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力集团董事长:冀朝铸回忆录：毛泽东的几件事0

中国驻美联络处的设立

前往华盛顿设立驻美联络处的先头部队，由外交部联络处的副主任韩叙率领。韩的仕途这几年拾级而上，从一个礼宾部的官员开始，现在已经是大使级人员了。我们先头部队的任务是，为驻美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和家眷寻找合适的工作地点和住所。一切妥当后，黄镇大使便和其余的人员和家属来美。

1973年4月，在我们出发前几天，周总理邀请代表团各成员到他家吃饺子。他就我们在美国的工作作出训示。完了之后，他突然说出了惊人的说话：「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们了，也是最后一次跟你们吃饭了。」这有如晴天霹雳。我听到有人在饮泣，有人在用纸巾抹泪。我则心潮汹涌澎湃，并混着恐惧。总理近来变得消瘦憔悴，他是不是病了呢？还是他在江青那一帮人的围攻下，将被清算呢？他的宣布对我和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呢？

总理最近宴请了一些在华工作的西方人士。这些人都是共产党人，不少更在中共政府工作，主要是翻译和编辑宣传文件。1960年初，当我翻译毛泽东的著作时，我曾和他们合作过，其中包括美国人爱德乐（Sol Ader） 和柯弗兰 （Frank Coe）。柯是马克思经济学家，曾在美国财政部工作。他在麦卡锡时代逃往中国。爱德乐则是在英国出生的美籍人士，也是经济学家，曾与柯弗兰共事。

周总理热情地和这些外国朋友拥抱，并对他们在中国所受到的不公待遇表示歉意。那时，我觉得周的表现意味中国往好的方面转变。现在，我结合周的说话看起来，这无疑是一个人在利用他余下的时间，解决他心中尚存的问题。

总理没有向我们解释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好意思去追问。而正正因为总理说得这样简短，意味可能将有大事发生。我们同事间经常谈到总理这些话，但没有人知道它具体的意义。我们知道和看到的是，周总理老得很快。他不抽烟，但他看起来非常疲倦，就像一棵老树将要枯萎一样。

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早上的时候，中国代表团起程前往美国。途中我们在日本东京过了一个晚上。翌天下午，我们换乘一架波音747客机。这是我首次乘搭这种庞然巨物在空中飞行。我们虽然是下级干部，却被带到客机上层的头等舱里，这无疑是航空公司给我们的特殊款待，像皇室成员一样。我们的成员中包括了大使的司机。他也跟我们先头出发以熟悉美国的交通法例及考取驾驶执照。他并会协助购买一部房车，以供大使之用。这位司机属中年年纪，个性随和，略肥。由于是高干的侍从，他看起来颇有尊严。客机的机舱服务员见到他这个派头，以为他便是中国大使了。她称呼他为「大使先生」，殷勤款待。这位司机不懂英语，只是微笑，许多时候庄严地点点头。所以，每次服务员来的时候，我们都好容易才不笑出来。

我们的目的地是洛杉矶。我最后见它的时候，是二十三年前了，当时我正乘坐轮船来美国。现在再来的时候，我已经是饱经忧患的中年汉了。在机上用过晚餐后不久，播音器突然传来了机长的声音：「各位乘客，我是机长。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留意到，飞机的一个引擎正发生火警。请不要过份惊恐。747客机的设计，是只有两国引擎也可以正常飞行。同时这种飞机的设计，可以在空中把引擎除掉。我现在正准备这样做。当我把引擎抛掉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到飞机有轻微的震动和摇摆。请不要担心。并请留在座位上，扣紧安全带。客机将会在夏威夷紧急降落，乘客可转乘另一班机继续前往目的地。」

几分钟后，飞机果然摇了一下。从我的座位，我看不到什么景象，但我可以想象到一个着火的引擎，从机翼脱离出来，跌向下面的茫茫大海。我见到我的同僚有些满头冷汗，眼睛睁得有如铜铃大。至于头等机舱那位服务员，她是震颤得这样厉害，竟把一杯橙汁倒在我新造的西服上。 

我经常坐飞机陪同总理东征西走，「身经百战」，对飞机发生事故并不害怕。我怜惜的反然是我的新西服。到了夏威夷檀香山机场后，美国国务院从洛杉矶赶来的人员以及本地的官员非常惊惶失措地向我们表示歉意。我可以想象到当他们收到载着中国第一批使馆人员的飞机机件出了问题，可能掉进太平洋的消息时，面上会是怎样的惶恐。如果我们真正没入太平洋，我想飞机失事的阴谋理论会成为人们的千古话题。

小休之后，我们继续旅程。这次安然无事抵达洛杉矶。我们被送往机场附近一所酒店。人人都显得疲惫异常，一早睡觉，但我却不能入寐。如果给我选择的话，我非常渴望在外面走一下。但我们的纪律非常严格，在国外旅行时，一个人不准出外，更何况这里是美国呢。因此，我只能困坐在房间里，遥望外面城市的灯光，回忆过去一切。

第二天，我们飞往华盛顿，由两国美国国务院的人员伴随我们。他们并对各种安排给我们作了一般的介绍。飞机在杜勒斯国际机场降落。在走出机场出口时，我一眼便看到我的哈佛宿舍房友黎赫白（Herb Levin）。我们热烈握手，欢畅地交换笑容。能够和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再见面，像往日一样互相取笑，这感觉是蛮好的。

我们住在五月花酒店，距离白宫仅五个路口。在我们这个小群体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感觉到回到家里一样。黎赫白和国务院的其他同僚也协助我们物色联络处地址。我们来自中央的指示是，要找一座独立的屋宇，以免「隔墙有耳」，给人偷听。由于我的英语能力，以及我对美国文化的熟悉，我成为我的同僚的顾问。他们总是问：「朝铸，你觉得怎样？」

一天，我们驾车外出，正要驶过石溪桥（在华盛顿西北方）的时候，我瞥见一座叫温莎公园（Windsor Park）的古老而别致的、维多利亚建筑式样的酒店正在出售。这酒店附近有几个使馆，我认为正合我们之用。黄镇大使也同意了，于是我们用略为超过五百万美元的价钱买下了。地产经纪告诉我们，日后我们把它出售时，将会赚大钱。除此之外，我们还在附近购买了两个物业，其中一个附有游泳池和网球场，准备给高级官员之用。

虽然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热诚地帮助我们，但我们抵达华府的时候，正值美国出现自从南北战争以来总统最大的危机—水门事件。我们到达华盛顿之前的一天，尼克松总统公开承认，政府中可能有人涉及用不法手段针对他的政治对手。我们的新朋友遇上了麻烦了。而当我为我的同僚翻译电视报导的时候，我见到他们都甚为担心。「他会被清算吗？」他们问。我尽力回忆我读过的美国宪政史，但却不记得美国总统在什么情况下会被轰下台。我把我们的忧虑告诉黎赫白，他着我们不必担心：「告诉你们的同志放心。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是让尼克松卷入麻烦的原因。你们不必作任何表示。」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忧心忡忡地看着水门事件的逐步发展，而几个月之后副总统艾格纽也因贪污丑闻而宣告辞职了。

黄镇大使于五月来美就任。他来的时候穿着毛装，戴起平头软帽。我们在机场迎接他。他是一个资深的外交家，政治上算是一个「好人」，我在他手下干事感觉十分放心，也感到受尊重。他曾驻节印尼和法国。他之前在军队中是个将军，曾参与长征，和日本、蒋介石打过仗。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艺术天份，长征中留下了好几幅素描画。他是唯一有中央委员身份的外交人员。

由于黄镇上任时，我们的住所和办公室仍未装修好，因此我们仍然在五月花酒店住宿和办公。为了工作需要，我们与白宫之间安装了热线电话，以便韩叙和我可以和基辛格的副手史高哥罗夫将军（Gen. Scowcroft）直接联系。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们和美方人员开会是很多的。到后来我们搬到温莎公园后，我和韩叙的办公室都各自安了热线。 

像周总理一样，黄镇大使对我非常信任，鼓励我在美国体制内认识多些朋友。我被任命为政治部联络处的副主任，主要对手是美国国务院中国部的人员。除此之外，黄镇大使也着我广泛结交众议员和参议员。我和大使有许多次的谈话，研究谁是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并起草名单，以决定谁应该拜访，谁应该邀请吃晚饭。自从49年解放及美国决定支持台湾后，国民党在美国国会中已建立起强大的游说团。黄镇大使明白我们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们和好些政治人物会面。黄镇认为我们的一些规矩，例如不能和外国人单独会面，荒谬不当，因为这会使外国人不能畅所欲言。他运用他的权力着我们和某些人士单独会面，例如他派我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赖斯顿（J. Reston） 的访问。而我也乘机刺探水门事件的进展及不公开的内情。

联络处的第二号人物韩叙，则非常注意和遵守一对一的禁条。我时常陪同他参加聚会，他永远不会离开我的身边。有时我走开同其他人握手，他也不满意。1974年，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又再炽热起来，人人自危。联络处的左派也开始批评黄镇。而由于我的美国背景和与美国官员的良好关系，我亦难免受到怀疑。

1974年1月，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来自中国的同事一起办公，他们告诉我邓小平复出和恢复政治局委员地位的消息，我高兴得在房间里跳起舞来。邓小平是好人，他是周恩来的盟友。然而，即使如此，随着毛泽东健康的恶化，中国政局愈来愈不稳定。周恩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人物，也似乎在褪色中。江青利用毛泽东的病情为所欲为。她力图压制周恩来，大力鼓吹「不破不立、先破后立」。一班老革命家被有计划地清算、流放，有些更被杀或自杀。彭德怀元帅，韩战我军的最高统帅，被红卫兵毒打，受尽折磨而死，时间是1974年11月。我的妻子向同也因为她和台湾的关系，（她的父亲49年去了台湾）而迟迟不被批准来美和我相聚。

还有一事，也是荒谬得可以。文化部派遣一个代表团访问上纽约州的康宁玻璃器皿公司，目的是商量合作生产电视。这是江青的意思，她希望透过电视把她的革命样板戏向全国传播。访问结束的时候，康宁公司致送一个纪念品给客人--一个手工制作的水晶蜗牛。代表团返回北京后，外交部一个极左派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控诉代表团团长接受这个礼物是卖国行为。

信中说这是对中国的一个侮辱，讥笑中国的进步像蜗牛那样缓慢。

江青把愤怒发泄到总理身上，因为总理批准这个访问。她要求驻美联络处发出正式声明，抗议此事。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连联络处的左派也不同意。结果我们发回一封长长的电报，解释情况，最后「蜗牛事件」不了了之。 

1974年年初，我的好朋友黎赫白已经离开国务院，回到哈佛任教。我们两人安排黄镇大使和联络处一些人员访问哈佛。黎赫白从哈佛所在的波士顿剑桥区飞来华盛顿陪我们到哈佛。我们在国家机场会合。在登机前接受行李检查的当儿，黄镇大使对黎赫白说：「我不要检查行李。」

黎赫白向他解释：「大使先生，你是享有外交辖免权，但这只限於小袋子，至于带上飞机的手提行李，是要接受武器和爆炸品检查的，每人都要这样，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但黄镇大使，一个不习惯接受命令的将军，有点犹疑不决。他不满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我没有武器，也没有炸弹。」

「这个自然，」黎赫白说。「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要接受检查。没有人可以例外。」僵持了一会之后，黄镇大使最后交出他的行李，让X光机检查。检查员停了他的输送带，指着荧光幕。黎赫白探头一望：「这好像一把长刀。」黄镇大使交代说：「自从对日抗战开始，我便随身携带这刀。睡觉的时候，我把这刀放在我的枕头下面。这是我的习惯。」

我吓了一跳，我曾经和他同一个房间睡觉!

我完全不知他枕头下面有一把刀。后来我发觉他的妻子也不知道这事。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我只能猜测，这可能是迷信或作为一个吉祥物。

黎赫白安慰黄镇大使说，他会把这刀交给机长保管，旅程完毕后再交回给他。大使没有办法，唯有接受。我有兴趣知道这把刀背后的故事，以及有多少日本人的血在这刀上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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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驻美联络处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来愈不愉快和失落。因为虽然周总理已经发出指令，而毛主席也批准了有关名单，可是我的妻子向同仍然不能够来美。经过了两年，我的头发已白了很多，我的健康也因压力和心情郁闷而日走下坡。

接着是更加令人不愉快的消息。韩叙探亲后自北京回来，他私下告诉我周总理患了癌病，而且正在尿血。我最担心的事情最后发生了。韩叙告诉我不必太担心，因为病情「不严重」。我不相信他，也不信任他。我非常疲倦、苦闷和寂寞。我告诉他我应该回国了。他大为惊奇，问：「你怎么知道？不久你便会收到回国的通知了。」黄镇大使反对我回国，但是没有办法。

基辛格听到我快要回国的消息，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一叙。他说他听到周恩来总理患癌病的消息：「如果你们接受的话，我可以安排美国最好的癌病专家到中国给周总理治病。」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大帮忙，而且也可以回答总理这么多年对外的照顾。我把基辛格的好意电告北京，可是毫无回音。于是我只好怅然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我听到总理病得很重，看来我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就像他两年前说过一样。而且，我也被委派负责其他工作，再不过问任何与中美关系有关的事情。在我离开中国的两年期间，外交部的两个女人盘踞了外交部。她们利用可以上通天庭（即毛泽东）的关系，代毛起草外交指示，而这些指示必须照实执行。我已经47岁了，我看不到自己有什么前途，无论在外交部，或在其他地方。我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一样。

周恩来逝世 

1975年春天，我在调派海外工作两年后，返回北京。迎接我的是妻子向同和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十一岁。返回家里，我的心情和感觉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如释重负和心存希望，另方面则是心力交瘁，疲惫消沉。我给家里带回一件特别的礼物，一个在过境东京时购买的彩色电视机。我和向同虽然在政治上是卑微者，但是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在一夜间成为名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我们小小的客厅成为附近的孩子们的电影院。每个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外交部大院的所有孩子都来敲我们的门来观看每天一次的广播。我们欢迎这些孩子，因为这让我们暂时忘记生活的忧伤。可是有时我们感觉疲倦想早点休息时，我们看到孩子们如痴如醉地盯着电视，我们都不忍着他们离去，于是每个晚上都弄到十时电视台做完节目为止。

回到外交部后，我多次问起周总理的情况，并要求去见他。答复总是周总理的健康状况和我没有关系，同时总理也事务繁多，没有时间和下属应酬。谣言满天飞，空气中充满焦虑。现在没有人怀疑总理已经时日无多了。在十一月的时候，有人见到他在北京饭店的餐厅，一边工作一边吃饭，外表非常衰弱。有人说毛主席最初的时候不批准周进行膀胱癌手术，但后来改变了主意。

江青和她三个最亲密的战友，现在被人称为「四人帮」。其中两人是文胆，替毛泽东起草许多文告，另一人则曾经打过韩战。这四人都是党的高层领导人，其能够爬到这个位置，主要是因为他们听毛的说话，毛叫他们咬谁便咬谁。此外，他们也咬那些威胁他们位置的人。要维持他们的地位，他们需要毛泽东屹立不倒，以及周要死在毛的前面。因为如果毛先死，他们便失去保护，势必受到那些他们整过的人的反击和报复。许多年来，他们用尽方法打倒总理。现在总理重病，正是他们的机会，透过干扰总理的治疗，令他早日「归西」。据说有一次江青着医生暂停给总理输血，借口是她有「重大」的事情和总理商量。但是总理得到许多人的敬爱，包括海外人士，所以他最后还是得到应有的照顾。他接受过许多次的手术及传统的中医治疗，可是一切都来得太迟了，我们都屏息静气，以极其悲痛的心情，等待那随时到来的一刻。

我从美国回来不久，外交部的那两个女人便想把我外放，要我到外语学院教书。那意味一个很大的降级：从天安门城楼下降到白粉纷飞的教室。可是，新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另有计划。乔冠华是周总理的一个忠心的老部下，他向副总理邓小平负责。邓已经被打倒两次，但都再能爬起来。邓不同意党内经常搞政治斗争，去抓什么右派分子。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吃得饱，而且「不理黑猫白猫，抓到老鼠便是好猫。」

乔冠华几年前和一个富有的律师的女儿结了婚。这律师早年曾资助毛泽东的武装队伍。（译按：律师是章士钊，其女是章含之。）

章含之受过良好教育，是英语专家，在回外交部工作之前曾在外国生活。她是毛泽东的英语教师之一，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她曾协助翻译。乔冠华没有把我「放逐」出去，他任命我为国际司的副司长，负责统筹我方和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的联系工作。在我上任之前，我第四次被派到五七干校「学习」。

周恩来与疾病的斗争在1976年1月8日结束。他逝世的消息在第二天透过电台和播音器向全国广播。正式宣布消息之前，是令人悲伤的哀乐。全国人民同声一哭。据说，有一列火车，载的全是人民解放军，在得知消息后，全车大声痛哭，很远的地方都听到。

和毛泽东不同，周恩来没有搞个人崇拜。而虽然周的敌人多方设法中伤他和陷害他，中国的八亿人民都敬爱着周总理。他像慈父一样关怀人民。他出现在大灾难的场面里。他随时停下车来和老乡交谈，以明白农耕收成的情况。他是一个时常面带笑容、风度翩翩、散发着个人魅力的外交家，赢取了不少外国朋友。

当我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寒冷的天气里在农场喂饲猪只。我的哀伤是无限的，我为自己而哭，为总理所受的苦而哭，为中国而哭。一盏在大风大浪的海面上的明灯熄灭了。除了尼克松的到访和其他外交成就之外，中国自从文革开始后，已倒退了十年。中国的前途现在正握在一个被群小包围的垂死的帝王手上。

在全国哀悼期间，我获准返回家里。总理的讣闻，除了通常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老套说话外，还特别提到他接受了「精心治疗」，但还是「医治无效」。这些虚假的说话无疑是为了回答愈来愈多的批评，说周总理只得了有限的照料，同时死后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总理的遗体，经处理后，被存放在他逝世的医院里。周要求死后火化，但当局决定他的遗体不准备公开给人瞻仰。我非常愤怒，因为我知道许多其他的人都被准许在总理病危期间去探访他，即使在床边站一会儿也好，可是我却被剥夺了这机会。

幸运的是，在总理逝世的第二天晚上，他的侍卫领班打电话到我家中。我在跟随总理时认识他，彼此对对方都有好感，他待我如家人一样。我们互相慰问之后，他说：「总理明天便要送去火葬场了。如果你要见他最后一面的话，你可立即来天安门广场，我带你去见他。」放下电话后，我立即穿上大衣，戴起暖帽，飞奔出门。侍卫领班开车送我到医院，从一道小门走进私人瞻仰室。这样做非常危险，因为若然给人发觉，特别是给总理的敌人发觉的话，我们两人便有很大的麻烦。因此我要赶快完成对总理的瞻仰。我已不记得现场的环境怎样了，只有一个印象是一支点亮的洋烛和一副简陋的棺木。总理的面容非常清瞿。我强压着心头的悲痛，不让自己哭出来。这是最后一次，我和总理单独在一起。我默然说：「总理，再见了! 地老天荒，我会记着你。」我对他的遗体三鞠躬，再静默一会，然后转身离去。翌天下午，总理的遗体将会移送火葬场，并且不会有任何仪式。四人帮宣布不会有公开追悼活动。可是，那天一早，灵车经过的长安街便挤满人群——超过一百万人，他们都在这里送别总理。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都在家里。领导千叮万嘱，着我们该天不要上街致哀。于是我们只好在家里看晚上的电视转播。我们噙着眼泪看着总理的灵车从长安街缓缓驶下，大街两旁是各式各样的人：带着孩子的父母、年轻的学生、工厂工人、农民、家庭主妇、抱着婴孩的母亲....... 每人都在哭，向敬爱的总理告别。

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总理追悼会。我获准参加。大会由副总理邓小平主持，并宣读悼辞。当他一开始发言说到「我们的总理」时，他也不由哽咽了一下。为了表达我对总理的感情，我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发表。但过了几个星期，文章仍未见登出。于是我打电话到报社去查询，接电话的职员说没有收到我的文章，便随即收线。

一月是农历新年龙年的到来，而按中国传统龙年是不吉利的年。二月初，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开始出现，指责他是死不悔改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消息，因为我们希望有改革思想的邓成为周恩来的继承人。三月，当清明节快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份杂志发表一篇尖锐抨击周恩来的文章。几小时后，透过人们的口口相传和在行走全国的火车的车身上髹上标语，一个抗议行动开始酝酿。

我这时已返回干部学校了。那些从北京回来的同僚告诉我，人们纷纷拿着花圈和丝织菊花前往天安门广场纪念碑，花圈堆积成了一个小山。此外，人们还在纪念碑上贴满了诗歌和赞词，其中一个名句是：「我哭豺狼笑」。党委和外交部给我们三申五令，不准抄写天安门上的诗句和悼念周恩来的文章，但没有人加以理会。四人帮认为是邓小平的阴谋。但是他们不知道人们不需要被引导去宣泄他们的愤懑。广场上的人群愈聚愈多。在广场上漫步并互相交流不满情绪成为千千万万人每天的节目。

四月初的一个晚上，政府开始清场，派出卡车和上千计的人员搬走广场上的花圈和鲜花，并逮捕在场的人。接着，冲突开始。政府加派人手，出动上万手持木棍的民兵武力清场。结果许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及被架走。这事被称为「五四天安门事件」。

卷入乔冠华的政治斗争中

天安门四五事件一两个星期之后，一部从北京开来的车驶到干部学校，要载我立即去见外交部长乔冠华。车子在石家胡同乔冠华的私邸前放下我，这大宅以前属于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乔冠华亲自在门前迎接，把我引入书房，早已有三杯茶放着。乔冠华和他的夫人章含之都显得有点神色紧张。

乔冠华开口说：「小冀，你也知道，外交部的唐闻生和王海容是一个大问题。情况现在更加变得不可能了。我做什么都要她们批准。她们事事干涉，整天开斗争会，现在更斗到我头上，说我是右派。」

我没有答话，但我和乔冠华一样紧张。章含之说她曾经写信给毛主席，投诉这两个女人。她这样做，无疑是因为她父亲在解放前曾长期支持毛泽东，她相信她的信有影响力。但是信件被人阻截了。总之是，她的信全无下文。

「我相信主席对这两个女人的胡作非为一无所知，」乔说。「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让主席知道。」乔冠华坚决的口吻让我血脉翻腾。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阴谋，但是有机会的话我愿意和这两个女人斗争。

「我需要和主席亲自说一次话，告诉他真正的情况，及摆脱这两个女人，」乔继续说。

「但现在她们把持一切，我很难打进去。她们不给我机会。如果主席让你到他的住处做翻译，她们不能阻止，因为是主席的意思。假如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跟你一起去，她们也不能阻拦，因为我是外交部长。因此，我已经决定再派你做主席的翻译。」

「我已经没有为主席翻译许多年了，」我说。「他有唐闻生，为什么还要我？」

乔说他已经和毛的私人秘书张玉凤安排好。由于此事无关痛痒，张已经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我认为没有用，因为我相信这两个女人一眼便望穿乔的计谋。但乔解释说唐闻生和王海容正与江青吵架，环绕着毛泽东周围的权力斗争正随着毛的健康的恶化而愈演愈烈。「唯一可以赶走这两个女人的方法，是得到江青的支持，以影响主席，」他说。

我简直不相信，乔冠华要行这个险着。我说：「这非常危险。江青犯众人怒，这是最差最差的方法。」

乔狡猾地微微对我一笑，「你知吗，小冀，这是以毒攻毒。」他告诉我他已经不能容忍这个情况：他身为外交部长，负上重大责任，但却经常听命和受制于这两个女人。我重覆表示这太危险了。但乔、章两人非常坚持。乔说：「这是最后的斗争，你不明白其中的复杂性。」是的，我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我没有选择。外交部长命令我给毛翻译，我不能拒绝。自从我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和斯诺翻译后，时间已过去六年了。我对许多事不知道。乔冠华把我收藏在他家里几天，在这几天里，他把进行中的政治斗争，从政治局以下，逐层向我解释。

最后有一天，司机把我和乔冠华载到毛泽东的住处，替他和纽西兰总理莫尔顿（Muldoon）作翻译。这是莫尔顿的第一次官式访华。我看见了毛泽东的衰弱情况，这把我吓呆了。他说话的能力已下降到喃喃自语的地步。翻译的时候，他嗫嚅一些话语，然后等张玉凤用清楚的说话给他复述。如果张玉凤说得对，他便点头，我便根据张的复述用英语翻译出来。如果张玉凤说得不对，他便摇头，用笔在纸上写几个字，协助张玉凤了解他的意思。

毛泽东是八十二岁了，自己不能站起来。当客人要离去时，张玉凤和护卫员搀扶他的臂弯，把他架起来。当他握手时，张玉凤和护卫员支撑他的手，软弱无力地给对方握一下。奇怪的是，毛泽东虽然这么衰弱，他的头脑却运作得很好。他虽然说话不清楚，但却并非说昏话。

于是我再一次为毛作翻译，而这对我是带有危险性的，因为我卷入了乔冠华和章含之的政治阴谋。翻译完成后，我松了一口气，立即返回干校，继续我的养猪种菜「事业」。

我最后一次给毛翻译是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来访的时候，日期是1970年5月27日。毛已经不能把头抬起来。他身体浮肿，咀部不能合紧，眼睛鼓起，头靠在沙发上。当他后来看见这次接见的官方图片时，他说他不再接见外宾了。

几个月之后，江青倒了台，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开始整肃乔冠华，连带我也被批判。我被迫参加一连串的斗争大会，目的是要把我赶离外交部。乔冠华被外交部那两个女人指控和江青搞在一起。几年后，乔患癌病逝世，他的以毒攻毒的计策未能成功。乔死后许多年，他的遗孀章含之承认：「乔冠华和我太天真了。」

龙年确是名不虚传，7月26日，距离北京东南12里的工业城市唐山发生大地震。二十五万人死亡，也差不多有同样的人数受伤。这是中国四百年来最严重的地震。地震时我刚好在北京，全城都震动起来，但损毁却属轻微。当时人们都担心有大的余震到来，我立即安排家人飞往较远的西安。向同在那里有亲人，她和孩子可以留在那里直至情况稳定为止。至于我，则留守大本营，像其他数以万计的人一样，睡在首都的街道上，以策安全。

中国的传说，在帝皇驾崩之前，总有凶兆，这些凶兆或许是自然大灾害。9月9日，即唐山发生大地震45天之后，毛泽东逝世。和周恩来死的时候人们自发哀悼不同，毛的丧礼非常形式化和人工化。9月18日，整个天安门广场都堆拥着各个机关的干部，他们被命令与学生、工人、农民、兵士等一道出席丧礼。每人都戴起黑袖章，站在行人路指定的地点。我和我的外交部同僚站在一起。时序是初秋，天气仍然相当懊热。仪式进行了许多小时。有些群众在哭，但我们大部分人感觉到的是口渴和疲倦。当仪式最后结束我正在走回家的时候，听到向同在后面叫我的声音。我回头一望，见到她手里拿着两支冰棒满面笑容走过来。对于我来说，她和冰棒都是我欢迎的景象。

毛泽东的「几件事」

毛泽东晚年的时候，说了以下一段话：「....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金城。....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说这话的时候是1976年，有人估计是在一月或六月，大概是现在公开传出来毛泽东逝世之前最后的话语。

对于这段说话，我最初读的时候，大惑不解。再读几次，也还是不明。为什么毛泽东把「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金城」算作一件事。这明明是三件事，时间不同，性质不同，对象不同，怎可以混为一谈当作一件事？

我想，是不是他老糊涂了，或病得头脑混乱了？毛泽东死于1976年九月，而根据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所述，毛泽东在1974年得到了运动神经元病，此外他还有许多其他疾病，到了1976年他已经是重病在身，可以随时死亡。

然而，他的病不是在脑部，而且他说这些话时，不是在昏迷中的呓语。何况这是一段不太短的说话，内中涉及几件历史大事，而且其中还有评论，还有感想。他说到前一件事，（即打蒋介石等等）「异议的人不多」，而后一件事，（即文革）「反对的人不少」。所以，「老糊涂」或「病得头脑混乱」不能成立。

是不是传话时错误了？众所周知，在毛泽东最后的日子，他说话困难，言语不清，据说听得懂他的说话的，只有一个人，便是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逢毛泽东要说话时，张玉凤便俯耳细听，然后大声转述出来，对，毛泽东便点头，不对，毛泽东便摇头。有时连张玉凤也听不清，毛泽东便艰苦地写字条。那么，有没有可能张玉凤是传错话了？

但，这情况也不大可能。第一，张玉凤读书少，本来只是列车上的勤劳员，历史知识不多，不大可能乱堆砌历史事件。其次，传话时有政治大员在场，（据介绍，当时华国锋、王洪文等在场）而毛泽东也听着，错的机会不大。

如此说来，上述的说话是毛泽东清醒的时候的由衷之言了。那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为什么不说我一生干了几件事，然后由蒋介石一路说下去，说到文化大革命呢？为什么他把这些事一分为二，变作两件事呢?

这需要解读，分析毛泽东说话的逻辑。而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的心境和萦系他心中的重要的事。

我认为，毛泽东临终前的这些说话，是突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生之中，干了许多大事，数之不尽，说之不完。他这段话，首先把他的事业分作两个时期：解放前和解放后。解放前的「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金城」几件事，贯串着武力夺权，建立由共产党统治的政府。打蒋介石，打日本，虽然对象不同，内外有异，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因此他当是一件事。

至于解放后，其实毛泽东所做的也不少：打韩战、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一路到文化大革命，也是运动频频、「战绩」可观。可是他却单单举出文化大革命，认为是他干的「两件事」之一，可见其在他心目中的比重。

为什么毛泽东在解放后，光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情有独钟」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解放后毛泽东的所有业绩中，都乏善可陈。打韩战，死了七十万士兵（估计），连儿子也赔上了；反右，搞阳谋，实际上是掌自己耳光；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更不要说了，饿死三千万人，彻底失败，被迫退居二线。就是因为他不满意这些「政绩」，才精心策划，要搞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文革是他的得意之作，其他不足挂齿。

第二，毛泽东好斗成性，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令他十分过瘾。全中国六亿人民你争我夺，文有文斗，武有武打，快何如之。而且在文革期间，毛泽东被神化到登峰造极，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任何忤逆他的人都已被打倒，全中国只有他一人说话算数。他今天说白，全中国的人都说白，明天说黑，全中国的人（由周恩来带头）都跟着说黑，还有比这更爽的吗？所以文革是毛泽东的「宠儿」，毛泽东不死，文革也不会完。他在一生大事中解放后只提文革，那就可以理解了。

第三，对毛泽东来说，文化大革命虽然好玩，并且玩了十年，但是他要告辞了，因为马克思要召见他了。他是以怏怏的心情说上述这段话的。他的感叹，不是因为乱局还未理好，也不是因为人命死亡、经济瘫痪、文物破坏、「万户萧疏」；而是，很简单，他要走了，不能主持大局了。他是含恨而终的，文革还未玩完，因而他临死也不能忘记此事。

然而，文革十年，再下去，他不死，中国也要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