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和紫薯哪个热量高:毛泽东的南亚区域战略遗产及其政治军事战略策划

   事实上印度之所以在二战之后选择了退居南亚一隅的区域小霸战略，是与他在南亚不利的战略地位有关的。由于蒙巴顿方案的印度次大陆政治布局，在印度的东西两侧形成了东西巴基斯坦，而在分治的过程中穆斯林与印度教教徒又产生了血海深仇，这是英帝国主义转身逃逸时遗留在这里的又一堆大粪。对此，印度至今没有合理的解决之道，五十年代作为朋友的中国曾对真纳的巴基斯坦和甘地的印度怀有相同的友好的映像和态度。在周公印度尼西亚的之行中还试图为他们搭桥调解，事实上，所有理智的人都知道，印巴之争的出路在于双方在时间的弥合之下实现和解。可是事情的发展告诉我们，理智不能代表人类的企图，在国际战略上不惜以担任美苏遏制中国的棋子的印度在腾出了巨大的战略力量之后，他在南亚本区域的战略就不再是防御性的而是咄咄逼人的进攻战略。于是东西巴基斯坦以及其两侧的阿富汗和缅甸就成了印度进攻战略的矛头指向。然而在中印交恶的早期尽管这种战略势态已经不可避免的形成了，但是毕竟还没有演变成为真正的热战。正是如此我们才不能不对我们的前辈在南亚威慑战略布局中如此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佩服得五体投地。

根据敌人的敌人即我们的朋友，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的战略原则。在尼赫鲁咄咄逼人的战略压迫之下，毛泽东果断开始了南亚的布局。

    首先是中国迅速调整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对与美国有着传统的或者说其立国战略就是依靠美国的巴基斯坦，中国摒弃了意识形态的偏见，与其建立了正常并逐渐友好的国家关系。开始在对这个潜在的南亚战略盟友有关的战略要点上开始打点布局，其中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加快了新藏公路的修建，新藏公路经过阿里地区，阿里地区正处于克什米尔的东北端，是印度次大陆几条大河的发源地，他的正南三百公里即印度首都新德里，他的正西500—600公里就是巴控克什米尔西北外侧的伊斯兰堡。在五十年代的末期，这个空气稀薄的蛮荒之地几乎无人问津，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以几乎每公里一人的巨大代价，不屈不饶的接近并通过了这一地区，当有一天人民日报上登出了新藏公路通车的消息时，自恃很高的尼赫鲁才蓦然发现了这一地区的巨大战略价值。后来，当印巴战争进行到印度几乎就要吃掉巴基斯坦的危机关头，中国毅然发出了印军再前进一步，中国军队将会介入的警告的时候，人们赫然发现阿里的中国军队居然正好处在从克什米尔进攻巴基斯坦的主要印军进攻方向的后翼。中国军队只需几日就可以攻克叶城这个印军的主要补给基地，甚至只要中国军队愿意，他们可以直插印度首都将印度彻底瘫痪。再不济，在阿里这个屋脊上的中国雷达可以将巴印两国任何起飞的军机看的一清二楚，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是否利用了这一优势为巴基斯坦提供过帮助，巴基斯坦空军在没有预警机的情况下，在与绝对优势的印军较量过程中居然不落下风，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阿里这个被今天某些忽悠中国人用西部的蛮荒高地兑换东部藏南的精英们企图放弃的地方是中国人干预南亚风云的主要发言权。从这里可以看出，今天的精英们不是因为脑残而对这个国家的战略利益视而不见，就是他们有迥异于这个国家的不可告人的特殊利益。是否战略家可以用其能否发现国家利益的所在来判断，是否高明政治家可以用是否能果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利益来判断。用以上的原则，我们可以判断毛泽东、尼赫鲁和今天的中国精英的差异。

五十年代的早期，印度在中印边界处于相对有利地位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存在一个于中国政府难于管理的西藏地方噶厦政府，这个政府服务于奴隶主，早在英帝国主义时期即与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外部势力勾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早年，由于兵力的不足，只好先控制战略要点，于是印度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一步一步的朝着拉萨的方向过来了。面对国家领土的沦丧，血性的人民解放军早就不可遏制的产生了痛击印度的冲动，但是碍于中印友好大局和噶厦政府这个累赘而不能有所行动。到了五十年代的末期，噶厦政府可以说是天怒人怨，终于这个脓包因为他们自己背叛国家和欺压西藏广大农奴的自作孽被撕开了。谭冠三，张国华这两位老红军在福康安之后两百年，开始了平叛斗争，他们彻底摧毁了奴隶制，他们是中国的格兰特、谢尔曼，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恩人。于是在六十年代的初年，印度人赫然发现在他们的对面更高，更冷、更荒凉、更缺氧的山地上，出现了一群衣衫褴褛但热情洋溢的青年，他们一步一步的将阵地逼迫到了自己的阵地前沿几米的地方。这些青年可能只能算这些印度老兵的儿孙辈，但他们中每一个人手持五六式步枪站在敌人面前时，面对他们义无反顾的眼神，没有人不感到胆颤心惊、腿脚发软。

    从局部上说尼赫鲁的打点是很准的，藏南是印度最靠近拉萨的方向，是传统上西方列强干涉中国西藏内政的出击方向，可是对中国来说这里只是整个南亚战略的一个局部，因为这里的印度一方是印度的东北部飞地，这里与印度本土连接的位置是位于今天的孟加拉和锡金之间的一条狭窄的走廊，因此在这里打击印度只能使印度有肤浅之痒，难以给他跗骨之痛。另外一方面由于这里是喜马拉雅山的南翼，是世界上雨量最大的地区，从南侧的平原到雪线的200—300公里的纵深，也就是今天的藏南争议地区，是世界上罕见的地质灾害和自然灾害多发区。每年的雨季和冬季至少8个月是人类通行最艰难的地区之一，越过喜马拉雅雪线向南驻军每一公里都会消耗超过驻军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后勤保障需求。同样离开平原北上每一公里同样会导致难以想象的物资消耗。因此在这一方向上，毛泽东采取了一种既不后退又不前进的将阵地稳定在雪线（麦克马洪线）以南几公里范围内的犬牙交错、武装共存的牵制战略。而在这个战略中，雪线以南近一百—两百公里的纵深在印度手中，从而导致了今天中国民族主义者对中国南亚势态的主要诟病。先抛开领土得失的争论，让我们先看看藏南这几十年的军事势态。过去的六十年里，为了保藏藏南的均势，中国在这个方向上投入了不到两个山地旅，约两万人的代价，而我们的印度对手则在这里投入了近两个集团军12万左右的军队，而且最近他们还在不断增兵，增加他们所谓的世界最精锐的山地部队。考虑到几十年这连绵山地的各哨所和军队的巨大消耗，我相信最痛恨毛泽东的一定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一定是雪线下那些哭笑不得的印度士兵和每天面对天文补给需求的军需官，说不一定还包括制定军队预算的印度政客。但这些还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更重要的问题是有包括四师这样的众多印度精锐被牵制在东线，西线巴基斯坦和南线孟加拉的压力就会小很多，我们在其他方向上获利的可能就更大。所以藏南这个大鸡肋放在印度手中，只要我们每隔两三年搞一次小紧张，印度迟早有一天会坐下来和我们讨论他的归属。最后，在这个地区的达旺、德让宗方向，紧靠锡金的河谷走廊，也就是中印战争的主要战役发生地，是整个藏南战略纵深最浅的地带，也是印度东北飞地的瓶颈，如果边界有事，我们不妨来个敌进我进，关门打狗。所以，藏南不仅对中国军队是一个死地，对印度又何尝不是如此，活地必争，死地勿入这是孙子兵法告诉我们中国人的真理，毛泽东不仅灵活的应用了这一真理，而且将那里变成了印度永远流血的伤口，变成了遏制和消耗印度国力的手段，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前辈留给我们的南亚势态，我们不能不说，他们把最有利的势态和最有力的遏制手段留给了我们。今天，通过缅甸的能源通道，通过巴基斯坦的南亚桥头堡，都为我们进入印度洋开辟了道路。难道我们需要的主要战略目标不是保障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崛起吗？南亚的能源通道，反分裂的西北亚的地缘战略需求，无时无刻不告诉我们，南亚的毛泽东战略遗产是使我们最宝贵的战略资源。让我们体会前辈的苦心和奋斗，干出无愧先辈的新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