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朗阅读答案:从解密档案文献拨开朝鲜战争迷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始终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冷战国际史研究中成果最踊跃、最成熟的课题之一。在不断研究的过程中，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逐步大白于天下。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有关这段历史的各国档案文献，特别是俄国的档案文献披露得比较完整和全面。

    在这场战争结束50年之际，笔者编辑出版了三卷中文本《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该文件集刊载了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700余件，就其数量而言，大大超过了当时散见于各国刊物的俄文、英文和韩文文本、正是在利用这些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笔者写作并出版了《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就在于揭开历史真相，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地挖掘、梳理和解读原始档案文献，唯有如此，人们才能越来越接近真实的历史。近几年，又有大量新的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披露出来，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分析和解读，笔者拟对过去研究中的某些重点问题，做一些补充和说明，再议苏联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关系及作用。

　　1949年中苏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立场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毛泽东和斯大林1949年在解决朝鲜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各国学者已经基本取得共识，但仍有一些细节不清楚，以至无法把历史的链条完整地连接起来。

    1949年春天传出消息，美军即将从朝鲜南部撤出，李承晚政权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对北方的进攻，为此，金日成一方面向斯大林寻求大量的武器装备援助(6月初苏联满足了朝鲜的请求)，一方面向毛泽东要求提供兵力支持。5月初，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到达北平，转达了金日成的要求。毛泽东同意让中共军队中的朝鲜族部队携带全副武装开赴朝鲜，以防备南方可能发动的进攻，但同时“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北方采取的进攻会引起美国的干预，而中共的军队主力已经南下，“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持”。

    6月底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后，三八线附近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南朝鲜的进攻似乎已迫在眉睫。此时，在得到武器(来自苏联)和兵力(来自中国)的有力保证后，金日成便考虑“先下手为强”。9月3日，金日成向苏联使馆提出了一项主动进攻计划，即抢先“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占瓮津半岛及从瓮津半岛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希望莫斯科批准采取这一行动。对此，苏联驻朝鲜大使和军事总顾问什特科夫表示支持。9月下旬，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请求，并给予答复，拒绝批准金日成的计划。莫斯科的复电说，对于南方发动的进攻就意味着双方之间爆发战争，对此，“北朝鲜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同时还“必须指出，如果军事行动由北方主动发起并变为持久战争，那么这可能给美国人提供以各种方式对朝鲜事务进行干涉的借口”。苏联方面建议朝鲜“集中最大力量”，“在南朝鲜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和准备全民武装起义”，同时加强军事力量，以便在南方发动进攻时实施反击。这就是说，斯大林同毛泽东一样，赞同金日成实现祖国统一的主张，但反对直接使用军事进攻的手段。

    对于此后一个多月事情发展的进程，缺乏文献证据。在以往发现的俄国解密档案中，只有11月5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的一封电报，其中谈到:“鉴于您的10月21日关于朝鲜问题的电报内容，我们认为必须通报您，我们支持针对你们所说的问题的那种意见，同时我们将依照这种精神向朝鲜朋友提出我们的劝告。”但是，毛泽东来电究竟谈了什么意见，莫斯科将向朝鲜提出什么劝告，都没有说明。

    直到2005年俄国学者又公布了一些解密档案，才把这一历史链条连接起来。这个文件就是莫洛托夫于10月26日为斯大林起草的一封以副外长葛罗米柯名义给毛泽东的回电，全文如下:

    北京

    致科瓦廖夫

    请向毛泽东同志转达菲利波夫同志对其10月21日电报的答复内容:

    “致毛泽东同志。

    我们赞同您的意见，目前，朝鲜人民军(还)不应实施进攻行动。我们也曾经向朝鲜朋友指出，他们拟组织的朝鲜人民军对南方的进攻还不能付诸实施，因为，无论从军事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这种进攻行动都没有充分地准备好。

    在我们看来，目前朝鲜朋友在争取朝鲜统一的斗争中，应该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开展游击运动，以及在朝鲜南部地区建立解放区和全面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工作上。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葛罗米柯[注：据列多夫斯基解释，括号中的“还”字为斯大林所加。这说明，斯大林知道毛泽东原则上不反对采取军事行动，只是对进攻时机有所考虑。]

    由此可以做出判断，9月下旬遭到莫斯科的拒绝后，北朝鲜又试图说服中国同意并支持其通过武力手段解决民族统一的问题，但显然同样遭到了拒绝。很可能是在与平壤接触期间或其后，10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达了中国的意见，并征询莫斯科的意见，以便取得一致立场。[注：这里又有一处小小的“ 历史断裂”，即10月21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无论中国还是俄国，都还没有予以公布。]也许是出于谨慎的考虑，11月5日给毛泽东发电报时，斯大林没有采用莫洛托夫的草稿，而是使用了前引那件用语非常简单的电报稿。尽管如此，莫洛托夫的电报稿还是清楚地反映了当时中苏两国领导人对朝鲜统一问题的一致立场 ——不同意金日成立即采取军事手段解决南北朝鲜的统一问题。这就是说，至少在11月初，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没有为金日成打开绿灯。[注：根据已经看到的档案文件，直到1950年1月17日金日成再次提出使用武力解决朝鲜统一的要求时，苏联方面的态度仍然是十分谨慎的。]

    本文主要依据近几年最新解密和披露的档案文献。涉及内容包括中苏两国领导人战前对实现朝鲜统一的途径的认识，中国军队中第二批朝鲜族部队回国情况，苏联代表战争初期未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的真正考虑，以及斯大林出尔反尔拒绝出动空军配合志愿军赴朝作战的背后原因……

    第二批朝鲜族部队回国的经过

    关于中国军队中朝鲜族部队回国的情况，过去已知的情况是:1949年5月金日成派人到北平，要求中共允许让林彪部队中的朝鲜族官兵回国。毛泽东与金一会谈后指示在东北的高岗，准备安排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回国。这两个师，即李德山任师长的164师和方虎山任师长的166师，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后，7月上旬，金日成决定将这两个师调回朝鲜: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回国时，164师实员10 821人，166师实员10 320人。会谈时毛泽东还答应，另外还有一支朝鲜族的部队正在南方作战，必要时也可以送他们回国。关于这第二批朝鲜族部队回国的情况，以前也有一些史料，但不够连贯，以至研究者对历史过程的描述有较大出入。[例如，关于第二批朝鲜族部队回国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时候以及由谁首先提出的，学者们就没有说清楚。]现在，把最新解密的俄国以及中国档案文献与以前发现的史料连接起来，情况就比较清楚了。

    1949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林彪。邓子恢。谭震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据最新统计资料，在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服役的朝鲜人有16 000左右。除了分散在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朝鲜人外，还有由他们的人组成的4个营。27个连。9个排。服现役的指挥员有:师级2人。团级5人。营级87 人。连级598人。排级400人。班级1 900人。他们都在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经受了锻炼和教育，在中国同志的帮助下取得了很大进步。其中许多人从我军吸取了作战。创建武装力量和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我们认为，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可以当干部。我军部队南下后，在这些人中曾一度出现波动，有人要求送他们回国。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服从命令，并坚定地向南方进发。现在战争即将结束，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我们想把这些经过训练的干部送回朝鲜(想留下的我们就留下)。请中央讨论并答复能否送他们回国，以及朝鲜 (劳动)党方面是否希望他们在此时回国。如果答复是肯定的，我们将把他们集中起来并组成一个正规师或四五个正规团，经过短期训练后让他们回国。”29日，总参谋长聂荣臻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转发了这封电报，并请求给予指示。

    毛泽东把这个情况告知了苏联方面。1950年1月8日，斯大林致电苏联驻朝大使，转述了林彪反映的情况，并要求他拜访金日成，“了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林彪此件的态度”。 1月9日，什特科夫与金日成会晤。金日成报告，他接到了中国贸易代表交来的中国政府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于战争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朝鲜族部队正逐渐闲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给它。”金日成请教如何答复中方。什特科夫通报了斯大林的指示后，金日成说，“他希望把这些部队调回朝鲜，近日内朝鲜将派3名代表赴华就此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金日成的意见是:一。把中国人民军队中上述数量的朝鲜族人按朝鲜部队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和两个步兵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二。由于朝鲜驻地困难，金日成想请中国政府在1950年4月以前把这个师和两个团留在中国。

    接到朝鲜方面的要求后，1月11日，刘少奇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林彪等人:“四野所有朝鲜部队和朝鲜干部同意派回朝鲜工作。中共中央已与鲜共中央接洽好，他们即派参谋政治人员三人来中国把部队改编好，于四月间更换夏衣后开回朝鲜，并选一千多人先回朝鲜学习机械化兵种。”同日，又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东北人民政府驻平壤办事处副主任文士桢转告金日成，“同意你们即派三个人来中国准备接收朝鲜部队，这三个人请到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总参谋长聂荣臻接洽。同意朝鲜部队在中国改编并于四月间更换夏衣后并回朝鲜。”

    1月14日，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等到达北京，与聂荣臻洽谈此事。

    1月22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在四野之朝鲜籍战士和干部共14 000余人。金日成已派其作战局长等三人来接收。他们要求将该部战士编为一个师，及其直属部队，要求随带全部武器，数目如下:步枪12 000支，轻机440，重机180，手枪120，迫击炮132门，反坦克炮72门，105榴弹炮36门及若干弹药，除告林准备酌拨外，可否，请主席复示。 ”毛泽东批示:“同意照办。”28日刘少奇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据韩国学者考察，这支部队是4月18日到达朝鲜元山的。俄国学者的研究指出，在这批回国的朝鲜族干部中，很多人后来成为朝鲜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和指挥员，如崔庸健出任民族保卫相(即国防部长)，武亭 (Му Ден)担任朝鲜人民军炮兵副司令员，崔仁(Цой Ин)担任副总参谋长，金翰燮(Ким Хван Хен)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崔光(Цой Кван)担任第一步兵师师长，李光武(Ли Гвон Му)担任第四步兵师师长，金灿德(Ким Чан Дек)担任第五步兵师师长，方虎山(Пан Хо Сан)担任第六步兵师师长，班恩(Ван Ен)担任航空兵师师长。

    这批军队和军事干部返回朝鲜，无疑大大增强了平壤的军事实力和战斗能力。不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考察说明，无论是北京还是莫斯科，其目的并非为了发动一次进攻，而只是出于一种革命的道义。因为如前所说，当时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反对使用军事进攻的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

    苏联代表为何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

    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以至6月25日下午(美国东部时间)安理会顺利通过了美国的决议案。该议案谴责“北朝鲜对大韩民国发动的武装进攻”，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动，北方军队撤回边界自己的一方，还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支持联合国组织实施这一决议。根据这一决议，美国决定对战争进行军事干预。6月27日安理会再次通过决议，责成联合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7月7 日，通过了派遣联合国军的决议案。那么，苏联代表为什么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以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显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决议呢。在有关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中，这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

    研究者对此有各不相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的一次政策失误，也有人认为这是莫斯科有意为之;有人认为这是斯大林对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取得成功充满信心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这一做法恰恰证明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的发动没有关系;有人认为苏联这样做与中苏同盟条约有关，即坚持在联合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之前与其保持一致;也有人认为莫斯科这样做恰恰是出于对北京的不信任，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中国与美国的对抗。不过，由于缺乏相关的文献证据，人们大多是简单地发表一下议论，很少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

    不久前，俄国学者披露了一份直接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档案，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注意。苏联政府拒绝在安理会参加美国政府起草的朝鲜问题决议案的讨论，令许多国家感到不解。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在与苏联驻布拉格大使的谈话中表示怀疑这一举动的正确性。哥特瓦尔德说，在他看来，“民主阵营没有必要离开安理会”。在给哥特瓦尔德的电报中，斯大林详细解释了苏联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这一做法的理由和考虑:

    绝密

    布拉格，苏联大使

    请口头向哥特瓦尔德转达下面的内容。如果他需要书面材料，可以给他一份。

    “对苏联6月27日退出安理会和它退出后所发生的事，我们同哥特瓦尔德同志有些不同看法。

    我们退出安理会的目的有四个: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再做些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

    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这些目的。

    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在军事和道义上的威望。现在没有哪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了施暴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扬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明显，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假设美国政府还继续被牵制在远东，并使中国加入解放朝鲜和争取本国独立的斗争，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首先，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也不是拥有大批武装力量的中国的对手。美国会在这场斗争中无力自拔。其次，美国在这里被缠住后就不能在短时间内着手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不定期拖延，这就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和中国的斗争会在亚洲和整个远东地区引发革命了。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可见，苏联是否参加安理会已经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没有理由说‘民主阵营没必要离开安理会’这样的话。离开还是不离开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我们可以再次离开安理会，也可以再回去，这都取决于国际局势。

    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安理会。为的是继续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防止它打着安理会的旗号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径。现在，在美国已经卷入朝鲜战争之际，在安理会中最容易实现这一目的。我认为，这很明白，不需要再作解释了。”

    菲利波夫

    1950年8月27日

    公布这份档案的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斯大林已经预计到美国必然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而且并不想阻止美国这样做，目的就是有意为美国人创造武装干涉朝鲜的条件，以便使美国陷入朝鲜战争不能自拔，从而削弱它在远东地区的实力，破坏其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同时推迟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斯大林已经预计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有能力也愿意“帮助北朝鲜军队应付美国的干涉”，因为在莫斯科看来，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安全，绝不会容许美国控制朝鲜，更不能让他们进入中国的东北边境地区。因此，毛泽东必然要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应该说，俄国学者对斯大林电报字面含义的这种理解是不错的——这也正是斯大林希望人们理解的，即苏联代表没有出席安理会阻止联合国通过美国的决议案，是经过慎重考虑和精心策划的一种策略，其目的就是要让美国陷身于朝鲜战争，然后再让中国出兵与之对抗，从而保证苏联在欧洲和国际力量对比中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斯大林的这个解释，或者说俄国学者的这种理解，迎合了以往某些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一个观点，即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关键时刻拒绝返回安理会，“是要利用美国重新卷入远东事务这一机会使华盛顿与北京发生纠纷”，因为斯大林已经考虑到，美国出兵朝鲜必然招致中国军队的介入，那样就会“造成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

    按照这种看法，从1950年初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到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再到战争爆发后莫斯科采取的策略，这一切都是斯大林预先精心设计好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的。然而，这里的逻辑前提及其与已知史实的衔接存在一系列疑问。

    其一，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为了加强与中国的同盟关系，而不是出于应付尚未发生的战争的考虑。

    在毛泽东1949年12月访苏的开始阶段，双方在是否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各执己见，谈判陷入僵局。由于毛泽东的固执态度，以及西方舆论对中苏关系现状猜测而形成的压力，斯大林被迫让步，同意签订一个新条约。此时，美国决策层正在激烈辩论如何处理美中关系问题，结果是国务院主张抛弃蒋介石而尝试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的意见占了上风。1月5日杜鲁门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演说，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在台湾海峡地区发生军事冲突，那是中国内战，美国不会干预。在中苏谈判进入关键的时刻，美国的公开表态显然刺激了莫斯科，看来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1月6日维辛斯基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个声明，说明国民党代表留在安理会是不合法的，应该排除在安理会之外”。同时表示，苏联方面也将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的主张，并宣称“只要有国民党分子在安理会中，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毛泽东当即表示“对这个措施百分之百地赞成”，并认为这个声明的副本可以发给安理会各成员国。1月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秘书长赖伊并转安理会成员国:国民党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应将其从安理会开除。1月10日苏联代表马立克提出了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安理会的提案。当1月13日苏联提案遭到否决后，马立克宣布苏联退出安理会，以实行抵制，同时指出: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安理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非法的，对苏联不具有约束力。

    当天晚上再次与毛泽东会谈时，维辛斯基建议中国向联合国提出派遣自己的驻安理会代表，以“迫使他们把这个问题纳入具体的议程”。鉴于毛泽东担心这种做法可能得不到安理会的支持，维辛斯基指出，中国继续施加压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苏联拒绝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实际上将导致联合国事务的瘫痪”，而目前安理会的一些成员国非常担心出现这样的局面。

    由此可以看出，苏联退出安理会的这一举动是经过与中国领导人充分协商后采取的有准备的措施，其目的并非如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有意把中国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恰恰相反，斯大林这样做是进一步向毛泽东表示他对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重视:苏联将全力帮助中国进入联合国，从而使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对比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否则，苏联宁愿与中国“同甘共苦”，而让联合国陷入瘫痪状态。当然，斯大林这样做可能还有另一个目的，即希望毛泽东能够感恩戴德，在中苏条约的下一步谈判中做出让步。但无论如何，如何实现朝鲜统一的问题此时还没有列入莫斯科的议事日程。

    其二，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实现朝鲜统一的计划的前提是预计美国不会或来不及进行武装干涉。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当斯大林与中国协商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时，并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朝鲜战争爆发时苏联将如何在国际舞台上面对此事，甚至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战争的问题。实际情况是，苏联退出安理会以后6天，即1月19日，斯大林接到苏联驻平壤使馆的来信，说金日成在一次宴会中再次提出只有使用武力手段才能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并要求面见斯大林。对此，斯大林一直没有答复。1月26日，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向苏联提交了中国方面有关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协定的方案，这一方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联的方案。1月28日，苏联方面回复中国代表团，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但反复修改的几个文本可以看出，这种选择显然是被迫做出的。1月31日斯大林答复平壤，表示同意朝鲜的计划，并要金日成到莫斯科面谈。待中苏同盟条约签定。毛泽东离开莫斯科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金日成于4月10日秘密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十几天的商谈。会谈中，斯大林反复询问金日成有无必胜的把握，美国是否会干涉，如果美国干涉将如何应对。在得到金日成胸有成竹的回答后，斯大林终于同意全力支持朝鲜的军事计划。斯大林最后要求金日成去北京，征求毛泽东对这一计划的意见。金日成走后，5月3日，斯大林通报毛泽东，金日成来过莫斯科，具体商谈的问题日后告知。随后，在莫斯科的催促下，金日成于13日秘密抵达北京，讲述了自己的计划。毛泽东最初感到意外，便紧急与莫斯科联系。斯大林14日电报答复，说朝鲜的计划已经得到莫斯科同意，但最后的决定权在中国和朝鲜。毛泽东只得表示同意和支持金日成的行动。

    根据上述史实，笔者曾做出推断，斯大林很可能是出于对中苏有关东北权益的协定不满(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苏联将失去中长路和旅顺港)，为了保证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支撑点，才同意朝鲜的进攻计划的，而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金日成应在美国不干预或来不及干预的情况下迅速取得胜利。至于要求中国对这一行动的认可，一则是考虑到中苏同盟关系和中国在亚洲革命中的责任，二则是万一出现美国的干预可以指望中国对朝鲜提供支援。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断，但其基础确是已经掌握的史实。而根据上述历史过程，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出以下推断:一。斯大林早在苏联代表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时就计划发动朝鲜战争;二。斯大林在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时就预计甚至希望美国干预这场战争;三。斯大林已经算定在美国介入战争后中国就会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

    其三，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反应迟缓。平静，并面临两难选择。

    战争爆发的当天，6月25日下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兰·柯克按照华盛顿的指示，要求紧急会见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得到的答复是:今天是星期日，外交部的领导人都不在莫斯科。6月26日晚(美国时间27日中午)，苏联驻联合国外交官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举行私人午餐会，这是苏联人在抵制期间定期的社交活动之一，以便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保持政治联系。当时，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坐在美国代表格罗斯和苏联代表马立克中间。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赖伊告诉马立克说，他同其他外交官将前往安理会举行会议，询问苏联代表是否准备参加，并说: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格罗斯听后脸色煞白，因为苏联代表出席会议，无疑将使用否决权。但此时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6月27日一整天，美国大使继续设法约见苏联外长，但始终未获成功。下午5时，柯克派人向苏联外交部转交了美国政府的备忘录，请求苏联政府向北朝鲜政府施加压力，停止军事进攻。6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向苏联通知了安理会27日的决议。直到这个时候，莫斯科才正式做出反应。同一天，苏联第一副外长葛罗米柯会见美国大使柯克，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关于朝鲜事件对美国备忘录的声明。声明说，对战争负责的应该是南朝鲜当局，苏联政府将继续遵循不干涉朝鲜内政的原则，而苏联政府无法参加联合国安理会，是因为美国拒绝中国出席，其结果使得安理会不可能做出具有合法效力的决定。同时，苏联政府还通知赖伊，莫斯科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27日的决议。

    苏联政府如此迟缓。平静的反应以及在此后所作的公开声明表明:第一，苏联对这场突发的战争并不感到意外;第二，莫斯科坚持认为苏联代表的缺席会使得安理会做出的一切决议都不具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说的是实话，尽管已经毫无意义);第三，关键的问题是，莫斯科只能采取置身事外的立场，因为如果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必将陷入两难选择的困境——不使用否决权就意味着对北朝鲜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使用否决权则等于承认在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从而导致与美国和世界舆论的直接对立，而这都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结果。因此，苏联才会对返回安理会的“邀请”(赖伊)和“期待”(哥特瓦尔德)采取沉默和回避的态度。后来苏联返回安理会，只是现实让莫斯科意识到，苏联的缺席并没有对联合国成员国执行安理会决议产生任何影响，反而使自己因置身联合国之外而无法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

    由此看来，斯大林的事后解释完全是言不由衷。掩人耳目。文过饰非。如果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完全相信档案作者或当事人的说法，那么就会掉入档案作者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