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徐延忠搬兵:晚清教育：八旗子弟中学使用美国教科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1 04:11:30
文章摘自：《辛亥革命》，作者：阿瑟·贾德森·布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版次：2011年10月第一版
清末的洋务派大员、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和京师大学堂7监督张百熙联合上书，敦促清廷建立新式教育体系。他们在奏折中建议，在各省省会建立大学堂以及配套的预科学堂和中小学堂，实际上张之洞和张百熙是想在省会城市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的预科学校、学院、大学。他们设想的整个教育体系以京师大学堂为核心。所有学校既教授西方艺术和科学，也教授传统的儒家经典。
他们对于现代教育制度的推崇和改革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1908年，清朝皇帝颁布的一道有关教育的上谕中说：凡男童年逾八岁者应入学，违者责其父母亲属。无父母亲属者，由本地官员负责其教育。各省总督应敦促属下兴建学校。以此圣谕广布天下。
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提倡，新式学堂在中国大地上迅速结出果实。举个例子，仅仅是教授工程学课程的较为有名的学府就有：上海工业专门学校8，太原府的山西大学堂、唐山路矿学堂和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学生数目也是爆炸式的膨胀，仅仅在奉天9就有50所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总数大约有7500名。
现代教育也已经深入到满清贵族子弟之中。我曾造访过北京的八旗子弟中学，感到非常震撼，因为我看到满清贵胄子弟手中拿的竟是美国的教科书。我还参观过几所公办学堂，虽然他们的教学质量难以令人满意，但教学设备相当精良。
天津警政长官把献祭资金存为教育基金
他们的教学质量止步不前，主要是因为没有称职的老师和教材。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东方国家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这一点在中国人身上尤其突出，求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这一宗旨在中国的学堂教育中仍未改变，学堂设立的目标，还是更倾向于培养优秀的官员。这对于一个急需现代科学启蒙的国家来说，是一个误区。我认为，处于现代教育事业发展初期的中国，应该培养更多的教师，而不是官员。
对于新知识的崇拜让旧的偶像崇拜土崩瓦解。在庞庄附近的一个村子，人们为了让孩子们学习读书写字，把庙里的神像扔到一个大坑里，将庙宇充做校舍。北京附近的一位耆宿积攒了一笔钱准备修缮庙宇，结果因“鼓励迷信”遭到当地官员申斥。天津警政的长官曾颁发禁令，禁止老百姓在中元节10献祭，他要求人们将用于献祭的钱存为教育基金。
留学生成为晚清政府精英或革命领军人物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正在学习英语。许多高等学府，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广东的基督教大学的管理者都认为，既然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如此高涨，完全可以用英语做课堂作业。赫伯特·斯宾塞、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许多西方的哲学家及政治经济学、文学家现在在中国都有了自己的忠实读者。英文也渗入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清政府在1910年下发敕令，允许在科技说明中使用英文，现在中国的火车票和列车时刻表通常用中英双语印刷。
中国有一些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或是曾在教会学校中接受早期教育，或是受到传教士掀起的知识热潮的影响，他们远赴欧洲或美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完成学业。
受这批留学风潮的影响，许多地方督抚，甚至清朝中央政府也开始遴选优秀的年轻人出国留学。这些留学生最初学成回国时面对的是怀疑与厌恶，有些人甚至被扣上对朝廷不忠的帽子饱受牢狱之灾。不过，他们很快凭借过人的才华崭露头角，并逐渐受到重用。
我总结了一个名单，上面列举着赴美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担任的职务：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他们当中有人担任了清政府的内阁高官、地方的道台，有人出任了驻英国、美国、德国、墨西哥、秘鲁和西班牙的公使、参赞及总领事，有人担任了诸如海关总税务司、中央政府六部的侍郎、铁路的总工程师、设计师和总监，有人担任了国家电报局的正职或副职主管、国际鸦片大会的清廷代表、清朝港口和重大工程的监理、清廷陆海军的各种要职以及其他许多要职。
配图：在美国留学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合影
预科学校田径队
美国总统塔夫脱111908年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演讲中提到，他访问中国时发现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不是成了地方督抚，就是成了那些想方设法追求中华帝国振兴的领导精英的秘书或者参谋。
美国政府将超出自己在义和团运动中实际遭受损失的大部分庚子赔款归还中国后，清政府与美国国务院达成了用退还的庚款培养中国留学生的协议：前4年每年送100名学生，后29年每年送50名学生赴美留学，每名学生须修习7年美国的课程。为了保证这些中国留学生是百里挑一的，并接受过必要的预科培训，北京成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负责从各省遴选优秀学生。辛亥革命爆发时，清华共有350名学生，各系都有经验丰富的外籍教师任教。现在，总共有约700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越来越多的从美国高校毕业的学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军人物。
学习了现代知识的中国学生多数拥护革命。据统计，95%的曾在国外接受教育的中国学生后来成为了革命思想的拥护者、传播者，甚至领军者。
慈禧下令将一座大型藏传佛教的寺院改建成女子学校
嘱咐赴美考察团关注美国女子教育
新的生活方式不仅影响着中国的男性，也影响着中国的女性。现在中国有许多女校开门授课。慈禧太后下令将一座大型藏传佛教的寺院改建成女子学校，她还专门嘱咐1906年赴美国考察的高级代表团特别关注美国的女子教育。清朝政府的学部下令，各地政府严加监督，只有没有裹脚的女子才能进入女子学校上学。
某位香港报纸的作者写道：
20年前，即便最乐观的革命者也无法预见，现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在这些变化当中，没有比妇女解放来得更迅猛，取得的成就更加鼓舞人心的了。政府和官方组织领导的、重视妇女社会地位的运动，对于推动社会变革起到了重大作用。中国传统的东方女性形象在现今的妇女身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女性越来越西方化，她们追求展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她们已然将自己看做新世界的重要一员。夸张一点说，在中国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思想，只要占据了妇女的阵地，就将立于不败之地。
1908年，广东省举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妇女大会。《东方杂志》的一位记者如此描述这场大会：
这次史无前例的会议的召开与中日关系紧张息息相关。会议的议程安排堪称完美，原本紧凑的会议安排，却因为有太多与会者要求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而持续了4个小时。当天天气简直糟透了，但是近万名女性还是冒着瓢泼大雨赶到会场，整个会议过程中，她们秩序井然，毫不理会一直在下着的滂沱大雨。在广州这个巨大的商业中心的历史上，警察们放下手中的事情，第一次为妇女们伫立在各个交通要道口，对他们而言，当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参加大会的妇女们清理道路，以确保市民们的妻子、女儿们能顺利参会。这些妇女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她们发表了严正声明，表达她们对于侵略的愤慨。
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读懂《东方杂志》编辑刊载这篇文章的深刻用意，而联想到1912年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冲进南京议会(编者注：即咨议局，下文同)，毫不留情地砸碎了议会大厦的所有玻璃，闹了个天翻地覆，人们才会理解其背后的深层含义。——以前，这种事情，只有在伦敦这样的城市会不时出现。
基督徒在晚清现代教育中的尴尬地位
中国的教会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教会学校和教会大学的教学质量要远远高于中国政府的公立学校，不过在教学设备和资金支持方面，教会学校和教会大学略显逊色。但从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的优势十分明显。费佩德先生说，1907年在南京办公的两江总督以每月400美元的月薪雇佣了5名顾问。他挑选的都是基督徒，他们都是中国的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其中有3人曾赴美国留学。
同年，在北京通过最高学位考试的12人当中12，有1位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另外11人，都是美国高校或者美国在中国设立的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一位，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成为了中国学部的主要负责人。在清政府学部的支持下，张伯苓先生在天津创办南开中学堂；严复博士，他是中国最为活跃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浸淫于西方文化的基督徒成为了中国人民学以致用的楷模。
西方思想正被广大中国民众所接受。中国人的思想觉醒正在大踏步地前进。不再满足于孔孟说教的中国人变得雄心勃勃，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一样，开始学习同样的现代知识。不过，要求上进的中国青年迫切地想接受现代教育，他们并不在乎他们的教师是不是基督徒。欧洲和美国的高校能从这个事实当中获得怎样的一种信息呢？
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改革浪潮和其他的在西方文明影响下的运动，已经沾染了很多西方世界的恶习，这些恶习玷污了西方文明，现在正在污染中国的民众。上一代的中国青年受到的诱惑只是来自于本土的社会，而现在的中国年轻人面临着全世界的诱惑。儒家文明影响下的中国人受到的宗教束缚本来就很少，曾经约束他们的行为和道德准则正在逐渐丧失效力。我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所到之处，都能听到这个国度的智者的叹息，他们认为新时代的诱惑要比旧时代的诱惑更加险恶。
不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诸多基督徒的努力对于切实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发挥了作用。但是，糟糕的是，这种作用不完全是正面的。而且反对基督教在本国传播的中国人士一直拥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西方的传教行动，有些时候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实际上，某些欧洲和美国人的恶劣行为增加了中国反基督教人士的筹码。这些家伙原本就是欧洲诸国和美国的社会渣滓，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中国人留下了坏的印象，以至影响到中国人对所有西方人士、所有基督徒的印象。
另外，在欧美文化的毒瘤影响下，中国的基督教徒中的黑暗势力也在慢慢滋长。这些邪恶的因素，让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面临着最严峻的危机。此刻，中国人的眼界已经打开，他们关于世界的认知，推动了本国的进步，也让他们意识到所谓的“基督教国家”究竟是怎样的货色——它们是那样的自私、贪婪和放荡。宗教信仰原本属于个人事务，可是对于亚洲人来说，与其说它是个人事务，还不如说是国家事务。在亚洲人民眼中，西方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这些国家试图瓜分他们国家的领土，这些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对他们的国家巧取豪夺。由于侵略者的花言巧语、坑蒙拐骗，亚洲国家的人民已经是义愤填膺，对于侵略者们信奉的宗教，他们自然而然会采取排斥的态度，绝对不会本能地想成为其中的一员。
许多白人在远东的所作所为令中国人愤慨。他们的丑行也成为教会开展工作的最严重的阻碍。对于东方人来说，白人在他们眼中毫无区别，他们并不能分辨白人的国籍，他们对于白人有着近乎统一的观感，对于白人的所作所为，他们一旦形成看法，就很难改变，遗憾的是，很多白人的行为都让他们感到厌恶和恐惧，由此演变为他们对于“洋人”整体的厌恶与恐惧。这种厌恶与恐惧，不会因为少数白人的文明友好的行为而改变，要想知道中国人对于白人的整体印象，只要看一看他们代指白人的称号“洋鬼子”就知道了。因为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的侵略，因为洋人对东方国家民众的欺压，即使在主张东西方国家和民众应该相互尊重、友善相处的人士看来，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也变得不忍卒读。“世界上有很多荒谬的事情，”马克·吐温曾经写道，“其中之一就是，白人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比其他‘野蛮人’少些野蛮。”我认为他讲得很对。下面有一个滑稽的例子。我曾在南京的明孝陵中发现了十多张一模一样的“告示”，这些告示全部张贴在明孝陵的显眼之处。告示的文字如下：
鉴于明孝陵及其相邻景区有部分游客存在故意损毁皇家墓碑、石刻等文物，及在碑刻、建筑之上乱涂乱画之现象，两江总督端方大人命令，在上述文物及房屋周围增设栅栏，以保护皇家文物及房屋不受破坏。在明孝陵及相邻景区观光之游客，不得进入栅栏，且不得有上述任何损毁皇家文物及建筑之行为。此令！
外务署万韬泰梁江
江宁知府杨13
这张告示有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日语等多个版本，就是没有中文版本的。因为根本不需要，只需要看一眼明孝陵的拱门、石碑和楼宇上面用上述文字书写、刻画的密密麻麻的污迹，上述国籍的人们都应该感到羞耻。告示是必要的，但是只对某些特定国籍的人来说才是必要的。中国人心中的圣物被人玷污，无论是石质还是木质的建筑上都刻满了人名和其他记号，无非是诸如“某某到此一游”的内容，其中大多数是英语。中国人憎恨、鄙视干出如此勾当的外国人，这有什么不对的呢？
在亚洲的各个港口城市生活的外国居民中，来自高层的人士比以前多了，而且不乏精英人士。但令人痛心的是，来自西方国家的社会垃圾更多。
威尔佛莱法官去上海设立第一个“美国在华法庭”时，发现中国人对“美国女孩”一词的理解是：风骚迷人、声名狼藉的女性。实际上，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女孩就是美国的妓女。威尔佛莱法官驱逐这些妓女，但只要他一离开，这些妓女就会卷土重来。
现在就是这种状况。就在前些年，盘踞远东各个港口城市的欧美人，都谈不上是什么善男信女。在今天的远东地区，品行最恶劣的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韩国人，而是极端堕落的白人。大家只要去读读塔夫脱先生担任菲律宾总督时所写的官方报告，就知道我并不是在危言耸听。
塔夫脱先生的报告中记录了上述白人的德行——与其说是德行，不如说都是些失德的行为——这其中有很多美国人。大家如果还不信，可以再去读读罗伯特·默里先生撰写的上海美国人聚居区的文章，在他的笔下，那就是一个十足的藏污纳垢之所14。
我十分赞同美国驻烟台领事约翰·法勒先生的观点，他说，一个诚心膜拜神像的中国人比一个什么都不相信的白人更容易相处，也更容易使之皈依，因为诚心拜佛的中国人至少对自己相信的事物倍加珍惜，后者虽然见多识广，但是对任何信仰全都毫不理会。世界上最没有希望的人就是明知真理却拒绝在自己的生活中贯彻真理的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有膜拜对象的，不是孔圣人，就是佛祖。中国人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白人都是基督徒，所以所有的基督徒因为某些抛弃或者拒绝信仰的白人而蒙受了“不白之冤”，中国人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基督徒身上都有这些堕落白人的恶行。一个白人的恶行引起了中国人对所有白种人的错误认知，就像美国的西进运动中，一个定居者的妻子被一个印第安人杀害，出于复仇心理，这位定居者会毫无罪恶感地射杀他所遇到的任何一个印第安人。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敌意，与这位定居者有着同样的心理原因。中国人厌恶基督教不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义本身，而是因为某些基督教国家的低素质国民的所作所为。
大多数东方报纸上对于传教士的谴责都与那些德行败坏的白人有关。传教士不会赌博、酗酒和乱搞男女关系，于是被讥笑为“伪君子”，在那些有生以来从未参观过任何一所设立在中国的基督教堂、学校和医院的批评者的口中成为了“不做好事的人”。
一位《日本邮报》的编辑非常中肯地写道：
我们并不是说，那些谴责传教士们强烈的布道愿望的报纸是不公正的，我们不能因为它们对传教士的言行产生疑虑就说它们不公正。但是我们敢断言，它们显然利用了某些东方人出于某种奇怪的理由而对传教士及传教士的工作产生的莫名憎恨。如果这些人能够以传教士的言行为依据，对这种厌恶给出合理的解释，他们的观点也许会赢得更多人的认可。然而，他们始终无法对他们的憎恶给出符合逻辑的合理解释，他们给不出任何理由，只能说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理性思考，就把传教士和传教行为作为了憎恶的对象。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成为一名基督教的反对者，他也可以拿起他的笔，用苛刻的笔调宣扬他的观点。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根本不必理会，哪怕是对他进行很小的指摘。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这种责难变成习惯性的敌意之前，传教士有权进行抗议，公众也有权利带着怀疑的目光来审视这些批评者的言论。
或许因为我们没有从正义的角度大声疾呼，让西方国家和西方的冒险家停止对中国的暴力和掠夺，或许是因为我们坚持呼吁的力度还不够。我们希望基督教能够给中国带来有益的影响，我们教会不应该因为我们国家对中国的主张而蒙上不白之冤，因为我们教会的主张与美国对中国的主张是相反的。有些人宣称，中国人无法理解正义和崇高，这纯粹是无稽之谈。退一步讲，即使这是真的，我们也应该用公正和同情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人。我们西方人可以将更加先进的知识传授给他们。事实上，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理性的民族一样明达事理。他们并不会因为乐天知命、不急不躁的民族特性，也不会因为长久地与外部世界的隔绝，而变得对新鲜事物不敏感，他们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差。只要给他们合适的机遇，他们一旦抓住，就会紧紧抓住不放。公平地、充满人性地处理与中国相关的一切事务，也许不能消除中国人已经暴露出来的敌意，但是一定会大大减少因着中国敌意而引起的暴力冲突。
我们非常痛苦地意识到一个清晰无比的事实，在中国的非基督徒的白人和西方国家没有基于基督教义采取的外交政策破坏了中外交流的基石，他们并没有建立新的基石，现在中外关系，比这些西方国家的炮舰以及追随这些炮舰而来的白人到达中国之前的状况还要糟糕。《基督教之声》15如此评价说：“我们越向世界公开宣称我们带来的是文明，我们越向世界宣称我们传播的是科学，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于现代社会造成的危险就越大，除非我们能够通过某种方式竭尽全力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手持连发步枪并配备无烟火药的强盗仍旧是强盗，只是比从前危险十倍。别的不说，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人口众多的亚洲和非洲的游牧民族只要没有被彻底隔离，就会对近邻造成严重威胁。如果他们拥有了铁路、火轮船，开始征收关税，并配备机关枪等现代武器装备，却没有改变他们野蛮暴力的思想和习性，他们就会成为整个世界的威胁。”现代化本身也给西方世界带来了挑战，不要忘记，强盛的罗马帝国因为进入了处于所谓文明阶段的蛮族国家而走向了灭亡。16如何保证世界发展的平衡，推动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让所有部族享有文明成果的同时保持彼此间的和平，在可以预见的更加现代化的未来将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一个没有信仰的文明，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世界的噩梦而非福祉。从人类被驱逐出伊甸园开始，人类的堕落就成亚当·斯密所说的，“人类的敬畏之心没有随着知识和力量的增长而增长……如果无视道德，如果不坚守信仰，恪尽义务，而是试图动摇信仰，人类将无法稳步地前进……拉麦之歌17从远古以来一直回荡在人类的耳边，它告诉人类质朴的真理‘文明的首要作用就是让仇恨和敌意更加致命……想要复仇的新兴势力会因手持各种新式武器的说明书而狂喜不已’”。
除非去中国布道的基督徒能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给中国带去更加崇高的信仰，否则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态度将比过去还要抵触。
清末的洋务派大员、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和京师大学堂7监督张百熙联合上书，敦促清廷建立新式教育体系。他们在奏折中建议，在各省省会建立大学堂以及配套的预科学堂和中小学堂，实际上张之洞和张百熙是想在省会城市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的预科学校、学院、大学。他们设想的整个教育体系以京师大学堂为核心。所有学校既教授西方艺术和科学，也教授传统的儒家经典。
他们对于现代教育制度的推崇和改革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1908年，清朝皇帝颁布的一道有关教育的上谕中说：凡男童年逾八岁者应入学，违者责其父母亲属。无父母亲属者，由本地官员负责其教育。各省总督应敦促属下兴建学校。以此圣谕广布天下。
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提倡，新式学堂在中国大地上迅速结出果实。举个例子，仅仅是教授工程学课程的较为有名的学府就有：上海工业专门学校8，太原府的山西大学堂、唐山路矿学堂和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学生数目也是爆炸式的膨胀，仅仅在奉天9就有50所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总数大约有7500名。
现代教育也已经深入到满清贵族子弟之中。我曾造访过北京的八旗子弟中学，感到非常震撼，因为我看到满清贵胄子弟手中拿的竟是美国的教科书。我还参观过几所公办学堂，虽然他们的教学质量难以令人满意，但教学设备相当精良。
天津警政长官把献祭资金存为教育基金
他们的教学质量止步不前，主要是因为没有称职的老师和教材。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东方国家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这一点在中国人身上尤其突出，求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这一宗旨在中国的学堂教育中仍未改变，学堂设立的目标，还是更倾向于培养优秀的官员。这对于一个急需现代科学启蒙的国家来说，是一个误区。我认为，处于现代教育事业发展初期的中国，应该培养更多的教师，而不是官员。
对于新知识的崇拜让旧的偶像崇拜土崩瓦解。在庞庄附近的一个村子，人们为了让孩子们学习读书写字，把庙里的神像扔到一个大坑里，将庙宇充做校舍。北京附近的一位耆宿积攒了一笔钱准备修缮庙宇，结果因“鼓励迷信”遭到当地官员申斥。天津警政的长官曾颁发禁令，禁止老百姓在中元节10献祭，他要求人们将用于献祭的钱存为教育基金。
留学生成为晚清政府精英或革命领军人物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正在学习英语。许多高等学府，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广东的基督教大学的管理者都认为，既然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如此高涨，完全可以用英语做课堂作业。赫伯特·斯宾塞、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许多西方的哲学家及政治经济学、文学家现在在中国都有了自己的忠实读者。英文也渗入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清政府在1910年下发敕令，允许在科技说明中使用英文，现在中国的火车票和列车时刻表通常用中英双语印刷。
中国有一些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或是曾在教会学校中接受早期教育，或是受到传教士掀起的知识热潮的影响，他们远赴欧洲或美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完成学业。
受这批留学风潮的影响，许多地方督抚，甚至清朝中央政府也开始遴选优秀的年轻人出国留学。这些留学生最初学成回国时面对的是怀疑与厌恶，有些人甚至被扣上对朝廷不忠的帽子饱受牢狱之灾。不过，他们很快凭借过人的才华崭露头角，并逐渐受到重用。
我总结了一个名单，上面列举着赴美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担任的职务：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他们当中有人担任了清政府的内阁高官、地方的道台，有人出任了驻英国、美国、德国、墨西哥、秘鲁和西班牙的公使、参赞及总领事，有人担任了诸如海关总税务司、中央政府六部的侍郎、铁路的总工程师、设计师和总监，有人担任了国家电报局的正职或副职主管、国际鸦片大会的清廷代表、清朝港口和重大工程的监理、清廷陆海军的各种要职以及其他许多要职。
配图：在美国留学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合影
预科学校田径队
美国总统塔夫脱111908年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演讲中提到，他访问中国时发现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不是成了地方督抚，就是成了那些想方设法追求中华帝国振兴的领导精英的秘书或者参谋。
美国政府将超出自己在义和团运动中实际遭受损失的大部分庚子赔款归还中国后，清政府与美国国务院达成了用退还的庚款培养中国留学生的协议：前4年每年送100名学生，后29年每年送50名学生赴美留学，每名学生须修习7年美国的课程。为了保证这些中国留学生是百里挑一的，并接受过必要的预科培训，北京成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负责从各省遴选优秀学生。辛亥革命爆发时，清华共有350名学生，各系都有经验丰富的外籍教师任教。现在，总共有约700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越来越多的从美国高校毕业的学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军人物。
学习了现代知识的中国学生多数拥护革命。据统计，95%的曾在国外接受教育的中国学生后来成为了革命思想的拥护者、传播者，甚至领军者。
慈禧下令将一座大型藏传佛教的寺院改建成女子学校
嘱咐赴美考察团关注美国女子教育
新的生活方式不仅影响着中国的男性，也影响着中国的女性。现在中国有许多女校开门授课。慈禧太后下令将一座大型藏传佛教的寺院改建成女子学校，她还专门嘱咐1906年赴美国考察的高级代表团特别关注美国的女子教育。清朝政府的学部下令，各地政府严加监督，只有没有裹脚的女子才能进入女子学校上学。
某位香港报纸的作者写道：
20年前，即便最乐观的革命者也无法预见，现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在这些变化当中，没有比妇女解放来得更迅猛，取得的成就更加鼓舞人心的了。政府和官方组织领导的、重视妇女社会地位的运动，对于推动社会变革起到了重大作用。中国传统的东方女性形象在现今的妇女身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女性越来越西方化，她们追求展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她们已然将自己看做新世界的重要一员。夸张一点说，在中国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思想，只要占据了妇女的阵地，就将立于不败之地。
1908年，广东省举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妇女大会。《东方杂志》的一位记者如此描述这场大会：
这次史无前例的会议的召开与中日关系紧张息息相关。会议的议程安排堪称完美，原本紧凑的会议安排，却因为有太多与会者要求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而持续了4个小时。当天天气简直糟透了，但是近万名女性还是冒着瓢泼大雨赶到会场，整个会议过程中，她们秩序井然，毫不理会一直在下着的滂沱大雨。在广州这个巨大的商业中心的历史上，警察们放下手中的事情，第一次为妇女们伫立在各个交通要道口，对他们而言，当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参加大会的妇女们清理道路，以确保市民们的妻子、女儿们能顺利参会。这些妇女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她们发表了严正声明，表达她们对于侵略的愤慨。
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读懂《东方杂志》编辑刊载这篇文章的深刻用意，而联想到1912年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冲进南京议会(编者注：即咨议局，下文同)，毫不留情地砸碎了议会大厦的所有玻璃，闹了个天翻地覆，人们才会理解其背后的深层含义。——以前，这种事情，只有在伦敦这样的城市会不时出现。
基督徒在晚清现代教育中的尴尬地位
中国的教会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教会学校和教会大学的教学质量要远远高于中国政府的公立学校，不过在教学设备和资金支持方面，教会学校和教会大学略显逊色。但从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的优势十分明显。费佩德先生说，1907年在南京办公的两江总督以每月400美元的月薪雇佣了5名顾问。他挑选的都是基督徒，他们都是中国的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其中有3人曾赴美国留学。
同年，在北京通过最高学位考试的12人当中12，有1位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另外11人，都是美国高校或者美国在中国设立的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一位，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成为了中国学部的主要负责人。在清政府学部的支持下，张伯苓先生在天津创办南开中学堂；严复博士，他是中国最为活跃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浸淫于西方文化的基督徒成为了中国人民学以致用的楷模。
西方思想正被广大中国民众所接受。中国人的思想觉醒正在大踏步地前进。不再满足于孔孟说教的中国人变得雄心勃勃，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一样，开始学习同样的现代知识。不过，要求上进的中国青年迫切地想接受现代教育，他们并不在乎他们的教师是不是基督徒。欧洲和美国的高校能从这个事实当中获得怎样的一种信息呢？
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改革浪潮和其他的在西方文明影响下的运动，已经沾染了很多西方世界的恶习，这些恶习玷污了西方文明，现在正在污染中国的民众。上一代的中国青年受到的诱惑只是来自于本土的社会，而现在的中国年轻人面临着全世界的诱惑。儒家文明影响下的中国人受到的宗教束缚本来就很少，曾经约束他们的行为和道德准则正在逐渐丧失效力。我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所到之处，都能听到这个国度的智者的叹息，他们认为新时代的诱惑要比旧时代的诱惑更加险恶。
不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诸多基督徒的努力对于切实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发挥了作用。但是，糟糕的是，这种作用不完全是正面的。而且反对基督教在本国传播的中国人士一直拥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西方的传教行动，有些时候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实际上，某些欧洲和美国人的恶劣行为增加了中国反基督教人士的筹码。这些家伙原本就是欧洲诸国和美国的社会渣滓，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中国人留下了坏的印象，以至影响到中国人对所有西方人士、所有基督徒的印象。
另外，在欧美文化的毒瘤影响下，中国的基督教徒中的黑暗势力也在慢慢滋长。这些邪恶的因素，让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面临着最严峻的危机。此刻，中国人的眼界已经打开，他们关于世界的认知，推动了本国的进步，也让他们意识到所谓的“基督教国家”究竟是怎样的货色——它们是那样的自私、贪婪和放荡。宗教信仰原本属于个人事务，可是对于亚洲人来说，与其说它是个人事务，还不如说是国家事务。在亚洲人民眼中，西方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这些国家试图瓜分他们国家的领土，这些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对他们的国家巧取豪夺。由于侵略者的花言巧语、坑蒙拐骗，亚洲国家的人民已经是义愤填膺，对于侵略者们信奉的宗教，他们自然而然会采取排斥的态度，绝对不会本能地想成为其中的一员。
许多白人在远东的所作所为令中国人愤慨。他们的丑行也成为教会开展工作的最严重的阻碍。对于东方人来说，白人在他们眼中毫无区别，他们并不能分辨白人的国籍，他们对于白人有着近乎统一的观感，对于白人的所作所为，他们一旦形成看法，就很难改变，遗憾的是，很多白人的行为都让他们感到厌恶和恐惧，由此演变为他们对于“洋人”整体的厌恶与恐惧。这种厌恶与恐惧，不会因为少数白人的文明友好的行为而改变，要想知道中国人对于白人的整体印象，只要看一看他们代指白人的称号“洋鬼子”就知道了。因为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的侵略，因为洋人对东方国家民众的欺压，即使在主张东西方国家和民众应该相互尊重、友善相处的人士看来，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也变得不忍卒读。“世界上有很多荒谬的事情，”马克·吐温曾经写道，“其中之一就是，白人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比其他‘野蛮人’少些野蛮。”我认为他讲得很对。下面有一个滑稽的例子。我曾在南京的明孝陵中发现了十多张一模一样的“告示”，这些告示全部张贴在明孝陵的显眼之处。告示的文字如下：
鉴于明孝陵及其相邻景区有部分游客存在故意损毁皇家墓碑、石刻等文物，及在碑刻、建筑之上乱涂乱画之现象，两江总督端方大人命令，在上述文物及房屋周围增设栅栏，以保护皇家文物及房屋不受破坏。在明孝陵及相邻景区观光之游客，不得进入栅栏，且不得有上述任何损毁皇家文物及建筑之行为。此令！
外务署万韬泰梁江
江宁知府杨13
这张告示有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日语等多个版本，就是没有中文版本的。因为根本不需要，只需要看一眼明孝陵的拱门、石碑和楼宇上面用上述文字书写、刻画的密密麻麻的污迹，上述国籍的人们都应该感到羞耻。告示是必要的，但是只对某些特定国籍的人来说才是必要的。中国人心中的圣物被人玷污，无论是石质还是木质的建筑上都刻满了人名和其他记号，无非是诸如“某某到此一游”的内容，其中大多数是英语。中国人憎恨、鄙视干出如此勾当的外国人，这有什么不对的呢？
在亚洲的各个港口城市生活的外国居民中，来自高层的人士比以前多了，而且不乏精英人士。但令人痛心的是，来自西方国家的社会垃圾更多。
威尔佛莱法官去上海设立第一个“美国在华法庭”时，发现中国人对“美国女孩”一词的理解是：风骚迷人、声名狼藉的女性。实际上，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女孩就是美国的妓女。威尔佛莱法官驱逐这些妓女，但只要他一离开，这些妓女就会卷土重来。
现在就是这种状况。就在前些年，盘踞远东各个港口城市的欧美人，都谈不上是什么善男信女。在今天的远东地区，品行最恶劣的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韩国人，而是极端堕落的白人。大家只要去读读塔夫脱先生担任菲律宾总督时所写的官方报告，就知道我并不是在危言耸听。
塔夫脱先生的报告中记录了上述白人的德行——与其说是德行，不如说都是些失德的行为——这其中有很多美国人。大家如果还不信，可以再去读读罗伯特·默里先生撰写的上海美国人聚居区的文章，在他的笔下，那就是一个十足的藏污纳垢之所14。
我十分赞同美国驻烟台领事约翰·法勒先生的观点，他说，一个诚心膜拜神像的中国人比一个什么都不相信的白人更容易相处，也更容易使之皈依，因为诚心拜佛的中国人至少对自己相信的事物倍加珍惜，后者虽然见多识广，但是对任何信仰全都毫不理会。世界上最没有希望的人就是明知真理却拒绝在自己的生活中贯彻真理的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有膜拜对象的，不是孔圣人，就是佛祖。中国人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白人都是基督徒，所以所有的基督徒因为某些抛弃或者拒绝信仰的白人而蒙受了“不白之冤”，中国人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基督徒身上都有这些堕落白人的恶行。一个白人的恶行引起了中国人对所有白种人的错误认知，就像美国的西进运动中，一个定居者的妻子被一个印第安人杀害，出于复仇心理，这位定居者会毫无罪恶感地射杀他所遇到的任何一个印第安人。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敌意，与这位定居者有着同样的心理原因。中国人厌恶基督教不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义本身，而是因为某些基督教国家的低素质国民的所作所为。
大多数东方报纸上对于传教士的谴责都与那些德行败坏的白人有关。传教士不会赌博、酗酒和乱搞男女关系，于是被讥笑为“伪君子”，在那些有生以来从未参观过任何一所设立在中国的基督教堂、学校和医院的批评者的口中成为了“不做好事的人”。
一位《日本邮报》的编辑非常中肯地写道：
我们并不是说，那些谴责传教士们强烈的布道愿望的报纸是不公正的，我们不能因为它们对传教士的言行产生疑虑就说它们不公正。但是我们敢断言，它们显然利用了某些东方人出于某种奇怪的理由而对传教士及传教士的工作产生的莫名憎恨。如果这些人能够以传教士的言行为依据，对这种厌恶给出合理的解释，他们的观点也许会赢得更多人的认可。然而，他们始终无法对他们的憎恶给出符合逻辑的合理解释，他们给不出任何理由，只能说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理性思考，就把传教士和传教行为作为了憎恶的对象。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成为一名基督教的反对者，他也可以拿起他的笔，用苛刻的笔调宣扬他的观点。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根本不必理会，哪怕是对他进行很小的指摘。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这种责难变成习惯性的敌意之前，传教士有权进行抗议，公众也有权利带着怀疑的目光来审视这些批评者的言论。
或许因为我们没有从正义的角度大声疾呼，让西方国家和西方的冒险家停止对中国的暴力和掠夺，或许是因为我们坚持呼吁的力度还不够。我们希望基督教能够给中国带来有益的影响，我们教会不应该因为我们国家对中国的主张而蒙上不白之冤，因为我们教会的主张与美国对中国的主张是相反的。有些人宣称，中国人无法理解正义和崇高，这纯粹是无稽之谈。退一步讲，即使这是真的，我们也应该用公正和同情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人。我们西方人可以将更加先进的知识传授给他们。事实上，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理性的民族一样明达事理。他们并不会因为乐天知命、不急不躁的民族特性，也不会因为长久地与外部世界的隔绝，而变得对新鲜事物不敏感，他们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差。只要给他们合适的机遇，他们一旦抓住，就会紧紧抓住不放。公平地、充满人性地处理与中国相关的一切事务，也许不能消除中国人已经暴露出来的敌意，但是一定会大大减少因着中国敌意而引起的暴力冲突。
我们非常痛苦地意识到一个清晰无比的事实，在中国的非基督徒的白人和西方国家没有基于基督教义采取的外交政策破坏了中外交流的基石，他们并没有建立新的基石，现在中外关系，比这些西方国家的炮舰以及追随这些炮舰而来的白人到达中国之前的状况还要糟糕。《基督教之声》15如此评价说：“我们越向世界公开宣称我们带来的是文明，我们越向世界宣称我们传播的是科学，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于现代社会造成的危险就越大，除非我们能够通过某种方式竭尽全力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手持连发步枪并配备无烟火药的强盗仍旧是强盗，只是比从前危险十倍。别的不说，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人口众多的亚洲和非洲的游牧民族只要没有被彻底隔离，就会对近邻造成严重威胁。如果他们拥有了铁路、火轮船，开始征收关税，并配备机关枪等现代武器装备，却没有改变他们野蛮暴力的思想和习性，他们就会成为整个世界的威胁。”现代化本身也给西方世界带来了挑战，不要忘记，强盛的罗马帝国因为进入了处于所谓文明阶段的蛮族国家而走向了灭亡。16如何保证世界发展的平衡，推动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让所有部族享有文明成果的同时保持彼此间的和平，在可以预见的更加现代化的未来将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一个没有信仰的文明，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世界的噩梦而非福祉。从人类被驱逐出伊甸园开始，人类的堕落就成亚当·斯密所说的，“人类的敬畏之心没有随着知识和力量的增长而增长……如果无视道德，如果不坚守信仰，恪尽义务，而是试图动摇信仰，人类将无法稳步地前进……拉麦之歌17从远古以来一直回荡在人类的耳边，它告诉人类质朴的真理‘文明的首要作用就是让仇恨和敌意更加致命……想要复仇的新兴势力会因手持各种新式武器的说明书而狂喜不已’”。
除非去中国布道的基督徒能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给中国带去更加崇高的信仰，否则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态度将比过去还要抵触。
关于美国的教育(小学/中学)
美国高中历史教科书
东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考研教科书
为什么美国中学相对很散漫，很多中国人还说美国教育好？
怎样才能更好地使用教科书？
民国时期中学外文教育
谁有美国初中的教科书??
美国高中历史教科书的ISBN是什么？
美国的公共教育
美国的教育状况
美国教育的问题
急！！！关于美国教育
关于美国的教育
请问有谁知道:澳门使用国内教科书(数学,物理,化学)的中学的课程怎样?高二是否把高三的内容也学了.
美国中学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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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美国私立中学！！！
中学信息技术教育的趋向
民国时期中学外文教育概况
在太原除了教育书店哪还能买到高中的教科书？
香港的教育和教科书和大陆有什么不同？
美国教育好还是英国教育好?
该这样使用大学英语教科书
浙江宁波使用的初中英语教科书是什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