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有点甜沈飞飞结局:清宫惊人秘密：光绪是被慈禧毒死的吗(图)

　　正如前面所讲，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狂潮，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化。而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这场战争犹如催化剂一般，使得各种矛盾以及权力之争，更加明朗和尖锐化。

　　太后与皇帝之间矛盾的公开和进一步加剧，是紫禁城内最大的变化。

　　这一点，甚至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

　　当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外埠的官绅阶层之中，盛传着“母子异心”的说法。

　　的确，甲午战争促使慈禧与光绪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这场战争使得两者的矛盾，由以往的朝廷权力之争，扩展到政治见解、治国方针的对立。

　　慈禧太后出于一己之私，在内政方面，一切因循守旧，把注意力集中到培植亲信势力；控制朝廷权力上。对外则退让妥协，满足列强的利益要求，以维持现有的统治秩序。

　　光绪皇帝则要励精图治，整顿吏治，惩治腐败，增强国力，抵御外辱。

　　在清朝的最高统治层内，由于存在着两个权力中心，两种治国方略，因而也就很自然地逐渐形成了分别以太后和皇帝为核心的，具有不同施政主张的两个官僚集团。

　　它们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帝党”和“后党”。

　　人们习惯上，将围绕在光绪皇帝周围，努力贯彻执行其政策方针的政治势力，称为“帝党”；把慈禧太后身边，着意奉承其意旨的官僚集团，叫作“后党”。

　　“帝党”和“后党”也可以说是甲午战争的产物。

　　因为虽然早在中法战争时，光绪和慈禧周围都各自集结了一批大臣，但那时无论是政治见解，还是君臣关系方面，都还处于雏形阶段。甲午战争中，双方反复较量，政治主张更加鲜明，最终形成了两大阵营。

　　“帝党”和“后党”都是由朝中具有一定影响，甚至地位非常显赫的官员组成。

　　在“后党”中，恭亲王奕是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掌握朝中政柄时间最长，而且也最能干。

　　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丰帝的六弟。当道光在世的时候，奕以其聪明能干而非常受宠。咸丰做皇帝以后，则因此而遭到猜忌。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咸丰五年，因为为他的亲生母亲静皇贵妃争皇后封号，被罢去军机大臣等职务。

　　咸丰六年，英、法侵略者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避难。迫不得已，任命奕为清朝与英、法议和的全权大臣，分别同英；法、俄等国签订了《北京条约》。

　　奕?第一次在政治上与慈禧的紧密合作，是在咸丰帝去世之际。那时留守北京的奕，同身在热河避暑山庄的慈禧，遥相策应，密切配合，发动了著名的“祺祥政变”，推翻了咸丰帝临终前制定的辅政大臣班子，帮助慈禧太后临朝听政。

　　奕?也因此被封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依照军机处模式成立的，乃是清朝晚期最重要的一个权力部门。总理衙门的官员，被分为大臣和章京两级，由亲王一人总领。主管各国外交和通商、各关税务、保护民教、各处招工、陆路通商、边防疆界、设埔保工、南北海防、长江水师、北洋海军、要塞炮台、制造、学校、电线、铁路、矿务等，总揽了外交及与外国发生关系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大权。实际成为清朝的“内阁”。

　　但是奕?同样也受到慈禧太后的猜忌，双方之间存在着权力倾轧。中法战争中，慈禧曾找借口，罢去了奕?的议政王等一切职务。

　　当中日甲午战争清朝失败已成定局的时候，慈禧太后为了应付危局，架空光绪的权力，不得不再次启用奕?，命其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不久又命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并任军机大臣。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奕?病逝。奕?前后任总理衙门大臣凡28年。

　　“后党”中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是醇亲王。

　　醇亲王也是“祺祥政变”的主要参加者，并因此而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以后一直为其所倚任。奕被革除一切职务后，即由奕掌管军机处。不久又受命总理海军衙门事务。在这期间，奕大量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深得慈禧赞许。光绪十七年，醇亲王病死。

　　“后党”中，还有一位满洲亲王：礼亲王世铎。

　　世铎虽然也是亲王，但他没有奕、奕那种与道光帝及咸丰帝的近密的血缘关系，因此也就不可能像两人那样，始终地位显赫，权倾朝野。

　　世铎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后代。他进入清朝最高枢政班子的时间较晚，是在奕被罢去一切职务后，由奕向慈禧太后推荐，而受命为军机大臣的。

　　世铎进入权力中枢圈子之后，干得非常卖力。他事事揣摸慈禧太后的心意，禀承其意旨。策划太后之“训政”、“归政”，出笼《训政细则》、《归政条目》，世铎都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不过在醇亲王死后，世铎与慈禧太后的关系有所疏远。他在宣统年间去世。

　　奕劻也是“后党”中的一位满洲亲王。

　　奕劻乃乾隆皇帝十七子永璘的孙子。他也是在奕被罢免一切职务，出现权力真空时，进入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光绪十年，慈禧太后任他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而且被封为庆郡王。第二年，命与醇亲王一同管理海军事务。十年之后，晋封庆亲王。

　　自醇亲王去世，奕劻开始主持军机处，成为继醇亲王之后操掌朝廷军政实权的要臣。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他站在慈禧太后一边，积极参与妥协议和活动，逼迫光绪皇帝批准《马关条约》。其后，当八国联国侵华时，他又同李鸿章一起留守北京，同任全权大臣，与各侵略国议和，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

　　以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交部，奕劻又出任第一任总理大臣。进入宣统朝，仍然掌握着清朝大政。

　　“后党”的主要成员中，还有两位汉人。

　　孙毓文：他是山东济宁州人。咸丰六年科举会试，以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后又任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光绪十年，慈禧太后罢免奕，改组军机处时，命为军机大臣，兼总理事务大臣。由于他紧随慈禧，不遗余力，所以很快又被授为刑部尚书，后调兵部尚书。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奉行妥协退让政策，孙毓文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徐用仪：浙江海盐县人。他在同治初年即为军机章京，后来做过工部、刑部和吏部的侍郎，最终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光绪二十年为军机大臣。

　　徐用仪与孙毓文互相配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极尽表演。战后，被光绪皇帝赶出军机处，免其总理衙门大臣之职。不久又被慈禧太后起用，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擢兵部尚书。

　　义和团事起，徐用仪到各国使馆求援，后被清廷以私通洋人罪，斩首弃市。

　　在“后党”中，还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这就是晚清历史上，无人不晓的大太监李莲英。

　　李莲英所处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是清廷里面的任何一个满洲亲王，或朝臣枢要所不能替代的。

　　太监是封建社会特殊的产物，清朝也不例外。

　　清代设总管内务府，管理太监事。宫内还设有敬事房、奏事处、尚书房、南书房、四执库、尚乘轿、御茶房、御膳房、御药房、钦安殿、毓庆宫、做钟处等数十个太监机构，专门为皇帝及其家族服务。

　　同治年间以后，大内太监已超过3 000人。

　　清宫的太监，也等级森严，分为大总管、二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负责打扫卫生的下等供役太监。

太监还可以取得官衔品级。清初规定，太监授衔不得超过四品，一般为五品、六品。到了清末，竟有被授予三品，甚至二品者。

　　有官衔品级的太监，在穿着上，与朝廷上的官员一样，也有蟒袍礼服，顶戴花翎。譬如二品官补上绣的是仙鹤，三品是凤凰，四品是孔雀，五品是鹭鸶，六品是黄鹂，七品和八品都是鹌鹑。

　　没有等级的上差太监，穿紫颜色的绸缎袍。下等太监穿蓝色布袍，或者紫色布袍。

　　李莲英是以其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的本领，从普通的小太监，一步步爬到总管太监的位子上的。

　　李莲英是直隶河间人，他的家境还不错，但他本人却是个二流子，不务正业。在家乡曾经因为私贩硝磺，被捕入县狱。出狱以后，做点皮活，到处流窜。

　　他有个名叫沈兰玉的同乡，在北京皇宫内当太监，有时回乡，谈些宫廷内的豪华生活。李莲英非常羡慕，故平时有意结交。

　　后来又听说，慈禧太后很注意梳妆，经常变换发式，喜欢新的发型，因此找不到适意的梳头之人。

　　李莲英遂立刻来到北京。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几乎走遍京城的歌舞妓院、梨园杂场，刻意揣摹，掌握了女人各种奇异发型的梳妆技术。经沈兰玉推荐，到慈禧宫中，做了一名普通的梳头太监。

　　但是时间不长，李莲英以其新颖的发型，善揣人意及留须拍马的本事，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很快被提升为梳头房的太监总管。

　　李莲英初入宫时，正是太监大总管安德海大受慈禧太后隆宠的时候。后来安德海被杀，李莲英则乘机取而代之。做了太监总管，并且深得慈禧倚重。

　　在宫中，李莲英甘为慈禧太后的鹰犬，利用手中的职权，在宫内遍布耳目，刺探皇帝在宫内的活动，事事处处与光绪作对。被光绪视为必除的眼中钉。

　　如果与“后党”相比较，“帝党”的力量就显得太薄弱了。

　　“帝党”的主要成员有翁同龢、李鸿藻、志锐、文廷式等人。

　　翁同龢：“帝党”中最重要的人物，光绪皇帝的师傅，曾任过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和户部的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不论在皇帝亲政之际，还是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其后，翁同龢都始终支持光绪的主张，积极出谋划策，成为“帝党”的中坚。故尔，也最遭慈禧太后的忌恨。

　　李鸿藻：直隶高阳人，曾为同治皇帝的老师，做过兵部、礼部、吏部的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在清朝与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一贯反对妥协退让，积极支持光绪皇帝的主战。中日甲午战争后不久去世。

　　志锐：他是满洲镶红旗人，光绪皇帝之珍妃、瑾妃两妃子的堂兄。志锐自幼即很聪颖，光绪二年中举人，六年入翰林院为编修，开始仕途。他很关心政局，又由于珍妃的关系，而深得皇帝器重。从詹事提升为礼部右侍郎。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志锐多次上疏，力言抗战，弹劾主和派，揭露妥协退让的严重危害与恶果。成为“帝党”的中坚。后被慈禧太后贬职，发往今天的外蒙古地方戍边。

　　文廷式是个汉人，祖籍江西萍乡，生于广东。光绪十六年的进士，授为编修。二十年朝廷大孝翰詹官员时，阅卷大臣评文廷式为第三，光绪帝以其文采和议论出众，特拔为第一。由此擢升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住官。

　　文廷式博学多才，素好评论时政，有江西才子之称。他还做过珍妃幼年的老师。非常受光绪皇帝倚信。

　　甲午战争爆发后，文廷式不断上书，主张与侵略者开战，弹劾李鸿章不遵谕旨，贻误战机。支持光绪皇帝拒签《马关条约》。戊戌变法中，支持康有为等人。后被李鸿章授意御史杨崇伊，弹劾他与太监相交通，由此革职，永不叙用。光绪三十年时，抑郁而死。

　　上述四人始终围绕在皇帝周围，拥护光绪的主张。然而他们之中，很少有手握大权的朝廷重臣。志锐和文廷式，只能够在舆论上给予光绪帮助，二人在朝中的官职很低微。

　　而在慈禧太后周围，由四位满洲亲王为核心的“后党”，则始终执掌着朝中的军政大权，加之他们皇族近亲的显赫地位，中央和地方的多数官僚，趋之附和，大有一呼百应之势。

　　“帝党”和“后党”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就决定了多数“帝党”成员的可悲结局。

　　虽然光绪已经读过康有为的上书，以及他的许多政论性著作，知道康有为在社会贤达中有很高的声望，但是还从未见过面。去年曾想进行召见，被顽固大臣横加阻隔。现在变法已经开始，亲自面询有关事宜，显得尤为重要。

　　这次光绪已经顾不得不准召见低品级官员的清朝惯例了。召见本身，即是一次变革旧法的行动。

　　不过，出于防止守旧势力的中伤和破坏的考虑，光绪对召见还是做了精心的安排。

　　康有为是维新派的头面人物，慈禧集团注意的主要对象，单独召见，目标太大。为此，将当时已在总理衙门任职的张元济列入召见名单，以掩人耳目。召见的地点，没有按传统的习惯，安排于紫禁城的皇宫中，而是选择在慈禧太后的近边，颐和园的勤政殿。

　　这样做，光绪摆出了一副光明正大的样子，以堵反对派大臣的攻击。而且，皇宫中早已布满太后的眼线，根本没有什么密可保。

　　对于康有为来讲，这次进见也是梦寐以求的。不断地向皇帝上书已经十年了，却还从未亲自向皇上陈述过自己的政治见解。他意识到，这次进见将决定着自己的主张能否实现，也同时决定着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

　　四月二十八日那天，康有为一大早即赶到颐和园朝房，等候召见。不巧，在这里遇到了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

　　荣禄看到康有为等待进见，就立刻抢先来到光绪面前，抵毁和攻击康有为。不过，皇帝丝毫没有被其所动。

　　随后，轮到康有为进见。

　　整个召见和谈话非常成功。

　　据康有为自己后来的回忆，召见时，他根据光绪当时所关心的问题，对于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何加强皇帝权力、怎样任用人才、废除八股文、强国的诸措施等，慷慨陈词。皇帝点头良久，颇多赞许。

　　召见后的当日，光绪即颁令，命康有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之职，与康有为原来的工部主事，按照清朝的官位品级，都是下六品，没有升迁。

　　但是，从工部调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政权中枢的重要地位，使得康有为可以直接参与变法的决策，而且距皇帝近了一大步。况且，光绪还给予其向皇帝专折奏事的权力。

　　清朝的规矩，低品级的官员，不能直接向皇帝呈奏。

　　实际上，康有为已成为光绪变法革新的重要谋臣。

　　五月二十五日，光绪又在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召见了广东举人梁启超。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他在光绪二十一年时，曾随康有为在北京“公车上书”。后来一直追随康有为，宣传变法思想，成为其重要助手，故时人合称二人为“康梁”。

　　梁启超还发表过许多阐述维新思想的论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

　　这些政论文章，在当时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召见中，梁启超将自己的一些政治论著，呈给皇帝，并当面作了陈述。

召见后，光绪赏给梁启超六品衔，负责办理译书局事务。六品衔，相当于会试的二甲进士，或六部的主事官职。

　　作为万乘之尊的皇帝，去召见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布衣，这在封建社会中已极为少见。而同时又封以六品之官衔，这更是清朝200多年历史中，所绝无仅有的事情。充分反映出，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急迫心情和破格用人的魄力。

　　在此期间，光绪接连不断地召见了一批维新知名人士。他们之中除康有为、张元济、梁启超外，还有谭嗣同、黄遵宪、陈宝琛、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人。并分别封赏以官品，委办事务，或为清廷驻外使节。

　　然而，光绪的变法，不仅仅是破格任用人才。它来势之猛烈，涉及面之广泛，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因为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年青的皇帝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发布了一系列革除旧制度，实行新措施的政令。这些政令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做了许多前人不敢做，甚至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为了能够基本地了解变法的大概轮廓，以及光绪皇帝当时的想法和作法，我们择其政令中之主要者，分类叙录于下：

　　(一)选拔任用人才

　　四月二十三日，谕各省总督、巡抚，保荐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论官职大小数人，由中央考试，合格者，派遣为驻外使节。

　　四月二十四日，命宗人府，在王公贝勒中，选拔留心时事，志趣向上者，听候任用。

　　五月二十五日，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在三个月内，各举荐人才数名，随荐随试，以备朝廷录用。

　　同日，令京外人员保荐精通制造、声、光、化、电诸学之人才，到京考试，合格者，因才施用。

　　七月二十日，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四品卿衔，为军机处章京，参预新政事宜。

　　八月初一日，电谕清廷驻各国大臣，在寓居国外华侨中，无论士商工匠，选其可用者，随时送回国内，以备任用。

　　(二)发展近代教育

　　四月二十三日，命筹办京师大学堂。所有各部院司员及候补、候选道、府、州、县各官之子弟等，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

　　五月初二日，令总理衙门议设矿务学堂，并在现有之所有学堂内，增开矿务学。拟由各省督抚选派聪明年幼之学生，赴日本学习矿务。

　　五月初五日，谕令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童生岁科考试，一律废除八股文，全部改试策论。

　　五月十五日，命参用西方学规，正式创办京师大学堂。以

　　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

　　五月二十二日，令各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及民间的祠庙，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校。省城要设高等学校，郡城设中等学校，县城设小学校。

　　五月二十五日，鼓励各省士民捐资办学。贡献大者，给予世职实官虚衔。

　　六月初一日，公布科举新章。

　　六月十七日，为与京师大学堂相辅，谕令京师广立小学堂。

　　七月二十四日，准设立医学堂。

　　(三)裁减机构，革除冗员

　　七月十四日，诏令在中央政府裁撤詹事府、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通政司等机构。各地方政府中，裁撤总督与巡抚同驻一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河东总督；以及那些没有运粮事务的粮道、无盐场的盐道。

　　七月二十五日，谕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及各处督抚，对尚未进行裁、归、并的事宜，尽速切实筹议。

　　(四)鼓励上书，广开言路

　　六月十五日，谕令大小臣工，广泛言事。普通百姓有上书者，由都察院转呈，不得找借口扣压。

　　七月十七日，宣谕，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应按其原封进呈。随到随递，不得稽扣。倘有阻隔，以违旨惩处。

　　七月二十八日，谕各省督抚及藩阜道府官员，有上书者，均可自行专折具奏，无须代递。州县等官言事者，仍由督抚原封转呈。士民上书者，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

　　(五)提倡办报、译书和出国求学

　　四月二十四日，命选派宗室王公，出国游学。

　　五月十八日，准予在南洋公学内，设立译书院，翻译各国书籍。

　　五月二十九日，准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

　　六月十五日，令从同文馆和各省学堂中，选派学生出洋进学。

　　六月二十九日，命梁启超主办译书局。

　　七月初二日，令各省学堂挑选聪颖学生，去日本留学。

　　(六)发展经济

　　五月初八日，命盛宣怀立即兴建芦汉铁路，并令承办各官员，加速建设粤汉、宁沪各铁路。

　　六月初七日，谕令在沿海、沿江地区，试办商务局、商会，出版商报，促进设厂兴工。

　　六月十五日，京师设立矿务、铁路总局，统一管理各省开矿、筑路事宜。

　　七月初五日，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分局，负责各地农工商事宜。各省府、州、县皆办农学堂。

　　七月二十七日，裁撤驿站，京师和各省府、州、县设邮政分局。

　　(七)整顿民事，改革财政

　　六月二十六日，禁止各省妇女缠足。

　　七月二十日，命工部疏通京师街道、沟渠。

　　七月二十九日，准八旗旗民从事各种生产，自谋生计。

　　同日又令，革卫所屯田旧制，改行征税，以充国用。

　　八月初一日，命户部依照国外之例，每年编造财政预算，

　　按月刊报，公诸天下。

　　(八)整建陆、海军

　　五月初九日，谕令军机大臣及督办军务王大臣等，参用西法编练军队。

　　五月二十一日，命将八旗同绿营练勇合并，汰弱留强，改习洋枪。

　　六月二十三日，令南、北洋大臣及沿海将军督抚，开设专门学堂，为建设海军准备人才。

　　七月十四日，派官员出洋采办军火。

　　从上述我们所辑录的这些措施就可以看出，变法新政，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场面宏大，气魄不凡。

　　而实际上，光绪所颁布的各项政令，远不止上述。据统计，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有180条之多。

　　然而，就在光绪皇帝全身心地倾注于变法新政的时候，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官僚集团，正在暗中蓄积力量，伺机扼杀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此时的慈禧太后，对于新政以及光绪皇帝，已经恨之入骨。

因为光绪的新政，不仅要变革祖宗的法规，而且还将改变现行的社会秩序和安排，然而这一切，都是慈禧以太后监朝，几十年经营的心血。她绝不容许任何人改变现状。

　　皇帝还大量提拔和任用了一批低级别官员，甚至有许多的维新派人士，依靠这些人，排挤当朝大臣。慈禧及其亲信为此怨声载道。

　　在慈禧太后看来，她最不能容忍的是光绪借助变法的名义，夺取她这个太后的权力。慈禧太后知道，康有为曾经不止一次地奏请皇帝，要限制西太后干预朝政。光绪也通过裁并机构，起用新人，不断撤除她在朝廷中枢里面安插的心腹。

　　慈禧太后视权力如自己的生命。

　　她要制止光绪，废掉新政。

　　事实上，从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时起，慈禧太后就已经开始采取相应步骤。

　　在颁发《明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即发动了反击。

　　这一天，慈禧逼迫光绪发布一道谕旨：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有不妥，以致众论不服，屡有大臣上疏参奏。而且喜怒见于形色，有独揽朝政之状。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令即开缺回籍。

　　找出种种借口，免除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并将他驱赶出北京，迫令回籍。

　　这一招太狠毒了。

　　翁同龢为光绪的老师20余年，是光绪最得力的助手。在朝廷上，翁同龢积极支持光绪的政治主张。在思想上，翁同龢又不断地给予光绪以鼓励。对于光绪来讲，翁同龢的位置是任何人也无法替代的。

　　令翁同龢回籍，无疑等于砍去了光绪的左膀右臂，在慈禧集团的包围中，显得更加孤立。这以后，朝廷里积极支持光绪皇帝变法的，就只剩下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宋伯鲁等职务较低的文职官员了。

　　光绪皇帝的情绪因此受到极大打击。签发谕旨时，光绪失声痛哭，那一整天都没有吃饭。

　　在同一天，慈禧还迫使光绪下令，以后所有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一律都要到皇太后面前谢恩。

　　清朝二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包括了驻各省的将军、都统，以及总督和巡抚。

　　本来慈禧已经归政，按照惯例，不应该再召见臣工。这一反常的规定，又使得太后重新掌握了用人大权，牵制皇帝。

　　还是这一天，慈禧强迫光绪任命太后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又由署理改为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帅北洋三军。

　　自甲午战争以后，荣禄可以说是慈禧集团中最活跃分子，也是慈禧最信任的心腹之一。

　　荣禄出身于满洲贵族家庭，是满洲正白旗人。他的先祖费英东，在努尔哈赤建立清王朝的时期，乃是鼎鼎有名的功臣。父亲曾任甘肃凉州镇总兵，咸丰初年，与太平军作战中被击毙。

　　荣禄进入官场时，初任主事，后升工部员外郎，以后又得到醇亲王的推荐，为神机营翼长。在复杂的宫廷权力倾轧中，荣禄善于见风使舵。很快投入到慈禧太后门下，甘为鹰犬，竭力效劳。光绪二十年，作为西安将军进京祝贺慈禧六十寿辰的时候，被晋升步军统领。此后深得慈禧宠信。

　　以荣禄为直隶总督，慈禧实际就已掌握了京津地区的军权，以及北京城内和颐和园的警卫权，因而牢牢地控制住了京城，控制住了整个局势。

　　慈禧太后真不愧是几十年官场政治斗争的老手，在变法刚刚开始的时候，即给光绪造成釜底抽薪之势，将整个维新活动握于掌中，致其不可能脱离封建轨道太远。

　　对于严竣和不利的形势，光绪心里非常清楚。但是这时他已全然不顾，决心拼力将事情干到底。

　　所以，光绪一方面照预定计划，按部就班地颁布实施改革政令，另一方面，则对慈禧太后进行反击。

　　七月十九日，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支持新政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以及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六人全部革职。并赏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七月二十日，授维新人士杨锐、刘光第、严复、谭嗣同四品卿衔，为军机处章京，加紧推行变法。时人称此四人为“军机四卿”。

　　然而与慈禧太后的毒辣手段相比，光绪采取的措施和反击，显得苍白无力。

　　进入八月以后，形势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荣禄频频向北京周围调动部队。他将北洋三军之一的聂士成率领的武毅军部，由原驻防的芦台，调到天津，屯扎在陈家沟一带，截断北京与天津小站之问的联系。又将北洋三军的另外一支部队，董福祥的甘军，移往北京彰得门外的长辛店驻守，以备应急时，迅速进至城内。

　　紫禁城的把守也更为严格了。各个城门都增加了步军统领衙门的八旗兵，严查盘问进出宫门的人们，遇有可疑情况，立即向颐和园报告。

　　皇宫内，也增加了慈禧太后的耳目，监视光绪的一举一动。

　　当时京津一带盛传，荣禄将在九月慈禧太后偕光绪去天津阅兵的时候，发动兵变，废掉光绪的帝位。

　　光绪也感到了情况的紧急。

　　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照往常的惯例，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在谈话之中，光绪发现，慈禧的神色与平常不同，精神也不太集中，似乎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正背着他秘密地进行。

　　光绪猜到了事情的严重。

　　当日回到宫中，光绪匆匆地写了一道密诏，交杨锐带出宫外。

　　由于密诏是写在衣带上的，因此后世的人们又称它们为“衣带诏”。

　　密诏是给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的，它的大体内容是：

　　近来朕发现，太后不愿尽变旧法，也不愿罢免昏庸老谬之大臣，而任用维新之士。朕的权力实在有限，你速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诸同志筹商，密封上奏，由军机处代呈。待朕考虑成熟之后，再采取行动。朕急切地盼望着你们的奏章。

　　密诏是直接交给杨锐的。

　　密诏的意图很明显，是要杨锐等四人为光绪出主意，采取较为激烈的动作，对付慈禧太后，夺取她手中的权力。

　　从“衣带诏”的字里行间，也可以隐约看出，此时光绪皇帝已经非常焦虑不安。他把扭转危局的希望，全部都放在了杨锐等四人身上。

　　但是杨锐接领密诏后，惊恐不安。他意识到，事情已经到了紧急关头。慌张中，杨锐向光绪奏称：

　　这是皇帝的家事，应当与皇室的大臣们商量，小臣不敢操刀自割。

　　确实，杨锐害怕了。这道密诏在两天之后，才交到其他三人手中传看，贻误了宝贵的时间。

　　八月初二日，光绪发布了催促康有为快速离京的谕旨：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曾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听说尚未出京，实为诧异。报馆为开发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不得观望迁延。

　　八月初三日早晨，康有为接到光绪谕旨后，召集谭嗣同、康广仁、梁启超、徐仁禄等，在南海会馆商量对策。

　　众人为时局至此，以及光绪皇帝的危难处境，悲痛不已。

　　会议开了很长的时间，意见纷纷。最后还是在谭嗣同的坚持下，制定了一个杀荣禄，清除慈禧集团的计划。

　　即策动掌握着驻天津北洋新军的袁世凯举兵。先在天津杀掉荣禄，然后星夜调北洋新军进入北京，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并将她的亲近心腹刚毅、裕禄、怀塔布、许应弋等人，一网打尽，全部逮入刑部监狱。

　　众人一致推举谭嗣同去说服袁世凯。

　　至此，袁世凯已经成为了决定光绪皇帝以及维新派命运的关键人物。

　　袁世凯后来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主宰过中国近代社会，但是这时他还只是清朝政治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年曾经投靠过淮军将领吴长庆。后来经过几年的钻营，在光绪二十年的时候，以道员衔到天津的小站地方训练新军，很快掌握了一支拥有新式装备的近万人的武装，得到荣禄的信任。同一年，他看到皇帝倾向于变法维新，遂又加入了文廷式的强学会，与维新派建立了联系，并因此不断受到光绪的召见。

　　袁世凯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政治投机家。在维新与守旧两大集团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脚踩两只船。在一边，紧紧地依靠着荣禄，同慈禧集团关系密切；另一边，则与维新人士保持接触，并时常进入紫禁城。哪边政治上能够最终得势，袁世凯就将最终倒向哪一边。

　　权力是慈禧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在所有的政治角逐中，她要永远扮演胜利者的角色。

　　果然，在颁布令溥仪进宫谕旨的第二天，光绪去世。溥仪受命继承大统，为宣统皇帝。其父摄政王载沣，为监国。

　　次日，已经奄奄一息的慈禧太后，做出了她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决定：

　　嗣后，一切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

　　交出在手中已掌握了半个世纪的权力。

　　数小时后，这位令人生畏的老人撒手而去。

　　光绪皇帝是清朝最不幸的皇帝。因为在他死后，任何人都不知道应该把他的遗体埋葬在哪里。按照清朝祖上的做法，皇帝都是生前亲自选择万年吉地，精心进行修建。一个月之后，清廷始将光绪的陵地选在金龙峪，即今天所说的清西陵地方。陵寝定名为“崇陵”。

　　“崇陵”的修建正值清末，到辛亥革命时，尚未建成。它的建筑范围和规模，也较其他清皇陵为小。没有大碑亭，以及象征着封建帝王生前威严的石象生等建筑。

　　光绪的遗体，直到他死后的第六年，才从停灵的梁各庄行宫，移往刚刚建成的“崇陵”下葬。

　　2008年11月2日，“清光绪皇帝死因”研究报告会在北京举行。由中央电视台、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等单位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向外界正式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光绪皇帝死因真相大白。

　　从2003年到2008年，该研究小组用了5年多的时间，通过“中子活化法”、“原子荧光光度法”、“液相色谱／原子吸收光谱联用分析法”等科学技术手段，对现存光绪帝的头发、遗骨及衣物，进行了科学严谨的检测和分析，得出的结果令人震惊。

　　这项研究还需从光绪皇帝的墓葬遗物说起。

　　1938年，一群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野蛮地盗挖了埋葬着光绪帝及其皇后隆裕的“崇陵”，不仅墓葬中的文物大量流失，而且严重破坏了陵寝。

　　1980年，经批准，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对“崇陵”地宫进行了清理。据参加者讲，墓葬破坏严重。隆裕皇后棺椁的顶盖被全部掀开，由于宝顶渗水，棺椁内积满泥水。光绪皇帝棺椁破坏程度稍小，只是侧壁上被打开了一个洞，尸骨保存较完整。

　　墓葬清理完毕后，再次予以封闭。为了今后研究之用，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的专家将光绪、隆裕的头发及部分尸骨和遗物带出，保存于库房之中。

　　正是这个聪慧之举，使得今天人们解开光绪死因的百年之谜成为了可能。

　　研究者首先对光绪皇帝的头发进行检测。通过微型核反应堆，采用“中子活化法”，即核分析方法，测定了光绪皇帝的两缕头发。结果发现，其砷的含量非常之高，部分发段竟达2404微克／克。而当代健康人的正常含量为0.14微克／克，两者相差17000余倍。经与隆裕皇后及同时代的清人头发比较，光绪头发中的砷含量仍分别比他们高出260倍和131倍。

　　过量的砷可使人中毒以至死亡。很显然，光绪头发中的砷含量早已超过了正常人所能承受的极限。

　　那么，光绪头发中的砷是从哪里来的呢？

　　为了寻找这个答案，专家们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文章摘自《光绪之死大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