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电影:焦裕禄身后纪实（续二）

焦裕禄身后纪实（续二）

　　第三章　　　围绕焦裕禄故事的三个人物，曾有过相似的遭遇

千头万绪，我这部长篇纪实作品从哪里写起?从何处落笔?

我这里有采访的录音笔记，有我在兰考写下的十多本日记；还有我能收集到报刊资料；最难得是我还保存了在文革动乱中两大派群众的传单、小报和印的小册子，共有上千万字，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我要重新审视鉴定其真伪。

　我要写得更自由些，只求把故事能说清楚，把事交代明白，我以自身经历为主线，按时间顺序写下来，以不至于乱无头绪。

说来是巧合吧，围绕焦裕禄故事将出现三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焦裕禄的老领导，开封地委老书记张申，一个是继焦裕禄之后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周化民，一个便是被封为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在1959年，他们三人都有相似的命运：张申、周化民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降职下放劳动；张钦礼被打成严重右倾，留党察看，行政撤职处分后下放到兰考老君营大队劳动。



2000年的5月7日

八十一岁的张申细言慢语地向我讲了他的历史和他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经过，他的老部下74岁的周化民在一边听着，有些是他们共同的经历。



……我1919年12月29日出生在河南信阳，父亲是小学教师，我在信阳上小学、高小，1934年初中毕业，到开封上梁河中学，是第一届高中生，宋绍明、穆青也是这中学的学生，低我一届。1937年高中毕业，我考上武汉大学农业系，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上不了什么课了，国共合作，董必武、陈独秀都到学校做过报告，我上课很少，唱着救亡歌曲，和同学们坐车到汉口宣传抗日，那时流亡学生到武大借读，一个宿舍加两个人，抗日的情绪高涨。我的家庭是进步家庭，父亲毕业于开封优级师范，有强烈民主思想，对我幼年薰陶；小学时，老师是地下党，教我们认识黑暗的旧社会；北伐军到我家乡，哥哥、姐姐都参加了CY(共青团)，姐姐跟北伐军打到确山，以后受到镇压，蒋介石叛变，哥哥姐姐都跑了，哥哥被大表兄藏起来而得救，父亲不教书开了个书店，也被查封，全家蒙难，父亲带我们到乡下去了……

我小时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看《大众哲学》、《生活周刊》等进步书刊。双十二事变后，看

到国家形势，国家将亡，国民党官员还醉生梦死，心中愤怒，我在武大参加学生运动，去车站卧轨……这时不想上学，心中向往延安，可苦于没有机会，没有关系。听说山西临汾有“民主革命大学”，便去投奔，他们接收了，这学校是阎锡山办的，良莠不齐，我们一屋七人，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想请他们开介绍信去延安，办事处的人说，去延安的人太多了，你们走，怕影响统战关系，还是先不要走吧!

后来丁玲领的“战地服务团”到 ，我找到丁玲，她也不接纳，说：环境不好，可以改造嘛。没有去成。不久，阎锡山要组织民大一些学生去到敌后开辟工作，(实际是和八路军争地盘)，我很高兴报了名，打起背包就出发，一天到了土门，住了一夜，日本飞机轰炸，我头天离开，第二天日本人便占领了临汾。

从晋西沿吕梁山走，到了大山里，夜过同蒲路，到定襄，到五台，分配我到了“牺盟会”，下乡搞民主运动，选村长，搞一、二个月，又派我到岱县。抗战八年里，我在岱县五年。先在县宣传部，当县秘书，1940年当了县长——是开展宪政运动时，由县宪议会选举的县长。为这次选举，我受个处分，是我第一次受的处分，选举前，党内定我当县长，选举时，我没有举手，因为我觉着不能自己选自己呀!后说我对党不忠诚，不执行党的决议。这年我20岁。

1944年，皮定均部从晋东南涉县、左权过来，开展河南省工作，河南人回河南，我带12名同志到河南来，我是支部书记，过渭河到冀鲁豫。后到杞县搞减租减息，我当了杞县县委书记。

我是1938年在山西岱县加入共产党的，那年我十八岁。抗战胜利，1946年国民党围剿我们，说我们是匪，每天都在打仗，有时一天要打两仗。反围剿结束，我被派到黄泛区扶沟开辟工作。这里人没了，一片荒芜，草比人高，可以藏身，打了仗伤员可以安排到这儿，我去时全集合起来才20多人。但星火可以燎原，以后人们陆续返回故土，规定地谁开归谁。花园口决口，淹没了几个县，地主的瓦房都埋在地下了……

联合国救济总署拨来救济物资，我去了救济委员会，三个月，一方为搞救济物资发放，一方面发动群众搞土改。以后打下漯河，我到漯河当县长，一个月又撤出漯河，又到盐城、商水、西华，我是县委书记兼县长，搞土改，那是“急性土改”。我带公安局的人，先把村子包围，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成立贫农会，一夜抓地主，让他交出契约，交给贫农小组，几天就可以把地分下去，夺得一季麦子，农民马上就有吃的了。

1948年6月22日开封第一次解放。

1948年8月，我到尉氏去当县委书记。我夫人续凯当县委宣传部部长；赵仲三是县委副书记。这时，焦裕禄就在尉氏，他是1948年2月从山东南下随豫皖苏党委土改工作团来到河南尉氏的，同王殿英、周锡禄一起来的，我当县委书记兼县长，任命焦裕禄当一个区的副区长。以后参加淮海战役，我带担架，管扶沟，尉氏的两个担架支队，焦裕禄是大营区的担架队长，一同奔了淮海战役前线。担架队没遇上伤员，主要是往前线扛粮食、面，我扛一袋，焦裕禄、张维新都扛两袋。

关于这阶段焦裕禄的情况，以后再说吧。

担架队回县，县大队升级成主力军，动员参军补充主力，地方军队也要扩大。我要求过江，那时从尉氏到了新组建的陈留地委当宣传部部长，还没公布，组织上叫我听从分配。

1949年3月，我骑车到开封县的陈留报到。这时河南省委建立，下属有陈留、郑州、商丘、

陕州、南阳、信阳几个地区。

陈留地委按照新区的土改政策搞土改复查。

1952年6月23日，陈留与郑州地委合并，纪念7·1那天，正式办公。周化民调来陈留是1951年春，在地委宣传部任干事，后到地委办公室；合并成郑州地委，成立了工业部，周化民任秘书，焦裕禄在陈留地委当团地委宣传部长，我兼团地委书记。

周化民在这时和焦裕禄便是同志、同事、战友了。

(周化民插话：当时焦裕禄还为我介绍过对象哩，后来，没有谈成)。

1952年冬，焦裕禄任团地委副书记了。

1953年，我担任郑州地委副书记，住荥阳。1954年河南省政府从开封迁到郑州。

1955年上半年，郑州地委改名开封地委，原地委书记张健民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我继任开封地委书记。



从我当了地委书记就失去了平静的日子。

原来农村合作化工作比较顺利，1953年，颇受毛泽东赏识，被称为“农民运动专家”的邓子恢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是‘农民化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有独到的

认识，他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群众自愿入社的原则，步骤要稳；合作社 规模宜小些，不同地区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农村合作社不仅要发展，更要巩固。

从我实际工作中体会，这是正确的。

可我错了!毛主席开始批邓子恢是“小脚女人”，1955年下半年就实现了合作化。大大加快了速度。我有些担心。可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成了风头人物，我不想当’小脚女人”也跟着跑吧，省委一些领导已认为我“右”了。

1958年，毛主席想游黄河，到了兰考东坝头，省里史向生陪着，到兰考，也让我上了专列，

兰考县委书记程约俊同时上车，拿来兰考出的西瓜、葡萄让主席尝。

我上车，见毛主席穿白大褂，正看三国呢。

毛主席要在这儿游泳，罗瑞卿考虑安全，没有同意，便从这儿去了商丘。

这之后便是我领豫东几十万人到巩县、密县去大炼钢铁。



周化民插话：

1958年，党中央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在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共产主义大干特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上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在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以内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高指标就带来高估产，还得有高干劲，人们提出口号：

“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一棵红薯拖苏联，六亿人民吃不完”

“脚蹬地球手托天，要把产量翻几翻!”

当时头脑发热到了极点呀!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民公社全国第一个叫岈山人民公社，就在河南信阳。……

张申：

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陪毛主席到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由毛主席肯定的名字：“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一下子，全国就全是人民公社了。

周化民：

到处办食堂供给制，吃饭甚至不要钱，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我去东北黑龙江参观，看到有“无人售饭处”、“无人售货处”；到处放卫星，发“号外”捷报满天飞。强迫农民说谎话，报高产量。通许练城公社常庄有个50多岁的老农叫常木林，过去给地主当长工，他对本村回家探亲的杞县老县长说：“现在逼着叫报产量，报不了还得挨打，一说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他妈的“党中央”这个人恁坏，我不相信，连毛主席也管不了这个‘党中央’!”他是个老实农民，把‘党中央’误认为是个人了。

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当时叫“五风”，全国都刮，而属河南最严重了。

1958年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翻，达到1070万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当时开封地区西部5县是山区，都有些铁矿石，可以炼铁。我当时兼任地委大办钢铁办公室主任，要到炼钢铁前线去，我去参加省的大办钢铁会，省委书记问：张申到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他，书记要挂帅上……

张申点头说是，张申接着说下去：

我挂帅，坐镇前线指挥部，各县委书记也都既挂帅又出征了，按省委指示，开封地区动员35万人到巩县、登封、密县、新郑、荥阳西5县就地安排，组成各级指挥部，人山人海，人们自带行李，推小车、带口粮，没有煤，就砍树、运树。建小高炉需要头发，便让女孩子剪辫子，小女孩剪了辫子就哭。高炉需要引铁，便把群众家的锅、门锁……全砸了。

周化民：

那场面也真壮观，白天人海如潮，夜间一片灯火。不管是山区、丘陵、城乡上下，大小炼铁炉，一个个，一片片，长型的，方型的到处皆是，一眼望不到边。长的有十米甚至上百米，叫做土炉。小的是木制风箱炉。当时叫“小土群”(小炉、土法、群众运动)，都是高温作业，炎天暑热，汗水和烟尘，每个人脸黑黝黝积满灰尘，很熟的人见面都不认识了。

登封当时是全省大办钢铁的“先进县”。这是从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和大搞卫生开始的。河南日报登照片，叫农民为驴刷牙，带上口罩，让人啼笑皆非。

　张申：

登封在大办钢铁前，曾用土法炼过铁，这时，登封成了典型，全国都来参观，哲学家艾思奇也来过。他下放到这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是蔡振中。蔡振中虚报产量，搞形式主义，我批评他，他不吭气，省委杨珏说我：不要批评他，要引导他。由登封提出四无县后，他让群众在厕所里刨蛆，打苍蝇给牲口、羊刷牙……省里以此典型推广搞四无专区。我不赞成不行，少数服从多数，地委的领导都同意，我没办法。毛主席来河南搞农业40条，蔡振中回答毛主席提问说：三年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当初潘复生是省委第一书记，说他右倾，因为他不许说谎，弄虚作假，吴芝圃去北京开会汇

报，经邓小平批准，在北京开始批判潘复生；以后全省开始批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吴芝圃当了书记，就更左了。

58年冬天，大炼钢铁进行不下去了。

1958年12月，中央批准取消商丘地区建制并入开封地区，原开封地区西部5县划入郑州市，

新开封地区共辖21个县，1100多万人口，我任地委第二书记。

1958年冬，粮食没有了。那年粮食丰产没丰收，浪费惊人。商丘就更为严重，这情况上边还不知道真情，冬天在郸城还开粮食丰收现场会，是“反瞒产”。可我看到大大的粮食囤，只在

上头有一层粮食，下边全是麦秸、麦糠呵，可“反瞒产”却越反越历害。

这年春节以后开始饿死人了。



周化民：

商丘地区五风严重，原地区专员任秀铎和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两人一同指挥开挖“潘口水库”，毁灭了几十个村庄，组织男女劳力几万人，在数九寒天挖此水库，还组织几十个女孩子参加“秧歌队”扭秧歌，穿着裙子跳舞。大批庄稼被毁，大块土地荒芜，生活极端困难，劳动强度又大，造成了成百上千人死亡。58年，他们在商丘北郊挖了个“东风湖”，是马振藻带着医护人员，设计人员到苏州、杭州参观回来后亲自指挥搞的。全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桥和假山。三九天里，北风刺骨，马振藻住在离“东风湖”不远的医院里疗养，逼着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跳到齐腰的水里，挖湖抬泥，结果也饿死、冻死、累死一些人……

　张申：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说着哭：再不要粮食，就都饿死了。陈水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水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他们驱车直奔省委，报告给吴芝圃；吴大惊。以后为河南饿死几百万人，做了检讨。

我想说一点真话，讲了点真实情况，还没敢说多严重，可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那时，我是分管工业的地委第二书记。

1959年8月……



周化民的叙述，比张申本人记得具体。

1959上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工业会议，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业的书记和工业部长参加。我和当时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本来是研究如何组织工业大跃进问题，但后来变成“反右倾”了……

一天上午，省委常务书记主持会议，说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实反映一下大跃进

中的缺点和问题、困难，对省委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讲……

参加会议同志都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派”，大多心有余悸，但听省委领导启发，也便你一言我一语的提了一些问题，说了一些看法、意见和建议。张申同志比较系统而如实地作了概括发言，我记得你发言内容大概是：上去几十万人大办钢铁，也炼出了 些铁，但质量不高，问题很多。平原群众到山区很不习惯，不断发生逃跑，有几个群众逃跑时掉进水库淹死了，赔钱很多，我们财政上也解决不了，要求省委给我们弥补一些。

农业形势本来很好，但像去年(1958年)一样，丰产了没有丰收，粮食浪费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时间就发展为公社化了。步子要稳些就好了。……

在张申说到大办钢铁时，我补充了许多事例，来说明其中的问题和困难。因为我了解具体问题很多。如钢铁产量有不少浮夸虚报问题，我举例说登封县“卫星号外”是假的，是将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剥离，根本就没有往下挖，更没有见煤，就报成产量发出“卫星号外”了。铁的质量很差，中央物资部来一处长调我们的钢铁，我把他带到登封县现场一看，他嘴里不敢说是铁的质量差，有因顾虑怕说是“右倾”，但拒绝按计划调拨……我还谈到大办钢铁中有许多问题……

当时我们住在省军区紫荆山宾馆开会。我们发言后的第二天下午三时许，一位副省长和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来到我们驻地。我当时想，他俩准是来参加我们小组讨论的。张申同志是讨论小组召集人。张申拿钱买了西瓜，切开了，让他俩吃，他俩拒而不吃，态度非常严肃。

副省长说：“省委派我们二人来，是找张申谈话的。省委认为张申昨天的发言，有很多错误，实际上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问题。省委决定：明天下午，张申同志要做检讨，地点在省委北院礼堂。”说后他俩便离开了。

小组讨论会上像突然一颗定时炸弹爆炸一样，把大家炸得一句话也没有了。半天，鸦雀无声。　张申说：“检讨吧!我们得去做准备。”

说罢即和我一起离开了会议，回到了宿舍。

这对我们都是晴天霹雳，思想非常紧张，又从内心里想不通。我对张申说：“你的发言，我

的补充，都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思想还不够解放，还有许多问题，未讲出来哩!咱们还要不要实事求是?省委让你检讨，我思想不通。”

张申沉思一会儿，说：“不要再讲别的了，我们一起商量怎样写检讨吧!”

我说：“我思想乱极了，说不出什么意见。”

张申要我平静一下。我们在一起稍微研究一下，七拼八凑，由张申执笔，总算搞出了一个“检讨”。

第二天下午，天气燥热，像蹩着一场暴雨。

在省委北院礼堂召开了省直机关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干部大会，人很多，座无虚席，人们乱问：开啥会呀?不知道，打听干啥，一会儿还不知道呀……

张申到礼堂后边去了。

省委常务书记，二把手杨蔚屏主持会议，他开板便说：“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是安排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做检讨，他有‘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论’(乖乖，还有‘论’哩!)，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错误言论，下面由张申做检讨。”

张申上台做检讨，他讲了些思想情况，承认思想“右倾”，承认发言中有错误，他讲到犯错误的阶级根源时说：

“我是信阳人，出身于小土地出租者，这是小资产阶级思劣根性在党内的反映……”

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立即打断说：“张申，你把那个‘小’字给勾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会议情绪异常紧张，消沉，谁也想不到要开这样的会议，有不少人心里和张申讲的一样，只要不是瞎子谁看不见?

张申讲完，杨蔚屏便让各地市发言批判，看来批判的人思想也认识不上去，水平不高，都是

软绵绵的。

会议有些冷场。

这时，新乡市委副书记刘义发言了，他情绪高昂，措词激烈，他说：“我认为张申的错误是属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参加会议的人一下子被弄得莫名其妙，交头接耳起来，我更接受不了，我想，只有像陈独秀、李立三那样的领导人才能犯机会主义错误，其它人怎以会犯机会主义错误呢?张申同志不过说了点具体意见和看法呀!令我吃惊的是：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站起来为这话鼓掌，但此时，会场上响应鼓掌的稀稀落落，杨蔚屏生气了，又站起来批评说：“你们怎么不鼓掌啊?”

下边才又有一点稀稀落落的掌声。

主持人杨蔚屏做总结讲话，他说：“现在正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给毛主

席上了万言书，他跳出来了，反对大办钢铁，说：大办钢铁是得不偿失；他反对人民公社，说‘办早了，办糟了’。他反对大跃进，说这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还有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黄克诚(总参谋长)、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组织了一个所谓军事俱乐部，就是反党集团，反对三面红旗，猖狂向党进攻。中央这次会议正批判他们!张申的思想和彭德怀一样，也是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和彭德怀遥相呼应。张申也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坚决与张申划清界限，斗争到底……”，并说：“这次会议，到此结束，各地市领导回去，都要按省委布置开展反右倾运动。”

这次工业会议就这样宣告结束了。

从省里开会回来后，省委立即派书记处书记李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健民到开封地委坐阵，亲抓反右倾运动。将开封地区的反右倾作为全省的典型，首先从张申的“右倾”开刀，批判张申，是在地直机关召开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组织对张申的揭发检举，接着是批判斗争。再接着就是批判续凯(副专员)、杨体泽(副专员)、王向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倾”。　第十三天，地委副书记耿化武找我谈话：“你是和张申一块去开会的，在开会时，你和张申

一唱一和，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你比张申说得还具体、思想比张申还顽固，经地委研究决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职反省，老实交待，彻底揭发检举张申，接受批判斗争，争取从宽处理从此后，在地委机关工业交通系统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无数次批判斗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莫须有”罪应有尽有，特别令人不服和憎恨的是：打人、骂人、违法乱纪、私设公堂，大搞逼 、供、信，在地直机关盛行。

庐山会议没开完，就把张申和我揪出来了。9月份开省三级干部会，批得更厉害了，开封地委二十一个县，批了我们半个多月，回地区轮流批，上挂下联。商丘地区划过来的人批开封地区人最来劲，80%以上的科室头头都受批判了。

农业系统批判斗争农业局一位刘副局长，被打得受不住了，有意逃跑，和商丘来的一个他认

为可靠的人商量，要跑回山东老家去，但是说路远，由那人给他回商丘解决路费问题。当他俩化装于夜间到达商丘火车站时，那人竟跑到开封地委驻商丘办事处向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报告，把他出卖了!结果把他带回开封，更加严刑拷打，追问刘到底想往哪里跑的，刘个性很强，想着要是到监狱里也可能更好点，可能就不挨打了，便说：“我不敢说。”经一再追问、拷打，他才说：“我是要往台湾跑的。”

打人凶手又追问：“你到台湾想找谁去的?”

他答：“我是想找蒋介石去的。”

“你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

“我在参加工作前，参加过蒋介石的训练班，听过他讲课。”

打手们如获至宝，想这下可抓住一条大鱼，急忙向上级汇报。谁知经上级领导分析，认为这全是假话：因为刘副局长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根本和蒋介石不沾边儿。以后又批他不老实，本来他想编个瞎话，弄到监狱去少挨打，结果弄巧成拙，打他反而更厉害了!

对我批判斗争，也来回摇我，让我站中间，推过来推过去的，可就是没有挨打，好让我奇怪!就连张申同志也被打个鼻青脸肿，一塌糊涂。被斗的人无一幸免，为什么不打我?这是难解之谜。　直到1961年秋天，我平反以后，一位负责抓运动的人才对我破了谜：原来是准备狠狠打你的，因为你思想很顽固，你年轻，身体好，也经得住狠打。可就在这时，省委派来第一书记李

玉亭，有人说，他是你爱人李韵杰的亲哥哥，所以未敢打你!

原来如此!

从1959年9月到1960年3月，约半年的时间，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多少场次则不计其数，而且还有人看管，当然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1960年2月18日，中共开封地委监察委员会在“对周化民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处

分决定”上批示：

地委常委1960年元月3日批准，划周化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地委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工资待遇降两级。

细心一点，你会看出：工业部党支部对我做出处分决定是1960年2月8日，我签属意见是2月25日，而地委常委批准是在元月31日，这是先定性质、戴帽子，作出组织处理，而后才走形式，开支部大会讨论“一致同意”的，哪还有一些党内民主?这也严重践踏了党章呵!当时，我还敢说吗?我只能同意，只有两点意见说明一下。

1.我不记得诬蔑毛主席，说“毛主席这老头脑子也热了”这句话。

2.“任务提的太大，千斤担子压下来，压的下边干部硬着头皮顶住，为了怕反右倾，看领导的眼色行事，完不成硬说是能完成，这样把人们 的思想引到片面性那方面去了。”这段话是在1958年12月份传达中央批转云南省委文件上说的。当然我的思想当时可能是错的。”



批斗结束我在等待处理时，曾令我随一个救灾工作组到永城县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生活。我们一行8人到永城后，县委书记韩文明安排我们到县委小灶吃饭，被我们拒绝了。这时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这个书记终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办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着很多模仿毛主席姿势的个人照片，看起来叫人恶心。

群众生活如何?看来让人万分难过，不寒而栗!

当时永城县60万人口，已活活饿死10万之多，韩书记决定：不准群众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把群众完全置于死地。他向我们封锁消息，隐瞒实情，说永城群众生活没有问题，拒绝国家发放粮款。我们亲眼在城北一个小村的小庙里见有8个人饿死在那里，回县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认是永城人，说是安徽人到永城来饿死的!他瞪着眼说：“那是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你们不要谎报灾情!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右倾!”

我顶着“右倾”帽子，回来还是如实报告了实情!



1960年2月20日，地委行政科长将我叫去，责令我：“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下放劳改要将“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一两天内送到行政科，以后不能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

第二天我将两个证明，将这两件关系我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的证件交给他了!

多么残酷的现实!

3月25日，通知我去巩县孝感钢铁厂劳动改造，整整一年零九个月……

想到此时，还有多少农村父老乡亲冻饿而死，这心里的痛苦，远比个人的痛苦更强烈，自己

活着，还说什么呢?……



张申，以沉重的声音，慢慢地说，像是自语，我把身子离近他，把录音机放到他跟前。

……我被批斗之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10级降到12级，然后去杞县付集农场劳动改造。

个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么，最痛心的是：从此在党内没有了民主，不敢再说不同的意见，

和57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再不敢说话一样，整个国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灾难，这才在我的家乡信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因为说天大的谎言，造成天大的灾难。

　我的老父亲夏佑铭是民主人士，原来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倾机会主义，他便回到了家乡信阳，成了这事件的目睹者。1961年，我平反后，他又回到开封，是开封市文史馆馆员，民主人士开会，他提出信阳事件就激动不已：死的人到处都是啊!比我们解放信阳市打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时两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

据当时统计，光信阳一地，饿死百姓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百姓，是可以活的!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1958年冬天，在发现问题后及时处理解决，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下令不许老百姓家里冒炊烟，就忍看老百姓活活饿死；那个杨蔚屏，还坐着轿上鸡公山，见路边死人却不下来……这还是共产党员!



张申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他眼里含上了泪花，虽然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说来还历历在目，如在昨日!

我听着，心里很沉重，我向老周说：谁能详细说说信阳事件吗?我要写谎言的悲剧，应该不

忘这民族的大悲剧。

老周说：住在我楼上的是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已离休，他最了解。回去，我们去访访他，他也很愿把这情况告诉别人，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

回到开封，周化民先送给我一本剪帖报纸，是在1998年河南《大河报》连载39次的康健的纪实文字《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真实记述这历史的悲剧和教训。这文章所记正好和我采访人所讲的对照事实。

老周领我到了他的楼上，认识了原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他已80岁，身体好，腰板直挺，满面红光，说话膛音很大。他在1944年参加工作，当过“愚公移山”移动的王屋山地方的

小学校长；战争年代在县里当秘书；1950年调到河南省委农民协会当秘书；土改结束，1951年省成立农委，1953年改为农村工作部，他当干事；1955年任省委农村工作部生产处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

姚学智的职务，使他亲眼目睹、亲自调查了河南信阳所发生的那场历史大悲剧的前前后后…

提起那段往事，这位80多岁老人记忆犹新。

　他说，要说信阳地区饿死百姓事，得先说吹牛皮、放卫星，没有说谎话、说天大的谎话之因，也就没有饿死百万人的恶果了。

信阳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6月的一天下午，管农业的副省长彭笑千、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让我去省政府谈生产问题。我到后，见在遂平岈山人民公社蹲点的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手拿一把麦穗

正汇报哩：“这是岈山公社韩楼大队的麦子，两亩9分地亩产3800多斤哩，这千真万确，没有错的!”

我听到这数字大吃一惊：咱整天和农业打交道，平时一亩地麦200多斤就不错，咋会冒出

个三千八百斤?所有人都表现吃惊，可谁也没说“不信”!

赵定远说：“老姚，你把赵光同志安排在省招待所，让他写个报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领赵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写报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报告拿来交给了赵定

远副部长。副部长把报告交彭副省长。给河南日报总编一个电话，取走了报告，变成了铅字。第二天，就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

这就是全国放出的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



镜头转到当年的韩楼大队。

　岈山放出第一个小麦卫星后，全国一片喧哗，“卫星”竞相飞上天空。第二天，湖北省谷

城县乐民社宣布，亩产小麦4353斤，使岈山社的“卫星”失色；20天后与遂平相毗粼的西

平县放出的卫星是7320斤。这小麦铺在1亩地里足半寸多厚，天文数字让中国目瞠口呆了!

30年后记者康健来到岈山韩楼那放第一颗“卫星”的宝地。责任田的主人说：“这块地最高产量也就600多斤。”说起当年放“卫星”，都哈哈大笑起来：吹牛皮不交税呗!当年亲历这事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公社书记的陈丙寅神情严肃地说：“放了高产卫星，全国跟着吹，危害不浅哪!那时我下乡检查工作，发现韩楼大队村庄的地麦子特别好，有人开玩笑：“今年咱也放个卫星。”新华社的记者来了，说：“这回下来采访，就是要找高产‘卫星’呢。”我问：这高产卫星多高算高呢?记者说：一、二千斤不算高吧?我笑说：那得几亩地合到一块差不多。社长钟清德在一旁说：“打打试试，说不准能放卫星哩。”

于是公社派钟清德去收割监打韩楼那块地去了。

钟清德去了把大队干部、妇女队长叫到大队开紧急会议，他说：“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希望大家都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停了停，钟又说：“上级叫咱弄一颗高产‘卫星’去放放，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哩，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没有说服力，只有放了高产“卫星”，为人民公社争了光，为党争了光，也为咱中国争了光。”

人问：“高产‘卫星’亩产多少算高哩?”

钟清德说：“至少3000斤的亩产。”

大伙都觉这数目太大，过去一亩地才打100多斤麦子，一下子打这么多，大伙连想都没有想

过。沉默一会儿，钟清德说：“我看村头那块实验田的麦子不错，打打试试吧。”

妇女队长说：“再打也不过七、八百斤。”

钟清德说：“大伙都想想办法，怎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

大伙苦苦思考了半天，大队长说：“要想放这么大个“卫星”，除非把那十亩地的麦了弄到

一齐打。

钟清德一拍掌：“对呀!弄到一齐打不就中了吗!”

有人说：“那不是哄人吗?”

钟清德看那人一眼，批评说：“你这思想跟不上趟呀!没看如今啥形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哩，你还慢吞吞走路，不成小脚女人了?再说，这是为党争光，为人民公社争光的事，吹点有啥?要考虑政治影响。”

大伙没人说话了。那年头，就怕“右倾”一提政治影响就吓人，最后有人说：要是传出去咋弄哩?

钟清德严肃地说：你们分头开个会，告诉群众谁也不能说实话，任何人在三天之内不许走亲戚串朋友。谁传出去这是假的，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就是破坏咱人民公社的名声，就开群众大会辩论他。

那天夜里，等村里群众睡了，组织起十多个人连夜收打小麦，把附近几块地的小麦子也割下来运到场里，等天明群众起来下地割麦，试验田的麦子正套牛打场哩。让几个积极分子在群众中造舆论：这回非打二三千斤不中。群众心里有数。知道是假的，可谁也不敢说。

这一打，小麦高产“卫星”就出来了。



第三天下午，新华社记者给公社书记打电话，很激动地说：“韩楼放了高产卫星。”

陈丙寅说当时情况：我问亩产多少斤?记者说3000多斤，我不信；别打岔子了，会有这多?记者说：真的，一点也错不了，队长正领人打二遍，说不定会更高。我放下电话就去韩楼了!

我到村庄，老远就看见麦场上很多人，我过去一看，记者也在，麦垛不小，小山一样，说是一亩地打的，我从心里不相信。可那种形势，谁都心里明白，谁都不敢说真情。谁说真话就打谁的右倾。说你是小脚女人。人都说这“假”是真，我只好说：“来，再称称，把数字弄真实了。”大伙又装的装抬的抬，一家伙称到天黑透，才算称完。总共11178斤6两，平均亩产3853斤……

这就是当时的实况，赵光就是从这拿着麦穗，连夜赶到省里汇报的，新华社记者从这儿发稿，第二天，人民日报也发放了卫星的报道。

陈丙寅说：“我看了报道，心里老不是滋味。我是农民出身，咋会不知道一亩小麦打多少斤呢?后来不断有人问我放‘卫星’真的假的?我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硬说是真的，亲眼所见的。那时候，谁敢说真话呢?”



“是啊!那时候有话不能说呀!”姚学智接着向我讲当年的谎话成风的真实情况。

……那回甘肃省来请放7000斤卫星的西平县郊区委去介绍经验，让先到省里来谈谈，让我去听介绍。

你们汇报一下，咋打了这么多小麦?

西平县人说：“俺那麦子好哇!十四五个小伙子，一亩地割了三天才割完的。”

我说：我不信，就是伐大树吧，十四五个小伙也伐不了三天，你们不能这么介绍，说的太过，人家也就不信了。

那时还组织干部下去验收“卫星”哩!

一天听完汇报，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问我有什么看法?

我说：人家咋说，我咋听呗，我能有啥看法。

1958年秋天种麦，省委组织工作组，我是组长，去新乡检查生产。那时候到处检查，我满天飞哩。人们去大办钢铁了，麦子种不上，越说谎话越要表扬，叫“气可鼓不可泄”!大食堂的馒头扔的到处都是。我问生产队长：“这么吃，能吃几个月?”生产队长说：“吃三个月。”“吃完后咋办哪?”“有国家管哩，都要共产主义啦，还能叫饿着吗?”

我到洛渊县王屋公社，见县委书记，我问：“你这劳力都大办钢铁了，没人种地，你还吃饭不吃饭?”

他不吭气，后来，他小声告诉我说：省里点他的名字，我不去大办钢铁，行吗?

新乡获嘉县委书记看到劳力情况严重，把大炼钢铁的劳力调回来了。地委书记把他叫去。问他为何这么办?他说：吃不上饭，不种地，吃铁疙瘩能行吗?地委书记让他写检查，他说：中啊!只要让老百姓吃上饭，咋让我检查都行啊!

这在当时可不容易呀!

上边对河南的压力也大。那时谭震林副总理在河南指挥，有事就让我陪谭震林和钱正英。钱

正英说：我们水平低，谭政委水平高。谭说：你们要一年实现水利化!共产主义很快就实现了，到那时天天喝牛奶、吃鸡蛋……。

很多问题到1958年冬全露出来了。如真让干部说话，敢说真话，也不会继续严重恶化；可人们不敢讲真话。57年说真话的成了右派，谁不清楚，到1959年，还有敢讲真话的又打成“右

倾机会主义”，就全完了……

这样，就出现了“信阳事件”……



记者康健在《辉煌的幻灭》中记述了来龙去脉。

岈山放出第一颗高产卫星后，全国各地组织参观团来学习，农业专家、科学家也来参观，从麦地挖一把土，说回去研究研究，对高产卫星大唱赞歌，竟听不到一句不同声音!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岈山公社有了第一个卫星壮胆，对秋庄稼放卫星更觉得轻而易举，遂平县委更为壮丽前景陶醉。盲目估产，说水稻予计亩产3万斤以上的12416亩，平常仅产几十斤的棉花，被予计皮棉千斤以上的18167亩!人们发疯了，秋天收获时到了，县委发出号召：“比比谁的卫星大，看看谁的产量高!”卫星成群上天了!人心里明镜似的，可都想：反正都是假的，人家都能吹，咱也会吹；就是将来吹出事来，法不责众，能把人咋着?这是一个可以任意胡说八道的环境，忘乎所以，肆无忌弹，谎言说过100遍就会变成真的!人人得了“说谎病”，一个比一个撒起了弥天大谎。而且一个比一个说得理直气壮，人人装出十分相信说谎。不是神经错乱，是说谎为美，说谎为荣的环境改变了人。

究竟谁骗了谁?

在中国，一旦成了典型，荣誉让你应接不暇，光环将你层层罩住。岈山人哪里见过这阵势，早被吹得晕头转向，昏昏然不知所以了。

公社党委书记陈丙寅带岈山人民公社宣传画出访印度，在那里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后任书记的郭书志去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奥地利的维也纳，与世界青年载歌载舞；社长钟清德曾率中国农业代表团为团长，陈永贵为副团长，出访苏联，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接见的

代表，更大有其人。一段时间，岈山人民公社就是党的象征，是正确和真理的代名词，谁敢呲呲牙，说一声岈山人民公社的二话，就有招来杀身之祸的危险!

一切都是骗局!在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最容易造神修庙，并造出吓自己的神灵来，进行欺骗。

那么，究竟谁骗了谁?谁被谁骗了呢?

天文数字的征购粮，便是吹牛皮的代价。1958年夏、秋两季的“粮”征购，让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产2440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县财政帐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实际与帐面上差距不啻是天文数字85879万斤!

这能怪谁呢?这数字不是你们吹出来的吗?产量人均粮食已达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

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

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逼着县委表态报高产量，规定不能低于亩产500斤。谁报低，路宪文便组织人辩论，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和同来开会的人商量：报低了过不了关，报9000万斤，说不定还过不了关哩。可把粮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说：先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县里召开征购会议，人们不发言，不表态。沈寨乡一生产队长叮嘱开会来的会计沈万治：“说少了对不起毛主席，说多了，老百姓就要饿掉牙，我看就实事求是报130斤的单产，可你去开会，弄不好挨辩论，不中，就往上多报点，150斤，再不中报160斤，只这三个数，不敢再长了。”可谁知沈万治架不住折腾，一辩论，便胡说亩产512斤了，人问他：“开始为啥报哪么低?”万治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俺队长交代的，不让报太高。”

队长在家听到这消息，五尺高的汉子号淘大哭：“我日你娘啊万治，把我打成右倾不耐事，你让老少爷们饿肚子可咋办哪!”哭得像小孩子一样，任谁也拉不起来。硬汉子也架不住辩论会，又怕打成右派，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你别辩论我，叫咋报都中，谁报的高谁早过关。征购会就这样胜利结束，赶回家中，掀起征购狂潮。

老百姓对付你的第一个办法是千方百计“藏粮”其方法五花八门。

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是硬汉子，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完不成任务咋办?他说：“天塌下来我顶着!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和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粮，他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找粮队半夜里偷袭进村，挖出存粮，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对含泪的乡亲们说：老少爷儿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天啊!是谁对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无奈，交粮掺假，把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使出来了!

终于9000万斤任务完成，家家户户家徒四壁，在县大礼堂鞭炮齐鸣庆胜利时，老百姓啼饥号寒，抢地呼天!

1959年8月，在岈山食堂喝着越来越稀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莫名其妙开展反右倾运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

岈山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小营大队支书上去批判说：“彭德怀，你跟你拼了!你反党，反毛主席，想干啥?官那么大了，还不知足，还想当真龙天子不成?那真龙天子是天上的星宿，前世有定数的，你会当成了?”

可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联系实际。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岈山有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料被当小右派斗。挨批斗后还惊恐地问人：“什么是‘油牌’我哪来‘油牌’呢?” 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洪福，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

踢，将张洪福头发连头皮一块撕下来，活活地打死!庐山会议后，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上，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后来河南省委向中央检讨，也称“一时间成了一个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

面对这康健用生命、血和泪写的文字，我实在不忍再读了!其悲惨，已超出常人想象，信阳地区的百姓，为了能活下去，藏粮、偷粮、和上头的“反瞒产”做斗争。多少母亲为窃食救儿被毒打致死，让人们相互揭发、自残自戕，你不打人就要挨打，人性变态……但也终于抗不过1959年的严冬的寒风，把百姓的求生之火吹灭。

《辉煌的幻灭》中所记述的和这一事件亲历者姚学智讲的完全一致。

姚学智说：为这报非正常死亡人数，也有斗争。地委书记路宪文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都非常怕说真情，报实数，去拼命封锁消息，不让说真话。

1960年，吴芝圃要到中央开会，组织人搞“五风”的材料，我是这个组的组长。通知信阳地委，找人配合。我到遂平，这儿离岈山40里，我马上下去了解情况。晚上就接到信阳地委秘书长的电话，说地委领导在驻马店参加县委第一书记会哩，要我去到会上。我说：我刚下来，不想去了，我要在下边摸摸情况。对方说：你要不参加得向省委请假。我只好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用车来接我。

到驻马店，我和正阳县委书记住一个房间，他说：“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边饿死的人厉害得很哪，光正阳县就死了几万啦……”

我回来问蔡中田：岈山公社饿死多少人?他回答说：死300人。我回到岈山问陈炳寅书记，他也回答：死300人，原来是县里布置统一了口径。

我是来搞“五风”材料，凡是省直在遂平蹲点的统统集中到岈山公社来。让他们谈真情。省委副秘书长打来电话问我：岈山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说300人。

晚上，省纪检委书记焦祖涵来电话也问我岈上倒底死多少人?我还是做如上回答。他说：一定要搞确实。

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去调查。

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二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

遇到一群妇女，却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

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专门叫各村支书来汇报死亡人数，可支书却不在了!

县委派宣传部长郭树志来到岈山。他曾当过公社书记，还曾出国，和丹麦国王一起照了像，他放的很大，摆在办公室墙上，在人们挨饿时，他躲在屋里偷吃牛肉。群众吃糠，大便下不来，见他把牛骨头扔了，群众去抢，好整些油出来，他不让，把抢骨头的人批斗!就是这个人，我让他写死人情况，他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里，向省领导做了汇报。先找到副秘书长王秉璋，他问岈山死了多少人?我说：根据我独自调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说：已给中央写报告，报了300人，这咋办?

在省常委会上，我汇报岈山死人实情。

杨蔚屏感到问题严重，派管农业的副秘书长崔光华跟我一块再去岈山调查；让我先写个情况，由机要室打印了。把我写的情况上报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县委说：你换个地方吧，中南局来人了。第二天，中央来了陈正人、陶铸、吴芝圃、李立副书记，从信阳乘大轿子车直奔岈山去，我也到了那里。

陈正人问县里干部：这个公社死了多少人?

回答说：一千多人。

陈正人说：工作组报告三千多人，怎么回事?

这是指我写的报告，倒底是谁写假话，欺骗中央?我说召开全公社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一个村一个村的报，就把死人的盖子揭开了。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让会议延长

一天，把死的人名单拉出来，看着这厚厚一罗密密麻麻的父老乡亲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还有什么话说?



是啊!还有什么话说，还狡辩什么?

应该把害国害民的制造谎言的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也实在不忍再听下去了。我的心头像压上千斤石头一般沉重，不仅因为事实的悲惨，而是

在于这真相没有让世人知晓，我们今日为饿死的千百万农民祭奠，我们祭奠饿死的灵魂，从而共同思索：如何使谎言造成的悲剧不再发生!

我回到八十八岁的老母亲身边，心里沉重的不想吃饭，也不想说话。

老妈妈问我：你跟周化民走了好几天，净说些啥呀?

我说：讲讲当年信阳饿死人的事儿。妈妈那时不正在信阳吗?您还记得那时的情景吗?

“咋不记得，一辈子也忘不了。”母亲说：“别看我八十八了，我这脑子还清楚呢。”

母亲八十八岁了，一生坎坷，刻成满脸核桃似的皱纹；近20年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使老人本已雪白的头发渐渐变黑，头脑也更加清晰了。妈妈是贫农家女儿。1930年和我父亲任风〖HT5，7〗岁〖KG-*3]羽〖HT5〗结婚时，父亲是小学教员，已参加了地下党，任中共容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结婚后在父亲影响下，渐渐明白了革命道理。帮助父亲夜里印传单，冒着刺骨寒风，把传单贴到县东十几个村庄。1932年，母亲加入共产党，成为家乡有第一名女共产党员，父亲被捕打官司，母亲在国民党军警刺刀下，毫不畏惧，在大堂上怒斥法官，为父亲声辩，军警栽脏陷害丈夫的事实，使国民党县长哑口无言。父亲死后，抗战爆发，母亲掩护八路，成了村妇救会主任，我家成为八路军的堡垒户；1946年秋，母亲报着为丈夫报仇、参加革命工作之心，离家到冀中区党委；1947年土改后，和长工出身的区长孟昭芝结婚，不久南下到了河南；孟昭芝转到铁路战线工作，从陕州到黄河南岸，1958年孟昭芝调信阳铁路工区任书记；母亲在铁路人民公社任副社长、支部书记。我在1959年春节曾到信阳看望母亲……



日记载：1959年2月1日，阴历十二月十二四日，星期日。

凌晨5点多，才到了信阳，下车是雪雨天，雪下到地上变成了雨，这么多人拥挤在车站候车

室里。有人倒在地上，车站里贴满了大字报像吊挂似的。我没看写些什么，我问好妈妈住的公安院地址，不想在这时去，便又回到了候车室……

回忆起来我在这儿也感受到饥饿威逼的人们……然而当时我正在构思一部写妈妈历史的电影剧本《妈妈的嘱咐》，我是听妈妈讲述过去的事情，而忽视了当时现实的观察，今天想来无

不感到遗憾。我见了妈妈，妈妈正拼命工作，星期日也没时间和从北京来的儿子说话，就被人

叫去了……

我住的家里，日夜听火车汽笛鸣叫，把窗户震得呼啦啦响，把吐出的煤星渣子扑在窗户纸上，我住了几天，知妈妈为公社食堂操心，她代表群众意见，处理了多吃多占的管理员。她说：干部要和大家一样，不能特殊，说喝稀的都稀的。她说了许多现实故事，我当时却无记的兴趣；我让妈妈讲过去的日子，妈说：我新的还记不住哩，老事更想不起来了。她心里担心的是现实。她说：这儿是铁路上，国家管哩，你到农村看看吧，老百姓吃不上饭，今年的年难过呀!妈跟我去书店，她看上了毛主席像买回来了。妈说：我心里有话，遇到难事，跟谁说呀?跟外人说，会打你右派，我不上别人哪儿汇报了，我就向毛主席像念叨念叨吧!

当时我并没理解妈妈的心思和困境。

我离开妈妈那天晚上，妈让我早睡，明天好起早上车。夜里醒来，妈妈在为我补袄袖子，怕

我冻着啊!……



时隔四十一年后，我又问起当年信阳的往事，是在我刚刚离开时发生的……

妈妈说：就是你去信阳的那年，你刚走，我收下了一个小孩。头年，到处都是要饭吃的，一

个妇女领个小男孩，四岁，走到我跟前就给我跪下了，我忙拉她起来，妇女说：大嫂行行好，救孩子一命吧，他要饿死了。我不答应，她不起来。我说：我收下这孩子了。她起来了说：家里三个孩子，饿死俩个了。我们把一点粥都省给他，怕也活不了。她说这孩子叫小福。属羊的，和桂荣同岁。把孩子留给我，妇女就走了。我忙从食堂买来一斤粮票的大米饭，他见了像饿狼似的，两年抓起来就往嘴里填哪!

我收下这孩子，怎么办?你大妹兰英6岁，二妹桂荣也4岁，她们都上托儿所，我还管不过来，又收个孩子，老孟知道了，不埋怨我呀?夜里，老孟从工区回来了，没埋怨我。他是苦孩子的出身，从小没父亲，瞎妈拉扯他长大，他说：“人家给了你，你就养大吧!”

黑夜，我给小福揉肚子，肚子硬，还滚疙瘩，信阳黄水湾有个黄大夫 ，我去找他，他一看孩子面黄肌瘦，只见大肚子了说：“这孩子不好治呀!”我说：“你死马当活马治吧，你给开点虫子药吧，”治虫子，让他饿着，他喝一口药，我才给一口馍吃，生把药水给孩子灌进去了。

这天后半夜他要拉屎，我一掀被子，啊，小屁股眼出来虫子了，我让他拉，我拿小棍挑，整整拉了一小盆，我数着有300多条!我又拿着虫子找黄大夫去了，都说小男孩的虫子主贵，你看

看有没有用?黄大夫看了一眼：你快把它埋了吧!

我把它埋在了我挖的一块菜地里。

第二年，我在这块地上种玉米，长出了好大玉米棒子，人问：咋长这么好，你使的啥肥呀?

我想起来了：是小孩肚里的虫子呀!

那夜里我照看这孩子，给他洗衣服，手冻的比冰还凉，我就从那时得了气管炎。

老孟从食堂给孩子买包子，买仨，一个孩子一个，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给小孩做了棉鞋。把老孟的一件呢子大衣改了给他做了一身呢子衣服。孩子可精，我下班回来，他自己蹬上凳子给我开门……

这时上级来了调令，要让老孟离开铁路去支援农业。说是去一个最穷的地方——兰考，他二

话不说，叫他上哪儿他上哪儿，我心里可难受，在信阳刚熟了，我这工作正上劲，就又要跟他走?我不想走，他说：你不知道农民过啥日子哩!你不走，我先去，以后哪儿好点了，我再接你去。　他打点打点，抬屁股就走，上了火车奔开封了。

这孩子我无法养了，我找到解放军，让他们去送孤儿收容院吧。孩子走了，我心里难过了好多日子，放不下他。

信阳的天桥上，有人扔下的小姑娘哭，人们告诉我：你心眼好，把小女孩抱来吧!

我不敢去看，我没法养，我没有去抱……

那年，要饭的扔了多少小孩呀!人对我说：“你是社长，老党员，谁也不敢跟你说，人吃人

哪，哪个电线杆子都有死人，死了就让人扒了吃，全剩人骨头了，哎，这小脚丫还怪香的。”我就眼见死了好多孩子，我一听心痛死了!信阳饿死人多了，饿的人们偷猪食吃，把猪剩下的装在包里。

我听了就哭。

老孟看不了老百姓受苦。他支援农业去了。想想老百姓的日子，我什么意见也没有了。

共产党不跟老百姓一块受罪受难，还叫共产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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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历史的安排：因为有了1960年的灾难，农业战线需要大批忠于人民的优秀干部去支援，我的继父孟昭芝从铁路线到了河南兰考，任县委副书记，我的母亲也便在1962年夏天到了兰考，我在1962年10月去兰考探亲，认识了兰考。也就有了我和兰考的情结。我的人生命运便和兰考紧相联在一起。

这也才有了这以后的曲曲折折，跌跌宕岩的故事，才使我熟识了焦裕禄、张钦礼、周化民、

张申……这些难忘的人物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