可能戴上反党的帽子而坐牢。因此，党内外反革命集团层出不穷。“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非常容易戴在人们头上。“反党”、“路线斗争”用得太滥、而且非常不准确，党员自杀又被视为叛党。也可以成为罪状。这种观念一直锢禁着人们的思想。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摆脱了。不少人们认为，不能用现在的观念去看待当时的高饶问题，高饶问题永远不可能平反。1978年，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人民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此后，虽然平反了党内外一大批冤假错案，高饶的问题也被重新提了出来。但当时人们的意识观念并没有多少改变。要想对高、饶问题作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原因仍是人为因素。党内这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党的高层领导人发话，尽管冤假错案都不可能平反。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关健人物是邓小平、陈云。而邓小平、陈云又是当年在与高、饶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1980年，在拨乱反正中，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多次谈到高饶问题时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饶的斗争还是要肯定的”。“总之高饶的问题不揭露，不处理不成的，现在看来，处理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提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
对于小平同志的这些话，我想谈点个人看法：第一：“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从现在解密的资料来看，似乎找不到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的依据，只有贬低刘少奇同志的言论。高岗并没有反对刘少奇去当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只是想让林彪去搞部长会议主席，取代周恩来。从党章规定的党员的权力和义务来看，无论背后或公开，高岗都有这个权力。就是有问题，也只是犯了自由主义。当年安子文未经中央授权，就擅自草拟中央政治局和各部委办负责人名单，也只是受到当面警告处分。按说，安子文的问题要比高岗严重得多。退一万步说，高岗就是反对刘少奇，能不能就说是反党？我看值得商榷推敲。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真正被打倒了。而真正要打倒刘少奇的却是毛泽东。难道毛泽东也是反党？第二：“高岗究竟提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这话确实是实事求是的。但以前却都是说路线斗争。又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对高饶的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第三：作为第二代党的领导核心说了“要肯定”。这个反那里还平得了？再说，这时“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也未复查出结果。饶漱石还有所谓“内奸”、“反革命”的罪名。1981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开始对潘汉年、扬帆案进行全面的复查。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的红头文件。作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潘汉年、扬帆先后平反昭雪。事实证明，这个反革命集团不存在。但饶漱石问题中央却没作复查结论。为此，1982年8月13日，饶漱石的原秘书陈麟章给陈云同志写过一封信，信的内容大致是：鉴于潘汉年，扬帆已经平反，过去认定那个饶、潘、扬反革命集团自然不能成立，饶漱石此前在党内外担任过重要职务，将来写党史是免不了要提及的人物，他究竟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弄清楚，而且完全有条件弄清楚，无论对后人还是对饶漱石的亲人都有必要把所有事件弄清楚，并建议中央责成有关部门，对饶漱石一案进行复查，尽快作出结论。陈云有没有收到这封信，如何处理这信封现在不得而知。但后来没有回音。1986年8月，中央在出版《毛泽东著作》两卷本时，在第436条注释中写道：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期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段经过中央同意的注释发表，说明了中央用特殊方式，单独为饶漱石的被“错定为内奸”，“犯有反革命罪”平了反。只是这种特殊方式没有多少人知道。1989年5月，《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大词典》出版。在“重要事件”一章中有“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的条目。用以取代以往一直认定的“高饶反党联盟”。说明高饶的问题正在逐步接近事情的真相。
无论过去和现在，把自杀当成是罪恶或罪名都是荒谬的，根据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为构建和谐社会。对高饶事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是非常必要的。对高饶问题是否公正，直接关系到党的声誉。随着人们思想上的进一步解放和认识上的提高，历史终将会为高饶事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饶漱石的功过是非及最后结局
              ——兼论饶漱石悲剧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蔡洪堂

    一、饶漱石生平功绩

饶漱石（1903—1975.3），原名饶石泉，号漱石，曾用名梁朴，是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中为数不多受到过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1903年（光绪癸卯年十月初五）出生于江西临川钟岭环洲饶家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饶思诚是有名的教育家，建国初期任江西省副省长。饶漱石青年时代读过中学，上过大学，精通英语、俄语。

饶漱石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饶漱石在南昌读书，他积极参加当时南昌的学生运动。署假回到临川后，他和从上海回来的傅烈一道，联络县城的学生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剧社，利用演戏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剧社多次在抚惠堂公演，每夜观众达2000多人，使反动势力极为仇恨，临川商团的团丁闯入抚惠堂进行捣乱。饶漱石、傅烈带领群众与商团进行坚决斗争，迫使商团向剧社认错，并赔偿了打伤纠察队员的医药费。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

饶漱石是中国共产党内有老资历的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参加领导了白区城市中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运动，他工作积极，能力强，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因而很快就崭露头角，受到了当时领导白区工作的刘少奇的重视。1928年，饶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先后在弋阳、横峰创建了中共弋阳、横峰县委。4月，饶漱石受党派遣回到家乡临川负责策反工作，当时临川驻军是杨如轩师。饶漱石在临川县城抚州南门青云峰召集杨如轩师下级军官十余人（多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士兵委员会”，发动士兵暴动，因杨师不久离开临川，没有成功。事情暴露后，饶漱石险遭逮捕。同年，饶漱石赴英、法、苏留学一年。1929年回国后任北满省共青团省委书记，曾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当时刘少奇为中共满州省委宣传部长，曾一度为饶的部下），在东北工作期间，饶曾成功地组织了奉天纺织工人大罢工。1930年4月因所谓“满洲破坏案”和赵尚志等30人一同逮捕入狱，被内定为枪决，后经党组织派人做张学良的工作改为监禁。“九一八”事变后饶漱石和杨靖宇等人一同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1932年初，饶漱石调上海做工会工作，先后任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多次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罢工、学生游行运动。1935年至1938年间被派到苏联工作，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外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并于1936年派到美国工作，主编过《华侨日报》。

1938年，饶漱石主动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被中央派到皖南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协助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工作。当时，饶主管的也是白区工作，在新四军受国民党压迫的情况下，饶漱石具体领导的白区工作却卓有成效，使新四军在国民党的四面包围中仍有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这不光为新四军在南方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打开了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局面。刘少奇称饶漱石是“优秀的青年革命家”。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危急关头，项英带人不辞而别。敌人喊话要项英、叶挺去谈判，但项英走了。这时，饶漱石才向叶挺暴露了自己是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身份。饶漱石一再劝叶挺出去谈判，并且说是为了党的事业，不是个人行为，只要能活着出去，他可以向中央作证，叶挺听从了他的劝告，带了身边的人员去谈判。饶漱石见叶挺一去不返，知道凶多吉少，就和警卫员分头突围，被国民党士兵抓住后，用身上的银元贿赂抓他的士兵。被放逃脱，历尽艰险到上海。一个月后回新四军军部。1942年3月，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曾和陈毅等人共同组织指挥淮北1942年冬季反“扫荡、大小悟山冬季反扫荡、郯城战役、盐阜1943年春季反“扫荡”、苏中反“清乡”斗争。1943年11月陈毅回延安汇报工作不归后，饶漱石主持了华东局和新四军的工作。项英主政新四军时，对党中央的指示常常借口拒不执行，饶漱石主政新四军后坚决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的各项指示，保证了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他和张云逸、粟裕等人一道，成功地组织指挥了车桥战役，挺进苏浙皖边，1945年春季攻势。还和陈毅一道指挥新四军在华中解放区实行战略反攻，解放县城30余座，歼敌5万余人。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做出过重大贡献。新四军成立时只有1万多人，抗日战争结束时已发展到30多万人。1945年4月，饶漱石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12月，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

1946年春，饶漱石和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同为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饶任书记。在伍修权等人的陪同下，饶和美国代表白鲁德，国民党代表赵家骧等飞往沈阳，参与国共东北停战协调。当时，我军还没有实行军衔制，为便于同国民党军方代表进行平等工作，我军派往各地代表被临时授予军衔，沈阳代表饶漱石为中将，而太原代表陈赓（建国后为十员大将之一），本溪代表许光达（建国后为十员大将之一），北平代表宋时轮（建国后为上将），四平代表耿飙（建国后为上将），徐州代表韦国清（建国后为上将）等人仅被授予少将军衔，由此可见，饶漱石当时在我党我军地位非常之高，是属于元帅一级的人物。饶漱石也是建国前被我党授予军衔最高的将领之一。当时授予中将的只有周恩来（中将加上将）、叶剑英、罗瑞卿。他舌战美蒋代表，坚决捍卫了我党我军利益。

解放战争时期，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第三野战军政委兼华东军区政委。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饶漱石与当地党政领导干部一起顽强地坚持斗争，而且有一套坚持斗争的办法，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领导人的协助下，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并成功地组织指挥了鲁南战役（1946年12月）、莱芜战役（1947年1月），孟良崮战役（1947年5月，具体指挥粟裕）胶东战役（1947年9月）、宿北战役（1947年12月）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饶漱石和陈毅、粟裕等人一起共同指挥了宛西战役（1948年5月）、宛东战役（1948年5月下旬）豫东战役（1948年6月）。1948年10月淮海战役成立总前委邓小平、陈毅、刘伯承、饶漱石、粟裕、谭震林、邓子恢为总前委委员，共同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淮海战役期间，饶漱石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一起率国民党五十九军两个师，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二万三千余官兵，在贾旺、台儿庄防地举行起义。使淮海地区东线的国民党军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乘虚而入，直抵徐州，切断黄伯韬的退路，进而将国民党军第七兵团歼灭，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饶漱石还和陈毅、粟裕等人还共同指挥了解放上海战役。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并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地区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毛泽东曾多次把华东的经验批转给全国各地学习效仿。他坚决反对在土改和镇反工作中的过“左”行为，在处理地主阶级与土地有关的工商业者的土地财产，保存富农经济，划分阶级成份，土改干部必须遵循纪律，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是华东地区土改得以顺利推进和胜利结束的中心环节。多次以上海特殊为由抵制来自上面的一些“左”指示。对上海的资本家及工商界人士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宽容的政策，为稳定上海及整个华东的局势作出了贡献。如他批准原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在上海解放初期搞“以特反特”方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疏漏。发现疏漏后，也都采取措施解决了。可惜这件事后来被中央作为饶漱石犯罪的证据。1953年，饶漱石调中央任组织部长。

饶漱石的个人生活十分简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但他在生活上都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建国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任何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也表现出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非常严格的样子，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但由于他的个性，他没有朋友，许多与他一起共过事的人对他印象并不好。

饶漱石还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政治理论家，曾著有《论共产党员的党性》（胶东新华书店出版）、《英勇决战迎接民主高潮》（冀南书店出版）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饶漱石早在半个世纪前就从中国的政治舞台消失了。他的功绩无人敢讲，如今要搞清已经非常难了。就连历史的真实也被悄悄改动了，如建国前中央对各大野战军的称呼是林（彪）罗（荣桓）、刘（伯承）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对其他三个野战军的称呼都是司令员在前，政委在后。唯独第三野战军却是政委的姓在前，“林罗大军”、“刘邓大军”妇老皆知，但知道饶陈大军的有几人？他的战功更是无人知道。

最近，有人在网上将开国功臣排名，饶漱石排在前15位。排在前20位的顺序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高岗、陈云、彭德怀、董必武、林彪、刘伯承、邓小平、林伯渠、彭真、饶漱石、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饶列六大元帅之前（叶剑英排在20位后）。假如1949年授衔，饶是拟任元帅之一，饶是被历史错过的元帅。建国初期，国人根据中国的行政格局，称中国有“五王”：高岗为东北王、饶漱石为华东王、彭德怀为西北王、林彪为中南王、邓小平为西南王（一说刘伯承）。

由此可见，饶漱石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陈毅等其他一大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同创建了新中国，为党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清正廉洁、作风正派，更是难能可贵，具备了优秀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尤其值得我们今天的党员干部学习。

二、“高饶反党联盟”（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真相

1953年初，中共中央准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调整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当时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和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进行了反党篡权活动。高岗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在会内外制造党内纠纷，散播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到华东和中南地区进行阴谋活动，企图煽动一些高级干部对中央不满。他捏造了所谓“两党论”、“军党论”，自命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为其夺取党和国家的主要权力制造根据。饶漱石积极配合和支持高岗分裂党的活动，也在9月至10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进行了直接反对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活动。1953年，高岗狂妄地提出，要由他担任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并由他担任国家总理，一些听过高岗反党宣传的同志向中央揭发了他的阴谋。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4人在会上发言，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内团结的决议》。会后，中央分别召开了由周恩来主持的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和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的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了他们的阴谋活动和各项事实，尽管中央对他们采取了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但高岗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终以自杀表示他对党的背叛。饶漱石也无悔改之意。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把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胜利地结束了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见1988年5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务大辞典》531页）

现在的年青人，可能看不懂这简单的条文，会感到云里雾里。因此，有必要说清事件的来龙去脉，供人们去理性分析。

（一）高岗欲取代刘少奇、周恩来

解放后，中央将全国划分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区，相应设了六个中央局，代表中央领导这些地区的党政军全面工作。1952年七八月间，党中央决定将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从外地调北京，以进一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华北局第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薄一波同志，1949年10月就担任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而且华北局就驻在北京，所以不存在“进京”问题。最先调入来的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来京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随后调来的是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和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习担任中宣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邓子恢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两人的职务虽然不是当地的第一把手，但实际上主持中央局工作。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出征朝鲜。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和第二书记罗荣桓同志都因病长期修养。再就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1月，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调任中组部部长。

这5个进京的人中，高岗的地位最显赫。他不但独揽东北的党政军大权，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组建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权力很大，和政务院属平级单位，被称为“经济内阁”，主管着八个工业部。当时干部中流传着一个说法：“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其次就是饶漱石，他也是党政一把手一肩挑，中组部又是中央的要害部门。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顺利完成，全国即将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同时，党中央开始酝酿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这期间提出了中央领导分一线二线的设想，就在这段时间，在关于农业生产合作化等几个问题上，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的看法，有过一些批评。毛泽东对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工作也不满意，还撤销了由周恩来任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把政务院下属部门都分给别人管去了，周恩来只管外交、外贸。这就使得当时中央有的同志产生了错觉，认为毛、刘、周有分歧，毛泽东已经不再相信刘少奇、周恩来。把高岗调来，主管国家计委，分了政务院的半壁江山。高岗自己更是利令智昏，到处吹嘘毛主席最信任他，他不在北京，毛主席外出都不放心。高岗也认为，在党内谋取更高权力的机会来了，在背后展开一系列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周恩来的活动。在1953年夏天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利用毛泽东批评“新税制”的机会，严厉批评薄一波。他当时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批评刘少奇，就故意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当作薄一波的观点狠狠批评，弄得周恩来下不了台。

尔后，高岗先后南下杭州、广州，一路游说，先后找到林彪、陈正人、陶铸等人，散布流言蜚语，贬低刘少奇、周恩来。在杭州，高岗对林彪说：“毛主席说过，有了枪就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我觉得，在中国，党是军队创造的，是枪杆子上出党。他刘少奇拿了几天枪？他不是一直在白区混吗？他算什么党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这个结论要改变。咱们一直是拿枪的，党本来就有两个，一个军队的党，一个白区的党，主体应该是军队的党。可倒好，白区那些人，就是刘少奇那个圈子里的人，一个个都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里掌握权力。凭什么刘少奇的屁股总是搁在我们头上？！我就不服这个气，主体就要象个主体的样子。主体的代表人物，你林总当然算一个，我也应该算一个，现在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毛泽东越来越不重视刘少奇了，越来越重视咱们这些拿枪造党的人，重视军队的党。咱们一直是跟着他。给长征提出供落脚地的人，现在还有谁？东北怎么样？这你很清楚。东北就是先进嘛！东北的先进，东北的正确，东北创造出的成功经验，这些都是一贯的。所以，毛主席有个打算，我来主持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部长会议主席，他想让周恩来来当，我向他建议，周恩来当不如林彪当。你林总打遍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不是绰绰有余吗？”

高岗的这段话是他制造“两党论”“军党论”的最好注释，也成了他贬低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事实依据，但毛泽东是否有意让他主持政治局，现在也无法考证了。历史也永远无法知道。人们有疑问，毛泽东没有这个打算，高岗敢到处这样说吗？高岗到处这样吹，若是传到毛泽东那里，就是真有这个打算也会变成没有。高岗干的是一件傻事。

但林彪还是相信了。他基本上同意了高岗的观点。只是高岗提出“多设几个副主席，咱们军队的党都上去，林总你上，我也上。”时，林彪坚决地说：“高主席，就这么着吧，我的事不提，你完全可以作为党的代表上去，设副主席你就是副主席，设总书记你就是总书记。你身体好，正当年，只要你能上去，有个代表就成了，咱们分什么你我？不要争这些个人的东西，我们可不是争什么权力啊！”林彪这几句话，为自己留下了一条后路。假如高岗不去搞这些活动，凭着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当时仅排在周恩来后），他有可能成为党中央的副主席。但历史没有假如。对于公开伸手要权，毛泽东是坚决不给，他的逻辑是，今天你会要别人的权，明天就会要我的权。因此，他后来当面批评高岗说：“送你一句话，叫独坐防心”。我看你是有野心的，这个野心还不小，不是鸡蛋那么大，而是鹅蛋那么大……中国历史上有过清君侧者，几个有好下场？你要注意，不要骄傲，不要逞英雄，要团结。曹操讲：“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你志不“大”，谋也不良，你把别人都打倒了，剩下不多几个孤家寡人，这个志还大得了吗？狭隘得很嘛！你要反省，作自我批评，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希望你改，下决心改，切切实实改！

毛泽东的这些话，既明了又严厉，还充满着关切和期待。毛泽东是直截了当说高岗有野心，而且不小，又用历史上的“清君侧”故事来警醒高岗实际上是要夺他的权。但毛泽东还是要他“反省”“作自我批评”“下决心改”“实实在在改”。毛泽东也决不会使高岗的图谋得逞。林彪在思想上、观点上同高岗基本一致，但他坚持自己不当副主席。因此，1955年4月，在中央七届五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被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而林彪却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1958年5月25日，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又增选为副主席；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实际上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被规定为党的领袖的当然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但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被毛泽东发现了，林彪也有野心。毛泽东当然不会让他的野心得逞。林彪也真是，本来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合法接班人，距权力的顶峰只差一步之遥，何苦要争那个名份，结果毁了自己一世英名。林彪深知毛泽东不会放过他，就像不会放过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一样。因为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时大谈“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为首的改也难”等等。林彪知道了，毛泽东已经把门关了，不会给改正错误的机会，于是他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于1971年9月下令谋害毛泽东未遂后仓皇出逃，摔死在异国他乡。从此党内又出现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历史真的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林彪没有接受高岗的教训，结果只能是殊途同归，一个自杀，一个摔死。

从广州回来后，高岗又四处游说，今天找张三，明天找李四，办法还是吹吹拍拍，封官许愿。他觉得有两个人非找不可，这两人一个是陈云，一个是邓小平。

高岗同陈云 ，干脆利落。他对陈云说，我反复想过，要设党的副主席，怎么也得有你一个，有我一个。陈云笑了笑，也开门见山：“你是想革命，还是想做官？”

高岗对邓小平倒是多说了几句，他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现在，毛主席要分一、二线，设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并不成熟，他还是去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好，何必占这么重要的位置？”邓小平也多说了几句。他说：“我的态度很明确，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同志，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陈云、邓小平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作了反映。陈云当时就说：“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

陈云和邓小平的反映，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一二天后，毛泽东同罗瑞有一次特殊谈话，毛泽东问罗瑞卿：“我退到二线怎么办？你看第一线由谁来主持了”，罗瑞卿答：主席退居二线，当然由刘少奇同志来主持第一线，不过……”毛泽东说：“不过什么？你鼻子不灵，嗅觉不灵。世上的人睡觉，有的人睡在床上，有些人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些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为什么听到一些话，不问问旗帜，这些话是真是假呢。我告诉你，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你认为他拥护林彪吗？到时候林彪也给扔了一边去了。高岗，不只要打倒刘少奇，还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
（二）饶漱石卷入事件旋涡

1952年1月上旬，饶漱石眼神经痉挛状况越来越重，难于坚持工作，粟裕对此很关心，向中央建议饶漱石应离职休养。

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立即回电：

华东局并陈毅、粟裕两同志：

接二月一日十四时粟裕同志来电，知饶漱石同志病情严重，必须休养。中央决定饶漱石同志立即开始休息两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同志代理，由谭震林同志秉承陈毅同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关于饶漱石同志休养地点，我们认为必须离开上海，最好到北京来。请粟裕同志再到上海和漱石同志当面商量决定，并和漱石同志同车来京为盼。

2月2日下午，陈毅、粟裕带着中央电报去看饶漱石。电报给饶看过后，陈、粟二人建议饶三日动身，别耽误了治病。无论中央领导还是同志们都是对饶漱石的一种关心。但饶漱石不这么看，他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名堂，但又不便说什么，勉强同意了。饶漱石心里总不踏实，总是翻腾，我的病真那么严重吗？要由粟裕报告给中央，事前粟裕为什么不同我商量？中央马上决定“必须休养”，而且“必须离开上海”？而且一休息就是两个月，我们职务立即由别人代理，动不动别人就可以代理我，我饶漱石不是可有可无吗？但他还是去了北京，住进北京医院。不几天，饶又听说中央派彭真去华东开展“三反五反”，随后又听说彭真没有去华东，中央改派薄一波去了上海。接着是陈毅向中央建议，谭震林代理华东局书记，陈丕显代理上海市委书记，中央都同意照办。饶更加疑虑，在北京住院了一个多月，病情一有好转，便吵着要出院。医生没办法，只好同意，但要求相关部门给饶找个条件又好又安静的地方，继续休养、治疗。这样饶便要安排到颐和园北边的一所院子里住下，继续疗养。在颐和园里，饶将几个月以来发生的事情思前想后，心里更不好受，认为有人搞他的名堂，别人进去了，一定会发现华东各方面工作存在的问题，也肯定会向中央报告，这对自己太不利了，中央还能信任我吗？还有，我到北京治病，为什么非得跟个人？粟裕是真陪同我，照顾我吗？是不是“解差”、“押送”？

4月3日，饶漱石从颐和园转到万寿路新住所，他听说毛泽东最近也暂住在这里，而且离他住的这幢楼很近，差不多就是“隔壁”。这更剌激了饶漱石，他已经无法入睡了，怀疑自己快得神经病了。于是他决定要赶快找毛主席谈谈。便在4月4日凌晨3点钟给毛泽东挂电话，要求和毛泽东谈谈。毛泽东同意了饶的要求，这次谈话一谈就是3个小时。他向毛泽东谈了他一生的经历，及对革命的贡献，并提出了四个问题：

第一，      我饶漱石对敌斗争是否勇敢？是否右倾？

第二，      我饶漱石在华东工作，是否犯了路线错误？

第三，      为什么要用粟裕陪同的方式把我送到北京？

第四，      为什么我前脚走，后脚就任命了取代我的新书记？

毛泽东极有耐心对饶漱石作了解释。毛泽东说，此次调他到北京，就是为了让他治病，是同志们对他的关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把身体搞好了，将来工作有的是。对饶漱石的工作也进行了肯定。毛泽东说：“谁人说你在华东犯了错误，你看，我刚才还批转你们上海市区‘五反’经验”。并找出批件念给饶漱石听，“上海市委、华东局、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上海市委四月二日关于‘五反’的十条经验很好。这是‘五反’以来最完备的一次经验……”。但饶漱石却说：“4月2日，那是我到北京以后的事情。”话说到这份上，毛泽东有些不耐烦了：“上海市的经验，不是这一二个月才有的嘛，总有一个过程嘛。你饶漱石长期在华东局工作，又是华东局书记，难道没有你饶漱石一份？”毛泽东每说的一句话，就用食指尖尖敲一下桌子。饶漱石无语。

“你饶漱石就是有缺点、错误，发现了改了就好嘛！”毛泽东仍然很耐心，见饶漱石虽无言以对，但仍坐着不动，没有结束谈话的意思，毛泽东说：“这样吧，如果你自己以为你身体能够支持，可以立即回华东工作。今天就走，我派飞机送你去。”说完这句话，毛泽东往沙发上一靠，望着窗帘上的透进来的曙光。饶漱石感到摸清了中央的意图，这才辞去。

饶漱石是达到了目的。但这肯定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快。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得有失，饶漱石得到的恐怕要比失去的更多。

饶漱石原本是一个党性非常强的人。他做人的准则是对上不拍，对下不欺，来不接、去不送。工作中既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部下，从不搞拉拉扯扯的事情。但饶漱石有私心，他深怕失去来之不易的权力地位。那次粟裕陪他来北京看病的事情，弄得精神上十分紧张，竟有被押送之感。

1953年1月，饶漱石从莫斯科回到北京，他是作为中共中央出席苏共十九大代表团成员，于1952年10月去莫斯科。饶漱石也知道，中央决定调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领导进北京，以便加强中央统一领导。其他各中央局的领导都进京了，并安排了重要位置，而自己工作至今却无着落。饶漱石决定找找高岗谈谈。一来他同高岗多次开会见过面；二来高岗工作不错，尤其在近几年抗美援朝斗争中做出了成绩，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如今又被毛泽东委以重任。饶漱石有点羡慕。三是觉得都是中央局的党政一把手，有共同语言，有可能得到自己想知道的一些事情。

饶漱石到了高岗那里，高岗侃侃而谈。饶漱石只有洗耳恭听。高岗明知饶漱石同刘少奇关系不错，因为早在1942年刘少奇离开华中局调中央工作，让饶漱石而不是让陈毅同志代理华中局书记，当饶漱石同陈毅发生矛盾后，中央明显支持饶漱石。刘在很多场合说饶不错，能力强，是优秀的青年革命家。这在党内高层都知道。人们普遍认为饶漱石是刘少奇培养起来的。而饶一度曾担任过刘少奇的上级却无人知道。但高岗仍大谈刘少奇的问题，谈刘少奇同他同毛泽东的分歧，集中在这么几点上：在对待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高岗是要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党员不允许雇工剥削。而刘少奇不同意，他领导的中组部给高岗的复信说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完全有自由，党组织不得限制，其党藉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材经济基础上，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高岗还告诉饶漱石收到他那时同安子文的谈话记录，内容主要有，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农民的变工组是建立在破产、贫困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对富人买马车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有剥削也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但是在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将来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也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高岗还把这个谈话当面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给了陈伯达看，对这个谈话很不满，脸色都变了。二是农村合作化的问题。1951年4月1日，山西省向中央和华北局写了一个题为《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主张扶植和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的新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势力，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但受到刘少奇和薄一波等人批评。刘少奇、薄一波批评山西省对土改后农村的出现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感到害怕，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避免这种趋势；说主张动摇，削弱直至否认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山西省委的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毛主席找他们几个谈话，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由于刘少奇等人的意见和对山西省委的批评在会议上，在内部刊物上，在公开报纸上已经发表了。毛主席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中央办公厅把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转发高岗的东北农村互相合作问题的报告的通报及三个附件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文件，发给各地学习。毛泽东认为高岗的报告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三是在民族资本家政策的问题。刘少奇曾批评高岗犯了“左”的错误。刘少奇多次讲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不采取苏联方式，而采取民族资本家与我们一起进入社会主义的方式。他希望资本家多办工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以至八个、十六个，办得越多贡献越大，因为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高岗告诉饶漱石，刘少奇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同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事情没有完。不信咱们走着瞧。

事情的确没有完。只是高岗没有瞧见，十三年后，“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这些言论和观点，成了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也成了他被打倒的罪证。历史又开了一个玩笑，刘少奇最后被迫害致死，骨灰盒上只有代号而没有名字。算是和高岗殊途同归。

最后，高岗一鸣惊人，说中央把他调到北京任职是“调虎离山”。

饶漱石觉得不虚此行，高岗的话使他似乎明白了许多。尤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他过去虽然也知道一些，但没有这样清楚，这对将来进北京工作是有好处的，高岗能给他讲这些，是对他的信任。高岗的气魄、胆量、干练很值得自己学习。他还在心里把刘少奇和高岗作了比较，觉得刘少奇在有些方面不如高岗，没有高岗干一番大事的锐气。刘少奇不象高岗那样体己，饶漱石从来没有感到和刘少奇心灵有这么相通过，就像今天同高岗。从此，这个从不交朋友的人却把高岗看成了朋友。从此，饶漱石被认为是进了“高饶联盟”的门；3月，饶漱石进京任中组部部长，又同高岗长谈了一次。

在6月至8月的中央财经工作会上，因毛泽东不赞成簿一波搞的新税制，大多数参会的人员都对薄一波提出了批评，只不过是有轻重之分而已，饶漱石不例外，唯独高岗的火力最猛。

财经会议结束后十天，高岗把饶漱石叫到家里，并告诉他，中央书记处提出，我们国家的行政机关是否可以考虑采用苏联那种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可以考虑增设副主席、总书记？这是个机会。他已经到罗瑞卿、陈云等人处跑了。高岗还告诉饶漱石要到南方去一趟。找林彪等人。饶漱石也要高岗给他推荐一些干部。

饶漱石到中组部工作后，常务副部长安子文做了两件令他非常不满的事。一件是中组部党员管理处处长王甫和办公室主任赵汉雷带几个人到山东考察“新三反”运动和农村整党的情况。他们工作很不顺利，有些地方组织不仅不支持，反而进行阻挠。王、赵二人找到山东分局的主要负责人反映，也没有结果。没办法，王、赵二人觉得工作不下去就回到北京，并向常务副部长安子文报告了。安子文没有向饶漱石反映，而是直接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对此，饶漱石大为恼火。7月中旬，在中组部一次部务会上，饶漱石声色俱厉，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指着安子文的鼻子进行斥责：有问题，“为什么不先向我反映，而先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你这是胆大妄为！你眼睛里没有我这个部长，我要你认识认识我这个部长！”以后，饶漱石还在几次部务会上批评安子文，并说安在财经会议上不发言表态，有抵触情绪，是“界限不清，嗅觉不灵”。

另一件事是，安子文未经中央授权，草拟政治局人员名单和部委主要负责人名单。安子文也就名单问题向中央作了当面检讨，并受到当面警告处分。现有的资料都说饶抓住不放，并加以利用，进行挑拨离间。其目的就是让人知道，饶漱石不是刘少奇“线上的人”，而高岗会更加信任他。

1954年9月，第二次组织工作会召开。中央的意图是：总结组织工作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在会议准备过程中，安子文问饶漱石是不是得准备一个工作报告。饶说不用了。但等到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又突然对安子文说：“看来你还得有个工作报告，你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这么多年，一定要向大会报告工作，不能是说不过去的。”安子文只好组织力量，连夜突击，终于在最短的时间里写出了报告。讨论安子文报告中，东北、山东有人夸大其辞，危言耸听，对1953年以前的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否定，说那是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部领导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甚至要求改组中央组织部。

饶漱石的行为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和不满，毛泽东批评饶漱石说：“你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你不要认为你做过大区第一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为什么你斗争一个‘吏部尚书’不给中央打招呼？”邓小平也指出，饶漱石同高岗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

中央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组织工作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的饶、安矛盾问题。毛泽东明确指示：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并委托刘少奇主持领导小组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肯定了中组部的工作有成绩，对中组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承担了责任。按说，安子文草拟政治局委员及各部委负责人员名单，没有人授意是不敢的，高、饶等人都怀疑是刘少奇授意，但刘一直未承认，只是为安承担了领导责任。邓小平在会上既肯定了中组部的工作，也肯定了安子文的工作。

在这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确有整人之嫌，没完没了地咬住安子文不放，确实是很不对的。但后来被定性为“明批安子文，实反刘少奇”。成了“高饶反党联盟”，支持高岗夺权的有力证据。

11月上旬，高岗回到北京，听饶漱石诉说了组织工作会的情况和他受批评的情况。高岗一拍胸脯：“我找毛主席说说去！”高岗此时还不知道风向已经变了，认为毛泽东仍然信任他，高岗向毛泽东诉苦说：“饶漱石同志现在心情很不好，同志们，包括中央，对他有很多误会、误解，他要我向您解释一下。”

毛泽东说：“哎呀，你高岗为什么代表漱石说话呢？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从话言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高、饶这种行为很不满意。高岗明知伴君如伴虎，任何一点不明智的举动，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高岗的这次举动，在毛泽东心中打下了“高饶联盟”的烙印。毛泽东后来在解释高饶反党联盟时，把高的这次活动作为证据之一。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把信说成是向党进攻的“万言书”，彭德怀也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头。事隔六年后，毛泽东召见彭德怀时说，庐山会议的争论，现在看来也许你是对，但离得那么近，有什么事能不说，偏偏要写万言书。这似乎是异曲同工，高岗又干了一件傻事。

12月中旬以后，为了揭露和遏制高岗、饶漱石的非正常活动，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中进行了紧张的工作。首先，派陈云南下，沿着高岗游说的路线，代表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要求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毛泽东还特地嘱咐陈云转告林彪：“如果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变了再与他联合。”

12月9日，陈云离开北京，先后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向有关负责人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并向林彪转达了毛泽东的嘱咐。林彪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要求，又问陈云：“想不想当党的副主席？”陈云说：“我不配不要当。”林彪说：“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林彪还说“高可能自杀。”可见林对高性格的了解。陈云很快把他同林彪的谈话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陈云：“难道副主席只要刘少奇，不要恩来？”陈云说：“我当时理解林彪说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的意思是林彪自己不想当副主席。”

从12月17日至22日，毛泽东先后找陈云、邓小平、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叶剑英、刘少奇、朱德等人谈话，其中，陈云、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陈毅谈过二次。

12月23日，毛泽东直接找高岗本人谈话，内容就是前面提过的那段“有野心”“清君侧”的话。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了个小会。

12月24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二十九人，包括高岗、饶漱石。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今天就去杭州休假，带几个秀才去考虑起草宪法的事。然后又讲到他不在北京的时候，照惯例，由刘少奇主持工作。接着从容而严厉地说：“我现在宣布，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以我为首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这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

“两个司令部”，毛泽东第一次在这样高层的重要会议使用这个提法。所有出席会议的高级干部，都能感到毛泽东这些话的政治分量。谁都知道东交民巷八号是高岗的住所。高岗是另一个司令部的司令了。高岗自然受到的震动最大，他觉得山崩了，地裂了。

12月26日，按照事前的安排，高岗陪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到钢都鞍山举行三大工程开工典礼。两人都在26日的典礼大会上讲了话。讲话结尾都是三句口号，高岗的三句口号是：两国伟大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友谊万岁！以苏为首的强大的和平民主阵营万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沿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前进！

捷沃西安的三句口号是：中苏两国人民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俩人的口号一对照，人们似乎能够发现什么。在高岗当政的东北，到处可以看到所悬挂的画像是斯大林，而不是毛泽东、朱德，这也许又能说明什么。

30日，在回北京的途中，高岗向捷沃西安提出：“中国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捷活西安回答：“当然要消灭！不消灭资本主义还叫什么社会主义？”

“我就是这个意见！”高岗觉得自己从老大哥那里找到了知音，抱怨  说：“我的意见在我们党内都得不到支持，闹得现在的确不好过。请你回去一定报告苏共中央，就说中国党的中央里面有人反对我。”还发了一通到中央不如在东北，现在什么权力都没有的牢骚后，又唠叨起刘少奇的“圈圈”，周恩来的“摊摊”等等。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列席会议的有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52人。高岗、饶漱石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杭州休假（实在起草宪法），没有出席会议。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作《中央政治局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那种有意破坏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分子，党就必须同他们进行无情斗争，给予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高岗清楚地知道，这是对他的严重警告。

报告结束后，刘少奇就自己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主要是：1、关于农业合作社的问题。1950年1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一些话说得不妥当，同年7月批评山西省《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文件不正确，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2、关于老区出现“左”的错误，没有能够把指导土地改革这样一个严重的任务完全正确地担当起来；3、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在干部会上作过的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4、关于天津讲话，原则上没有错，但其中有些说得不够妥当。

刘少奇检讨的四个问题，也是他和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分歧。他服从了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

邓小平第一个发言，主要是完全同意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所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和刘少奇同志对这个草案的解释，赞成决议草案提出的“骄傲一定会使团结受到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为刘少奇同志说了公道话。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过去无论在华东，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有缺点错误的，不能没想，像我们这样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在工作中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我们要把这个决议当作一面镜子来照我们自己。”

高岗也作了发言。他首先讲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团结，党的力量，也在于团结，承认自己有也缺点和错误。有自由主义的东西，在不同的场合，说了一些自由主义的话，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有些意见，有些情绪，但不顾影响，在一些不适当的场合发过牢骚，这是很不应该的，还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存在骄傲自满情绪。作风上也有不民主的东西。爱听表扬的话，不愿听批评的话。希望能够听到同志们更多批评，以便提高认识，在今后工作中纠正这些错误。

饶漱石也在会上作了检讨。在关于我的错误自我检讨中涉及了一些具体事实，说“我与陈毅同志在华东敌后共事时，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原因是由于我对客观情况估计不足，陈毅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而他却既无革命战争经验，在人事和工作上又都很生疏，他本来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证和陈毅同志团结共事，可他没有这样做。并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

会议结束那一天，即2月10日，陈云、周恩来发言。

陈云发言的主旨是：我们党有可能出现张国焘这一类人物搞分裂主义，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这类分裂主义，不使乱子闹大。他说，原来想革命胜利了，似乎可以不出张国焘这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起初是为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靠马列主义教育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靠毛主席也靠不住，毛主席的生命不能万岁。靠什么呢？就是提高高级领导干部的党性和革命嗅觉。那么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周恩来发言的篇幅相当长，主要有：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警钟，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为什么把问题想得这么严重，这是从苏联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乃至我们党自己的历史吸收教训而得出的结论。犯了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严重错误的同志，初步的检讨是值得欢迎的，但还不完全，还不深刻，我们希望他们能诚恳坦率地继续反省，来满足大家对他们迅速彻底改正错误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应该依靠党，其次应该求教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第三应该努力反省，第四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

周恩来发言结束，进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的表决，获得一致通过。

高岗、饶漱石在四中全会上的检查，刘少奇、周恩来很不满意，便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如实报告，毛泽东很快答复：“公开揭露！”

中央书记处迅速决定，2月中旬，分头召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高岗问题的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个是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后补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这些同志大都是东北和华东两个大区的在京干部和调京干部，中央各部与高岗、饶漱石有关的干部。这两个座谈会的主旨，主要是揭发和核实有关高岗、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和材料。高、饶本人也可以在会上进行交待和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作了一次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己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承认自己不老实，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争中的某些手段用到党内来进行政治投机，承认自己错误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某些具体事件上发展到了个人野心家的地步。也承认在“黄花塘事件”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两个问题上自己的责任，对从上海调北京休养的问题，承认自己有怀疑，曾对中央进行试探。但不承认在1953年两个会议期间，直接反对刘少奇、周恩来，参与高岗分裂党的活动。

三）黄花塘事件（饶漱石陈毅恩怨始末）
1942年3月，刘少奇调中央工作后，中央决定：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代理，陈毅、曾山为委员。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并继续代理新四军军长。陈毅因此对中央有看法，怀疑中央不信任他。新四军军部转移黄花塘后，1943年6月，中共中央又一次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的通知。接到通知后，饶漱石和陈毅分了工，饶漱石到第2师蹲点，抓试点工作。陈毅负责军部机关整风工作。
军部机关的同志平时都敬畏饶漱石。这次军部会议桌上不见那张严肃的面孔，大家顿时放松了神经，胆子也大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对饶漱石提了不少意见，比如心眼小，爱打击报复，喜欢戴帽子，上纲上线，弄得大家都害怕他。
这次会议上，大家对饶漱石老是兼任政治部主任也表示不满，流水不腐，人也要合理地流动。大家提议政治部主任由参谋长赖传珠兼任。陈毅和在家的副军长张云逸、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等人商量，同意大家的建议，免去饶漱石政治部主任职务。免去职务的通知准备等饶漱石回来后下达。
在黄花塘事件起因上，陈毅如果有失误的地方，大概就在此处。他在处理人的方法上过于简单，用军人的办事作风处理了复杂的人事关系。因为饶漱石在第2师，中央命令陈毅暂时主持军部、华中局军政工作，所以陈毅认为有权处理军政大事，包括饶漱石的任免事宜。
第2师和军部距离近，有电话相通，饶漱石经常打电话回来询问军部整风情况。当他得知有人建议撤销他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且陈毅已经起草了免职的通知，气得七孔冒烟。他认定是陈毅和他过不去，便直接向中央报告，编造了陈毅在军部搞不团结的情况。
饶漱石回到军部，在高级干部会议上，胸有成竹亮出了陈毅的十大罪证。其中绝大部分是陈毅在红军时代的事情，而且也是陈毅自己反省的事情。但是饶漱石第一个调子就定得很高，“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因为陈毅说过：“谁错了我就反对谁，毛泽东错了我也会反对。”这样的话，饶漱石一个高度总结变成了吓人的帽子。这话一出饶漱石的口，陈毅知道这事已不是简单的整风，而是要整人了，心里难免窝火，口气也生硬起来。为了澄清十大“罪证”的事实，他不得不从南昌起义谈起：“往事悠悠，征途漫漫，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难道就是赤足完人吗？毛泽东不是，周恩来不是，朱德不是，我陈毅也不是！我和毛泽东之间有过意见分歧，后来发现是我错了，有错就改，我又亲自请毛泽东回到红军，协助他召开了古田会议，是我反对毛主席还是拥护毛主席？”
饶漱石很高明，公布陈毅“罪状”时，不是他自己亲自念，而是叫张云逸念，并且还公开对大家说：“代理军长的职务应该由张云逸担任，他的资格最老，不应该还是副职！”
张云逸是个正派的老同志，尽管在陈毅离开军部后，他被任命为代理军长，但他在陈毅问题上，始终表里如一，没有像饶漱石想象的那样，成为一发炮弹。但还是有很多同志成了饶漱石的炮弹，向陈毅发难。面对饶漱石的淫威和同志们的误解，陈毅百感交集……
11月，陈毅忍无可忍，向中央陈述了事件的经过，要求回延安参加学习。中央认为他们的矛盾纯属工作分歧，但矛盾较深，一时难解，就同意了陈毅的要求，回延安参加七大会议的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
25日，陈毅在黄花塘刺骨的寒风中，告别了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带着无比惆怅和痛苦，默默地起程了，跟随去延安的只有两名警卫员。
陈毅在第二年春天来到延安，他一见毛泽东，顾不上问候，寒喧，满腹委屈要述说。
“主席你说，我是一贯反对你吗？饶漱石颠倒黑白，说我一贯反对毛主席！这事件你最清楚，你一定要为我讨个公道！不然我陈毅服不了这口气。我要求中央开个会，谈一谈新四军的问题。”
毛泽东忍不住笑了：“你还是老样子，急性子！不错，是有人告你，电报还在我的桌子上，你要不要看？急有什么用？有什么话我们慢慢说。莫急，莫急。你我是多年的老战友了，朱毛陈在一个锅里吃过饭。这一点我证明。回延安就好，先消消气。然后再研究工作。”
陈毅顿时胸口一热。他没有白白爬山涉水，吃许多的辛苦，终于换来了理解和公正。尽管这个理解和公正是以他一个军人离开战场为代价的。
“不过，你不要太放松，新四军军长的担子你是卸不掉的。我已经给饶漱石发了电报，重大问题必须经过你和少奇同意，不得擅自做主。”
陈毅一肚子委屈烟消云散，心里又轻松了。当陈毅要谈饶漱石的问题时，却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和陈毅就“七大”筹备工作，又谈了许多。后来毛泽东叫陈毅在延安期间好好读点书，相信中央会公道解决这个问题。
陈毅将自己关在窑洞里，苦读原著3个月。
第二年春天，毛泽东找陈毅，说黄花塘问题应该有一个结束，并将给饶漱石的电报大意告诉了陈毅。“陈、饶的争论中提到的闽西苏区的争论，不属于路线性质，且问题已经解决，不应再提。陈毅内战时期、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如果有同志不了解，应进行解释。”
可饶漱石听不进，回电说：“我们的争论虽不是路线问题，却是原则性争论。”
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又一次听了毛泽东的劝告，以革命家的胸怀，容纳了这些委屈和误解，没有向中央再提要求，直到七大结束，1945年夏天陈毅才回到新四军代军长的岗位上。他没有再到江苏，而是在山东，将新四军一部分主力组建为华东野战军。
高、饶问题暴露后，毛泽东专门找陈毅了解饶漱石的情况，陈毅开始不敢说，后来听杨尚昆说是饶出了问题，陈毅才把当年所受的委屈全都端出来。这一次，毛泽东是相信了陈毅。在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上，陈毅说：“当时我就警告过你，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事实怎样，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陈毅终于出了一口怨气。黄花塘事件成了饶漱石争权夺位，排挤、打击陈毅的证据。文化大革命中，陈毅还是因红军时期所谓“反对毛泽东”而被打倒。
顺便说几句题外话。粟裕长期在饶漱石、陈毅手下工作，既尊重饶漱石，也尊重陈毅。为了陈毅，他二次主动放弃了大区司令员的职务，也放弃了授元帅衔。饶漱石非常器重粟裕，但两人的关系仅仅是工作关系。在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上，陈毅在批评帮助粟裕时，总想把粟裕往饶漱石身边推。1958年5月，毛泽东、邓小平、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等人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解决国防部同总参之间的分歧。当时彭德怀是国防部长，粟裕是总参谋长。实际上是彭粟分歧。会议开始时，无人说话，毛泽东点陈毅的名：“你跟他（粟裕）在一起时间最久，你说说。”陈毅面无表情地说：“只一个字，阴！”在座的人无不震惊。毛泽东曾非常器重粟裕，但后来受陈及其他人的影响，称粟裕是军队的“坏人”。使粟裕蒙冤多年。
（四）饶漱石争当军政委员会主席。
1949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中央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量各大区军政委员会名单，决定各大军区的司令员任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其他各大区都很顺当，唯独华东区饶漱石不在北京，未能定案，毛泽东只好致信陈毅，要他“邀集刘晓、粟裕等同志拟一个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名单草案，党员占半数多一点，党外民主人士占比较少数，共约三十人左右，于明日（十三）日交我为盼。”陈毅照办了，关于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毛泽东对陈毅说：“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角，就非你莫属。”陈毅说：“我是大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又是上海市长，够忙的了，这个主席还是让饶漱石同志来当吧！”“这样恐不妥。”毛泽东对于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人选作通盘考虑以后，仍然坚持主席一职应当由陈毅担任。陈毅也仍然坚持自己的理由，再三推让。毛泽东说：“我已经说过两次，你仍然坚持。那么，我就让华东局的同志讨论一下了。”
饶漱石得知要讨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人选，陈毅又一再推脱，便找到陈毅说：“军政委员会主席，你不担任，那只好由我来担任了，反正一道商量着工作吧。”陈毅抱紧双拳，连声说：“感谢！感谢！”饶漱石没有提到华东局的会议上讨论，也没有同华东局的任何其他同志商量，就用华东局的名义上报中央；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饶漱石担任。毛泽东接到报件后，心存疑虑，压了下来，没有批复。待饶漱石到北京后，毛泽东问饶漱石：“陈毅同志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你们华东局怎么讨论的？，同志们有什么意见？”饶漱石说：“我们商量过，研究过，华东局的几位同志都不同意陈毅同志担任这个职务，那就只好由我来担任了”。事以至此，毛泽东批准了。
这年事，应该说饶漱石做得不怎么地道。如果陈毅坚持不当，你又想当，开会讨论的结果还不是一样。可饶漱石没有这样做。
毛泽东知道事情真相后，认为饶漱石欺骗了他。这事也成了饶漱石争权夺位的重要证据。
（五）两个座谈会对饶漱石、高岗的结论
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前后开了7次。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把座谈会会议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交给毛泽东，报告结论如下：
1、饶漱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其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最严重的是1953年伙同高岗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2、饶漱石多年来善于伪装守法克已，在党内施展阴谋，争夺权位，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伸手时也以伪装面目出现。饶漱石是党内少有的伪君子，是资产阶级个人投机家。
3、饶漱石在党内争夺权位，采用一套权术，概括起来为：
（1）造谣挑拨，对上欺骗，对下蒙蔽。
（2）对干部或者许以职位进行笼络；或者先予以打击，打击以后再笼络。
（3）专抓同志们小辫子，善于钻同志间的小空子。
（4）处心积虑，四处安钉子，以便在他认为必要时，拿出来整人，使人莫知所措。
（5）担任新职时，预先准备好一套整人的下马威，以便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6）对他所不满的人，常常制造借口予以打击。
（7）当面扯谎的面孔，说话反复无常。
（8）伪装恭谨的面孔，实际上常常吹嘘自己。
4、饶漱石对自己犯的错误，至今不采取彻底认错的态度，关于他和高岗同时进行重大的反党活动，他只承认是“不谋而合”。
5、座谈会最后指出，党在揭露了饶漱石的错误后，应当吸取的教训是：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必须提倡发扬，特别是高级干部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的无产阶级嗅觉必须提高；党的团结必须加强，不让敌人有隙可乘；每个干部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必须确立；全党的马列主义教育必须加强。
毛泽东认同了这个结论，饶漱石的检讨又没有过关。
高岗的座谈会也开了七次。1954年2月17日，高岗问题座谈会的第三天，高岗骗取了警卫的手枪，夺了子弹，对准自己右太阳穴开枪自杀，幸被秘书本能地将左手猛地往上一抬，击中了高岗的右肘。枪响了，子弹打飞了。高岗自杀未遂。中央断然对高岗实行“管教”。
2月24日，高岗作了一次检查，承认自己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进行过分裂活动和宗派活动，这种活动是危险的，发展下去就会反党。高岗还说那天的自杀行为，是自己思想糊涂，企图毁灭自己，一了百了。
座谈会上，又揭发出不少新材料。主要有高岗窃取别人的发言稿和文章，用以欺骗中央。高岗曾在1952年12月将自己在学习苏共十九大马林科夫报告讨论会上的发言上报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件很好。”而这个报告根本不是他的，而是当时国家计委贸易合作局局长关于商业工作的一个发言提纲。
2月28日，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周恩来说，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动，并综合43位同志的发言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周恩来从十个方面概括了高岗的错误：
一是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里面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制造“军党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的工具。
二是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
三是造谣挑拨、制造党内不和。
四是实行派别性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对干部许愿封官，扩大个人影响，骗取他人信任。
五是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成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是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是窃取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八是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
九是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
十是个人生活腐化堕落，完全违背共产主义道德。
周恩来最后指出：“从高岗的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该受到批评。”“军党论”的荒谬思想必须肃清，个人主义野心家必须防止。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派别性干部政策必须反对。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
毛泽东于2月28日，审阅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并亲笔作了一些修改，提纲中有一段话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然有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在全国胜利后大大发展了，这就是黑暗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近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3月4日，毛泽东看到合众社2月26日发自东京的一篇电讯稿。电讯稿对毛泽东退出政治舞台的可能性及继承人问题作了推测，其中还有对高岗“精明”，曾由于治理满洲有成绩而得到当地领袖们的尊敬。这个评价，加速了高岗在政治上的灭亡。毛泽东历来的逻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当时还在杭州的毛泽东对这条电讯稿非常重视，便立即提笔写了三条批语，批给同在杭州的几位领导人：1、此件送林彪、陈伯达、胡乔木、谭政、陶铸五同志一阅。2、合众社传日本人论高岗值得注意。3、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是合作的。”
高岗当时还心存幻想，认为中央不会把他彻底打倒，当他得知自己连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都不是时，受不了这种压力，精神上彻底崩溃了，多次与夫人李力群长谈，他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你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啦。”
高岗终于在1954年8月17日3点服“速可眠”自杀身亡。

三、共和国第一惊天冤案——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真相
现在知道高饶反党事件的人很多，而知道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人却不多。
上海解放初期，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在主持镇反时，搞了个“以特反特”的方针。当年是饶漱石批准了这个方针。采取这个方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疏漏，后来发现了这些疏漏，也都采取措施解决了。“高饶事件”发生后，“以特反特”的事情被重新提起，把某些工作中的失误说成是重用、包庇、掩护特务分子达3300多人。扬帆于1954年底被捕，押解到北京隔离审查。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期间，有人把扬帆的上述材料提交大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份材料印发与会代表，使代表们认为，饶漱石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政治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是阶级斗争问题。饶漱石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了罪。这是直接导致中央加重处理饶漱石的三大事件之一。
另一件事也是这次代表会期间，饶漱石的秘书陈麟章向中央提交两份关于饶漱石近来反常的报告，报告说饶漱石近几天来，向陈麟章发牢骚，矢口否认自己曾经与高岗勾结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书面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话，他是挨整的，是陈毅对他打击报复。还表示，他要向中央申诉委屈。陈的这两份报告由中央办公厅转党代会秘书处，秘书处把两份报告印发给了全体代表，把代表们给惹火了。
还有一件事是陈毅直接向毛泽东提交了潘汉年的“交待”。战争年代，潘汉年长期做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全国解放后，潘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等职。这次党代会，他也是代表之一。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潘汉年听到毛泽东在会上讲：与高饶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的，要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对他震动很大，加上杨帆包庇特务的事情一提出来，他也有份。还有1943年，他被骗到南京见过汪精卫，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向组织报告。因此，他自己觉得也有问题，便主动写了一份材料交给陈毅。陈毅把这份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毛泽东看了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做出了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4月3日，潘汉年被捕。
中央原打算处理饶漱石时手下留情。1954年8月17日，高岗服安眠药自杀后，党中央出于对饶漱石的关心和爱护，对饶漱石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律不换，生活待遇照常，连饶漱石得意的秘书陈麟章也被继续留在饶漱石身边工作，但中央要求陈每周要写一个“饶漱石近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有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到中南海向杨尚昆直接汇报。为了帮助饶漱石，中央没改变让饶漱石写出检查的要求。饶漱石也同意再写一份检查。但由于他早就患有面部神经痉挛症复发，不能看也不能写。饶漱石的检查，实际上是他自拟大纲，逐点口授，由秘书陈麟章记录整理后读给他听，再按他的意见修改补充。这份检查一写就是半年，到1954年底才定稿，饶漱石在检查上签了字，上报中央。饶这份检查中虽然仍在高饶联盟上讲得不深不透（实在难以讲深透，笔者语）避重就轻，但毕竟提到了“与高岗的反党活动配合”问题，“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问题。因此，毛泽东、党中央对饶漱石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决定手下留情，不再追究饶漱石已经揭露出来的历史问题，不再让饶漱石再检查了。对饶漱石今后怎么处理？毛泽东、党中央也反复研究过，打算只撤销饶漱石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职务，保留党籍，认为这样宽大处理对党比较有利。1955年3月19日，毛泽东主持了全国党代会召开前的七届五中全会。全会在讨论高饶问题时，毛泽东专门谈到，对高饶的事情，已经搞了一年多了，关于处理高饶的文件也搞了一年，是几经反复才搞成这个样子的。事实证明，他们确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是搞阴谋的，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张来的，是烧野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的，这样来看，肯定是比较恰当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采取宽大政策。毛泽东说的这些话，实际上也是在做与会代表的工作。经过中央领导同志反复说明党教育挽救干部的政策，代表们也基本同意了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最后，七届五中全会除同意饶漱石不出席党代会之外，仍然决定不开除饶漱石的党籍，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职务。但上述的三件事发生后，全国党代表会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员，毛泽东都对饶漱石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饶漱石的问题已经不是犯错误的问题，而是犯罪问题，是在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藉。决议结论说：高岗、饶漱石反党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此后“高饶反党联盟”通过媒体广为宣传，并在全国公开批判，当时是家喻户晓，人人知道，但人们并不知道事件真相。
1955年4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七届五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全国党代会议的公报外，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现在党内存在着“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后要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毛泽东还指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在这次会上，饶漱石被认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查。
公安部实际上于1955年4月1日就按法律程序对饶漱石予以逮捕审查，比中央正式批准逮捕提前了3天。公安部还组织了饶漱石专案组，对饶漱石进行内查外调，还多次审讯饶漱石。经过长期时间侦查后，并没有发现饶漱石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什么新问题。但饶漱石的问题已经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被定性，公安部门在报告中，仍然断言饶漱石“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造成了共和国第一惊天冤案。

四、最后结局
1965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力10年。1965年9月23日，饶漱石被保释出狱，安排到一个农场，但并不让他参加劳动，实际上是把他养起来，中央当时还给他配了服务员、厨师各一人，每月发给他生活费200元。在当时，确实是不少数目，足够维持他较高的生活水平。“文革”爆发后，饶漱石于1967年被重新收监。这次收监，实际达到的结果是保住了饶漱石的性命，因为在“文革”那样大动乱的年月，饶漱石如果不被收监，很可能会在被红卫兵的批斗中死亡。这是饶漱石不幸中的万幸。与饶漱石共同工作过的人中，除潘汉年、扬帆外，还有少数人受到牵连（确切地说是潘汉年、扬帆牵连了饶漱石），但中央都给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至于认定饶漱石为“反革命集团”首犯问题，中央没有做出复查结论，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中的潘汉年、杨帆相继平反，这样，这个“反革命集团”也就不存在了。中央在1986年8月出版《毛泽东著作》二卷本时，在第436条注释中写道：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的“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段经过中央同意的注释的发表，说明了中央用特殊的方式，单独为饶漱石的被“错定为内奸”，犯有“反革命罪”平了反。可这种特殊的平反方式，世人有多少人明了？谁会去看这条注释？饶漱石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首犯是七届五中全会定的，这在当时是轰轰烈烈，天下无人不知的。而为饶漱石“反革命罪”、“错定为内奸罪”平反，中央为什么要用这种几乎不为人所知的特殊方式？为什么潘汉年、杨帆都能公开平凡，而饶漱石不能？还有，饶漱石是公安部门通过长时间侦讯，而未获饶漱石犯罪证据，因中央全会上被定性仍然断言饶漱石“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而最高人民法院又是在没有审理，没有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判处饶漱石14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十年的。这个判决至今没有被撤销。为什么不能撤销？饶漱石到底是守法公民，还是罪人？国人不得而知，他们亲人也不得而知。这样做的公理何在？
1975年3月2日，饶漱石因中毒性肺炎逝世，结束了他那充满传奇色彩而又极其悲壮一生，享年72岁。
饶漱石生有一男一女，儿子饶小男，女儿陆兰沁。他的夫人陆璀也因饶被捕入狱后，与其离婚。
五、饶漱石悲剧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高饶事件”并不复杂。高岗利用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在思想上的分歧及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搞了一些名堂，企图在党内谋取更高的地位，这是事实。他在背后封官许愿，拉拉扯扯，贬低他人，的确为我们党的纪律所不允许。如果他不死，完全可以给予必要的党纪处分。高岗生活作风腐化堕落，诱奸、强奸妇女，触及刑律，如果他不死，也可以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事情不是这样的。首先，他没有反党，也没有要打倒刘少奇、周恩来的意思，他只是认为他们不该在党内有那么高的地位。用高岗的话说是让刘去搞议会，周去搞部长会议。毛主席有没有让高岗搞政治局的事情已经永远无法知道了。但从1954年9月15日至28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上选举刘少奇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来看，高岗说的不完全是造谣。至于“军党论”，在当时党内获得彭德怀、林彪等不少人的认同。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军队就没有党。“军党论”并不完全是捏造。还有，当叶子龙向毛泽东汇报高岗自杀身亡时，毛泽东沉默良久，喃喃道：“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高岗这不是自绝于党吗？”叶子龙问：“话是那样讲，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毛泽东神情有些暗然，“高岗的死，我也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同习讲，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他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如此结局，我也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就因为他自杀，说明他没有放弃同党对抗的立场，成了“叛徒高岗”。这是过去现在一直坚持的说法。1954年9月1日，毛泽东就高岗自杀身亡一事签署了一份给苏共中央的通知里有这样一句话：“高岗用结束自己生命的实际行动，宣告他同党、同中国人民的最后决裂。”因此，自杀成了高岗最大的错误，甚至是犯罪。导致他被开除出党。人死了，生命都没有了，党籍哪里还会有？人死为大，入土为安。中国人信奉这个。把自杀当罪责，在死人身上还要踏上一脚。算不算一大发明？
饶漱石的问题更简单，他对到北京来治病有怀疑，他同高岗走得比较近，他怕丧失了自己的地位，他整过安子文，在同陈毅的矛盾中，他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在担任军政委员主席一职问题上没有按程序办事。这些都是他的错。他的错误是常人都会犯的错误。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高级干部，他不应该犯这种错误，因此，给个党纪处分也是必要的。但他没有批评刘少奇、周恩来的任何言论。也没有要取代谁的野心，他生活作风正派，几乎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这位革命了一辈子，几乎没有什么朋友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会加入反党联盟？会成为“饶、潘、杨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而被逮捕入狱。在没有罪证的情况下又被冤天枉地判了十四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的十年。他的后半生基本上在牢狱中度过的。我有时候觉得他比叶挺还冤。一个是新四军的军长，一个是新四军的政委，历史竟开如此残酷而又极富戏剧性的玩笑。叶挺的冤情早就大白于天下，而饶漱石还不知要蒙冤何时，这就是饶漱石的悲剧。饶漱石悲剧留给我们民族的思索是极其沉重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饶漱石悲剧拉开了党内外冤假错案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召开两次中央全会来解决两位党内高级干部所犯错误的问题，这在中共党史上是没有过的，足见其规格之高。但却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了敌我矛盾，造成饶漱石悲剧。序幕就这么精彩，正剧还不更加高潮迭起，波澜壮阔。1958年，“胡凡反革命集团”出来了，文艺界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受到了打击。1957年反右斗争，数百万（一说五十五，一说三百万）的人打成右派，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都受到牵连。1959年庐山会议又出了个“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1962年又出现了“习仲勋反党集团”。一部没有出版的小说《刘志舟》被毛泽东说成“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习仲勋等一大批原陕宁边区的老干部老党员都受到打击，有的被迫害致死。1965年底又出现了“彭、罗、陆、杨”事件。1966年又出现了“三家村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总政阎王殿”案件，几乎所有同刘少奇、邓小平有工作联系的人都受到牵连，共和国主席、党中央的总书记在劫难逃，悲剧达到了高潮，成千上万为此付出了无辜的生命。当年同高饶反党联盟作坚决斗争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陈毅等人，除周一人外，几乎统统被打倒。当初他们信誓旦旦如何防止党内分裂，防止出野心家，结果自己却莫名其妙地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首脑人物。历史开了一个莫大的讽刺玩笑。1970年后又出现了“陈伯达事件”。“林彪反革命集团”露出水面。1976年4月5日又出现“天安门反革命暴乱”事件，邓小平被认为是暴乱的“总后台”第二次被打倒。同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共产党内高层领导，除毛泽东周恩来等少数人外，大多数人都到“反革命集团”中走了一遭。平民百姓不明历史真相，分不清真假猴王。统统说成权力斗争。党内这么多“反革命集团”出现，使党的威信受到严重的影响，造成了成千上万个家庭的悲剧。这么大的代价也没有唤起人们的觉醒。饶漱石在今天依然是“野心家”“反革命”的代名词。
（二）饶漱石悲剧为制造冤假错案提供了实践经验，披上了合法外衣。
开展反对高饶的斗争，原本是为了加强党内的团结，防止党内出野心家、阴谋家。但事违人愿，党内的斗争却愈演愈烈，所谓“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集团”愈来愈多。其根本原因是：把高、饶所犯的错误扩大化，新帐老帐一起算，并上纲上线，定为“反党联盟”，作为敌我矛盾处理，最终把高、饶推到资产阶级一边去，是党内一切冤假错案的根源。客观上为制造冤假错案提供了实践经验。高、饶所犯的错误，其表现形式几乎都在言辞上，谁都可能说错话，说错话就可以夸大，就可以上纲上线，甚至“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因此，谁都可以被打成反革命。党内那么多的冤假错案也就是这样造成的。（2）饶漱石所犯的错误也是常人都会犯的错误。饶漱石是“反革命”“野心家”，其他人也可以是。（3）功罪混淆，是非不分。饶漱石在建国初期镇反运动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比较宽容，以“特反特”的方针，明明是正确的但却被认为包庇反革命分子而定罪。他从严要求自己、克已守法，清正朴素的高贵品质被说成了伪装，这在客观就造成定谁的罪都没错。（4）高岗和刘少奇那场权力角逐，胜负不在于高、刘本人，也不在事件本身的是与非，而在于毛的天平向谁倾斜。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的原因仍然是当年高岗利用他同毛思想上的一些分歧一事中得到证实。由于毛泽东在党内的崇高威望，他的话曾经句句是真理，成了一切是非的标准。他要处理谁，不但具有正确性，而且还有合法性，以至今日，在一些资料中，屡屡出现“毛泽东亲自下令逮捕饶漱石”。难怪那些革命一辈子的老革命走进“反革命集团”是如此轻而易举，见怪不怪。
（三）饶漱石悲剧见证了中国民主与法制的脆弱性
1954年，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开展反对高岗、饶漱石斗争的同时，也亲手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并在当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宪法》首先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居住与迁徒等广泛的自由，强调“必须更加发扬民主，扩大我们国家民主制度的规模。”高岗、饶漱石首先是公民，其次是党员，作为公民，高、饶的活动和言论又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高、饶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将高、饶事件看作是“我国现阶段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并因此提出要“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的警告，后来又提出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宪法》一诞生就遇到权力的挑战，并显得如此脆弱，不堪一击。毛泽东亲手制定了《宪法》，又亲自把它否定了。《宪法》没有成为共和国的根本大法。取而代之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此后，人民（包括党内）被人为地划分为敌我。群众专政不受宪法、法律制约。《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和自由，只体现在《宪法》中。中国发生大规模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这是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当时是得到全党的认同。当然是谁不同意也不成。如果不是把“高、饶事件”严重化，如果党内的民主多一点，所有的悲剧也许都可以避免。
（四）饶漱石悲剧见证了捍卫真理的艰巨性
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是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主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指出了当前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照过去方针办的“左”倾错误提出来的。华国锋等人压制这场讨论，邓小平等人支持这场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平反冤假错案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此后，党中央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平了反，其中“饶、潘、扬反革命集团”中的主犯潘汉年、扬帆也相继平反，中央认定这个反革命集团不存在了。高、饶的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1980年，在拨乱反正中，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多次谈到高、饶问题时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饶的斗争还是要肯定的。”“总之，高、饶的问题不揭露，不处理不成的，现在看，处理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提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这实际上是为后人客观公正地评价高饶事件留下了伏笔。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评价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肯定了反对高、饶的斗争是正确的。因此，高、饶问题被说成是两代领导核心定下的铁案。
决议草案先后经过中央书记处，党内4000余名干部，50余名老同志，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集中了各方面意见修改而成。唱了半个多世纪《国际歌》，“要为真理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高、饶问题上选择沉默。这似乎又在维护着什么。真理的标准似乎又回到了1955年。
（五）饶漱石悲剧影响当代中国反腐倡廉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从上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先后成功地处理了陈希同腐败案，成克杰腐败案。现又在处理陈良宇腐败案。但民间普遍认为这些高官落马，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斗争，权力斗争。象他们这样大的官，如果不是政治问题，怎么会打倒？搞几个女人，贪几个钱算什么！而所谓政治斗争、权力斗争是没有是非之分的。“成者为王败者寇”是历史上重重复复的故事。可见，饶漱石悲剧依然影响着国人判别是非的能力。对当代反腐倡廉十分不利。
（六）构建和谐社会，理性化，人性化看待党内派系纷争。
毛泽东说过：党内有党，党外有派，历来如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党内的派系纷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中国革命的胜利，来自于各个“山头”的共同努力。这是不容更改的事实。毛泽东极力想消灭“山头主义”，但有时还不得不迁就“山头”。如建国初期在人事安排上，也照顾了各“山头”人的情绪。
自古以来，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他在周围自然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乡党、同学、师徒、战友、同事，以及脾性相投，拥有共同利益，拥有共同宗教信仰等等，都会使人归属于一个或大或小的群体或“圈子”。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三五为朋，八九成党。朋党是一种源于人本性的自然聚合现象，明禁暗生，无法禁止。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只要人事更递不是合理有序的竞争，任人唯亲就无法避免。朝朝代代，朋党在朝廷上互相攻击倾扎，明争暗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党内的派系纷争，实际是上千年朋党的延续。中国的皇帝不明白产生朋党山头的土壤是“权治”。我们党内许多人也并不知道党内的派系纷争仍源于 “权治”和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当党员的个性不能公开张扬，就只能转向背后发泄，暗斗只不过是审时度势，一种斗争策略罢了。这种斗争有时甚至发展到血雨腥风，你死我活。因此，所谓各种“反革命集团”“反党集团”就随之产生了。西方人则因势利导，干脆让朋党争斗彻底公开化。政党内部又允许存在不同的派别，组党结社，堂而皇之公开活动，千年被禁锢的朋党斗争彻底自由开放，光天化日之下，受到更强大的公众公义及各党派力量之间的相互约束牵制。搞宫廷阴谋的空间大大缩小，逐步发展成为复杂的现代政党政治文化，成为西方现代分权运行的基础架构。50年代初，是蒋介石对吴国桢（曾当过国民党上海市长、武汉市长、台湾省主席）最信任的时候，有一次他同蒋在一起过生日的时候曾对蒋说：“有一件事我早就想同你讲，但犹豫不定，因为不知你是否喜欢我的想法，但我必须对你忠诚，所以不得不讲。我想现在是鼓励国民党组织反对党的时候了，这对我们只有百利，它可以使你成为比现在更伟大的人物”。对于吴国桢的话，蒋介石一点也没有表现不悦，他问吴国桢：“我们怎样组织一个反对党呢？最好的人才都在我们这边，上哪儿去找能人，好人来组织一个反对党”。吴国桢说：“如果我们找不到，那么你为什么不让国民党自己分成两个派？就像土耳其的凯末尔做的那样呢？国民党一直分成许多派，直到现在，有分歧时还只是在党内谈，而未伸延到党外。如果你能将一党分成两党，两党都承认你的领导，但只有一个执政党，另一个做为反对党，这样就可以公开批评，我们就能逐渐发展成为真正的民主政府。不管是哪边掌权，你仍然是最高领袖。”吴国桢是看到了国民党一直存在许多派，如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而这些派一直都在明争暗斗，就连一贯独裁的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因此建言不如把国民党分成两派，形成公开竞争，互相监督。当然，蒋在生前还是没有听取吴国桢的忠告，但他也没有对吴治罪。这在我们党内过去是无人敢说这种话，说了非打成反革命不可。因此，对于党内的派系纷争，要理性化，人性化地对待，承认它合理存在的一面，更不能动不动就无限上纲上线，搞生死存亡，胜者为王败者寇。事实上，篡权与反党是两个不同概念，党内的争权斗争一般与反党无关。要反的只是党内的某一个人。因为争权者是不会反党的，也反不了党。如果他反党，他就失去自身权力的基础。没有党，他篡的权力如何去运用体现。但过去则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即 “篡权必反党”或“篡权即反党”。
另外，如果我们把批评、反对某个党内地位较高的人就视为反党，我们就无法说清历史上反对陈独秀、王明、瞿秋白、李立三等人的错误包括反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对还是错，因为他们都是当时党内的最高领导人。
饶漱石悲剧对后人的启迪是：宪法高于一切，要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党的团结要加强，党内的民主要发扬。批评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真理要坚持，错案要纠正。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党内和谐，社会和谐！

建国初期六大中央局的书记都曾被定为

“野心家”“阴谋家”



蔡 洪 堂



建国以后，党内所谓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颇具戏剧色彩的是，建国初期六大中央局的书记先后统统被定为“野心家”、“阴谋家”，成为反党集团的首犯或主犯。他们之所以被打倒，有很多的共同点。

一、权高位重，在党内、军内担任过许多重要职位，有的还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

高岗，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任、中央计划委员会（和政务院平级机构）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毛泽东为了削弱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特设计划委员会，调高岗来任主席。据说还想让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现无从证实）。人称东北王。

饶漱石，中央委员，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组部部长、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委员。人称华东王。

彭德怀，中央政治局委员，曾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国防部长、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1955年授元帅军衔，排第二位。人称西北王。

刘少奇，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建国初期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毛泽东曾退居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是毛泽东公开培养的接班人。

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仅指被打倒前所任职务），是毛泽东内定的接班人。人称西南王。

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人称中南王。1955年授元帅军衔，排第三位，曾作为副统帅，毛泽东的合法接班人写进党章。

二、不听毛泽东的话，或对毛有过尖锐批评

毛泽东原本非常信任高岗，曾有意让他在党内担任更高职务，但他迫不及待，到处拉票，犯自由主义错误。毛发现后，狠狠地批评了他，但他拒不改正，用自杀结束生命的方式令毛难堪。

毛泽东原本也非常信任饶漱石，总是亲切地称他“小姚”。但他对毛关心他要他来北京治病有怀疑，曾彻夜找毛泽东长谈弄清情况，搞得毛泽东非常不高兴。后来毛批评他不该同安子文闹矛盾，高岗又来说情。由此被毛误认为高饶是一伙的。潘汉年、杨帆出事后，毛又认为饶包庇了他们，错误地认为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下令把饶漱石抓了起来，还说不杀他是为了留他当“反面教员”。又说如果他被打倒了，可能把饶漱石抬出来取代他。

彭德怀是在党内敢于公开当面批评毛泽东为数极少的人之一。凭着他的资历和耿直性格，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公开批评毛搞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弄得毛下不了台而被打倒。

刘少奇建国初期就在农村合作社、新税制、对待资本家的问题上同毛泽东意见不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后，在农村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又引起了毛的不满，在“四清”运动上又同毛意见不一。毛说“已经观察他二十多年了，对他彻底失望了。”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他。

邓小平原本也是毛极信任的人物，毛退居二线后，邓作为党中央的总书记处在一线工作。但他和刘少奇一样，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全力支持刘少奇的工作，引起毛的不满，用毛的话说是“对他观察了七八年，也失望了。”但没有彻底打倒他。他于1973年复出后，又否定“文化大革命”搞翻案，引起毛再次不满，又因1976年天安门广场事件第二次被毛打倒。

林彪是唯一敢同毛泽东据理力争的元帅。刘少奇被打倒后，林彪被毛选为接班人，并被写进了党章。后在设国家主席一职问题上同毛发生了分歧，毛多次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则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南巡同各地党政要员打招呼要对林下手，林得知情况，仓惶出逃。结果机毁人亡，摔死在异国他乡。

三、都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犯或主犯，并冠之为“野心家”“阴谋家”

党内如何有这么多的“反党集团”，出这么多的“野心家”、“阴谋家”？难道中国建国后的历史，就是一个出野心家、阴谋家的历史？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尽管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均已先后平反。但至今仍然无人对这一历史现象没有作令人信服的解释。笔者认为，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毛泽东生前没有交班的意愿

毛泽东曾的确培养过不少接班人，除前面说到的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外，还有王洪文、华国锋。1953年，毛虽然有设一、二线的设想，1960年又辞去了国家主席一职，退居二线。但他仍担任党中央主席及军委主席，最高权力至死都控制在他手中。至今没有任何资料反映毛曾想在什么时候将权力交给谁，他基本上都是安排他死后的接班人。他生前有三怕，一怕丧失权力；二怕复辟资本主义；三怕死后被人否定，尤其怕人否认“文化大革命”。他说一生只做过两件大事，一是推翻了蒋家王朝；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推翻蒋家王朝没有人能否定得了。文化大革命打倒的人多，反对的也多。他曾有在死后把权力交给江青的打算。因为他知道，只有江青接班了，他才不会被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会被被否定。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又是非常之不容易。新中国江山主要还打出的。建国初期的权力分配基本上是论功行赏。只要那些打出天下功臣还在，江青就不可能坐到党中央主席的位置上去，就是坐上了，也要被拿下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事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接近他权力顶峰的人或者在党内、军内有实力的人，时时都有可能成为“野心家”、“阴谋家”。而建国初期的六大中央局书记都曾独掌一方面党政军大权，取代他并非难事。他们被打成“野心家”、“阴谋家”在所难免。早在1949年刚解放时，六大军区司令员去看望毛泽东，原本认为毛会非常高兴，说一些表扬的话，可毛却严肃说，要他们遵守规矩，不可篡权。否则，拿他们开刀。现在有人说，毛为了达到把权力交给江青这一目的，不惜打倒绝大多数开国功臣，为江青上台铺平道路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二）党内缺少正常的民主渠道

毛泽东虽然也提倡党内民主，倡导有问题拿到桌面上来说，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但都是以不反对他为前提，只要是同他观点、意见不一的，无论是公开还是背后都是不允许做。背后说是搞阴谋诡计，当面说是公开猖狂向党进攻。所以公开、背后说都可以定罪。那时定罪不要事实，有言论就够了。什么“反党”、“犯路线错误”实在太容易了。党就是毛，毛就是党。

（三）权力交递没有依法进行

按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元首，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也有任期和时间限制。但在毛泽东时代，党权政权时分时合，一点都不严肃。以至到后来在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竞搞出了一次“路线斗争“。从维护宪法的严肃性来看，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无疑是对的。但却把林彪打成了野心家、阴谋家。

（四）帝王思想，传统观念

毛泽东生前没有把权力交出去的意愿，充分说明他的帝王思想十分严重。传统观念的愚忠意识形态又使得毛的帝王思想合符国情，有广泛国民性。在全国上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喊得震天响的那个年代，把批评毛当作是“犯上作乱”，是极为正常的事。把有可能危及他权力的人说成是“野心家”、“阴谋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早已平反，但高岗、饶漱石、林彪等人均未平反，他们究竟有没有反党，能否定为“野心家”、“阴谋家”？历史自有公论。
饶漱石与潘汉年、扬帆悲剧情结

蔡洪堂

    

一、饶漱石与潘汉年、扬帆的关系

饶漱石是潘汉年、扬帆的领导，他们在一起共事多年，共同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潘汉年1906年1月18日出生在江苏宜兴陆平村。潘家世代是书香之家。饶漱石与潘汉年相识于1925年 “五卅”惨案后。1925年5月30日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主要发起人是李立三、刘华、饶漱石。潘汉年刚到上海；被聘为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的助理编辑。“五卅”惨案后。潘汉年积极投入到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行列。并写了许多反帝檄文。在这场运动中，他从李立三、饶漱石等共产党人身上感受到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气概，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月，潘汉年从长征队伍中突然“消失”。党中央派他出使莫斯科，为尽快和国际共产取得联系。在莫斯科又遇到了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外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饶漱石，两人曾彻底长谈。1942年11月初，潘汉年到淮南工作，任华东局社会部部长、联络部长等职，饶漱石当是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从此，潘汉年在饶漱石直接领导下工作，主要负责上海、南京一带对敌隐蔽斗争。1945年潘赴东北从事苏管区接管工作。1946年初，潘再度南下，继续开展情报工作。此后他的工作一直在华东局饶漱石的领导之下，在上海、香港等地活动。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饶漱石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潘汉年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副市长兼统战部长。

扬帆原名石蕴华，1912年出生于江苏常熟的一个渐趋破落的书香门第。1939年春节随地下党领导的文化界救亡协会和以杜月笙为首的上海地方协会联合组织的“慰劳三战区将士演出团”来到安徽泽县云岭镇新四军军部。被新四军政委项英留了下来，成了新四军的一名战士，从此改名扬帆。起初被分配到文化队当指导员兼支部书记，后被调到军部任秘书，军法处调查科科长。饶漱石已在1938年到东南局任副书记。是扬帆的上级领导。1943年12月，扬帆第一次遭到蒙冤的厄运。延安整风时，有一位曾在南京戏剧学校学习的文化人交待历史问题时谈到，扬帆在戏楼“救国会”组织。负责审干的康生断定南京救国会与国民党CC派有联系，扬帆就是CC派分子，便通知新四军逮捕审查。12月2日，扬帆奉命从三师驻地到达盱眙县新四军军部便立即被捕关在黄花塘一个农家小屋里，戴上手铐脚铐。华东局成立了由饶漱石、刘长胜、潘汉年组成的审查小组，对扬帆进行了多次审讯，扬帆坚持四条原则，一不乱供、二不逃跑、三不自杀、四守监规。后经潘汉年多方调查，认为没有根据，并向当时华中局代书记兼政新四军代政委，审查小组负责人饶漱石汇报。饶漱石顶住来自康生的压力，把扬帆放了出来。此后扬帆一直在饶漱石领导下工作，深得饶漱石信任，先后任华中局敌占区工作部长。华中分局联络部长，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华东区处理俘虏工作委员会书记。上海解放后，扬帆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在肃清敌特，稳定上海局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饶漱石与潘汉年、扬帆虽然年龄不同，职务不同，但他们的经历却大致同相同。三人都从事过白区工作和地下工作。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后来又都配合得非常默契，潘汉年和扬帆都非常尊重饶漱石，但由于饶漱石党性原则强，不喜欢交朋结友，而潘汉年、扬帆都傲骨铮铮。三人之间的关系仅仅是正常的同志之间关系。多年在一起生死与共的战斗，并没有使他们结下很深的友谊。性格决定命运。建国后的政治氛围注定了他们的悲剧情结，他们的命运因“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紧紧联系在一起。

二、共和国第一惊冤案——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真相。

上海解放初期，扬帆在肃反工作中充分利用投诚的敌情人员，搞了个“以特反特”的方案。这是上海解放初期肃清潜伏敌特势力，保卫上海的最佳选择，饶漱石亲自批准了这个方案。由于历史上的工作联系，这些投诚人员最熟识潜伏特务的行动规律和特点，通过他们最便于追寻特务的踪迹，策动敌特分子自首立功。因而他们最有可能为新政权为肃清反革命提供最有效的帮助。事实也是如此，在短短的时间内，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设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20多个电台和潜伏组织。各个特务系统都有一些站长、处长、主任和重要骨干秘密自首，有的还提供潜伏特务和武装匪特的情报。如根据一个投诚人员的情报，就破获潜伏特务和武装特务三十余起。并缴获了一些电台、密码和枪枝弹药。1949年10月25日破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总站派遣特务组织、捕获外籍中籍情报员。11月捕获从台湾潜入上海准备暗杀饶漱石、陈毅、罗瑞卿和扬帆的杀手刘全德。1950年1月，捕获向台湾提供轰炸目标的保密局上海独台的台长罗炳乾。在此期间，还破获了许多起准备爆破投毒的案件，保卫了上海人民和党政机关民主人士的安全。1951年4月下旬，扬帆担任上海市镇反统一行动总指挥，组织三千余名军警干部，工人、学生统一行动，逮捕土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目等八千余人。漏网反革命分子六百余人，一次破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总站的间谍案，逮捕间谍雷德蒙等28人。至此，上海国民党的间谍，特务网站基本被肃清。如果单单靠公安人员去侦察，是很难达到这一效果的。可见扬帆为保卫新生上海作出了巨大贡献。根据他的功绩和才能，他完全可以担负更大的责任，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但事实却不公正地朝相反的方向发展。1951年12月，扬帆被突然免去公安局长职务，调任一个虚职——华东公安部副部长。遗缺由徐建国接任。1952年6月，根据徐建国的要求，扬帆回公安局任副局长。这使扬帆感到“公安部可能对我有点看法。有些信不过我。”精神上的挫折使他因连年紧张的工作而造成许多毛病都出来了，特别是视力严重衰退，经诊断是脑垂体瘤，需要做手术，经市委报中央批准，扬帆被送往苏联治疗，于1953年2月作了手术。1953年5月，扬帆从苏联回到上海，江苏省公安厅长黄亦波调任上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10月，扬帆被排除在公安局党组外。12月被免去公安局副局长和市政法委委员职务。1954年7月，扬帆不断在各种会议上受到批判，从包庇重用叛徒特务3300多人，引伸为“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12月31日，他被押送到北京进行政治审查，1955年4月12日被正式逮捕。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有人把扬帆的材料提交大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份材料印发给与会代表。因扬帆“以特反特”的方针是饶漱石批准的。使代表们认为，饶漱石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是阶级斗争问题。饶漱石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了罪，致使饶漱石的问题升级。

潘汉年也是这次党代会的代表之一。战争年代，潘汉年长期做特科工作。曾任中央情报特科长，长期同国民党敌特打交道。为党的工作作出过重大贡献。“如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等情报，都是潘汉年首先获得发回延安。毛泽东多次称赞上海的情报工作，但在1943年，他被骗到南京见过汪精卫，并一直没有向组织汇报。全国解放后，潘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常务副市长。他也是“以特反特”方针的执行者。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潘汉年听到毛泽东在会上讲：“与高饶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的，要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对他触动很大，认为自己也有问题，便主动写了一份材料交给陈毅。陈毅把这份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毛泽东看了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做出了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4月3日，潘汉年被捕。

上述二件事情一出，全国党代会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员，毛泽东都对饶漱石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定饶漱石是犯罪问题，是在党内有一个反革集团的问题。饶漱石是这个集团的首犯，潘汉年，扬帆是主犯。为此毛泽东改变了打算从轻处理饶漱石，只撤消他中央委员，中组部部长的职务，保留党籍的初衷，而是亲自下令逮捕饶漱石。1955年4月1日，饶漱石被逮捕，并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查。

公案部组织了饶漱石专案组，对饶漱石进行内查外调，还多次审讯饶漱石。经过长期时间的侦查后，并没有发现饶漱石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什么新问题，因饶漱石的问题已经在中央全会上被定性，公安部在报告中仍然断言饶漱石“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造成了共和国第一惊天冤案。

公安部门也对潘汉年、扬帆进行了侦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潘汉年、扬帆里通外国，曾向日美和国民党提供了大量情报，包括1950年2月6日台湾国民党飞机袭击上海，重点轰炸杨树浦火力发电厂以及南市华商电气公司电厂，闸北水电公司等目标，炸死542人，炸伤870人，毁坏房屋200间，并造成大面积停电。

三、三人的最后结局。

（一）饶漱石的最后结局

1965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力十年。1965年9月23日，饶漱石被保释出狱，安排在一个农场劳动，但并不让他劳动。中央每月发给他200元生活费，还给他配了服务员、厨师各每一人。文革爆发后，陈伯达下令将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重新收监。在文革那样大动乱的年月，饶漱石如果不被收监，很可能会被红卫兵批斗死亡。这是他不幸中的万幸。饶漱石后来在监狱中得了精神分裂症。1975年3月2日，饶漱石因中毒性肺炎逝世，结束了他那充满传奇色彩又极其悲壮的一生。享年72岁。因高饶事件影响，饶漱石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首犯问题，中央没有做出复查结论。只是在1986年8月出版《毛泽东选集》两卷本时，在第436页注释中写道：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段经过中央同意的注释的发表，说明了中央用特殊的方式单独为饶漱石的被错定为“内奸”、“犯有反革命罪”平了反。但这条注释，并没有多少人注意。世人很少知道。饶漱石在人民心目中仍然是一个反面典型人物，可以说，饶漱石至今仍含冤九泉。

（二）潘汉年的最后结局

1957年，潘汉年案审理结束后，因为审理调查是根据上面定性取证的。审理结果给潘戴上了三顶非常吓人的“大帽子”：除原在批捕时已定下的暗藏在中共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奸”外，又进一步加上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两项大罪。1963年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结案，潘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终身。1967年又将假释出狱数军的潘汉年重新收监。并对潘扬案进行了近三年的虐待性审查。结果没有发现任何新问题，1970年，又将潘改判无期徒刑。

1975年，潘汉年被遣送到湖南洙江劳改农场“监督改造”。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后，潘扬开始为自己申诉，希望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机关能够实事求是地复查他们的案件，还历史以公正。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在长沙医院含冤抱屈离开了人世。1981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始对潘扬案进行全面的复查。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的红头文件，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　　　　　　——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文件对潘汉年一生重新作出高度评价，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3年4月15日，潘汉年夫妇的骨灰被移送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

和潘汉年相依为命的夫人董慧原本是香港的富家千金。潘汉年假释后，她原本可以回到香港去。但她坚信潘汉年是无辜的，她甘愿与潘汉年生死与共。于1979年2月24日在洙江茶场医院含冤去世。他们没有子女。为追记潘汉年的历史功绩，现已摄制了一部《潘汉年》的多集电视剧。

（三）扬帆的最后结局

1965年8月，在泰城监狱小礼堂，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判处扬有刑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力终身。罪名有三条：一是内奸反革命；二是为台湾送情报导致“二六”轰炸；三是包庇重用大批叛徒特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7年3月，陈伯达通知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等抓起来。”4月，江青成立专案组亲自主管，名义上是饶漱石专案组，实际上重点目标是扬帆。因为三十年代初扬帆也在上海文化界工作，知道江青的底细。从此扬帆沦入更为悲惨的境地。原来泰城监狱监管人员属公安系统，比较讲政策。现在换成了军人。他们对扬帆肆意戏弄凌辱；使扬帆百病缠身，虚弱不堪，还瞎了一只眼睛。直到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监管条件才略有改善。1975年8月间，扬帆被释放出狱，安排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劳动，每月生活费80元。由于长期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推残，扬帆的精神变得很不正常。幻听幻觉十分严重。他自认为有一架科学仪器，天天和周总理说话。1978年10月，他的夫人带儿子前往农场看望他，他认为是有人耍他欺骗他。把妻儿赶走。第二天对指导员说：“昨夜来的人不是我老婆儿子，是江青派来整我的特务，你们不要上当。”

1979年1月7日，在李琼的努力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扬帆被送回上海住入上海精神病院，后又转到华山医院。华东医院，经过三个医院的认真治疗，两次抢救，加上妻子儿女的精心护理，扬帆终于逐渐恢复了健康。1980年4月，公安部派人送来复查结论，否认了内奸反革命的帽子，但仍保留了“工作中确严重错误”的尾巴。1983年8月22日才作出了彻底平反的结论。承认扬帆在上海市公安工作中“作出了显著成绩”，“1955年对扬帆隔离逮捕判刑都是错误的。扬帆蒙冤20多年，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与清除影响。”上海市公安系统很多因扬帆冤案受株连而遭清洗逮捕的同志（达七百多人）也都陆续得到平反。遗憾的是有的同志已迫害致死。扬帆平反后，恢复了八级工资，当了一届市政协委员，与家人欢度晚年，于1992年2月20日去世。2001年9日，群众出版社出版了扬帆的口述自传《断桅扬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一书。
饶漱石与陈毅的矛盾始末



蔡洪堂

    

饶漱石与陈毅都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在一起合作共事长达十多年之久，共同为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为振兴壮大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为解放全中国，为建国初期华东尤其是上海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合作，总的来说是愉快默契的。陈毅长期从事军事工作，生性豪放，不拘小节，饶漱石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和工人运动，处事平稳，谨小慎微。不同的经历，性格上的差异做工作搭档正好可以优势互补。这或许是毛泽东明知他们有矛盾而偏偏坚持要他们长期合作的原因之一。

饶漱石与陈毅的矛盾人所共知。目前史学界主要从四件事上来褒陈贬饶。

第一件事是黄花塘事件，这是饶陈矛盾之始。

毛泽东曾对他们之间的矛盾作过比较正确的调解，认为，陈饶之争不属于路线性质。问题也基本解决。但1953年高饶事件发生后，又旧事重提，把饶漱石同陈毅发生的矛盾的全部责任推到饶漱石头上，并作为饶漱石的一大罪状上纲上线，全盘否认饶陈合作基本成功的事实。有的文章甚至把饶漱石说成是陈毅的“厌档”。这种成者为王败者寇，落井下石的行为是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前面说到，不同的工作经历及性格差异的人在工作搭档上可以优势互补，但也决定了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行为必然不同，矛盾不可避免，尤如夫妻虽然可以阴阳互补，但也会有矛盾的道理一样。

在长达十多年的搭档中，饶、陈之间只发生过一次比较激烈的冲突。那就是黄花塘事件，而且责任不完全在饶漱石身上，陈毅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1942年3月，刘少奇调中央工作后，中央决定，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代理，陈毅、曾山为委员。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因此对中央有看法，怀疑中央不信任他。因为，论在井冈山和朱毛在一个锅吃饭及在新四军的资历，这个代理书记不应是饶漱石，而是他陈毅自己。1943年6月，中共中央又一次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的通知。饶漱石和陈毅分了工，饶漱石到第2师蹲点，抓试点工作，陈毅负责军部机关整风。从这个分工可以看出，饶漱石当时对陈毅还是比较尊重的。

但陈毅并不尊重饶漱石，甚至有点不满，有点瞧不起他。因为饶漱石在新四军的资历毕竟短浅，不像陈毅那样是从井冈山，从三年游击战争中闯了出来。在军部会议上，大家对饶漱石提了不少意见，有的提得非常尖锐。有的人对饶漱石兼任政治部主任也表示了不满，提议由参谋长赖传珠兼任。陈毅对这些意见都是赞同的，便和副军长张云逸、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等人商量，免去饶漱石政治部主任职务。陈毅还亲自草拟了通知，单等饶漱石回来后下达。按说，免去一个比自己职务高的领导人的兼职，既要由更高一级的组织来讨论，下达免职通知，陈毅充其量只有向中央建议的权力。至少也要让饶本人知道。军部距2师驻地只40里，而且有电话。陈毅在研究这事之前，既可以通知饶本人回来参会，也可以电话通报情况，但陈并没有这样做。陈召集他人开会，免去饶漱石的兼职，既说明他违反组织原则，也说明他对饶极不尊重。饶漱石得知此事后，气得七孔冒烟，认定是陈毅和他过不去。可以这样说，所有的人都会这么认定的。饶漱石便直接向中央报告：陈毅在军部搞不团结。

回到军部后，饶漱石在高级干部会议上，胸有成竹亮了陈毅的十大问题，其中绝大部分是红军时代的问题，并把调子定得很高：“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因为陈毅说过“谁错了我就反对谁，毛泽东错了我也会反对。”

陈毅说这话原本为了说明自己为捍卫真理无所畏惧。但不知道这话会授人以柄。饶漱石就抓住这句话不放。使陈毅在新四军中威信扫地，怎么也说不清楚。当时陈毅在新四军中确实处境艰难，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鬼都不敢上门，连个下棋的人都没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陈毅言无遮拦，给自己种下了苦果。毛主席听到这话肯定不高兴，在毛泽东威信日益上升时，别人听了这话，谁还敢跟他往来？怎么能完全怪饶漱石呢？饶漱石在发给中央的电报反映陈毅的问题虽然有编造不实之词。这只不过是矛盾激化后的必然行为。当陈毅第二年回到延安，毛泽东虽然热情地接待了陈毅。当陈毅要谈饶漱石的问题时，却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说：“你谈三年游击战我高兴听，但小姚（毛习习惯称饶漱石为小姚）的事不谈。”说明当时毛泽东明显支持饶漱石。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陈毅说他“毛泽东错了我也会反对。”并没有事实依据。毛泽东错了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反对过。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杀所谓“AB团”搞肃反扩大化及建国后整彭德怀、刘少奇，明明是毛泽东错了。但陈毅从没有反对过。倒是毛泽东和朱德、刘安恭发生分歧，毛泽东明明是对的时候，他反对过，致使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总前委。当然，陈毅后来知道自己错了，又亲自把毛泽东请了回来。毛泽东在建国前很大度，一般不计较反对他又反对错了的人，但是心里绝对忘不了陈毅曾取待过他，使他到了极为尴尬的地步。这在以建国后，毛泽东一同谁发生分歧，就重提历史问题，新帐老帐一起算可以得到证明。因此，陈毅在黄花塘事件中受委屈的问题，既有陈毅自身的问题，也有饶漱石报复陈毅对他不尊重的问题，还有毛泽东明显支持饶漱石的问题。说饶漱石为挤走陈毅搞阴谋诡计，是野心暴露更是不实之词。因为饶漱石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都比陈毅高。历史上也只有地位低的人争夺地位高的人的权力，才是所谓野心家。再说，饶漱石不可能不清楚陈毅是军事主官，即使他走了，中央还会派其他人来担任军事主官。饶没有必要这样做。

第二件事是陈毅于1948年5月就调任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兼中原军区司令员。

因粟裕向中央请求，才在名义上保留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有人又说是饶漱石挤走了陈毅。其实这事跟饶漱石一点关系都没有。从现在披露的一些资料来分析，主要的原因有这么几点：

一、陈毅主动请调。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华东野战军分兵失利，造成五战五败一平的局面。尤其是攻打泗县失败，陈毅更是负有直接责任。作为华野的军事主官陈毅，其威信严重下降、部队士气低下。陈毅对此承担了责任，作了检讨，并自嘲是“常败将军”。当时，华野的宋时论、许世友等不少将军都不服他，敢和他当面叫板。因此，陈毅晓得自己在华野很难开展工作，更难有所作为，便主动向中央请调。

二、陈毅同粟裕在等人在战役指挥上有重大分歧。七月份兵失利后，陈毅虽然承担了责任，但他始终认为问题出在粟裕身上，便让谭震林写信批评粟裕，自己找粟裕彻夜长谈。粟裕虽然尊重陈毅，但始终不肯接受陈毅、谭震林对他的批评，并向华东局和中央军委申诉，并提出辞呈，得到了饶漱石和毛泽东的肯定和安慰。陈毅后来也只得认同。陈深知自己在战役指挥上不如粟裕，便放手让粟裕指挥。每当粟裕研究地图时，陈毅不充许他人去打搅粟裕。战役一开始，陈毅主动离开指挥所。为的是不干扰粟裕的指挥。以后，在渡江南进及淮海战役等一些重大军事行动方面。陈粟之间都存在严重分歧。或许陈毅觉得，有粟裕在华野，他真的无事可做。所以才主动请调的。

三、毛泽东同意陈毅请调，是要充分发挥粟裕军事才能。早在1946年10月，中央军委批准山东，华中野战军合并，成立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两度明确电示：两军会合后，“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商量，战役指挥粟裕负责，在正司令员在位时的情况下，赋予副司令员战役指挥权，不仅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是唯一的，在古今中外战史上也是罕见的，陈毅一开始就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陈毅在华野的处境，毛泽东自然十分清楚。粟裕的军事才能也逐渐显露出来，深得饶漱石、毛泽东赏识，毛泽东、饶漱石都对粟裕有过很高的评价。军委决定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调陈毅到中原野战军任副司令员。粟裕得知情况后，出于陈毅的尊重，便向毛泽东提出，陈毅仍兼华野司令员，并调出华野。粟裕代理华野司令员一职。

第三件事是饶漱石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

1949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中央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量各大区军政委员会名单，决定各大军区司令员任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其他各区都很顺当，唯独华东区饶漱石不在北京，未能定案。毛泽东只好致信陈毅，要他“邀集刘晓、粟裕等人拟一个华东军政委员会名单草案，党员占半数多一点，党外人士占比较少数，共约30人左右，于明日（十三）交我为盼。”陈毅照办了，关于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毛泽东对陈毅说：“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角，就非你莫属。”陈毅说：“我是大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够忙的了。这个主席还是让饶漱石同志来当吧！”“这样恐怕不妥。”毛泽东对于各大区军政委员人选作通盘考虑后，仍坚持主席一职由陈毅担任，陈毅仍然坚持自己的理由，再三推让。

陈毅之所以再三推让，正好说明饶陈搭档比较顺畅。陈毅对饶漱石比较尊重。当然，也有不愿意做繁杂的具体事务的动机。在当时军政合一的情况下，军政委员会主席只能增加工作，而不能增加权力。

按说，陈毅不愿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除饶漱石外，华东局其他人均无资格担任此职。否则，陈毅就要退到三把手的位置。因此，饶漱石担任主席一职仍顺理成章的事。根本就不存在争不争的问题。据说，毛主席要华东局讨论一下。饶漱石没有这样做。只是找到陈毅说：“军政委员主席一职，你不担任，那只好由我来担任了，反正一道商量着工作。”“陈毅抱紧双拳”连声说“感谢！感谢！”这本来可以说是饶陈搭档的一段佳话，高饶事件发后，这事又成了饶漱石争权夺位有野心的证据。饶漱石又多了一条罪状。

第四件事是上海解放初，陈毅同资本家及工商界人士接触过多，饶漱石对此有过批评。

这其实是他们性格不合所至。陈毅风风火火，不拘小节，又喜欢交朋结友，饶漱石原则性强，为人谨小慎微，又不喜欢交朋结友。对陈毅经常出席工商界人士的宴请自然看不惯。这并不能说明饶漱石不支持陈毅的工作。事实上，饶漱石坚决反对在土改和镇反工作中的过“左”行为，多次以上海特殊为由，抵制来自上面的一些“左”的指示。对上海的资本家及工商界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宽容的政策。并严格要求各级在处理地主阶级与土地有关的工商业者的土地财产，保存富农经济，划分阶级成份，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严格按政策办事；要求土改干部必须尊守纪律。使得华东地区的土改得以顺利推进。毛泽东曾多次把华东的经验批转给全国各地学习效仿。可以说，建国初期上海乃至整个华东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没有饶陈的精诚合作，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高饶事件发生后，有人又借此大做文章，说饶漱石批评陈毅是打击陈毅，不支持陈毅的工作。饶漱石又多了一条罪状。

他们最终分道扬镳，彻底决裂，主要还是当时的政治原因，但饶漱石最后落得悲惨下场同陈毅不能正确对待二人之间的矛盾有很大的关系。高饶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专门找陈毅了解饶漱石的情况，陈毅开始都说很好。后来听杨尚昆说饶漱石出了问题。陈毅又找到毛泽东把当年在黄花塘所受的委屈全都倒出来，还反映饶漱石不少问题。中央为揭发饶漱石的问题，先后召开了七次座谈会，每次都是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三人主持。陈毅抓住黄花塘事件不依不饶。每次发言都是言词尖锐，陈毅说：“当时我就警告过你，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事实怎么样，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言语中大有复仇之快感。

饶漱石多次在会上作检讨。承认自己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争中的某些手段用到党内来政治投机，承认自己错误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某些具体事件上发展到个人野心家的地步，也承认在“黄花塘事件”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两个问题上自己的责任。对从上海调北京休养问题，承认自己有怀疑，曾对中央进行试探。但不承认在1953年两个会议期间，直接反对刘少奇、周恩来参与高岗分裂党的活动。主持座谈会的邓小平、陈毅、谭震林认为饶漱石的检讨不深刻。始终不能过关。三人写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也有不少不实之词，如“饶漱石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饶漱石多年来善于伪装守法克己”、“饶漱石在党内争权夺位”等等。用“伪装”二字否认饶一生守法克己的本质，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毛泽东原打算处理饶漱石手下留情，只撤销他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的职务，保留其党籍后来发生的三件事使毛泽东改变了看法，并加重对饶漱石的处理。而这三件事，件件都同陈毅有关。第一件事是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在主持镇反时，搞了个“以特反特”的方针，采取这个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一些疏漏，发后疏漏后，也都采取了补救措施“高饶事件发生后，”“以特反特”的事件被重新提起，把某些工作中的失误说成是重用、包庇、掩护特务分子达3300多人。因为“以特反特”的方针是饶漱石批准的。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有人把扬帆“以特反特”的材料提交到大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份材料印发给与会代表，致使毛泽东和与会代表认为，饶漱石在这个问题上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是阶级斗争问题。饶漱石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了罪。这是直接导致中央加重处理饶漱石三大事件之一。作为上海市市长的陈毅，难道会不知道“以特反特”的成就和作用？因为正是通过“以特反特”的方针，才擒获了台湾派来谋杀饶漱石、陈毅、罗瑞卿等人的特务。难道陈毅会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说有问题，作为市长的陈毅难道就没有责任？陈毅为什么不向毛泽东和与会代表解释清楚？这事只有陈毅自己心理清楚，后人只能据此加以分析。

另一件事是陈毅直接向毛泽东提交了潘汉年的“交待”。战争年代，潘汉年长期做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全国解放后，潘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等职。1955年召开的党代会、潘也是代表。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潘汉年听到毛泽东在会上讲：与高饶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历史有问题的，要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对他震动很大，加上扬帆包庇特务一事提出来，他也有份。还有1943年，他被骗到南京见过汪精卫，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向组织报告，但向饶漱石、陈毅说过。因此，他自己觉得也有问题，便主动写了一份材料交给陈毅。陈毅把这份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毛泽东看了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做出了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潘汉年后来交待陈毅也知道这事。陈毅却推说忘记了，也不知是真忘记了还是假忘记了。

还有一件事是，饶漱石的秘书陈麟章在党代会期间向中央提交两份关于饶漱石近来反常的报告。报告说饶近几天向他发牢骚，矢口否认自己曾经与高岗勾结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的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话，是陈毅对他打击报复。还表示要向中央申诉委屈。陈的这份报告后由大会秘书处印发给全体代表，把代表们惹火了，认为饶漱石拒不老实要翻案。这事直接牵涉到陈毅本人。陈毅本人对这件事的态度可想而知了。

上述三件事发生后，由于陈毅没有实事求是说清“以特反特”的真实情况和潘汉年见过汪精卫的问题，因为当时只有陈毅才说得清楚这事。陈毅不知道是由于厌恨饶漱石还是怕连累自己而不说。致使毛泽东、中央政治局成员都对饶漱石的问题生产了新的认识、饶漱石已经不是犯错误的问题，而是犯罪问题，是在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这个集团的首犯就是饶漱石，最终酿成了共和国第一惊天冤案——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饶漱石、潘汉年都死于狱中，扬帆平反后出狱时连来接他的亲人都不认识。饶漱石、扬帆都在狱中得了精神病。潘汉年和扬帆都先后平了反，只有饶漱石仍含冤九泉。实属人间一大悲剧。

也许是受挫过多的缘故，建国后的陈毅世故多了，基本上唯毛泽东的命是从，再也不敢毛泽东错了我也敢反对，甚至连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陈毅还是被打倒了。主要罪状还是那句“毛泽东错了我也会反对。”历史没有如果，如果没有“九一三”事件林彪倒台，陈毅的命运估计也不会比饶漱石好到那里去。

饶漱石和陈毅曾经都是新四军和东华野战军的灵魂人物，是一对生死与共战友。他们最后反目为仇。陈毅似乎成了最后的赢家。其所负责任似乎也要多一些。善良的人民是不愿意看到这个结局的。


饶漱石与粟裕—华东野战军的实际最佳搭档

蔡洪堂

    华东野战军（即第三野战军）是解放战争中的一支劲旅。为全国解放立下了赫赫战功，其兵力仅次于东北野战军（即第四野战军）。历史上每个野战军又有个通俗的称呼四野称林（彪）罗（荣桓）大军。二野称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三野称饶（漱石）陈（毅）大军。或饶（漱石）粟（裕）大军。一般来说都是军事主官司令员的姓放在前面。政委的姓在后面。唯独三野特殊，政委的姓放在前面，司令员的姓放在后面。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饶漱石在1953年就被打倒了。饶漱石在三野的功绩全被抹煞，饶陈大军变成了陈（毅）粟（裕）大军。作为华东军区政委、第三野战军政委的饶漱石一度无人知晓。

    好在历史终归是历史，如今在一些描写解放战争中的故事书籍中，终于出现了“饶陈粟大军”之类的称呼。饶漱石在山东指挥军民坚持斗争，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所发挥的作用也都有文披露。

现在的人们，大都只知道陈毅与粟裕的关系密切，搭配得当。但这并不是历史的真实。事实上，饶漱石与粟裕才是华东野战军的实际最佳搭档。主要有以下几点可以体现：

一、三年解放战争期间，陈毅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华野，和粟裕在一起的时间只有11个半月，而饶漱石和粟裕则大部分时间在一起。

据郭化若将军回忆，三年解放战争期间，陈毅只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华野（三野）。据陈成岭《粟裕评传》披露陈毅在华野的时间与华野的关系为：1947年1月至7日，稳定期，这7个月，陈毅一直在华野。1947年8月至1948年5月，动荡期，这9个月，陈毅基本不在华野。1948年6月至12月，陈毅已到中原野战军任副司令员，只是在粟裕的要求下，名义上保留了司令员职务。1949年1月—1950年7月，回到华东，但没有回到三野系统。从1948年6月陈毅到中野任职后，作为华野的领导机关华东军区军事政治均由饶一人负责。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陈、粟在一起的时间只有11个半月。而饶漱石和粟裕则大部分时间在一起。饶漱石和粟裕的关系，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还是名符其实的搭档关系。他们共同处理军机大事。配合得十分默契，饶漱石赏识粟裕的军事才干，放手让粟裕全权指挥。粟裕又非常敬重饶漱石。事事向饶漱石请示。他们才是华野（三野）的实际最佳搭档。

二、饶漱石在华东局及华东野战军内威信较高，陈毅则因军事上的失利较多而威信下降。粟裕因饶漱石的支持而成为一代名将。

饶漱石组织能力强，理论水平高，在党内是出了名的。加上克己守法，以身作则，赢得了党内外、军内外人士的敬重。就连老资格的康生，和在山东有“土霸王”之称的黎玉都服他。而陈毅则由于军事上的连连失利而威信下降，不少华野的将军，如宋时轮、许世友等人都不服他，甚至敢和他公开叫板。粟裕当时只是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在党内的地位则更低，而饶漱石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军内都是粟裕的直接领导，没有饶漱石的有力支持，粟裕是难成气候的，可以说，是饶漱石的有力支持，成就了一代名将粟裕。

三、饶漱石十分赏识粟裕的军事才干，在重大军事行动上，两人一拍即合，而陈毅同粟裕在一些重大军事行动上往往有重大分歧。

饶漱石十分赏识粟裕的军事才干，多次表扬粟裕，在华中野战军同山东野战军合并时，曾几次对粟裕说：“现在还是陈毅负责，将来你负主要责任。”在“七月分兵失利”及是否“渡江南进”、是否留在江北捕捉战机，及淮海决战方面。饶漱石和粟裕观点一致，一拍即合。而陈毅和粟裕则存在重大分歧。

“七月分兵”失利后，陈毅虽然承担了责任，但他始终认为问题出在粟裕的战役指挥上。便让谭震林写信批评粟裕，自己找粟裕彻夜长谈。粟裕虽然尊重陈毅，但始终不肯接受陈毅、谭震林对他的指责。便向华东局和中央军委伸诉，并提出了辞呈。得到了饶漱石和毛泽东的肯定和安慰。陈毅后来也只得认同。

1948年初，毛泽东同陈毅研究商量决定，要粟裕率华野三个兵团渡江南进，待机作战，吸引蒋军主力回江南。但粟裕认为此举并不能达预期目的。他一边积极做过江准备，一边向中央军委陈述留在江北可以捕捉更多的战机，歼灭蒋军。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还是要粟裕率军渡江南进。粟裕先后三次去电陈述理由。陈毅当然也要粟裕执行“渡江南进”的作战计划。但他无法说服粟裕，只好陪粟裕到西柏坡当面向毛泽东陈说。毛泽东最终采纳了粟裕的建议。但毛泽东却不能原谅粟裕三次抗旨不进。便在1948年10月30日（距淮海战役发起只有7天时间）给饶漱石发了一份电报。批评华野前委书记粟裕，“对于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在军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至今没有表态，落后于一切兵团之后，实属不合，你是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现责你传达中央意旨，处理此项问题，并与结果电告为盼。”

饶漱石收到电报后，及时找粟裕谈话，建议他给毛泽东写个检讨报告。粟裕同意了，在淮海战役前上交了检讨，得到了毛泽东的谅解。可以说在这么大的问题上，如果没有饶漱石从中斡旋，单靠粟裕本人是很难摆平此事的。

淮海战役实际上饶漱石、粟裕等人策划组织，由粟裕具体指挥的。在淮海战役前夕，从1948年10月12日至28日，饶漱石与粟裕、谭震林等人多次研究、讨论淮海战役的军事部署。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给中央军委及华东局，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当时邓小平、陈毅等人正在组织郑州战役。对淮海战役并无多少考虑，对淮海战役甚至缺少认识，颇有微词。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刘、邓、陈三人均不在淮海战场。在这里的指挥只有饶漱石、粟裕、谭震林。

四、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合并成立华野后，陈毅就失去了战役指挥权。饶、粟成为华野的实际掌权人。

1947年1月下旬，为便于作战指挥及今后战役的发展，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组织华东野战军。陈毅虽然仍担任司令员，但毛泽东两度明确电示：两军会合后，“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商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在正司令员在位的情况下，赋予副司令员战役指挥权，不仅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是唯一的，在古今中外的军史，战史上也是罕见的。陈毅一开始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一个失去战役指挥权的司令员有什么事可做？陈毅后在华野的主要工作基本上就是到各地方局联系解决部队供给问题，成了华野的大后勤部长。前面说到陈毅在华野的时间只有三分之一，因此，饶漱石、粟裕成了华野的实际掌权人。历史小说《兴华演义》写到华野部队参战一般都称饶、粟大军。如在上海战役中有“饶漱石指挥三野十个军的兵力全线反攻，刘义昌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率部在战场起义。”“在饶漱石和粟裕的指挥下，宋时轮，叶飞两兵团挥兵南下，数十万大军军锋所指，横扫千军如卷席，可怜汤恩伯的数十万大军，竟成了惊弓之鸟，那国军与解放军一接触，仗还未打就溃退，叶飞趁机发起福建战役，一战下来，歼敌四万余人，福州解放，叶飞乘势指挥，攻占同安、彰州、泉州诸城，整个东南成了解放军的天下。饶、粟、谭大军暂告一段落”。“饶、粟大军”的称呼终于回到了人间，饶漱石的历史功绩永载史册。
陈毅饶漱石恩怨始末



皖南事变之后，陈毅受命担任重新组建的新四军代军长，为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为振兴、壮大新四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胸怀坦荡、文韬武略的陈毅万万没有想到，整风运动竟然会成为他与政委饶漱石爆发冲突的导火索。

他忍受不了恶毒的诽谤，一气之下，北上延安，找毛泽东评理去了……

　　挑剔陈毅好诗

　　陈毅从新四军第4师回到军部不久，饶漱石为布置各师整风工作，也去了4师。

　　他在师长彭雪枫的房间里看见墙上挂了一些书画、诗歌条幅，就背手慢慢地细看。

　　他站在陈毅所作的《大柳巷春游》诗前，久久没有挪步。

　　淮水中分柳巷洲，平沙绿野柳丝抽。春郊试马优游甚，难得浮生似白鸥。

　　为惜春残共举杯，番番风雨苦相催。人间好景随时在，满眼梨花锦作堆。

　　十里长淮步月迟，阑珊灯火启情思。旧歌不厌人含笑，抗战新声更展眉。

　　彭雪枫和陈毅是老诗友，常常在一起诗兴大发，寄情诗文。这3首七绝是陈毅3月到4师解决韩德勤被捉问题时，和彭雪枫、邓子恢、张震等人在淮河大柳巷岛上踏青即兴所作的。

　　这么好的诗，如今遇到的欣赏者是严肃有余的饶漱石，自然不会得到好的评语了。

　　“写诗也不看看时候，在民族危难之际，兵荒马乱之时，一个军长理应集中精力，指挥打仗才是正经事。这些诗词都是花花草草的，哪有一点军人的味道，倒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挺浓的嘛！嘿嘿……”

　　彭雪枫不以为然：“饶政委这你就不知道了，这是本事！文武双全才是陈军长的人格魅力！陈毅军长的大将风度都寄予在他的诗词中，文学艺术也是军人的武器，战场上的号角啊！”

　　饶漱石笑笑，没有和彭雪枫争执。但“人格魅力”这个词让他心里泛醋。伟人才能使用“人格魅力”这个词汇，可是他的部下却把这个词汇送给了陈毅，而不是他！

　　饶漱石和陈毅性格相差很大。他对陈毅的个性和爱好开始是不习惯，渐渐有些不顺眼，最后有了成见。心灵之间有了隔阂，沟通便带来了困难。

饶漱石结怨项英

在总结皖南事变教训时，陈毅的态度比较客观，也比较缓和，主要是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其实，项英对待陈毅和其他干部一样，也常常犯小心眼毛病，有时会上项英矛头对准陈毅，指责他这不对那不对，会下陈毅却主动和项英同住一室，不因为受了批评就疏远他。

　　然而这些豁达的事情，饶漱石就办不到，他对项英的指责就十分严厉，几乎大有敌我矛盾的感觉。除了项英本身有严重的错误外，还有饶漱石个人的恩恩怨怨成分。

　　皖南事变时，饶漱石从延安调到皖南才三个月，当时他刚从苏联共产国际回来，中央分配他去皖南任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却受到冷遇，这让他耿耿于怀了好久。在以后军部召开的皖南事变总结会议上，他声情并茂讲述了他在项英手下当了3个月“小媳妇”的委屈经历。

　　1940年10月，对未来东南局工作充满信心的饶漱石，经过千里跋涉，终于抵达皖南新四军军部。那天他连旅途风尘都没有洗却，就到军部和项英见面。当他们握手的时候，饶漱石就觉得项英不热情，只是轻轻握了一下。他把中央组织部介绍信给项英过目时，项英竟然将介绍信推到一边，这带明显藐视的动作，让饶漱石的热望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项英不理会饶漱石的惊讶，一句话把他打发得更远：“东南局副书记归民运部管，有事你可找民运部长夏征农。不要找我。”

饶漱石满腔热情被一盆冷水浇得透心凉，一股子怒气由心底冒了上来……这成何体统？按理我是中央派来直接管你的，你却叫你部下来管我，你把中央放在哪里？

　　初来乍到，饶漱石默默咽下了这份难堪，但他心里却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怨恨。

　　项英也有趣，他既不向大家介绍饶漱石的身分，也不让饶漱石参与新四军的工作，把他当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不久就发生了皖南事变。一路上饶漱石一直和叶挺在一起，就在他们最后生死并肩战斗中，项英带人不辞而别，失踪了2天。这时叶挺才知道饶漱石是中央派来的东南局副书记，不由得大吃一惊，仰头长叹：“项英不仅排挤我这个非党人士的军长，连自己党内的副书记也排挤，此人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啊！”

　　到了14日，敌人喊话叫项英、叶挺去谈判，项英已经带一批人马朝另一个方向突围。饶漱石就一再劝叶挺下山去谈判，并且说是为了党的事业，不是个人行为，只要能活着出去，他可以向中央作证！叶挺听从了他的劝告，带了身边的人去谈判，结局众人皆知。

　　饶漱石见叶挺一去不返，知道凶多吉少，就和警卫员分头突围。开始身边还有几个人，后来跑着跑着，人都跑散了，最后剩下他一个人了。

　　他用身上携带的经费贿赂了认出他的国民党兵，躲过了盘查，历经艰险，到达上海已是1941年的3月。当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见到他时，都吓了一跳，哪是昔日西装笔挺、神气抖抖的小饶？他一身疥疮，一头虱子，四方脸瘦得只看见高耸的颧骨，络腮胡子长得很长……

　　在上海地下党的掩护下，他养好了精神，也治好了皮肤病。4月，他到了盐城新四军军部，向陈毅、刘少奇等人报到。他原来和刘少奇比较熟悉，都是从事白区工作的。这次相逢在盐城新四军军部，大家当然很高兴！

　　

陈毅整风敞胸怀

　　饶漱石到军部不久，中央根据中原局和东南局的现状，提出两局合并，重新组建华中局。

　　华中局建立后，刘少奇为书记、饶漱石为副书记，陈毅和曾山为党委成员。到了7月，饶漱石又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原来的政治部主任邓子恢调到第4师当了政委。

　　饶漱石在新四军中的地位日益显赫，因为他留过学，在法国办过报纸，理论水平比较高。但刘少奇是用理论服人，开导、说服，从不戴帽子，不打棍子。饶漱石却用理论压人，批评人时不仅声色俱厉，而且喜欢上纲上线，让人受不了。加上他城府很深，性情孤僻，从不和大家嬉戏说笑，总是板着面孔工作和生活，偏偏他的面孔四平方正，刮掉浓密胡子，便露出青腮帮子，双眼大而凸，有些知识分子在背后给他起了绰号———“巨眼”。

　　以后饶漱石在新四军里做了几件事情都不那么高明，令人扼腕！

　　第一，在黄花塘向陈毅军长发难，致使陈毅负气北上，去了延安。第二，关押第3师保卫部长、文化村“村长”杨帆，几乎置他绝境。第三，不公正评判车桥战役的胜利，挫伤了第1师干部战士的积极性。

　　战争年代中的饶漱石也有许多长处，比如对工作任劳任怨，责任心强。不然刘少奇离开新四军时就不会提名饶漱石代理他的职位。

　　然而，刘少奇这个决定引起军部哗然。在大家预料中，应该是陈毅接替刘少奇职务，无论是从革命资历还是军事才能，都应该是陈毅当新四军和华中局的第一把手。饶、陈矛盾是在刘少奇1942年春离开新四军后逐渐显露出来。当时军部处于动荡时期，矛盾似乎被频繁的转移和紧张的战事冲淡了。到黄花塘后，有了稳定的环境，矛盾像遇见温床似的，迅速发育生长。这时，中央布置的整风运动成了催化剂，矛盾冲突终于爆发了。

　　军部转移黄花塘后，中共中央又一次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的通知。军部将中断的整风运动在黄花塘的日程表上重新画上了连接线。

陈毅在军部整风会上做自我批评最多，反省也深刻，他甚至连在红军初期的失误都直言不讳作了反省。与会许多同志都特别感动，钦佩他襟怀坦白的正直品格。

　　不知怎地，主持会议的饶漱石总是用很锐利的目光凝视陈毅，表情那样深奥，甚至对陈毅每一段发言都作了详细记录。

这些细节，陈毅没有在意，他只管专心作长篇的自我反省。说到自己过失之处，诙谐地把自己调侃一番，大家有时也跟着笑了起来，会场气氛始终比较轻松。他早就说过：心里不藏鬼，怕啥子小人捣鬼？

　　不过他发起脾气也是惊天动地，排山倒海，指着人鼻子好好训斥个够，决不会说一半留一半，如果光看他那架势，能把人吓死！但因为陈毅发脾气，都是应事而发，事成即收，发得恰到好处。难怪有人形容陈军长批评人是洗热水澡，开始烫人，后来舒服。

　　别看陈毅火气大，心可细着呢，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四川人爱吃辣椒，陈毅也不例外。他经常在口袋里装些干辣椒，吃饭的时候就拿出来下饭，嘴里辣得哧啦哧啦的，还连说：“好巴实，开胃！”有时遇到熬夜，发困，也掏辣椒刺激刺激大脑。

　　后来刘少奇来苏北，更妙，湖南人吃辣椒比四川人还要厉害。不过刘少奇是爱吃不爱带，一到吃饭，就伸手向陈毅要干辣椒，两人经常在一起哧拉哧拉大嚼辣椒。有一段时间，刘少奇经常咳嗽，医生不让他再吃辣椒。一到吃饭的时候，刘少奇老是眼巴巴看陈毅吃辣椒，怪馋的。陈毅干脆自己也憋着不吃辣椒了，忍痛割爱了这一嗜好，口袋里再也找不着干辣椒了。

　　虽然这只是生活中的小事，但能体现陈毅对人体贴入微的细腻情感。

　　饶漱石发难

　　军部接到中央1943年6月整风通知后，饶漱石和陈毅分了工，饶漱石到第2师蹲点，抓试点工作。陈毅负责军部机关整风工作。

　　军部机关的同志平时都害怕饶漱石，觉得他莫测高深，难免心怀畏惧。这时军部会议桌上不见了那张严肃的面孔，大家顿时放松了神经，胆子也大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对饶漱石提了不少意见，比如心眼小，爱打击报复，喜欢戴帽子，上纲上线，弄得大家都害怕他。

　　这次会议上，大家对饶漱石老是代理政治部主任也表示不满，流水不腐，人也要合理地流动流动。大家提议政治部主任由参谋长赖传珠兼任。陈毅就和在家的副军长张云逸、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等人商量，同意了大家的建议，免去饶漱石政治部主任职务。免去职务的通知准备等饶漱石回来后下达。

　　在黄花塘事件起因上，陈毅如果有失误的地方，大概就在此处。他在处理人的方法上过于简单，用军人的办事作风处理了复杂的人事关系。因为饶漱石在第2师，中央命令陈毅暂时主持军部、华中局军政工作，所以陈毅认为有权处理军政大事，包括饶漱石的任免事宜。

　　第2师和军部距离近，有电话相通，饶漱石经常打电话回来询问军部整风情况。当他得知有人建议撤销他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且陈毅已经起草了免职的通知，气得七孔冒烟。他认定是陈毅和他过不去，便直接向中央报告，歪曲事实经过，编造了陈毅在军部搞不团结的情况。

　　饶漱石回到军部，在高级干部会议上，胸有成竹亮出了陈毅的十大罪证。其中绝大部分是陈毅在红军时代的事情，而且也是陈毅自己反省的事情。但是饶漱石第一个调子就定得很高，“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因为陈毅说过：“谁错了我就反对谁，毛泽东错了我也会反对。”这样的话，饶漱石一个高度总结变成了吓人的帽子。

这话一出饶漱石的口，陈毅知道这事已不是简单的整风，而是要整人了，心里难免窝火，口气也生硬起来。为了澄清十大“罪状”的事实，他不得不从南昌起义谈起：“往事悠悠，征途漫漫，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难道就是赤足完人吗？毛泽东不是，周恩来不是，朱德不是，我陈毅也不是！我和毛泽东之间有过意见分歧，后来发现是我错了，有错就改，我又亲自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协助他召开了古田会议，是我反对毛主席还是拥护毛主席？”

　　饶漱石很高明，公布陈毅“罪状”时，不是他自己亲自念，而是叫张云逸念，并且还公开对大家说：“代理军长的职务应该由张云逸担任，他的资格最老。不应该还是个副职！”

　　张云逸是个正派的老同志，尽管在陈毅离开军部后，他被任命为代理军长，但他在陈毅问题上，始终表里如一，没有像饶漱石想象的那样，成为一发炮弹。但还是有很多同志成了饶漱石的炮弹，向陈毅发难。面对饶漱石的淫威和同志们的误解，陈毅百感交集……

　　11月，陈毅忍无可忍，向中央陈述了事件的经过，要求回延安参加学习。中央认为他们的矛盾纯属工作分歧，但矛盾较深，一时难解，就同意了陈毅的要求，回延安参加七大会议的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

　　毛泽东开导陈毅

　　25日，陈毅在黄花塘刺骨的寒风中，告别了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带着无比惆怅和痛苦，默默地起程了，跟随去延安的只有两名警卫员。

　　陈毅在第二年春天来到延安，他一见毛泽东，顾不上问候，寒暄，满腹委屈要述说。

　　“主席你说，我是一贯反对你吗？饶漱石颠倒黑白，说我一贯反对毛主席！这事情你最清楚，你一定要为我讨个公道！不然我陈毅服不了这口气。我要求中央开个会，谈一谈新四军的问题。”

　　毛泽东忍不住笑了：“你还是老样子，急性子！不错，是有人告你，电报还在我的桌子上，你要不要看？急有什么用？有什么话我们慢慢说。莫急，莫急。你我是多年的老战友了，朱毛陈在一个锅里吃过饭。这一点我证明。回延安就好，先消消气。然后再研究工作。”

　　陈毅顿时胸口一热。他没有白白爬山涉水，吃许多的辛苦，终于换来了理解和公正。尽管这个理解和公正是以他一个军人离开战场为代价的。

　　“不过，你不要太放松了，新四军军长的担子你是卸不掉的。我已经给饶漱石发了电报，重大问题必须经过你和少奇同意，不得擅自做主。”

　　陈毅一肚子委屈烟消云散，心里又轻松了。毛泽东和陈毅就“七大”筹备工作，又谈了许多。后来毛泽东叫陈毅在延安期间好好读点书，相信中央会公道解决这个问题的。

　　陈毅将自己关在窑洞里，苦读原著3个月。

　　第二年春天，毛泽东找陈毅，说黄花塘问题应该有一个结束，并将给饶漱石的电报大意告诉了陈毅。“陈、饶的争论中提到的闽西苏区的争论，不属于路线性质，且问题已经解决，不应再提。陈毅内战时期、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如果有同志不了解，应进行解释。”

　　可饶漱石听不进，回电说：“我们的争论虽不是路线问题，却是原则性争论。”

　　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又一次听了毛泽东的劝告，以革命家的胸怀，容纳了这些委屈和误解，没有向中央再提要求，直到七大结束，1945年夏天陈毅才回到新四军军长的岗位上。他没有再到江苏，而是在山东，将新四军一部分主力组建为华东野战军。

　　













吕子韬“跑单帮”护送饶漱石



作者：沈飞德

更新时间：2006-2-14 0:00:00

1943年3月下旬的一天，皖东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政委饶漱石热情接待了一位从上海风尘仆仆赶来的年轻人。在以后的10天中，饶漱石将这位年轻人待为上宾，白天相陪参观，晚上促膝长谈，俨若知己；最后又设宴饯行，派人护送他返沪。
　　这位“不速之客”是谁？为何不远千里冒险前来皖东？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的饶漱石又为何将之待为上宾？
　　饶漱石突然来到永康吕公馆
　　1941年1月中旬，皖南事变后的一天，两个身着长衫布鞋的人，以寻找朋友何鹏为名，叩开了浙江永康吕公馆的大门，受到主人吕公望的热情招待。
　　来者中，那位自称是小学教师的中年人，就是刚刚从皖南事变中脱险的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另一个稍年轻的人是东南局联络员涂峰。连日来，他俩先从安徽屯溪到东南局兰溪联络站，后又赶往丽水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处，眼下来到了永康，接下来的目标是转道去上海。
　　外人不知，大名鼎鼎的永康吕公馆，其实是中共东南局设的一个联络站。饶漱石要找的何鹏，就是联络站的负责人。
　　早在1940年冬，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日，同意新四军皖南部队按国民党的要求撤至黄河以北，东南局也随部队北撤，与刘少奇领导的中原局合并（1941年5月合并成立华中局—）。为了保持北撤后东南局与浙江、福建省委和3个特委的联系，决定成立政治交通队，何鹏为福建省委选派的交通员，并受命去永康城内凉风巷吕公望家建立联络站，负责福建省委同东南局的联系。
　　（摘自《档案春秋》2006年第1期）
1949之后：饶漱石之死不明不白

所谓"高饶反党联盟"中的第二号人物饶漱石生于1903年，1925年加入中共。他上过大学，曾经到英国、法国和苏联等国留学。抗日战争时期饶漱石曾经担任新四军政委，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和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委。中共建政以后，他先后担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罪名很大 罪证何在*
中共说，饶漱石与高岗图谋分裂中国共产党、篡夺党政最高权力。但是中共从来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饶漱石最大的、也是唯一有实质意义的"罪状"就是1953年中共中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借批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的名义打击党的二号领导人刘少奇，配合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反党活动。事实究竟如何呢？
*张秀山发言事件*
饶漱石从1953年2月开始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53年9月到10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毛泽东指示说，这次会议要对组织工作进行检讨，而且指定刘少奇在会上作自我批评。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相应的安排。
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曾经发言，对组织工作提出一些批评。中共说，张秀山的发言是高岗有预谋地打击刘少奇的措施，而饶漱石对张秀山的发言"极为满意"，配合了高岗反刘少奇的反党活动。
*毛刘出尔反尔？*
据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秀山的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一书透露，张秀山原来并没有准备参加这次会议，更没有准备在会上发言。但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坚持要他参加会议，并且要在会议上发言。
饶漱石曾经不想让张秀山发言，但是刘少奇说："我听安子文同志讲，张秀山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饶漱石只好服从刘少奇的指示，安排张秀山发言。
1953年10月13日，张秀山向毛泽东汇报了准备在会议上发言的主要内容，包括认为中组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也包括对安子文思想方法的批评。这实际上是对刘少奇一些观点的批评，涉及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当时的政策之争。
毛泽东当场表示："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
张秀山发言后，刘少奇对他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
安子文也对张秀山说，他讲的问题基本正确。张秀山在回忆录中写道："1954年，高饶问题出来后，这个发言成为我\'有预谋配合高饶进行反党\'的证据和罪行，给我后半生戴上了枷锁。"
张秀山的回忆显示，让他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安子文、刘少奇和毛泽东，而且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和安子文都对他的发言表示赞成。在整个过程中，饶漱石没有任何阴谋动作。
但是高饶案件发生以后，张秀山的发言也成了饶漱石配合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罪证。饶漱石被迫检讨说："我对张秀山的发言，始终未加批驳，客观上形成我是在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刘少奇同志，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使我感到极为痛心。"
*饶漱石多年追随刘少奇*
实际上，饶漱石和刘少奇有很深的渊源。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初期，饶漱石一直是刘少奇的直接下属。1929年，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饶漱石任共青团省委书记。1932年，刘少奇任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党团书记；饶漱石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抗战期间，刘少奇任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主席；饶漱石任副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刘少奇对饶漱石一直十分青睐，曾经说饶漱石是"优秀的青年革命家"。抗战期间，刘少奇曾经对周恩来说："饶漱石不错啊，很聪明，很能干，是个年轻的政治家。建议中央很好地重用他！"1945年，中共七大，刘少奇亲自为饶漱石说话，确保他当选中央委员。
*顶撞老上级 结怨刘少奇*
但是在饶漱石担任中组部长之后，他和刘少奇有了一些矛盾。根据饶漱石自己的陈述，他在对彭真、薄一波和安子文的看法上与刘少奇发生了分歧。安子文当时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政治评论人士寒竹说："安子文一直是刘少奇系统的人。饶漱石掌握中组部以后，实际上一直没有掌握实权，实权完全在安子文的手上。他对安子文的不满直接就牵扯到刘少奇，因为他知道刘少奇是安子文的后台。"
饶漱石在1953年2月23日的检讨中这样说："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刘少奇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的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在对彭真、薄一波及去年以来对安子文的看法上，我与少奇有过不同的意见，由对他不尊重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刘少奇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
饶漱石本来是刘少奇的亲信，却在进京担任中组部长之后顶撞刘少奇，使已经受到毛泽东和高岗压力的刘少奇有腹背受敌的感觉。刘少奇有可能据此认为饶漱石忘恩负义，因此在打倒高岗的过程中，决定把饶漱石一并打掉。
*陈毅与饶漱石之争*
刘少奇和饶漱石的关系还牵扯到中共另外一位重要人物，就是陈毅元帅。1942年，刘少奇被调往中共中央。他让自己的亲信饶漱石接替他，代理中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让新四军军长陈毅代理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主席，使陈毅这个老资格成了饶漱石的下级。刘少奇后来还专门向陈毅道歉，说自己当年看错了人，让陈毅受委屈了。
当然，这种人事安排一定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正由于这种人事安排，饶漱石和陈毅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争斗。1943年，中共"延安整风"期间，饶漱石和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发生激烈内斗，并且分别向毛泽东告状。
饶漱石为陈毅罗列了"十大罪状"，其中头一条就是"一贯反对毛主席"，指1929年陈毅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让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自己取而代之。陈毅还说过："谁错了我就反对谁，毛泽东错了我也会反对。"这使陈毅在新四军和华中局受到空前的孤立。
陈饶相争的结果是陈毅败阵。1943年11月，中共中央以参与中共"七大"工作的名义将陈毅调离新四军；饶漱石正式就任中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
毛泽东对陈毅表示，陈饶之争是工作关系的问题，不是路线斗争。问题已经解决，不应再提。毛泽东偏袒了饶漱石。从后来"文革"中毛泽东的言行来看，毛泽东显然对陈毅当年曾经两度反对自己耿耿于怀。
政治评论人士寒竹说："在新四军的时候他就是把饶漱石作为控制新四军的一个棋子。他对陈毅是不放心的，他认为陈毅是周恩来系统的人。他是把饶漱石作为一个亲信来制约陈毅。"
*陈毅受毛唆使向饶发难*
1953年12月，毛泽东准备搞掉饶漱石，特别找到陈毅，把当年饶漱石告状的情况告诉陈，并且向陈了解饶漱石的情况。陈毅开始时不明真相，没敢多说。后来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得知毛泽东要打倒饶漱石，陈毅便向毛把多年的苦水倒出来，还特别汇报说，饶漱石对他讲了许多刘少奇的坏话。
毛泽东后来便指定饶漱石的老对头陈毅、谭震林和邓小平一起主持批判饶漱石的座谈会。陈毅做了长达7个小时的发言，历数饶漱石十几年的"罪状"。他还揭发说：
"在四中全会之前，我到饶漱石家和他谈了七个多钟头，他亲自对我讲，他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之机，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跟主席的关系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刘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种种行为和言论反对刘少奇。
"另一种是投高岗之机，他看到高岗的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因此就处处设法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但是他在四中全会不讲了，把投机和野心安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在这次十天的座谈会上，凡是接触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就竭力辩护。"
谭震林在座谈会一开始便鼓动说："老账新账一起算。"于是，原来曾经与饶漱石共事的二十几个人对饶漱石"墙倒众人推"，七嘴八舌批判饶漱石。
*寒竹：毛疑新四军 想用饶控制*
政治评论人士寒竹说："饶漱石在党内根本就没有什么山头，也没有什么背景，党内没有人出来为饶漱石说话。而且他在新四军里的角色是很尴尬的。毛泽东对新四军一直不放心，因为它不是自己亲自带出来的部队。
"\'皖南事变\'以后，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有一个决策，决定把饶漱石扶起来。刘少奇走之后，中共中央就一直希望用饶漱石来控制新四军，后来的\'华野\'。所以说华野的干部对饶漱石很反感的，什么谭震林啊，邓子恢啊，这些人都非常反感饶漱石。"
*如此"反党篡权"*
但是这些人说来说去基本上都是说饶漱石个人人品有问题，根本谈不上"反党"。例如陈毅后来在上海的一次干部大会上说：饶漱石说过："历史上，我最佩服的伟人就是林肯和罗斯福。""饶漱石不止一次说：他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他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是\'美国的生活方式\'。"陈毅讥讽地说："不如干脆去作美国人吧！"这种东西与"反党"实在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饶漱石当时连中共政治局委员都不是，要说他想篡夺"党政最高权力"，恐怕没有人会相信。所以座谈会的结论只是说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毛泽东对反饶斗争失控*
当时，就像毛泽东还想保护高岗一样，毛泽东也想保留饶漱石的党籍，撤销职务就算了。但是后来发生的三件事使毛泽东也难以控制局面了。
第一件事发生在1954年11月，中国公安部逮捕了上海公安局长扬帆，罪名是扬帆在维持治安和镇压敌特工作中实行"以特反特"的策略，重用和包庇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3300余人。而批准扬帆实行"以特反特"的就是当年担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
第二件事发生在1955年3月初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饶漱石在家中向秘书陈麒章和妻子陆璀发牢骚，说他没有反党，是陈毅要报复他，还责怪陈麒章"充当了陈毅的打手"。陈麒章和陆璀分别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报告了这个情况。中共中央将他们的报告散发给党代会代表。代表们纷纷指责饶漱石企图翻案，并且同"扬帆案"联系起来，认为饶漱石的所作所为属于敌我矛盾。
饶漱石坚持认为自己没有反对毛泽东，也一直拒绝承认反对刘少奇。高岗的遗孀李力群也说：
"高岗根本跟饶漱石没有什么来往。就是他在1952年去过大连。是毛主席让他去东北，经济建设搞得好，要他向高岗学习。和他没有什么来往。只是组织会议上和饶漱石对于刘少奇有意见。是张秀山在那儿发言。高岗根本没有参加组织会议。在中央，跟饶漱石，就是工作上有意见，也不能说是反党联盟啊。"
尽管如此，在党代会代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毛泽东在会上重提高饶反党联盟问题，坚持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于是，会议确定存在"高饶反党联盟"及"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饶漱石被开除党籍。
*潘汉年坦白从严 交待招祸*
第三件事发生在1955年4月。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在参加全国党代会时听毛泽东说"与高岗、饶漱石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请楚"，他4月2日找到上海市长陈毅，说自己1943年夏天在进行统战工作期间曾经见过大汉奸汪精卫，当时请示过饶漱石和陈毅，并且得到饶的批准。
陈毅说他记不清这件事了，并且当天将这件事写成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材料后当场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任，立加逮捕！"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潘汉年和饶漱石都于4月3日被逮捕。4月4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我感觉到，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这次会议确定饶漱石是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首犯。
*刘周陈连手反击 毛泽东败后弃将？*
政治评论人士寒竹说："实际上，\'高饶事件\'，毛泽东是一个失败者，而不是一个成功者。他实际上是败在了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手里面。他想动用高岗和饶漱石去扳倒这两个人，但是后来不成功。不成功以后他就不认账了，就撒手了。那么对饶漱石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说要把他弄死、弄得很严重的。
"饶漱石，他(毛泽东)也说留在党内。要对饶漱石下死手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党内的官僚集团。毛泽东是顺水推舟。这群人就是要报复他，就是因为，第一个，陈毅跟他有历史恩怨；第二个，在高饶53年这件事情上，他们觉得饶漱石很猖狂。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陈毅连手起来要置饶漱石于死地。"
*欲加之罪*
后来中国公安部项目组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认为在"以特反特"问题上饶漱石没有直接责任，也无法找到饶漱石是内奸的证据。但是由于中共七届五中全会已经给这个案子定性，公安部上层便对专案组施加压力。
一次项目组在汇报时指出，"以特反特"的方针是陈毅也同意过的方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当场打断汇报人的话说："你怎么能这么看问题呢？"后来公安部上层不顾项目组的意见，在饶、潘、扬三个项目组的联合侦讯报告中加上一句话说，饶、潘、扬"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但是直到饶漱石在监狱中度过了10年以后，中国最高法院才于1965年8月30日宣布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并且随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准已经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饶漱石于9月23日假释出狱，将他送到一个劳改农场养起来，配上一个服务员和一个厨师，每个月发给200元生活费。
"文革"开始以后，饶漱石又于1967年重新被投入监狱。1975年3月2日，饶漱石病死在狱中。
*"反革命集团"中别人已平反*
"文革"以后，扬帆和潘汉年都得到平反，所谓的"饶、潘、扬反革命集团"不存在了。"饶漱石反党集团"中的扬帆和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向明都平反了，这个"反党集团"也不存在了。
当年饶漱石是由于"包庇"了潘汉年和扬帆而被定罪的，有心人在1986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第436条注释中发现这样一段话：
"饶漱石上海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这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在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
有心人据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共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饶漱石的"内奸"罪平反。
不过，由于"高饶反党联盟"尚未翻案，饶漱石至今还是"反革命"。

*************

  饶漱石：从「小姚」到「野心家」

1941年1月11日，在国民党突然发动皖南事变期间，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军政领导人叶挺（字希夷）、饶漱石：「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在此，饶被毛泽东昵称为「小姚」。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有：「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在此，饶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不客气地定性为「野心家」。
　　从「小姚」到「野心家」，是对饶漱石一生浮沈的最精辟概括！
一　从加入共产党到造谣黄花塘
　　饶漱石，曾用名梁朴、赵建生，1903年9月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鍾岭乡缴上村委会饶家村小组，早年入上海大学学习，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前后，饶漱石主要随中央代表团在赣东北工作。1928年4月，他曾作为江西省委特派员到达弋阳、横峰地区，帮助两地建立了隶属于赣东北特委的弋阳、横峰两个县委。之后，他被派到浙江西部地区从事青年工作，曾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为浙江地区青年运动的健康发展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因「饶」、「姚」谐音，加之革命工作的保密需要，中青年时期的饶漱石常常被战友们爱称为「小姚」。
　　在大革命彻底失败后，饶漱石曾赴英、法、苏等国留学一年左右。1929年初，饶漱石回国后到东北工作，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期间，他一度代理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曾多次到哈尔滨巡视工作，并与唐宏经等成功组织过著名的哈尔滨皮鞋厂大罢工。在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期间，饶漱石领导过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的刘少奇。当时，由于刘少奇年纪轻轻就参加了中共六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是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热门人选之一，这使觊觎这一位置的饶漱石深感不安。于是，他几次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反映刘少奇的所谓「问题」，李立三公允地说：「少奇同志宣传上还是很有一套的，让他当宣传部长总合适吧。」不久，刘少奇正式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无法「代理」的饶漱石只好重新做青年工作。由此，饶漱石和刘少奇之间产生隔阂。
　　1930－1931年，饶漱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一年。1932年初，饶漱石出狱后调回上海做工会工作，先后任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此时，刘少奇已经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修补委员，并兼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党团书记，又是饶漱石的顶头上司。这使饶漱石暗暗切齿，他曾对亲信不满地讲过：「刘少奇就是跟我过不去，我搞青年运动，他要掺乎；我改搞工会运动，他又来牵头。」
　　很显然，饶漱石已经视刘少奇为自己通过「工会道路」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绊脚石。于是，心怀不满的饶漱石多次向当时负责中央特科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康生打「小报告」：「刘少奇是个可疑份子。1929年8月10日，满洲省委组织奉天纱厂工人举行罢工。由于混入奸细，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刘少奇等省委负责人也被拘留，但他入狱不到两个月就被释放，其它同志却莫名其妙地遭到处决。当时，很多同志都怀疑刘少奇同敌人作了一笔交易。当然，这有待查证。」由上述捕风捉影的「小报告」中可见，饶漱石恶劣的政治质量已经开始进一步发展。
　　1933年，饶漱石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等职，为华北地区的工会工作作出过一定贡献。1935年8月，他被派赴苏联学习，期间曾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6年起，他又先后被派到美国、法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分别参与创办（或主编）《先锋报》、《救国时报》、《华侨日报》等工作，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民族抗战贡献了一份力量。
　　1939年11月，饶漱石回国后转到新四军内工作，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书记为新四军政委项英）。初到新四军中的时候，对于战争和根据地工作全无经验，加上与根据地部队和地方干部全无联系，初来乍到就担负起主要领导责任的饶漱石当时的确深感责任重大，力不胜任。当时，项英及若干同志曾讥笑饶为外国回来的「洋学生」，致使饶「常常产生自卑心理」。因此，他在对待日常工作问题和处理同志间普遍关系问题上，特别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对于个人的生活作风，他更特别注意克己，甚至发展到「谨小慎微」的程度。无疑，他这样做是想从这些方面来取得同志们的好感，以掩盖自己能力与职责不能胜任的矛盾。后来，他在检讨材料中坦承：「我的这种态度，虽然主要是想给同志们好的印象，以便于工作，但同时也包含着个人主义的因素。因此，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问题上『谨小慎微』和遵守党的组织原则，而在若干大的问题上，却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由于项英对中央和毛泽东不满，叶挺是党外人士，所以毛泽东对饶漱石甚为重视，亲切地称他为「小姚」，让其和叶、项共同负责华东方面的军政事宜──如1940年9月6日，毛泽东在致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的《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中越过项英，直接要求饶：「小姚负责调查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四省及上海。……小姚的材料限于12月1日以前托人带交恩来带来延安，供七大用。」
　　在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任内，饶漱石遇到的最大考验是皖南事变。
　　1941年1月9日，在皖南事变已经发动、新四军政委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擅自离队的情况下，饶漱石、叶挺领衔以东南局名义向中央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电报痛陈敌情：「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另一封电报则要求临机处置，以饶漱石代替项英：「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1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致电叶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临机处置方案：「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12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连续发来类似上述内容的电报。
　　但是，饶漱石正式取代项英后仍感不满足。14日，当他得知新四军政委兼东南局书记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已经遇害的噩耗后，却执意要求叶挺下山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谈判，他后来承认：这是「借国民党之手再搞掉叶挺，自己就可以成为新四军唯一的领导者。」结果，事情的发展正中饶漱石下怀：因项英、袁国平遇害，叶挺被扣，他一下子身兼数职──中共中央东南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1年1月19日，中共中央电示突围出来的新四军余部：「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逆，似有与我党破裂决心。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采取必要步骤。」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由于邓子恢长期在安徽工作，饶漱石正式代理政治部主任。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刘少奇担任华中局书记兼华中军分会书记，饶漱石担任华中局副书记兼军分会常委，刘又是饶的上级。为此，饶漱石曾在一些干部中散布不满说：「我这一辈子算倒了血霉了，总也摆脱不了刘少奇的阴影。」后来，当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前往华中地区检查工作时， 「一贯作风正派」的饶漱石又向他打小报告：「新四军消灭了韩德勤顽固派、解放了一些大县城之后，刘少奇就轻敌了，他在城里大办党校、鲁艺、抗大等，就是不抓备战。当日寇由七路进攻增加到九路时，刘少奇吓得丢下军队，逃到安徽去了，只留下陈毅去指挥作战。……刘少奇的地主资产阶级腐朽化生活早已引起了同志们的极大不满，他每天吃特灶，不管谁给他送礼他都敢要，家里藏满了罐头、干鱼、烤香肠之类的东西。听说延安生活极端艰苦，但在我们这里他就像在天堂上一样，不仅对同志们没有感情，就是对他的老婆也是又打又骂。总之，刘少奇是小人！小人！」
　　和饶漱石的小肚鸡肠相比，刘少奇的心胸宽广得多，他实事求是地对周恩来指出饶的长处：「饶漱石不错啊，很聪明，很能干，是个年轻的政治家。建议中央很好地重用他！」
　　1942年3月，饶漱石接替因工作需要调回中央的刘少奇，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临行前，刘少奇特地召集华中局、军分会的几位领导当面交待：「华中局、新四军的工作应以陈毅同志为领导中心，他领导工作有经验，军队工作搞了很久。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由饶漱石代理，实际工作还是要依靠陈毅同志。」对此，饶漱石深为不满，对刘少奇的积怨进一步加深。
　　1943年1月10日，为粉碎日军的「扫荡」，代军长陈毅、代政委饶漱石率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由江苏盐城迁至安徽盱眙（今属江苏）黄花塘，使这里成为华中抗日的指挥中心。同年10月16日，饶漱石借整风之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陈毅，并私下以新四军军部名义致电延安，罗列出陈毅的「十大错误」，说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政治委员制」等，要求中央另派干部来接替陈毅的工作，史称「黄花塘事件」。
　　然而，毛泽东是了解和相信陈毅的。为此，他电示华中局、军分会和饶漱石本人：「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不久，毛泽东调陈毅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藉以调解陈饶之间的矛盾。在延安，毛泽东曾秘诫陈毅：「凡事忍耐，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由于毛泽东的干预，「黄花塘事件」没有公开化，但它却像一个噩梦一直缠绕着陈毅。
　　「高饶反党联盟」事发后，饶漱石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书面检讨中给了陈毅一个交待：
1943年我与陈毅同志在华东敌后共事时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有严重错误的。这个问题的发生，首先虽然是由于我对陈毅同志不熟悉，主要还由于我对客观情况估计不足。因为那时我们是处在敌后游击战争的严重环境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扩大敌后根据地是党和人民最高利益之所在。陈毅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且与华东部队及各方面的干部都有密切的联系，而我则初到解放区不久，既无革命战争经验，在人事和工作上又都很生疏。所以，当我和陈毅同志在一起工作时，如果自己能清醒地估计到上述情况，并严格的从当时战争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那么我就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证我和陈毅同志团结共事；即在双方关系已经发生问题之后，我也应当主动地向陈毅同志把问题说清楚，以求得继续和他团结共事；甚至在陈毅同志已经到了延安之后，我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各种办法来争取和欢迎他返回华东工作。可是，我在当时恰恰没有这样做，反以为陈毅同志在中央能把他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为好，致使陈毅同志终于离开了华东，使华东工作受了损失。这是应当由我负责的。
二　从新四军政委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饶漱石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他正式担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位居方面，和八路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新四军军长陈毅相提并论。
　　1946年1月7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饶漱石兼山东军区政委，山东军区辖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等五个二级军区，总兵力约20万人。根据「党指挥枪」的原则，饶漱石成为这支部队的最高当家人。同年春，作为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饶漱石在伍修权等陪同下，和美国代表白鲁德、国民党代表赵家骧等飞往沈阳，参与国共东北停战调处。当时，我军还没有实行军衔制，为便于与国民党军方代表进行平等工作，我军派驻各地代表被临时授予军衔：沈阳代表饶漱石为中将，而太原代表陈赓（建国后为十大将之一）、本溪代表许光达（建国后为十大将之一）、北平代表宋时轮（建国后为上将）、四平代表耿飙（建国后为上将）、徐州代表韦国清（建国后为上将）等人仅被授予少将军衔。由此可见，饶漱石当时在我党、我军的地位是非常之高的，是属于元帅一级的人物。期间，他舌战美蒋代表，坚决捍卫了我党、我军利益，值得称许。不过，期间饶漱石和彭真发生过不愉快。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与某些同志虽未发生过争吵，但彼此关系也不正常。」由于对主持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的彭真处理东北问题有意见，他在从未和彭真面谈过的情况下，多次在其它同志面前谈起。在他和彭真直接接触时，也曾经表现出对彭的不尊重，甚至向彭发过脾气。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山东军区所部组成山东野战军，饶漱石担任政委，和司令员陈毅一道率部御敌。1947年春，山东、华中我军进行了统一整编，撤销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共同组成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为政委，辖鲁南、鲁中、胶东、渤海、苏北、苏中等六个军区及滨海分区和东江纵队，共约36万余人。由山东军区政委到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在我党、我军的地位进一步上升。1948年，饶漱石又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同时兼华东军区政委），他在华东地区的影响、分量日益加重。
　　与此同时，饶漱石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也日益上升，如194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致东北局关于《执行报告制度的重要性》的电报中就有这样的话：「中央现已起草了一个关于具体规定报告制度的决议，待饶、邓（小平）、贺（龙）、徐（向前）、薄（一波）、聂（荣臻）诸同志到齐共同讨论后，即可发给你们及各地。」
　　由此可见，毛泽东曾经把饶视为可以与之「共同讨论」的中央决策人之一。饶也不负毛泽东重望，在淮海战役中，他坚决贯彻毛泽东「政治工作准备，力求比较完备周到」的电示，开展了生动有效的战时政治工作。渡江战役前夕，饶和刘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与上海产业界民主人士共商上海经济问题，并研究平、津两市经验，为稳定新上海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是，在战事频繁之际，饶打击异己的政治手腕丝毫没有放下。
　　1947年底，内线作战刚结束，饶主持了华东局土地改革会议，错误地批判「自己看不中」的山东党政领导人黎玉、林浩犯了所谓土改中的「富农路线」错误，致使二人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
　　此外，饶的个人主义、地方主义倾向也有所发展。后来，他自供：「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财力和干部的调配上，我往往从华东本身考虑得多，而对中央和其它地区的困难和需要考虑得少。因此，当时我曾经在中央所召开的会议上，对薄一波同志和杨立三同志提出过批评。现在检查起来，那些批评是有错误的；特别有一次我曾对周恩来同志发脾气，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行为。这严重地反映了我是如何过分地强调局部利益，而当它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我又是如何地意气用事。又如：我在华东工作时，对中央各部门和他们派到华东来指导工作的同志，尊重和支持不够，因而有时使他们在指导和处理华东工作上发生某些困难和顾虑。这是我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的表现。」
　　平心而论，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饶漱石虽有诸多不是，但他也的确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这是应当公允指出的。
　　建国后，饶漱石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选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过程中，饶漱石玩弄了政治手段。按当时惯例，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兼任的。为此，毛泽东曾两次提议由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但陈毅觉得自己已经兼任上海市市长一职，就谦让说「让漱石同志挑起这个重担吧」。于是，毛泽东指示华东局进行研究，饶漱石知晓后对陈毅说：「你既然那么忙，我就挑起这个担子吧！」结果，他根本没有把事情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用华东局名义报呈中央：鉴于陈毅同志已身兼数职，建议中央任命饶漱石同志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结果，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任命饶漱石、高岗、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东北、中南、西北、西南五大区主席的决议，饶如愿以偿。这样，饶漱石既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又身兼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就显得比其它大区主席要风光些。由于陈毅落选，外界纷纷揣测，谣言四起。对此，饶自己也是心虚的，他后来承认：
在计较个人地位方面，尤其严重地暴露了我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例如：在1949年，我对由谁来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不是等候中央的决定，而是采取了由华东局建议由我来担任的方式。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曾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可是我在听了毛主席这话之后，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的意见外，并未作任何诚恳的坚决的表示。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由我担任了。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同时公布后，党内外发现除华东外，其它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曾引起猜测和造成不良影响。
　　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内，饶漱石还是兢兢业业的，并曾多次得到毛泽东肯定。1950年4月28日，毛泽东在致饶漱石、邓子恢（当时任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小平（当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当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关于春耕、土改和干部整训工作的意见》的电报中曾指出：「华东局已经准备了为着土改目的而使用的七万二千个干部，并准备于土地法令公布后的几个月内加以集中整训及学习土改，中南局及西北局关于此项干部的准备情况如何?……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你们对于此项整训工作是否正在筹划，有无关于整干的计划(步骤)及指示。」在此，毛泽东点名表扬了饶领导的华东，并实际上对负责中南、西北工作的邓子恢、彭德怀提出了批评。
　　出于对饶的关心，中央和毛泽东曾让饶到北京休养过一段时间。可是，生性多疑的饶却无端揣测中央让他去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为此，他曾专门深夜造访毛泽东，无话找话说，想从毛泽东的口风中试探出中央对自己的态度。
三　从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到「闭门思过，不作他想」
　　1953年初，饶漱石被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随着地位的上升，他更加洋洋自得起来，曾在一些同事中大放厥词：「我在中央的资格，当副总理绰绰有余。想当初，刘少奇也曾在我的领导之下呢。」
　　利用饶漱石对刘少奇的长期不满，1952年底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党内野心家高岗趁机拉拢他，企图联合起来推倒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夺取党中央大权。为此，高岗曾不止一次地建议毛泽东重用饶：「饶漱石是我们党内第一流的政治家，苏联的朋友们对他的印象最好，长得也有气派，代表国家出去保榫丢不了人。」
　　对于高岗的美言，饶漱石也投桃报李，加紧「倒刘」活动。他一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就马上推荐高岗欣赏的东北局组织部长郭锋（这也是郭日后挨批的原因之一）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秘密指示郭：尽快查阅刘少奇、周恩来及「刘、周的亲信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档案，以便从中找出「问题」来。结果，他们真的从数以万计的档案中找到了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问题」：1936年8月30日的《华北日报》（国民党华北当局主办）上面刊有安子文化名「徐子文」、薄一波化名「张永璞」的《徐子文反共启事》──「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不参加共产组织及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
　　高岗、饶漱石看后，如获至宝地说：「哼！这样的人，刘少奇都敢用！对付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善于选择他们的薄弱点展开反攻。现在，我们要把这些材料报给毛主席。」由于中央对于此事已经知情，它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所以高、饶的这一「石头」没有能激起甚么波澜。
　　1953年6月中旬，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召开，高岗、饶漱石利用毛泽东批评薄一波主持的财经工作中存在错误的机会，大肆攻击薄一波，企图间接达到打击刘少奇、周恩来威信的目的。在会上，作为组织部长的饶漱石声色俱厉、无中生有地指责说：「财政部不讲政治，没有政治，有财无政！薄一波作为财政部长，简直是一霸，是财霸！薄一波这次犯错误，我认为决不只是个工作方法问题，经验不足问题，而是思想质量问题，作风和路线问题。他几次采取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这个，我是有证据的，我有充分的证据。」结果，高岗、饶漱石「明反薄（一波），实反刘（少奇）」的目的部分达到，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纷纷作检讨，并在8月12日的怀仁堂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部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
　　初尝政治斗争甜头的高饶决定：趁胜出击，拱倒刘少奇。这时，饶漱石把目标对准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长期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的安子文。自从进入中央组织部后，饶便把安子文视为对自己的威胁，这种戒心使二人的关系很快闹僵并发展为激烈争吵。作为中央组织部长，饶在处理和安子文的工作关系上没有表现出任何组织纪律性，诚如他自己后来所披露的：「在争吵发生之前，我既未向中央报告和请示，争吵发生之后，我又自行其是，不尊重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未遵照他的指示及时停止这场争吵。结果，不仅造成中央组织部工作上的损失，而且使刘少奇同志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发生了困难。在我认识错误以前，我甚至向刘少奇同志本人和在私下向个别同志表示过对刘少奇同志的不满。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1953年9月－10月，在刘少奇所主持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目无领导、目无组织的错误受到批评，他对自己的错误也有所检讨。但是，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他当时的检讨显然是为了蒙混过关，应付组织。事实上，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饶在某些问题上确实有对党、对同志不老实的地方。当安子文提议让李楚离、龚子荣二人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时，饶认为他们可以不必参加。根据饶的意见，刘少奇在审批会议领导小组名单时没有把李、龚二人加进去。但是，当安子文在中央组织部的正副部长接头会上说明这一点时，饶反怪安子文说话不择场合，并极力否认这一点，说他自己也赞成李、龚二人参加领导小组。同时，他反把事情推到刘少奇身上，说「名单是刘少奇同志宣布和批准的」。显然，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政治投机。更恶劣的是，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大做文章，把名单散发给所有与会代表并扩散到南方各地，饶后来交代：其目的是「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会上，安子文受到警告处分，高、饶阴谋又告得逞。
　　1953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饶漱石活动得更加厉害，高亲自到华东、中南等地挑拨离间，捏造所谓「两党论」、「军党论」，把党分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白区的党」两部分，胡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并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企图改组党的领导，由他任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并兼任政务院总理，饶漱石任政务院副总理。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逐渐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他后来回忆说：「中央也是到了一九五三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在同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风趣地谈到「政治感冒」问题，意味深长地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它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于是，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饶问题。在此之前，他向高、饶发出过警告并分别向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打了招呼。
　　1953年8月12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闭幕当天的讲话中，毛泽东弦外有音地指出：「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可惜，也许是利令智昏，高、饶没能理会毛的警告之意。
　　1953年12月，毛泽东两次约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的陈毅谈话。第一次，毛泽东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情况。陈毅不明所以，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泽东听后反应冷漠。陈毅感到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马上折回去，把他在上海所接触到的饶漱石言行向毛泽东和盘托出。毛泽东这才满意，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毛泽东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了饶漱石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谈话中，毛泽东感慨地对陈毅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最后，毛泽东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
　　1953年12月26日晚，毛泽东在去杭州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三位华东负责同志说了饶漱石的问题。这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在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告诫张：「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显然，他要张鼎丞在中央组织部里全力牵制饶漱石的非组织活动。
　　1954年1月中旬，刘少奇主持起草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后，由杨尚昆送往杭州。毛泽东约请同他一起起草《宪法》的胡乔木等同志共同研究修改，并且提议：「此决议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同时，毛泽东强调指出：「通过团结决议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18日，毛泽东又向党中央建议：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先把《决议（草案）》用电报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要他们准备意见；同时也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见并通知驻苏大使张闻天到会。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重申：「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示欢迎，但应尽量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
　　总之，在高、饶问题上，毛泽东一开始是主张宽大处理的。期间，据说毛泽东曾托人告诉饶：「闭门思过，不作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