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

2011年04月19日14:38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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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既有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经验，也有犯过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损失的教训。犯过严重错误的教训，主要是指1957年以后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搞了20年“左”，“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但中国共产党并未因犯错误而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人总是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待犯错误的个人和组织，他们更关注分析犯错原因和犯错后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不因犯错而一概抹杀成绩、否定历史，所以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赞誉中国拥有世界上少有的好老百姓；二则“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中国共产党真正与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担当意识和做法，勇于正视错误、修正错误的负责态度和言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从1949年到1956年，新中国仅用七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7年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建设的各项指标也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这是一个凯歌高唱的时期，中国人民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和斗志被极大地激发起来。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者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并由此过分夸大个人主观意志作用，结果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于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一搞就是三年。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在农业方面，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农业部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汇报的产量进行汇总统计，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实际只有4000亿斤）。在工业方面，片面追求钢产量的高指标，提出“超英赶美”口号，为此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国几千万人上阵。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大跃进”。“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工农业比例的严重失调，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居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据估算，“大跃进”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

　　对于这段历史，邓小平指出，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1959、1960、1961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1962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

　　正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它的恶果已为实践所证明：在政治上混淆敌我，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在经济上大批“唯生产力论”，“仅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五千亿元”；在文化上百花凋零，教育、科技遭受重创。十年浩劫拉大了中国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大跃进”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损失，教训是深刻的。研究和反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发生，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但从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寻找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视角来分析，两者有共同点，就是都反映出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使中国能够尽快成为一个大国、强国，赶超发达国家，这一动机和目的无可厚非。因在庐山会议上赞同彭德怀的观点而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含冤达20年的黄克诚在复出后曾指出：“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看他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大跃进1958-1960》一书中也指出：“大跃进”有一个积极的方面。在任何发展中国家，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那里的人民应该认识到他们不必逆来顺受、无所作为地处于自然的枷锁之下。毛坚持不懈地宣传这一思想。毛就像一个大声疾呼地振奋起一班新兵的士气、将他们引入新世界的军士长，将中国人民激励起来。毛的同事似乎被毛的想象力所左右。他们曾为再造中国进行了一场革命。在长征中将他们引向胜利的人，现在告诉他们经过一小段冲刺就可以到达乌托邦，这并不是地平线以外虚无飘渺的马克思主义极乐世界，而是就在眼前，在中国的田野上和工厂里，建立一个社会纯洁、经济强大、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新国家。问题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与方式出了问题，“大跃进”效果大打折扣。

　　同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指出的那样：毛在革命胜利后仍孜孜不倦追求革命的纯洁性，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毛对革命纯洁性的追求导致他夸大和错误估计了中国在本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毛看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进攻，而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复辟。毛相信，斯大林死后苏联的经验证明，如果修正主义分子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取得了权力，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出现。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有必要经常与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作斗争。实际上，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后，这将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种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在一场文化革命中将“大胆地唤起基层的广大群众”，不仅批判党内当权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且批判存在于他们自己思想上的自私和自由化的倾向。因为修正主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自私自利，所以必须要有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革命才能保住社会主义社会的纯洁。

　　保持革命的纯洁、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动机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在于：目标过于脱离实际且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出了问题。1967年毛泽东本人在谈到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强调那是因为过去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实行“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以此制定的方针路线，只能造成党内外严重的思想和行动上的混乱，造成社会严重的破坏和倒退。
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

2011年04月19日14:38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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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既有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经验，也有犯过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损失的教训。犯过严重错误的教训，主要是指1957年以后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搞了20年“左”，“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但中国共产党并未因犯错误而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人总是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待犯错误的个人和组织，他们更关注分析犯错原因和犯错后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不因犯错而一概抹杀成绩、否定历史，所以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赞誉中国拥有世界上少有的好老百姓；二则“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中国共产党真正与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担当意识和做法，勇于正视错误、修正错误的负责态度和言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从1949年到1956年，新中国仅用七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7年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建设的各项指标也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这是一个凯歌高唱的时期，中国人民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和斗志被极大地激发起来。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者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并由此过分夸大个人主观意志作用，结果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于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一搞就是三年。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在农业方面，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农业部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汇报的产量进行汇总统计，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实际只有4000亿斤）。在工业方面，片面追求钢产量的高指标，提出“超英赶美”口号，为此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国几千万人上阵。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大跃进”。“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工农业比例的严重失调，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居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据估算，“大跃进”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

　　对于这段历史，邓小平指出，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1959、1960、1961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1962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

　　正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它的恶果已为实践所证明：在政治上混淆敌我，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在经济上大批“唯生产力论”，“仅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五千亿元”；在文化上百花凋零，教育、科技遭受重创。十年浩劫拉大了中国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大跃进”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损失，教训是深刻的。研究和反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发生，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但从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寻找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视角来分析，两者有共同点，就是都反映出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使中国能够尽快成为一个大国、强国，赶超发达国家，这一动机和目的无可厚非。因在庐山会议上赞同彭德怀的观点而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含冤达20年的黄克诚在复出后曾指出：“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看他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大跃进1958-1960》一书中也指出：“大跃进”有一个积极的方面。在任何发展中国家，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那里的人民应该认识到他们不必逆来顺受、无所作为地处于自然的枷锁之下。毛坚持不懈地宣传这一思想。毛就像一个大声疾呼地振奋起一班新兵的士气、将他们引入新世界的军士长，将中国人民激励起来。毛的同事似乎被毛的想象力所左右。他们曾为再造中国进行了一场革命。在长征中将他们引向胜利的人，现在告诉他们经过一小段冲刺就可以到达乌托邦，这并不是地平线以外虚无飘渺的马克思主义极乐世界，而是就在眼前，在中国的田野上和工厂里，建立一个社会纯洁、经济强大、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新国家。问题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与方式出了问题，“大跃进”效果大打折扣。

　　同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指出的那样：毛在革命胜利后仍孜孜不倦追求革命的纯洁性，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毛对革命纯洁性的追求导致他夸大和错误估计了中国在本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毛看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进攻，而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复辟。毛相信，斯大林死后苏联的经验证明，如果修正主义分子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取得了权力，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出现。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有必要经常与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作斗争。实际上，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后，这将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种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在一场文化革命中将“大胆地唤起基层的广大群众”，不仅批判党内当权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且批判存在于他们自己思想上的自私和自由化的倾向。因为修正主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自私自利，所以必须要有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革命才能保住社会主义社会的纯洁。

　　保持革命的纯洁、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动机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在于：目标过于脱离实际且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出了问题。1967年毛泽东本人在谈到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强调那是因为过去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实行“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以此制定的方针路线，只能造成党内外严重的思想和行动上的混乱，造成社会严重的破坏和倒退。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既有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经验，也有犯过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损失的教训。犯过严重错误的教训，主要是指1957年以后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搞了20年“左”，“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但中国共产党并未因犯错误而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人总是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待犯错误的个人和组织，他们更关注分析犯错原因和犯错后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不因犯错而一概抹杀成绩、否定历史，所以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赞誉中国拥有世界上少有的好老百姓；二则“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中国共产党真正与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担当意识和做法，勇于正视错误、修正错误的负责态度和言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从1949年到1956年，新中国仅用七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7年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建设的各项指标也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这是一个凯歌高唱的时期，中国人民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和斗志被极大地激发起来。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者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并由此过分夸大个人主观意志作用，结果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于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一搞就是三年。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在农业方面，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农业部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汇报的产量进行汇总统计，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实际只有4000亿斤）。在工业方面，片面追求钢产量的高指标，提出“超英赶美”口号，为此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国几千万人上阵。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大跃进”。“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工农业比例的严重失调，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居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据估算，“大跃进”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

　　对于这段历史，邓小平指出，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1959、1960、1961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1962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

　　正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它的恶果已为实践所证明：在政治上混淆敌我，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在经济上大批“唯生产力论”，“仅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五千亿元”；在文化上百花凋零，教育、科技遭受重创。十年浩劫拉大了中国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大跃进”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损失，教训是深刻的。研究和反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发生，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但从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寻找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视角来分析，两者有共同点，就是都反映出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使中国能够尽快成为一个大国、强国，赶超发达国家，这一动机和目的无可厚非。因在庐山会议上赞同彭德怀的观点而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含冤达20年的黄克诚在复出后曾指出：“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看他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大跃进1958-1960》一书中也指出：“大跃进”有一个积极的方面。在任何发展中国家，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那里的人民应该认识到他们不必逆来顺受、无所作为地处于自然的枷锁之下。毛坚持不懈地宣传这一思想。毛就像一个大声疾呼地振奋起一班新兵的士气、将他们引入新世界的军士长，将中国人民激励起来。毛的同事似乎被毛的想象力所左右。他们曾为再造中国进行了一场革命。在长征中将他们引向胜利的人，现在告诉他们经过一小段冲刺就可以到达乌托邦，这并不是地平线以外虚无飘渺的马克思主义极乐世界，而是就在眼前，在中国的田野上和工厂里，建立一个社会纯洁、经济强大、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新国家。问题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与方式出了问题，“大跃进”效果大打折扣。

　　同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指出的那样：毛在革命胜利后仍孜孜不倦追求革命的纯洁性，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毛对革命纯洁性的追求导致他夸大和错误估计了中国在本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毛看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进攻，而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复辟。毛相信，斯大林死后苏联的经验证明，如果修正主义分子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取得了权力，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出现。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有必要经常与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作斗争。实际上，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后，这将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种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在一场文化革命中将“大胆地唤起基层的广大群众”，不仅批判党内当权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且批判存在于他们自己思想上的自私和自由化的倾向。因为修正主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自私自利，所以必须要有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革命才能保住社会主义社会的纯洁。

　　保持革命的纯洁、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动机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在于：目标过于脱离实际且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出了问题。1967年毛泽东本人在谈到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强调那是因为过去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实行“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以此制定的方针路线，只能造成党内外严重的思想和行动上的混乱，造成社会严重的破坏和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