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弹广告怎么办:中国道路到底有什么特色？---评Rob Gifford的书《中国之路》

（作者：易速利）

外出采访，美国人往往会问到中国的情况。我经常感到力不从心，只好概括说，中国的情况太难概括了，从石器时代到信息时代，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你都可以在今天的中国见到。我当然会给他们介绍那句口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时候省掉了“社会主义”，我怕麻烦。如果别人追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该怎么解释呢？从中国的实践看，这个词的含义一直处于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中，我不知道马列主义学者目前具体进展到什么程度。

有一点我坚信不疑，中国的道路没有先例可循，确实要有特色。什么样的特色？英国人、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记者RobGifford提供了全面翔实的观察，就像一个好记者应该做的那样。

 Gifford扎扎实实领略了中国道路的特色。他从1999年到2005年担任NPR驻北京记者，卸任前的那个夏天，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沿着312国道，从起点上海开始，用雇出租车、坐长途汽车、搭便车、甚至骑骆驼的方式，一路旅行到终点---新疆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处，行程4800公里。路途中，Gifford向美国发回了一系列报道。两年以后，他更将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中国之路》（ChinaRoad: A Journey into the Future of a RisingPower，蓝登书屋2007年出版，$26.95）。

 Gifford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80年代末，20来岁的时候。以后他做过BBC记者，也去哈佛念过中国研究，再加上6年驻北京记者的经历，可以想象，西方记者中的“中国通”大概就是他这种类型了。

 Gifford不会象普通观光客那样在312国道旅行，他其实是以这条国道为线索，将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以清晰的结构呈现出来。想想也是，还有其他的某一条路能比312国道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吗？

 他有敏锐的观察力。我去过上海外滩很多次，从来没有注意到海关钟楼奏出的“东方红”音乐，他注意到了。在世界看来，上海无疑是中国崛起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在外滩一带那种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氛围中听到这支曲子，Gifford获得某种“超现实”的体验。东方还有多红？今天的中国人更可能看到七彩光谱，红色还在其中，但绝非单一的主打色，好像也不容易成为流行色。

 如果每个城市都象上海，中国再也用不着去讨论大国如何崛起，但上海只有一个。沿着312国道向西，Gifford说，中国的脆弱毫无遮掩地在眼前展开。312国道的安徽段，农民还在使用千年未变的生产工具耕地。在河南信阳，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贫苦百姓依然缺医少药。一路继续西行，落后地区与东南沿海的差距一步步扩大，直到触目惊心的程度。

 Gifford能说流利的普通话，他有机会遭遇无数有趣的中国人，开展深入对话。他遇到一位华山隐士，在密林深处修行，似乎要身体力行，延续道家的风范。分手的时候，隐士给了他手机号码，这样两人以后联络会很方便。今日中国，连隐士也需要手机。到了河南的卡拉OK厅，Gifford花钱找了一个妓女---不为娱乐，为采访。妓女没有用“脱贫”这种最俗套的理由来表白自己，她说下海为的是报复前男友，一个负心郎。

 Gifford也遇到过他认为不那么有趣的中国人。在甘肃的长途汽车上，他遇到两位搞计划生育的医生。医生们向Gifford介绍严格执行国家政策的必要性，他当然理解。他不理解，谈及堕胎手术的时候，医生的表情怎么可以那样轻松自在？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Gifford当然认为堕胎属于世界上最严肃的事情之一。如果怀孕晚期的胎儿在人流手术后仍然幸存下来，怎么办？两位医生自有办法，她们的办法让Gifford感到震惊。医生不以为然，平静地解释说，“中国人太多了”。Gifford也许不会按照美国的标准给这位医生的工作定性，他愿意相信医生性本善，但他无法接受，“中国人太多了”怎么可以成为处置胎儿的理由？

 中国在国际国内事务上面临的挑战，Gifford通过312国道也都能串联起来。在苏南地区他走访了台商，话题围绕两岸关系的前景；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时候，他讨论中日关系；在甘肃和新疆，他采访藏民和回民，直击少数民族地区的两难困局：发展重要，还是保持传统文化重要？

 亲密接触当今中国的无数问题以后，按照本书编辑的要求，Gifford对中国的前途感到乐观。他认为，如果经济能够持续增长，国际国内形势也相对稳定，那么中国有可能圆梦，从而自近代以来，第一次成为中等富裕的国家。考虑到巨大的人口和面积，大家可以想象，一个“中等富裕”的中国对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么，中国怎么才能够平稳发展，象乐观主义者期待的那样？路该怎么走？没有谁能提供答案，Gifford也不例外。这本书每一章都以汉字“道”开头，Gifford更将鲁迅语录置于全书开篇。每个中国学生都能熟记的那段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也用这段语录作为全书的结尾。我终于为Gifford的乐观结论找到了理由：走的人都多了，也便成了路…中国有这么多人，路也许更容易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