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改装网络电视机:学习十七大报告札记：两次结合?两次飞跃?两大理论成果

一、关于两次结合
“结合”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统一。 “两次结合”，说的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体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实现两个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首创者是毛泽东。从他有关的大量论述来看，上世纪30年代提出这一命题的根据在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固有性质；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政治经济发展具有极大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和革命的基本特点与基本规律；党内三次 “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 “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使党和革命事业几乎濒临绝境带来的惨痛教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一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按照中国的特点灵活恰当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二是使中国革命丰富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即把中国的斗争经验进行总结提炼使之上升为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实现途径，一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关键是树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二是全面深刻地分析和认识中国实际，关键是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要 “化”出中国自己的特色， “化”出中国自己的理论。
第一次结合，是毛泽东率先垂范，带领全党经过十几年的艰辛探索实践，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的；接着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初七年间，带领全党继续探索实践，总结国内和国际尤其是苏联搞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的。所以第一次结合，包括民主革命中的结合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结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
第二次结合，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现的。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再次结合的问题。他在那年4月4日讨论斯大林问题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表讲话，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 “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少成功的探索和实践，同时要总结缺点和片面性，指出：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他探索第二次结合的代表作《论十大关系》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这一探索迅速见效，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不久即因 “左”的干扰而中断，往后的探索渐入歧途，出现了许多重大失误以至“文化大革命”的长时间全局性严重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受到挫折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倒退。所以总的说，他的探索是不成功的，未能正确解决第二次结合的问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既继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观点，又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拨乱反正，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围绕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解放思想，把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重新纳入科学的轨道。在此过程中，取得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初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其后又经过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成功地实现第二次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二、关于两次飞跃
“飞跃”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质的变化和根本性发展。 “两次飞跃”，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两次结合取得的实践成果，其标志是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
关于两次飞跃，1987年党的十三大作了如下阐述：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对这个问题，有三点需要思考和注意研究。
其一，第一次飞跃的实践成果，不仅是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而且应包括建国初期的三大改造，特别是用赎买政策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基本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薄一波曾指出，我们党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面性的政治特性，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用赎买政策解决这个矛盾，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没有说过的，也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没有先例的，是毛主席和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其二，十三大说第二次飞跃是 “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十分确切。 “开始”找到仅是发端或起头，不等于完全或完成。事实上，从十三大以后又经过二十年不断探索实践，到现在方能说已经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 “已经”仍不等于完全或完成，对这条道路的探索实践还将继续下去，还要进行长期不懈努力去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一步从必然的王国走向自由的王国。正如列宁所说的，人对事物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是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的过程。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愈来愈深化，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
其三，近几年来不少学者提出的 “三次飞跃”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应当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到十三大，是一种飞跃，因为一是时代主题发生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我们所处的世界格局有了重大变化；二是国内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面临着不同于以前的新的历史性课题；三是其间有一个纠正 “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实行全面拨乱反正的问题。由此决定了这一转变带有根本性，党的理论和实践自然具有极鲜明的独创性和开拓性，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大多尚属首次，所以是一种质的变化和发展，是飞跃。十三大以来，党的理论和实践又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没有变，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没有变。在这五个没有变的国内外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变化，虽然也很深刻很重要，却不是根本性的质的变化，所以不能看作一种飞跃。
三、关于两大理论成果
“理论成果”是指 “结合”和 “飞跃”在思想理论形态上的表现。 “两大理论成果”，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两次结合、实现两次飞跃过程中形成的两个科学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前几年，我们通常是提 “三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当时认识水平下采用这一提法未尝不可，不过今天回头去看有两点不足：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确切地讲是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说邓小平理论是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那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进一步回答，理论的主题和主线是同一的；其次，党的理论创新是无止境的，以后定会不断提出新的理论观点，那就会有四大、五大、六大等等理论成果的提法，出现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愈来愈长的现象，发生人们难于把握不易记忆的困难。
十七大在理论上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把近三十年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使三大理论成果改提为两大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个新命题，提出这个新命题有很大的特点和优点：一、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系列理论探索和研究的重大成果予以整合、集中、提炼，作出简洁、鲜明、确切的高度抽象和概括，不仅指明了新时期进行第二次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还规范了第二次结合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的表述方式；二、明确地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弥补了 “三大理论成果”提法的不足，避免出现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将愈益冗长的现象并使人们易于记忆和把握；三、两大理论成果的概括完全可以与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两大历史阶段相对应，即毛泽东思想与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相对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历史阶段相对应；四、坚持了理论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延续性、连贯性和开放性，不但可以包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正确理论观点，还可以吸纳今后党的一切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从而充分体现 “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固有品质和重要特性。
为了准确理解两大理论成果，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两个问题：
第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有些同志说，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这一理论体系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包括在内。其实不能这样看。因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同时还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毛泽东当然是有重要理论建树的，上世纪50年代他的 《论十大关系》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这种理论建树的集中表现。即使在他步入晚年之后，还是在发展商品经济、尊重价值规律、科学划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等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对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 “左”倾思想的支配下，他的理论观点往往自相矛盾，未能首尾一贯，而且有不少重大失误和错误，以致使 “阶级斗争为纲”、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左”的一套东西，成为他的主流观点。所以，我们既要肯定毛泽东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先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创始者，又不能说他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思想体系，成功地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把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观点，单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这条道路的开辟，发端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成为建国以来最重大历史转折，根据即在于此。十七大报告把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这条道路的开辟的上限，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体现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薄一波曾说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始于毛，成于邓”，这个评价是比较确切，很有见地的。
第二，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自十四大以来，我们党一直把系统化的邓小平的理论观点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现在看来，邓小平理论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全部，但仍必须把它看作是这一理论的主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中，邓小平理论居于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因为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人邓小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命题的提出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设定者，是世界时代主题转换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发展战略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最基本原理的主要阐发者，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者，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总体框架的设计者和构建者。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历史性贡献，但它们都是建立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的，都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们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当年毛泽东在阐述马列主义与马、列的后继者（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思想理论的关系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马列主义是主干，其他都是枝叶。没有主干，就没有枝叶。枝叶茂盛，离不开主干。邓小平在1977年一次谈话中讲到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时也指出：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与此同理，我们是否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是主干，其他枝叶的茂盛离不开这个主干；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归根到底是邓小平理论。这样说，不仅客观地肯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而且如实地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有助于加深对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科学性、真理性的理解。
（作者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社科联名誉主席，研究员）
来源:宁波日报 08-04-07
一脉相承的两大理论成果
一脉相承的两大理论成果——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联系
中共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相继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形成新的认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脉相承的两大理论成果。
相同的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贯穿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条主线。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展开的标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拓展和深化。
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开始的，是从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入手的。在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领导我们党破除了思想上的僵化和体制上的禁锢，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深化了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的认识，进而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题。邓小平理论围绕这个主题的全面展开，就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科学回答。
邓小平理论面对世界的新发展、新变化，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并对世界发展和时代特征作出新的科学判断，形成了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论、社会主义开放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邓小平理论最基本的观点和最核心的内容。这些观点和内容的全面展开，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军事、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理论。
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实践上有新突破，理论上有新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成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应运而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一新的理论成果，也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来展开的，既体现了对这个主题的延续，也体现了对这个主题的深化。
邓小平理论从根本上、宏观上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拓宽了人们的视野，规划了发展的蓝图，而其基本理论观点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展开，又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回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依据新的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新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回答。这些回答，体现了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化。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创造性地回答了执政党建设的有关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对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执政党建设的系统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一致性，也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向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一致的战略思路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联系，还集中体现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路的一致性上。
第一，使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相统一。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中国长期以来闭关锁国、远离世界的教训，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并把它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不掌握世界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信息，是不行的。只有面向世界，把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之中，才能有更好更大的发展。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一个开放的、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对世界的发展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直接意味着世界市场的扩大；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发展直接体现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将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新的借鉴。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中国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强调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的东西。加入世贸组织，提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新战略，是把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有力地推进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第二，使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富裕相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国家的强盛，还要实现人民的富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理念，也是邓小平现代化建设思想的起点和归宿。强国富民，是近百年来中国人的不懈追求和梦想。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必须承担起实现强国富民的历史责任。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困，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实现国家的兴旺发达。
强国富民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要坚持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要把这种先进性和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并以此来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把握人民的愿望，使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得到巩固，使强国富民的目标不断得到实现。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使人民群众得到应该得到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群众得到的物质利益不断有所增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实行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祖国的富强之道，也是自己的富裕之道。
第三，使现代化的实现和社会主义的振兴相统一。邓小平同志把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明确的现实目标，同时又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大局来思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他认为，能否实现现代化，关系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也关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命运。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振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和优越性，应当直接体现为在避免社会动荡、避免两极分化的前提下，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用100年的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和社会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是共同富裕的，不仅能实现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和追求，而且能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使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和富强起来，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形势下对全党的明确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振兴的统一性，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长期性、阶段性，全面阐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步骤，提出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现代化奠定基础，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前提。
共同的思想起点、科学精神和价值取向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理论上都源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上都立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它们有着共同的思想起点、共同的科学精神和共同的价值取向。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贯穿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科学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也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思想原则和科学精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拓展，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同邓小平理论一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在理论的各个方面都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科学精神，我们党才能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点和逻辑起点，离开唯物史观，在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很容易陷入空想，在实践中搞社会主义很容易制造乌托邦。邓小平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置于现实的基础上，尤其是置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把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特别强调，要努力使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都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强调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断改革生产关系，不断调整所有制结构，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体现了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价值取向。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人民群众的愿望，是邓小平理论的价值取向。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关于“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都是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同样，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贯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取向。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繁荣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执笔：秦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