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鸣r18:克林顿首席健康顾问鼎力推荐：心情好，心脏才会好

　　现代医学的最大悲哀之一，就是将心脏视为一个简单的机械压泵，而忽视了它的情感需求。这是现代人心脏日益脆弱的根源!

　　为什么A型血的人容易罹患心脏病?

　　为什么一些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的人会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

　　为什么一些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的人会突然具有了捐献者的某些个性和爱好?

　　……

　　告诉你一个令人震惊的医学结论：医院有50%的可能性查不出你是否患有心脏病?这是一个令人惊讶、担忧、甚至恐惧的结论。果真如此吗?仔细想想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再看一看这组数据：

　　2005年8月18日，著名演员高秀敏因心脏病突发在长春去世。

　　2006年12月30日，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

　　2007年6月23日，著名相声演员候耀文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

　　……

　　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他们从来不去检查身体吗?不!我敢肯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定会经常去体检。关键是再仔细的体检也不一定能查出他们心脏存在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保护自己的心脏?

　　美国心脏病学的领军人物、著名心脏病专家米米·嘉妮丽博士在《心情好，心脏才会好》一书里，清楚地阐述了世界心脏病领域里的新发现——

　　○ 现代医学的最大悲哀之一，就是忽视了心脏的情感需要，将其视为一个机械压力泵。

　　○ 实际上，有50%的冠心病并不是肥胖、高胆固醇、高血压、高血脂等造成的，其罪魁祸首是我们的敌意情绪。

　　○ 心脏不仅拥有心理特征，会受到敌意、压力和抑郁的影响;而且还拥有自己的智慧，它自身的神经系统能够与大脑和身体的其他部位进行沟通;甚至心脏还拥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它渴望达成更崇高的目标。

　　○ 治疗心脏病最好的药不是阿司匹林、斯达停舒和ACE抑制剂，而是爱、宽容和乐观向上的心情。……

　　毫无疑问，《心情好，心脏才会好》让我们了解了一个全新的、多层次的、真真切切的心脏;让我们明白了对心脏危害最大的不是高胆固醇、高血压、高血脂……而是压力、抑郁、愤怒、悲伤等敌意情绪。

　　这就是医院查不出心脏存在的某些巨大隐患的原因。因为再先进的仪器，也无法检测出你的精神状况与心情好坏。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对各项检测指标的细微差别耿耿于怀;相反，我们应该静下心来仔细倾听心脏微妙的语言，关心它的情感需要和精神追求。只有这样，我们的心脏才能获得真正的健康。

　　正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首席健康顾问迪安·欧宁胥评价本书所言：“这是一本极具个性的图书，其中既有最新的科学成果、古老伟大的医学智慧，还有亲身的体验……它能够改变你的生活，甚至挽救你的生命。”

　　第一章 不为人知的心脏

　　温暖和谐的社会关系远比降低胆固醇水平或戒烟更有助于心脏病防治。然而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的医生像技术人员修理汽车一样进行着心脏手术，他们用机械工程学的原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们却忽视了人的精神对心脏的影响。

　　当我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克里普斯中心从事综合性医学研究工作时，我们向病人传授一种叫做“定向想象法”的治疗手段，病人将他们未来要面临的生活进行具体的想象。其实，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进行过这种被唤为“白日梦”的把戏了。

　　我的脑海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遐想，勾勒出未来的远大前程。那时，我要住在一所带有游泳池的大房子里头，我从事的工作至关重要，对人类具有重要价值。

　　这就是我弯腰坐在布鲁克林区浮想联翩的内容。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特别喜欢待在这热气腾腾，简直有点令人窒息的社区。在这个街区里，每个人都知道你的隐私，而且，在星期三晚上，满街道都弥漫着意大利式海员沙司酱的味道，在星期五，就变成了炸鱼的味道。

　　20世纪60年代早期，我就生长在这个团结无间、然而却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社区里，那时我感觉自己好像活在另一个世纪里一般。我的邻居们基本上都是意大利移民及其后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社区的风气非常传统守旧，简直就像意大利老家一样，后院攀援着玫瑰花，凉棚里种着葡萄树，人们穿着镶有蕾丝花边的礼服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我母亲不幸死于心肌梗塞以后，社区那种安全温暖的气氛，帮我安然度过了那些艰难时日。那时，我独自在词典上查阅着我母亲的死因：“心肌梗塞是一种由冠状动脉血液凝结而造成的心血管疾病。”即便看到这些，我还是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在夜里，我用手抚着胸口，让心脏平静下来，压制住内心深处的恐惧——我担心自己的心脏会突然停止跳动。当我感到自己的心脏仍在跳动时，我是那么欣喜。我的心脏不像悄无声息的大脑或肝脏，它像鼓点一样强有力地跳动着。

　　我开始对心脏抱有莫大的兴趣，当我坐在自然科学课堂的后排时，我仔细地端详着那颗红色的塑料心脏模型，它可以拆解开来，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各种部位、脉管和瓣膜。

　　在周末读物中，我仔细地阅读着一幅描绘着圣母玛丽亚的画像。画像里头，她穿着一件玫瑰红色的衣袍，脸上蒙着蓝色面纱，在她的心脏部位，交织环绕着一束光线，好像她正在试图传达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秘密。

　　我还认真地观赏着一幅叫做《耶稣神圣之心》的画，这幅画挂在我祖母卧室中最醒目的位置。在画里，耶稣身裹一件白色衣袍站立着，红色的心脏上布满了一道道伤痕，头上带着一顶荆棘做成的花冠，四周燃烧着熊熊火焰。

　　在我看到和读到的东西里头，没有一样能够克服和化解母亲逝世带来的悲伤，心脏病的阴影贯穿和笼罩了我整个童年，那是带有神秘色彩的灾难性成分，以至于我从来不和别人谈论这件事。

　　我母亲去世时我就在现场，这件事把我们联系得更为紧密了，虽然我的心中始终抱有莫大的遗憾——那时我还太年幼，无法挽救她。

　　家族中别的成员都安慰和鼓励我，他们聚集在我祖母的房子里，每一扇涂着黑漆的门都通向一个非同寻常的亲密世界。无论我需要什么，总能在那里找到一处避风港。要是我饿了，我的罗丝阿姨就会为我做一盘香喷喷的通心粉。要是我孤独寂寞，我就打开乔伊·安表姐的卧室门，让珍妮斯·约普林Janis Joplin，1960年代美国迷幻摇滚女星，堪称摇滚史上最伟大的女性，27岁时因吸毒而死。和“感恩之死乐队”The Grateful Dead，与珍妮斯·约普林同时期的摇滚音乐人，“旧金山声音”的典型代表。那嘶哑狂热的歌声陪伴着我。当我需要建议或者寻找庇护时，我就蜷伏进祖母的公寓，那里虽然又小又挤，却是一个使人斗志全消的避世之地。

　　在我们的左邻右舍中，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与他人紧密相连——他们知晓自己的身份以及所处的地方。这种和睦融洽的群体氛围使我体会到了一种温暖的安全感与维系感。群体归属感正是对心灵和心脏非常有益的一种氛围。

　　当时我毫无所知。正当我在布鲁克林长大成人时，科学家们正研究着另一群与我们相似的意大利移民，原因在于他们的心脏病发病率非常地低。外科医生史都华·沃尔夫博士和社会学家约翰·G·布鲁恩开展了一项针对宾夕法尼亚州罗塞托居民的长期考察，这项考察从1935年一直持续到1984年。

　　研究者发现，尽管许多罗塞托居民抽烟，摄入高脂肪食物，而且在板岩采石场中从事着危险的体力劳动，他们似乎对心脏病是免疫的，他们的心脏病发病率仅为全国平均发病率的一半。

　　那时，威尔士和英格兰人占据了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地区，罗塞托早期的意大利移民被排斥在外，于是他们便开始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协同合作的文化。他们创造了一种社区精神，他们在一起庆祝各种宗教节日，在发生家庭事故时聚集起来磋商问题，他们一起融入到一个联系广泛而紧密的大社区中。

　　罗塞托与布鲁克林一样，街坊邻居也相互照应，一个屋檐下几代同堂，长辈们也是这个联结紧密的网络中的一员。教堂庆典、社区聚会和家庭聚餐把人们紧紧维系在一起，驱散了人们之间的隔阂与孤独。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罗塞托以稳定性、可预测性和一致性著称。人们都住在拥挤不堪的小房子里头，吃过饭后，邻居们彼此串门。由于任何夸财耀富的行为都不受欢迎，贫富之间的差距也就泯灭了。有一条伦理准则至高无上：每个人都同意孩子必须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最后，研究者们认为“罗塞托效应”能够降低心脏病得病率，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社会网络、居民的相互联系、稳定性以及可预测性，这些因素是无法用实验室里的仪器测定的。

　　“人们在彼此促进提高，帮助对方。”沃尔夫说。他指出，紧密团结的社区氛围比降低胆固醇水平或戒烟更有助于心脏病的预防。

　　许多研究已经证实了社会与文化因素在健康及心血管疾病预防中的重要作用。“贪恋生命”的假设，指的是一种生命渴求亲近另一些生命的倾向，这导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生活于人群中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幸福与健康。在历史的大部分阶段中，人类总是过着亲密的群居生活，一起联合起来生存下去。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渐渐散居开来，切断了彼此间的联系，那些联合会、行业协会、俱乐部等一度给我们一种社群联系感的事物已经消失了。

　　一项研究在加利福尼亚的阿拉美达县及芬兰的北卡莱利亚同时展开，研究人员花了5~9年的时间观察了上千名参与者。研究结果显示，和那些与外界交往广泛的人相比，那些孤僻而缺乏外界交往的参与者死于心脏病或其他疾病的可能性要大2~3倍。令人惊诧的是，这些结果已经排除了来自心脏本身的风险因素。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告的部分阻滞剂心脏病试验研究病例显示，那些孤僻和生活压力巨大的人，死于心脏病或其他病因的可能性远远大于那些热爱社交和生活压力小的人。此外，一项为期7年的调查主要针对1000多名居住在夏威夷的日本移民进行。结果表明，建立顺畅良好的社交网络对预防心脏病卓有成效。这项调查排除了诸如高血压、吸烟等众所周知的不健康因素。

　　罗塞托的研究者预测说，年轻一代的罗塞托居民不会满足于他们父辈的价值观。这一预言果然奏效。当下一代罗塞托居民长大成人，接受大学教育以后，他们就告别了传统的罗塞托生活方式，更多地关注起物质上的成功。他们开始炫耀和攀比，竞相购买大排量汽车，搬到了郊区建立起独立的家庭。

　　当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回到罗塞托时，他们发现那里的环境已经变了——那种有助于预防心脏病的亲密无间的社区氛围已经消失殆尽。年轻人开车去街区外的商业区从事白领工作。不再像以前那个热闹的大社区一样，他们把后院用篱笆围了起来，一个个缩回了自己的小家庭中。

　　沃尔夫与他的同事发现，伴随着街区的社交活动变化而来的是逐渐增多的健康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罗塞托的心脏病低发病率已经开始逆转了，第一名45岁以下的心脏病患者出现于1971年。心脏病发病率持续上升，直至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个地区已经失去了它统计学意义上的独特性，罗塞托效应已成为历史了。

　　在布鲁克林的小小世界中，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

　　在我们的大街上，财富的累积就意味着散步的减少，还有雪弗莱车与别克车造成的塞车;我爸爸不再喜欢吃通心粉，而是转变成喜欢牛腰肉和蓝奶酪。家家户户的后院都用铁链和栅栏围了起来;上班族们离开邻居们去郊区工作。埃斯波西托老太太和科莫先生从他们孩子家里的卧室搬出来，住到养老院去了。

　　如果我来自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的曾祖父母们，拖曳着他们笨重的农用器具，突然回到了我们家中，他们也许会非常吃惊，因为科学技术、自动化机器和各种休闲方式已经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会大为震惊地看到我们在电视机前浪费了那么多时间，而我们清洗衣服和碗碟的工作都是由机器代劳的。他们看到我们如此与世隔绝和静止不动的状态，肯定会非常不快的。

　　在20世纪，我们已经失去了生活中应有的许多身体功能和彼此之间的依赖——烤面包、搅拌黄油、生炉子、掸地毯，所有这一切都由机器代劳。清洗这样简单的家务劳动原来是那样的烦琐，它包括搓揉、拧干和晾挂，这些都需要花费一定的体力，但它们却能锻炼心脏功能。

　　相比于我们的先人而言，我们的生活过得更为舒适了——哪怕是短距离路程我们也开车而不是步行;我们坐电梯，不再爬楼梯了;黄油、冰激凌、奶酪这些过去用手工制作的奢侈食物，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事实上，一个典型的现代人花费在家务和工作的时间，只有19世纪的人的一半。但我们的心脏更加脆弱了。

　　在1900年以前，心血管疾病还不多见;人们更多地死于肺炎、感冒或肺结核。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延长了2倍之多。20世纪时，人们平均只能活40来岁，而到了21世纪，平均寿命已达77岁了。生命在可喜地延长，伴之而来的却是长时期丧失劳动能力和疾病缠身。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头号杀手，高居美国死亡原因的榜首，相比其他疾病，心脏病夺去了更多人的生命。

　　在此期间，在我的家中，我父亲约瑟夫也悄悄成为死于心脏疾病中的一员。他在我母亲逝世差不多10年以后，同样死于一次心脏病发作，使得我们余下的家庭成员更加惧怕这种神秘而阴森的疾病。

　　我的祖母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末，她是本森赫斯特那个旧部落里的最后一名成员。她是仅余的一个采梨果的人，只有她还会手工制作面条，而且，她还是一名知道街区里所有孩子教名的长者。

　　在她弥留于病榻的最后时日，现代科技的浪潮不仅席卷了我们的街坊邻居，而且还占领了整个医学领域。一度停止跳动的心脏在起搏器的帮助下会重新跳动起来。输氧仪把空气和氧气输入已经衰竭的肺部。人工输液使得那些无法进食的病人得以延活，但这些手段也同样延长了他们异常痛苦的濒死过程。现在，病人不再待在家中，身边环绕着家人和朋友，他们更多的是在一间无菌病房中结束生命。

　　我的祖母不需要这些延长生命的程序。她也许无法理解她心脏充血的病情——她狭窄的大动脉瓣膜使得她的心脏过度操劳，血液无法流畅，心肌也变得僵硬——但她却能情绪化地感知这一事实。她知道她的心脏像一座陈旧而迟缓的闹钟一样，逐渐地磨损衰竭了。

　　“我可不想死在医院里。”我祖母没完没了地抱怨着。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她想留在她的公寓里安然地度过最后的日子，而非在一间摆满了滴答作声的仪器和静脉注射器的房间里咽下最后一口气。

　　这些新的科技手段给我们的家庭造成了一种医学上的艰难选择，我们的祖先从未面临过这样的局面。当那些医疗机构的治疗手段仅仅只能延长她的生命，而非治愈她的疾病时，为什么我的祖母只能离开她的公寓住到医院里呢?可是，和大多数面临如此困境的家庭一样，我们不得不屈从。

　　她在医院里做了全面的检查，依照这种治疗系统，任何症状都必须作出诊断。

　　我年迈的祖母却比那些运用输氧仪和其他医疗设备的年轻医生们更清楚这个事实——他们没办法治好她的病。她是对的。

　　她比我们任何人都聪明得多。

　　“一切都变啦!”她向我抱怨着这个新世纪中出现的新事物。这话也是真的——在这个世纪里，还有什么没被发明出来呢?

　　她站在厨房水槽旁削土豆皮，经常三言两语地发表着对各种革新和进步的看法——月球旅行、拉链、原子弹爆炸、抗生素、电脑以及透明胶带等。

　　但是，伴随着这些新进步的，却是另一些我们很难估量的改变——随着人们之间日渐疏离与隔膜，布鲁克林不再是过去那个温暖的社区了。

　　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些改变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但却没有仔细考虑过它们对我们死亡方式的影响。

　　第二章 一颗脆弱的心脏

　　医生的手术刀能解剖人体的每一个部分，但却永远无法解剖人的精神。现代医学的一切手段都只是在关注人的物质身体，而不是人的灵魂。因此，有时候，心电图显示出的数据远不如与病人的一席长谈。但遗憾的是，现在医生的面孔越来越冷漠僵硬，他们只相信仪器显示的证据，而不考虑病人的心情。

　　作为一名心脏病医生，我花费了许多时间，才拥有了开明舒展的心胸。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就仿佛加入了一个秘密社会——里头有着属于自己特有的亚文化，有整套的语言、符码和等级，而且，不允许成员带入任何的个人感情。

　　这些事情，他们并不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但他们会慢慢地示范给你。

　　我刚刚就读医学院时，我们要上解剖课。在那天，50多名新生拥进了实验室。

　　只见明亮刺目的灯光，白刷刷的墙壁，甲醛的甜味弥漫四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排排躺在解剖台上的尸体，上面覆盖着尸布。

　　教授站在我们面前指导我们操作过程，但我根本没有细心听他的话，我满脑子都是那些躺在那里的尸体——他们曾经是别人的祖母、父亲或妻子。

　　我特别害怕掀开尸布，凝视着那些脸孔，看到他们穿破的耳朵、头上的卷发、脸上的皱纹，正是这些特征，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的解剖同伴卡洛尔和我分到了一具骨骼粗大的女尸。

　　轮到我们操作时，我把尸布拉开，两个人站在那儿，一言不发，盯着女尸仍然涂着珊瑚色指甲油的手指，那修整过的眉毛，她的左手手指上还有一圈凹痕，那里也许一度带着结婚戒指。

　　“天哪，我对这个女人可动不了刀子。”卡洛尔喃喃地说。

　　“为什么?”

　　“她的样子可像我妈妈了。”

　　我转过头瞅了卡洛尔一眼，她的脸色变得和我们要解剖的尸体一样煞白。

　　“好吧，我来操刀，你帮我念操作规则。”

　　卡洛尔舒了口气，打开了《操作手册》，“我们现在首先得切开她的颈动脉。”

　　我们就这么开始了，一步步进行着解剖过程。

　　我们就像个机械工，切开和肢解了许多器官，割下了一条胳膊，一块脾脏，一块心脏瓣膜，以至于尸体被大卸八块之后，躺在我们面前的女人逐渐消失了，变成了一堆器官零件。

　　上了几周的解剖课之后，我们切割和肢解了许多具尸体。到后来，我们几乎都忘了自己正在处理的尸体一度也是有呼吸的、活生生的肉身。

　　有一天，我进了教室门，看到一个男生肩膀上扛着一条人腿，缓缓地走着，这景象再也吓不倒我了。这事终于发生了——这意味着，我算是入行了。

　　不仅医学院的教学希望我收敛和掩藏起个人情感，许多病人也希望我们这样。

　　当我还在康奈尔大学医学院部当实习大夫的时候，我负责照管一名叫做安的女病人，她才30多岁，却患有严重的白血病。她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喜剧演员，性情活泼多变，神采飞扬。她和她丈夫是一对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当我巡察病房时，我总能看到他们头靠着头在走廊里玩填字游戏。我满心畏惧地看着安在几个月以内迅速地消瘦衰竭下去;刚开始，她那浓密卷曲的红发全掉光了;然后，她明媚的脸色也消失了，连眉毛也都脱落了。即便遭遇到如此非人的磨难，她还是显得相当地乐观向上。

　　“米米大夫，你能不能帮我想想一个六个字母的单词，意思是‘预言家’?”有一天我帮她输血时，她问道。

　　“不，你得用你自己的脑子才行。”

　　她穿好衣服后走到了门厅，突然我听到她叫了起来：“ORACLE(预言家)!我想起来了!”

　　我真无法想象她从哪里得来的坚韧与勇气。

　　最后，她承受了许多次严酷的化疗之后，开始迎来了一线希望——她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了。安的化验结果正常稳定，她正在康复中。下一步，她将去斯隆·卡特灵医院接受骨髓移植手术。

　　那天，我感到如释重负，因为我看到安从康奈尔医学院部出院了。她瘦骨如柴，穿着蓝色衣裙，光着头，胳膊被丈夫搀扶着。这就是我要当医生的原因，我对自己说。这就是现代医学的奇迹。

　　她的家人都在欢迎安的凯旋归来。我听护士站的人说，那个周末她家里开了一个晚会，全国各地的亲戚都过来庆祝。渐渐地，她消失在我的雷达监控仪上，取而代之的是别的络绎不绝的病危者。

　　几周以后的某一天，当我在一楼碰到安的丈夫时，我大吃一惊。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我还以为安早就去斯隆·卡特灵医院了。”

　　她的丈夫避开了我的视线，眼睛盯着墙上的一处污垢。他看起来胡子拉碴，精疲力竭。“安上周又莫名其妙地说起胡话来——我们不得不再把她送回来。”

　　我试图掩饰我马上猜测到的事实——癌细胞也许已经转移到了安的脑部了。

　　那天傍晚，我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走进了安的病房去看她。

　　“嗨，安。”我说道，摸了摸她瘦削的手臂。她奇怪地斜着眼看着我，好像根本想不起来我是谁，或者我是个什么东西。之后，她的病情迅速地恶化。她无法集中注意力来和我们对话，她的眼睛满屋子打转。她丈夫坐在她身边，试着给她指示方向，但根本没有用。

　　我尝试着和她开些不伤大雅的玩笑，尽量保持乐观与愉快，但看到我们曾经抱有那么大的希望的安如今的样子，我觉得自己快支撑不下去了。

　　我的脸部肌肉开始抽搐，这预示着我很快就要落泪了。很快，泪水充盈了我的眼眶。我拍了拍安的手，迅速走到了走廊外面。

　　她的丈夫跟在我后面，一副出离愤怒的样子。“你这样的表现太不职业了，这样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你的感情，就等于告诉病人他没救了。”他说。

　　这是我的一名同事曾经告诫过我的事情，现在，却从一名病人家属口中再次听到了。

　　这是个沉痛的教训，我把它牢牢记在心中。可我真的无法隐藏自己的感情。

　　在我内心深处，我开始把已经围起来的心墙再加上一层厚厚的砖。

　　在我读书和实习的那几年里，只有一个声音对这种冰冷漠然的医学原则进行了反驳，那就是我在康奈尔医学院部遇到的一名老医生。

　　他一头银发，有些驼背，口袋里揣着听诊器和反应锤，看起来像从上个世纪走出来的老古董。

　　那时，我相当自负傲慢，我在班上成绩排名第一。看着他，我心里嘀咕着：我精通目前最先进最尖端的医学技术，这个古怪的老家伙能教给我什么呢?

　　当然，我仍和别的实习生一样，跟在他后头，一个个地看望病人，他给病人讲一些笨拙的笑话，听他们讲一些又臭又长的奇闻轶事。

　　我不时地看看手表，希望能尽早结束巡房，这样我好赶紧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统计实验结果、撰写入学报告、填写化验单等，可那名老大夫却磨蹭个没完。

　　当终于看完了最后一名病人时，他摘下眼镜，一脸肃穆地看着我们。

　　“在我今天离开你们前，我要告诫你们一件事，这也是你们在医学院里学不到的一课。如果你能够和病人好好交流，让他们跟你说说自己的事，而你也真的在细心聆听，往往他们的诊断结果就出来了。但如果你总是打断他们，不理睬他们，他们也不会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你们，你就需要做上许多化验才能得出最终结果，而且，你还有可能把明明就摆在你面前的答案给错过了。”

　　当时，我心不在焉，药物剂量、心脏病的警讯、肝病、肝炎，还有我治疗的病人脸上痛苦的表情，我脑袋里想的都是这些事情，因此我根本没把这位老大夫的建议放在心上。就算我认为他的话是对的，谁有那么多闲工夫呢?

　　在我任实习大夫的10年中，我的身体达到了超负荷状态。我严重缺乏睡眠，压力巨大，所以，我时常觉得自己好像在晕车或喝醉了酒，好像在一个漫长的梦里梦游一般。

　　那些日子里，我步履蹒跚地走来走去，试着让工作运行良好，不要出什么致命的纰漏。我整天忙于各种琐碎的事情，亲手照看陌生人的生命，甚至处理他们的尸体——他们的胸和脚，他们的胎块和腺体，他们各种稀奇古怪的血液指标、咳嗽和肿块。

　　但是，在重重压力下，我仍然时常回想起那名老医生的忠告。

　　在医学院时，我很喜欢和一名中年非洲裔病人华盛顿先生聊天。他是一名货车司机，和蔼可亲。他被诊断出患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颈部以下的身体部位全都瘫痪了。

　　由于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可怕与致命，华盛顿先生被认为是无法治愈的病号。诊断结果表明他很快就要死去，因此，也没有人在他身上浪费更多的时间了。

　　除了那个大大的英俊的脑袋和那对富含表情的眼睛以外，他全身都动弹不了。在我看来，他的眼睛好像聚集着他全身的气力。

　　当我停下来和他谈论他的病情时，他用那双充满雾气的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因此，我无法不听他讲述他的太太制作甜土豆饼的好手艺，或是他在高中时的拳击课程。

　　有一天，他告诉我：“你知道，当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根本没人听我说什么，但在车祸以前，我完全是个健康的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货车出了事故。我好几个月前撞了次车。我曾在急诊室做过全面诊断，医生告诉我没什么事——只是有点儿刮伤。可是，几周以前我突然就动弹不了了。我想，我的病情肯定和这次车祸有点关系。”

　　我看了他的化验单——那次车祸也记录在他的过往病史上，但没有人询问过他，更没有人把车祸与他现在的病情联系起来。

　　“你和别的医生提过这件事吗?”

　　“提过的，我试着跟别人讲的，可没有人注意。”

　　“好吧，”我告诉他，“让我好好查一查。”

　　我的主治医生是一名神经科医生，素来以傲慢无礼而闻名。

　　我进了他的办公室，发现他正在审察病历。他抬起头来看着我，脸上挂着明显的不耐烦。“有事吗?”

　　“我刚刚和603号病房的华盛顿谈了谈。他告诉我他在一次车祸时撞伤了颈部，从那以后就生病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次CT扫描，再好好看一看。”

　　那名医生摘下了眼镜，以便能威慑和吓唬到我。“华盛顿先生得的是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这就是他的诊断结果。他很快就会死了。他的颈部和任何车祸事故没有关系。”

　　就这样，我被他赶出了门外。

　　但我无法把华盛顿先生的样子从脑海中逐出来。我不断地想着他。那天晚上正好我值班，每当我经过他的病房，就能看到他独自一人躺在那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万一他是对的怎么办?”我问自己，“万一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他是对的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好好做一次诊断呢?”

　　祖母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回响：米米，顾客永远至上。

　　如果华盛顿先生不是我的顾客，那么，谁又是呢?

　　我回头去找我的总住院医师，他正头晕眼花地忙于检查着成堆的化验单。

　　“听我说，我认为华盛顿先生很可能是一块金属片卡住了颈部，因此导致了瘫痪，他得的根本不是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可是，J大夫却不允许我去给他的颈部做一下检查。”

　　他的头抬也不抬地说：“那又如何?”

　　“我需要您的帮助。我们现在马上把他送去体检，我们自己给他做CT扫描。”

　　我见过这位医生是如何治疗病人的，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但他和我一样清楚这件事的性质，我只是一名实习生，在住院大夫中擅做主张是非常冒险的事情。

　　“让我再看看他的病历。”他说。

　　我看着他细细阅读了病历，他不时在一些特殊项目的化验结果面前停下来深深思索。最后，他把病历合上，发出了一声叹息。

　　“好吧，我们就试试看吧。不过，你的行为有可能让我丢掉饭碗，而且，你自己也会被医学院开除的。”

　　“肯定不会的。”我坚持说。不过，我心里也没有底，这只是我的虚张声势为自己壮胆而已。

　　凌晨2点时，我们把一架手术车推进了华盛顿先生的病房里。虽然已经是2点钟了，他还没有睡着，好像一直在等我们过来。当我们把他抬进手术车时，他把头拧向我。

　　我低声说：“我们这就送你去好好检查，华盛顿先生。不过，我们得悄无声息地进行。”

　　当我们把他推下大厅，朝CT室走去时，我满怀忧惧。我生怕那位主治医生或他的手下突然从那间黑黑的办公室里冲出来当场把我们逮住，幸运的是没有什么事发生。

　　CT扫描过后，我和总住院医师仔细地研究着结果。正如我猜测的那样，有一块金属片压住了他的脊椎。

　　总住院医师也忍不住笑了：“哈哈，看看，你是对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群医生被那位主治神经科大夫领着进行巡房，然后是例行的X光片检查。

　　每个病人的X光片一张张地打在投影仪上，我们讨论和研究着。

　　我特意把华盛顿先生的X光片放在最后一张，事先没有告诉那位主治神经科大夫。最后，投影仪上出现了这张X光片。

　　“这是什么?”主治大夫问道。

　　我说：“医生，这是华盛顿先生的X光片。我们把他送去做了颈部扫描。你现在能看到，有一片金属片压着他的脊椎。”

　　主治大夫站在那里久久地看着X光片，我看到他的下颚上有一块肌肉正在抖动着。我把视线投向总住院医师，只见他一脸苍白。

　　“我们马上去叫外科大夫来动手术。” 最后，主治大夫语气粗暴地说，然后转过身去，“今天就到这儿吧。”

　　几周以后，当我帮一名年迈的妇女输完血之后，总住院医师正从我们边上走过，他突然停下来看着窗外的停车场。

　　“米米，快来看看这个。”

　　我朝他走过去，透过污秽肮脏的窗玻璃看着外头。一名矮壮敦实的女人穿着一件冬季外套，正搀着一名黑人男子穿过停车场，向一辆撞得歪歪斜斜的货车走去：那正是华盛顿先生。那个女人到了货车跟前，她让他坐进了乘客座位，走到后面去把货车后箱打开了。

　　我口袋里的传呼机“哔哔”作响，我把手伸进去关掉它，看也没看一眼。我意识到我几乎无法喘上气来。那个女人回到了华盛顿先生身边，她伸出一只手握住他，华盛顿先生从轮椅里扶着腰，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米米，他们叫你马上去112号病房。”一名护士在后面叫我。我转过身去，总住院医师伸出手，紧紧地抓了我的胳膊一下。

　　“永远要倾听病人的心声。”我往大厅走去时，说道。

　　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老教授的格言帮助我挽救了许多生命。

　　我跟华盛顿先生见面的金斯郡医院，和别的医院完全不一样。它坐落在纽约东部，简直就像一个第三世界的战场。当我20世纪80年代在那里工作时，那里仍然设有封闭式的肺结核防护区。

　　急诊室就像活地狱，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简直就像是痛苦的渊薮。在医院大厅里，你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语言：西班牙语、各种土话，甚至是广东话。如果你想把那里的病人所受的各种伤害一样样地记下来，那就太令人震撼了：脑震荡，挫伤，服药过量，铅笔刀的划伤，冰刀挫伤，拳打脚踢的伤痕，手枪子弹造成的可怕伤口，数不胜数。

　　在那些一流的医学院里，一个医学院学生也许根本不用触碰病人，光是站在床尾，观察病人就行，自始至终双手都保持着清洁。但像金斯郡医院那样的市立医院太缺乏人手了，所以，我也被逼着亲自上阵了。

　　不过，这里也有好处，我能接受到最好的训练。坏处就是我整天都忙不过来，顾头不顾尾，经常得自己拿主意作决定。

　　对于市立医院来说，用一句来概括就够了：看着一处，做着一件事，教会一个人。

　　我第一天到妇产科上班时，去见我们的住院医师，她是一名20多岁的女人，神色憔悴，带着一副眼镜，口袋里塞着一叠厚厚的处方笺，我向她介绍了自己。

　　“用电线把这些女人都勾起来吧。”她指着走廊外头说道。

　　我很幸运地明白了她是什么意思——她是说要给那些女人注射催产剂，以便让她们快点把孩子生出来。

　　但是，当我在角落里看到一群群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时，我的脸色发白了。她们用痛苦不堪的呻吟和哀号来发泄所承受的磨难。

　　我之前从未给病人进行过静脉注射，但是怀孕的女人的静脉一般都又粗又大又松弛，很容易操作。

　　我靠近了我的第一个病人。她是一个西班牙女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挺着一只大肚子，活像一个圆圆的皮球。

　　“你以前生过孩子吗?”她狂野疯乱地问我，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死死攥住我的手。

　　“没生过。”我说道，在她的右臂上寻找着静脉。

　　她把我的胳膊抓得更紧了，看来，一轮新的子宫收缩又开始了。“哦，千万别生孩子了!”她尖叫道，拼命地拱着她的身子，差点把我拉翻。

　　我第二次试针时终于把针头插进了她的静脉，但别的病人比她更麻烦。当我把排在最后的女病人都注射完毕了，我全身上下都沾满了血，可是，打那次以后，我就学会给病人注射了。

　　吸毒病人就难对付多了。他们的静脉由于过多地注射海洛因，变得松弛而没有弹性，所以，我往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才能把针头扎进他们的血管里。

　　一个星期六，我正在准备花一个下午时间给一个叫本尼的吸毒病人做静脉注射。本尼一度是个衣冠楚楚的登徒子，由于吸毒多年，如今已经濒临死亡。他形销骨立，毒瘾刚刚发作完，正处于肝火大盛的时分，不断地冲我吼叫着：“你这只母狗!给我滚出去!别再伤害我了!”

　　“我看到本尼今天又吸毒了。”我的朋友苏伊经过的时候对我说。

　　我看了她一眼：“你想管管他吗?”

　　“不了，谢谢。”她走过去，唱歌似的哼着说，“我还得去瞧瞧那些关在牢里的家伙呢。”她指的是那些住在医院里的囚犯，一旦有女医生值班，他们就会神秘地患上一些严重的疾病。

　　等我把针头终于扎进了本尼的静脉，开始给他输药时，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的脖子上都是他抓出来的斑痕，我还没吃午饭，周围都是一群令人恶心的、臭烘烘的病人。

　　我去休息了一下，上楼去洗了个淋浴，从医院的自动售卖机里买了点零食。半小时后，在回去的路上，我又对本尼的病房进行第二次巡房：只见他的一群朋友正围着他，笑得前仰后合，有个人正用手触碰着注射器的针孔。本尼已经折腾流汗了一天，可现在却靠着枕头，脸上挂着个乐不可支的微笑，嘴里的银牙闪着硬币似的亮光。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我走进房间，大喝一声，虽然我已经猜到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本尼的朋友们正在帮他进行静脉毒品注射。

　　我又花了好几个钟头对他进行了第二次静脉注射，虽然，这次本尼安分了许多。

　　几年后，我升为住院医生，手下还有两名女实习大夫，我们三个人共同负责整个艾滋病病区。病人给我们起了个“霹雳娇娃”《Charlie's Angles》，又译《查理天使》，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一部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主角为三个女警察。的绰号。因为我们像救生员救火一样在一间间病房里奔忙着，应付着各种突发事件。

　　艾滋病是一种免疫缺陷性疾病，因此，我们每天都可能面临着自己这辈子想都没想过的潜在的感染可能：间质性浆细胞肺炎，隐孢子虫病，还有一些非常罕见的肺结核病。

　　然而，新病人仍然源源不断地涌进医院。

　　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件最糟糕的事：我被传唤到急诊室里，却发现一个看起来相当健康的男人，呼吸困难，上气不接下气。

　　“你是疲劳过度时才喘不过气呢，还是一直就这样?”我边用听诊器探听他的胸部，边问他。他才19岁，有一头干草般的浅褐色头发。

　　“一直都这样。”他脸色凝重地告诉我。

　　“好吧，我再做进一步体检，看看是什么原因。”

　　当我在显微镜里观察他的痰液标本时，我对他的病情已了然于胸，仿佛看到他的病历里已经写下了最后诊断结果：间质性浆细胞肺炎。

　　我让自己保持镇定冷静，回到急诊室里，告诉他，他患上了艾滋病;那时候，治疗手段还相当落后，这就意味着，他只能等死了。

　　在市立医院里，我整个人都被榨干了。后来，我转到了康奈尔大学医院部，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病人们拎着GUCCI当今意大利最大的时装集团Gucci生产的品牌。名牌手袋而不是提着超市购物兜来看病。可是，那些身份高贵的同性恋者与镇子那头的穷光蛋病人同样患有艾滋病。只不过，他们住在漂亮的病房里，窗外能看到东河流过的优美景色。

　　将近10年，我藏身在医院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适应了里面特殊的气氛和病房里的荧光灯，四处飘散的血腥味，以及医院自助餐厅里的牛排。我已经变成了一头实验室动物，习惯了终日与“哔哔”的仪器声和光线相伴，每天睡眠时间减至最少。

　　当我最终在康奈尔大学医院部成为一名助理住院大夫时，老教授的格言也渐渐被我淡忘了，我已经锻炼成一架坚韧冷硬的医疗器械了。

　　一天傍晚，我通知一名比我年轻一些的男同事半夜加班，他把头埋在桌子里流着眼泪哭诉：

　　“再加班我就要崩溃了!我要吃东西。我都快站不起来了!”

　　那时候，我们病房里有个女肺癌患者正挣扎在死亡线上，一个男病人患有肾衰竭，还有个十几岁的少年同时患有单核细胞增多症和乙肝。

　　我可不会为这位同事耽误上哪怕两分钟的工夫，我发现自己极其憎恶他的脆弱。

　　“你今天晚上必须加班，你必须完成工作。”我转过身走了出去。

　　没多一会儿，我听到他的胶底鞋声急匆匆地跟在我后头。

　　“谁先来?”

　　“317房的柯蒂斯先生吧。马上给他做心电图检查。”

　　过了一阵，我听到我的同事在后面叫我：“我认为她想找个大夫谈谈她的诊断结果……”

　　但是，那时我已经走在去大厅的半路上了。我一边核实着病人的脊髓检查结果，拿起其中的一页细细地察看，想搞清楚隔壁那个病人在注射了吗啡镇痛之后，为什么还会呻吟个没完。

　　我不能慈眉善目，一味地软心肠;我变成了一名进行着生死搏斗的战士，疲于奔命。

　　“晚些时候再说吧。”我回答说。

　　第三章 重重压力的迷雾

　　长期以来，人们十分重视饮食和运动对心脏的影响，但却忽视了压力对心脏的影响。在压力状态下，我们的体内会分泌出压力荷尔蒙，身体的这种应激反应会逐渐损害我们的血管系统，产生高血压、各种炎症以及血管损伤。换句话说，一个人心脏检测的指标都很正常，但由于压力过大，他也可能突发心脏病。相反，一些诸如想象、深呼吸、冥想和瑜伽等减压手段则是治疗心脏疾病的良药，它们能让血管放松，减少压力荷尔蒙的分泌。

　　每次当我被问及压力是否能引发心脏病时，我都会想到我的病人保罗。

　　住进我们的心脏脉管架桥室的病人，往往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比较随机：病人体检时发现了问题，就会对他们施以心脏导管手术，这种手术也称为血管造影手术。在心脏导管测试中，一条导管从腹股沟的动脉插入，一直通到冠状动脉的开端。我们将会把显影剂或别的东西注射进冠状动脉，这样一来，X光摄像机就能够对心脏部位进行拍照了。我通过电视屏幕，就能检测出心脏的运作状况。如果发现动脉堵塞住了，我们就会把一根支架插入患处，使得血管畅通。

　　另一种情况则是病人突发心脏病，直接从急救室送入了我们的心脏脉管架桥室。由于心脏病猝发，导致一根血管突然堵塞而形成血栓。如果不能及时治疗，动脉血栓阻止血液回流到心肌，病人很快就会死亡。

　　我面临的病人大多数属于后一种情况。他们并不是自发自愿地走进我的诊室，而是被人送进来的，脸色灰白，恐惧万分，对自己的存活率非常冷静，几乎不抱信心。

　　每年有25万人因心脏病而猝死——甚至有的人还根本没意识到他们患有疾病。

　　保罗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已经过了45岁，这些年来一直担任一家保健公司的CEO。他是一个执迷不悟的工作狂，视不停地工作为乐事。

　　他身材魁伟，蓄着胡须，是一个典型的美国西海岸反主流文化的成功者，能够把商业头脑与文化气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穿着BIRKINSTOCKS一种德国产的橡胶底休闲鞋。牌的休闲鞋时，与穿着商务套装一样舒适自在。他那把钢针似的头发在脑后扎着个马尾辫，脸色红润明朗，表面上非常健康，所以，他也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毛病。

　　保罗肩负着整家公司的重任，事无巨细地掌管着一切事务，从公司的利润率到产品的摆放，他都事必亲躬。他时刻关注着香港金融市场货币的上下波动和华尔街股票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他的生命中根本没有停止工作这一码子事。传真、传呼和手机是他生活的主旋律。他是那种人——一边讲着电话，一边还快速浏览着《纽约时报》，或者在蹬着跑步机时，还不忘瞟一眼CNN的新闻节目。从他的从业背景来说，他应该意识到身体锻炼和减轻压力的重要性，但他的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那些事情对他来说简直太过奢侈了。

　　他最近还攀登了一座一万英尺高的山峰，而且又有了一个小女儿，他觉得自己已经爬上了人生的顶点，任何事情都无法将他征服。

　　他让我想起一个人对我说过的话：“我以为死神根本不会降临到我头上。”

　　在我遇到保罗的那年，他的公司陷入了财务困难中。就在他心脏病发作的当天，他被叫去参加股东大会，要维护公司的业务决策以及减少亏损。

　　这无疑是一项压力巨大的工作。作为公司的代表，他发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股东们生气地质问着他。保罗在重压之下往往游刃有余。然而，这次面对股东的质疑却有些不同了。当保罗站在讲台上时，他发现胸部正中好像压了块大石头，透不过气来，一阵阵恶心和头昏不断袭来。他松开了领带，试着忽略这种感觉，继续讲话。

　　“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公司的资产价值下跌是全国性的资产暴跌的直接结果而已。”他坚持着挺立在讲台上，向听众展示着POWERPOINT幻灯片文件。

　　股东们继续发问，他开始汗流浃背，而且，左胳膊也不舒服。虽然保罗知道这是心脏病的典型征兆，他还是没有意识自己可能患有心脏病。他的心脏从来没出现过任何问题，因此，他认为自己很健康。

　　实际上，保罗的三根主动脉都出现了堵塞。他多年以来就血脂过高，这主要由许多因素综合造成的：高脂肪高热量的饮食习惯、遗传因素、缺乏运动以及慢性压力，等等。血脂不断升高，使他的动脉日渐狭窄，减少了心脏的血液流量。

　　在动脉堵塞低于50%时，心脏病就发作了。在这个百分比之下，你根本没有任何表象病征。哪怕动脉堵塞了70%，往往血压检测结果也很正常。所以，如果听到一个人这周体检很正常，下周就死于心脏病了，这种情况一点儿也不罕见。如果动脉堵塞超过70%的话，就会像保罗一样出现胸闷、流汗、呼吸困难的感觉。

　　在那次股东大会上，他的病症才开始浮出水面。正是那时，许多问题汇集在一起，突破了临界点，形成了致命的一击。在重重压力之下，保罗的身体分泌出某些压力荷尔蒙，使得他的血压和心跳都急剧升高，导致他的动脉更为狭窄。肾上腺素正是一种压力荷尔蒙，它使血小板变得黏稠，血液的胆固醇水平提高。

　　血管凝块或结块就像是动脉内壁里的小疙瘩。当保罗高度紧张时，这些小疙瘩的表面开始爆裂，血液会被那些结块里黏稠的物质所阻，最后形成血栓，把动脉都给堵塞住了。

　　直到他开始觉得头重脚轻，无法进一步呼吸时，保罗才意识到麻烦大了。

　　“我不能马上就倒下来。”他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跌跌撞撞地下了讲台。他把领子纽扣也松开了，走进接待室，马上躺倒在地板上。

　　他的一名同事发现他不对劲儿，马上拨了911急救电话。

　　几分钟后，他被送上急救车，进了医院。从那一刻起，他不再是保罗·罗斯了，不再是一名保健大师，富有的投资者，以及自信满满的企业家了。他的身份很快转成了“男性白人，血压190/100，心率130”。在救护车里头，他戴上了氧气罩，证券投资组合和资产损益表在那一刻已经毫无意义了。保罗发现自己焦急地搜索着那些救护人员的脸孔，试着猜测出他们的想法与判断。他们的表情肃穆庄严，情况不容乐观。

　　救护车抵达急诊室后，保罗得知自己的病情非常严重。主治医生检视着他的体检结果，低沉地说：“你的病情有可能会让你的妻子变成寡妇。”原来，保罗的一根左侧下方的主动脉发生了一处严重堵塞。听到医生宣告他的病情之后，保罗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幅画面：妻子怀抱着嗷嗷待哺的女儿，站在他们家的门厅里，孤苦无告。

　　医生马上对保罗施行了血管肉瘤切除手术，他们把一根顶端连着小气球的导管插入他堵塞住的动脉，然后，气球缓缓地充气，使得血管张开，抚平了血管壁上的结块。48小时之后，他就出院了，但更严峻的事情还在后面。

　　一周以后，他来到我的诊室，脸色仍然苍白，身体不断地颤抖。他身材纤细的妻子也抱着孩子跟来了，那名小女婴有着一头褐色的卷发，一双和保罗一模一样的眼睛。

　　得了心脏病以后，再面对一名陌生的大夫，那感觉有如与上帝会面一般。那个陌生人清楚你身体的所有状况，也知道原因何在，而且还掌握着你未来的命运。毫无疑问，像别的病人一样，保罗来到我的诊室里，慌乱紧张得几乎说不出一句话来。

　　但是，我很明白心脏病的治疗需要医患双方的配合，它不仅仅取决于医疗技术。如果想进一步改善病情，我这个医生角色就不止于关注疏通动脉或修补破损瓣膜的技术层面了。病人自身也应全力以赴，参与到治疗中来。

　　虽然我是心血管方面的专家，阅读和研究过大量的技术文献，目睹过几百例不同的病例，但病人比别人更清楚自己的身体;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才是自己身体的专家。

　　我的大部分病人都无法彻底了解他们心脏的实情，所以，我总是借助于一些更直观的图像资料来向他们说明问题，我会向他们展示每一处病灶的图表。保罗看着图表，我特意在图表上把他的三处堵塞的动脉用阴影标示出来。

　　“我还是难以置信……”他盯着图表说道。

　　保罗其实存在着许多罹患心脏病的高危因素，我通常把这些因素称为“六大重负”。他有高血脂、体重超标、血压偏高、高密度脂蛋白值过低——通常来说，高密度脂蛋白是一种好的胆固醇。他很少运动。最糟糕的是，他患有糖尿病，而且有吸烟的习惯。

　　但是，他的血压测试结果却一直显示他有代谢综合症，这让他一直忽略了自己的糖尿病。以下四项指标中只要有三项，这些症状就会出现了：男人过粗的腰围、高血压、低高密度脂蛋白值以及高甘油三酸酯值，而保罗四项占全了。

　　我画了另一幅动脉图像，向保罗解释说，一些有害的胆固醇(比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体积非常微小。这些细小的微粒很容易进入血管壁，黏附在那里，形成结块。这些微粒往往伴随着高甘油三酸酯值和低高密度脂蛋白值，在男性中，50%的心血管疾病均与此有关。我准备帮助保罗从改善饮食和药物治疗两方面入手。

　　我的病情陈述太冗长了，保罗明显有些不耐烦。

　　“好吧，”他说，“让我听听我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得把你的饮食习惯改变过来。简单的碳水化合物食物和糖里含有大量的甘油三酸酯。”

　　“可我从来都不吃那些东西呀。”他分辩道。

　　我开始向他宣读那些通常含有高糖分的食物：“蜂蜜、百吉饼、椒盐卷饼、大米、饼干、白面包、马铃薯、酒精、曲奇饼干、蛋糕、糖果、爆米花……”我看得出来他根本不知道这些食物都包含什么成分。

　　“从现在起，你得吃低糖食品，以便降低你体内的胰岛素水平，你得把你的体重控制在平均值左右，要把所有致病因素都剔除出去。你必须天天吃足够分量的蔬菜，还要保证摄入Ω—3不饱和脂肪酸，嗯，三文鱼和鲑鱼中都含有这种物质。”

　　我告诉保罗不再饮用果汁，转而改喝水和草茶;保罗也不能再吃诸如菠萝、木瓜和芒果这样的热带水果，我建议他吃苹果、浆果、桃子、梨和李子等低糖水果。

　　最后，我让他看了一份叫做《里昂心脏学研究》的医学报告，这是心脏病研究中最好的营养学报告了。医学研究者们针对法国600余名曾经遭受过一次心脏病袭击的高危男女心脏病人，进行了一项为期四年的跟踪调查研究。研究人员建议近一半的参与者采取地中海式饮食模式，摄入大量的水果、蔬菜、橄榄油和青豆。那份医学报告深深地震撼了保罗，因为这些采取了地中海式饮食模式的患者再度患上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几率都大大降低了。

　　但是，保罗还有一个难以摆脱的高危病因就是压力，现在，他不仅担心他的工作，还为自己的病情忧心如焚。

　　我在一张纸的左侧写下这些高危病因，右侧则记下我们要达成的目标。这时，他却不耐烦地轻轻晃着腿，摸索着手机，他沮丧焦虑的心情毫无掩饰，相当明显。

　　“这怎么可能呢?我还不到50岁!我已经在吃深海鱼油了啊，而且我还服用Q10辅酶，这本书里提到的抗氧化剂我一样都没拉下。”

　　“可你是个工作狂，保罗，”他的妻子轻轻地说，“我不认为你吃的那些保健食品能抵消掉你的问题。”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从不停下来稍作休息。你就像一架运作过度的引擎，从来没有停止的时候。你从来都不会坐下来，好好吃点东西。”

　　哪怕就在他妻子说话的当儿，保罗也还在忙着接听手机。“天哪，我得先接这个电话。”

　　他站起来，在诊室里踱着步，对着话筒大声嚷着：“查克，我早就告诉你价格低于30块时就要抛出……我不在乎!你马上查查道琼斯指数，股市才刚刚开盘……”

　　每次我看到一名新病人时，我总是意识到这是一名活生生的病人，而非一种疾病坐在我面前，他们有着各种复杂的生活背景。保罗的面具剥落下来，让我瞥见了他那圆滑的举止背后的东西。他烦躁不安地抖动着的双腿，他红彤彤的脸庞，他焦躁的一举一动，这一切都让我洞察到他真实的一面。

　　在他打完电话之前，她的妻子和我没再作声。然后，当他转向我们时，他好像明白过来他刚才的行为正好向我们示范了他患上心脏病的原因。

　　“保罗，你得狠下决心了。”当他再次坐下来时，我告诉他说，“你现在站在一条铁轨上，火车快开过来，就要撞上你了。你可以原地不动，也可以马上离开。你自己来决定吧。”

　　保罗把手机扔在桌上，凝视着他的女儿，她好像受到了暗示一样，马上开始张开嘴哇哇大哭起来。

　　“老天，我居然没注意到，她已经开始长牙齿了……”保罗说。然后，他真实的面目终于暴露出来了，坐了片刻之后，他的头低垂下来。

　　“我要离开铁轨。”他喃喃地说，“请帮助我吧。”

　　长期与高度压力为伴的人群正在日益增多。运动员、演员、外汇交易员等，这些人群整天都陷于高度兴奋与紧张中。

　　心理学家认为这些人的性格非常坚韧而有弹性，因为他们能在高压与高要求中游刃有余，从容不迫。

　　遇到需要他们一展身手的场合，他们能分泌出使他们发挥良好的压力荷尔蒙，到了夜间，这些压力荷尔蒙又会降至正常水平。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却会对压力有更深的反应，只要我们醒着，身体就会自动产生压力荷尔蒙。生物钟让我们从睡眠中清醒，在整个白昼，我们的体内都会分泌出压力荷尔蒙。按响汽车喇叭、工作期限的迫近、响个不休的闹钟，这些事情都会让我们的心脏跳动加快。如果血液在外来压力的作用下猛地涌进心脏，我们的身体就会发出无声的呐喊：“失火了，请注意!”长期慢性的应激反应会逐渐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产生高血压、各种炎症和血管损伤。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在我们熟睡之时，我们才有可能完全摆脱压力。

　　像保罗这样一个易受外界影响的人，如果不能躲在衣柜里，或者干脆把自己藏在一个塑料球里头，他应该怎么减轻压力呢?

　　方法之一，便是要认清使自己处于亢奋的顶点、血压急剧升高的高危致病因素，然后，尽力避免这些因素。保罗承认，哪怕是在银行排队或电话占线这样简单的事，也会使他的心跳加速。

　　保罗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措施，让自己面临压力时能够控制住焦虑的情绪。

　　研究表明，一些诸如想象、深呼吸、冥想和瑜伽等减压手段对心脏疾病的防治都有良好的效果，它们能让血管放松，减少压力荷尔蒙的分泌。

　　但是，对于保罗来说，仅仅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如果你整个人都活在重压之下，你将如何应付呢?

　　当我第一次遇到保罗时，我注意到他的一系列似曾相识的举动，好像我以前在哪里遇到过似的。整天埋首于书本，工作强度过大，对一切都抱有怀疑态度。很聪明，意志坚强，但对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却视若无睹。为什么是他提醒了我这些呢?

　　整个星期，我都在思考着这件事情。当我在雾蒙蒙的浴室镜子里打量着自己倦怠不堪的脸时，我对自己的愚蠢感到了由衷的羞愧。

　　当然，我自己也是如此。

　　在我过去的30多年生命中，我努力地出人头地，我的神经整天绷得紧紧的，缺乏运动，而我自己的心脏情况也并不妙。

　　许多年来，我过着医生典型的生活方式：工作时间过长，到了吃饭时间就在护士站里塞几口曲奇饼干或比萨饼了事，一天里惟一的活动就是穿过停车站走向自己的汽车。

　　我狭窄的心胸与短视使得我远离了本森赫斯特的世界，医学院的教育又深深地把我塑造成另一个人。我自己的胆固醇值比我的一些病人还要高。心脏病曾像一条汹涌奔流的长河一样，冲击和破坏着我的家庭。不管我承认与否，这条长河的支流也在冲刷着我。

　　另外，我知道我并不仅仅有心脏病的遗传基因。我耗尽所有的时光来证明我的个人价值。我与我生长的那个社区里的女孩迥然有别。我比她们更有出息，我很独立，享有充分的自由，受过良好的教育，不需要依靠和倚仗任何人。

　　我是一名专家，一名医学工作者，一个年轻的成功女人。我的知识很渊博，掌握着许多问题的答案。我了解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我的心脏根本就不会有任何问题。这难道不对吗?

　　但正因如此，我也处于万钧重压之下。

　　我总是随时待命，对付应接不暇的病人，还要承担起许多义务和职责，参加各种会议。在我给病人做心脏搭桥手术时，经常还有另外一个病人在诊室里等候着我。我感觉到自己身负10万斤的重担，这种感觉让我紧张万分，几乎喘不上气来，好像严重缺氧一样。

　　我在医院玻璃中打量着自己的倒影，一头短发，挂着听诊器，那模样活像一头恐怖片里被人围猎的动物一样。

　　我了解那些心血管疾病的研究结果：高血压与精神紧张一样，都会诱发心脏病;美国高血压研究中心报告称，75%～90%到保健医生处就诊的患者均有血压紊乱的症状;玛约医学研究所认为，心理性的高血压将成为未来心血管疾病的主要诱因。

　　我所读的指称高血压与心血管疾病有关联的报告，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其中一份报告测定出，他们用来做实验的55名男子在突然浸入冷水时，血压值均会受到影响，胆固醇水平会迅速增高。与时间相关的工作压力，竞争激烈的流水线作业，劳累过度，责任增大等因素都会导致胆固醇水平的上升。比方说，每个月，会计们往往会周期性地发生胆固醇增高，尽管他们保持着规律的饮食习惯，但在每个会计年度的末尾时，他们的胆固醇水平会达到顶峰。

　　我比谁都清楚这些研究资料，而且，我还经常向我的病人列举这些研究结果和统计数据。即便如此，一层疏远的隔膜还是在我周围笼罩着，使得我感到自己与病人远远地隔开。同时，也让我产生了这样的幻觉，好像我掌握着所有问题的答案，因此，我自己是个从来不会生病的金钢。

　　于是，当我仍在斯克里普斯中心工作时，一些转变悄然发生了。其中之一便是，我清醒地意识到我过去所接受的医学教育使得我更像一个专门进行疏通工作的高科技水管工，而不是悬壶济世的大夫;我被训练成一名坐等心脏病人上门的大夫，而不是预防疾病的医学从业者。

　　我刚到斯克里普斯中心时，我对工作充满了激情，因此，我根本没有想到一名五年前接受过心脏架桥手术的病人还会因动脉再次堵塞而就诊。我只是简单地再次帮他进行搭桥手术，就此了事。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感觉到仿佛有人在心脏脉管搭桥室里设置了一扇我看不见的旋转门，让我的病人一次次重返我的手术台。

　　我的日程表就像我的通讯录一样;我很喜欢我的病人，但是我与他们之间靠得太近，以至于失去了一些分寸。我不仅能记住我每周日程表上的病人名单，而且，我还能在我们做心脏造影术前，就预知到动脉堵塞的再次发生。

　　当我对一名挂号处的职员说到这件事时，她耸了耸肩：“知足吧，我们忙得很。”我明白她的意思，这倒也是真的，我们的职责就在于救治病人。如果没有人生病的话，我们从哪里挣钱吃饭呢?

　　但是，即便是动脉搭桥手术，也同样产生一个全新的问题。当我们用气球和支架撑开一根动脉时，有些病人的动脉居然会做出受到损伤的自动反应，然后，开始相应地进行自我修复，使得动脉再次变窄。

　　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新的困境，那就是进行心瓣手术后动脉再次出现狭窄现象，这往往是由动脉内的受损组织形成的，这种现象的发生几率接近20%，有时候还会反复出现。我们发明了一种阻止这种现象的手段，那就是把一种微量放射性元素——铱192放入动脉里。这种手段由保罗·特尔斯特恩博士率先引入，在心血管手术里堪称进步巨大。在今天，我们拥有了外裹着抗生素的心脏支架和化疗辅助，于是，我们在99%的程度上可以防止受损组织的形成。但是，我感到我们对一些事情仍然蒙昧无知。为了搭桥手术的成功而阻止身体自身的修复功能，这好像是在错误的道路上前进一样。我们阻断了心脏自身的治疗修复功能，而不是学会怎么去驾驭它。

　　尽管在我们的努力干预下，在2002年间进行了100多万例的心脏搭桥手术，50多万例的胸腔手术或搭桥手术，心脏病仍然是美国的头号杀手。公众每年把大量金钱花费在胸腔手术上，可即便是在我们万分努力终于使得病人赢来一线生机后，我仍然气馁地发现那些稍有好转的病人高高兴兴地躺在床上啃着烤牛肉三明治，上面还浇着厚厚的一层蛋黄酱。

　　有些医生和护士的态度是：“他们生着病呢，由他们去吧，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可是，如果在医院里采取这样的态度，就等于默许病人：“吃这些食物对你没什么影响。”

　　尽管许多问题我给不出答案，许多治疗手段我还掌握不了，但我的病人还是络绎不绝地前来就诊。

　　我有一名45岁的女病人宝拉，她患有心绞痛。她向我咨询如果不服用安眠药她就无法入睡该怎么办，还问我不吃降压药就能控制血压的办法。听了她的问题，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找不到答案。

　　当那名上了年纪、衣冠楚楚的男病人费德里克先生承认说，服用降压药导致了性功能减退，如果他还想继续过性生活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时，我比他坐在一旁的妻子还要窘迫不安，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在一次病房巡察中，我问我的病人梅正在服用哪些维生素和营养剂，她把一口袋东西抛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

　　“我的草药茶。”

　　我把口袋里的小瓶子挨个看了一次，里头的药剂包括：猫爪藤、黑升麻、蒲公英、水飞蓟——一半的东西听起来都像是在路边随便采来的玩意儿。

　　“你打哪儿知道这些东西，又是怎么知道服用方法的呢?”

　　她耸了耸肩。“我的朋友告诉我的。我自己又上网查了查。”

　　“为什么你不改用降脂药呢?”

　　“我不想再吃药了——那些药都有副作用。”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名受过教育的、睿智聪敏的女子，居然更愿意服用这些辅助性药物，而不是我依据自己多年行医经验所推荐的药物。

　　有一天下午，我在圣地亚哥大街上的一盏红灯下停下来，居然发现我自己的一名病人罗杰正踱出一家街边小店，一边走还一边抻着衬衫。

　　我抬头看了看店面招牌，上面写着中文。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只不过是去那儿找按摩师而已。红灯亮了，罗杰看到了我，向我高兴地挥着胳膊。

　　他来复诊时，我正在检查他的化验单，他说：“上周我去做治疗时碰到你了。”

　　“治疗?”

　　“对啊，我去叶医生那儿做针灸，我觉得真的很有效果;他来美国以前是北京的一名中医大夫。他还会气功呢。”

　　还是让他走吧，我心里想。如果有人说他居然去一名来自北京的大夫那里看过病，你还有必要帮他检查吗?

　　“你说说看，怎么会有效果呢?”

　　罗杰咧开嘴笑了：“他和我谈了很久，说我体内的压力失调，他帮我调和清理我体内的真气，真气是人体的精华。”

　　站在我那窗明几净的诊室里，我试着想象出罗杰所去的那间简陋的小诊室，里头摆着许多没经过消毒的银针。我对这种治疗手段持有复杂的态度，既有典型的西方人的怀疑主义精神，也夹杂着一丝敬畏与谦虚，因为我对它一无所知。

　　我像个被抛弃的怨妇一样，开始有一种直觉：我的病人纷纷离我而去，寻求更有诱惑力和吸引力的治疗手段，那些手段采取的技术与工具都远胜于我。

　　我不赞同这些疗法，并不是因为我对它们毫不了解。我只不过不想让我的病人见了我之后，吓得把装着草药茶的口袋偷偷藏在身后。我想搞清楚我毕生接受和从事的这种医学训练究竟还有哪些缺陷。

　　我去查阅了相关资料，无比震撼地看到2002年时的一项政府调查：超过半数的美国人使用精神疗法来配合身体治疗。这些疗法从深呼吸和改善性的肌肉放松一直到催眠术、定向想象法和冥想等，无所不包。

　　资料还显示，去传统医院就诊的病人却有所减少;病人心甘情愿地从衣兜里掏出上亿美元付给那些根本没有正规医学院文凭的半吊子大夫。

　　这种现象比比皆是。我们的医院里尽是这样的病人，他们从一家非个人的医疗机构里转到另一家，重复陈述着他们的病情。在我为急诊病人忙得团团转的时候，真的很难对那样的病人产生任何共鸣和理解。

　　毋庸置疑，传统西医在许多方面都相当出色。我们尤为擅长处理急性病和身体外伤。如果你突发心脏病，你需要的是赶紧进一家正规医院的急诊室。

　　当我对那些资料抱有疑虑时，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替一名最近患上心脏病的54岁男人进行心脏搭桥手术，在这以前，我已经重复进行过好几千例这种手术了。

　　隔天出院后，他情绪激动地打电话到我办公室。

　　“直到上个星期，我还以为我自己挺健康的。”他告诉我的秘书说，“可现在我在做第六个疗程的治疗，而且，我的动脉里头装着金属支架。我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你们有没有援助组织?我想和他们谈谈。”

　　当我的秘书把这件事告诉我时，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每天要做10个支架手术，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这儿可没有什么援助组织。”我一边说着，一边填着病历表，并像往常一样，在任务繁重的手术单上签字。

　　但是，不久之后，我站在一家汽车经销商店前，目睹了这一样一幕场景：一名机械师正朝着一位顾客的车篷弯着腰，殷勤地向顾客解释着他的汽车故障问题，有多少种处理方法可供选择。显而易见，那位机械师花在一名顾客的车子上的时间，可是远远超过了我花在一名病人身上的时间。

　　打那以后，我不断地想着那名病人的请求。我从来没有替病人设身处地地思考过，“身体里放了一片小金属”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每天要与心脏支架打无数次交道，早就司空见惯，可是，支架对病人来说，它影响了他们的生命进程。

　　有人说：“当你需要老师时，老师就会出现。”一点不假，正当我正处在转折点时，迪恩·奥尼斯医生邀请我加入他的研究组。迪恩·奥尼斯医生是第一位主张心血管疾病可不经由手术而依靠其他手段治疗的外科大夫，他认为调节饮食、加强锻炼、瑜伽、冥想以及一些援助手段对心血管疾病都有疗效。

　　从内心深处，我仍然很难接受病人可以不通过医疗硬件及外部介入手术而进行治疗的观念。但是，我已经开始意识到医疗观念已经有所转变，这种转变并非来自于美国心血管研究协会，而是来自于病人本身。我很赞同开展一项“多渠道生活方式——心脏改善试验”的项目。

　　当我们开始这项计划时，我们对外招聘了一名护士，罗妮·金小姐。她是一名执证护士，在特别护理方面拥有20多年的经验。她对构建于东方医学基础上的气功治疗有一定了解。

　　在面试中，她给我们讲她用接触式疗法来治疗ICU病人的经历。但当她谈到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时，我却心不在焉。我觉得自己分成了两半，一半仍然在坚信着我所接受的传统医学训练，我既在里面受益匪浅，又同时感到它的不足之处;另一半则开始慢慢倒向那种病人明显非常满意的替代性疗法。我很难驱散心中的疑云。我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喊着：经络!气场!这种东西怎么能是科学的呢?

　　我花了10多年的时间在医学院里接受教育，难道最后是为了这些荒诞不经的东西吗?但是，罗妮态度平和而自信，因此我们雇用了她。

　　有一次我从病人那里感染了病毒，患上一场重病，这让我改变了立场。

　　当然，疾病感染在我的工作环境里习以为常，但我自己从来没有遭遇到这样的不幸。我好像是个铁打的人，体格强健，从来不会倒下，病毒与细菌无法侵蚀到我。但是，突然之间，我就病倒在床上，脸色苍白，身体虚弱，全身乏力。我的淋巴结肿胀，喉咙发炎，几乎没法吃东西。

　　就像保罗一样，如果我不病倒，我还会站在医生那个高高的位置俯视病人。只有生病以后，我才能体会到作为病人的感受。这更迫切地提醒了我，其实每个人都随时可能得病。

　　我整整一周动弹不了。一周之后，我拖着病体勉强着去参加一个医学会议时，碰到了罗妮。她看了我一眼，说：“你一定生病了。”

　　“没错。我拖了好几天了也没能好一些。”

　　“我们去治疗室吧。我帮你查一下你身体的气场。”

　　“我可不认为我体内会有什么气场。”我强辩着说，但还是跟着她跌跌撞撞地进了治疗室。

　　这一刻我体力不支，因此我的抵触情绪与怀疑无法再占据上风。像我的病人一样，我想感觉舒服一些，我才不在乎这些治疗到底有什么含义。

　　在治疗室里，罗妮让我躺下来，开始“扫描我的气场”——她是这么说的。

　　不一会儿，我开始发现接触式疗法不像我认定的那么简单，身体、意识和情感等诸方面组成了一个复杂的气场。那些气功师认为在健康人的体内，真气是和谐有序的，一旦发生疾病时，气场就会被破坏而导致紊乱。

　　“你体内的能量与内气已经失去平衡了。”罗妮在我上方绕了几分钟，喃喃说道，“我帮助你清理一下体内的内气吧。”

　　“好吧。”

　　我等着她触摸我，但是她的手却没有碰到我的身体。实际上，她的双手距离我的头顶始终有几英寸之遥，然后，慢慢地移向我的脚部。

　　我闭上眼睛，好打消心中的疑虑。然后，我的脑袋停止了思考。时间好像停止了。我从悬崖中跌入了一种无忧无虑的境界中。

　　我的感受难以言表——那是一种非常舒缓放松的感觉，好像有一道强烈的光芒把我全身都笼罩起来了。

　　我不是那种能静静躺上五分钟无所事事的人，更别提还要躺一个小时了。然后，我发觉一圈温暖的气环包围着我，一股电流从头到脚贯穿了我。

　　我忘记了睁开眼睛。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体。我只是存在着。

　　当罗妮最后跟我说“起来吧，治疗做完了”，我睁开眼睛，难以置信地发现自己恢复了活力。我的头脑清晰明朗，起身时，我发现自己的身体也恢复到平稳有力。

　　“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我只是帮你清了清内气。”罗妮煞有介事地说。

　　在我的气场遭到阻塞之后，我的观念开始有所开放了。我觉得不能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病人了。我把我的疑虑抛于脑后，毅然参加了奥尼斯医生的研究项目。虽然我还像以前一样坚持我基于实证的观念，但我开始反思自身，把怀疑科学的视角投向了自己。

　　我以参与者而非领导者的身份坐在这个研究小组里，倾听着心脏疾病给病人带来的困扰与折磨，听着医生一贯以来对病人采取了多么威慑与自负的态度。我一直吃着意大利辣香肠比萨，可现在我变成了素食主义者。我开始练习瑜伽，试图让自己心境清明，什么都不想，但偶尔那些外念还是会不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杰克逊先生的电解试验我应该怎么处理呢?明天我还得做多少个支架手术呢?我付清住房按揭了吗?”

　　我跟着我身边的病人比划着瑜伽动作，她曾经两次遭受心脏病的袭击，在进行冥想时她念着“噢……”的瑜伽语音，面容平静祥和。我从医生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彻底走下来了，每个病人都成了我的老师。

　　当我看到病人是如何调节他们的压力时，我也开始在自己身上效仿了。我告诉我的秘书：“从现在起我要立一个规定：别给我预约太多门诊。从这周起，我吃完午饭后要休息一会儿，我午休的时候，希望没有人打扰我。”

　　我的秘书看着我，好像我神志不清。即使我工作过度，精神崩溃或者干脆得了心脏病，也没有我暂停工作给她的震惊更大。

　　我开始抽出时间，从那个全封闭式的心脏实验室里走出来透气。我像一只土拨鼠一样，呼吸户外那带着盐味和海水泡沫的空气。我运用上瑜伽课时教的呼吸训练，深深地把这些清新的空气吸到腹部，这样的深呼吸就像一只狗在劳累过度时的喘息一样。

　　这些改变是一种释放。我感觉到了身体核心的存在，好像一块重重的石头从我的肩上卸了下来。我的工作压力仍然很大，但我已经能避免铃声一响我就飞奔过去的情形。没有人再能这样要求我。我得自己把握自己。

　　而且，我慢慢地而且坚定地与我的病人一道，看到了实际效果。我发现自己更加强壮有力，睡得更香了。最后，我的胆固醇水平未经药物治疗也降低了，从320降至了99。

　　罗妮和我都为病人和我们自己的提升与改变感到振奋。我们开始考虑应该把两种疗法更好地融合起来——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取其所长，补其所短。这最后促成了斯克里普斯中心的综合性治疗手段的应用，这将结合了最先进的医学科技手段、营养学以及一些基于可检验结果的选择性辅助治疗手法，比如针灸、冥想和瑜伽。

　　把这些简单明晰的道理说清楚并非易事。当我坐在保罗面前，解释说如果他想延长生命的话就必须对生活方式进行大幅度调整时，我感觉到我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在于我仍然存活着，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幸运的是，对于保罗提出的许多特殊问题，我都有直截了当的回答。为了改变他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他雇用了一名私人训练师。为了减轻体重，他对自己的饮食习惯作了彻底的改变。

　　但我没有办法开出一个他最终必须事事遵守的复杂处方，我告诉他：“没有人时时盯着你，你得自己改变自己。”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部分——他真的能摆脱以往压力巨大的生活方式吗?保罗痛下决心，退出公司的一线事务，开始以咨询顾问的形式参与公司事务，让他的助手来处理那些无关紧要的日常琐事。他自己从那个红得发烫的位置退下来了，他原先担负的责任真的也就消失无形了。他把缰绳松开了，然后，回来了。

　　对于像保罗这样热衷于权力支配的人来讲，这真是里程碑式的转变。

　　最后，他和他的家庭搬离了加州，搬到了东部的一家农场，开始过田园生活。在那里，他培养了一种具有古老情调的爱好——拉大提琴，而且，他把大量的时间放在了家庭上，在那以前，他曾因为工作完全忽略掉了家人。疾病的随时发作使得以往的生活和价值观变得毫无意义了。

　　像保罗这样由于疾病发作才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的病人，心脏病仍然是一个随时可能再发作的警讯。

　　当他躺在推往急救室的手术车上时，保罗模模糊糊地看到了那些惊恐万状的脸正在盯着他，这时他发现他不再顾虑利润率和股票价格，反倒回忆起30多年前看过的一场话剧《我们的小镇》里面的某些场景。

　　在话剧里，一位死于难产的妇女爱米丽，决定重返她的前世。当她在12岁生日的那天早晨醒来时，她惊讶于父母的年轻与美丽。她惊异地发现原先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欢乐也好，悲伤也好，都有着无限的意味。

　　最后，她痛苦地感受到浮生若梦，人生苦短，于是，她要求再度回到墓地里。

　　“他们无法理解我。”她对墓地里密如星斗的灵魂说。

　　保罗现在宣称他罹患心脏病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几个月过去后，他发现和爱米丽以及其他刻板的统计病例不一样，他自己从这种转变中获益良多，那真有如天赐的礼物——他可以从纷繁杂乱的生活节奏中摆脱出来，把电话拔掉，把电脑关掉，听听音乐，张开双臂去拥抱他平凡而宝贵的生命。

　　第四章 愤怒的回声

　　为什么A型血的人容易罹患心脏病?为什么有50%的冠心病不是由肥胖、高胆固醇、高血压、吸烟、糖尿病等所致，而是由敌意的情绪引起?心脏疾病是愤怒、孤独等不良情绪的回声。因此，心肠好的人心脏才会好，而整日暴躁易怒的人容易患心脏病。

　　心脏不仅是位于身体中的一个器官，它还与文化背景、地点与时间相关联。我们都发现了许多诱发冠心病的与身体相关的传统病因，比如肥胖、高胆固醇、高血压、吸烟、糖尿病以及静止不动的生活方式等，但是，仍然有50%的冠心病患者无法用这些病因来解释。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其他一些非常微妙的心理因素，例如孤僻离群、抑郁症和敌意等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经历的这些情绪，同样可能导致心脏疾病。

　　最近有研究表明，敌意情绪比诸如吸烟及高胆固醇等传统因素更容易诱发冠心病。研究者们发现，相对于具有传统的致病因素的人，那些在心理性格测试中表现出易怒与敌意的人，往往更容易患上心脏病、狭心症或其他冠心病症状。

　　1959年，梅耶·弗里德曼博士和雷·罗斯曼博士发布了一个著名的报告，指出那些具有A型血性格的人——我也是同样的性情冲动、好胜——往往是罹患心脏的高危人群。近年来的科学研究更显示出，并不是单纯的个性类型，而是一些诸如玩世不恭和恶意等性格因素与心血管疾病的猝发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我们都清楚恶意与愤怒的危险程度。当一个怒不可遏的司机出现在我们的车窗外时，我们宁可让他超车，躲开他的怒火，越远越安全。

　　为什么敌意情绪对心脏有这么大的损害呢?

　　这是因为，健康人如果产生敌意情绪，往往伴之而来轻度的抑郁，会使体内的IL—6蛋白质值升高，这种蛋白质使得人的情绪激奋，最终会导致动脉血管壁增厚，成为心血管疾病的诱因。

　　容易产生敌意情绪的人群，一旦处在被激怒和挑衅的环境中，经常成为心脏病和高血压的高发群体。他们还会养成许多非常危险的习惯，比如吸烟，暴饮暴食，放弃锻炼，等等。

　　在人们感到生气愤怒和生活无望时，体内会分泌出诸如体内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等大量的压力荷尔蒙，从而诱发高胆固醇值和高血糖。

　　而且，许多证据也表明那些性情暴躁易怒的人很容易患上心房颤动，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心律失常。

　　从人体的角度来看，敌意与愤怒的意念就像正在响动的警铃，警告身体预备好打一场硬仗。为了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心跳会加速;肌肉紧绷;压力荷尔蒙会释放出来;视力与听觉都会变得敏锐集中;整个身体都处于紧绷状态。只有当这些威胁消除以后，人体的这些反应才会逐渐消散。但是一个易怒的人常常终日都带有这些应激反应，那些怒火就像随时爆发的大锅炉一样。

　　而有时候我们很难意识到的抑郁情感，则像慢慢烤着的小火一样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它们最终也会反应在身体的表征上。如果你把那层盖住了怒火与敌意的面纱掀起来了，你就会发现这些痛苦感情的真相。

　　与心脏一样，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也处于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上。在我们当下的文化中，存在着技术至上、时间匮乏的观念。病人与医生之间那种情感互动的家庭式治疗模式已经被那种粗略的不带个人色彩的关系所取代，医生对待病人就像技术工人对付机器一样。我的一名病人去过别的大夫那里，检查与诊断都非常匆忙粗疏，他只得转到我这里来看病。另一名病人告诉我，一名大夫通知他父亲得了前列腺癌，没说两句他就扭过身去急着填写医疗保险单了。

　　“在您告诉他得了前列腺癌时，您能不能抽点时间，好好照顾我父亲的情绪呢?”她对那名大夫说。

　　尽管早就有调查指出医生同意病人陈述病情有助于更准确地诊断治疗，但病人们还是不停地抱怨着：“我的医生根本不理会我说了什么!”一份被经常引用的数据显示出，病人在陈述病情时，平均18秒就会被医生打断一次。

　　医生本身承受着病人数量不断增加的巨大压力，医患关系已经转为纯技术层面的关系了，医生只看重病人的病状，病人不再有机会把他们病情的来龙去脉细细地向医生说明，而这种陈述往往带着非常重要和复杂的情感内容。

　　如果一名医生从病人开始就诊就按下秒表计时，在每位病人身上分配179分钟的话(这是一次常规就诊的平均时间)，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她就根本无法详细地询问病人到底有什么不适，也无法更深入地发掘病人来就诊的真正原因——这原来是病人一进门就必须搞清楚的问题。这种机制让医生在倾听的过程中，脑海里马上浮现出许多医学诊断常识：“动脉硬化!主动脉瘤!”于是，在这样主观草率的判断之下，她自动自发地让病人接受各种体检。

　　不仅仅是病人才感到这种治疗机制的缺陷。我的一名同行朋友在替病人做年度体检时花费的时间过短，遭到病人的投诉，她非常委屈地对我说：“如果我动作不够迅速，我早就被解雇了。”

　　其实，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会使医生获益良多。马克·利普金是美国医患关系学会的执行主席，他指出，随着医生在健康规划中的角色转变，“这种情形已经屡见不鲜”。医疗满意度最重要的取决因素之一在于病史的记录。那些医术高明的医生，如果也能同样记录好病人的病史的话，他往往会得到病人的认可，而且也不容易发生医疗事故。

　　医生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与病人进行沟通，这就会带来更多隐患——比如无法取得病人更详尽的资料，安排没有必要的身体检查项目，甚至会耽误病人的有效治疗。

　　我很清楚那些精确无误的调查数据——病人平均18秒就会被医生打断一次的频率，常规就诊平均每次为179分钟，因此，每天我都会尽力使自己在工作中不要重蹈覆辙。

　　我的病人拉斯遇了同样的遭遇。他46岁了，有着严重的冠心病。在一个夏季的上午，他来我这里求诊。

　　拉斯是一名英俊的男子，有着杏色的皮肤，他步履蹒跚地走进斯克里普斯中心我的办公室里，垂头丧气，身边跟着他的妻子和十来岁的儿子，儿子异常淘气，像卫星一样活蹦乱跳地围着他跑。

　　他有一头斑白的头发，神色严肃，看起来像穿着丧服的伤心欲绝的王子。他的脸孔非常引人注目，表情庄严高贵而又无比绝望。从他的高颧骨中，我能看出他有着美国原住民的血统，但他在病历本上没有写明他的籍贯。

　　这一家子使办公室的氛围变得压抑阴沉起来。这种情况不足为奇。我经常是病人走投无路之后的最后一站。病人没有一丝生机或者他们原来就诊的大夫束手无策时，他们往往会投靠到我这里。

　　我从不相信许多医生给病人下的死亡判决书。我见过许多病人在大夫宣告无可挽救之后仍然存活着，但也有许多病人由于莫名其妙的病因突然死去。

　　他们一家坐下来以后，拉斯说：“我得告诉你，其实我自己不想来，是我太太逼我来的。”

　　“好吧。”我满腹疑惑地回答说。这个开场白可真不妙!

　　但他第二句话比开场白还糟：“我快要死了，我的大夫叫我去预备后事了。”

　　拉斯简洁明了的话语和绷紧的面孔向我表明了他已经信心全无。他的求生意志已经崩溃了，现在几乎是等死了。

　　很清楚，在我面前的只是他的身体，只是在家人的强迫之下他才会勉强来到这里，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救了。行尸走肉，我心里勾画出这样一幅图像。

　　在体检报告上，拉斯的心脏症状并不容乐观。他仅有46岁，但已经患上严重的冠心病，而且，心脏移植已经宣告失败了。虽然他一年前做过一次心脏搭桥手术，但那次手术并不成功。他体内的甘油三酸酯指标和胆固醇指标都非常高，所以，他一直患有高血压所带来的狭心症。

　　但是，体检报告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我们也不能简单地通过心电图、胆固醇值等检测手段对心脏进行完整深入的洞悉。也许，拉斯的病情资料和体检报告会成叠地高高摞在我的办公桌上，但是，正如我多年行医所见所闻的一样，病情的真相也许铭刻于他们的心脏深处，正等着向别人倾诉。

　　随着我的病情询问，我发现拉斯好像正在作茧自缚。每次我让他多谈谈自己的病情时，他都会把那张僵硬的脸扭到一边，让他的妻子来说话。

　　他的妻子是个个子矮小、满面愁容的女人，她很愿意复述有关丈夫病情的一切。“自从他接受了搭桥手术以后，我们的家庭就快垮了，”她手里绞着一条舒洁纸巾，告诉我说，“他无法再工作，我们的收入也减少了，拉斯甚至不让我们再装空调了。”

　　我注意到拉斯的拳头正握紧放在膝盖上，他的妻子抱怨不休的时候，拳头握得更紧了。他的心肠坚硬如铁。

　　我知道要改变和感化拉斯，是一项挑战。但是，我还是用惯常的手法进行下去：我一五一十地把我成功医治的那些与他类似的病例告诉他;我问他更多更深入的问题;我还提及了他的家庭。但是，当我们继续谈下去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事情是我无法控制的，我得到了比摆放在我面前的病情报告更多更全面的个人讯息：他曾经是一名装得起热水器和空调的雇员，他在空手道比赛中获得过黑腰带;可如今，心脏病使他丧失了劳动能力，养家糊口成了严重的问题。

　　他曾经身强力壮、灵活矫健。得了狭心症以后，他无法工作、行走或进行体育锻炼。狭心症使得心肌发生短暂性缺氧，让身体肌肉无法得到充足的血液供应。

　　我一直在告诉我的病人，如果得了狭心症，这就意味着心脏在发出警讯：“小心!”

　　每个人在不同阶段都可能得上狭心症。如果在爬山时，你也许会感觉到胸部发闷;在铺床时，后背也常常会发生疼痛;或者在慢跑时颚部发生的疼痛，这些都与狭心症有关系。

　　拉斯的狭心症其实已经是一种警告了。但是，要把心脏的所有密语讯号一一解读出来，其困难程度不啻于学会一门外语。拉斯的心脏正以一种尖锐的特别方式呼号着，但它到底在说什么呢?

　　作为一名心脏病专家，我发现最棘手的任务并不是割掉一个血管瘤，或者把一根支架放到堵塞了的动脉中去。事实上，这些过程易如反掌。但是，把生存的希望注入到垂死病人的心中，却难于上青天。

　　我仔细地端详着拉斯的表情，想找到一个切入点。我的问题其实用一句话就能概括出来。他在回避着我的视线。对这样的病人，我应该怎么办呢?

　　在阅读了他的病情报告之后，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我决定再进行一次支架手术，让他的动脉畅通，使得血液能顺畅地流到心脏。

　　“我有很多像你一样得了狭心症的患者，他们在接受了支架手术以后，病情得到了缓解。”我拿出一张心电图表向拉斯展示，支架如何疏通了堵塞的动脉。“然后，我们可以看看你应该怎么改变生活方式，来真正扭转病情。”

　　拉斯谨慎地听着我的话，最后，他同意了接受支架手术。但我怀疑他接受的原因还是出于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们恳求他再做一次手术，这比我的说服力要强得多。从他的表情我能看出，他对我的治疗计划半信半疑。

　　他对医生毫无信心，可是，谁能责怪他呢?他遇到的大夫把他的求生意志都给扼杀了，没有一丝希望。

　　在拉斯做手术的那天早上，我留意到他的妻子和儿子一起在等候室里等着，一杯杯地喝着咖啡。等候室是医院里最令人震慑的地点：焦心如焚的家人聚在一起，踱着步，无聊地翻阅着过期杂志，等候着在手术室里生死未卜的亲人。

　　我做过许多年的支架手术，已经驾轻就熟，所以，这也算是我的拿手好戏了。我的手术成功率是99%，因此，我对拉斯的手术结果充满信心。

　　“手术做完了，你感觉就会好多了。”当拉斯躺在手术车上时，我安慰他说。但是，他惟一的反应只是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

　　手术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一桩极其罕见的意外发生了。令我难以置信的是，拉斯的一条血管破裂了，大股血流正涌向他的胸腔。这真是最糟糕的突发事件了，其发生率低于1%。

　　“哦，不!”我喃喃地说，手术室护士也焦急地看着我。

　　“我想莫根医生正在当班，马上传唤他过来。”几分钟后我命令护士说。

　　我发疯似的试着一切我能想到的办法来止血。这时，莫根医生也进入手术室，看着拉斯。

　　“情况很不妙，米米，”他低声嘀咕着，“你应该知道他不适合做搭桥手术的。为什么你还让他做手术呢?”

　　“我希望你能往好处多想想，别太悲观了。”

　　“对不起。”他说了一句，然后回到他的位置去了。拉斯的血管太细了，所以，他接受搭桥手术并生还的几率几乎为零。我们必须找出立竿见影的办法。我的手不断地操作着，脑子里飞快回忆着过去我在医学专著上看过的所有处理办法和听过的急救药。但是，这一刻都无济于事。

　　等我抬起头来的时候，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还找不到北。我到底在忙些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满心里只挂虑着拉斯，无暇理会自己的疲劳。这一紧急情况使我的头脑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心脏激烈地砰砰跳着。我发现拉斯正在挪动着大腿，在手术过程中，这种动作太危险了。“我头晕得很，大夫，”他咕哝着说，“我胸口非常痛。”

　　几分钟之后，他的血压急剧下降;我似乎就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我不能让他倒在手术台上，我必须做最后一线努力，把他的血止住。最后，我把麻醉师也叫过来了，加大了麻醉的剂量，使拉斯安静下来。

　　“只要你坚持一会儿，一切都会好起来了。我们会竭尽所能来挽救你。”我对拉斯喃喃地说。他打了麻药以后，又陷于昏睡中，我意识到刚才我对他说的话，其实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我想象着如果把我们回天乏力的坏消息告诉拉斯的妻儿时，将会看到怎么悲惨的情景。但是，我很快把这幅画面驱散了。毫无疑问，我必须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否则，拉斯就会没命了。

　　我用尽了一切办法，但我根本没法把拉斯破裂的血管封闭起来。快过去五个小时了，我头昏眼花，力不从心，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一种我以前根本没用过的药品：明胶海绵。这是一种凝血剂，通常用于凝结住血流不止的动脉。

　　当我把明胶海绵注射进拉斯的血管时，我万分欣慰地发现血终于止住了。

　　我用力眨着双眼，以确信自己不是在做梦。

　　“你看到了吗?血止住了!”

　　护士和我一样欣喜若狂。拉斯的血压又恢复了正常，我们终于成功地完成了手术。

　　不久之后，当我走近监护室里拉斯的床位时，我停下来观察他，他紧闭着双眼躺在那儿。

　　麻醉药已经失效了，他的面部表情也放松下来，在这终于波平浪静的一刻，我得以一瞥他的另一面——这是一个更为年轻而脆弱的拉斯。

　　我站在那儿，突然想到自己十多岁第一次住院的情形。那时，我多么害怕打麻药，恐惧被一个人留在医院里，母亲的早逝给我带来的创伤仍未平复，医院里的一切都让我畏惧万分。有个好心的护士照料我，她和蔼善良得像天使一样，帮我盖上暖和的毛毯。其实，她并没有给我什么特别的照顾，但是，她的一举一动却透露着善意与关心，让我放松宽慰。

　　当拉斯清醒过来，睁开眼睛看着我时，我希望也能把同样的讯息传达给他。

　　在那几个血淋淋的小时里，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在病历单上，我根本无法给予这种感情准确的衡量与解释。拉斯能活下来，这本身就是一项奇迹。

　　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再去巡房时，拉斯已经大为好转了。他能够站直身来了，他的眼睛明亮起来，他恢复了生气。

　　我像平常一样问了他一些问题。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完全不同了。”

　　“好些了?”

　　他有点腼腆地承认了这一事实。

　　“嗯。”

　　他脱去衬衫，我听了听他的心跳。虽然那条我们试图搭架的小血管被我封上了，他的狭心症已经控制住了，但他明显还很虚弱。

　　当我转过身填写他的病情报告时，他低声对我说：

　　“我是印第安人黑脚部落Blankfott tribe，美国西部大平原印第安部落的一个支系。的后裔，”他说，“我的祖先是最早移居西部的一个部落。我们组成大约只有20个人的小部落进行迁徙，但我们会再汇集起来进行祭祀和贸易。我们还会捕猎野牛。”

　　我停下来不再写了。过去拉斯和我说话，总是万分紧张，我没有听过他这么洪亮而圆润的嗓音。事实上，我们见面以后，他根本没说过几句话。我放下笔来，转向他，很害怕打断他的话。

　　“我们一年中的头等大事便是太阳舞蹈Sundance，美洲印第安人的一种宗教仪式，因在跳舞时有注视太阳的习惯而得名。，我们聚在一起，向上天祈求丰收和安定吉祥。”

　　“直到19世纪末，我们还能击退白人的入侵。但野牛几近灭绝，我们也跟着败落了下去。我们部落里的人不得不求助于政府的印第安人管理机构，才能生存下去……”

　　为什么他要告诉我这些呢?我只是个医生而已，我非常疑惑地想着。这些事情与他的心脏有关系吗?我的眼睛又瞄了瞄钟;我在他身上已经耗费了不少时间了，但我忍住不去打断他的话。

　　当拉斯继续述说着他的故事时，我的护士从门外探进头了，给了我一个疑问的眼色。我得抓紧时间。可是，我还是向她点头示意，告诉她我还要多留在这里一会儿。然后，我做了我在医学院里从未做过的事。我摆脱了我作为科学从业者的特点——那种冲动、怀疑、力求一针见血地追求事物真相的思维方式。

　　我把我的仪器和病历本都放下来，让我的病人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我们的文化有着讲述故事的传统。我们特别渴望能向别人倾诉自己的生活，然后，反过来也喜欢聆听别人的故事。研究表明，随时随地都发生着的双向聆听与倾诉，是一种有效的治疗心理创伤的方式。

　　在医学上，这种交流也是很有效的。因为长久以来，这就是病人与医生交流的方式。病人描述自己的病情，医生加以判断，然后得出诊断结果。在血管造影术和心电图发明之前，大多数的医生便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行医的。

　　在很多年前，我还待在布鲁克林区祖母的身边时，我就一直扮演着聆听者的角色。我们有个小小的仪式，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行——公寓里头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她正忙着算账，我坐在厨房的饭桌上做着家庭作业。

　　我是一名勤奋好学的好学生，我有奋发向上的机会，不像祖母那样，由于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而无法继续求学。对于我祖母来说，我成了寄托她的理想的角色，她对我诉说着她曾经的梦想，以及她后来被现实磨灭掉的远大抱负。

　　我知道讲这些故事，对我们俩都有好处。她把嘉妮丽家族的优良传统传授给我，而且，在讲述过程中，她也得以发泄在心中郁积已久的愤怒与不满。她让我明白了，我的身上寄托了她未能实现的梦想。

　　我对她的在意与关心，对她也是一种很好的安抚。这是我们的约定：她是倾诉者，我是聆听者。我曾经想学英语专业，那就是因为我知道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应该是怎么样：情节、高潮应该怎么安排，我很清楚我祖母的故事结局，这样的结局，也许会应验到我自己头上。

　　在医学教学和训练中，这种聆听的角色并不受鼓励。在我工作过的每家医院里，总是有一些孑然一身的病人，最后孤独而逝。这些病人通常都是些年迈的老妇人，她们非常渴求有一个能够谈话的对象。

　　有一位主管曾经这样跟我说过：“如果不是你的病人，你就不要多管闲事了。”这是医院里通常的惯例。他们相信医生的精力有如存在银行里的金钱一样有限，如果你花费太多，很快就会耗尽了，这样的观念在医生群体中已经习以为常了。

　　如果医生力图无所不包、面面俱到，那么，他们最后也会疲于奔命的。

　　我们只能鼓励去接触病人最粗浅的表面。蜻蜓点水式的工作方式在医院里随处可见。这就意味着你可以把更多的感情节省起来，放在你自己所爱的人身上。

　　正是因为不满于这样的观念，所以，从很早开始，我就决定把病人视同自己的家人。

　　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倾听病人的诱惑，于是，我开始尝试着听听病人在说什么，其实，我也看到了非常多的病人渴望医生能听听他们说什么。其实，病人的倾诉比那些心电图表或心脏手术更能反映真实病情。

　　看望了拉斯的那天晚上，我夜不成寐。

　　我从床上起来，打开电脑，搜索着一些关于印第安原住民的网页。在一篇文章里，我读到了有关“达郁卡塔”——这是一个印第安语词汇，意思是“和谐平衡”。

　　我读到了这样的语句：“孤独一人，与世隔绝，没有家人朋友，作茧自缚，这是许多种疾病与身体失调的症因。”

　　我想到了拉斯握紧的拳头，和他像石头一样冷硬的脸孔。

　　我理解了他的愤怒。

　　他一度是一个强壮骄傲的男人，可是，他失去了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他发现自己是一名被剥夺者，一名被抛弃者，他的精神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无处可去，心中的苦闷也无人可以倾诉。

　　在美国西部文化中，群体或社区往往会包含个体的价值。拉斯失去了他所属的集体，成了飘浮无定的个人，失去了他可以从中汲取智慧的东西。

　　他有如行尸走肉一般，安静地燃烧着怒火，最后，孤立无援地患上了心脏病。

　　这就是他故事的核心所在。

　　如果我是在我的职业生涯遇到拉斯的话，我们的故事也许很快就了结了，根本没有任何开始。他一定是源源不断地涌入我办公室的病人流水线中的一员，我只是机械地切开他的动脉，根本不会在意他们的生活，更不会开启他们的心扉。

　　拉斯出院后，也许还会回到他的家里，继续保持他爱吃猪肉、马铃薯和喝可口可乐的饮食习惯。他继续把自己的沮丧和压抑埋藏在心里，最后，他的血管又会再一次堵塞。

　　我既然帮他治疗过心脏，我的职责就不能无视这样的可能性。

　　但我改变了——因为，我的病人把我改变了。他们向我显示了洞悉心脏真相的重要性。他们告诉我，心血管病是身体、精神与感情三重作用之下的疾病。也许，在传统西方医学与如今并存的各种辅助性疗法之间，应该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我在斯克里普斯中心参与了“心脏治疗计划”，这个计划专门帮助心脏病人从生活方式入手，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我要求拉斯也加入进来。

　　在我们下一次会诊时，我告诉他：“我已经尽我所能来帮助你了;现在该是你自己努把力的时候了。我需要你采取一切办法保持动脉的畅通。你以后必须改变饮食习惯、进行适度锻炼、减肥、降低血压。但是，我同样需要你试着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你要相信自己会恢复健康，而且，你自己也要愿意恢复健康。”

　　我把我们这个“心脏治疗计划”的说明册发给他，这个计划的进行地点在太平洋边上。通常而言，这应该是病人非常乐意看到的东西。可是，拉斯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他草草浏览了几页，我看到一层熟悉的阴影又笼罩在他脸上。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说。

　　“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是搞不太明白。”

　　“拉斯……”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层阴影烟消云散了。

　　“我付不起拉约拉的旅馆费用。”他告诉我。

　　我远眺着他身后那蔚蓝的海洋;作为一个远离故乡的纽约人，我有时仍然希望能看到高楼大厦。在我面前的太平洋尽管如此美丽，我却对它无动于衷。

　　我应该怎么帮助我面前的病人呢?我问我自己。他现在正处于转折点上，我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从我进入医学院开始，病人与医生之间的沟壑已经影响到了我。

　　我的职业训练告诉我，我是医生，拉斯是病人;他生着病，而我是健康的;我有答案，他有疑问。我被教育说，我们两个人的角色应该是界限分明的，我有解答问题的智慧，而拉斯的角色应该是被动地服从与接受。

　　但这样的安排根本行不通。我从病人身上学到的东西远比从医学期刊论文或教科书上学到的东西多。而且，如果我对病人保持超脱的态度，会使得我与病人分隔得更远。

　　“我家里有空余的房间，”我听见自己说，“你和你的家人可以住在里面。”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觉，我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如芒刺背，反复思考着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我的同事会认为我的行为不够专业吗?如果我和拉斯以及他的家人交朋友的话，我自己会感觉不舒服吗?如果我的狗不喜欢他们，怎么办呢?

　　我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当拉斯和他的家人参与这个计划的第一个周末，我们便遇到了一项挑战。我提醒自己在厨房里闲逛或从浴室里出来时要穿着得当，脱下白大褂以后，我不再能保持我的尊严了。

　　我现在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女人，站在厨房里，穿着帆布鞋、喂着狗、做着沙拉。当我看到拉斯的儿子帮爸爸去他们的车子里偷偷拿出亮红色的可乐罐时，我管住了自己的舌头。这是他自己的事，不是我的。

　　拉斯从我们的“心脏治疗计划”中获益良多，从瑜伽到冥想，到素食烹饪班，都很有帮助。这其中的援助小组和咨询才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的援助小组并不能够把拉斯的部落还原给他，但这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精神替代品。我发现自己站在玻璃门外看到他时，心里犹豫不决。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只知道他正在说话。

　　当我看到他时，一句《圣经》里的名言涌现心头：

　　“每样事物在光线之下都会显露无遗，”圣·保罗说，“暴露在光线下的事物，也会变成光线本身。”

　　研究表明，倾诉有助于疾病的治疗。詹姆斯·W·潘纳贝克对隐藏情绪与疾病发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发现，诉说自己的情绪与思想有助于健康。拉斯自己后来也说：“直到我敞开心扉与别人交流之后，我发现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了。”

　　群体协助正是迪恩·奥尼斯的心脏治疗小组最核心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这项计划所要效仿的模式。根据奥尼斯的研究，那些援助小组不仅让参与者打破禁锢，表达情感，学会聆听别人，而且，小组成员相互激励，采取措施，坚持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比如锻炼、改善饮食和戒烟等。

　　在加州，从春天到夏天的转变是非常微妙而又有特别意义的。在这段时间里，拉斯身上也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变化。

　　随着他继续参与这个计划，他的胆固醇指标和甘油三酸酯指标都得到了改善。好多年以来，他第一次外出散步没感到胸痛。

　　他的身体改善了，我看到拉斯原来那张僵直生硬的脸孔也开始柔和起来，最后，他压抑已久的愤怒也开始浮出水面了。在他伤痕累累的坚硬外壳之下，藏着一颗温柔的心，上面布满了沮丧的伤痕。

　　群体倾诉同样改变了他的家庭状况。原来，拉斯所到之处的气氛非常压抑，现在，他像发热体一样活力四射。他不再用他的心脏病来控制其他家庭成员了，因为心脏病已经不再能控制他自己。他的妻子和儿子都从原来那个固定呆板的被动角色，转变成拉斯的健康卫士。

　　现在，他的妻子也有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她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都告诉别人之后，她可以放心外出了，不必再挂念拉斯会随时倒毙家中。他们的儿子甚至培养了更为良好的饮食习惯，因为他害怕自己像父亲一样也得心脏病。

　　但是，拉斯的最成功之处并不是降低了体内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酸酯水平，而是他恢复了工作能力。有一天下午我发现他在干活，忙着编织一张小网，还把许多红色的小珠子织到网的中心。

　　“这是什么?”我问他。

　　“这是捕梦器，有辟邪的作用，有了它你就不会做噩梦了。我们相信这些网结和线能够把噩梦捕捉住。你在睡觉时把它挂在床头。这一个是给你的。”

　　他把小玩艺递给我，我把这张小网举了起来。在我眼前的是一件非常精美复杂的工艺品。

　　拉斯的创造天分被他的疾病深深抑制住了;现在，他的作品高高挂在我的卧室里，提醒着被锁在内心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还有一天，我走进一间办公室，发现拉斯在角落里和一名护工谈话。

　　“情况怎么样?”我问小组的领导者。

　　“拉斯正在给吉娜一个雨神的护身符。”

　　“那是什么东西?”

　　“可以帮助妇女怀孕的吉祥物——她花了好长时间也怀不了孩子。这个护身符很管用的。玛丽·约和丹都说这件东西让她们怀上了孩子。”

　　我走出了那间屋子。我并不需要让拉斯来提高我的受孕几率。

　　这并不是说，拉斯就不需要药物辅助治疗来维持身体机能，他仍然需要长期服药。但是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七年，每当我半夜醒来，突然为拉斯担起心来，我看到卧室里挂着他手工做的捕梦器，我意识到拉斯的行为远远超越了我的医术。他自己找对了路子，拯救了自己的生命。

　　人类学家大卫·梅伯利·列维斯指出，部落中的个体生长于一个限定的区域，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以及成员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现代西方文明的体系下，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拥有无穷无尽的自由世界中，正因如此，我们更孤立无援，孑然一身。

　　我相信这就是拉斯的心脏试图透露给他的信息——没有自己所属的社区、群体，或没有与之相连的精神，他和他的心脏就会枯萎。

　　拉斯现在成为了一名医疗技术公司的发言人，帮助我们的斯克里普斯中心筹集经费。拉斯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成功案例，在他的医生宣告他将要死亡以后，他已经活了10年。

　　他站在人头攒动的听众面前，向他们讲述他曾经如何迷茫，不知何去何从，然后，又是如何找到了方向。这几乎是最古老的励志故事了。

　　听众给予了他最需要的回报——也同样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聆听。

　　第五章 抑郁的风景线

　　心情不好，心脏自然就会不好。有研究指出，抑郁和焦虑会提升血压，影响心律，改变血液凝固状况，最终导致体内胰岛素和胆固醇指标升高。所以，抑郁症和心脏病总是一前一后，结伴而行。也许，爱才是治疗心脏病最好的药!

　　公元2世纪时，著名的医生盖伦谈到了心脏与众不同的自然特性，他认为，心脏作为一种身体器官，“它异常新鲜，不容易受伤。在硬度、韧性、力量和抵抗力等方面，心脏远胜于其他器官”。莱昂纳多·达·芬奇在文艺复兴时期画过一幅心脏的素描，同样显示出“心脏具有极大的密度，连火焰都难以使它受到伤害”。

　　心脏处于我们感情的最深处，我们明白，心脏是如此敏感，它记录着各种苦痛、创伤、悸动，而且有着上千种复杂的感情——佛教中称人有“六情”，那就是怒、妒、畏、惧、耻，以及最常见的悲伤。

　　偶尔，当我会诊一名新病人时，我感觉自己像一名大学生阅读小说一样，似乎正在理解一个虚构的小说人物，而这个小说人物，从书本中栩栩如生地站在你面前。例如，我有一名性情忧郁的病人让娜，她好像是狄更斯小说《匹普》或《大卫·科波菲尔》中那些被遗弃的没有关爱的男孩，只不过，她是女性而已。我甚至可以说，她便是从莎士比亚戏剧中走出的悲剧角色。她总是垂头丧气，慵懒无力，一张悲戚哀伤的脸，因此，听到她的抱怨和哀叹时，我毫不为奇：“天哪，上帝……这个世界毫无意义，对我来说，万事万物都如此乏味，苍白平板，没有价值。”

　　让娜应该去当我们这个日益悲伤孤独世界的代言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接近1800万美国成年人，或者说美国18岁以上成年人中有95%的人患有抑郁障碍。25%的美国家庭中是由一名独居者组成的。50%以上的婚姻以失败告终，因此影响到好几百万名儿童。

　　除去人口增长的因素之后，今天的西方国家中，患有单相抑郁症，或者受到不明原因的抑郁情绪困扰的人口比50年以前整整多出10倍。

　　让娜来到我的办公室时，她展现出了抑郁症与心脏病兼有的综合病征。她75岁了，情绪低落，身体超重，对前途没有任何信心，好像整个世界的担子都压在她身上。透过她那副厚厚的眼镜，她的表情似乎悲伤到了极点。

　　她的血管过于纤细，严重缺乏锻炼，医生告诫她不仅不能接受搭桥手术，而且，一旦冠心病发作，她就会没命了。毫不奇怪，这一诊断结果让她的情绪降到了最低谷。

　　在美国，我们对特立独行的个性有一种奇异的偏好，我们推崇精神独立，赞赏个人主义，反对依赖他人。以前，让娜的生命重心在于她的工作、家庭或其他信念。可现在，根本没有支撑她活下去的东西。她独居家中，长时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生活单调枯燥。她整天无所事事，也没有什么长时间保持联系的知心朋友。她没有可以停靠的港湾，没有安全的人际网络，生活中出现困难时，她必须一个人应付所有的重压。

　　我花了很长时间与让娜交谈，但她似乎并不愿意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和盘托出。她总是在回避我的视线，她说话的声音慢吞吞的，我每次都差点忍不住把她的话打断。

　　她没有什么问题问我，我只得自己发问。我问她是不是总是情绪沮丧低落时，她说：“是的。”

　　“这样的情形持续多久了?”

　　“一直都是这样。”她咕哝着，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

　　“你没采取什么措施吗?”

　　“没有。”

　　我从未遇到过这样让人不快的交谈者。但我仍然坚持了下去，希望她能把心门稍微打开一条缝，让我看到一点东西。

　　“你还有别的家人吗，让娜?”

　　“我在纽约还有个姐姐。她把我父亲的遗产都骗光了，我根本不想和她说话。”

　　“你还能告诉我更多的事情吗?”

　　她耸了耸肩说：“我是五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家里没人在意我。读书时的成绩也不好。现在人们把我这种情形叫做‘学习障碍’。我之所以结婚，也是为了能搬出家里，但我丈夫在结婚头一年就开始变心了。”

　　“你没有兴趣和爱好吗?”

　　“有时候，我在电脑上玩单人纸牌。”她犹豫地说，脸上泛出一阵红晕。“我猜，你会说我肯定在家里整天看购物频道的电视。我的信用纪录很坏;我把所有的信用卡都透支了。我想我都快死了，谁会在乎我呢?”

　　“你在购物频道上都买些什么?”我忍不住问她。

　　“衣服，还有珠宝。”

　　我打量了一下她平淡无奇的穿着，一件人造纤维的毛背心，一条又肥又大的裤子，心里揣测着她的公寓里到底堆着多少东西。

　　“有时候，”她喃喃地说，“我也会打扮得体面光鲜，但是，穿得那么好，我也没地方可去啊。”

　　她离开我的办公室后，我打开了窗子，透了一口气，好像要把她带来的绝望阴影一驱而散。让娜能把忧郁不快的气氛带到她所去的任何地方。

　　让娜正在慢慢枯萎，死去，很明显，她绝望、冷漠和孤绝的状态都与她的冠心病相关。她像我见过的许多病人一样消极低落。谁也不清楚抑郁症和心脏病究竟是哪一样先降临到病人身上，可是，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这两者如果同时降临，死亡也就迫近了。

　　让娜一直在服用抗抑郁药(SSRI)，但是，她血液中的血清素却依然很低。

　　这些抗抑郁症药不能改变她孤独隔绝的状态。这个女人真的像她表面上那么孤单吗?我应该怎么办呢?继续帮她?我是一名心脏病医生，而不是媒人或社区工作人员。

　　我自己非常忙碌，不可能指导别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我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时间爱上一个人，获得基本的情感需求。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我能与家人一起相处更多的时间。可是，每次当我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中，我只能打开电视机，心不在焉地瞥几眼“鉴宝”节目，听到别人从她家中的小阁楼里发现一幅价值3000美元的小猫肖像之类的好消息。

　　事实上，由于工作强度非常大，我们医生本身也处于疲惫不堪、极度抑郁的状态。医生中的酗酒、滥用药物和自杀率都非常高。

　　我周围的许多医生都情绪低落，身心俱疲——他们缺乏幽默感，没有生活的热情和感情对象。午夜值班时，我身边的医生拖着脚步四处巡视，发红的眼睛布满血丝，脸色苍白，活像在医院里徘徊的僵尸。

　　我的一名病人是一流的癌症外科医生，他在给病人动手术时突然心脏病发作，倒在手术室里。幸好他具有高超的应急能力，很快找到一名值班医生来接替他。

　　后来，他坐在家里，情绪极为沮丧。

　　他万分失落，根本无法释怀;他没办法接受自己不再是一名外科大夫的事实。

　　“我是一名外科大夫，如果我不能再给病人动手术了，那我还有什么用呢?”

　　我放弃努力了。他根本听不进任何劝告与抚慰。

　　其实，男人更易遭受这类打击。男人失去了事业，也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他们不像女人，还能够借助结交朋友或培养兴趣爱好来转移情绪，打发时间。我很清楚抑郁症和心脏病一样，很容易扼住我们的喉咙，让我们喘不过气来。

　　人类是群居动物。我们需要与别人共处，才能满足基本的心理需求。我要求让娜参加一个心脏治疗项目，看看有没有她的所需。每周三次，她的名字会在治疗互助小组里反复出现，人们会期待她的参与，她将会成为小集体的一分子。

　　她去参加计划的第一天早晨，我发现她在我办公楼隔壁，连忙对她说：“能在这儿看到你，真是高兴!”她的脸上也兴奋地泛着红光。

　　只需一点点关爱与帮助，让娜就能活过来了。她加入了一个互助性网络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相互促进提高，提醒她培养健康良好的饮食习惯，早上还叫她一起参加晨练。我大清早时碰到她慢吞吞又吃力地在踩着健身自行车，我去吃午餐时，她坐在援助小组里头开会。她似乎仍然与他人交流不多，但她的进步非常明显。参加项目一个月之后，她就脱下她的束腰带，让我看看她瘦下来多少了。

　　“太棒了，让娜。你减掉了多少体重?”

　　“12磅。”

　　“真厉害。那些小组会议怎么样?”

　　“挺好的。我没想到这么多人和我一样。其实，自尊心太强并不好。”

　　那就是说，她并没有完全改变。我知道马上发生奇迹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一步步来，一天改变一小点儿。

　　虽然长年以来，让娜的个性极为低调、消极，但这些结果也非常明显。

　　当项目结束以后，这些外在的积极因素没有了，让娜又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上，还是像以前一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没有了外来的压力，她也就停止了锻炼和群体会议。

　　有一天，一名去拜访让娜的社区工作人员报告说，发现她绝望地坐在沙发上，眼神呆滞!

　　“她告诉我，她已经几个星期没和人说过话了。她也不想和我谈话。”

　　我让秘书给让娜打电话，通知她来复诊，但她拒绝了。我真不想几个月之后她再次住院时才看到她。

　　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想着让娜，想着她抑郁的症结所在，以及对她的心脏和健康带来的影响。一些医学界同行的研究为我提供了有益的提示。

　　詹姆斯·林奇曾经指出，心脏病与孤独有关系。林奇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孤独寂寞是如何导致冠心病的。在他的专著《听不见的呼唤——孤独的医学真相探索》一书中，他写道：“在不同性别和种族里头，导致的美国人高死亡率的原因中，与离婚、独身、丧偶相关的因素越来越多。”

　　抑郁悲观与孤独无助深深地伤害着人类。正如林奇等研究者指出，孤独会由于家庭或社会生活因素更加严重。人们对电脑或其他电子通讯工具产生了更多的联系与依赖之后，这种孤独更会蔓延开来，成为一种随处可见的普遍现象。

　　根据林奇的研究结果，像让娜那样的学业不佳、缺乏关爱，而且在家里备受指责的人，会存在交流障碍，他们往往回避与他人交往，在整整一生中，这种生活模式一直延续下去。许多抑郁孤独的人把面对面的交流看成一种威胁，一旦要与他人进行交流，他们就会马上戒备起来。这时，体内分泌的压力荷尔蒙，使血压升高，让心脏加速跳动。经受过这种焦虑感的人往往更倾向于从人际交往中抽身出来，变得更为与世隔绝。反复循环下来，这将会导致抑郁症。

　　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进行一项研究，指出哪怕在病人的动脉已经堵塞了70%以上的情况下，诸如抑郁、焦虑、自我效能感等因素对身体的损害仍比冠心病大得多。

　　哈佛大学针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一项持续了42年的跟踪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童年时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将是疾病的预兆，这些疾病甚至包括了中年时期的心脏病、癌症。

　　为什么抑郁会伤害心脏呢?抑郁和焦虑都提高血压，影响心律，改变血液凝结状况，最终提高了体内的胰岛素指标与胆固醇指标。这些因素伴随着肥胖，与其他迹象和症状一起，成为心脏病的预兆。抑郁症还会缓慢地增加体内的压力荷尔蒙水平，使人体分泌出体内皮质醇和肾上腺等压力荷尔蒙，这同样能使血压升高，增加体内的甘油三酸酯值，以及其他有害的胆固醇(比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值。

　　当科学家还在努力揭示出抑郁症与心脏病之间的生物化学联系时，一项针对抑郁症的神经生物学机制研究已经揭示出，大脑中专司情感的部位如果受到严重的损害时，将会导致抑郁症。依据这项结果，就目前使用的抗忧郁药物而言，采用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药(SADHART)和舍曲林治疗同时进行的疗法，可以明显改善有长期抑郁病史的冠心病患者。但是，如果病人是得了心脏病以后才患上抑郁症的话，抗抑郁药的作用几乎等同于安慰剂。

　　此外，研究者还发现许多心脏病患者在住院期间同时患上了抑郁症;对于性格脆弱、易受伤害的人来说，心脏病发作更是促发抑郁症的诱因。但是，相对来说，一半以上的抑郁症病例研究是在病人住院以前便开始的，我们根本不能分清孰因孰果。正如纽约州立精神病研究协会的亚历山大·格拉斯博士所称：“你可以说是心脏病促发抑郁症，但是，反过来，抑郁症导致了心脏病，这样的说法也是成立的。”

　　不幸的是，许多家庭仍然抱有这样的观念：“正是因为奶奶得了抑郁症，所以她才会患有心脏病。为什么她会这样呢?”

　　这是个非常危险的谬误。抑郁症并不是心血管疾病不可避免的并发症。事实上，仅有20%的心脏病患者有抑郁症。然而，许多家庭——甚至医生——认为心脏病患者一定会情绪沮丧压抑，根本不清楚抑郁症其实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

　　三个月后让娜来医院复诊。她的体重又恢复原状，她比过去更加抑郁绝望了，而且，她的心理医生也让她大剂量地服抗抑郁药。她的体检结果显示她的心脏病更严重了。

　　让娜似乎一点儿也不关心自己的病情。她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冷漠超然，我和她谈论她的体检报告时，她的眼睛看着窗外，好像自己正处于另一个世界。

　　让娜正在我面前慢慢死去。这也许是我拯救她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我怎么才能让她打开心门呢?我很怀疑服药与其他心理治疗对她能有什么效果。她已经和心理医生谈过无数次话了，因此，她能够对医生像背书一样侃侃而谈自己的问题。事实上，她以前参加的互助小组已经成了同情心泛滥的地点，她陈腔滥调地谈论着童年时遭遇的创伤。她一旦停止参加这种活动，她又会习惯性地恢复原样。我明白让娜已经70多岁了，想把她整个儿改造过来，变成一个乐观愉快的人，乐于倾诉与聆听，这几乎很难实现。

　　我坐下来，在处方笺上写了三个单词，然后递给她。让娜瞥了一眼，挪了挪眼镜。

　　“一只小的什么东西?”

　　“一只小狗。”

　　她朝那张纸上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她朝着我做了一件我从来没见她做过的事——她居然微笑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看到更多的事情发生了。让娜是饲养宠物的个中好手。她收养了一条9磅重的混血梗犬，那条小狗就像她生命中从未有过的伴侣、孩子或者是朋友一样，忠心耿耿地陪伴着她。

　　有一次她来看病，拿着一张处方笺准备量血压，这时，她背着的那个呢包里头，突然钻出来一只白色的小狗脑袋，脖子上还围了一条莱茵石做的颈圈，我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爱丽斯，我的小宝贝!”让娜的眼睛闪着爱意的光。

　　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宠物往往能够带给主人毫无条件的爱。

　　她的狗逼着她外出散步，让她在意自己身外的许多事情，让她回到大自然中，让她在遛狗时和别人聊天。养狗丰富了她的生活，让她找到了生活目标，使她忘掉以前的抑郁不快。

　　詹姆斯·林奇所做的研究可以为让娜的情形佐证，他探讨宠物在社群帮助中的角色作用和心脏病患者的长期存活率之间的关系。

　　林奇对一群心脏病患者进行了持续几年的观测，他对离开医护中心后病人的长期存活率的取决因素非常感兴趣。最重要的取决因素当然是心脏的受损程度。然而，第二个因素却让人大吃一惊：有宠物的病人存活率比没养宠物的病人要高得多。事实上，没有养宠物的病人在头一年的死亡率比养宠物的病人高上四倍。其实，爱并不仅仅是一种人类精神层面的需求，而是一种真实的身体需要。只有人感觉到爱时，大脑中负责做梦以及情感的皮层才会发生作用。

　　一项以149名患有胸绞痛的男人与女人作样本的研究表明，当他们被问及在心脏病发作以前是否感觉到关爱与扶助，那些回答“是”的人往往很少发展成冠心病。

　　其实，我并不需要说明和罗列这么多数据。让娜就是个强有力的证据。我自己亲眼看到爱是如何改变了一颗心灵。我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转变。在让娜收养了爱丽斯一个月以后，她就减掉了体重，而且，她的抑郁状态也明显改善了。她和爱丽斯形影相随。她甚至获准带着爱丽斯来参加心脏治疗计划。在让娜锻炼时，爱丽斯呆在一个小筐里等着她。

　　几年以后，我们做了一次血管造影检查，我们发现让娜的病情大为好转，她现在已经具备接受搭桥手术的条件了。

　　在她动手术以前，我去看了她，发现她坐在床头，端详着一张照片。当我走近时，她把照片递给我，在照片上，爱丽斯坐在飞机的舷梯台阶上往下看，那样子好像她正朝着全世界微笑。

　　“他们说，为了让我在手术前保持平静，让我好好看看我最爱的人的照片。”让娜说道。

　　“就应该这样。”我告诉她。

　　“我希望一周之后我就能出院。帮我照看小狗的女人说，爱丽斯没有我照顾它，可怜极了。它根本不肯吃东西。”

　　“它得了相思病啦。”我开玩笑说。

　　让娜从她厚厚的眼镜片后严肃地看着我说：“是的，一定是相思病。我认为这是它和我在一起的原因。”

　　当护工进来把她抬上手术车时，让娜把手搁在床单上，紧紧攥着爱丽斯那张照片。

　　让娜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那些传统方法也许正是对付抑郁症和心脏病等疑难杂症的最有效手段。

　　药物与认知治疗并不仅仅是——也并非最好的治疗手段。事实上，许多随机实验已经揭示，在患有抑郁症的心脏病人中使用药物与认识行为治疗，并不能提高病人的生存率。并不是只有阻塞的动脉与心肌损伤才能妨碍抑郁的心脏病人坚强地活下去。一系列研究都表明了，病人的求生愿望以及信念能够影响到他们的生存能力。

　　在心脏病研究领域中，人们已经发现乐观心态会降低死亡几率。在一次实验中，那些把自己描述为乐观向上的病人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平均死亡率，均远远低于个性消极低落的病人。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研究指出，乐观积极会降低老年人的心脏病死亡率，而消极沮丧则反之。匹兹堡大学的研究者也报告说，乐观开朗的妇女的颈动脉血管壁不会变厚。

　　积极乐观的心态来之不易——它需要坚韧不懈地努力。人们可以通过实践感恩来培养这种心态。

　　积极心理学认为那些感恩惜福、知足常乐的人比那些贪得无厌、永无餍足的人更为快乐健康。毋宁说是他们因为幸福而感恩，不如说他们因为感恩而幸福。

　　感恩知足一直被视为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美德。研究显示，感恩知足的心态让人们更好地应对压力，让他们更为乐观，从而提高了身体免疫力。

　　“如果你需要提高你的幸福感，有许多办法都可以达到目的。但是，拥有一颗感恩之心，这才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手段。”加州大学戴维分校的心理学教授罗伯特·艾蒙斯这样说。他一直从事一项有关于感恩心态的研究。

　　有证据表明，在纸上列出你需要感恩知足的事物，以及你仍然感到不满的事情，有助于保持积极的心态。

　　你可以在纸上写下这样的句子“我要谢谢……”然后，你可以仔细地把你的愉悦与幸福事无巨细地记下来，这样的话，你会很容易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也有助于保持健康。

　　还有一件有助于身心健康的品质，那就是：宽容。

　　许多哲学家与宗教领袖，比如耶稣和释迦牟尼，都倡导人们要宽容平和。然而，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了长时间的忍耐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重压。研究表明，那些遭受了不公与冤屈的人往往会患上与压力有关的病症，而且，他们的心血病死亡率远高于正常人。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人员召集了36名患有冠心病的男病人，他们都具有与家庭冲突、童年遭遇、工作经历、战争等因素有关的精神压力。后来，那些接受了宽容训练的人的心肌回血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宽容能够减少痛苦、愤怒、仇恨和恐惧，这些情绪长期困扰着许多人，使血压升高，改变荷尔蒙的分泌，并诱发心血管疾病，抑制人体的免疫力。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试验者回忆生活中发生过的琐事;同时测试他们的心率与出汗频率，他们发现，一旦心率与出汗频率提高时，肌肉紧张度也随之升高。另一项测试则分别针对20名人际关系良好的人和20名人际关系糟糕的人进行。当后者被问及他们的人际交往时，他们体内的皮质醇指标就会增高，而体内皮质醇是一种能够损害免疫功能的压力荷尔蒙。

　　我的许多心脏病人长年受到抑郁悲观情绪的折磨。让娜仍然抱怨她的父母不够爱她，指责她的姐姐骗光了她的遗产。但是，玛丽安·威廉姆斯说过：“我们并不会为过去得不到爱而停止不前，相反，如今我们爱得还不够。”

　　我有一名叫乔伊的病人。我对他采取的惟一治疗手段便是让他的心脏恢复原状。乔伊来看病时已经70岁了，身材矮小圆胖，一双银蓝色的眼睛，表面上看起来快活开朗。

　　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大步流星地走进我的办公室，好像和我是认识已久的熟人。“很高兴能遇到你，大夫。”他用力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知道水牛把幼仔放在学校里，它会说什么?”

　　“不知道。它说了什么?”

　　“它会说：‘野牛。’”

　　他爆发出一阵洪亮的笑声，我目瞪口呆。他瘦小的妻子脸上长着雀斑，对我忍耐地笑了笑，显然他们结婚很多年了。

　　乔伊像我一样，是来自外乡的纽约人。他是一名退休股票经纪人，兴趣广泛，交游颇广。他曾经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高尔夫球爱好者、慢跑爱好者以及环球旅行家。但这些已经成为过去时了。

　　在我们开始谈到他的病情后，乔伊的诙谐俏皮便消失无踪了。他的大夫告诉他，他已病入膏肓，全无指望了。他遭受过多次心脏病的袭击，心肌已经衰竭无力。他的动脉已经严重堵塞了，他虚弱的体质也无法承受搭桥手术。稍微一用力都会让他胸疼、气喘、全身乏力。

　　“他们让我减肥，可是，我想在房间里没有疼痛地走一走都不可能，怎么让我瘦下来呢?”他告诉我说，“我只能在椅子里坐以待毙了。”

　　作为一名心脏病医生，我很清楚生命的质量与生命的长度具有同样的价值。你能在ICU重症监护室里看到许多垂死的病人，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痛苦的尽头。在我心中，生命质量更为攸关重要。如果你得忍受病痛的折磨，或者沮丧抑郁得不想离开椅子，活得再长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为什么不能让病人像以前一样享受他的人生呢?

　　乔伊的心脏病迫使他放弃了许多曾经带给他无尽欢乐的活动。

　　我开始怀疑，在他开朗豁达的外表之下，是不是隐藏着深深的抑郁与忧伤。我们谈得更深入后，我发现他完全换了个样子。他蜷缩在椅子里，耷拉着脑袋，开始没完没了地抱怨他的无精打采和长期失眠。抑郁症患者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他往往会这样描述自己的病情“我骨头发疼，我精疲力竭”，而不是说“我情绪很差，非常沮丧”。研究显示出，在抑郁症患者中，年龄大的群体比年轻一些的群体更不可能向别人表白内心。

　　因此，有些患者并不像传统抑郁症患者那样有明显的情感性症状。他们更多像乔伊那样，抱怨自己全身无力，疼痛不堪，或者食欲减退。

　　心脏病发作后，抑郁症常常会随之而来，而且，在病情发作的十八个月内，很可能导致死亡。这种高死亡率的原因在于，抑郁症患者很少愿意遵循医嘱，去减少心脏病发生的各种诱因。乔伊就是这种自暴自弃的例子。过去十年中，他遭受了三次心脏病的袭击。他的妻子说，每次心脏病发作后，他都变得绝望消沉，而且，他拒绝吃医生推荐的健康沙拉和鱼类，甚至还拒绝服药。

　　“有什么用呢?”他告诉她说，“让我再吃一个汉堡得了。反正很快我什么也享受不到了。”

　　男人经常被塑造成坚强独立的硬汉。他们比女人更难以承认自己患上了抑郁症。“我怎么会有抑郁症?”当我试图触及这一话题时，乔伊叫了起来：“我有那么好的太太，她像把保护伞似的照顾我。我小的时候，整天有上顿没下顿的，也不清楚我父亲什么时候失业。嗯，这一定是我得抑郁症的原因吧!”

　　在一个把男子气概等同于刚强自立的文化背景中，这类说法我以前听过很多次了。但是，我坚信乔伊一定是患上了抑郁症，只不过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

　　我也很清楚，他已经时日无多了。任何一名医生(包括我自己)都不能告诉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倒下，也无法告诉他还能活多久。

　　我并不想粉饰太平，对他的抑郁症只字不提。有了让娜的先例，我反复叩问自己，我怎么样才能切实地帮到病人呢?

　　我再次阅读了他的体检结果，我注意到他几乎所有的主动脉都堵塞住了，只有一条小血管还畅通，我好像看到了一丝希望。

　　“乔伊，我还想问你一些事情。如果你现在身体健康，能够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情，你会做什么呢?”

　　乔伊的脸亮了起来。“太简单了，我要开车漫游全国，去东部看看我的朋友们。”

　　“好吧，我们来做一个计划。”

　　我把我的计划告诉给他，我决定给他仅余的一根动脉做支架手术，然后，让他参加我们的治疗计划，进行饮食调理和适当锻炼。听完之后，他的神色马上转变了。他坐直起来，头也抬高了，我看到一抹光芒在他的蓝眼睛里一闪而过。我们都清楚，这是从死神手里抢夺回来时间，可不管如何，这是我们惟一能做的事了。这个计划能让他有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乔伊的搭桥手术非常成功，缓解了他长年的胸痛。同样重要的是，他马上在心脏治疗小组里交上了一群朋友，他可以无条件地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困扰。他们一起开始一系列针对严重心脏病患者的锻炼计划。乔伊似乎最喜欢其中的水上活动。他参加活动的那些天里，游泳池里回荡着他爽朗的笑声。病人们把他围成一圈，听他讲各种趣闻轶事。看着他，我想起了以前一名同事告诉我的话：“孤独会带来疾病，团结则带来健康。”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站在斯克里普斯中心的草地上，看到有个人步履轻快地向我走来。当他走近时，我惊讶万分地发现那竟然是乔伊。

　　“真让人难以置信。看看，你能走这么久的路了!你现在不再疼了吧?”

　　“一点也不疼了。”他说着，抓着我的胳膊，拉我走过了草地。“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有一名律师拜访了一名被指控谋杀的罪犯，他对这名罪犯说：‘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和坏消息。’ 罪犯说：‘好吧，你先把坏消息告诉我。’律师说：‘坏消息就是，警察在犯罪现场发现了你的血迹。’‘那好消息呢?’罪犯问道。‘你的胆固醇值是1/70’。”

　　乔伊停下来，哈哈大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很快要去实行我的东部旅行计划了，”他接着说，“我们星期四就出发，但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我要去参加纽约的一个万圣节晚会，我想打扮成医生。你能不能给我找点道具?”

　　“当然没问题。”我说，“你明天来吧，我给你找找看。”

　　第二天，他来到我办公室，拿走了一件手术衣，一副手套和一顶帽子。我甚至给了他一副听诊器。

　　“你真的都给我了?”他把听诊器举起来问我。

　　“这是借给你的。”他拥抱了我一下之后，停在门道上。“真的很感谢你，大夫。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祝你玩得开心!”我看着他欢快地走出大厅，和一路碰到的大夫们开着玩笑，逗弄着护士。尽管他年老体衰，他比这儿任何一个人都更有活力。这就是为什么我得知他突然离世后如此吃惊的原因。我喃喃自语道：“再见了。”

　　三周之后，我接到从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医院打来的电话。是乔伊的妻子丽兹。

　　“嘉妮丽大夫，乔伊昨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已经过世了。”她停了好一会儿，我能听到她正在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想告诉你他去东海岸了。他参加了万圣节晚会，有机会见到了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他穿着你给他的衣服，自称是‘好感觉大夫’。他是那场晚会的核心人物。在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他突然胸痛……”

　　我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反复回想着他离开的最后一瞬。

　　“您不用太难过了。这也是乔伊让我告诉您的。他已经和所有的朋友道过别了。这是他要做的事。他其实并不伤心。他也不希望您伤心。”

　　“谢谢你告诉我。”

　　“另外，我发现他在治疗小组的会议上列出的感恩名单。我想，你听到他把您列在我之后的第二位，一定会很高兴的。”

　　让娜和乔伊一样，都是抑郁症患者，可两人却截然不同。让娜在得心脏病以前，就已经患有抑郁症了，而且，她的抑郁症还加重了心脏病。而乔伊正好相反，他是在心脏病后患上的条件性抑郁症，当他为前途未卜而忧心忡忡时，抑郁症便随之而来。

　　丽兹挂上电话以后，我望着眼前的数字发了一会儿呆。我在看什么呢?我不记得了。我把手头的文件推开了，把电脑关上，向自助餐厅走去。我向来都会避开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地方，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办公室里吃午餐。

　　我拿着一块三明治，坐在两个劳累不堪的医生中间，他们在说着我已经听出茧子的笑话。

　　那天拉约拉的天气非常好，灿烂的阳光像一道金柱，反射到屋子里，一直照到桌子，晒到我的手臂上。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沐浴在阳光的温暖之中，观察着自己的双手能够自由地听从神经的指挥，把杯子端起来。

　　“你在做什么呢，米米?”过了一会儿一名大夫问我。我抬起头来看着他，直视他的眼睛，微笑起来。

　　“我没事。”我告诉他，我突然泪眼迷蒙。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明白感恩的道理。让我一个人体会这份感恩之心吧。

　　谢谢你，乔伊。

　　第六章 神圣的启示

　　人的思想和精神影响着体内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等压力荷尔蒙的分泌，而这些荷尔蒙则导致高胆固醇和高血糖，从而诱发心脏病。所以，一位称职的医生不仅应该了解病人的心脏状况，而且更应该了解病人的心理。

　　17岁那年，我参加布鲁克林区的紧急救护社团的工作，第一次遇到了天使。

　　我们一起帮忙抢救一名叫做罗·埃斯波斯托的人，他在本森赫斯特的一次聚会中心脏病猝发。布鲁克林的夜晚温暖宜人，我们抬着担架冲出晚会朝救护车跑去时，不得不推开一些喝得醉醺醺的人。

　　这戏剧性的一幕令我刻骨铭心，千钧一发的紧张气氛，急救灯不断闪动着，你的动作必须敏捷高效，能够拯救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满足你的英雄感呢?

　　当我们把救护车的警报器开响以后，我真不敢相信纽约平时那些霸道的司机们居然会纷纷让路，好让我们的车子尽快到达医院。这种尊严感让我满心欢喜，在面临灾难时人们携手相助的团结精神，使我们度过了许多难关。

　　罗·埃斯波斯托是社区里相当有名的人物，他白天是个屠夫，晚上就变成了赌马者。我老是看到他在肉店的柜台后面，应付着那些挑剔的家庭主妇，按她们的要求切割着牛胸脯肉。今天晚上，他穿着平时下班后老穿着的行头——带着金链子，一副飞行员墨镜，穿着件针织衫——后来，我们不得不狼狈不堪地把这件衣服扯碎了护住他的胸部。据我所知，他并不是一个有着宗教观念与信仰的人，可是，当我们试着让他躺上心电监护仪时，他嘴里却喊着：“天哪，上帝啊，看看那边，那儿有个天使!”

　　虽然我仅有17岁，但这已经是对我持有的科学理念的考验了。我没有回过头去看一眼他正在比划的方向，而是继续帮助我的同伴格恩先生工作。格恩先生是个遇事镇定冷静的中年人。

　　我出生于天主教家庭，是在天使的包围中成长的，他们在赞美诗里反复出现，在油画的背景里飞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真的相信有天使这么回事。

　　三年级时，我的朋友萨拉告诉我，她做扁桃体手术时，周围有一个守望天使保护着她。我让她证明给我看时，她却恼怒起来：“心诚则灵，米米。什么也证明不了的。”后来，这样的反驳我听了无数遍。

　　但我是那种酷爱刨根问底的学生，喜欢实验室里的气氛和科学的实证。

　　那天晚上，罗·埃斯波斯托没完没了地叫喊着天使，格恩先生只得说：“好吧，埃斯波斯托，我们会让你的守望天使一路跟着上医院。”然后，他关上了救护车的门。

　　我们俩守护在他身旁，一路上头脑清醒得很，在那辆救护车里头根本没有天使能待的空间，更没有别的神仙。

　　后来，当我上了医学院以后，我那天表现出来的态度正好符合那里的要求。我知道许多医生很不喜欢精神疗法，他们把这些治疗手法归类为占星术这一类不可信的非科学理论。一俟病人进了医院的大门，他们就被视为一堆用来扫描、做切片检查、触诊和注射的器官而已。精神与意志一样，都是无影无形、看不见的东西。宗教领域的专家才是探讨这些事物的专家。如果你不能把一样东西放在培养皿中培植出来，或者用显微镜观察它，或者把它用图表明确地标示说明，那么，就会认为它不是真的。

　　我早年的一名老师是位体格魁伟的心脏学专家，也是个老烟枪，总是在走进检查室前吐出最后一口烟。在我们一名信奉天主教的病人弥留之际，请求他留下来陪牧师做临死祷告，他嗤之以鼻地走出了病房。

　　“所有装神弄鬼的宗教仪式对他都没有用处。”我们走到门厅时他说。显而易见，他认为他自己才是病房里的神祇，别的东西没有一席之地。

　　几年以后，我自己也成为一名心脏病医生。有一次，我被一名大夫叫去一同为一名新病人进行会诊。

　　这位病人46岁了，苍白焦躁，他的右侧动脉严重堵塞，刚刚遭受了一次心脏病袭击。他留着及肩的棕色长发，脸部狭长，表情消极超然，好像他来自另一个年代一般。从血管造影片的结果看来，如果能进行冠状动脉成形术和心脏搭桥术之后，他就会马上好转许多。

　　我看着体检报告时，心里突然出现一个想法：这个男人家里可能出事了，他现在无家可归了。事实正是如此，就在他心脏病发作的当天，他和他的姐姐打了一架，被赶出家门。这场争吵之后，他发现自己胸痛难当，马上被送到了医院。除了他失业以外，我们不知道他其他的情况。我注意到他的姐姐或别的人也没来看他。

　　我走近他，介绍自己：“我是嘉妮丽医生，我将负责你的动脉手术。”我向他描述了手术的大致情况，但我发现他心不在焉。他的眼睛盯着我右肩身后的某一处地方，发着呆。

　　“大夫，”他的嗓音嘶哑刺耳，“整个早上，我都能看见有天使在周围。说实在的，这会儿我的床尾就坐着一名天使。”

　　这次我忍不住随着他的视线往身后看了看。当然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扇打开的门和医院明亮的走廊。

　　他的表情凝重庄严，好像文艺复兴时期油画中的人物，充满了确信与肯定。电光石火之间，我想起了20多年以前我在救护车里抢救罗·埃斯波斯托的事。

　　在这两件事之间，一定有共通之处。我接受的医学教育使我很清楚，我的病人也许由于药物反应产生了幻觉，而我的职责是修复他的动脉，但这次我不再把书中的知识奉为天条了。在这以前，我见过许多张垂死的面孔，令我难以释怀。我当医生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明显地感到，病人有时并不把心脏监护仪或医生当成他们的救命恩人，转而自己寻求深层的精神慰藉，来支撑他们度过磨难。

　　很多平时冷酷无情、愤世嫉俗的人都会企图找到一种精神信念，能够帮助他们支撑下去。实际上，根据美国国家健康调查协会统计的结果，心脏病医生承认97%的病人在动手术前一天晚上会做祷告。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经验适用于我，但是，我渐渐认识到，人们有了精神支柱之后，就会获得强大的动力，这一事实不容否认与忽视。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更加不明白我应该如何对待这位无家可归的病人。他现在合上了双眼，深深地吸着气。病房外头，我看到一名住院医生正指着她的手表，提示我那天下午还有两件事情要处理。我没有时间和他讨论那些虚无缥缈的事物。

　　“我需要您签一下手术同意书。”我告诉他。

　　他睁开眼睛，又看着我身后。然后，他拿出笔来，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然后躺回床上，疲惫不堪。

　　“还有位天使在那边呢。”他说，“就在你身后。他的翅膀上镀着一道金光。”过了一会儿，他凝神说道：“你相信我的话吗?”

　　我相信吗?因为病房里没有别人，我很容易给出他想要的答案。“嗯，我看到了。”我说道。

　　这好像让他好过了些。“太好了。”

　　“你知道要是能够看到天使，这代表了什么意义吗?”

　　“这就是说我快要死了。”他说着，又合上了眼睛。

　　我搓着双手，想驱除脑海里的不祥之兆。这次手术与我以前动过的几百次手术毫无异样，他的恐惧也毫无理由。当然，只要是动手术，总是有发生并发症的可能，但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理由需要忧心忡忡。不过，为一位不相信自己能够存活下来的病人动手术，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虽然他说了那些可怕的话，支架手术还是很顺利地完成了，没有发生并发症。我们切开了他的血管，插入支架，20分钟之后，血液强有力地流向他的心肌。就像以往一样，迅速有效的治疗更坚定了我的信心。

　　“手术一切顺利。”我走进康复病房，恢复了以前那种直截了当的医生口吻。我拍了拍他的手，可是他好像对我的宽慰毫无反应。他对我古怪而漠不关心地点了点头，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当天晚些时候，我又去看他，他变得烦躁不安起来。当我去探他的脉搏时，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天使又回来了!我周围都是天使!有位小天使来回飘着。床尾那位大些的天使，一直守着在那儿。”

　　他像濒死之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拉着我，太阳穴的血管跳动着，脉搏搏动得非常激烈，脸色灰白。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回过头去对我的助理说：“马上让他做心电图检查。”

　　那位实习生看着我，脸上充满了那种科学的肯定。“为什么?他的状态很好啊。”

　　“你马上就去。”我毋庸置疑地说。

　　超声波仪器立即推进了病房，我们把仪器给病人套上，从一个小屏幕监测仪上，我们能看清他仍在跳动的心脏。检查大夫把探头放到他胸口时，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心肌因心脏病复发而衰竭无力。就在那一刻，病人直直地坐起来，几乎快要跳下病床，朝着他盯了一整天的方向冲过去。

　　助理说：“上帝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想回答他的话，但忍住了。

　　“马上送他进急救室。叫上里柯大夫。”我努力保持着威严，但是，我的手臂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尽管我们迅速进行了急救手术，运用了最先进的高科技手段，当天晚上，病人还是去世了。

　　助理进来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试着表现出惊讶来，其实我并不奇怪。我知道已经太晚了，连病人自己都明白。我坐在那里反复查看他的病历，也是为了不让自己的手空着而已。我很想知道，他的姐姐在听到他的死讯以后会有什么反应。

　　从那时起，我开始留意起天使等超物质的事物。

　　事实上，这件事情开始促使我去探索精神与宗教等观念是否有符合科学的地方。在这个神秘幽邃的领域里，人们探索和研究的都是无法证实的事物，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人们已经逐渐对祈祷等精神行为对健康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与考量。在西方文化中，祈祷一直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中心位置。

　　从1999~2003年，美国国家辅助性医学研究中心已经投入了大量经费，进行宗教、精神和冥想等方面的研究。对于身体与精神关系的研究中，超过1/4的经费主要用于研究宗教、精神和冥想是如何影响人们的。

　　杜克大学的一名心脏病学家米切尔·克鲁柯夫说：“当你第一次看到一个非正统的治疗者祛除了病人的胸痛，或让饱受折磨的病人得以安宁，或者在病床边不借助任何药物和仪器便避免了一次心脏病发作，你可以说，‘这真是美妙的巧合’;第二次发生时，你又说，‘这现象挺有趣的’;可是，第三次再发生时，你就得说：‘我们必须好好研究这种现象了’。”

　　像我一样，拉里·杜赛博士是一名精神治疗的权威人士，他也曾对传统西方科学模式笃信不疑。他生长于得克萨斯州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之中，最后当了一名内科医生。在他进医学院时，他根本不屑于理会那些精神层面的观念与疗法。

　　但是，杜赛博士遇到了一群病人，他们进行一种所谓“奇迹疗法”的治疗手段，那些病入膏肓的患者居然通过祈祷好转了，西方医学无法解释其中的原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名晚期肺癌患者放弃了治疗，他的教友们聚集起来一起为他祷告，他居然活下来了。

　　起初，杜赛并没把这些案例放在心上，但是，直到他发现并证实了祷告与对健康的帮助时，他开始转变态度了。

　　“所有的医生都会遇到一系列用传统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杜赛博士说，“我确信，这一系列事实表明了传统医学并非完美无缺、全知全能，科学解释不了这个世界的全部真相，遑论精神方面的问题。”

　　伊丽莎白·塔格博士和她的同事们在1998年对艾滋病人进行祷告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们发现，在六个月之后，那些接受祷告的艾滋病人相对于没有接受祷告的病人，存活率更高，生病的几率更小，痊愈得更快。

　　另一件说服力非常强的案例，便是1988年兰多夫·波德在旧金山总医院针对胸绞痛及心脏病患者所作的一项调研。研究者们发现那些接受祷告的病人的预后能力比没有接受祷告的人要好得多，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并发症要少，需要更少的抗生素，而且，患上肺水肿的几率也较小。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米切尔·克鲁柯夫博士在杜克大学医学院进行的项目，他对接受了搭桥手术和其他心脏手术的心脏病人接受祷告之后的效果进行了比较研究。克鲁柯夫博士和一名参与这项计划的护士苏珊克拉特参观了印度一家医院，医院的院长是一名斯里·沙迪亚·赛巴巴教派印度瑜伽教派中的宗教领袖Sir Sathya Sai Baba 倡导的一种宗教流派。的人士，他受到追随者们狂热的崇拜和尊敬，对他奉若神明。研究者们发现，每天沙迪亚·赛巴巴巡察病房时那种乐观愉快的气氛，与西方医院里那种阴森严肃的氛围迥然不同。

　　“病人们都认为上帝每天都会降临他们身边，爱抚和关怀他们，”克鲁柯夫博士说，“那种祥和的气氛具有一种非同小可的心理影响力。”

　　他们两人返回美国后，决定在杜克大学组织一项包括150名病人的试探性研究。杜汉姆退伍军人事务研究中心也参与了该项测试。

　　来自各个宗教地区的接受过心脏搭桥手术的病人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祷告，其中包括来自尼泊尔的佛教徒，来自巴尔的摩的加尔文教派的僧侣，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浸信会教友。当地的教友被邀请过来，依照他们的宗教惯例，为指定的病人进行祷告。研究者使用一定的监测技术来跟踪病人从接受搭桥手术前到预后的整个过程，此外，他们同样考虑到心脏病突发的影响范围和死亡率等因素。结果发现，那些进行祷告的病人的整体状况比另一组采取常规治疗的病人要好得多。

　　这项测试是双盲性质的，这意味着从医生到病人都对他们的目的毫不知情。因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很难否认这样的观测结果：祷告会影响到期望值，而且成为一种信仰的力量。

　　富莱克林·罗伊尔博士是一名长老教会员，同时也是科学家。他早年做过一项研究，对微生物和植物进行不同类别的祷告，并得出了切实的结果。

　　实验是通过植物种子发芽过程进行的。罗伊尔使用了三组不同类别的种子。一组用于样本观察;一组给予积极内容的祷告;一组给予消极内容的祷告。结果显示，积极的祷告能帮助种子发芽，生长得更茂盛;而消极祷告则阻碍了种子发芽，并抑制其生长。

　　这些研究结果非常有震撼力，因为人们素来认为植物与微生物是不具备思考与情感能力的，它们竟然也能被积极的思想、建议和安慰剂效应所影响。

　　人们进行祷告，祈求获得希望、力量、宽慰和指导，虽然他们并不公开谈论自己祷告的内容。

　　贝勒大学的罗德尼斯塔克教授说，祷告是“一种最常见但并不为人承认的行为”。

　　最近一次洛普公司的民意调查指出，一半的美国人承认他们每天进行祷告和冥想，这数量比承认参加实际宗教事务的人要多。互联网为祷告组织提供了顺畅的平台， BELIEFNET网站是一个综合性的宗教网络社区，每天超过1万名在线用户在上面进行祷告。

　　一些研究者推测，祷告能够通过产生平静的心理状态，从而改变心血管系统。研究人员曾经使用放射性监测仪和高科技成像技术，在西藏僧人和圣方济各修士在进行冥想时，测试他们大脑的不同区域。结果发现，当他们进行冥想和祷告时，他们的脑活动发生了变化，血液流动也伴随产生。“这就意味着宗教信仰具有一定的健康价值，比如能降低血压，降低心率，舒缓焦虑的情绪，带来一种幸福安宁之感。”

　　某些宗教信仰和联系也有助于医患双方的互动治疗。

　　《美国医学会月刊》上刊登了一系列数据，揭示出许多病人需要医生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在一项调查中，48%的病人要求他们的医生一起进行祷告。

　　在《肿瘤学月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纽约的一家癌症医院里，那些认为自己具有宗教信仰的医护人员比起那些认为自己情感匮乏或者“递减移情”的从业人员，更不易受到困扰与影响。

　　这篇文章的作者赫伯特·本森将进行冥想的状态称为“放松反应”，那些经常进行冥想的人会感觉到自己的灵性逐渐提升，也会体悟到上帝或其他神秘力量的存在。“放松反应”正好与消极戒备的对抗反应相反，对抗反应会引发心律紊乱，情绪抑郁焦虑和失眠。

　　在阅读这些资料时，我发现科学并不能解答我们对宗教抱持的所有疑问，它也不应该能答出来。直觉与信心，而非经验主义的实证，仍然是许多精神实践的奠基石。医学领域中仍然有许多超乎我们的理解力与知识范围的事物。我们不清楚β受体阻滞剂和抗抑郁药的药理何在——因此我们把它们当做万灵丹反复使用。

　　这些药物与人类历史上已经应用了几千年的祷告和其他精神活动有什么分别呢?

　　直到我遇到一位叫米莉的病人以后，我才真正认识精神在疾病治疗的作用。

　　圣诞节前三天，米莉来到我们的心脏中心进行常规就诊。她67岁了，担任一家教堂的管风琴演奏家，是一名虔诚的教徒，并花费了许多精力照顾脑瘫患儿。她身材高大，我觉得她的轮廓有点像爱莉诺·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1884~1962)，联合国外交家，人道主义者，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当时世界上最受人敬佩的妇女之一。她是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曾在英格兰求学。1905年与其远房堂兄富兰克林结婚。1945年罗斯福总统去世后，杜鲁门总统任命她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曾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她对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和通过起了重要作用。。她多年以来患有一种叫做心房颤动的心律失常，这种病很不好治。

　　心房颤动指一种心脏上心房内产生的不规则跳动，也是临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对许多病人来说，心房颤动的潜在病因是高血压或由于缺镁或钾所造成的体内电解质紊乱。也有一部分病人是由于甲亢或冠心病而导致心房颤动的。米莉就是由于心肌衰竭而引发心房颤动的。心房颤动能让病人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每一次心跳。米莉对我描述说：“我觉得胸口好像有一群蝴蝶在扑扇着翅膀。”

　　心房颤动还有更难以处理的症状：比如呼吸困难，流汗，胸痛，眩晕，虚弱和极度疲惫，等等。这些症状米莉全都有了。她服药之后有所缓解，但并不能根除。

　　她来了几次之后，我非常担忧地看到她的健康状况日益变坏。她的心肌越来越衰弱无力，她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她的腿都肿胀起来了。

　　她也知道前景不妙，但是她并没有表现出来。她还是那么和蔼可亲。后来，她总是像母亲似的对待我，邀请我去她家里吃饭，通过各种办法想让我参加她的教堂活动。

　　“肯定有很多病人欢迎你去为他们看病。”她最后一次就诊时对我说，“我们教区的茜茜利亚嬷嬷正在为移民们建一个小诊所。如果你能帮忙，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威尔士神父这周将会做一个‘心脏作为宗教象征’的演讲，这也正好是你的研究领域。”

　　像往常一样，我谢谢她，但我没有时间接受她的邀请。

　　那次就诊时，我非常惊奇地看到米莉的病情有所改善。她坐在轮椅里，穿着一双低压强力弹性袜，腿没那么肿了。

　　“你的腿不再肿胀了。”我告诉她，弯下腰去揉了揉她的腿。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改服什么药了吗?”

　　“不，亲爱的，我和以前没什么两样。”

　　我继续做着检查，用听诊器听她的心脏，闻到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开司米之花”香皂的香味。

　　“米莉，”过了1分钟之后我说道，“你的心律很正常。”

　　“我知道，亲爱的。”她说。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里闪着一抹奇异的光芒。“好多年了，我从来没有检测出你的心律正常。你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吗?”

　　她耸了耸肩。“什么也没有。嗯，元旦你有什么安排吗?如果你来我家的话，我给你做烤羊腿，里头再加上新鲜的大蒜和香草。”

　　“我一直吃素，谢谢你了。”看到她有所好转的情形我有点怀疑，我实在说不出这是什么感觉。“我现在去安排心电图检查，回头再和你谈。”

　　毋庸置疑，心电图结果也显示出米莉的心律正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需要心电图仪器来确证我从听诊器里听到的结果，但这的确证实了是真的。

　　“好吧，你没有改变你的药方，也没有采取别的办法，所以我真是非常吃惊。”回到屋里时我对她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问她话时，一道阳光从玻璃反射过来，照在她平时常戴的一条金色十字架项链上。她不愿意把它摘下来，所以我过去给她记录心率时经常见到这条链子。那时，她的心率非常激烈，有时能达到每分钟150次。

　　我下意识地问了她一句：“你有没有去过精神信仰愈合的服务机构?”

　　米莉平静地瞅了我一眼。

　　“你真的去过吗?你去找了信仰治疗师?”

　　“嗯，他并不仅仅是信仰治疗师。事实上，他是一名正式的牧师。我想你会笑话我的，所以，我什么也不说。”

　　“告诉我吧。”

　　“嗯，我的朋友去参加了一次教堂聚会，那名牧师去那儿做些特殊的服务。她把她得了癌症的女儿带过去了，所以我也决定跟过去看看。那名治疗师是个拿着手杖的白发老头，看不出有什么出众之处。他站在前面，宣布说：‘我要让你记住，今天晚上你在这里得到的治疗并不是来自我的力量，而是通过我传达给你的圣灵的力量。’”

　　“我看到一队人上前去，跪在祭坛上，分别和他单独待了一会儿。他并没有做什么戏剧性的举动，只是把他的手放在某个地方，搁上好一会儿。嗯，当我朋友和她的女儿坐下来之后，她悄悄地说：‘你也得上去。’我想也是，为什么不去呢?她们开始怂恿我上去。快轮到我们了，我开始变得很紧张。这并不像我，你知道，我也提醒自己。但我已经来不及回头了。队伍越来越短，还有几分钟他就过来了。他直视着我的眼睛，我根本没有告诉他我哪里难受。他一看到我就说：‘你的心脏有问题。’然后，他把手放在我头顶，我感到一股电流传递到体内。真是难以置信。”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一周以前。”

　　听了米莉的讲述，我突然想起我们使用过一种叫做“心律转变法”的疗法，主要用于治疗心房颤动和心房扑动。运用这项技术时，一架特殊的仪器向病人的心肌部位传递电流，让它恢复正常的心律。那位牧师对米莉采取的举动是不是类似于这种疗法呢?

　　我真的不太敢相信这一事实，于是我又拿出听诊器听了一遍米莉的心脏。我到底要听到什么呢?难道是一些秘密，一些实实在在的证据，来向我解释发生的一切吗?

　　看着米莉的十字架，我不禁回忆起许多年前我在布鲁克林的一个下午。我10岁的哥哥由于急性肾炎病倒了，我慈爱的祖母和她的一群教友们聚在他的小卧室里，为他守夜，向玫瑰圣母祷告。

　　我偷偷地窥视着她们，她们穿着印花的家居服围成一圈，我听到她们在喃喃念经，手里拨着念珠。屋子里热烘烘的，散发着蜡烛和汗水的刺鼻味道。我觉得看到的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仪式，没等他们把我拉进去，我自己就先撤了。

　　我的哥哥没经过透析就痊愈了，但是我并没有把他的病愈和持续了好几周的祷告联系起来。

　　我从来没留意过我的邻居们一直在用的祷告卡片，以及他们经常举行的九日连祷，虽然很多年以来，她们祷告时唱的赞美诗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里：“保佑我吧，玫瑰圣母，引导我去往上帝的路。”

　　九日连祷是一种要持续进行九天的仪式，一般是为了向上帝祈求特别的恩典而举行的。我们那个社区的妇女最热衷于这种活动，一旦有了要紧的或者悲伤的大事，她们就举行九日连祷。 “小花九日连祷”据说能消灾解难。那条街上的女人总是在绝望地向上苍祈祷着什么——她们祈求消除病痛灾祸或丈夫早日归来。于我而言，这是无能的象征，是一种没有希望的过时的举动，是和买彩票差不多的无知迷信。

　　我的罗斯阿姨为我的未来一直向神明祷告，吉娜阿姨则希望能去圣心教会担任神职人员，我自己却对此不以为然。吉娜阿姨梦寐以求能进修道院，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她当修女，她不得不在一家出售宗教用品的商店里工作。她一直以她的虔诚与乐观感染着我。

　　“米米，让圣心来指引你吧。”她告诉我说，“他才是最神圣的医治者。”

　　她站在我面前时，我不得不机械地念叨着“耶稣的圣心，引导我的生命”——其实在内心深处，我却很怀疑这到底能起什么作用。

　　也许我得说，直到现在我才回忆起这些事情。

　　电光石火间，家里的女人无时无刻不在举行的祷告闪过我的脑海。我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看着我的白大褂和挂满了资格证书的墙壁，还有听诊器里响起的“滴答滴答”的心脏跳动声。

　　我想，我最后终于明白了米莉的心灵，它以美妙而有节奏的韵律，试图告诉我一个道理。

　　佛教和萨满教的灵修人员都持有相同的观念，认为人们应该开启心扉。但是，我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却失却灵性，闭塞心灵。

　　米莉开始让我认识到，精神信仰是一种强大的精神资源，哪怕这种宗教并没有体现出组织性，我们也能从中汲取无尽的力量。

　　在我和米莉打交道以后，我开始不再把心脏手术和治疗视为每日进行的例行公事了，我把它当成一件神圣的事。尽管心脏搭桥手术已经相当安全，但是，把一根导管插进一颗仍在跳动的心脏，仍然非同小可。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让病人进行一些医学院从没教过的准备工作。

　　我们发给病人磁带和CD，病人可以在阳光煦暖的沙滩上，而非在病房里，按照里面的指示进行这些程序。在平静的背景音乐中，他们将进行冥想，想象自己到了一个宁静美丽的世外桃源，身边有所爱的人陪伴着。我们还鼓励病人转移他们在术前的恐惧与担忧，转而想象自己在手术室里没有承受什么痛苦，最终成功地进行了手术。

　　“这就像在做一种具体而微的白日梦。”克里夫兰医学会的黛安娜·塔塞克女士说道。塔塞克女士认为，这种干预行为并不仅仅平静了病人的心绪。在一次测试中，研究人员发现相比于其他参照组而言，采取了这种干预行为的病人所需要使用的止疼药少了几乎一半，而且，住院时间也大为缩短。

　　我们还提供了另一种特别形式，对于那些有需求的病人，我们会让一组之前参加过这一过程的男女病人来帮助他们。他们在病床前集合，围成一圈，手拉着手，低下头来。你在住院手册上找不到他们到底在干什么，美国医学会的治疗指南上也没有说明，他们正在做祷告。

　　“我决定并不仅仅把祷告用于针对病人的医疗用途或者手术过程。” 拉里·杜赛博士这样说道。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

　　你会惊奇地发现，之前属于强烈抵触情绪的医生群体中的一员的我，现在居然会躺在锻炼室的地板上进行祷告。

　　第七章 持续不断的悲伤

　　对心脏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悲伤。在悲伤的气氛中，身体从交感神经系统中分泌出大量的压力荷尔蒙，使得心跳加速，动脉缩紧，因而出现某些心脏病的症状，比如心痛、气促和休克等。现在，医学研究者已明确地将悲伤列为心脏病发作的诱因之一。

　　我在医学院里学到的知识之一，便是人们可能会心碎而死。虽然我还在等着人们把悲伤列为死亡鉴定中的原因之一，但这并不是因为它没有发生。

　　这并非流行歌曲或爱情小说中的夸大之词。我们都听说过很多感情甚笃的夫妻在配偶死后的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天内，也随之而逝;也曾听过亲朋好友在失去至爱之后，承受不了打击而憔悴萎靡。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对威斯康星的夫妇共同生活了72年之后，在1997年几乎同时去世;一名平时冠状动脉良好的年老妇女，骤然听到丈夫的死讯时，立即心脏病发作，并当场死去。

　　还有许多名人同样如此：尽管约翰尼·卡什的公开死因是糖尿病并发症，但很多歌迷都相信他死于过度悲伤——在他逝世的三个月以前，他的妻子吉恩·卡什在一次心脏病手术中死亡。

　　我们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毫不奇怪，因为我们都能够直觉出这一项现代科学已经证实的事实。在1996年的一项突破性研究中，哈佛大学的研究者把重要人物的死亡所引发的哀伤列入心脏病发作的诱因之一。在一项持续了4年的研究中，研究者调查了1774名突发性心肌梗塞的患者。他们会被问及很多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在你过去几年内，你是否听到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的死讯?”

　　资料显示，至爱之人的死亡与心肌梗塞之间有一定联系。在听到至爱的人死去之后的头24小时里，心脏病发作的几率是平时的14倍;在第二天，变成8倍;第三天，则是6倍。

　　悲伤深深地损害着病人的神经。但是，病人常常把伤痕深埋在心里，因为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

　　一天下午，一个40多岁的男士来到我的办公室，他穿着一条运动短裤，身材匀称而健壮，我还以为他走错地方了。

　　我正巴望着有个新病人上门，因为在那以前，我正在耗费好多时间分析厚厚的体检报告，所有结果都是一样的：两侧动脉严重堵塞。从那些数据里，我似乎能看到那些奄奄一息的病人。但是，站在我办公室的那个男人肌肉发达，身强力壮，那模样比我还要健康。

　　“我叫肯恩·拉福。”他握着我的手说道。

　　这居然是我的新病人。

　　“你跑了多远来这儿的?”

　　“没有多远……大约15英里吧……”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那个样子应该去拍维他命广告才对。

　　刚开始时，我们扯了许多在鸡尾酒会上才会交流的话题：哪条路线徒步旅行比较好，哪里的沙滩最美，等等。尽管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但肯恩似乎仍力图向我展示他的强壮和超凡本领。在我们谈话的间歇，我就得把注意力拉回我手头令人忧心的体检报告。

　　每一种疾病都有其深层原因，甚至还会让人大吃一惊。我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让病人揭开那层面纱，把真相暴露给医生——有时也是暴露给自己。

　　“我们来谈谈你的心脏病吧。”我对肯恩说。他一拍儿不拉地跟着我，愉快地转换了话题。在我们谈话时，他总是显得那么兴高采烈，神采飞扬，嘴咧得大大的，露出洁白的牙齿。

　　“嗯，我去看过别的医生，他们都建议我做动脉旁路手术，至少放个支架什么的。我想另辟蹊径，不想动手术。我决定自己采取措施，不开刀也能把病治好。”

　　“好吧，让我听听你的打算。”

　　“我首先进行节食，打那以后，我严格遵循了素食食谱……”

　　肯恩好像就是我多年以来向别人反复提倡的健康样板。他体重适中，吃的是无糖的素食，定期锻炼，而且，还及时补充鱼油或其他有益心脏健康的保健品。

　　10分钟以内，他像展示POWERPOINT幻灯片一样，向我描述了他是怎么样改变了生活方式。他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吃豆腐，控制胆固醇，进行节食——可是，他仍然没有治好他的心脏病。

　　他说得越多，我越不敢相信我面前的肯恩是我手头体检报告中的那一类人。他几乎完美无瑕——身材匀称有型，态度和蔼可亲。他外表健康强壮，却患着严重的心脏病，这两者相差之悬殊，让我万分惊奇。

　　他有些方面也让我很感兴趣。在我帮他做检查时，他的胸部感觉紧绷绷的，刚硬如石，好像他屏住了气一般。他的呼吸很浅。我让他做一次深呼吸，他好像只能用半边肺来进行。

　　我和他一起察看了体检结果，我指出尽管他看起来很强壮，其实患有高血压。当我碰到他的胳膊时，他猛地往后缩了一下，一刹那间我看到了他阳光灿烂外表之下的别的东西——他其实很胆怯，而且很容易激动。

　　“你生活中有什么特殊压力或者负担吗?”

　　“没有。”他说着，把眼睛移开了。

　　我再一次看了他填的表格。没看出什么特别之处。他是一家出版公司的主管，犹太人，结婚10年了。

　　“你有孩子吗?”

　　他笑了：“我只养了一条狗。”

　　“好吧，我准备给你开点降压药，而且，我会让我的助手罗妮跟你好好谈谈治疗计划;不过，你好像一切都已经做得够好了。”

　　肯恩的神色第一次显得有点困惑。显然他抱有极高的期望值。

　　“你不觉得我们还需要再做一次心脏扫描吗?你能不能再多给些建议呢?”

　　心脏扫描是肯恩目前惟一还没有做过的检查——几乎所有的检查他都做过了，有的还做了好几次。心脏扫描通过X光透视和扫描心脏，并把数据传到计算机中成像。血管造影术只显示血管里血液流动的情况，而心脏扫描可以全方位地反映心脏的各项信息。此外，心脏扫描是一种体外检查，相对于血管造影术具有更多的优势。

　　“我们已经很清楚你动脉堵塞的位置和程度了，”我告诉他，“没必要再体检了。”

　　“我的血液流动情况怎么样?我们能不能再看一次呢?”

　　我瞄了一眼他的体检数据。“嗯，你的血液流动情况很正常;甘油三酸酯指标没有问题，你的高半胱胺酸指标也没什么异常。”

　　“我的 C反应蛋白指标怎么样?”他问道。C反应蛋白是身体发炎时的一种非特异性反应，也是一种心脏病发作的重要诱因。他的C反应蛋白指标也很正常。

　　“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肯恩想了想，摇了摇头，站起身来准备离去。

　　虽然我感觉到他肯定还有内情，但他显然不想透露，我认为自己还是有责任帮助他。看着肯恩离去，我心里反复思考着，虽然科技手段能测试和检查出我们体内的许多情况，但人类的情感、伤痛和最柔软的地方，在常规检查里是看不到的。其实，一些常见的指标有时并不是疾病的决定性因素。将近一半的冠心病与家族病史、吸烟、高血压、肥胖和不爱活动等常见病因无关。

　　我经常告诉那些担心自己的心脏病家族病史的病人，天生的基因并不能决定一切，后天环境也可以改变基因。研究者早就发现，具有相同基因的双胞胎在被不同的家庭收养之后，后来所患的疾病截然不同，这就证明了基因并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

　　即使是胆固醇——这种冠心病的主要决定因素，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复杂病情中的决定因素之一而已。弗莱明汉姆的研究从1948年开始，持续了30年之久，涉及了5127名年龄由30岁至62岁的人。每两年，那些没有任何心脏病症状的参与者会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体检，如果你去查看弗莱明汉姆的报告，你会发现35%的冠心病患者体内的胆固醇指标在150~200之间。弗莱明汉姆还发现，80%的冠心病患者体内的胆固醇指标与那些没有冠心病的人无异。

　　过了一个星期，罗妮打电话来说想和肯恩多交流时，我非常吃惊。

　　“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位病人是颗定时炸弹呀?”

　　“你是什么意思?”

　　“我去问他能不能把预约推迟两小时，他大发雷霆，怒不可遏。”

　　“你是在开玩笑吧，罗妮。”

　　从这时起，罗妮才把肯恩的真实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

　　虽然肯恩自己不愿意向我承认，他和妻子辛迪曾经有过一个叫乔治的儿子，乔治是他们好不容易才怀上的独生子，他们非常爱他。

　　这一对夫妇中年才结婚，他们非常渴望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辛迪曾两次流产，所以很难怀上孩子。采取了很多措施之后，乔治终于出生了。但孩子一生下来就患有肺病，要住院很多天，而且幼年时需要父母长期细心的照料。尽管如此，这一对夫妇欣喜若狂，他们在孩子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爱和心血。

　　乔治7岁生日时，他的祖父母送了他一副滑板。他只被允许在家里那条长车道斜坡上玩滑板，这样父母能盯着他。在看了儿子几分钟以后，肯恩进屋去打个电话，辛迪一个人留在那儿照看乔治。

　　乔治在长车道斜坡滑上滑下，过了好几分钟，辛迪走开去看看一棵新种的树长得怎么样了。

　　就在辛迪离开的几秒钟内，乔治滑到了坡底，冲到了街道上，准备调节一下滑板方向。辛迪马上向乔治跑去，在20码开外，一辆车子撞上了乔治。

　　肯恩看到了这幕惨剧，也发疯似的冲了出去。

　　辛迪还在拼命打电话叫救护车，肯恩把乔治抱在怀里，自己开车把儿子送到了医院急救室。

　　整整四天四夜，肯恩和辛迪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没换过衣服，粒米不进，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死去。附近的祷告团和医学专家都过来了。医院向乔治不断地输血，还进行了急救手术，但是，他们还是回天乏力。

　　乔治死了以后，这对夫妇的生活几乎陷于崩溃。

　　每位遭遇不幸的父母都一样，这是不足为奇的。肯恩和辛迪的表现却正好相反。辛迪想多谈谈乔治，看看乔治的照片，想时刻牵挂和怀念心爱的儿子，可肯恩却根本不愿意再回忆过去。他不愿意表现出一丁点儿悲伤，甚至假装从来没有过这个儿子。他从不踏入儿子的房间，甚至不上二楼，因为乔治的房间就在那儿。相反，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爬山和徒步旅行中。

　　就在一次徒步旅行中，他发现自己患上了心绞痛，下山时他觉得胸口一阵阵发紧。他安慰自己没什么事，但辛迪却逼着他去看医生。虽然他从来没有心脏病史，而且也没有任何高危因素，肯恩还是被诊断出了患有严重的动脉堵塞。

　　肯恩在见我之前已经去许多医生那里就诊过，希望能有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但是，他从来没向医生们提过他儿子的意外身亡。

　　我回忆了我当时的询问：“你有孩子吗?”“我只养了一条狗。”这是肯恩的回答。我终于明白了。人们在失去孩子时，根本不想再提起这件事，似乎为了能继续活下去，他们就得把过去的一切抛之脑后。

　　我想，这就是肯恩的心结。他花了巨大的代价和努力，为自己那颗破碎的心砌起了一道高墙。

　　肯恩的遭遇让我想起了乔达弥的故事。乔达弥是位生长在佛陀时代的少妇;她的第一个儿子在1岁左右就夭折了。乔达弥伤心欲绝，抱着小尸体在街上奔走，碰到人就问是否有药可以让她的儿子复活。有些人不理会她，有些人嘲笑她，有些人认为她发疯了。最后一位智者告诉她，世界上只有佛陀一个人能够为她创造奇迹。

　　因此，她就去找佛陀，把儿子的尸体放在佛陀面前，说出了整个过程。佛陀以无限的慈悲心听着，然后轻声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治疗你的痛苦。你到城里去，向任何一户没有亲人死过的人家要回一粒芥菜籽给我。”

　　乔达弥很高兴，立刻动身往城里去。她对第一户人家说：“佛陀要我从一户没有死过亲人的人家拿回一粒芥菜籽。”

　　“我们家已经有很多人过世了。”那个人如此回答。她于是又走向第二家，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家已经有无数的人过世了。”她又走向第三家、第四家，向全城的人家去要芥菜籽，最后终于了解佛陀的要求是无法办到的。

　　她只好把儿子的尸体抱到坟场，做最后的道别，然后回到佛陀那儿。

　　“你带回芥菜籽吗?”他问。

　　“不!”她说，“我开始了解您给我的教法，悲伤让我盲目，我本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受到死亡的折磨。”

　　也许没有比失去孩子的父母更盲目绝望的人了。研究表明，孩子的死能够缩短深爱他们的父母的寿命。

　　丹麦的研究人员调查了21000多名父母，他们的孩子死于1980~1996年间。研究人员将他们的健康纪录与30万名孩子仍然健在的父母相比。结果发现，相对于其他母亲，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更容易有自杀倾向，或者发生意外死亡。那些失去孩子的父亲在头四年里自杀或意外死亡的几率，比其他父亲高了两倍。医生们相信，正是孩子死亡带来的悲痛与重压提高了父母的死亡率。

　　悲痛有很多种表现方式：高度紧张，无法释怀的抑郁和忧伤，甚至还包括愤怒与敌意。那些沉溺于悲痛的人常常停止服药和锻炼;他们重新抽烟，酗酒或者滥用药物来排解痛苦。

　　在悲痛的气氛中，身体从交感神经系统中分泌出大量的压力荷尔蒙，使得心跳加速，动脉缩紧。

　　事实上，急诊室的医生经常会遇到患上了应激性心肌病或“心碎综合症”的病人，他们平时健康状况良好，没有心脏病史。他们通常遇到了一些急发事件，比如亲人的死亡，因此，他们会感觉到身体出现类似心脏病的症状，如胸痛、气促和休克等。

　　当回流到心肌的血液遭到血栓的阻碍时，心脏病便会发作。在冠心病人中，情感压力常常促发心脏病。患有“心碎综合症”的病人往往诊断为没有血管栓塞和动脉的问题，但我们可以在心电图中看到，他们的心肌酶有少量提高，从而暂时性地减弱了心肌跳动的能力。

　　这种病症也被称为压力性心力衰竭，其诱因不是血管栓塞，而是突发性打击。它使肾上腺素和其他压力荷尔蒙分泌在短时间内激增，许多毒素流向心脏，降低了心脏输血功能。研究者发现在患有“心碎综合症”的心脏里，荷尔蒙、邻苯二酚胺或肾上腺素等指标比正常人高出了30倍之多，甚至比一些心脏病发作的病人还高了5倍。

　　悲痛会引发一系列心理变化，而且，这些变化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研究了大多数人在面临自己或他人死亡时的心理阶段。这些阶段包括：拒绝接受、愤怒、协商、抑郁和最后接受。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所有的心理阶段，但大多数人起码经历了其中的两个。

　　正常人的悲痛过程是逐渐完成的。这并不是说他完全摆脱了痛苦和失落感，而是他仍然保持一份平静。一个没有完整地经历上述心理阶段的人，往往会陷于某一阶段而沉溺不已，不能自拔，比如肯恩——他就一直停在拒绝接受的阶段里。

　　印度僧人斯瓦米·维韦卡南达曾经写道：

　　环视四周，看看自己在寻找什么?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

　　这颗星球来自于一粒种子，它长成了参天大树，完成了轮回，又会再变成种子。动物出生，存活一定时间，然后死亡，最终结束了一番轮回。人类也如此。高山慢慢地走向坍塌，河流渐渐地会干涸，雨水来自大海，又流回大海。万物都在精确无比地重复着出生、成长、发育直至死亡的轮回。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经验。

　　但是，孩子的死亡并不是日常经验。他们正常的成长和发育被打断了。这样的死亡搅乱了自然的规律。无论是从我的职业经验，还是从我作为女儿与妹妹的体验，我都非常理解这种感受。每一位失去孩子的父母都有一颗破碎的心。我父亲约瑟夫正是这种悲剧的牺牲品。我父亲是一名保险推销员，还是业余诗人和喜剧演员。正是他出人意料地希望我将来能从事医生这一职业。在本森赫斯特，没有人会认为女人也能当医生，但我父亲对我寄以厚望，希望我能成为第一名女医生。

　　起初，我并不想当医生，而是想成为一名人类学家。我整天跟在我表姐的男朋友后头，他那时在宾州大学学人类学专业，我希望自己能和他一样。

　　但我对活着的生命的偏好远远超过了对文物的兴趣，我父亲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很欣赏我在饭厅里做的微积分和生物作业。他发现我是第一个冲出去帮助巴多洛米奥先生的人——巴多洛米奥先生刚刚在路边摔了一跤，伤着了脚。

　　“告诉你，米米，你将来要当医生的。”

　　“不，我要当人类学博士。”

　　我父亲的性格有点像莎士比亚戏剧里的角色，他酒量很好，是个开心果似的人物。他一坐在饭桌上，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我父亲生长在一个热闹兴旺的大家族里，家里人天生便有优越感。但是，当我家里遭受了两次不幸时，却没有什么能帮助我们。

　　在我们还沉浸于母亲早逝的悲伤中时，我15岁的哥哥由于溺水而意外死亡。第二次打击几乎把我父亲整个击垮了。虽然我们都为这次意外万分哀痛，但我父亲从此一蹶不振了。

　　他本来心脏就不好，我哥哥去世后更为恶化。但是，他外表还是非常坚强，对自己的感受不发一言。其实，那时他正处于接受死亡的抑郁阶段，几乎没有任何求生意志，50岁便死于冠心病。如果他的悲痛能得以缓解或转移，也许一切都将不同了。

　　我想起了肯恩绷紧的胸部和强颜欢笑，这和我父亲太像了。但我不允许自己随随便便就采取什么举动。毕竟，我自己也曾感同身受。

　　在肯恩看了好多治疗师、牧师和医生之后，一个不同寻常的机会降临了。一位朋友目睹了肯恩和辛迪的悲痛，给他们介绍了一位著名的巫师，他是一名具有非凡能力的人，声称自己具有通灵的能力。肯恩和辛迪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是同意去见那位巫师。

　　他们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去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巫师就住在小镇边上的一幢没有门牌号的房子里。巫师叫亨利，相貌平凡，沙黄色的头发，看不出身赋异禀。

　　“我的本领是与生俱来的。”他招呼他们说，“我希望我能帮到你们。”

　　巫师只知道一件事： 这对夫妇的孩子死了。和他们坐在办公室里谈论的时候，他说，他相信人死了以后，会去一个没有肉体痛苦和精神折磨的地方。

　　然后，他闭上了眼睛，似乎陷入了沉思中。“我看到一个小男孩走过我面前。他留着一头棕色的头发，剪成伯斯特·布朗发式。我看到他是个随和开心的小孩，正在和一群小伙伴玩耍。”

　　起初，肯恩并没有被这些信息打动，因为他觉得巫师有一半的机会能大致描述一个小孩应该是什么样子，而其他部分还是模糊不清的。

　　但辛迪开始发起抖来。“那是乔治!”她摇着肯恩的胳膊说道。

　　巫师接着说：“我现在捡起了一只鸟，这只鸟很大，是蓝色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不。”肯恩厉声说道。

　　“现在我看清楚了。”巫师说，“我觉得这是一只鹰。”

　　肯恩难以置信地摇着头。

　　“这只鹰待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地方。”

　　辛迪马上控制不住地痛哭起来。“这是那个文身!”她哭道。

　　原来，就在乔治死的前一天晚上，他的一个小伙伴给了他一个文身盒，而且，用墨水在乔治的后背上文了一只鹰的图案。乔治特别喜欢这个东西，他站在镜子前欣赏了一个晚上，而且宣布他晚上不洗澡了，否则会把他漂亮的文身给洗掉。

　　巫师的话把两个人都震慑住了，除了他们两人和乔治的朋友以外没人会知道这件事。这对夫妇在听到巫师把他们的私人信息全都说对的时候，更是目瞪口呆：他们以前养过的狗的品种，他们蜜月旅行的地点，他们对小儿子的昵称，他都一清二楚地说了出来。

　　最后，亨利说：“如果你听到我刚才的话，感觉舒服了一些，你儿子还托我带了一句话给你。”

　　辛迪拼命地点头，看着肯恩，肯恩已经悲伤得失去控制了。他开始大汗淋漓，双手发抖。他把手紧紧地捂着脸，说：“我不知道!”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不想……”

　　“肯恩，求求你了，”辛迪说，“我们没机会了。”

　　肯恩把双手从脸上放下来，凝视着妻子的脸。“好吧，请说吧。”

　　“嗯，”亨利说，“这句话是专门捎给你的，肯恩。乔治想让你知道，虽然他只是个小男孩，但他的生活目标已经完成了。他现在必须走了。他已经慢慢接受了这一事实，他希望你要接受。还有一件事——他要你继续完成那些有声书，他说M在等着——这是什么意思?”

　　肯恩开始号啕大哭。他在心里筑起的堤坝终于倒塌了，他在儿子死后拼命隐藏起来的感情全都暴露无遗。他双手捂着脸，哭得像个孩子。

　　亨利走了出去，好让他们俩单独待一会儿。当肯恩终于平静下来时，他告诉亨利，听到那些毫厘不爽的话，他非常感激。

　　肯恩的出版公司一直以来都在赞助一个公益项目，把一些有声读物赠送给医院和收容所的病人和穷人。乔治特别喜欢陪着爸爸一起去做这件事，特别是到当地的儿童医院，在那儿他认识了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马克，马克得了癌症。两个小男孩都喜欢阅读《哈利·波特》，马克一直在找乔治死后才出版的最新一辑。但是，乔治出事以后，肯恩没办法继续这项工作，也没有再去医院。

　　虽然肯恩自己也是教徒，他自己也没意料到这次与亨利的会面能这么大地减轻了痛苦。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发现他能够和妻子谈论乔治，他能看着乔治的照片，能帮着清扫儿子的房间……在某种程度上，他终于能平静地对待乔治的死。最明显的疗效是，他又能去做那些现在看起来非常有意义的公益性工作了。

　　肯恩的心脏病不可能一次就解决掉，这不现实。但是，肯恩开始正视现实，敞开心扉。他去咨询了悲痛辅导医生，不再强迫自己去锻炼，他终于把压在心口的千斤巨石卸下来了。

　　专家说过，那些遭受了巨大痛苦的人都需要一个渠道来缓解悲伤。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的生活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作家韦恩·穆勒曾在书中写道，我们一直以为自己会长命百岁，因此对生活漫不经心，敷衍了事。但是，我们所爱的人的死亡，往往会让我们警醒，认识到死亡是每个人的必然结局，生命是无价之宝。

　　严肃地对待生命会促使我们考虑到命运的安排;我们开始探索生命的终极意义。

　　穆勒探讨了激励我们情感与好奇心的原因，他这样写道：“好奇心与‘治疗’一样，来自于同一个根源，我们怎么去爱，什么激发起我们的好奇心，这使得我们朝着远大的目标勇往直前。”

　　我一直思索着书中提出的两个问题：如果我们去日无多，很快就会死去时，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如果我们面临死亡时，我们应该怎样活下去?

　　无论何时，别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心脏病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时，我总是会回答我想多多帮助别人的心脏。支架手术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可以挽救病人的生命，使他们多活好多年，做好多事情。还有什么能比得上切开病人的动脉，让鲜红的血液再次流进奄奄一息的心脏更快乐的事呢?

　　我工作的心脏实验室离我的家乡有好几千英里之遥，但在骨子里我还是纽约人。我过往的童年生活，我所爱并失去的人，还有他们的梦想，都时刻铭记在我心中，最终长成了一棵大树。

　　诊断病人，看着他们虚弱无力地入院，最后痊愈出院，对一些医生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件令人头疼的工作。但对我而言，这好像是一种因果轮回，一种对我的家人神圣的报偿。

　　在我感觉到宇宙里的某件事情得到了修正，而我童年的伤害终于得到了补偿以前，我还需要拯救多少条性命?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我还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