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海霸主——陈祖义

祖籍广东潮州，明洪武年间，全家逃到南洋入海为盗。盘踞马六甲十几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海盗集团头目之一，成员最鼎盛时期超过万人。战船近百艘。活动在日本、中国台湾、南海、印度洋等地。劫掠超过万艘以上的过往船只，攻陷过五十多座沿海城镇，南洋一些国家甚至向其纳贡。明太祖曾悬赏50万两白银捉拿他。后来，他逃到了三佛齐（今属印度尼西亚）的渤林邦国，在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当上了大将。

国王死后，他召集了一批海盗，自立为王，陈祖义成为了渤林邦国的国王。明永乐五年，他诈降郑和，郑和识破他阴谋，施巧计发动突然袭击，当场杀死海贼5000多人，并将陈祖义活捉。永乐五年（1407）九月郑和回国，并把陈祖义押回朝廷，朱棣下令当着各国使者的面杀掉了陈祖义，并斩首示众，警示他人。

“擒陈之战”
发生在旧港。旧港即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巨港，原名三佛齐。元末明初，有许多中国人来此定居。洪武年  明军布雷船
间，有广东人陈祖义因为犯事举家逃到旧港，投渤淋邦国麻那者巫里手下为将。国王死后，自封酋长，据《瀛涯胜览旧港记》记载，陈祖义为人“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辙便劫夺财物”。

永乐三年六月(1405年7月)，郑和舟师首下“西洋”。永乐五年(1407年)返航回国。返途中，郑和派人招抚陈祖义。陈祖义玩弄诈降手法欺骗郑和，暗中阴谋偷袭郑和舟师，劫掠“宝船”。旧港的另一头目施进卿将此情况密报郑和，郑和立即作了反偷袭的准备与部署。不久陈祖义果然乘夜来袭，郑和指挥战船从待机点迅速包围敌船，经激战，毙敌5000余人，烧毁敌船10艘，缴获7艘，生俘首领陈祖义等3人。施进卿因揭露陈祖义阴谋有功，受到明朝政府嘉奖，被封旧港宣慰史。此次战后，“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真正的海盗之王是600年前横行于南太平洋上的中国海盗陈祖义，明朝对陈祖义视为心腹大患，开出了天价悬赏额：明太祖朱元璋悬赏50万两白银，他的儿子永乐皇帝的悬赏金竟然达到750万两（当时明朝政府每年的收入也仅仅1100万两），这使陈祖义成为有史以来悬赏金最高的通缉犯。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朱元璋时期闭关锁国，很大因素就是因为海盗过于猖獗。那么，按照这个逻辑，陈祖义的海盗活动导致明朝的海禁，而闭关锁国导致中国近代的落后，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祖义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事实上不自觉的充当了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人物。

“海盗王”陈祖义后来跑到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的巨港一带）的渤林邦国，在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当上了大将。国王死后，他干脆自立为王，成了渤林邦国的国王。他也到明朝永乐皇帝那里进贡，可很多贡品并不是在本国港口准备好的，而是空船出发，一路抢，抢到什么送什么。回国的时候，他也不落空，又是一路抢回去。最让永乐皇帝受不了的是，他不但抢西洋诸小国的船，连明朝的使船也抢。而且，实行的是三光政策，抢光杀光烧光。

1407年，第一次下西洋的郑和船队在回航时抵达当地。陈祖义认定郑和浩浩荡荡的船队“有宝物”在船  1407年旧港海战上，于是派人向郑和表示他想投诚，其实陈祖义是想诈降，然后一举抢夺郑和的船队。虽说陈祖义的人数和船只数量都不及郑和，但他鼓动部下说：“明朝的船队虽众，但操船者初涉远洋，大多为河塘之师；明朝的船虽大，但行动迟缓，且不熟地形；明朝的水师虽强，但多年未战，骄兵，且以马步兵为主。”更重要的是，陈祖义根本瞧不起郑和：太监算什么东西呀，而且这个太监还是靠陆战出名的……

陈祖义没有料到，郑和对陈祖义早有提防，因为郑和船队经过占城以后，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对陈祖义的投诉。更幸运的是，陈祖义的阴谋被旧港一个叫施进卿的中国人知道了，他把消息告诉了郑和。郑和命令船队准备应战。

陈祖义率众海盗来袭时，郑和早有准备，用火攻烧毁海盗船，杀海盗5000余人。此后郑和的海军又设法将陈祖义等三人生擒，囚于船中回京。皇帝朱棣下令当着各国使者的面杀掉了陈祖义，并斩首示众，警示他人。郑和为东南亚海域铲除了海盗匪患，维护了海上交通安全，为沿海人民带来福祉，受到各国称赞。

《郑和下西洋》观后评 　　
很多观众还是为陈祖义的死扼腕叹息，陈祖义毕竟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也是时运不济，被迫做了海盗，在郑和下西洋的历程中，他还是有不少贡献的，但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有独霸小国当小皇帝的野心。当朱棣下令斩陈祖义时，很多观众都忍不住落泪了，可见陈祖义也有他的可爱之处，尤其是很多女观众，都在网上为陈祖义说好话，为他的死大呼不公。陈祖义的扮演者侯祥玲看到网友的这些评论后，他说大家对陈祖义的好感令他感动，特别是大家为陈祖义的死落泪，让他很感动。他也说，作为男人，陈祖义的风流倜傥和霸气的确是让女人很着迷的，但他的野心太过了，也是为他招致杀身之祸的根源，也不怪朱棣太狠，任何一国之君都不允许自己的臣子有这样的野心。

倭寇首贼——汪直

明朝人士，又名五峰，号五峰船主；明代海上贸易商人，著名海盗。安徽徽州歙县桂林人，在火枪传入日本的事件中为关系人物而有较大历史知名度。

生有异象，据《歙志》记载，相传王直在出生时，其母汪氏曾梦见有大星从天上陨入怀中，星旁有一峨冠者，汪氏遂惊诧地说道：“此弧星也，当耀于胡而亦没于胡。”已而，大雪纷飞，草木皆为结冰。稍长后，王直闻听母亲讲述关于他降生时的异兆，独窃喜曰：“天星入怀，非凡胎也；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将命我以武显乎？” 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偕同徐惟学、叶宗满等在广东打造海船，“置硝黄丝棉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牟取暴利。由于海外贸易在当时为非法活动，一开始汪直加入徽州府歙县同乡的许栋集团，召“诱佛郎机夷，往来浙海，泊双屿港，私通贸易。”许栋和李光头相继被明军朱纨剿灭，王直遂另起炉灶，自立为船主。“遂起邪谋，招聚亡命，勾引倭奴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造巨舰，联舫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驰马。”汪直成为当时很大的一个武装海商集团首领，并以日本萨摩洲的松浦津为基地。

嘉靖二十一年定居日本平户（今属日本长崎县），自称徽王，明廷派总兵俞大猷围歼汪直，汪直遣徐海、陈东、萧显、叶麻等勾结倭寇。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吞并福建海盗首领陈思盼。当时“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存”。海禁严厉的明朝兼有海盗（倭寇）的活动，有大量是中国沿海居民，由商、民转为寇、盗，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胡宗宪受命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官至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南直隶、浙、福等处军务，负责东南沿海的抗倭重任，胡宗宪遗使蒋州和陈可愿至日本与汪直养子王滶（毛海峰）交涉，遂见王直，晓以理，动以情。王直表示愿意听从命令，汪直将蒋洲留在日本，命毛海峰护送陈可愿回国面见胡宗宪，具体商量招抚和互市事谊。胡宗宪厚抚毛海峰，使王直消除了疑虑。

胡宗宪慰劝王直至杭州谒巡按王本固，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二月五日被王本固诱捕，三司集议时曰：“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胡宗宪谓：“（王）直等勾引倭夷，肆行攻劫，东南绎骚，海宇震动。臣等用间遣谍，始能诱获。乞将直明正典刑，以惩于后。宗满、汝贤虽罪在不赦，然往复归顺，曾立战功，姑贷一死，以开来者自新之路。”明世宗下诏：“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枭示，宗满、汝贤既称归顺报功，姑待以不死，发边卫永远充军。”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斩首于杭州省城宫港口，临刑前见儿子最后一面，子抱持而泣，王直拿一根髻金簪授其子叹曰：“不意典刑兹土！”，至死不挠。其妻子被赏给功臣之家为奴。毛海峰得知王直下狱后，诛杀肢解人质夏正，噩耗传来，胡宗宪“亲临海边望祭之，恸哭不已，军将皆堕泪不能仰视。”，毛海峰在岑港被明军所灭。

王直被处死后，由于群龙无首，倭寇之患重又严重起来。谈迁云：“胡宗宪许王直以不死，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

小时候的汪直很聪明，而他的聪明体现在了他的行为上。作为封建时代的人，要想有出路唯一的选择就是读书。汪直的脑袋灵，读书应该还是有前途的。可惜汪直同志似乎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因为他觉得做生意更有意思。不过他作的这个生意却很特殊。汪老板对一般的货物流通没兴趣，因为他发现了更赚钱的行道，那就是走私。我们知道明朝虽然没有海关收税，但是却有“片板不准下海”的禁海令。汪直的行为其实就是杀头大罪。不过中国自古就有“宁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格言，此时在汪直的眼睛里装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杀头？恐怕还没有想过呢！

汪直的走私经历最早应该是在东南亚开始的，因为那些地方太穷了，汪直的商品都是他们的生活必须品。因此，在汪直领略到了走私带来的利润。从这以后，汪直也开始了自己的不归路。在东南亚尝到甜头的汪直并不满意现在的成就，因为当时的东南亚都是蛮荒之地，人口少市场小。而此时汪直聪明的头脑又一次的帮了他，汪直发现远在离大陆千里之外的日本才是他真正的舞台。于是，汪直放弃了苦心经营的东南亚市场，转而进军日本市场。事实证明汪直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在日本他赚到了更多的钱。

当时的日本，正好处于战国时代，军阀混战，什么东西都缺。而汪直却什么东西都有，而且不仅仅限于生活用品。因为汪直还有更牛的商品，那就是枪。有人会疑问：难道汪直有兵工厂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了，那么枪从何来呢？那当然是贸易了，因为汪直就是作商人生意的。当时的葡萄牙在全世界扩张，穷的叮当想，对中国的瓷器和丝绸仰慕得不得了，但是又没有钱买，于是只好拿枪换了。而且还生怕汪直不要他们的破铜烂铁，不惜贱价出售。得了便宜的汪直马上把枪卖给了混战的日本人，从而获得了更高的利益。

此时的汪直财大气粗，俨然成了走私派的领袖。但是走私终究是走私，在海上航行的，最怕的还是海盗。面对海盗的抢劫，汪直从郁闷逐渐转为恼火。因为他的船队运的不是什么日用商品，而是军火。你们海盗他妈的瞎眼了啊？连军火也敢抢？于是汪直组织了自己的护船队，成立了自己的私人武装。但是慢慢的，汪直发现原来抢劫比走私来钱更快，于是汪直的成分便由一个商人变成了一个强盗。

成为强盗后，汪直的野心膨胀，他觉得以自己的实力应该要有一个办事处才行。但是大陆去不了，于是汪直把目标盯在了日本。准确的说是日本的冲绳岛。也就是我们中国的琉球群岛！(尽管现在被日本占了，但是我始终认为他是中国的。主权不属于日本，法理上属于中国)在岛上，汪直成为了实际上的皇帝。而且这还不是终结，因为他还创建了国号“宋”。面对汪直的这一举动，日本人似乎很平静。并没有派兵干涉，这是为什么？我敢肯定的说！在当时的日本没有一个诸侯是汪直的对手。而且汪直还是他们的军火供应商，拥有如此的条件，还有哪个人敢对汪直指手划脚的？

日本这种小国，本身实力就不强，再加上国内四分五裂。最强的诸侯也只有几万人，在汪直的面前那就是小巫见大巫。汪直的船队经常是耀武扬威的经过日本海，日本人见了根本连屁都敢放一个，反而还要派兵护送汪老板的船队。对汪直俯首贴耳，比见了天皇还要尊敬。而汪直也成为了事实上的领袖，倭寇们都必须卖他面子。因此可以说，汪直就是统帅十万倭寇的人。

据历史记载，在汪直最顶盛的时候，他的贸易总量超过了当时倭寇频繁的浙江、福建省。估计身为总督的胡宗宪可以气死，自己乃堂堂的大明总督，管辖的地域却还不如一个流氓。而事实上胡宗宪也确实愤怒了，但是汪直势力太大，根本无法铲除这个混蛋。硬拼是不行的，于是胡宗宪想到汪直的家属，企图依靠汪直的妻儿来劝说汪直从良。可惜他的这招失零了，因为汪直比他聪明，汪直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只要自己对胡宗宪存在威胁，那大明就不敢拿自己的家人怎么样！如果自己一旦自投罗网，那么自己的全家就会被政府处决掉。

碰了壁的胡宗宪没有灰心，很快他的参谋徐渭（徐文长）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妙计-招安！胡宗宪派使者请汪直的养子毛海峰上岸饮酒，胡宗宪假装喝醉，毛海峰将其扶回房内，看见许多讨伐汪直的文书，但在最后看见了胡宗宪的请求招安的文书，赢（实际上是骗）的了汪直的好感。作为商人汪直的野心并不大，因为只是想要一个地位，那就是自由通商的权力。虽然胡宗宪给不了他这个要求，但是并不代表不能糊弄汪直，经过长时间类似于打太极的谈判后，汪直终于同意招安。招安后的汪直登上了大陆，嚣张跋扈。而官府却不能奈他何，因为只有汪直还活着，他就有能力镇住倭寇，大明的海防也能得到喘息，而汪直一旦被杀，则倭寇们就是群龙无首。到时又将是四处流窜，烧杀淫掠。所以在当时来看，在明军没有做好准备以前，汪直不能死。

但是汪直终究还是死了，嚣张的汪老板自以为官府都怕他，可以却有一个二愣子的御使王本固把他捉住献给皇帝给砍头了。胡宗宪气的半死，自己花了半年的功夫好不容易把汪直稳住，没想到一个白痴御使自以为正义的行为把这一切都毁了。汪直死后，他的养子毛海峰立即起兵攻打大陆，于是倭寇又开始横行。百姓们又开始遭殃。但是却成就了大明的武将们，戚继光、俞大猷成为了民族英雄。而胡宗宪也属于有志青年。那汪直算什么？

毫无疑问，汪直的形象已经超出了我们对汉奸的理解，和以往在电视里面看到的那些对鬼子们狗尾乞怜的翻译官和伪军们相比，汪直无疑让我们大开了眼界，倭寇在他眼里就是狗。我们的历史学家把他作为汉奸来看待， 汪直他带着倭寇杀害自己的同胞这是汉奸行为，但是同样汪直风光无限俨然一世枭雄。

大洋波涛中的匪徒僧侣——徐海

徐海的别号叫做普静，这个称呼看上去很像是和尚的法号，而实际上，它确实是一个和尚的法号。

在少年的时候，徐海曾经是杭州寺庙的和尚，每天撞钟念经，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有一天，他的叔叔跑来，告诉他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还有个非常可靠的朋友作合伙人，只要你参加，管保前途远大，衣食无忧。 　　

徐海考虑了很久，终于接受了叔叔的邀请，离开了寺庙，去干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应该说，这个邀请并非全是忽悠，这份工作确实让他衣食无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前途远大。 　　但问题在于，他的叔叔名叫徐乾学，那位非常可靠的朋友叫做汪直，而那份有前途的工作，自然是走私。 　　

徐海就这么下了水，开始跟着汪老板跑船，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的收入越来越多，相关业务（驾船、抢劫）也越来越娴熟，如无意外，他将很有可能成为汪直手下的走私头目，其结局无非两种：要么攒点钱，回家买房子娶老婆，要么一直干下去，直到被抓住或是被打死。可是命运之手却将他推向了第三条路，一条更为奇异的道路。 　　

徐乾学原本是汪直的合伙人，双方初始合作愉快，可慢慢地，这位兄台不满意了，两人虽然一同下海，但汪直的能力超过他，生意大过他，利润也高过他，思前想后，徐乾学决定分出去单干。单干，要有资本，徐老板的钱不够，便四处找人借，而其中最大的一笔借款，债主恰好是日本倭寇。有了钱，徐老板就开始干起了走私兼海盗，但事实证明，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活动，都是有风险的，走私和海盗也不例外。徐乾学运气不太好，他的船队经常遇上风暴和明军，好几次血本无归，买走私货要钱，手下的抢劫犯们也要领工资，加上倭寇催款，徐乾学焦头烂额。欠银行的钱，还不了最多不过是坐牢，可是欠倭寇的钱，还不起就没那么简单了，那可是拿命换来的，绝不容许变成坏账，可是徐乾学的家产已经卖光了，也没有什么可抵押的，于是无奈之下，他干了一件十分缺德的事——低押自己的侄子。 　　

在徐叔叔看来，侄子也算是他的财产，就这样，徐海成为了倭寇的财产人质。此时的徐海倒还不以为然，以为不过是多吃几顿日本料理，不久后叔叔就会把他赎回来，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徐乾学实在没有做生意的命，回去后不但没翻本，反而赔得更多，最后还因债务纠纷丢了性命。当这一消息传到徐海耳朵里时，面对着血本无归、暴跳如雷的倭寇，他没有慌张，镇定地用一句话挽救了自己：“留下我的性命，我跟你们一起干。”反正钱也没了，为了不致人财两空，徐海就此成为了倭寇的一员，当然，在那些日本人看来，他们不过是多了个端茶倒水的人而已。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徐海的能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从本质上看，汪直是一个一流的商人，二流的海盗，通俗点说，他最擅长的是经济，之后才是军事。而徐海却恰恰相反，在成为一个成功商人之前，他是一个军事天才。 　　徐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算是自学成才，但他有着惊人的天赋，极具组织才能，而且十分精于海上作战，和那些死脑筋的日本人比，他实在是个过于突出的人，所以没多久他就加入了倭寇抢劫公司，成为了正式成员，获得了自由，之后还曾一度跻身管理层，当上了高级领导。 　　

徐海发达了，他利用自己的才能和与倭寇的良好关系，在众多的海盗中脱颖而出，拥有了固定的势力范围和强大的部属。但必须说明的是，此时的徐海依然是倭寇手下的棋子，他没有汪直那样的实力，只能靠日本人吃饭。他的致富方式十分类似于旧中国的买办，每次带领倭寇进犯之前，他都会与对方签订合同，列明带多少人，去抢哪里，事后分红份额等等，条款十分清晰，倭患如此猖獗，这位汉奸可谓是始作俑者之一。但作为汉奸，和抗日电影里那些摇头晃脑的同行相比，徐海是很特别的——他是一个十分强悍的汉奸。胡宗宪曾领教过徐海的厉害，有一次，倭寇大规模进犯浙江一带，胡宗宪派游击将军宗礼率军主动出击，恰好遇到徐海的船队，双方在三里桥大战。 　　

一开始，宗礼根本没把徐海的杂牌水军放在眼里，而事实似乎也是如此，双方交战后徐海军一触即溃，宗礼大喜过望，发动军队继续作战，再次击败徐海。两次连续的胜利让宗礼相信，徐海不过是个浪得虚名的小角色，于是他又发动了第三次攻击，而徐海的水军似乎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第三次大败。但就在宗礼准备预写他的第四次捷报时，徐海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理——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在明军防备松懈之时，徐海悄悄集结了他的精锐水军，出其不意地发动了反攻，为了让宗礼相信自己的柔弱，他退却了三次，至此一举收回成本，明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宗礼本人战死。后被总督胡宗宪用计诱降，缚同党陈东以献，终受困投水死。

亦正亦邪的海上督军——郑芝龙

号飞黄，小名一官，有飞虹将军的称号，中国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明朝末年以中国南部及日本等地为活跃舞台的商人兼海盗，以所经营的武装海商集团——一官党著称，发迹於日本平户藩，为台湾郑氏王朝开创者郑成功的父亲。在西方文献中，则以「Iquan」（一官）闻名於世；「Quon」、「Iquon」、「Iquam」、「Equan」所指均为其人。父郑绍祖为泉州太守蔡善继的库吏。郑芝龙弟三人：郑芝虎、郑鸿逵、郑芝豹。其先世居固始县(今河南省固始县。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郑芝龙出生在南安石井一个小官吏家庭，原名一官，字飞黄，后改芝龙。荷兰文献案闽南音，拼写作Iquan，或连教名称作尼古拉·一官(Nicholas Iquan)。石井为闽南渔村，郑一官“少落魄”，从小习海事。《台湾外记》说他“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跅弛放纵，渐流荡逸，失父爱。郑一官十七岁时，因家庭生计艰难，偕其弟芝虎、芝豹赴当时中外贸易中心地点之一的广东香山澳（澳门）依舅父黄程。黄程是个海商，在澳门从事海外贸易。他留下郑一官在身边做帮手，协助商务。郑一官在商业竞争和利益角逐中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学会经商贸易，到过马尼拉，并学会了卢西塔语和葡萄牙文。在与葡萄牙人打交道中，受其影响，接受天主教洗礼，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外国人称他尼古拉·一官。黄程营商置舶，兴贩东洋，见郑一官能干，明·天启三年（1623年）谴其附日本平户华侨李旦（泉州人）之舶，押送一批白糖、奇楠、麝香、鹿皮等货物，从香山澳放洋，远赴日本，侨居长崎。人地生疏，始以“卖履”为业，或兼“为人缝纫以糊其口”。后转经商，为其舅黄程贩卖白糖、奇楠、麝香等物。郑一官从事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后寄身李旦门下，帮助李旦做生意，成为当时最有势力的海商李旦的部下，并“以父事之”。李旦资本雄厚，拥有一支船队，专门从事海外贸易，是当地华侨的首领。李旦觉得一官能干可靠，“抚为义子”，交给一部分资产和船只让他到越南做生意，获大利。不数年，郑一官成为巨贾，常往来中国、日本间，居日华侨，咸推重之。 　　

平户藩为当时日本对外贸易中心，各国商船云集。由于郑一官熟悉海外事情，又善外交，为日本政府所重视，初召后“屡访藩士家”。后迁肥前国平户，受到当地诸侯松浦氏优遇，松浦氏为其在平户附近的河内浦千里滨(即今长崎县松浦郡千里滨)赐宅地建新居，并介绍平户藩之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缔婚。田川昱皇即翁昱皇，是中国迁平户的侨民（一说是泉州驻日本的海商），在日本为田川氏。田川松日本人，系翁昱皇养女，故又称翁氏。田川氏，年方十七，性端淑。成婚翌年，以明·天启四年(1624年)，岁在甲子古历七月十四日辰时，田川氏出游千里滨，拾文贝，俄将分娩，未及回家，乃依滨内巨石以诞，是为长子郑森（幼名福松，后名成功）。此石呼为儿诞石，至今仍立“郑成功儿诞石”纪念碑。1629年生次子七左卫门。

亦商亦盗
17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已是西方海洋经济世界的“超级大国”，他们的军事和商业复合体“东印度公司”到处拦截葡萄牙、西班牙商船，攻占伊比利亚人的海外要塞、商馆，在日本平户建立商馆，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建立大本营。1622年荷兰人占领澎湖，李旦居中斡旋，说服荷兰人退出，转移台湾。 　　

郑一官个性不能安分守己。明·天启四年（1624年）1月底，郑一官离开田川氏和还没有出生的儿子，被李旦派到澎湖，担任荷兰人的通事（翻译）。但荷兰人这时正与明军进行军事对峙，双方没有交往，中国商人也不可能与荷兰人交易，故郑一官的通事派不上用场。不过，荷兰人 为了垄断对日贸易，指使一些中国船只在中国沿海掠夺，郑一官也是和荷兰人合作的海贼之一，为荷兰人执行在台湾海峡上截击前去马尼拉的中国帆船的海盗任务。后来担任荷兰第二任台湾长官的德韦特，郑芝龙此时正在澎湖服务。

同年夏秋之交，荷兰人在明军的压力下撤出澎湖，转移到台湾大员（今台南安平），在台湾建筑“热兰遮”和“赤嵌城”两个要塞，侵占了台湾南部地区。同年荷兰、西班牙两个殖民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台湾的统治权，发生战争，荷兰得胜，独占了整个台湾 ，这是历史上台湾第一次为外国人占领。 　　

在随荷兰人在大员（今台南安平）立定足跟以后不久，郑一官就奉荷兰人之命率领几艘中国帆船袭击前去马尼拉与西班牙人通商的中国船只，直到第二年（1625年）的3月20日才回到大员。明·天启五年（1625年）四、五月间，也许是在荷兰人手下没有太多的发展，或因奉义父李旦之命，郑一官离开荷兰人，开始亦商亦盗的海上生涯。

郑一官自立门户后，从福建招徕了郑兴、郑明、杨耿、陈晖、郑彩等部将。他将部下分为十八先锋，结为“十八芝”， 并从此改名为“芝龙”，而不再称“一官”。郑芝龙继续拓垦大业，势力不断壮大，成为当时海上最大的武装集团。

荷兰人还不能统治环中国海。其原因是：东方海洋经济世界不是权力的空白。明朝官方从海洋退缩，海商和海盗成为海上的统治者。郑芝龙海上势力的日益扩张强盛，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恐惧，多次派兵追剿，但均失败。明政府既无力剿灭郑芝龙，又为了利用这支海上势力与荷兰人抗衡，镇压其他“海盗”，只好对郑芝龙施行绥抚。天启七年（1627年），明廷起用曾经担任泉州知府的蔡善继任泉州巡海道，对郑芝龙进行招抚。郑芝龙率众到了泉州，见到了蔡善继。郑芝龙之弟郑芝虎、郑芝豹在会见后，认为朝廷没有诚意，于是鼓动郑芝龙等马上离开泉州，重新过起海上称雄的生活。 　　

由于郑芝龙集团力量的大幅度发展，对荷兰殖民者也造成很大威胁，荷兰船只一在中国海露面，就为郑芝龙集团截获，为此，天启七年（1627年）还发生一场驻台荷军与郑军的战争，结果荷军败北。崇祯皇帝即位后，立即又于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招抚郑芝龙。郑芝龙表示以“剪除夷寇、剿平诸盗”为己任，九月就抚于福建巡抚熊文灿，率部降明，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离开他多年经营的海上贸易根据地台湾，坐镇闽海。此时，郑芝龙有部众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 　　

郑芝龙受明朝招抚后，原先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刘香一股势力心有不甘，拉到广东，继续其海上劫掠营生。刘香势力与荷兰人勾结，在一段时间内对郑芝龙造成很大威胁。刘香势力在广东崛起后，台湾海峡又转趋不平静。新上任的福建巡抚邹维琏宣布恢复海禁，并力阻郑芝龙与在台湾的荷兰人私下通商。郑芝龙势欲扫除刘香。而在此之前，原为郑芝龙旧部的李魁启和钟斌也先后叛离，但都遭到郑芝龙扫除，刘香成了他原先一起结伙的海寇中最后的对头，也是最难应付的一股势力。 　　

1632年12月4日，郑芝龙与刘香的船队在福州附近遭遇，发生血战，从早上打到傍晚，双方各死伤800～1000人。郑芝龙弟弟郑芝虎在身上两处负伤的情况下，冲入敌阵，被刘香的人用四爪锚和铁链缠住，几乎不能脱身，后来是部下拼死救出。刘香本人则向南逃逸而去。 明·崇祯六年（1633年）７月，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为迫使明朝开放贸易，企图用武力强占大陆沿海，在刘香的帮助下，不宣而战，派出８艘战舰，对刚刚追剿刘香回到厦门没有戒备的郑芝龙部和明朝官兵发动突袭。击沉、烧毁和弄沉港内郑芝龙和明朝官兵的二十几艘战船。这些船只是郑芝龙的精锐部队，也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海上武装船队，船上配备完善，架有十六、二十到三十六门大炮。 　　

福建巡抚邹维琏檄调诸将，大集舟师，准备痛击荷兰侵略者。身任“五虎游击将军”的郑芝龙担任战斗前锋，实际负责运筹指挥这场战斗。郑芝龙舟渡漳州海澄，誓师出发。不久在澎湖的遭遇战中，焚毁荷船一艘，生擒荷将一名，溺死荷兵数百。 10月22日，由郑芝龙带领，明军150艘左右的帆船（其中50艘为特大战船）在金门料罗湾追上荷兰大船九艘、刘香船五十多艘。郑芝龙报仇心切，奋勇当先，使用铁钩钩住敌船纵火焚烧战术，共焚毁荷兰快艇一艘，并捕获另一艘快艇。刘香临阵败逃，普特曼斯狼狈退回台湾。 　　

明·崇祯八年（1635年）5月23日，郑芝龙在广东田尾洋击溃刘香海上武装集团，刘香引火自尽；但在此役，郑芝龙最心爱的胞弟郑芝虎不幸战死。郑芝龙剪除群雄，并把海上力量纳入地方官府体制，取得制海权，合法掌控东西洋贸易制度的运作。崇祯十二年（1639年），日本袄地锁国，退出东亚海洋竞争；荷兰殖民者也不得已与郑氏达成海上航行与贸易协议，规定荷兰的对日本贸易，需经郑芝龙将中国特产运至台湾，转手之后，方由荷兰方面运往日本出售。郑芝龙遂成为东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 　　

至此，东南海疆各股武装集团李魁奇、杨六、杨七、钟斌等均唯郑芝龙之命是从。几年间，郑芝龙平粤寇，征生黎，击退侵厦荷夷，消灭海上巨盗刘香，福建巡抚表奏朝廷：“芝龙果建奇功，俘其丑类，为海上十数年所未有。”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 明廷擢升郑芝龙为福建总兵官，署都督同知。

郑芝龙集团在扫清海上障碍之后，他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同荷兰、日本、南洋各国商贸公司竞争逐角，是官商结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人物。至南明·唐王政权，也以郑氏海上力量为支柱，正如郑芝龙所说：“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即无家。”郑芝龙从事海外贸易，主要是同日本通商。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与《平户荷兰馆日志》记录：崇祯四年（1631年）郑芝龙两艘商船从日本长崎载货物返航泉州安海。崇祯十二年（1639年）驶往长崎的郑芝龙商船多达数十艘。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郑芝龙商船22艘由晋江县安平港直抵日本长崎，占当年开往日本的中国商船总数的22.68％，主要货物有生丝、纺织品、瓷器等。郑芝龙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建立贸易关系。他运往日本的丝织物，有一部分是从澳门购进的，日本的货物也由他运到吕宋，转售西班牙。郑芝龙极力发展海上贸易，经常满载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驶往柬埔寨、暹罗、占城、交趾、三佛齐、菲律宾、咬留巴（今雅加达）、马六甲等国贸易，换回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等。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商业贸易的最强竞争对手。

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五月，降清的明臣洪承畴向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提出招降郑芝龙的建议，与招抚福建御史黄熙胤（晋江人）写信劝郑芝龙降清。六月，清军兵分两路由仙霞关、分水关进逼福建，郑芝龙既得贝勒书，决意降，郑芝龙兄弟拥兵不进。八月，郑芝龙尽撤水军回晋江安平，有船五六百艘；镇守仙霞关的郑鸿逵闻讯逃窜，清兵陷仙霞岭，隆武帝奔汀州，被执，后绝食死於福京。九月十九日，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统兵占福州。不久，清兵乃疾取兴化、泉、漳诸郡县。同月，博洛遣泉州绅士郭必昌持书往安平招抚郑芝龙，许以闽粤总督。郑芝龙不顾郑成功苦谏，于十一月十五日北上福州降清。十一月三十日，清兵进劫安平，翁夫人(田川氏）未及逃出，恐受辱，乃自缢而死，享年四十五。 　　

郑芝龙后被挟持上京，授精骑呢哈番。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封郑芝龙为同安侯。郑成功已在闽南奠定抗清战斗基础。二月，清廷命郑芝龙派其家人李德与郑、贾二位使臣送海澄公敕印入闽，招成功降，福建总督刘清泰并附书保其安全；且派遣其弟郑世忠持郑芝龙书劝之。郑芝豹、郑彩皆降，唯郑成功不受。 　　

顺治十三年（1656年），郑成功督师北上，克闽安及罗星塔，攻连江，进攻罗源、宁德等邑，于护国岭击杀清将阿格商。清廷大震，迫郑芝龙差家人谢表持巡抚佟岱书到宁德见郑成功，再度相劝就抚。郑成功怒叱不理，令谢表持书还，自是抚议永绝。顺治十八年（1661年)农历三月初一日，郑成功在金门祭海誓师，进军台湾；四月初一（公历４月３０日），郑军登陆台湾；四月初八日登陆安平，占领台湾南部；五月，郑成功攻台湾东都，改赤崁城为承天府；荷兰人战败，降于安平。十月初三日，郑芝龙及其子孙家眷11人被清廷杀于北京柴市，郑氏在北京老少无遗。

义海侠盗——张保仔

原名张保，江门新会人(有说新安县人)，1810年以前广东沿海著名海盗或者华南海盗，到现在仍为人所熟悉的香港历史人物。

父亲张义，以捕鱼为生，因抗清水师勒索，船被击毁。全家失散。张保仔靠渔民抚养，少时习武艺，操渔业。他15岁那年随众出海捕鱼，被郑一掳去。郑一见张保仔聪明机警，收留他在身边。 这样，张保仔就被迫“ 落水”，成为“海盗”。后来当了小头目。有次郑一遇上台风溺死。死后，其妻石氏被属下拥立，续领红旗派为首领。当时女性地位低，为巩固自己的势力，郑一嫂用张保仔为助手。后来张保因和郑一嫂结为夫妇，从此红旗派所有领导权遂交由张保所承继。

张保仔做了船长，早期称霸珠江三角洲，曾经一次击沉葡萄牙海军18艘军船。当年，由于张保仔处事有度、有道，因而深得众人拥戴，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清嘉庆中叶为红旗海盗团全盛时期，共拥有大船800艘、小船过千，徒众数万。活动于珠江出海口香港的大屿山一带，专劫官船、粮船和洋船。目的是要粮食、装备和武器。更以香港为根据地，开荒生产，标榜自己为“第二郑成功”。还常与海外华侨往来，使当时荒凉的香港岛兴旺起来，居民达２０多万。

据说红旗帮有一次在南海与葡萄牙船队冲突，全歼葡队，发现葡舰上的财物全是袭击掳掠中国客船得来，引起张保仔极大愤慨，激发民族感情，于是常集结大队，纵横海上，经常袭击侵犯我国领海的葡、西、荷、英等国船舰，使殖民者提起张保仔都心惊。

嘉庆十四年(1809年)九月十七日，张保仔掳获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囚船主索赎，得款万元及鸦片烟土二箱、火药二箱等物。因而被清政府联合英、葡帝国主义者不断围攻。张保仔多次将清军联军打败。后来，两广总督百龄上任后，改变策略，立“禁绝岸奸策”。尽改粤粮水道为陆运；硝磺各厂改商营为官办；并加紧巡哨，遇“盗”船则炮轰，断绝张保仔的粮食、弹药供给。百龄派口辩能言的张飞鸿向张保仔劝降，张飞鸿鼓起如簧之舌进行欺骗游说，勉张保仔以“大义”，归附清廷。 嘉庆十五年(1810年)四月，张保仔被迫向清政府投降。张保仔出降时，内部分歧，反对投降的队伍相当庞大，骂他中途变节，是叛逆。张出降后，留在香港尚有六七万人，大小船只千余艘，不肯归附。而张保仔又引官兵到处进剿五色帮，他们走投无路，纷纷扬帆奔向菲律宾、北婆罗洲、马来亚等地。这是四邑人近代在契约华工出现之前，流向海外最多的一批华人。根据招安条件，清政府后授命张保为封三品武官，派驻澎湖剿海盗。

张保仔投降后，幻想效法梁山、瓦岗寨好汉，作国家的“栋梁”、“柱石”，但反成为朝廷鹰犬，先歼黄旗帮２００多人于七星洋，再破青旗帮船舰数十艘于放鸡洋，更于儋州鏖战蓝旗帮，擒首领麦有金。张保仔升官晋爵，由千总衔擢升守备，又从顺德营都司，调任澎湖协等职。但“以怨仇多，不自安。……怏怏而死。”可谓半世英雄，亏于晚节。

纵观张保仔一生，有为盗之名，无为盗之实。“张保仔之性，不喜劫其乡人。是以往来香港、澳门各处，专劫欧人商船，夺其军火。”从张保仔的“立法三章”看，就可以看见这帮“海盗”的性质。其法一曰，私上岸者，初犯割耳，再犯死刑；二曰，所得八成归公，二成作奖；擅取公物，死刑；三曰奸淫妇女者死刑。纪律如此森严，又是专门劫掠官船、洋船的举动，充满民族大义。与其说“海洋大盗”，毋宁说是“海上英雄”!(引自《南洋华侨通史》)张保被清政府授命封为三品武官后，家眷亦跟随张保到澎湖定居，育有一子张玉麟及一女。张玉麟后终于澳门。

香港有许多与张保仔的遗迹，在长洲、塔门、南丫岛和舂坎角都有张保仔藏金的传说，最为人所知是长洲张保仔洞。不过有人认为张保仔洞极之狭窄，无法埋藏宝物，所以张保仔洞其实只是躲避清兵追捕或放火药的地方。

此外，据许地山教授考查，现今香港岛的西营盘是当年张保仔营寨的旧名。在港岛歌赋山山腰，有张保仔旧时据守海岛、以青砖和蛮石镶砌而成的堑壕遗迹，而且相传今日荷李活道的文武庙也是张保仔修建的。

张保仔为何沦为“海盗”? 自有他的客观原因。张保仔在他的降文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述说：“今蚁等生逢盛世，本乃良民。或因结交不慎，而陷入迷途；或因俯养无资，而充投逆旅；或因贸易而被掳江湖；或因负罪而潜身泽国。其始不过三五成群，其后遂至盈千上万。加以年荒岁歉，民不聊生。于是日积月累，愈出愈奇。非劫夺无以谋生，不抗师无以保命……”讲来不无道理。过去，封建统治阶级所说的“匪、盗、贼”，要作具体分析，更重要的是作阶级分析。如果是有政治纲领、反抗官府压榨、劫富济贫、打击洋鬼子的队伍，我们就要为它正名，应该是起义行为、正义行动。其实，封建社会被指为“贼、匪、盗”的人，大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老百姓。

新会知县林星章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主编的《新会县志》载：嘉庆十四年(1809年)“五月初九日，海贼郑一嫂、张保将犯境，署县沈宝善亲往江门堵御。十三日贼转入沿窖口。十四日贼劫牛渚湾、复兴圩。”“十五年(1810年)二月初十，海贼毁虎坑水栅，直入长沙，烧铺户二百二十余间。时新会沿海村乡烧劫甚众，九如乡及慕山死者掳者尤多。”

以上县志所记，是否事实，今天无法稽考。但对于称张保为“海贼”，则有解剖分析之必要。

最强权女海盗船长——郑石氏

在海盗黄金时期，最著名的中国海盗就是郑石氏。郑石氏 郑石氏郑石氏出身妓院，1801年被海盗郑一劫持，郑一死后她成为当时最强权的女海盗船长。最颠峰时期，郑石氏曾掌控一支拥有数百艘船的海盗舰队。1811年，郑石氏终于决定接受朝廷的招安。

郑石氏，原名石秀姑，原为广东名妓，1801年被海盗郑一劫持，郑一死后她成为当时最强权的女海盗船长。最颠峰时期，郑石氏曾掌控一支拥有数百艘船的海盗舰队。1811年，郑石氏终于决定接受朝廷的招安。

嘉庆以来，珠江口一带长期有六帮海盗，他们相应之间建立了盟约，而联合使他们力量相当强大，连政府的押运官盐的船只都向他们交纳保护费。而这六股海盗中最有名的一支，就是郑石氏与张保仔共同领导的“红旗帮”——他们拥有600到1000艘海盗船，人数大约在2到4万之间。[60]当时的总兵黄标因为剿匪不力而引咎辞职，在嘉庆九年到嘉庆十年（公元1804到公元1805年），广东水师提督一职三易其人，皆因剿匪不力。[出自 刘平，《清代中叶广东海盗问题探索》。]

在海盗领袖郑七死后，他的老婆郑石氏和养子（为郑七抢劫并眷养的孪童，原为新会疍民）张保接管了郑七属下数百艘海盗船和上万海盗。郑石氏较为年轻，他和名义上的养子张保仔保持了事实上的情人关系，二人“名为主仆，暗为夫妻”，他们以香港多处外洋小岛为基地，拥有越南“西山政权”提供的优良装备。在其装备远远优于政府武装和缙绅组织的地方武装。在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十月两广总督吴熊光奏：“舟师夺获盗船十只内，起获五千斤大炮二位、二千斤大炮一位、一千斤至一二百斤铁炮五十余位，并火药三干余斤……”。嘉庆帝闻奏感到十分惊讶且不可思议：“起获炮械、火药如此之多，则其余各船以此类推,更不可胜计”[出自］《清仁宗实录》]。

郑石氏和张保不择手段地袭击大小商渔船只，劫船夺货，绑票勒赎，严重破坏沿海居民的生产生活及包括中外往来；就绑票勒赎来说，不仅绑活人的票，而且绑死人的票，“发掘绅民坟墓，匿棺勒索银两”；[出自］《明清史料》•《海盗乌石二供词》]

各海盗帮会划定海域，向商、渔、盐、米各船勒索“保险费”，其名目有“号税”、“港规”和“洋税”不等，“凡商船出洋者勒税番银四百元，回船倍之，乃免劫”，就连政府的运盐官船，都要购买“盗船免劫票”[出自 清，魏源著，《圣武记》•《嘉庆东南靖海记》]。

原来在粤东沿海的海盗集团中，有一个头目叫郭婆带，此人在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向两广总督张百龄请降，获得官封把督(正七品武职)。郑一嫂大概是厌倦那种浮家泛宅的海上生涯，而杀人越货看来也不尽符合妇女的本性，当知这宗事后动了“官”念，与张保仔商量接受“招安”，使人扬言“愿降”，并让澳门行医的周飞熊医生去做说客。总督听后大喜，亲自率领随员，直赴张保仔的船上谈判。嘉庆十五年，清廷不费一兵一卒，接收了大船二百七十只，部众一万六千，妇孺五千，刀矛七干，火炮一千二百门。郑石氏等率领1.6万名部众向朝廷投降，被清政府授为千总。郑石氏最终做出降清的选择，即使在当时也受到很大的抵制。就在他准备出降时，海盗内部反对投降的队伍相当庞大，骂他中途变节，是叛逆的也不在少数。郑石氏投降后，她留在香港和东南亚的海盗追随者就有数万人，他们一直拒绝朝廷投降。

十大著名海盗 　　1.海盗“黑胡子”原名爱德华-蒂奇(Edward Teach)。 　　2、女海盗安妮-鲍利(Anne Bonny) 　　3、海盗王子萨姆-贝拉米(Samuel Bellamy) 　　4、中国女海盗郑石氏 　　5.巴沙洛缪-罗伯茨(Bartholomew Roberts) 　　6.船长威廉-基德(Kidd) 　　7.“摩根船长”(Henry Morgan) 　　8.棉布杰克”原名约翰-莱克汉姆 　　9.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 　　10.红胡子兄弟

孙恩（？～402）为东晋五斗米道道士和起义军首领。字灵秀。祖籍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境南），家族世奉五斗米道，是永嘉南渡世族。东晋隆安二年（398），爆发王恭之乱，孙泰以为晋祚将尽，孙恩逃，聚众百余名立志为孙泰复仇。元兴元年（402）三月，孙恩进攻临海失败，跳海自杀。

东晋隆安二年（398），爆发王恭之乱，孙泰以为晋祚将尽，乃以讨王恭为名，私合徒众数千人，准备起事。事未发，司马道子父子诱斩了孙泰及其六子。孙恩逃入海岛，聚众百余名立志为孙泰复仇。

隆安三年，会稽王世子、扬州刺史司马元显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京师充兵役。孙恩趁民心骚动之际，率众从海岛攻克上虞，乘胜破会稽（今浙江绍兴），杀会稽内史、五斗米道徒王凝之。会稽、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八郡人民群起响应，“旬日之中，众数十万”。①孙恩起义军占领了会稽八郡。孙恩据会稽，自称“征东将军”，置立官职，号其徒众为“长生人”，上表请诛会稽王道子和元显父子。东晋畿内诸县，“盗贼处处蜂起，恩党亦有潜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惧，常虑窃发，于是内外戒严。”②东晋王朝派谢琰率重兵讨伐孙恩，浙东八郡起义军汇聚于会稽，“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③隆安三年十二月，谢琰率军攻下义兴，击杀起义军头领许允之。接着进兵吴兴；屯兵乌程（今浙江吴兴县南）。分兵配合刘牢之，向钱塘江推进。孙恩见东晋官军将渡钱塘江，乃率男女二十余万口向东撤退。后又退入海岛。 隆安四五年间，义军与东晋官军继续激战，并一度逼近建康，攻破广陵（今江苏扬州）。后因东晋政府加强沿海防务，起义军给养困难，加以疫病流行，“死者大半”。

孙恩五斗米道徒信奉长生久视之道，信仰天、地、水三官，尤其相信水仙。孙恩以五斗米道组织起义，动摇了晋室的封建统治，也引起了南北朝时期道教上层人物冠谦之、陆修静对道教的“改革”和南北天师道的出现。《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孙恩集》五卷，已佚。

虽然在三吴地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孙恩除了会用宗教迷惑人以外，并没有多少才能和远见。他带领的军队一派流寇作风，到了一个地方，除了杀死地方官之外，就只会劫掠财物，烧毁仓库房屋，甚至于砍伐树木，填埋水井，完全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形象。他出身于次等士族之家，本来就恨世家大族占据着高位，让他们难有机会进阶，所以对他们的屠戮也格外严重。王家和谢家首当其冲，除了王凝之以外，包括谢安的两个侄子在内的许多王谢子弟都被杀死。

如果孙恩的政治才能再高一些，他本来会有更大的作为。但他缺乏政治远见，也没有坚定的意志，这些都注定了他的事业不可能长久。在起兵的初期，他听说有八个郡的民众起来响应他，不禁喜形于色，对属下说：“天下没大事了，过几天咱们就穿着朝廷的官服到建康去。”后来听说刘牢之来了，他又立即改变了远大目标，转而说：“就算我只割据浙东这块地方，总也能做个勾践！”又过  孙恩、辛景激战大固山了几天，听说刘牢之已经带着军队渡江，他又放低了目标，说：“就算逃走，也没什么丢人的！”于是孙恩带着二十多万百姓向东逃去。在逃跑的路上，他总算展现出了一些智慧，一路上丢下许多财物妇孺，等随后赶来的官军们看到了，沿途竞相抢夺，这一下给孙恩争取到了时间，他终于顺利逃走了。

此后孙恩的事业有起有落，返回海岛又重登陆地，但终因能力有限，错过了许多大好机会。当桓玄起兵讨伐司马道子时，官军本来已经无暇再来和他打仗，但孙恩却没能及时整顿队伍再反攻回去，直到桓玄掌握了朝政，政局稳定下来，朝廷又能腾出手对付他的时候，孙恩才觉得已经无力回天，干脆投水自尽，一些家属和信徒也跟着投水自杀。但事后仍然有很多人迷信他，不相信他会这么容易就死去，称这些投水的人为“水仙”。

这次孙恩事件给了朝廷很大的打击。其间都督军事的谢氏家族成员谢琰因骄傲大意而兵败被杀，从此门阀士族彻底退出重要的军事职位，给刘牢之、刘裕等次等士族出身的将领提供了机会。动乱之后，地方上的百姓都盼着官军早点过来收复失地，但没想到刘牢之的军队来了以后和孙恩一样大肆抢掠，百姓们失望至极，纷纷躲藏在外，各地郡县城中都见不到人影，过了一个多月才渐渐有人回来。一片兵荒马乱中，只有刘裕的部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一路上都受到百姓的欢迎。如今的刘裕战功和名望都蒸蒸日上，成了孙恩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

史籍记载
晋书 卷一百 　　孙恩，字灵秀，琅邪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远，师事钱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术，尝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当即相还耳。」既而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船中，破鱼得瓜刀。其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传其术。然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王珣言于会稽王道子，流之于广州。广州刺史王怀之以泰行郁林太守，南越亦归之。太子少傅王雅先与泰善，言于孝武帝，以泰知养性之方，因召还。道子以为徐州主簿，犹以道术眩惑士庶。稍迁辅国将军、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义兵，得数千人，为国讨恭。黄门郎孔道、鄱阳太守桓放之、骠骑谘议周勰等皆敬事之，会稽世子元显亦数诣泰求其秘术。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于时朝士皆惧泰为乱，以其与元显交厚，咸莫敢言。会稽内史谢輶发其谋，道子诛之。恩逃于海。众闻泰死，惑之，皆谓蝉蜕登仙，故就海中资给。恩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欲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