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齐天大性之七仙女:[推荐]■王怡的电影王怡的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16: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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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
通常关于“我看电影”的文字一般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对电影本身的探讨，譬如演员演技如何、导演水准如何、演员是否漂亮、性感等等；另一种则是由电影谈起，却扯到别的地方，说好听一点是从电影生发出去的笔墨；说不好听的话就是离题万里，让人生发出一种“你居然敢这样看电影的”的愤怒与恐惧（恐惧是因为别人看到了你从未想到过的一些东西）。王怡的《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就属于后一种“我看电影”的写法，但王怡走的更远，电影仅仅成为他手中的道具，正如上海学者张远山先生在序中所说的那样：“王怡究竟看过些什么电影是不重要的，我觉得即便他看到的是另外一些电影，他也可能从中引发出类似的思想。”
这样的观影记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这种笔墨之中我们只看到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火花，他以网络为媒介（书中文章基本上首发在“天涯社区·关天茶舍论坛”），化电影为投枪，痛快淋漓地抒写个人对世界的所思所想——内中不乏对自由、正义、宗教等宏大叙事的质疑与反省。我不是太喜欢看电影，所以王怡所讲述的电影背景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片空白，但我能够读懂这些讲述电影的文字，我也不打算再去寻找这些电影来看，我只是希望能够寻找到形成于电影后面的思想根源，那种特立独行的自由风骨，那种无拘无束的戏拟精神。
王怡成名于网络（我最初与他相识是在《天涯》杂志的论坛“天涯纵横”里）。故他的文章带有强烈的网文风格，以惊艳的题目让人产生阅读的欲望。譬如谈电影《兰陵王》，用的标题是“看美男子杀人”；谈《青蛇》，用的标题是“人妖之间的法海与岳飞”；谈《发条橙》，用的标题是“小流氓阿历克斯和我的红卫兵母亲”。猛眼看去，王怡的文章很有一点哗众取宠的味道，然而细读其内文，不禁拍案叫绝，天底下竟有如此文章。俗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好文章更不应该埋没于如潮的网络灌水之中。有斯人，必有斯文。
思想见于网络原创作品是极为罕见的，王怡的“我看电影”可谓当之无愧。譬如在“《现代启示录》：湄公河深处的耶和华”一文里探讨有关“人性深处的罪恶”时，王怡这样写道：“日本和德国的不同，其实就是亚洲与欧洲的不同。作为战败者和罪孽深重的肇事者，日本从未像德国那样真诚道歉和反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耿耿于怀的事。但在另一个方面，作为战胜国和受害者，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同样也从没有像欧洲各国那样把二战的罪孽归于欧洲，归于人类，不是去问：‘德国究竟怎么了？’而是问：‘欧洲究竟怎么了？’但我们从来不问：‘亚洲文明出了什么问题？人类为什么会这样坏？’我们只是问：‘日本出了什么问题？日本人为什么会这样坏？’”
王怡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此问题至今仍在争议之中。正如欧洲人承认自己同样有罪时，我们及亚洲其他国家却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我们仅仅是受害者，我们根本就没有对自身的反省与观照。可能这其中有文化传统的影响，但我们同样有“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古训，看来问题出在我们自身。需要忏悔的绝不仅仅只是日本人，而是包括所有的中国人、亚洲人乃至整个人类。如果仅仅抓住日本人的罪孽而忽视我们自身的罪孽，我们永远不会有进步可言。可能，在未来的岁月里，如果缺乏对于罪恶的真正反思，受害者也许和害人者一样危险。
一个人的学业背景常常会影响到他的写作风格。王怡是学法律出身的，所以他的许多文章有意无意地会把视角放在法律的背景下来展开论述。在这本“我看电影”的思想随笔中也不例外，经常性地写到“电影中的法律”、“电影中的诉讼”等相关问题，譬如在“《断锁怒潮》：正义的技术化”一文就针对程序化的正义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正义被技术化了。而被技术化了的正义，究竟是达到正义必经的一条最不远的途径，还是对于正义的遗忘和遮蔽？”王怡在这里并没有斩钉截铁地给出答案，正是这种哈姆雷特式的犹豫，更发人深思。事实上，在一个越来越技术化的司法当中，在一个职业法官或者律师的眼里，离开了程序，哪里还有什么单独的正义。
已故的思想家顾准曾经说过一段话：“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那麽，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其实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只有革命家去追求终极目的（实质正义），在“《红色》：审判如何成为可能”一文中老法官同样努力想去追求“绝对真相”，妄图成为全知全能的上帝。然而他不是上帝，老法官只能通过偷窥与窃听的非法手段来获取“绝对真相”。在手段卑鄙的情况下，不可能有所谓的正义的目的。人终究是不能成为上帝的，在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面前，我们缺乏的已经不是智慧，而是必要的谦卑。
电影大多或者几乎可以说都是风花雪月的。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另类的东西，而且并不勉强，一以贯之地以自由主义思想这副“有色眼镜”来观照西方与中土，循此路径，作者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通向“个人自由”的羊肠小道。而在这条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却不乏“精致的爱与哀愁”。个人的努力是值得敬佩的，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又不是文字所轻易能解决的。王怡曾经写过：“《侏罗纪》之后，已没有科幻。正如奥斯维辛之后，已没有诗”。那么套问一句：在1949之后，又焉有可以歌唱的夜莺。也许“载满鹅的火车”已经没有诗意。
《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王怡著·定价25·5元）
②《不服从的江湖》
据学者陈平原先生的考证，“江湖”一词本是个普通的地理名词，原指长江和洞庭湖，也可泛指三江五湖，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若《史记·货殖列传》述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其中“江湖”即指五湖。后来有感于范蠡的超然避世，后人再谈“江湖”，就不再只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三江五湖了。唐高适诗“天地庄生马，江湖范蠡舟”，杜甫诗“欲寄江湖客，提携日月长”，杜牧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其中的“江湖”，就隐然有与朝廷相对之意，即隐士与平民所处之“人世间”。“江湖”这一文化意义，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表达得最为清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王怡笔下的“江湖”，按王怡自己的说法就是：“所谓江湖，不过是一个远离庙堂，又脱离了‘差序格局’宗法势力范围的社会空间。”王怡的《不服从的江湖》在范仲淹的思想境界基础上更进一步，王怡的“江湖”背后隐然包含着“法律”的眼光。在第一辑里以颠覆武侠小说为乐事，文字自由开放，无拘无束，然其根本理念仍然是自由主义的“说教”。譬如王怡不喜欢古龙的小说《大人物》，其原因所在就是《大人物》的主角杨凡“绝对的自命不凡以及他的道德优越感和绝对的自信。”从“郭靖的信仰危机”之中挖掘出理想主义的危害性，提醒人们注意完美乌托邦所带来的“恐怖”。正如钱钟书先生说的那样：“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
以前我在王怡的第一本书《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的书评里说过：“王怡成名于网络。故他的文章带有强烈的网文风格，以惊艳的题目让人产生阅读的欲望。”《不服从的江湖》依然是这种本色，谈宏大的正义观念，用的标题是“欧阳锋的毒能流多久”；谈制度变迁，用的标题是“坍塌的两种方式：世贸大楼与德州扒鸡”；当然标题的“哗众取宠”并不是什么难事，王怡之难能可贵按顾肃先生的说法就是“因为他的杂文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并且一以贯之，这一点难能可贵。作者对自由主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浓厚的兴趣，因而在评论人和事时有自己的主导立场，而不是人云亦云，左右摇摆。”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的自由主义犹如老树发新枝，重新成为文化热点，思想界大谈自由主义。事实上，自由主义在西方也是热点，“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中，没有一种学派或思想体系像自由主义一样广受支持、研究与批判。”（学者江宜桦语）作为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与实践者，王怡首先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饮食习惯》亮出了自己的立场，此文“饶有趣味地以饮食习惯作比喻，谈论自由主义者的个人品性。尽管从自己说起，也许并无普适价值，但却有助于人们理解真实的自由主义者。”正如王怡在文章中写到的那样：“25岁以前爱上炖菜的人比较少，25岁以前成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就更少。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一只耐得寂寞的老母鸡。”五四时代的胡适先生正可当之。
在一个貌式风花雪月的时代里，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会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他们从静态的社会现实中看到动态的危机，看到价值的崩溃，冀望“走出珍珑棋局”。然“苏星河为一盘棋皓首穷经三十年，却一无所得。”凭什么相信现世的人能够“走出珍珑棋局”？像虚竹（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主角）那样歪打正着的奇遇可谓是“千年等一回”，如此“走出珍珑棋局”岂不成为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虚幻而不可亲手触摸。人既然不能成为上帝，我们也不用奢望“走出珍珑棋局”，还是寄希望于“漫漫”的改良与进步，寄希望于“生在大粪中，依然可以开出鲜花。一朵有臭气、但是会思想的花。”
《不服从的江湖》不是流行话语的再现，尽管其中关注了当下的诸多热点问题。不过它在沉重叙述的同时也不乏温情，譬如在《人文影像·律政英雄》一文里，王怡就深情书写了对美国著名影星格利高里·派克的怀念。前不久我正好看过派克主演的《杀死一只知更鸟》，那样的“律政英雄”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显然缺乏存在的根基。正如王怡所说：“一位在法庭上坚守正义的律师，成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英雄，这一点让我唏嘘不已。想起在中国，派克是作为头号风流小生被我们和我们的父辈记住的，这又不免有几分沮丧。什么样的人会被当作英雄和少年人的目标，取决于你所在社会的口味和传统。一个将芬奇律师当作电影史上第一英雄的社会，是我看过电影后，做梦都想要的。”
古罗马时期的大法学家西塞罗有一句名言，他说：“为了自由，我们才服从法律”。这句话道尽了自由主义和自然法传统的精髓，曾得到哈耶克的激赏。以我来看，王怡的思想根基正在这句名言之中。王怡是学法律出身的，但其知识背景却决非法律这一专业所能局限的，在王怡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万花筒般的思想来源，诸如“金庸、古龙小说、古典名著、影视作品，到中外历史、社会制度乃至当今国际时事，无所不包。”王怡主持“宪政论衡”网站时，以“千年暗室，一灯即明”自勉，倡导民主与自由的理念，追求循序渐进的点滴进步，这在当下的中国环境并不容易，对此我始终保持极大的敬意。思想者是寂寞的，在思想者的内心深处更希望同道中人的支持。“不服从的江湖”诞生出来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愿能够“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不服从的江湖》（新生代学人文库·王怡著·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一版·定价：24元）
本贴由朴素于2004年4月10日18:13:58在〖新散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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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
通常关于“我看电影”的文字一般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对电影本身的探讨，譬如演员演技如何、导演水准如何、演员是否漂亮、性感等等；另一种则是由电影谈起，却扯到别的地方，说好听一点是从电影生发出去的笔墨；说不好听的话就是离题万里，让人生发出一种“你居然敢这样看电影的”的愤怒与恐惧（恐惧是因为别人看到了你从未想到过的一些东西）。王怡的《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就属于后一种“我看电影”的写法，但王怡走的更远，电影仅仅成为他手中的道具，正如上海学者张远山先生在序中所说的那样：“王怡究竟看过些什么电影是不重要的，我觉得即便他看到的是另外一些电影，他也可能从中引发出类似的思想。”
这样的观影记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这种笔墨之中我们只看到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火花，他以网络为媒介（书中文章基本上首发在“天涯社区·关天茶舍论坛”），化电影为投枪，痛快淋漓地抒写个人对世界的所思所想——内中不乏对自由、正义、宗教等宏大叙事的质疑与反省。我不是太喜欢看电影，所以王怡所讲述的电影背景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片空白，但我能够读懂这些讲述电影的文字，我也不打算再去寻找这些电影来看，我只是希望能够寻找到形成于电影后面的思想根源，那种特立独行的自由风骨，那种无拘无束的戏拟精神。
王怡成名于网络（我最初与他相识是在《天涯》杂志的论坛“天涯纵横”里）。故他的文章带有强烈的网文风格，以惊艳的题目让人产生阅读的欲望。譬如谈电影《兰陵王》，用的标题是“看美男子杀人”；谈《青蛇》，用的标题是“人妖之间的法海与岳飞”；谈《发条橙》，用的标题是“小流氓阿历克斯和我的红卫兵母亲”。猛眼看去，王怡的文章很有一点哗众取宠的味道，然而细读其内文，不禁拍案叫绝，天底下竟有如此文章。俗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好文章更不应该埋没于如潮的网络灌水之中。有斯人，必有斯文。
思想见于网络原创作品是极为罕见的，王怡的“我看电影”可谓当之无愧。譬如在“《现代启示录》：湄公河深处的耶和华”一文里探讨有关“人性深处的罪恶”时，王怡这样写道：“日本和德国的不同，其实就是亚洲与欧洲的不同。作为战败者和罪孽深重的肇事者，日本从未像德国那样真诚道歉和反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耿耿于怀的事。但在另一个方面，作为战胜国和受害者，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同样也从没有像欧洲各国那样把二战的罪孽归于欧洲，归于人类，不是去问：‘德国究竟怎么了？’而是问：‘欧洲究竟怎么了？’但我们从来不问：‘亚洲文明出了什么问题？人类为什么会这样坏？’我们只是问：‘日本出了什么问题？日本人为什么会这样坏？’”
王怡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此问题至今仍在争议之中。正如欧洲人承认自己同样有罪时，我们及亚洲其他国家却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我们仅仅是受害者，我们根本就没有对自身的反省与观照。可能这其中有文化传统的影响，但我们同样有“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古训，看来问题出在我们自身。需要忏悔的绝不仅仅只是日本人，而是包括所有的中国人、亚洲人乃至整个人类。如果仅仅抓住日本人的罪孽而忽视我们自身的罪孽，我们永远不会有进步可言。可能，在未来的岁月里，如果缺乏对于罪恶的真正反思，受害者也许和害人者一样危险。
一个人的学业背景常常会影响到他的写作风格。王怡是学法律出身的，所以他的许多文章有意无意地会把视角放在法律的背景下来展开论述。在这本“我看电影”的思想随笔中也不例外，经常性地写到“电影中的法律”、“电影中的诉讼”等相关问题，譬如在“《断锁怒潮》：正义的技术化”一文就针对程序化的正义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正义被技术化了。而被技术化了的正义，究竟是达到正义必经的一条最不远的途径，还是对于正义的遗忘和遮蔽？”王怡在这里并没有斩钉截铁地给出答案，正是这种哈姆雷特式的犹豫，更发人深思。事实上，在一个越来越技术化的司法当中，在一个职业法官或者律师的眼里，离开了程序，哪里还有什么单独的正义。
已故的思想家顾准曾经说过一段话：“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那麽，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其实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只有革命家去追求终极目的（实质正义），在“《红色》：审判如何成为可能”一文中老法官同样努力想去追求“绝对真相”，妄图成为全知全能的上帝。然而他不是上帝，老法官只能通过偷窥与窃听的非法手段来获取“绝对真相”。在手段卑鄙的情况下，不可能有所谓的正义的目的。人终究是不能成为上帝的，在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面前，我们缺乏的已经不是智慧，而是必要的谦卑。
电影大多或者几乎可以说都是风花雪月的。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另类的东西，而且并不勉强，一以贯之地以自由主义思想这副“有色眼镜”来观照西方与中土，循此路径，作者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通向“个人自由”的羊肠小道。而在这条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却不乏“精致的爱与哀愁”。个人的努力是值得敬佩的，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又不是文字所轻易能解决的。王怡曾经写过：“《侏罗纪》之后，已没有科幻。正如奥斯维辛之后，已没有诗”。那么套问一句：在1949之后，又焉有可以歌唱的夜莺。也许“载满鹅的火车”已经没有诗意。
《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王怡著·定价25·5元）
②《不服从的江湖》
据学者陈平原先生的考证，“江湖”一词本是个普通的地理名词，原指长江和洞庭湖，也可泛指三江五湖，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若《史记·货殖列传》述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其中“江湖”即指五湖。后来有感于范蠡的超然避世，后人再谈“江湖”，就不再只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三江五湖了。唐高适诗“天地庄生马，江湖范蠡舟”，杜甫诗“欲寄江湖客，提携日月长”，杜牧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其中的“江湖”，就隐然有与朝廷相对之意，即隐士与平民所处之“人世间”。“江湖”这一文化意义，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表达得最为清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王怡笔下的“江湖”，按王怡自己的说法就是：“所谓江湖，不过是一个远离庙堂，又脱离了‘差序格局’宗法势力范围的社会空间。”王怡的《不服从的江湖》在范仲淹的思想境界基础上更进一步，王怡的“江湖”背后隐然包含着“法律”的眼光。在第一辑里以颠覆武侠小说为乐事，文字自由开放，无拘无束，然其根本理念仍然是自由主义的“说教”。譬如王怡不喜欢古龙的小说《大人物》，其原因所在就是《大人物》的主角杨凡“绝对的自命不凡以及他的道德优越感和绝对的自信。”从“郭靖的信仰危机”之中挖掘出理想主义的危害性，提醒人们注意完美乌托邦所带来的“恐怖”。正如钱钟书先生说的那样：“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
以前我在王怡的第一本书《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的书评里说过：“王怡成名于网络。故他的文章带有强烈的网文风格，以惊艳的题目让人产生阅读的欲望。”《不服从的江湖》依然是这种本色，谈宏大的正义观念，用的标题是“欧阳锋的毒能流多久”；谈制度变迁，用的标题是“坍塌的两种方式：世贸大楼与德州扒鸡”；当然标题的“哗众取宠”并不是什么难事，王怡之难能可贵按顾肃先生的说法就是“因为他的杂文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并且一以贯之，这一点难能可贵。作者对自由主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浓厚的兴趣，因而在评论人和事时有自己的主导立场，而不是人云亦云，左右摇摆。”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的自由主义犹如老树发新枝，重新成为文化热点，思想界大谈自由主义。事实上，自由主义在西方也是热点，“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中，没有一种学派或思想体系像自由主义一样广受支持、研究与批判。”（学者江宜桦语）作为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与实践者，王怡首先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饮食习惯》亮出了自己的立场，此文“饶有趣味地以饮食习惯作比喻，谈论自由主义者的个人品性。尽管从自己说起，也许并无普适价值，但却有助于人们理解真实的自由主义者。”正如王怡在文章中写到的那样：“25岁以前爱上炖菜的人比较少，25岁以前成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就更少。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一只耐得寂寞的老母鸡。”五四时代的胡适先生正可当之。
在一个貌式风花雪月的时代里，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会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他们从静态的社会现实中看到动态的危机，看到价值的崩溃，冀望“走出珍珑棋局”。然“苏星河为一盘棋皓首穷经三十年，却一无所得。”凭什么相信现世的人能够“走出珍珑棋局”？像虚竹（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主角）那样歪打正着的奇遇可谓是“千年等一回”，如此“走出珍珑棋局”岂不成为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虚幻而不可亲手触摸。人既然不能成为上帝，我们也不用奢望“走出珍珑棋局”，还是寄希望于“漫漫”的改良与进步，寄希望于“生在大粪中，依然可以开出鲜花。一朵有臭气、但是会思想的花。”
《不服从的江湖》不是流行话语的再现，尽管其中关注了当下的诸多热点问题。不过它在沉重叙述的同时也不乏温情，譬如在《人文影像·律政英雄》一文里，王怡就深情书写了对美国著名影星格利高里·派克的怀念。前不久我正好看过派克主演的《杀死一只知更鸟》，那样的“律政英雄”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显然缺乏存在的根基。正如王怡所说：“一位在法庭上坚守正义的律师，成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英雄，这一点让我唏嘘不已。想起在中国，派克是作为头号风流小生被我们和我们的父辈记住的，这又不免有几分沮丧。什么样的人会被当作英雄和少年人的目标，取决于你所在社会的口味和传统。一个将芬奇律师当作电影史上第一英雄的社会，是我看过电影后，做梦都想要的。”
古罗马时期的大法学家西塞罗有一句名言，他说：“为了自由，我们才服从法律”。这句话道尽了自由主义和自然法传统的精髓，曾得到哈耶克的激赏。以我来看，王怡的思想根基正在这句名言之中。王怡是学法律出身的，但其知识背景却决非法律这一专业所能局限的，在王怡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万花筒般的思想来源，诸如“金庸、古龙小说、古典名著、影视作品，到中外历史、社会制度乃至当今国际时事，无所不包。”王怡主持“宪政论衡”网站时，以“千年暗室，一灯即明”自勉，倡导民主与自由的理念，追求循序渐进的点滴进步，这在当下的中国环境并不容易，对此我始终保持极大的敬意。思想者是寂寞的，在思想者的内心深处更希望同道中人的支持。“不服从的江湖”诞生出来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愿能够“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不服从的江湖》（新生代学人文库·王怡著·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一版·定价：2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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