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夏的笔名:试论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的词学思想

试论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的词学思想

湖北大学中文系 刘尊明 陈 鑫

【摘 要】 以辛弃疾为主帅的辛派词人是宋代词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词学流派。辛派词人的词学思想既体现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也散见于他们的词集序跋和有关词话词论中。其思想内涵和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弘扬主体，崇尚词品的词学主体观；二、陈经济之怀、作陶写之具的词体功能观；三、以气为词、刚柔兼济的词体风格论。

一、问题的提出——辛派词人有无词学思想

南宋中、后期，以辛弃疾为核心聚合了韩元吉、陆游、陈亮、刘过、杨炎正、戴复古、刘克庄、吴潜、方岳、陈人杰、刘辰翁等一大批优秀词人，他们生活背景相似，人生经历略同，艺术风格相近，思想情趣相投，或同时唱和，或异代追摹，形成了唐宋词史上最具影响力而且历时最长的一个词派，史称“辛派词人”，又称“辛派”或“稼轩词派”等。稼轩词及辛派词人一直是历代词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但研究者多侧重于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的艺术创作，对他们的词学思想则多有忽略。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研究的这种历史现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词史上如此伟大和如此重要的词人和词派，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究竟有没有自己的词学思想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又重新清理和查阅了有关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发现形成上述研究现状的原因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那就是以辛弃疾为主帅的辛派词人，本来就是一个以创作成就而著称于词史的词学流派，词学研究史上对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的研究之所以形成偏重于艺术创作的格局，乃是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征相适应的。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辛弃疾和辛派词人并非只有创作实践，他们也有自己的词学思想。辛派词人群体的形成固然是由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相同或相近的词学思想、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也是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缺少思想和理论的词人，会成为一代领袖并凝聚成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词学流派。

其实，早在南宋时期，作为辛弃疾的部下和晚辈同时也是辛派词人之一员的岳珂，已经对辛弃疾的词学言论有所关注，并在其所著《桯史》卷3中以“稼轩论词”为题作了如下记载：

辛稼轩守南徐，已多病谢客，予来筮仕委吏，实隶总所，例于州家殊参辰，旦望贽谒刺而已。余时以乙丑南宫试，岁前涖事仅两旬，即谒告去。稼轩偶读余《通名启》而喜，又颇阶父兄旧，特与其洁。余试既不利，归官下，时一招去。稼轩以词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皆叹誉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乐》，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又曰：“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则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特置酒召数客，使妓迭歌，益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孙（逊）谢不可。客或措一二辞，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挥羽四视不止。余时年少，勇于言，偶坐于席侧，稼轩因诵启语，顾问再四。余率然对曰：“待制词句，脱去今古轸辙，每见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诉，天应嗔耳’之序，尝以为其言不诬。童子何知，而敢有议？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严陵祠记》一字之易，则晚进尚窃有疑也。”稼轩喜，促膝亟使毕其说。余曰：“前篇豪视一世，独首尾两腔，警语差相似；新作微觉用事多耳。”于是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予痼。”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余既以一语之合，益加厚，颇取视其骫骳，欲以家世荐之朝，会其去，未果。……1

这段记载的内容虽然带有记事的成分和杂史的性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词论，但著者既以“稼轩论词”命题，所记也确与稼轩对自己词作的欣赏、接受、品评和修改等一系列艺术活动有关，对于我们理解稼轩的词学思想和审美情趣是有所帮助的，同时也启示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视角去观照和考察稼轩的词学思想。

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程千帆先生就曾经指出：辛弃疾在词学理论方面虽然没有留下多少意见，但是现存的一些“零星材料帮助我们认识到，辛弃疾是一位具有先进的文艺观点、富有天才而又很谦虚的作家”2。遗憾的是，程先生在文中未能就此问题展开讨论，而他的这一见解也并没有引起词学研究者们的重视。直到三十多年后，刘扬忠先生才发表《辛弃疾的文学主张和审美理想》一文，勾稽稼轩诗词文中的零星资料，“描画出辛弃疾的文学主张和审美理想的粗略轮廓”3。但是刘先生此文只就稼轩立论，较少涉及辛派词人；虽然此后刘先生在其新著《唐宋词流派史》中4，对稼轩词派的其他成员的有关词学言论有所涉猎，但又显得零散参差，未能统贯起来。

本文即尝试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搜辑辛弃疾及辛派词人文学作品中的有关材料、尤其是辛派词人围绕《稼轩词》等词集所作序跋、题记等词论词话资料，并结合他们相关的创作实践活动，对包括辛弃疾在内的辛派词人的词学思想做一番综合而系统的考察与探讨。下面，我们主要拟从词学主体意识、词体功能观念、词体风格特征三个方面来进行观照和阐释。

二、词学主体观——弘扬主体，崇尚词品

作为隋唐之际诞生的一种新兴音乐文学形式的词，在它从民间转入文人手中的时候便逐渐形成了浮艳、卑微的品格，词品与人品二者被严重剥离。因此在词初起的唐五代，一般文人大多只是偶尔染指，其思想深处已经埋下了“诗余”之念、“小道”之意；晚唐第一个大力作词的温庭筠，其人既被指斥为“有才无行”5，其词也被视之为“侧艳之词”6，词既与“艳科”联系在一起，作词也被看成“无行”之举；到了五代，后晋文人和凝少年时多作“艳词”，后来当了宰相，便四处收集加以焚毁，然而散落民间，难以尽毁，以至于“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7。至北宋，一方面是词的创作日益成熟，另一方面词学观念似乎始终凝固不变。宋初柳永因词名之累，宦途多艰。一代宗师欧阳修主张诗文要“载道言志”，而他的词也只为“聊佐清欢”8。晏小山词“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9，仍不免“才有余而德不足”之讥10。至北宋晚期，李清照《词论》出，更是明确标示诗词有别，词“别是一家”，她在诗中发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铮铮之声，而她的词一直以“清丽”名世。其间，惟有苏轼不满词风的俗艳和词品的卑弱，起而加以革新和开拓，一定程度地提高了词的品格和地位。但是东坡对词的革新又招致了时人和后人“以诗为词”、“要非本色”一类的批评11，因而在北宋中后期的词坛上影响并不大。

直到南渡以后辛派词人起来，东坡的事业才得到了发扬光大，词坛的“艳科”格局和词品的卑弱地位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词学的主体意识也得以真正凸显出来。这一点集中表现在辛派词人对辛词的体认方面。

辛弃疾同时及其后的辛派词人评辛词，无一不拈出人品的宏大这一点。辛弃疾的门人范开作《稼轩词序》12，开篇即云：“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知夫声与意之本原，则知歌词之所自出。”这段议论开始触及到创作本原问题。范开拈出创作主体的“器”与“志”，作为“声”与“意”的本原，这里的“器”与“志”，即是创作主体的品格、襟怀。范开以这种内在的胸襟、人品作为创作的内核，认为稼轩词即是稼轩高“志”、大“器”在词文学领域里的展现；指出“辛公之词似东坡，非有意于学坡也，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则不能不坡若也”。在宋代词学批评史上，范开第一次从理论上既明确地阐释了词品与人品的相互关系，又深刻地揭示了稼轩词创作所体现的鲜明的主体意识。此后刘克庄作《辛稼轩集序》13，也以知人论世的方法评辛词，盛赞“南北分裂之际”辛弃疾这位“北方骁勇自拔而归”，“著节本朝”，“文墨议论尤英伟磊落”；佩服辛弃疾武略超人，如果能“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壮之时，行其说而尽其才，纵未封狼居胥，岂遂置中原于度外哉”；感叹辛弃疾壮志蹉跎，英雄空老，令人“读其书而深悲焉”。这“悲”既源自稼轩歌词，更源于血脉深处对稼轩人格品质、不偶遭遇的不平，对稼轩命运和遭遇的深切理解和同情。基于对稼轩“豪杰”本性的认识，刘克庄也高度赞颂了稼轩词的宏大品格：“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认为辛弃疾将词的品格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又数十年之后，刘辰翁作《辛稼轩词序》14，从“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发端，引出“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以东坡为前导和铺垫，对稼轩拓展词境提高词品的艺术成就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仅如此，面对风雨飘摇的国势，刘辰翁对辛弃疾及稼轩词更有一种灵魂深处的共鸣：他激赏“斯人北来，喑呜鸷悍”；悲慨“谗摈销沮，白发横生”；更喟叹“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外”。

此外，辛派词人的中坚人物陈亮，也以他的创作实践印证了辛派词人追求词品与人品相统一的词学理想。据明李贽《藏书·名臣传·陈亮传》记载，陈亮尝言：“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李贽在传中高度评价说：“亮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腑。”15夏承焘先生则结合陈亮的为人论其为文为词曰：“他自赞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早年著《三国纪年》，很仰慕陈登之为人。有这种风格的人，发为议论自然是‘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表现在词里，也自然是一片光明俊伟、磊磊落落的气象。”16举其《念奴娇·登多景楼》一词为例：“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冈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词人指点江山，纵论历史，聚古今人事、南北江山于笔端，与他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异曲同工，简直可以作政论来读，也体现了词人凛然磊落的胸襟与人格。清张德瀛《词徵》卷5即谓：“陈同甫幼有国士之目，孝宗淳熙五年，诣阙上书，於古今沿革政治得失，指事直陈，如龟之灼。然挥霍自恣，识者或以夸大少之。其发而为词，乃若天衣飞扬，满壁风动。惜其每有成议，辄招妒口，故肮脏不平之气，辄寓於长短句中。读其词，益悲其人之不遇已。”17

一方面，以辛弃疾为主帅的辛派词人在创作实践中，以高吭悲壮的爱国歌声、广泛丰富的思想内容、正大豪放的艺术风格，切切实实地将词的品格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辛派词人围绕辛词所做的文学接受和理论批评，也有力地突出了创作主体人格精神的魅力。此后，历代对辛词以及辛派词人的接受和批评，大体皆继承了辛派词人弘扬主体、注重词品的词学思想。

三、词体功能观——陈经济之怀，作陶写之具

“靖康之变”无疑是一场噩梦，大批士人被迫南渡，他们的词风也因此巨变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词坛上传统词风发生了断裂，词体的功能成为词人们普遍思考的时代课题。对这一问题辛派词人作出了明确一致的回答，理论贡献主要以陆游、辛弃疾、陈亮、范开及刘克庄等人为代表。

现实惊醒惯于吟风弄月的词人们，在宋代广为传诵的《花间集》遭致众多批评。陆游是辛派词人的同盟军，他在作于淳熙己酉（1189）年的《长短句序》中写到：“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志吾过。”18陆游所指责和感叹的“其变愈薄”，当是晚唐五代以《花间集》为代表的浮艳词风；此时65岁的陆游“晚而悔之”的，也当是少年时代“汩于世俗”所作的所谓“艳词”、“小词”。处于遭逢巨变、偏安残阙的时代，这种道德、礼义之说已不再是泛泛空谈，它真实地反映了爱国诗人陆游对词体文学的功能价值的疑惑与反思。陆游另有两篇《跋花间集》的文章。其一曰：“《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邪？”19处于南宋前期这一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中，陆游对“花间词人”所表现的词体功能价值观念发生了怀疑。陆游在81岁时另有一篇《跋花间集》：“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20在这里，陆游既从文体演变的视角来解释晚唐五代诗衰词兴的现象，也指出了“花间词”的创作背景及其侧艳流宕的风貌。可以看出，陆游晚年围绕着《花间集》对词体文学的功能价值问题做过较长时间的思索。

比辛弃疾略早的陆游，不仅率先在对“花间词风”的批评中表现出对词体功能价值问题的重新思考，而且也在创作实践中体现出宏大的爱国主题和全新的词学思想。披检放翁词集，我们发现，所谓“汩于世俗”而作的艳词并不多见，而从军、抗敌、爱国、忧民则是他高唱不衰的主旋律。陆词中所表现的“壮岁从戎，气吞残虏”（《谢池春》）的锐意壮怀令人振奋，而他所抒写的“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诉衷情》）的忧愤不平又催人泪下。陆游不仅以他的诗歌与辛弃疾的词篇共同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而且他的词篇体现出以抒情言志为主导的功能价值观念，贯穿着豪情与悲意相交织的情感主题，呈现出一种俊爽流利与沉郁雄放兼而有之的艺术风貌，因此陆游得以成为辛派词人的先导者与同盟军。

一方面，辛派词人以《花间集》为其理论对立面对“花间词风”加以批评，另一方面，他们在创作中也逐步形成了颇具时代特色的词体功能价值观念。

翻检辛弃疾留下的丰富作品，从中我们可以感触到他极具革新意识的词学思想。他不满于词的狭窄题材和柔弱风格：“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鹧鸪天》）“老子平生，笑尽人间，儿女怨恩。”（《沁园春》）所谓儿女怨恩、离合悲欢，正是词的传统题材和主题。他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和艺术追求：“人无同处面如心，不妨旧事从头记，要写行藏入笑林。”（《鹧鸪天》）“须作猬毛桀，笔作剑锋长。”（《水调歌头· 席上为叶仲洽赋》）“我辈从来文字饮，怕壮怀激烈须歌者。”（《贺新郎》）提倡词的创作要直面社会人生，甚至“要写行藏入笑林”；将文士手中“笔”比作武将腰间“剑”，这一比喻在词的领域中不啻是一声异响，道出了稼轩不同世人的独特的创作观念：要让手中之笔像长剑一样，横扫沙场，抒写“壮怀激烈”。这份激烈的壮怀有时甚至大多数时候则化为激愤的悲怀：“百世孤芳肯自媒？直须诗句与排推。”（《浣溪沙· 种梅菊》）“写尽胸中，块垒未全平。”（《江神子·—和人韵》）“愁为倩，幺弦诉。”（《贺新郎》）“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水调歌头》）在这里，雄豪之声掩抑成悲愤之音，流泻在稼轩词的字里行间。

辛弃疾的词学思想见诸表述者只有吉光片羽，他的词学思想主要是以创作实践来加以呈现的，并因此获得了辛派词人的体认和揭示。范开《稼轩词序》的议论实为知言。他敏锐地体悟到辛词正是他英雄气节、未就功业的陶写之具：“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实际上，词到了稼轩手中已变成他在政治失意之余、抒写被压抑的襟抱情怀的“陶写之具”。同样，刘辰翁《辛稼轩词序》也有“陷绝失望，花时中酒，托之陶写”之论。辛词不是太平时候歌舞宴席“聊佐清欢”的娱乐工具，不是旷男怨女相思离别的心灵倾诉，他在词中书写着他的凌云壮志、报国理想，倾吐着他的忧患感慨、抑郁悲愤，他的词是他生命情感的“陶写之具”！

陈亮与辛弃疾堪称政治、文学的双重知音，他不仅与稼轩情同手足，互为知音，而且也以相近的词学思想和艺术风格成为辛派词人的核心力量。陈亮有一位密切真挚的学侣叶适，曾多次感叹读不懂陈亮平生言论中有关文学创作方面的“微言”大意。如《书龙川集后》云：“（亮）有长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余所谓‘微言’，多此类也。”21在视词为“艳科”、“小道”、“诗余”的思想依然不绝如缕的南宋时代，陈亮竟然如此直切地把词作为抒写“经济之怀”的工具，叶适“不能解”也就不足为怪了。与辛弃疾相比，稼轩因为“归正人”的身份和擅军事的才能而备受防范打击，故其词抒写理想抱负多用比兴寄托，常常摧刚为柔；而陈亮身为一介布衣，又秉性刚直，故指斥时弊，抒写怀抱，高言大语，无所顾忌。可以说，陈亮乃以更为激切的内容、更为豪壮的声调唱出了辛派词人最宏亮有力的歌声。

稍后，辛派后劲刘克庄在《黄孝迈长短句序》中写道：“为洛学者皆崇性理而抑艺文……秦郎‘和天也瘦’之句脱换李贺语尔，而伊川有亵渎上穹之诮。岂惟伊川哉？秀上人罪鲁直劝淫，冯当世愿小晏损才补德，故雅人修士，相戒不为。或曰：鲁庵亦为之，何也？余曰：议论至圣人而止，文字至经而止。‘杨柳依依’，‘雨雪霏霏’，非感时伤物乎？‘鸡栖日夕’，‘黍离麦秀’，非行役吊古乎？‘熠熠宵行’，‘首如飞蓬’，非闺情别思乎？宜鲁庵之为之也。鲁庵已矣，子孝迈，年英妙，才超轶……盖君所作，原于《二南》，其善者虽夫子复出，必和之矣。乌得以小词而废之乎？”22这一议论比之陆游更进一步，把词体的地位抬高到与《诗经》相提并论的高度。在《跋刘叔安感秋八词》中，刘克庄不仅高度评价“近岁放翁、稼轩，一扫纤艳” 的革新开拓之功，而且热情肯定刘叔安融豪婉为一体、借比兴为寄托的创作成就：“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周柳、辛陆之能事，庶乎其兼之矣。”23刘克庄不仅在理论上推尊词体、在评论中注重比兴寄托，而且在创作中也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提升了词的思想价值。对此，清冯煦曾有所论及：“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24情系君国，志在有为，发而为词，故多抒情寓志之作；既然“不欲以词人自域”，则词人的眼光、心胸也就超出了一般词人娱宾遣兴的范围，所以后村词的内容题材更集中于家国、社会和时代，词中讥弹时政，议论世事，忧愤国运，陶写怀抱，力透纸背，情溢言表。

四、词体风格论——以气为词，刚柔兼济

辛派词人的聚合力直接来源于稼轩，作为一个流派的整体风格亦最鲜明地凸显于稼轩词中。因此，辛派词人的词体风格论也主要是以稼轩词为观照对象的。

范开《稼轩词序》论稼轩词风：“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道出了稼轩词“不主故常”、“随所变态”的自然肆意的风格特征。这里对辛词风格的评论不是孤立的，这一议论紧承前句“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后又有“无他，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结合起来理解，范开不仅揭示了稼轩词鲜明的风格特征，更体认到这种艺术风格形成的内在原因，即稼轩的“以气为词”、“气之所充，蓄之所发”，那一股刚大之气灌注在他的词中，流泻在他的词篇里，所到之处自然形成了稼轩词“如张乐洞庭之野”、“随所变态”的风格特色。

范开的序文作于稼轩生前，因此他的观点应当是得到稼轩首肯的。而且，在稼轩的诗文中，他更是经常以“气”论人论事。如他在《美芹十论》中赞“张浚符离之师，粗有生气”，议论战争亦有“盖古之英雄拨乱之君，必先内有以作三军之气，外有以破敌人之心，故曰‘养战先养气’”；在他的词里更是屡见对“气”的赞赏，如“刘郎才气”、“元龙豪气”、“凛然生气”、“气吞万里如虎”、“青山意气”等等。

前引岳珂《桯史》卷3“稼轩论词”条，涉及到稼轩词的创作本事和传播接受活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稼轩的审美追求及稼轩论词的风格特色。文中所举的《贺新郎》和《永遇乐》二词，正是稼轩豪放词的代表作。而稼轩本人对这两首词也有着特别的赏爱，不仅“使妓迭歌”，而且“自诵其警句”；不仅询问坐客的感受如何，而且“拊髀自笑”、“益自击节”，情不自禁。稼轩为之如此自珍自赏的，就是那种从胸中流淌而出且灌注于词中的狂傲之气和豪迈风彩！

正是在这样一股狂放雄豪之气的激荡之下，辛词才最有力地冲决了词的传统藩篱，开创了蔚为词史一大高峰的“稼轩体”。首先，辛词以新型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开创了与传统词风截然不同的新境界。在他留下的620多首词中，只有20多首是以女性为主人公的，英雄志士形象昂首步入了他的词中。他的目光也曾注视过妩媚多情的青山绿水、开着荠菜花的山乡田野，但是他的心灵刻骨铭心为之萦绕关注的始终是金戈铁马的沙场和风云激荡的社会，他的词大多是他英雄心志和悲剧情怀的抒写，具有鲜明的自我化、男性化倾向，呈现一种雄劲、豪放的风格特征。其次，辛弃疾又对传统的婉约词风加以改造，如千古传诵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等词，借美人香草、离别相思的传统题材，寄托身世之感，抒写家国之忧，摧刚为柔，刚柔兼济，既增强了豪放词风的艺术魅力，又加深了婉约词风的审美内涵。

如果说，东坡对传统词风所采取的“以诗为词”的革新，并没有得到“苏门”词人的普遍接受和积极响应，甚至招致了“要非本色”的批评，那么，“稼轩体”对东坡风范的发扬和创新，则受到了辛派词人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热情肯定和大力弘扬。从范开、刘克庄、刘辰翁等人所作稼轩词序及其他有关词论中，我们已经看不到“当行”、“本色”一类的论调；不仅稼轩宏大高远、豪雄悲壮的词风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而且稼轩词风的多样化也备受青睐：如范开《稼轩词序》所云“其间固有清而丽、婉而妩媚，此又坡词之所无，而公词之所独也”，又如刘克庄《辛稼轩集序》所谓“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至于辛派词人在创作实践上自觉继承和发扬稼轩豪放词风，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尤其是在南宋中后期“复雅”思潮和雕琢词风重新兴盛的时候，辛派词人闳通兼容的风格理论和创作实践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了。

气韵充沛、刚柔兼济的“稼轩体”对后世词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冲击，形成了巨大的晕圈效应。对此，南宋后期以江湖布衣的身份而继承稼轩衣钵的辛派后劲戴复古，在一首《望江南》词中曾有这样的描述：“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25戴复古所作《望江南》共一组四首，这里引述的是其中的第三首。词人在调下有小序云：“壶山宋谦父寄新刊雅词，内有《壶山好》三十阕，自说平生。仆谓犹有未说尽处，为续四曲。”可见这四首《望江南》词乃为续宋自逊（字谦父）《壶山好》（即《望江南》）而作。宋自逊亦为辛派词人之一，与戴复古为友。戴复古续词中所谓“歌词渐有稼轩风”，虽然是称赞宋自逊作词已渐有稼轩词的风貌，但客观上也反映了南宋后期词坛追摹稼轩词风的文学思潮和创作倾向。一方面，时人及后学的推崇、模仿直接促成了辛派词人和稼轩词派的产生；另一方面，正如钱钟书所云，“就是抗拒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26，比如像姜夔、吴文英、张炎、王沂孙等格律派词人，也在无形中受到“稼轩风”的熏染，兹不赘述。

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的词学思想是中国词学批评史上一笔宝贵的理论财富，应该加以深入开发和探讨。本文只是略叙大概，既以就教于方家，也希望能引起词学研究者们进一步的关注和研究。

1、岳珂《桯史》卷3，《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第3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程千帆《辛词初论》，载《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3、载孙崇恩等主编《辛弃疾研究论文集》，第7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2月版。

4、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

5、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旧唐书》卷190《列传·文苑下·温庭筠》。中华书局排印本。

7、《北梦琐言》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欧阳修《西湖念语·采桑子》。据《全宋词》本，第12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9、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1《小山集》解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南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19，第15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据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第30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2、引自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第1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13、引自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第200页。

14、引自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第201页。

15、引自夏承焘《龙川词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6、夏承焘《论陈亮的〈龙川词〉（代序）》，载《龙川词校笺》，第10页。

17、引自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16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8、载《渭南文集》卷1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载《渭南文集》卷30。同上。

20、同[19]。

21、载《水心集》卷2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引自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第297页。

23、引自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第296页。

24、《蒿庵论词》“论刘克庄词”条，据《词话丛编》本，第3595页。

25、《全宋词》，第2309页。

26、钱钟书《旧文四篇·中国诗与中国画》，引自陶尔夫等《南宋词史》第17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