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store 美国账号:服务下基层 管理上水平——广东省云浮市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纪实（二）

　　秋冬之交的云浮，依然冷暖适宜，满目葱绿。漫步云城，没有高楼大厦，不见如织车流，沿着河岸整齐排列的灯光显示出小城的闲适与悠然。

　　有序，规范，多元。整个云浮从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散发出自己独具魅力的个性。

　　“这两年，城市建设发展太快了。现在看到的人民广场，其实就是政府大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云浮市政府就不再修围墙了。”记者沿着云浮市委新闻秘书黄小涧手指的方向望去，人民广场成为了老百姓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而屹立在广场正对面的大楼正是云浮市委市政府办公的地方，大楼与人民广场连成一体，没有围墙，更没有武警和保安站岗。

　　这样的云浮并非天然成就。过去的云浮，曾因经济发展缓慢和社会管理落后而倍感压力。在外人看来，如此境况下的云浮，还能强势提出打造一个 “没有围墙的政府”，着实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和坚持。

　　近两年，云浮市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契机，转变政府职能，改变管理方式，将基层作为着力点，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不断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实现了从“管理管控”到“寓管理于服务”的转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管理之路。

　　政府不需要围墙。这句话云浮说的是有底气的。

　　云浮市所有“向下”的理念都归属到一点，这就是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他们把服务作为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基础工程，也作为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首要内容。

　　“幸福向左，云浮向右”。在云浮采访的一周，当地市民用这句玩笑来形容曾经云浮在广东省内各项排名中垫底的尴尬。

　　30年改革开放，深圳起来了，珠三角起来了，但是云浮照样“浮”不起来。一窝蜂的乡镇招商模式不仅没给地区带来发展，相反带来了严重的负债，政府花了大力气，人民依然不买账。

　　“你能说之前的领导都没做事吗？肯定不是，大家都很辛苦。”2008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毕业的王蒙徽主政云浮，开始对云浮的发展之路进行反思。

　　“许多人的眼睛还盯着GDP，理念还停留在前30年，这种理念不转变，幸福云浮没法谈。”在珠三角多个地方工作多年的王蒙徽非常清楚，珠三角的发展之路，云浮是走不通的。

　　云浮市委市政府经调研后发现，由于受区域因素和资源禀赋的限制，云浮只有市和县有条件发展园区经济，镇一级层次比较低，并不具备形成园区经济的环境。

　　同时，由于基层群众诸多公共服务需求都集中在镇里，镇一级的社会功能要求相对突出。但过去，社会管理职权往往都集中在县城，并没有向镇村延伸，造成需求与服务不对等的局面。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让每个地方、每个人都搞经济，镇的主导功能应该是社会建设、社会服务。”一个大胆的设想在王蒙徽的脑子里逐渐成形：以县为主体发展经济，而镇作为县职能的一种延伸，应该把服务群众的职能还给镇。

　　不久，经过科学周密的调研，一份详细的“建设农村改革发展实验区规划”摆在了王蒙徽的办公桌上。而云安县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

　　服务群众不是简单的一句话、一个口号就能实现的。在现有的政府行政框架下，要做到在乡镇发挥县级服务职能，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体制、关口前移、服务下移等诸多改革。

　　在云浮市委市政府的周密部署和大力支持下，云安瞄准“广东省农村综合改革示范县”的目标，开始放开手脚，大胆实行“简政强镇”放权改革，扩大镇级事权。本着“能放则放，该放必放”和“责、权、利相一致”原则，云安县把14个县直部门的72项职权下放给乡镇，强化其管理职能和服务功能。

　　南盛镇是云安辖下的农村改革实验区，去年开始，按县里的部署“以事设岗”，通过明晰主体功能区定位，转变政府服务理念，把原政府的“七站八所”简化为了类似大部制的“三办两中心”，即党政办、农经办、宜居办和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社会事务服务中心，更在试点探索农村综合配套改革中首创设立了“农情研判室”。

　　改革和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如何更好地为群众做好服务。

　　在云安县南盛镇农村改革综合服务中心二楼的农情研判室，云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周小林给本报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事例：今年九月，连续的雨水把一户果农刚挂果的100多斤柑橘打落，产量受到严重影响。于是心急如焚的果农就向新成立的“农情研判室”求助。

　　“一站式”的办事效率让果农很满意，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农情研判室”先是派出了技术指导专家和相关工作人员，帮助“保果”，并教果农如何在保住挂果率的基础上，提升果实的品质，达到“减产不减收”的目的。接着，“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县农业局、镇农机站会同镇、村一级的干部一起推介，帮果农寻找销售渠道，打开销售困境。最后，“农村劳动力服务中心”还会给受灾较严重的果农介绍外出打工的机会，以解决眼前面临的实际经济困难。

　　2010年，仅是分布于云安县各乡镇、村的社情研判室，就调处了各类矛盾、纠纷2227宗，将95％的矛盾纠纷化解在了镇村。农情研判室帮农民解决了棘手的问题，而社情研判室则帮助农民解决揪心的问题。

　　曾在三个县担任过“一把手”，拥有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云安县委书记金繁丰，深知基层维稳工作的不易：过去是“管”，现在是主动服务，服务做好了，群众对政府行政的满意度高了，怨言自然就少了。

　　“更何况，事权下移后，政府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助农增收成效显著。”金繁丰介绍，仅以土地流转一项来看，今年以来全县办理的土地流转有22万多亩，占可流转面积的51％，仅土地流转这一项，农民就得到了3300多万元的财产增收。”

　　南盛镇自推行“简政强镇”放权、服务下移改革后，近一年时间，全镇保持了零上访记录，66宗上访事件全部在基层得到处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率达到15．41％，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达到22．8％。

　　在云安县率先试点的基础上，新兴县、郁南县、罗定市等都相继成立了行政服务中心，云浮市“简政强镇”放权改革全面铺开。

　　“改革前，我们的办公室更多履行的是向上的行政机关职能，现在增设了‘两个中心’，变成向下服务的窗口部门。政府工作量减少了，服务的事项也优化了。”新兴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簕竹镇党委书记关彩云，对乡镇职能调整深有感触。她告诉记者：“为群众做好服务，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这才是社会管理改革真正的重点。”

　　如今在簕竹镇的公共服务中心大楼，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向上对应设置的独立办公室：大楼的一层排列着社会事务服务、农业经济发展、综治信访维稳等几个办事大厅，办事大厅墙上的液晶彩电正滚动播放着信息量巨大的招工信息；土地流转、劳动力服务、林业服务、农业技术推广等十几个岗位的标示清晰易懂；每个岗位前的透明玻璃板上，还置放了簕竹镇政府为方便农民办事特别印制的“办事指南”。

　　“以前办一个证，跑一圈还不一定办好。现在，下放一部分权力就完全可以让老百姓不用进那么多办公室，比如说盖房子，只需要到宜居办即可全部办好。”王蒙徽认为，“老百姓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你让我进一个门把事情都办完了，我就满意了。”

　　有了一套科学规范的办事流程和监督机制，不仅群众办事方便快捷，簕竹镇镇长邓均效也感到一身轻松：“现在权利下放，我的工作量减轻了，有更多的时间下到各个村实地考察，下属的村干部工作责任心也更强了，工作效率和效果都得到了大大增强。”

　　融管理于服务当中，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遍布镇村的服务机构成了农民群众最温暖的去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责，以公众参与为基本方法的农村社区服务合作社发挥了大作用

　　云安的成功，仅仅是云浮建设“服务型基层党组织”，下移工作着力点，以实际行动服务百姓的一个生动缩影。

　　“当前基层管理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府管理不到‘底’。基本上到镇一级就‘放开’了，更不用提到村了。”在王蒙徽看来，政府服务不仅要前移到乡镇一级，还应该下沉延伸到村一级，其行政职能应以社区建设为主。“村一级和老百姓接触最多，只有为基层群众提供好公共服务，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巩固”。

　　于是很快，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责，公众参与为基本方法的农村社区服务合作社在云浮的各个试点村开始推行。

　　在新兴县六祖镇龙山塘村的采访中，“3个百分之百”的故事，很是让记者感到惊讶：在今年的换届选举中，龙山塘村党支部达到了100％的群众参选率、100％的连任率、100％的村“两委”交叉任职率。

　　这样的参选率和连任率，在全国都不多见。11月1日，当记者到达龙山塘村见到村支书苏坚才，问起这件事时，他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走遍每家每户，动员村民选我，第一句话我就告诉大家：我会为大家做好服务，实实在在地承诺为群众做好‘十件事’。”

　　2010年，为改善农村医疗水平和做好各项服务工作，龙山塘村成立了社区服务合作社，由镇里派出专职人员与村干部联合组成，下设经济服务站、公共服务站、综治信访维稳站，全程免费为群众代办计生服务、村民建房用地、合作医疗补偿、社会养老保险登记等有关事务，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享受到公共服务。

　　办证、审批这类事，农村社区服务合作社又是如何替农民“代劳”的呢？

　　云浮的做法其实很简单：每个站由镇里派一名联络员，联络员的工作职责很明确，把上面的政策精神告诉农民，再把农民的要求和呼声带回镇，把农民要办的事带回镇里办。

　　在龙山塘村委会办公室，记者一眼就看到了正对大门设立的“党员代民办事中心”。

　　“现在村里人不进城，也能享受城市里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了。”几位围坐在村委会门口悠闲聊天的村民告诉记者。为方便群众办事，村里将办公楼原二楼办公场所迁到一楼，并设立了村委会一站式服务厅，一些需要到镇里办的事情，可以交由村里党员代办。

　　“不要让农民跑来跑去了，一来农民不太清楚要进哪个门，二来也避免了‘门难进，脸难看’的现象。”苏坚才说，看上去有些“笨拙”的做法却因为长期坚持取得了成效。

　　为充分发挥党员和村干部的作用，加强服务质量，苏坚才还坚持让一些有威信的党员和村干部每天在 “党员代民办事中心”轮岗值班。

　　“重心”下移让基层村民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优先”的社会管理理念，也实实在在提升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号召力、公信力和凝聚力。

　　“村里建公共绿地和道路，村民无偿让出40多亩地，一年多来，同工同劳的参与人数有10000多人次，这在改革开放以后是很难看到的。”苏坚才指着矗立在村口的一副颇为详尽的长远规划图，向记者描绘着打造 “禅宗文化村”的龙山塘 “五年计划”：农民夜校、农家书屋、文化广场、卫生站、环村绿道，公共设施应有尽有，还实现了人畜分离、雨污分流，垃圾集中堆放后由镇里的垃圾车每周两次送到县里集中处理；预计明年完工的农家禅院带来的当年旅游人数将达到80万人次，旅游收入将达到2800万元以上，村民人均纯收入将达到7200元。

　　“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引导和服务村民才是重点。一味地强调‘管’，工作很难开展下去。在农村开展工作，离开村民的支持，根本无法开展。”苏坚才的说法，在云浮很多村镇得到了验证。

　　政府的服务促进了村民自我服务意识的觉醒，退休的各级干部、外出打工成功人士、农村成长起来的创业家以及乡村社会贤人等都主动和无偿加入了建设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队伍中来。“三级理事会”发挥了大作用。

　　权力下放，服务下移，政府已基本上解决了管理和服务的“纵向到底”，那么，如何把每个人都归纳到体制内，将体制外因素转为体制内因素，真正做到管理和服务的“横向到边”呢？

　　“农村是个熟人社会，亲戚邻里之间更容易沟通交流，老干部、村里的能人在当地威望很高，说话非常管用。”王蒙徽开始思考，如何在村一级的人员构成上下功夫。

　　云浮将目光移到了外出乡贤、退休老干部、经济能人这批人身上，“三级理事会”的成立构想因此应运而生。

　　云城区安塘街下白村，一个仅有268户人家的小村庄，如果没有图片对比，你很难想像，去年的这里还是一片脏乱不堪。

　　“下白村旅居海外的同胞有600多人，除此之外，村里做石材和运输的‘百万、千万’级富翁也有20来人。这是个很庞大的数字。”村长陈其东说，这些侨胞和乡贤对于家乡建设，像修路、奖教奖学基金都非常热心，但长期以来都缺乏发挥作用的平台。

　　2010年，下白村开始试水“名村名镇”建设，陈其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了村民理事会，把村里大部分在外发展的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组织起来，共同建设村里的各项公共服务。
　　“理事会实际上是村两委服务职能的一种延伸。”陈其东意识到，只有充分发挥这些人的积极性，村里的公共事务才能做得更好。

　　“例如，村委会今年打算修路或建公共设施需要50万元，村里首先要拿出20万—30万元，然后三级理事会组织外出乡贤、港澳同胞，发动他们拿出20万甚至更多。”陈其东说，这在当地是很正常的事情。

　　令镇政府都感到惊讶的是，当镇里工作人员来到下白村准备指导其进行村建规划时，下白村已经自发投入近1000万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

　　在下白村，不仅成功人士、乡贤为村里的发展献计捐款，就连退休老干部们也开始发挥起自己的“余热”。

　　陈炳和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老村长”，从1982年开始，曾经连续十几年被村民票选为村长了。

　　在下白村一穷二白的年代，陈炳和凭着过人的胆识和长远的眼光，力排众议，用从政府拿到的征地款买了1万多平方米的土地，然后出租给石材厂收租。正是这一颇具前瞻性的决定，让下白村至今保持了固定的分红来源。

　　正因为在村里有着颇高的威望，如今65岁高龄的老人，又被村民推举为了村民理事会的副会长。
　　现在的下白村，干净平坦的村道已经延伸到每家每户，生活垃圾有专人定时清运，曾经小块杂乱的农田被重新规整划区，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让村中不再污水横流，新建的篮球场、舞台、农家书屋与特意保护起来的古民居相得益彰。

　　改变的绝不仅仅只是村庄的外貌。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村民理事会的努力斡旋下，村民和村干部之间的“心墙”被拆除了，村民开始积极主动地支持村委会开展农村工作。

　　“村委会、村民理事会为农村办了很多实事，时间长了，村民心里知道的确是为大家办实事的，就会比以前更配合工作。”陈其东认为，坚持以服务体现管理，以服务促进管理，以服务深化管理，让下白村的干群关系更加和谐融洽。

　　与龙山塘村一样，坚持“村委带头，乡企出资，村民共建”的发展方式，也给新兴县东成镇三村松明塱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松明塱村虽然一直山清水秀，但以前村容村貌没有这样整洁，去年以来实行了一系列村建项目后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村支书伍伟熊的记忆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村民的生活都还是原始而简单的，直到近几年，现代生活方式慢慢渗透到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村民对物质生活开始有了本能的向往。

　　“我们不搞大拆大建，一方面资金有限，另一方面如果和其他村建得像一个模子出来的，又有什么意思？”在伍伟熊看来，“依靠地方有实力的人才，充分发挥有名望的乡贤的作用”是松明塱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关键着力点。

　　“凌丰集团老总是我们村的人，为了帮助村里脱贫致富，他把集团旗下的一家生产健康饮用水的子公司三川饮品放到了松明塱。”伍伟熊说，乡贤乡企对松明塱村建设帮助非常大，不仅提高了村民的经济收入，也完全改变了村容村貌。

　　如今的松明塱村，成立了村级文化中心，修建了荷花公园，雨污分流系统有效改善了水环境，提高了村民的居住环境质量；而处处可见的“村规民约三字经”，更无不显示着这个经济规模还略显单薄的小村镇，向“名村名镇”目标迈进的坚定决心。

　　走进云浮，朴实的老百姓对未来的畅想，正如龙山塘村村支书苏坚才对未来的畅想一样：“我所理解的农村人的幸福，就是把经济搞上去，把村建搞起来，城里面有的公共配套，农村也要有，让村民生活得更加舒适，也让村民的素质不断提高。”

　　王蒙徽也坦言，当云浮的市委书记，有压力更有一份责任，但他坚信“作为一个相对欠发达的山区市，云浮发展的机会永远存在。”

　　的确，这是一个正在变化着的城市。一场从农村最基层涌动的改革创新，正在以“自下而上、由内到外”的方式，向这个城市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推进，改变了整个城市内在的人文风貌，预示了整个城市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