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民歌歌曲大全:既得利益绑架改革 呼唤顶层设计

既得利益绑架改革 呼唤顶层设计
2011年11月17日 12:21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中国改革》|注册财新网 　　 要退出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相当艰难，势必遭遇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而既得利益者往往又是政策的制定者，于是我们就陷入了要求政府“自己改革自己”的悖论之中。既得利益规模之大，可能超乎很多人的想象
 
　　【财新网】（专栏作家 刘胜军）1993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由此，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幕开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这两个事件，构成了过去20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内生源动力和外部压力，互相促进，成就了中国经济9%以上的年均增速。

　　如今，中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坐拥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在欧美主要经济体先后陷入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奇迹更凸显来之不易。

　　然而，在成绩面前，我们更应保持清醒的认知，特别是为何欧盟和美国至今不愿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虽然我们不能全然排除政治博弈的因素，但即便为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也理应谦虚地自省。

　　“吴市场”吴敬琏先生在2003年反思说：“我们搞市场经济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经过这么多年，我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我改变了这点天真的想法。”

　　那么，怎样才算是好的市场经济呢？其一，机会公平原则。各市场参与主体公平参与竞争，唯有如此才能鼓励创新和持续改进。任何参与者都无法通过寻租、垄断或行政干预获得竞争优势。其二，契约精神或法治原则。市场参与主体之间必须遵守契约，发生纠纷时必须以法律为唯一准则。法律是全民意志的体现，只有法治才能最大程度地维护所有人的正当利益。在政府机构成为纠纷当事人时（如强制拆迁），法治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要约束掌握强大公权力的政府机构，司法必须独立。其三，以价格机制作为引导资源配置的主要方法。这是市场经济的精髓所在。供求关系的变化，会引起价格变化，价格变化又会反作用于供给和需求，从而在新的价格水平达致均衡。任何对价格进行限制的做法，都会导致扭曲和低效率。

　　以上述标准对照，不难发现现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

　　首先，垄断破坏公平竞争。虽然央企数量从2003年初的196户减少到2010年6月底的125户，央企垄断趋势却有加剧之忧。在石油、电信等行业，虽然行业内有几个竞争者，但都属于国家控制的央企，都是国资委旗下的共和国长子，缺乏充分的竞争。垄断是市场经济最大天敌，危害有三：一是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如油价），掠夺了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二是竞争不足导致垄断者缺乏动力去创新和提高效率；三是垄断机构内部严重的腐败。在这方面中石化堪称标本：中石化2009年盈利第一名，原董事长陈同海平均每天花公款4万元用在个人享受上。也有人揭露，中石化大厅装一个灯就花几千万元(后有相关部门公开回应称此吊灯实际价格为156万元)。广东中石化斥资168万买茅台，亦绝非孤案。2008年垄断行业员工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而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最高行业平均收入与最低行业平均收入的差距的高达15倍，创造了世界记录。

　　其次，要素价格尚未完全市场化，特别是资金价格（利率）。目前，我国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为3.5%而通胀却在6%左右。长期以来我国实际利率为负，导致了公众财富的隐性贬值。银行体系则长期躺在全球最高的利差上面赚钱。政府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导致银行可贷资金紧张，信贷资金成为“短缺商品”，再度出现优先照顾国企的局面，一些民企甚至被迫去以极高的利率去地下钱庄融资。环境污染的价格扭曲是另一个严重问题。在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大旗下，环保执法严重不力，不少企业可以通过污染将成本“社会化”。污染本质上也是不公平竞争，污染企业获得特殊竞争优势，公众健康则成为牺牲品。

　　再次，政府掌握太多资源和太大权力。现阶段，我国政府对资源的掌控主要通过以下渠道：一是国有企业，特别是电信、石油、铁路、航空、金融、电力等垄断性央企；二是土地资源，卖地收入占不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25~50%；三是财政支出缺乏透明度——由于财政支出公开程度很低，又缺乏人大的有效制约，地方政府可谓实现了“有钱花、随便花”的人生理想；四是政府掌握了重要的审批权，包括IPO、行业进入壁垒等等。创业板推出后的“PE腐败”之所以屡屡出现，就是因为谁能获得IPO资格就意味着“范进中举”式的一夜暴富。2010年国家发改委一位被坊间列为“中国十大处长”之一的处长被“双规”，出事的原因很简单，他主管审批了数百亿元的投资。政府掌握过多资源，其危害不仅在于腐败，更在于诱使大批企业以寻租为商业模式，结果就是刘志军卵翼下的丁书苗之流的“红顶商人”盛行，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对创新失去兴趣。

　　第四，行政权力频频干预市场经济活动。近年来，有一种倾向越来越明显：行政权力屡屡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干预经济活动。特别是房地产领域的“限购令”和通胀背景下的“限价令”（如兰州对牛肉面价格的限制）。此类政策违背了基本的市场规律，既侵犯了公民权利，也难以收到治本之效。宏观调控的名义屡屡被误用。只有针对总量的、所有经济主体的调控才能叫宏观调控。此类“伪宏观调控”即使取得了一定效果，也难以弥补其对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伤害。

　　最后，现阶段，由于司法独立性的缺失，选择性执法、弹性执法、运动式执法层出不穷，市场经济的合理竞争规则得不到尊重。国家虽有详尽的法规，却难以阻挡环境污染愈演愈烈，食品安全危机遍地开花，知识产权保护更是任重道远。结果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不造假、不寻租，就难以生存。

　　简言之，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属于“权力主导型市场经济”：微观经济主体基本市场化了，但权力的有形之手仍是无处不在。此种模式，破坏了市场经济应有的“机会公平”、“契约精神”和“价格机制”。

　　“权力主导型市场经济”已经导致了眼下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危机、食品安全危机和腐败危机，将社会承载力推到了极限，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渐行渐远。

　　然而，要退出这一模式却相当艰难，势必遭遇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而既得利益者往往又是政策的制定者，于是我们就陷入了要求政府“自己改革自己”的悖论之中。既得利益规模之大，可能超乎很多人的想象。根据王小鲁的估算，中国2008年的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难怪吴敬琏先生撰文警示：“一旦进入政府主导路径，既得利益者必然推动向权贵资本主义蜕变。而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

　　既得利益者的身影处处可见：由国务院责成卫生部牵头五个部门、三个以上协会和70多位专家制订的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今年6月1日起实施，却被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和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炮轰其“倒退25年”、“全球最差”、“垃圾生产出来的就是垃圾”，“雷人”的乳业标准，再次证明中国政策被利益集团绑架程度之深；早就应该放弃的IPO审批制，继续为权力寻租提供理想场所；非公经济36条、新36条出台后，对民企的制度歧视有增无减；早应市场化的利率水平，却依旧成为保护银行既得利益的工具，任凭公众财富为通胀侵蚀；发改委，如今只管发展不问改革；审计署对各部委、央企的审计年年揭黑幕，但年年岁岁花相似……

　　眼下中国市场经济正面临双重危险：一方面，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蜕变；另一方面，极“左”力量竭力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其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

　　著名学者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指出，对国家权力的恰当运用，乃经济繁荣之本。他解释，经济增长取决于在何种程度上扫除了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障碍，特别是对市场和财产权利的束缚与破坏。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一个政府如果致力于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通过扫除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增长释放新的活力，此类增长可以称为“奥尔森增长”。可以说，奥尔森的洞察力，直指当下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命题。具体而言，中国需要在以下方面“强化市场”：消除央企垄断，确保公平竞争；打击假冒伪劣，保护知识产权；完善法治，确保依法治国；深化改革，实现劳动力、环境、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规范政府行为，尊重市场规律，以“无形的手”替代“有形之手”，做市场经济的守夜人。

　　面对对当前问题认识上的分歧，“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所谓顶层设计，就是要回答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笔者以为，其核心是三点：第一，界定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哪些是企业的权利，哪些是政府可以干预或调节的，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第二，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公平竞争的问题，其核心是反垄断，以及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第三，谁来监管监管者？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的市场经济，任何个人、任何企业和政府（监管者）都必须受法治的规制，法院的裁决应成为终极的争端解决机制。因此，政府究竟如何正确地“有所为有所不为”是问题的命门。

　　政府自身的改革，已经成为当前改革的核心。虽然这是社会共识，但推进起来却是前所未有地困难，甚至可能在利益裹挟之下出现退步，因为它要求政府放弃手中过大的权力，把权力交换给市场。对官员来说，这不仅意味着深刻的思想转变，更意味着利益格局的深刻重构，无疑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

　　（刘胜军：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谁伤了你的幸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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