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江宗教与古商城的历史渊源及旅游开发的互动关系

历史, 渊源, 商城, 宗教, 洪江 洪 江历史悠久。夏为古荆之地，周末隶属于楚，秦为黔中郡地，汉为武陵郡镡成县，唐朝改辖龙标县属。洪江三面环水，汇聚了沅江、巫水、无水三条河流。洪江古商 城的兴起，得益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地处西南门户，上有沅水接贵州，下入洞庭湖及长江主要水系，又有巫水、无水辐射周边省县境，形成了过去以江河水运交通 为主的物质集散地，洪江古商城因此应运而生。战国时期，民间就有“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门市”的说法。据民俗学家考证，“海上丝绸之路”（秦 汉以前）就是从古黔中（今洪江）起航，通过水陆联运，经川、湘、黔、滇、印度而到达西域各国的。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至5世纪的印度，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分为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巴利语系佛教。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尤 其是儒家思想中的人伦道德观念）经过两千多年的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宗教。隋唐之后，中外交流频繁，佛教在中国步入鼎盛时期。道教是中 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派别，迄今已有1800年的历史，它以《书经》原始思想的体系，采集《易经》系统的天道观念，加入杂家学说与民间的传说信仰，构成神秘性 的宗教思想，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医药、建筑等方面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摘引自《我国宗教的历史及现状》，中央文献出版社）。

而洪江的宗教活动， 可追溯到的早在北宋哲宗皇帝元佑三年（1088年），在嵩云山建庵而始（洪江市志），而佛教却迟在大约明朝万历四年（1576年）才传入湘西洪江。其间近 500年，历经无数次战乱、饥荒、洪水、大火和灾后重建，原本信奉本土宗教的嵩云寺终于全面接纳了佛教的思想衣钵，畈依于汉语系佛教，后更名为大兴禅寺。

明末清初，洪江的佛教、道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庙宇恢宏，教徒如云。在中南、西南各邻近省县盛名远扬。如洪江岩码头的大佛寺，为嵩云山慧海和尚之徒孙野云和尚在明朝万历四十二年修建，由34根40公分 粗11.5米高的大柱构筑，殿堂高大宏伟，迄今为止在国内和东南亚的寺庙大堂建筑中扔屈指可数，大堂上供奉的释迦牟尼和观音佛像高7.3米，高大慈祥，金 碧辉煌，堪称江南第一大佛。大兴禅寺的居丛林（僧尼云游修行的聚集之地），更是名扬江南两岸——此时的大兴禅寺拥有“三大庄园”，“左至白马坪，右至羊古 桥，上至大洪坡，下至鲤鱼塘，纵横十几里，……田土万担，山林千亩，高僧辈出。”（摘引自大兴禅寺《大兴禅寺简介》）——成为云游四方学禅修行的信徒们过 长江之后“必欲去之而面禅”的向往之地。

在佛、道教盛行的旧时代，至明末清初伊始，洪江宗教开始了逾300余年的绚烂辉煌的历史，与洪江古商城的日益彪榜隆盛交相辉映，如枝艳比花红，似楣豹衬檐龙，在这个不起眼的湘西边陲小城的史册上，留下了几许让后人扼腕慨叹的浓墨重彩的篇章！

弹指一挥间，百数年过去，历史如过眼云烟。如今，古商城的开发与洪江的宗教又有什么关系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一边查阅洪江的史书典籍，一边遍访洪江的寺庙庵堂，名僧高人，寻找它们之间看似径渭分明天俗两界，却万褛千丝水乳交融的微妙联系。

（一） 洪江佛、道教的极大发展得益于古商城的日益兴盛
翻阅洪江历史和洪江几大寺院的史籍，不难发现，洪江宗教的发展与古洪江的兴衰起落几乎完全同步。佛教自隋唐以后在中国广泛流传，本土宗教道教的影响和势力 日益缩小。佛教在湘中、湘北和周边省县境浸润数百年，而湘西洪江却一直被本土的道教占据，直到明末。此前的古洪江，人口不过数千，多为当地苗、瑶、侗等少 数民族人口，只是湘西南的一个集市，故历称洪江铺，洪江岩，洪江寨，洪江市，都缘于此。

明末清初，早期资本主义如手工业，织造，船运开始大发展，洪江的水运交通枢纽优势得以体现，许多汉人商贾大量涌入洪江，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人口爆增为4万 余人，各地商人纷纷修建自己的码头和同乡会馆，光船运码头就有28个，如柴码头，高码头，左家码头，江西码头等。据史料记载，到清末时，洪江有60余座 宫、殿、祠、寺、庙、院、堂、庵，17家报社，23个钱庄，34所学堂，48个戏台，50多家妓院，60家烟馆，150余家酒客栈。沅巫二水上波浪翻滚， “大船帆帜相接，木排桡桡相连”。乾隆1751年的史料记：“洪江……列肆如云，川楚之丹砂、白蜡，洪白之胶油，木材之坚美，乘流下洞庭，接长江而济吴 越，连帆大舳衔尾而上，……南连桂林，西趋滇黔，利市三倍……地窄人众，至劈山湮谷，连屋层楼，栉比而居，俨然西南一都会”。民国9年（1920年）长沙大公报载：“汉口讯，洪江为内河上游第一大镇……裕通祥、义孚康、久大庄等大银号，汇兑遍全国，每一比期（半个月）与汉口汇兑总在数十万元。”

古商城的崛起和日益兴盛，极大地带动了本土宗教的发展。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洪江大佛寺的两大谜。一是大佛寺闹市建寺之谜，二是近百年后重建工程的极度奢侈 和宏大豪华之谜。因数次战乱、大火，有关资料史籍大半尽毁，至今流传下来的多是口口相传，并且有多种不同说法。我们找到了一些文字记载，但都是后来的追 述，难辨史实真伪。于是，我们只能从不同版本的资料中去寻觅和考证最契应历史真相的解释。

一般寺庙庵堂建址，多选于远离闹市的僻山静林。一是便于出家人在幽静之处修身养性，学经悟法，“戒除尘世之尘念，验体我佛之高远”；二是使信徒们在长途跋 涉的膜拜中察体“肉身凡世之痛苦，佛法清净之乐土”。如大兴禅寺建于嵩云山中，大树参天，云雾萦绕，朝闻兽鸣，夜听松涛。天柱峰寺远离市区十余里，临河倚 峰，上山不易。更远的是弥岩尖的道教密云观，崎岖陡峭无比，一条羊肠小道连爬三座山峰，一览众山小，为洪江最高峰，寺院山门直插云霄，甚为巍峨壮观。这种 现象十分普遍，无论本地或省外，乃至国内、东南亚，鲜有将寺庙建于街埠闹市之中的。然而，十分奇怪的是，大佛寺却是一开始就建于古商城繁华喧嚣之处！—— 怪哉？

据洪江地方志载：佛教传入本地始自明朝万历四年（1576年），以来自衡山的慧海和尚发起建造大佛寺庙为标志。但据大兴禅寺僧侣相传，此前已有郝姓无意法 师在嵩云庵（大兴禅寺前身）讲经说法多年，然不成气候。到慧海法师来洪时，洪江已初具“商城大镇”规模，大量外地汉人涌入，外省人有江西、安徽、福建、贵 州等，本省人人口以宝庆（邵阳）、 湘乡、辰溪、沅陵人为多，洪江成了他们发财的淘金宝地。此时已出现了同乡会馆，行业会馆，同乡祠堂等，佛教在汉人中的影响亦随之带入本地，故慧海和尚只 “化缘游说数月，得善款上万两，油号木行所捐十之八九”。这些外地人惧畏洪江“坡陡山高”“拜佛不易”，最早提出了将寺庙建于市井的要求，这自然遭到慧海 师徒的断然拒绝。当时这些最有势力的油号和木行商贾即以撤资相要挟。慧海和尚不为所动，称“纵使香油也成殿”，决心积攒香油钱也要建成寺院。不久，一些行 业公会的老板们聚集一起到嵩云庵，向慧海法师道歉，提出将寺庙建于稍远一点的岩码头街道（洪江明末时最繁华的是现巫水路沿河一条街，即现今大桥头至影剧院 一线，清朝中后期古商城重点才移至现沅江路一带），并“增捐银钱数万，专辟佛事码头，利船登岸拜佛”。于是，就有了大佛寺码头。“商贾大行慈心让地，遂使 码头正对大佛寺”，在犁头嘴至炮步桥的十数个油号、木行、大烟等商家的专用船运码头之中，大佛寺码头硬是挤出了一块黄金地皮，使码头正对着大佛寺，且码头“最是宽绰气派”，全部用“长三至四米”的条石砌成，是当时最有实力的江西码头的“宽有两倍有余”。

以上史料多为口述，文字材料不全，但口径基本一致，可见基本属实。可以想见，洪江古商城的发展确实带动了本地宗教的兴旺繁荣，此为事例一。

清康熙七年（1668年），慧海法师之徒孙野云法师筹备重建被大火焚毁的大佛寺。此时的洪江古商城已步入鼎盛时期：“……烟火万家，商贾骈集，货财辐辏， 万屋鳞次，帆墙云聚”，十大同乡同业会馆正在形成（共有48家会馆），巨商大贾“富可比汉口、南京巨富”。仅洪江特产“洪油”（桐油）一项，一年便可输出 20万担（合700万公斤）。故野云和尚登高一呼，响应者众。所募银两“远逾数倍”，重建寺院规模一再扩大，因“资本太过充足，匠师几番更迭”，“商馆竟 相争捐，一比财势高下，亦争佛光脸面，显为地方名流”。

重建后的大佛寺“庙宇之宏大，乃东南亚之最”。占地1100平方米，建筑面积860多平方米，“殿高三楼有余，大堂之高之阔，海内罕见”。此时大佛寺一带 演变为古商城之中心，最繁华的一条街，后面是一甲巷等商贾巨富的深宅大院。后有汉口、长沙报称：“不愧湘西重镇，财帛盛溢，寺庙辉煌，非一般可比”，“大 佛高逾7米，身之宏伟，名扬长江两岸，至过往船客商贾人等，无不登岸慕拜，香客无数。”

可以说，洪江古商城的兴盛成就了大佛寺的辉煌，而大佛寺也为古商城博得了“繁荣昌盛，安宁祥和”之人伦道德的光芒。二者相辅相成，使洪江的名声远播四方。 大佛寺也一举成为江南最大的居士林所在地之一，与衡山分会齐名（未出家剃度的信徒们修行聚集之地），直接隶属上海佛教居士林总林，而周围各县境的居士林皆归大佛寺分会管辖。可见，当时的大佛寺是何等风光！也极大地提升和彰显了洪江这个边远小城的地位。

但是，作为湘西南佛教居丛林分会所在（僧尼云游修行的聚集之地），大兴禅寺的地位应远在大佛寺之上。但偏偏历朝历代，数百年间屡次灾后重建，大兴禅寺的殿 堂总是比不过大佛寺的宏大豪华，大佛的金身也总是比不过大佛寺的伟岸辉煌。个中缘由，不难理解，屹立于闹市的大佛寺简直就是古商城的脸面，也是那些慷慨乐 施的巨贾富商们的脸面。宗教与地方经济的荣辱与共，由此可见一斑。

再说由嵩云庵演变而来的大兴禅寺，其命运亦与古商城亦步亦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建庵以来，由庵而寺，400余年间遭遇数次大火，有史料可查的是清道光 17年（1837年）正月初七的一次大火：“香客焚纸，引帛而起……大雄宝殿尽毁”，殿后松林“顿成焦土，绵延数里”。“引浆抬水者人山人海，然无以覆 灭”，“……善男信女呦哭之声，撼天动地”。
此时已是清朝后期，洪江十大会馆风声水起，财势雄厚。遂出资重建大兴禅寺，大兴禅寺从此更名至今。 1921年，寺院再遭大火，两殿一堂尽毁，又是十大会馆援资重建，恢复了原貌。为答谢十大会馆的资助，大兴禅寺居丛林竟然将此神圣之林（僧尼云游修行的聚 集之地）更名为“十方丛林”。洪江宗教与古商城的深厚渊源，此为又一佐证。

洪江历经战乱，饥荒，匪患，每一次都对古商城造成沉重打击，也使宗教各派创伤累累，“劫后余生，几度湮灭”。古代有陈友龙踞洪抗清（清顺治5年，1649 年），陈友龙战死，洪江“廛市为墟，商旅皆散”。古语中“廛”意为平民房屋，“市”为商业街市，——刚刚繁荣起来的洪江古商城几乎夷为一片废墟，焚毁房屋 无数，经济一蹶不振。近代及民国初年又有数次兵变于洪：“……强令商贾捐资军需，征用货船民夫”，甚有“激战沅水两岸，……夜袭码头，……街肆枪声不 断。”

民国14年，湘军以旅之兵力与滇军一个师大战洪江，双方反复多次争夺城池街道，“持续多日，惨烈异常。”“……沿岸木屋，弹痕累累。”“百姓四散逃命，然 流弹无情，横尸街头达数十人。”“……败兵弃走，焚毁大小船只无数。”洪江周边许多寺庙也被连累，“僧人避祸，遂入深山，逾一月兵走乃出”。事 后，1925年的《洪江日报》载：“僧人六成失踪未归，四成寺庙空无主持，难以为继。”长沙报载：“洪江……重创累深，商业肃杀，……商肆水运恢复，尚需 时日。”

可以说，洪江古商城的兴衰，也就是洪江宗教的兴衰史。


（二）宗教是洪江古商城之人伦环境、商业环境的重要道德支撑和道德底线

１、不能笼统地判定宗教全盘都是迷信

人类对于宇宙世界与人类的起源，无论古今中外，都充满了好奇和疑惑，都有解读的强烈欲望——于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便有了宗教、哲学的创立。对于自然之谜，人生之谜，宇宙之谜，各自构成一套理论的体系，产生了有神论、有因无因、唯心唯物等等许多理论。而宗教把对神的信仰作为宗教思想的核心：“上帝鬼神……主宰一切，全知全能，赏善罚恶”。
自 春秋末期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诞生以来，已经有2500余年，中华民族深受其熏陶和影响。以“仁、义、礼、节”为根本的儒家思想文化，摈弃其糟箔和腐朽，其中 的人伦道德的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灿烂的光芒，那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几乎无法企及的精神境界！如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 礼则绞。君于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谕。”这段话，是孔子在教导人们如何做人。仁义为友，道德为师：“予人以善，还人以仁”，调整个人与他 人、宗族、群体的关系，由此形成一种良好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然而，到了近代，儒家思想在中国却渐渐退缩于各种宗教的侵蚀，丧失了地位。为什么呢？

中国自明清以来就有“儒、佛、道”三教合一之说。佛、道教几乎全盘吸收了儒家思想中仁义道德的哲学思想，加以宗教化、程式化、形式化，如进香、诵经、参禅 等祈祷仪式，在外在行为上加以体现。然佛、道皆可自成一教，而儒则不能称之为教。首先孔子不信鬼神，试问世上哪个宗教不信仰神，不说神是“万能的、无所不 在的”？中国人始终都不承认有过‘儒教’。而儒家思想也无法用程式化的行为表现出来，似乎只成为了读书人自我道德圆满的一种形而上的自我修炼方式。

其次是儒家在中国没有教主，没有完整的宗教体系、思想、教义、教规；最重要的是儒家没有忠实的信徒，也没有经常的祈祷仪式。故此，“阳春白雪”高高在上的 过于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与平民大众渐行渐远，逐渐走向了没落。宗教便担当起了对“最广大的人众”的道德教化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宗教理论中有许 多如鬼神论等唯心主义的腐朽迷信思想，但也有真善美的积极因素，宗教对于近现代中国“净化道德、和谐社会”的巨大贡献，是不能否认和抹杀的。

２、洪江宗教是洪江古商城发展的推动者和道德救赎者

洪江是一个“移民”集聚的古城，外来人口十之八九，从周边各省县境汇聚而来。地域不同，姓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风俗习惯各异，繁杂庞乱。以名称为例：洪 江以水运贸易发端，沿岸码头接踵相邻，外籍商人很早便修建自己的专用码头，著名的如江西码头，川陕码头，贵州码头，宋家码头等，均以同乡、同省等名义而 建。为维护同乡利益，联络族谊之情，又兴建同乡祠堂、同乡会馆，如衡州馆、徽州馆、福建馆、辰沅馆……等。人口来源的多域性，使古洪江各色人等的宗教信仰 也千差万别：江西人拜佛，建万寿宫，福建人信妈祖，建天后宫，贵州人向扬令公叩头，修飞山宫，宝庆人建太平宫，七属会馆设关圣宫……

然而，最具影响力的、超越这一切地域性信仰而被所有人众所能接受的，只有一种宗教，那就是佛教。这与当时整个中华民族从儒家思想到道教体系，再到佛教的跨 越过渡是十分契合的。商人惟利是图，竞争激烈，往往得罪同行，一旦破产，万念俱灰。这与做人的原则“与人为善，予人以仁”产生了根本的矛盾。而在佛教的解 读下，是可以消解的：“与人为善，四大皆空，是已既是，无已不争……”


民国21年（1932年），湘南大旱，米价暴涨几十倍。饥民大量涌入“富裕”的洪江。各教派奔走呼号，号召商行接济难民，大佛寺率先购米，开棚赈粥。周边 各县乡蜂拥而来的饥民源源不断，竟超过了本地人口，有五、六万余众，且旱后连降大雨，致瘟疫爆发，古城街头饿殍遍地，暴尸累累。商肆和平民紧闭门户，以恐 抢劫和传染。街头只有各教派的僧人信徒在不分昼夜，搬敛腐尸饿殍，于莲花地旁的山坡掩埋，这就是后人称的洪江万人坑（今广场所在地）。——“僧人教徒奋不 顾身，终被染十数人，……亦埋入大坑，以防疫病，不得超度”。这类事件在历经战乱、饥荒的洪江不一而足，而这是史料中记载最为详尽的一次，因为距今不远。 宗教中“济世扶难，大善大悲”的人伦道德之光辉，由此深入人心。它的道德教化和道德救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外来人口众多的古商城，因阶层不同，贫富不匀，竞争激烈，方方面面的矛盾摩擦在所难免。同乡之间的矛盾可以在同乡祠堂或会馆解决，行业间的矛盾可以在行业 工会解决，解决不了的，除了由官府判夺是非以外，人们往往请来德高望重的高僧，出面调解。据大兴禅寺高僧相传，清咸丰年间，贵州籍一木行与江西籍一钱庄因 一桩票兑不符发生冲突。当时有“江西会馆的票子，贵州会馆的顶子”之说法，意即江西人有的是钱，而贵州人来洪江做生意的多为官商。当时因贵州人有官府背 景，导致事态扩大，“双方有死有伤，……互冲会馆，血溅祠堂”。地方官员急 请大兴禅寺高僧出面调停：“……吏兵持刀相携，前往两馆斡旋”。后双方入大兴禅寺协商，“刀吏拥寺，拦阻香客”，“高僧既出，不敢造次……诵经上香，晓释 义理”。最后双方终于握手言和。由此，洪江十大会馆凡遇重大事件，便齐聚大兴禅寺议事相商。大兴禅寺从此成为洪江古商城的商人们“最高层次”的聚会、说 理、商议的集会地点。


（三）洪江宗教的现状与旅游开发的意义
文革之中，洪江各寺院庵堂在破“四旧”的口号下无一幸免，佛像神龛尽毁。大佛寺内号称“天下第一大佛”，高达7.3米的两座佛像被砸碎，至今没有恢复。大 兴禅寺在85年后经数次修复扩建，如今已光彩照人，香火日盛。每年的三桩大佛事：农历2月19（观音圣诞日）、6月19（观音渡海日）、9月19（观音成 道日），嵩云山上人山人海，以至于要出动交警拦阻机动车辆，以便香客游人步行上山。远来的游客到洪江，必登山入寺，或烧香拜佛，或游玩观赏。可以想见，宗 教在今天的洪江，在民间，仍然有它的地位，即使你不信佛，它也是洪江一处极独特的风景所在。

“我们尽可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大肆批判佛、道教的鬼神论和它们的种种落后、腐朽，但也不可否认宗教的积极作用。我国历朝历代都对宗教保持一种宽容的态 度。目前全球60亿人口中，约有40多亿人信仰各种宗教，可见宗教时至今天，仍然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宗教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各民族之 间和国际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和平等友好的友谊。”（摘引自《我国宗教的历史及现状》，中央文献出版社）

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宗教的影子，不管你信不信教。例如我们洪江人，骨子里已经不可磨灭地烙上了洪江本地文化的历史烙印。——我们每逢八月半就必要祭 祀我们死去的亲人，烧包，燃炮。清明，我们必去亲人坟前祭拜，上供，烧纸。这些已成为程式化的行为其实就带有宗教性质，已被公认为“祖先祭祀文化”，各地 各不相同。祖先祭祀文化已成为最普遍的民间宗教性行为。它们与各地的风俗习惯已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但它们凸显了人性的善良和祈求平和安康的美好愿望。久 而久之，就成为了一种地域文化，一种人文现象。

洪江宗教与古商城的历史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从旅游开发的角度来谈，确实有恢复和开发的必要。臂如我们去游北京， 必去爬长城；去洛阳看古城，必去游少林寺；游长安，必去看兵马俑和大雁塔。古罗马和埃及的宗教法庭代表了当时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利，较之中国温和的佛、道 教，它不可谓不残忍、暴戾，然而今天，古罗马和埃及的金字塔和法老像保存完好，供游人观赏——因为它们已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一种人文景观，一面历史与 现实映照的镜子。——一种旅游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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