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生清唱英文歌推荐:江涌/美国另类“巧实力”：用腐败信息控制中国官员

美国另类“巧实力”：用腐败信息控制中国官员    为列强不断对华进行敲打与讹诈的把柄。

晚清吏治恶性腐败，政以贿成，官以价论，刑以钱免。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就记载，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奕匡，仅在英商汇丰银行就存储120万两贪腐得来的钱财。英国等西方列强针对奕匡的贪腐进行引诱与要挟，不断进行讹诈，这位庆亲王“以办卖国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


南京政府统治时期显然继承了晚清贪腐遗风，“无官不贪，有吏皆污”。费正清认为，中国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人心，可谓“抢尽了资财，失尽了人心”。在孔祥熙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任内，公开揭露孔祥熙的贪污美金公债案，累计1150余万美元。宋孔两大家族敛取的钱财，基本都存放在美国。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关于中国使用美国贷款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对国民党政要腐败了如指掌，也是美国能操控国民政府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老百姓真正体验到了“官吏清则海宇平”的古训。随着改革开放，跨国公司把新的科技、管理带进中国的同时，也把很多更新的、更隐蔽的贿赂手段带到了中国。更为复杂的是，跨国公司商业行贿在前，美国情报人员则紧随其后，有时甚至不分彼此，对中国官员实施“钓鱼”腐败。在贪腐官员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欣欣然接受跨国贿赂、在海外开设秘密账户的同时，这些官员的资料都进入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数据库，成为未来、有的甚至就是当下敲打、讹诈中国的把柄。


完美的“洋贿赂”，肆虐的“爱资病”


外资搞“洋腐败”手段之多，下手之狠，对象之准，令人叹为观止。“驻京办”成为中国地方政府“跑部钱进”的据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润滑剂”，在国内强大舆论压力下，中央勒令清理“驻京办”。但是，跨国公司本身（或在华商会）的“跑部钱进”与“润滑活动”则有增无减，在广州、杭州等地开设联谊机构，往往是融会议、休闲、娱乐与购物于一体，免费向相关部门（官员和家属）提供服务与“纪念品”。这只是用来加强联络，此后的出访出游、子女海外读书就业、境外账户等“洋贿赂”蜂拥而至，如此将一些部门整建制、成系列（如“郭京毅窝案”）拖下水，让其制定对跨国公司有利的政策甚至法律。


跨国公司轮番进入中国商业贿赂名单，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据南开大学调查，被调查的一半以上的跨国公司表示，为开拓市场，曾有过商业贿赂行为。国内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事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外企在中国行贿案件近几年来一直在上升，而且这些“洋腐败”案件相比“土腐败”案件来说，查处难度更大。例如，通过多次关联交易行贿，其复杂程度，即使专业律师或执法机构也会望而却步。破获、揭露“洋腐败”在技术上本身就是一个高难度行为。洋贿赂在华大行其道，中方近乎束手无策。更令人不解的是，美国依据《海外反腐败法》，“揭露”一个又一个跨国企业在华贿赂案件，个个铁证如山，而中方竟然保持沉默；或由涉案当事方辩解“根本没有此事”——哪有做贼的自己承认是贼！如此滑稽戏竟然一演再演。一边是积极布局，有序进攻，而另一边则是闭目塞听，保持沉默。无怪乎业内人士称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为“完美贿赂”。


多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进一步开放就有进一步开放。民间流传的解释是，中国官员得了“爱资病”。然而，中国官员为何偏偏青睐外资而忽略中资呢？


一是实际需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用技术与管理落后，资金紧缺，外资带来先进的技术、管理，充裕的资金，时髦的理念，使中国“焕然一新”，经济（集中表现为GDP）蒸蒸日上，市场不断繁荣。如此，以一定而适度的“超国民待遇”来吸引“先进的生产力”，可以理解。但是，伴随着中国科技、管理以及居民储蓄水平的提高，外资在中国布局越来越广且越来越深，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控制中国越来越多的行业、垄断核心技术与瓜分主要利润、挤压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大肆进行商业贿赂与偷税漏税、侵犯中国的知识产权、遏制中国的自主创新、影响中国的决策立法等不一而足，中国利用外资的战略正越来越被外资所利用。

二是情感驱使。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时间里，西方将中国相当一部分“社会精英”给彻底征服了。一些官员对外资、特别是美资媚骨到无以复加地步。例如，2005年Google进入中国，没有营业执照，没有纳税证明，没有银行账户，就开始在中国收钱，逃了四五年的税。此外，有关该公司的“色情门”、“地图门”、“版权门”、“辱华门”等臭不可闻，对抗中国政府、无视中国法律、蔑视中国大众等劣迹斑斑。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与美国情报机构有着紧密合作的美国公司，中国相关部门却以无比大度与无限热情，想方设法，不惜牺牲法律与政策的威严，帮助它成功。然而，傲慢与骄奢的Google，最终业绩还是不好，退出中国内地时反而倒打一耙，狠狠咬了中国一口。这恰如胡士泰等人给中国钢铁行业造成巨大损失一样，都是与中国一些官员对外资娇惯与放纵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是利害关联，这也是最关键的。一位外企业内人士称，初进中国市场时，一般付出的“娱乐费用”约为该项合同涉及金额的5%～7%左右。可是，这个支出比例很快便失灵了。“娱乐费用”改成了“市场费用”，其比例迅速攀升到10%左右，从目前趋势来看还要上升。常人不难想见，引进外资是一个多么收益丰厚的“宏伟事业”。


我们原以为，引进外资是政府部门发展中国经济、促进中国生产力进步的高尚行为。然而，一系列的“洋贿赂”，一个接一个的“官员腐败”，越来越印证一个简单的逻辑——很多官员引进外资的持续巨大热情有着强烈的利己（个人、集团或部门）动机，可谓“无利不起早”。与外商打交道，油水多之又多，风险少之又少。中国市场、也是国际市场一个重要的潜规则——“10%法则”，即项目回扣占总业务额的10%；交易额特别巨大，比如购买美国“两房”债券，也有3%的回扣；等等，这都是国际市场“公开的秘密”。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每年发展中国家进口贸易总金额的5%流向了当地的腐败官员。这只是一部分“固定收益”，此外还有巨大的“额外收益”，就是“洋贿赂”、“完美贿赂”。


于是，以下现象的出现就不足为怪了：有人高唱“在华外资企业就是中资企业”；以不到市场价110的价格就把银行卖给外国人；一大批国有企业为跨国公司“定向破产”；不惜代价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把评级业交给穆迪”；让美国会计师事务所来“补充审计”；剥离所有坏账后，让20%股份获得100%的经营权；西方经济危机时第一要求就是政府采购必须购买国货，2008年中国政府投入四万亿元巨资刺激经济，但很多部门在采购设备时，却优先照顾外企而歧视国货；等等，一系列在国际关系史、世界经济史上闻所未闻的“开放事件”在中国持续上演。

（转自草根网，http:www.caogen.comindex.aspx）   <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