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新乡市马牌轮胎:继承与创新的思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21:38:12
水文精神的继承与创新
保定水文局政工师 张玉晓
摘要：多年来，广大水文职工为国家安澜和雨水情测报预报、水文信息采集和整理做出了重大贡献，工作中表现出的“求实、团结、进取、奉献”的行业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增添了一种新的血液。而在今天社会体制和价值观念整体转型的时期，如何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使水文行业精神能够与时俱进，则成为水文行业精神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
关键词：新时期 水文 行业精神 继承 创新
《孙子兵法》说 ,“上下同欲者胜”。“同欲”在这里有“同心”、“同德”的意思。古语又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就是告诉我们，只要人们能有共同的思想、意志、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没有攻不破的难关。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抗争的奋斗史，民族精神是推动中国由弱到强、奋发进取的深层精神动力。各行各业同样存在自己的行业精神，提炼行业精神是一个行业文化的成熟标志，也是凝聚职工意志的法宝。行业精神不仅是职工群体精神的凝聚，更是职工精神的浓缩和升华。行业精神的实质是群体共建，是共享的价值观和精神信念的结晶。水文作为一个行业，也要提炼自己的行业精神，凝聚力量，鼓舞人心。多年来，广大水文职工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对人民的满腔热忱，齐心协力，艰苦奋斗，为国家安澜和雨水情测报预报、水文信息采集和整理做出了重大贡献，工作中表现出的精诚团结、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顽强拼搏、默默奉献等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增添了一种新的血液，这就是水文行业精神。水文人把自己打造的这种精神高度概括为八个字，即 “求实、团结、进取、奉献”。
而在今天社会体制和价值观念整体转型的时期，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彻底变革对我们的精神状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下，如何寻求和固守我们水文的精神家园，如何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使水文行业精神能够与时俱进，则成为水文行业精神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
一、水文人是水文行业精神的实践主体和创造者
水文观测历史悠久，被誉为古老的行业。夏商周时代，水文的雏形已形成。“伊洛竭”，是伊洛河发生枯水现象的最早记载。秦汉魏晋时期，水文有了长足的发展。秦时确立的测报雨量制度、东晋的《华阳国志》、郦道元的《水经注》，已对水文作了详细的记载。位于涪陵江北被称为“世界水文史上的奇迹”的白鹤梁，记录了长江历史上 72个年份的枯水水位和枯水发生的周期，共计 3万余字。重庆朝天门灵山石相传为中国最古老的水文题刻。宋元时期，先民们开始使用“水历”记水位，有了“警戒水位”的说法，首次出现了估记流量的概念。民国时期，水文已发展成为一门专门学科，成立了专门的水文测验机构，“水文”之名开始在中国传开。精卫填海、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李冰父子手握长锸，苦学数载，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建成直到 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的都江堰，蜀地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饿”、以“黄河平，天下宁”为已任，把治理黄河看作是治国兴邦的大事的著名水利科学家李仪祉、治黄专家王化云……这些历史记载，不仅反映了水文观测历史久远，更证实了历代治水人是在与水灾、水荒长期拼搏中的实践中形成了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求知探索、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最自然、最本质的水文精神。
水文勘测是一个随机多变的过程，水文数据具有不可重复、不可复制性，缺测、漏测一次降雨、来水过程，将造成无法弥补的资料中断的后果。这就决定了水文职工必须时时坚守在工作岗位，为可能出现的雨情水情随时待命。而大部分水文站分布在偏远的山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远离城市，远离家人，工作生活条件差。有的职工为了工作、家庭两不误，把家搬到了山里，却荒废了孩子的教育；有的常年在外，婚姻和家庭出现了危机；更多的人因为不能在父母床前尽孝，远离妻子儿女少了感情的沟通而深深自责。“开门一盏灯，出门一把锁”，是水文人坚韧不拔、甘守清贫、默默奉献、淡泊名利的精神体现。“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成为了水文人热爱本职工作、献身水文事业的真实写照。
二、水文行业精神是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水文人在长期艰苦的工作环境和实践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治水工作经验，而且继承了先辈吃苦耐劳、默默无闻、不畏艰难困苦、忠于职守、甘于奉献的优良传统，与民族精神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爱国主义是水文行业精神的灵魂，是水文人强大的精神动力。爱国就意味着某些取舍，意味着某些利益的牺牲，意味着必须顾全大局、为国分忧。为了顾全大局，水文人毅然决然地抛家舍业、离乡别土，不谈金钱，不讲回报，没有豪言壮语，默默无闻地驻守在荒山野岭的基层测站，每天重复着单调的观测任务，与孤灯、水尺为伴。更多的委托观测员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还依然坚守内心的宁静，毫无怨言地承担着委托观测任务，得到的报酬却是每月区区几十元钱甚至更少，他们的付出大大超出了回报。水文人以个人、家庭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高度政治觉悟和舍家报国的高尚情操，丰富了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涵，凸显了爱国主义的时代特色。
民族精神是水文行业精神的根。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有没有昂扬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国人民自古就有坚韧不拔、同自然灾害顽强抗争的拼搏精神，具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具有慷慨解囊、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在波澜壮阔的防汛抗旱斗争中，民族精神与水文精神交汇融合，成为水文人共同抵御灾害、战胜困难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些偏远测站的水文职工就是在理发、洗澡、看病、找对象等日常生活都存在很多困难，子女入托、上学、就业这些人生的大问题也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依然坚守心中的信念，不谈条件，不求回报的完成好测报任务；许多水文站存在吃水难的问题，有的长年直接饮用河水，有的需要跑几里甚至几十里远从别处拉水。与大洪水进行“肉搏战”的防汛测报队员，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顶风冒雨战斗在测报第一线；在冰面上凿冰测流取样的水文职工，随时随地都冒着极大的危险。就是在这样的工作及生存环境里，水文人也从来没有退缩，他们以崇高的信念，坚韧不拔的毅力，无私无畏的境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守在平凡而神圣的岗位上，默默地为水文事业做出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三、新时期水文事业的发展对水文行业精神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水文工作已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其重要性正在逐渐被国家和社会所认识。“ 96.8”洪水，更加突显了水文在治水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水文工作不仅在传统的防汛抗旱和水利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朝着经济社会的许多领域扩展延伸。水文作为一个基础性的行业，必须为经济社会科学有序的发展提供及时可靠的水文信息服务，必须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时代向水文提出了新的要求。
水文行业精神结合了时代的特色，符合了时代的发展趋势，体现了水文的发展要求。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进行创新，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科技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坚持改革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要求，才能够适应新的历史形势。要促进水文事业的发展，就要善于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汲取营养，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就要拿起改革创新这个思想武器，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体制措施，准确把握时代精神的价值取向，激发人的生机与活力。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要以水文光荣传统文化为主，同时又不保守，不拒绝新的文明成果。弘扬和培育反映时代特征、适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水文行业精神，才能使水文精神永葆生机和活力。否则，拘泥于传统，机械地保持其原始内容和表现形式，不仅不利于培育水文行业精神，实质上只能是背离水文精神。因此，以创新的形式继承水文行业精神是时代赋予的新课题。
（一）科学的精神
随着国家对水文的投入逐年增加，水文基础测验设施和生活工作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自动测报系统、雨量固态存储器、电动缆道、多普勒流速仪、 GPS定位系统等高科技设备的应用使水文职工从危险、繁琐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水文行业有了先进的仪器设备，还要有一批高品质、高素质的人才去操作、去使用，否则的话，再好的仪器设备也不能发挥其作用。在水文精神的鼓励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成为水文行业最响亮的口号和水文职工的广泛共识。
科学是对客观事物正确认识和理解的知识体系，科学的核心就是真。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求真。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克服空想，重视数据，要多掌握第一手的资料，脚、手、眼、耳、脑都要勤，多听、多看、多想，多研究些课题，努力把科学发展观和“十一五”目标贯彻落实到行动中去。
（二）和谐的精神
打造和谐社会，是我国提出的发展目标。温总理说，“和谐，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和谐社会，是人们的物质生活非常丰富、宽裕的社会，但如果人们的精神、思想领域不健康，总是患得患失、以个人利益为先的话，那么这样的社会还不能算是完全的和谐社会。所以说，只有人的内心和谐了，和谐社会才会达到一个较高的境界。
水文人在当今经济社会大潮下，待遇不高，劳动强度大，生活工作条件艰苦，各方面的压力都比较大，在其它行业灰色收入高、福利高、工资高、劳动强度低的信息包围下更容易出现种种内心不和谐的现象。这使得一些人在基层测站工作时，难免会产生一些委屈和怨言，进而影响水文工作的顺利开展。所以，在当前，要提倡和引导职工实现内心的和谐。
“内心和谐”是什么？它无外乎一个人内心对欲望、名利、权力、他人、家庭、社会、祖国、自然、世事的宁静与平和。它对应的是心灵世界的物化的杂乱、纷争与纠缠。追求人内心和谐就必须始终牢记以人为本。要加快推进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理顺关系，明确职责、优化环境，加强教育、确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得失观，保持健康向上、团结进取的心态。这样，才不会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中迷失自己，心理失衡，陷入内心不和谐的困境。要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扩大和发扬民主，拓宽水文职工参政议政和民主管理的渠道，尊重、维护水文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广泛听取各方面群众意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进一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增强水文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人水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也反映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牢固树立人水和谐的理念，积极营造人水和谐的良好环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人类的治水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听命、抵御、改造、征服的过程。在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人们认识到，人类与河流的关系应该是既要改造和利用，又要主动适应和保护的关系。人类要由河流的征服者，转变为河流的朋友和保护者。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同样包括人与水和谐发展，即人水和谐。我国的治水理念和政策也进行了重大调整，正在逐步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传统水利向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大力倡导人水和谐的新观念，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水和谐的思想深入人心，自觉地为推进可持续发展水文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开放的精神
开放，就是要有全球意识、世界胸襟，就是要能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弘扬“开放”精神，就要进一步树立开放理念和兼容胸怀，“走出去、引进来”，进一步更新观念、完善思路，虚心学习吸纳他人的优点和长处，总结自己的经验和不足，不断适应开放的世界和全球化竞争的需要，进一步激发水文人的开放意识。要树立“大水文”理念，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努力构建法规完善、体制健全，站网合理、技术先进、精兵高效、信息及时、预报准确、运行可靠、管理科学、服务全面的管理运行服务体系。要主动出击，拓宽服务领域，扩大服务面，满足洪水资源化管理、水资源统一管理、建设节水型社会新战略对水文的需要，积极参与水功能区划、入河排污口污染源调查、城市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有机污染物的调查评价、暴雨山洪灾害监测预报等工作，为经济社会各行业的涉水事务服好务。在已有的服务领域上加强研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水文的技术优势。
（四）学习的精神
21 世纪是强调“把人作为发展的中心”的世纪。党的十六大把形成学习型社会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之一。 21世纪的人，应是能系统思考的、不断自我超越的、积极参与组织学习的、能在共同意愿下努力发展的人。可见，人的学习和发展，需要学习精神。新的时代将更加强调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非正式教育的三者协调统一和地位平等，以大教育观在全员中开展教育。
目前水文职工整体教育水平还比较低，而面对着近些年引进的新仪器、新设备，一些老水文已经明显的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要积极创造条件抓好业务培训、学习场所、文化设施的硬件建设，搞好岗前培训和岗内培训。要加强学习队伍建设，采取新老结合、一帮一的形式，把新知识、新理论源源不断输送到每个职工。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辟学习专栏，并定期发布、更新专栏内容，大力开发、整合、利用网上教育学习资源，构建网络学习新平台，为职工提供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多种类型的学习教育服务。要制定各种相关激励政策，采取考核、评比、表彰等措施，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增强学习的内动力，提高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完善各项考核指标体系，定期考核，强化监督，将学习情况与职工的评先、评优、晋升挂起钩来，树立正确的学习观。
任何精神都是在不断总结新经验和提升理论新成果中更新和丰富自己，根据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水文行业精神也只有在不断吸收先进的精神、不断整合、调整其内涵和外延，才能存在和发展下去。我们要以与时俱进的水文行业精神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不断激发水文人的活力和智慧，使水文事业更加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汪恕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3、汪恕诚：《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破解我国水资源问题》
4、《丹心一片照江河》
5、李德周《注重建设和谐的社会心理》
6、竹立家《以核心价值展现时代精神》
7、敬正书《和谐创建，促进发展》
8、陈雷《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努力谱写水利发展与改革新篇章》
论中国哲学文化的继承创新——杨翰卿
[摘要] 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继承创新，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基本路径。继承创新贯穿于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文化的可离析性和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哲学文化的继承创新。这一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模式选择和建构机制，融合了至少20世纪以来关于我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各种积极的探讨和主张。
[关键词] 中国哲学文化； 继承创新； 哲学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6）02-0034－06
一 继承创新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基本路径
文化创新既是一个领域的创新，又遍及各个创新的领域。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文化创新在核心内容上显然就是哲学创新，包括哲学内容和哲学研究方式、研究手段的创新。创新是当今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哲学脱困与建构的首要诉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国传统哲学新生、马哲中哲西哲集成整合性创新的研究，乃至马、中、西三大体系哲学生态现状的拷问，等等，已成为哲学界关注的焦点和着力研究的重点。大家正在期盼中国新的哲学文化。
中国新哲学应当是在现有中国哲学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不可能撇开现有的“哲学生态”凭空诞生，新哲学的诞生有赖于对现有哲学资源的整合、挖掘和利用，哲学资源和哲学经验的共享是哲学创新的必要前提。近年来，大力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重估国学价值，重振国学，加强与西方哲学文化的沟通、交流与对话，学习借鉴西方哲学研究的经验、优秀成果以及西方对现实问题的哲学创新能力，特别是立足于当今社会实践，确立中西这两种哲学视域，继承借鉴中外已有的优秀哲学文化成果，创建中国新的哲学文化，其呼声渐高，行动趋实，成效初萌。我们的主流话语是，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
继承创新是任何哲学和文化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正如恩格斯在论述现代社会主义学说时所说：“现代社会主义……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哲学文化创新与哲学文化继承密切相连。继承是创新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继承的必然发展。继承不是因袭，而是继优承粹，是扬弃。扬弃包含着批判，更意味着创新。创新是最好的继承。继承与创新、发扬传统与开拓创新是辩证的统一。
二 继承创新贯穿于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全过程
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先秦、汉唐、宋明、近现代等历史时期。每一时期的哲学和文化无不是继承创新的结果，并且又具有各个历史时期继承创新的不同特点。
运用西方近现代的某种思想理论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实施解构、整合或重构，是20世纪以来我国哲学文化发展的一大景观。其中，主要是授西学入儒。在这一过程中，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新实在论、生命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将这些不同的流派和学说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宋明新儒学相结合，分别建构了“新理学”、“新心学”等理论体系，对于推进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现代化进行了尝试和探索。
宋明理学是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探寻儒家所主张的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的最后根源及其合理性，探究践履和完成儒家所主张的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的方法或途径，即理学家所谓的“本体”与“功夫”。崔大华《儒学引论》评论说：“宋明儒学的功夫、本体之学，即性理之学，或简称理学，是在扬弃汉代天人之学和魏晋自然之学的理论观念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回应佛学的挑战并吸收其理论成就的基础上来阐述这两个主题的。”[2-1]并且作为儒学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宋明理学“实现了对儒学基本思想新的、高于汉代天人之学和魏晋自然之学的理论升华”，“实现了对佛老思想的批判和消化”，[2-2]完成了之前中国哲学天人之辨向宋明哲学理气、心物之辨的主题转换。同时，作为宋学，在研究阐释儒学思想理论的学术方法上，对于汉唐经学显然更加是脱胎换骨的变革。因此说，宋明理学是继承创新的新儒学。
汉代儒学继承了先秦儒学以“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为思想核心的理论主题。不过，与原始儒学相比，汉代儒学有其新的、独立的理论内容和特色。第一，以经过改造的、增益了许多新内容的战国时代的阴阳五行和八卦思想为构架，纳入当时理性认识所观察到的全部对象，构筑了一个十分周延的，即在一切自然的与社会的事物间皆具有互动联系的有机宇宙系统，这是一种既相当粗糙又相当彻底的有机自然观。第二，在这种有机的宇宙图景中，特别明显地凸显出稳定的、具有必然性或规律性的天人感应结构，汉儒称之为“天人之际”。[2-3]至于章句训诂的汉代经学儒学，更是这一时期独特的学术创造。显而易见，汉代儒学的继承创新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先秦时期，作为中国哲学文化发展演变的源头，各种不同思潮和学派，具有原创的性质，不言而喻突出彰显着其理论创新的特征。即使如此，仍然各自有其所继承的思想资料和观念渊源。老子和孔子分别建立了以“道”和“仁”为核心的思想观念体系。这是我国古代两位文化巨擘的思想理论创造，并对中华民族和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进一步考察可知，老子“道”和孔子“仁”的观念，分别是从先前“天”、“人”的观念演变而来。老子“道”的观念渊源于以前“天”的观念，又是对意志人格和主宰之天的否定。在思想观念的联系上，老子继承并发展了西周对天命信仰的动摇和疑天精神，直接以道代天，但老子的“道”基本上不具人格化、意志化品格，而是与人格化、意志化的天迥然不同。虽然如此，老子所以能提出道的范畴，仍是由于欲取代至上主宰地位的天帝之故。西周人以德疑天，以德来动摇天的至上和主宰地位，但在根本上仍倚重于天，德从形式上是从属于天的，所谓以德配天。老子则不同。他不相信天神上帝，而思维中亦坚持世界有一根本的实体存在，这个实体就是道。另一方面，老子在观念中废天帝的绝对地位而立道，是将天还原为自然。在《老子》一书中，天常与地并称，或“天下”连用，都以“自然”（或包括人类社会）为内涵。把天还原为自然，还原为世界万物之一物，也就不具有至上的地位和人格意志的意义了。这表明老子由于欲取代天帝而有“道”。以道代天，且道又基本不具有人格、意志和主宰的性质，与西周人的“以德配天”观念相比较，是一次理论的飞跃。
老子不仅以道代天，而且是由天而道。春秋时，“道”的概念已比较流行，且常有“天道”或“天之道”的说法。范蠡说：“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天道”、“天之道”或“道”的概念，并非老子的创造。但可以看出，老子是在“天道”或“天之道”观念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道”与“天”分离，并赋予“道”以形而上的意义，把它视为一个超越于一切具体事物的具有普遍性、统一性和绝对性的观念，以此作为解释世界的根本范式，这是老子的贡献。正因为老子的“道”是从传统的天帝、天命、天道等观念体系中脱胎而来，所以，在《老子》关于道的性质的某些描述中，还不免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如“道……渊兮似万物之宗……象帝之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3-1]，等等。
老子由天而道，以道代天，还因于老子之“道”与“天”的本来意义上的联系。在商代，天字本来为颠为大，至上神并不称为天。基于此，老子也将“道”规定为大。如《老子》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3-2]老子“先天地生”的根本本体就是道，也可以勉强称为大。孔子也曾说过：“唯天为大，唯尧则之。”[4]按照郭沫若的看法，《老子》第25章“强为之名曰大”一句，应为“强为之名曰大一”。“老子发明了本体的观念，是中国思想史上所从来没有的观念，他找不出既成的文字来命名它，只在方便上勉强名之曰‘大一’，终嫌太笼统，不得已又勉强给它一个字，叫做‘道’。选用了这个道字的动机，大约就因为有‘天道’的成语在前，而且在这个字中是包含有四通八达的意义吧。这些话正表示着老子的苦心孤诣的发明。”[5]“大一”就是道，“道”就是大一。《说文》训“天”为“颠”，从“一大”。“一大”显然与“大一”互为颠倒。可见，天与大，大与老子之道，具有密切联系。在老子的观念里，道由天幻演而来，之后，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一切物质的与观念的存在，连人所有的至高的观念“上帝”、“天”，又都是由道所派生了。郭沫若评价说，老子对于殷周的传统思想的确是起了一个天大的革命。这对于老子，评价是不过分的。
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与老子“道”的范畴一样，“仁”的范畴的提出，也并非始于孔子。“仁”，卜辞作“亻二”。《说文》曰：“仁，亲也，从人，从二。”《诗》、《书》中均有仁字出现。不过，这些文献中所说的仁，大致只是仪文美备的意思，而并不表现为一以贯之的观念，更不是一哲学范畴。春秋时期，“仁”的内涵扩大了，特别是和“礼”建立了某种联系。可以说，春秋时期，“言仁必及人”已成为一种新的时代思潮，“仁”与“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为孔子建立仁学思想体系，奠立了历史文化基础。
孔子的真正贡献在于，第一次把仁作为道德的最高准则，提升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原则，多方面多层次地阐述了“仁”的丰富内涵。即：“仁者爱人”；“孝弟为仁之本”；“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推己及人”，等等。总之，孔子所强调和注重的是人和人际关系，突出的是人的意识和观念，体现出的是对人在天地万物中的至上地位的确认。一句话，以人为重心，爱人，贵人，重人事、人为、人的作用。这种观念，从渊源上考察，仍然是西周以来疑天而重视人为观念的发展。
西周初期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观念，尽管“敬德”与“保民”都还隶属于天命观念体系，但毕竟看到了“敬德保民”的主体——统治者，以及所保之“民”的重要作用。春秋时期，则出现了奴隶解放的潮流。解放的奴隶由“会说话的工具”变成了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取得了“人”的资格，这反映在思想家的观念上，也就是“人”的发现。没有这些关于人和人的作用的观念发展为前提和基础，或许不会有孔子的仁学体系的创立。孔子的“仁”是以西周以来的“德”、“民”、“人”为思想渊源的。否则，如果只有“仁”的简单概念，孔子完不成上述提升。
孔子总结发展西周以来强调重视人和人的作用的思想观念，创立仁学体系，还表现在他对天的理解和态度上。在孔子那里，天大体具有主宰之天和自然之天两种含义。前者反映了孔子的时代局限性和传统天命思想的影响；后者体现出孔子对西周以来强调重视人和人的作用观念的扬弃，以及与老子天道思想的互相影响，同时也表明孔子从“究天人之际”到重“人人之际”的世界观转折和过渡性质。即使孔子仍有很大的天命思想成分，但他轻天命远鬼神的思想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对于天与人，孔子一轻一重、一远一近，明显损天益人的思想倾向，是他创立仁学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孔子“仁”的范畴是对西周以来关于“德”、“民”、“人”范畴形式的总结、改造和抽象化；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也是对西周以来怀疑动摇意志主宰之天的地位，提升强化人的地位作用的思想的飞跃性发展。这种早期人文主义的人道精神与老子的贵道原则，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先秦时期我国哲学文化的继承创新，另一具有代表性的学派是先秦黄老学，它是战国中后期学术思想综合继承创新的一个突出成就。黄老学作为一种学说，其基本的学术特征可以概括为“道法结合、兼采百家”。其“道法结合”的政治主张，致力于用道家哲理论说法家政治，紧扣着社会发展变化的脉搏，适应了列国富国强兵、变法图强的时代需要；其“兼采百家”的学术取向则汇集了各家学说的优长，规避了它们的偏弊，十分符合学术思想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战国中后期学术思想的走势，从而引领了战国学术发展的潮流，成为那一时代真正的显学。[6]道法结合、以道论法的创新性意义是：改变了传统道家疏离政治权力、漠视政治权威的一贯态度，转而与政治权力合作，积极探讨治国之道，使道家在现实政治的领域中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道家哲理引入法家学说使法家的法治主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深度，避免了以往那种疏于理论、缺乏论证、对抽象的理论问题不感兴趣的缺陷，有力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黄老学整合百家、继承创新的另一突出体现是，吸取了儒家学说“为国以礼”、“为政以德”、重视道德教化的理念，与法家的核心理念——“以法治国”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调和法儒。它所探寻出来的这一理论方向，不仅成为了战国中后期多数思想家共同认可的政治理念，主导了该时期学术思想的走势，而且最终形成了比较适合中国古代社会长治久安需要的儒法结合、阳儒阴法的政治模式理论。
三 中国哲学文化继承创新决定于文化的可离析性和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哲学文化的继承创新，在继承上的理论根据是，文化系统要素的可离析性，或者同一文化要素可以成为不同文化系统的结构要素。任何文化系统都包含若干要素，即文化要素。文化要素和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其中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个文化系统所包含的文化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文化系统。”文化要素之间除了可离与不可离的关系外，还有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例如，道德教育和法律制度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而君主专制、封建道德与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不相容的。“同一个文化系统中，既有相容并且不可离的许多要素，它们之间的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是这个文化系统保持相对稳定不变的机制，它们稳定的联系即是这个文化系统的结构；同一个文化系统中，也有不相容或者可离的许多要素，前者隐伏着导致系统崩溃的契机，后者则可以成为代之而起的两个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既有一个取代另一个的关系，又有一个继承另一个的关系。因为有一个继承另一个的关系，所以二者之间包含一些共同的文化要素。”[7-1]
哈贝马斯指出，尽管不同的理论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不存在着交流、对话、沟通和竞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理论的存在方式不应该是封建割据式的独白，而应该是相互之间充分有效的对话。罗蒂也认为不同范式和话语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只有在对话之中不同的范式之间才能相互沟通，只有在与其他范式共同体沟通的过程之中我们才能不断地发现自己的问题，从而超越自我，实现伽达默尔所希望的“视界融合”。罗蒂在为其《哲学与自然之镜》中译本所撰写的序言中指出，西方知识分子对非西方文化日益怀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好奇心和开放态度。在一切非西方文化中，中国文化无疑最古老、最具生命力、也最丰富多彩。人们或许可以期待，西方理论自身的变化将促进西方知识分子从中国文化更多受益。[8]我们说，构建中国新哲学或者说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同样要通过讨论、对话和沟通，包括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对话沟通以及与世界所有异质哲学文化的交流对话沟通。这就是哲学文化创新所离不开的继承性问题。
中国哲学文化的继承创新，是中国哲学文化自身超越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创新就不可能发展，创新是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处于文化核心地位的哲学的创新，指的是理论内容上的思想创造、超越提升、进步深化，以及建构方式、表达形式上的变革飞跃、自我解构、话语重建，等等。在历史学的视野下，当哲学文化创新成为一个问题或一种诉求时，它所表达的含义首先是对某种既成理论的拒斥，它所要拒斥的实际上是一种话语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关系；在社会学视野里，这恰恰是某种“危机”——包括理论自身的危机和现实方面的危机——的一种折射。这在实质上就是哲学文化的与时偕变：内容要变，不变就会与时代脱节；形式要变，不变就会与主体要求错位。因此，哲学创新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提出某种新的理论，而在于提出某种现实有效的理论。中国哲学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灵魂和价值观念，其创新发展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提高发展的客观需要。胡锦涛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中华文化历来包含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强调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增强全民族的自强自尊精神,大力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发展创新文化,既要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要充分吸收国外文化的有益成果。这一深刻论述为中国哲学文化的继承创新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四 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模式选择融合了20世纪以来关于我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各种主张中的合理成分
我国学界20世纪以来就如何发展中国哲学和文化所进行的积极探讨和所形成的几种颇具代表性的文化主张，是非常值得玩味与分疏的，它们在为发展中国哲学文化而形成继承创新架构方面，应当说均具有程度不同的筚路蓝缕之功。
20世纪嬗变形成的形态各异的中体西用论，就其共同的本质和特点来说，基本上是传统的立场，卫道的态度，折中的方法，抑或具有开放的心态。文化立场是传统的，就是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约而同地有着共同的价值认同，但又不同于国粹论者对传统一味地僵化固守，只是认为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人文精神对于中国社会走向近现代乃至对于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并非不有重大意义。正由于此，特别是在近现代中国处于民族危亡、文化危机、西学冲击的背景下，更决定了20世纪的中体西用论者基于传统的卫道态度。但是，他们又都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已不可能再走回头路，或者停留在旧时代，也由于他们感受到了西方文化中的积极精神，于是便自觉形成了前此立场态度下的一种开放心态，尽管其开放的视野、目标、程度有所不同，而目的却是一个，即求西用以固中体。这样，在方法途径上采取折中调和的中体西用则是比较顺理成章了。
我们认为，中体西用文化观心态上不同程度的开放性取向，初步具有了继承借鉴文化资源的自觉意识，在这一点上是有其历史进步和开新意义的。当然，这种文化观还根本没提创造性转化或转化性创造的问题，而其文化上传统的立场、卫道的基本态度、折中调和的方法更是完全不足取。因为，立足于传统与立足于现代特别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不同。同时，传统又有优秀非优秀、好和坏等的分别，立足于传统不可能对此加以正确的区分。只有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对传统做出科学的分析、合理的转化、有效的利用。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9]张岱年认为，中体西用论在思维方式上是一种“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方式”，态度和方法上“属于调和折中”[7-2]，因此，总体上是错误的。方克立分析说：“如果不是将中西文化辩证地融合在一起，无论是把‘西用’嫁接在‘中体’上，还是把‘西体’移植到‘中用’上，都很难避免使之变形”，“这种体用二元的思维方式不但比传统体用观还要落后，尤其不适用于今天开放的时代”[10]。
作为20世纪中体西用思潮演进中的一个理论表现和历史环节，也作为在新中国成立后和时代发生巨大变化条件下出现并日渐泛滥的“左”倾思潮的一个理论回应，或者说是基于难以割舍的作为一位现代新儒家一种原有的“中体西用”心理情结，冯友兰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一个被称为“抽象继承法”的理论主张。该论的历史背景、实际意义和具体作用，当作具体分析，就这一观点的理论旨趣和学术取向来说，显然在于中国哲学文化遗产的继承。与中体西用论相比较，这一观点明显强化了继承的观念，而在观念形式上却淡化了“中体”的意识。就这一方法本身来说，显然是形而上学的。它忽视了哲学命题与哲学体系的联系，且仅局限于哲学命题，这就难免失之片面。这是冯后来自己也认识到了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侧面、一个环节、一个成分，即从继承来说，是有其合理价值的。它所讲的是一种继承的方法。关于这一思想，冯友兰在谈到与批判继承观的关系时曾说，其实，抽象继承和批判继承并没有冲突，也不相违背，它们说的是两回事。批判继承说的是继承要有所选择，说的是继承的对象的问题，是继承什么的问题。“抽象继承说的是怎样继承的问题，批判继承选择了继承的对象以后，就有个怎样继承的问题，它讲的是继承的方法。”[11]我们还可进一步说，抽象继承和批判继承，都有一个“继承”，在这一点上二者有一致性。
在反对“全盘西化”论及其变种、国粹论和“中体西用”论等理论思潮中，20世纪三十和八、九十年代产生发展出“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这是20世纪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对古今中西问题在文化观上一种比较全面、正确的回答和模式选择。这种主张从文化立场、政治立场、文化心态、思想学术态度、思想方法、研究方法等，都明显地优于极端的西化论和国粹论，也优于折衷调和的“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不仅超越了欧洲中心论和华夏中心论的偏见，也超越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方式。“综合创新”论的落脚点在于“创新”。这种“创新”又是辩证的、综合的，因为它的时空前提或资源前提是“古今中外”，这就需要“综合”；综合的目的和前提是“批判继承”，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是说“继承”是为了“创新”。这种在“综合”基础上的“创新”，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既充分继承、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资源，又具有真正超越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现代品格，更是彻底扬弃了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那种不变的范式和陈旧内容。它一改我国长期以来文化问题上在中西体用之间打转转的窠臼，以高度理性和开放的胸襟，面对古今中外各种思想文化，以文化创新为主旨，以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为价值目标，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模式。
因此，在今天意义上的继承创新至少是近百年来我国各种文化发展主张理论探索综罗凝炼所得出的理论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融合吸收各种文化主张合理成分而形成的理论结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我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理论建树及模式选择。它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哲学文化要有所继承、有所创新：继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为主导、为指导，面对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文明成果，广泛地批判继承；创新是满足中国哲学文化自身发展需要的创造、创新过程和活动。合起来就是批判继承，创新发展，简言之即继承创新。继承是基础，创新是目标，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创新统领下的继承，继承创新包摄着无尽的思想内容和开放性的方法层次。这就要求，就现代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这三大学术系统、三个主流学科来说，“必须打破学科壁垒和各自独立自足地发展的状况，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对话、合作与融通，努力创造出一种能体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精华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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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242.
[12] 方克立.张岱年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5，（2）：65. [收稿日期] 2006-02-08
[作者简介] 杨翰卿（1956-），男，河南民权人，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刘荣荣）
关于教育观念继承与创新的思考
大关县教育科研中心 刘高智
教育观念是指人们对教育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它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十分丰富和广泛的概念，大到对教育的目的、功能、作用的认识和看法。小到对教育现象、过程、方法的认识和看法。教育观念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根据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需要而不断创新，并摒弃消极、错误、落后的教育观念。
一、教育观念的转变是继承与创新的前提
先进的教育观念产生积极的教育行为，使教育获得成功，而落后的教育观念则产生消极的教育行为，导致教育的失败，因为一定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观念指导下进行的。今天的教育是面向大众的提高全体国民素质的教育，我们的教育观念必须适应或超前于现行的教育实践，对传统的教育观念有批判地继承，彻底更新我们的教育观念。
就师生关系而言，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圣人既把学生看成了接受知识的学习者，同时也把他们看作朋友，师生关系十分融洽。而到了汉代时候，董仲书的隔帘而教，把学生和老师的融洽打破，生生地隔离开来，形成了师道尊严的尊师风尚，学生不敢正视老师，不敢疑问，只能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到了唐宋时期，韩愈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学生开始有了质疑的权力，师生关系恢复到孔子时代，但它的发展进程依然不平坦，受“师道尊严”的影响，那种处罚学生、谩骂学生似乎都成为施教过程中的正常手段，从而也就培养了学生的那种逆来顺受的品性。当然，这恰好是统治者需要的，而学生的个性品质，创造性等良好品质却在未萌芽就被扼杀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师生关系逐渐得到改善，由原来的“专制型”向今天的“民主型”转变。教师已经不是唯一的从教者，“教师似学生”，“学生似教师”等新概念的出现说明了师生关系的转变。学生从原来的接受者变为今天的质疑者，甚至是施教者。
就教育内容和评价而言，中国教育发展到清朝末年，学习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诗、词、曲的领悟和仿写，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实在是少得可怜。虽然也有“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四大发明，但针对中国漫长的发展历史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进入鸦片战争以后，封闭的国门被西洋“利器”轰开，才知道我们的发展已经落后了1—2个世纪，才开始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学习的主要内容已经不再是“四书”、“五经”、“八股文”，而是“语文、算术、自然”……等各样学科。发展到今天，在小学开设了“英语、信息”等课，这是内容上的一个飞跃。再从评价而言，中国古代社会把精通“四书”、“五经”者称为人才，会吟诗、作诗的人称为人才，把会写八股文的称为人才。总之，评价标准单一，不能用今天的全面的标准来评价人才。而今天，我们评价学生的标准则是在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全面发展。
从教学过程来看，过去强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三中心，今天则是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过去强调学生死记硬背，把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育成败的唯一标准，单向灌输，把学生培养成了只会考试的“机器”，今天则要求学生品德的提升，情感的培养，能力 的形成。
二、教育观念的转变是继承与发展的源泉
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时代和形势发展的需要。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教育事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国家安危、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因此，切实转变教育观念，推动以提高民族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面向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的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必须转变那种妨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发展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特别是由教师单向灌输知识，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准，以及过于划一呆板的教育教学制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面对新的形势，由于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滞后，影响了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不能适应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我们的教师中有不少教师教育观念陈旧，教育方法落后，接受新的信息少，追求探索少，教学中墨守成规，刻板守旧，这些状况一定要改变。
教育观念的继承，在教育的发展史中有着更多的为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借鉴并发展的东西。如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杨雄说“师者，人之模范也”，韩愈在《师说》里边写道：“师不必不如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等等，这些教育观念在今天依然为我们所用。这些教育观念从学习态度到对教师的规范和师生之间的学习方面都作出了较为系统的深刻阐述，之所以到今天依然适用，是因为在世代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时代都赋予它深刻、丰富的历史内涵。
当然，在今天我们也有一些老师教学方法刻板单一，只知道让学生在反复抄写和反复学习的过程中学习，有的老师在山区从教几十年，接受的信息量较少，甚至连计算机、英语在小学开设都要提出疑问。也有的老师在管理学生过程中，采用罚跪、打手心、罚抄写等手段进行管理。像这些现象，如果再不转变教育观念，就会扼制我们教育的发展。
以上这些都说明：只有转变旧的教育观念，才能发展新的教育观念，才能更好的继承和发展。
三、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提高教师素质的核心
教育观念是教师素质的核心，它决定着教师教育工作的方向，是塑造教师教育行为的基础，是提高教师工作效益的重要一环。例如我国传统教育认为“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种学习上的“苦”、“乐”观，它将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向，一种是让学生成天啃书本、背单词，抄妙语的教育方向，把学生培养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而在今天，我们应该培养学生乐学、善学的学习方法，从“以教师为中心，书本为中心，课堂为中心”中解放出来，树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传统的教育观念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中，教学内容相对于教师而言，教师只是既定内容的阐述者和传递者，而学生只是既定内容的接受者和吸收者，课程是专制一方，课程成为一种指令、规定，教材成为“对经”，不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从而出现“万人一书”的现象，而教学则成为被控制被支配的一方，被动地教教材，课程与教学走向对立，二者机械地，单向地，线性地发生关系。久而久之，课程不断走向孤立，走向封闭，走向繁、难、偏、旧，教师也不断变得死板，机械，沉闷。教学者和学习者也越来越迷惘。
而今天将课程由“专制”走向民主，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专家研制走向教师开发，由学科内容走向学生经验的时候，教师和学生不是外在于课程的，成为了课程的创造者和主体。这些都无不体现了在教育观念转变中继承与发展的创新。
再从教育过程看，传统的教学中，教师负责教，学生负责学。教学就是教师对学生单向的“培养”活动。它表现为：一是以教为中心、学围绕教转，教师是知识的占有者和传授者，对于求知的学生来说，教师就是知识宝库，是活的教科书，是有学问的人，没有教师对知识的传授，学生就无法学到知识，所以教师是整个课堂的主宰者，教学过程就是教师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关系，也就成了我讲，你听；我问，你答；我写，你抄；我给，你收。从而“双边活动”变成了“单边活动”，教代替了学，学生是被教会而不是自己学会，学生只是限于跟老师学，复制老师所讲授的内容，先教后学，教多少，学多少，怎么教，怎么学，不教不学，教支配学，学无条件的服从于教，教学由共同体变为单一体，学的独立性，独立品格丧失了，教也走向其反面。教师越教，学生越不会学、越不爱学，总之传统教只是教与学两方面的机械叠加。
而新的教学论则强调，教学是教与学的交往，互动。师生双方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相互补充。从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交流彼此的情感，体验与观察，丰富教学内容，求得新的发现，从而达到共识、共享、共进、真正实现教学相长，教师和学生都真正成为“学习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学生的教师和教师的学生不复存在 ，代之而起的是教师式学生和学生式教师，教师在教的同时，通过对话在被教，学生在学的同时也在教，教师角色将会转换，教师的教学中的主角转向“平等中的首席”，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向现代的学生发展的促进者。“教给学生知识”的教育模式必然要转化为“教会学生学习”的教育模式，以“学校为终结”的教育模式必然要转化为“终身教育”的教育模式等。
再从学校管理制度来看，新的教育观念不断冲击着旧的教育观念，在旧的教育观念转变过程中起催化和促进作用。旧的教育观念在学校管理方面存在着以下几方面弊端。
一、以“分”为体，盛行分数管理。分数的确是评定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参数，也是考查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遗憾的是，在我们学校管理中，分数被绝对化了，分数从“促进教师工作和学生学习的一种强有力手段”异化为“控制教师工作和学生学习的一种可怕的魔杖”，教师管理和评价盛行分数主义，结果见分不见人，重分不重人。从而也就出现“母亲打死女儿”，“高考、中考落榜学生自杀事件的发生”。分数主义，分数管理严重扭曲了教学的价值取向，教学工作被蒙上了强烈的功利色彩，利益驱动代替了事业追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有所谓的教学改革，也会被异化为追求高分的遮羞布。
二、以“章”为本，形式主义泛滥。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规章制度的制约，但是学校管理不能因此见章不见人，重章不重人。有的学校在规章制度上大做文章，把规章细化、标准化，而且配合量化评分和经济制裁，把教师和学生当成管教对象，领导变成监工，依法治校变成了以罚治校。这种管理严重扭曲了教学的本性。
三、以“权”为本，权力至上。学校管理应该有权力，但是行政权力至上或权力主义，却与教学主旨和使命相背离，也与当代社会民主化进程相背离，从而排斥教育民主化和教育科学化。与权力至上一脉相通的另一现象是权威主义，领导是权威，专家是权威，教科书是权威，教参是权威，崇尚权威泯灭了教师工作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斥退了教师的个性。管理学校需要的不仅仅是权力，更重要是的思想和精神。对此，苏霍姆林斯基早有精辟论述：“学校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领导”。
可见，学校教学管理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一方面要坚决改变传统的落后管理模式和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符合素质教育理念和体现新课程精神的新举措，要致力于以下几点：
1、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谁看不到教师劳动的创造性，谁就是在根本上不理解教师的劳动，同样，不进行教育研究的教师，也不可能真正尝到当教师的乐趣，并成为真正出色的教师。
2、建立民主科学的教学管理机制。教师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教师民主化意识的养成。为此，学校必须改变以往“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建立民主、科学的教学管理机制，让教师和学生参与评价，在学校教学改革和教学管理中发挥主人翁作用。
3、建立旨在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考评制度。对教师工作的考查、考核、评价、评定是学校管理的日常性工作，它对教师的观念和行为具有最为直接的导向、激励、控制作用。在考评内容和制度上，必须反映教师创造性劳动的性质和角色转换的要求以及教学改革的方方面面。在组织实施上，杜绝一切形式主义，让教师自己学会总结，在结果的使用上，要防止片面化和绝对化，杜绝分数主义，要建立教师成长档案袋，帮助教师了解自己，明确自己所处的成长阶段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总之，从教学过程和管理过程中可以看出，传统的教育观念在一定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今天，它已经不适应社会、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的在发展中创造，作为新世纪的教师则应树立现代的教育观念。
现代教育观念符合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发展的要求，教育观念的继承和发展要反映现代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发展的科学成果，是对提高全民族素质和培养跨世纪人才起到促进作用的教育认识和看法。它是教师宣教的根基，是决定教育成败的关键，作为新世纪的教师，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确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教学、教育，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树立
起“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新观念。
（责任编辑 毛利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