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2011年05月25日05:51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全国形势急转直下。就在社会再次陷入混乱时，一件令广大干部群众深切悲痛的事情发生了。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周恩来逝世。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长达26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但仍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维持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动乱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不懈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祸国殃民的行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因对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事业的杰出贡献赢得举世尊敬，更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受到万众爱戴。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巨大悲痛，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1月10日、11日是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日子。12日、13日、14日举行吊唁仪式。在悼念周恩来的日子里，世界各国各界人士的唁电雪片般飞来，天安门广场上日日夜夜汇集着前来哀悼的群众。在刻有周恩来书写碑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层层叠叠地摆放着花圈，苍松翠柏上系满了白花。11日下午，为周恩来灵车送行时，百万群众扶老携幼，冒着凛冽的寒风久久伫立在十里长街两侧，不忍离去。1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周恩来大会，由仍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致悼词。他概述了周恩来的卓越功勋，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这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1月20日，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毛泽东表示:“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此后，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工作。
　　1月28日，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2日，党中央发出通知，决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从这时起，华国锋同时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直在湖南做地方工作，1971年调国务院工作，是党的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还决定，“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实际上，当时叶剑英身体并无大碍。这些决定反映了毛泽东既对邓小平、叶剑英这样的老同志不放心，但又不愿把党、政、军大权完全交给“四人帮”的矛盾心态。
　　江青等人对毛泽东决定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极为不满。他们已着手准备在打倒邓小平之后，由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张春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恩来逝世后不久，在他们控制的上海曾出现“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月下旬，王洪文还私自准备好一篇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稿，打算以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报告，也因毛泽东1月28日的提议而落空。毛泽东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关键时刻，没有把最高领导权交给“四人帮”，又一次使“四人帮”篡夺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受到极大的限制和沉重的打击。这对于党后来能够顺利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经毛泽东批准，从2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继续打招呼”。会议传达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毛主席重要指示》汇集了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谈话要点。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再次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他认为一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因为“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他还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重申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是“三七开”，认为“三分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他还说: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同时认为:“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这些谈话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党内走资派”的观点，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对邓小平和以他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进行错误的批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华国锋在会上宣布，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同时要求“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强调“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但是，不断开展政治运动的观点已经很难再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接受。大多数地区和单位对“批邓”反映冷淡，明显表现出反感和抵触。
　　为了“帮助各省领导思想上转好弯”，3月3日，中央印发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同时转发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强行展开。
　　“四人帮”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鼓吹者和积极推动者。自1975年11月下旬打招呼会议开始，他们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就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对1975年的整顿工作进行全面攻击和否定。同年12月1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撰写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接着，又发出《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文章。他们攻击1975年的整顿是“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是“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唯生产力论”[1]。他们提出:“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2]。1976年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十二个省、自治区的负责人开会，借印发的关于所谓“风庆”轮问题的材料，攻击邓小平是“大汉奸”，“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是“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张春桥也多次诬蔑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四人帮”的这些言论充分暴露了他们宁要社会混乱、经济停滞、国家贫穷，而无视人民渴求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丑恶本质。
　　江青等人对邓小平的全盘否定，引起毛泽东不满。他对江青3月2日讲话作出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他认为这个讲话是不对的，并阻止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的材料。
　　“四人帮”大力鼓吹“反击右倾翻案风”，包藏着他们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江青在十二省、自治区会议上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她还说:“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江青、张春桥等人把老干部视为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障碍，提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荒谬公式，不遗余力地宣传“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们先后在报刊发表《党内确有资产阶级》、《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等文章，在多种场合宣称:“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几个人，是一批人”，“从深度上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江青说:老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张春桥对上海的帮派骨干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研究现在的阶级关系；颠覆政权的不是老资产阶级，而是“党内走资派”。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浪潮高涨时，仍有许多干部群众坚定地拥护邓小平等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受到了广泛抵制。1976年1月至3月，福州、武汉、太原、郑州、长沙、杭州等城市先后出现批判“四人帮”的传单和大字报，在社会上迅速流传。这些传单和大字报历数“四人帮”的罪状，提出“反对江青”、“反对张春桥”、“反对姚文元”，指出他们是“一小撮假马克思主义分子”，呼吁“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还有大字报针对“四人帮”把实现四个现代化诬蔑为“修正主义纲领”、“资本主义化”的谬论，大声疾呼:现在“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最根本的利益”。这些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表达的呼声，反映出党内外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日渐加深，并集中体现为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的支持。只待时机成熟，这种受到压抑的意志就将转化为强大的群众力量，急速强烈地表现出来。
　　注:
　　[1]《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红旗》杂志1976年第4期。
　　[2]张春桥在教育部对周荣鑫的讲话，1975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