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输论”再认识

　　作者简介：翟洪峰（1975—），男，江苏邳州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近现代史等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摘要：“灌输论”是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模式的台柱子，反思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的利弊得失绕不过对“灌输论”的重新认识。“灌输论”有其提出和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并服务于特定时期的历史任务。一旦超越时空限制，滥用该理论，必然造成思想钳制、政治专制和人格异化。

　　关键词：灌输论、列宁、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

　　“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著名原理，也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灌输论诞生以来，尤其在灌输论进入国民教育领域以来，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引起了持续的关注。所谓关注不仅表现为人们对它的肯定和捍卫，还表现为它也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和否定。进入21世纪，信息化、多元化、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强劲。具有单一化、单向化、强制性嫌疑的灌输论遭遇巨大挑战。如何来看待灌输论的当代命运呢？对于如此宏大的命题，我试着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几点粗浅看法。

　　一、回到灌输论原点

　　回到原点，就是正本清源，从源头上考察灌输论提出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内容与目标动机。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灌输论是几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辛勤创作的结晶。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构成了“灌输论”的思想源头；考茨基对马克思、思格斯的思想进行了出色的发挥，赋予“灌输论”初步的比较系统的理论形态；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的实际，进行了新的理论创造，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灌输论”观点体系。[1]灌输论真正扬名的当然主要是与列宁联系在一起的。1899 年列宁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900年创办《火星报》，并以此为阵地发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等一系列文章，1902 年3月出版《怎么办？》。通过这些著作，列宁发展出完备的“灌输论”原理。

　　列宁为何在世纪之交频繁推出上述文章呢？是为了批判当时盛行的工联主义/经济主义的思潮和做法，顺带批判恐怖主义。工联主义者认为在专制的俄国，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联系比任何国家都要分不开，在俄国开展经济斗争必然会碰到政治问题，因此经济斗争具有了政治斗争的意义。通过经济斗争既可以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也能够逐渐地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因此工联主义者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和发动日常的“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列宁严厉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理论主张，认为工联主义者/经济主义者迷信群众的自发性，迷恋经济斗争，指责工联主义的理论加剧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使党进入一个混乱、瓦解、动摇的危机时期。

　　在批判中，列宁阐述了“灌输论”的基本问题，即为何灌输、向谁灌输、由谁灌输、灌输什么和怎样灌输等一系列问题。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单靠自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2]p317，形成不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在工联主义的意识的指导下，必然形成工联主义的政治，“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甚至参加政治革命，还丝毫不能使它的政治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2] p378 因此工人阶级的自发性和工人运动的低水平解决了“为何灌输”的问题。灌输的对象自然是处于自发状态的工人群众。灌输的主体，即灌输者自然不能是工人群众，主要是“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2] p317，以及少量脱离了生产劳动的先进的工人领袖。知识分子的灌输权来自于他们掌握了政治知识的创作权，而工人阶级据以提高政治意识、告别自发状态的阶级意识—社会主义学说就是从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 [2] p317-318。因此知识分子肩负着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学说的神圣使命。而灌输的方式则是“宣传”、“鼓动”和“号召”，而报纸和各式各样的宣传册、传单以及各种范围和类型的演说便成为灌输的主要途径。列宁对“灌输论”完整而系统的阐述，使《怎么办？》成为“灌输论”的标志之作。

　　如何认识列宁的灌输论呢？首先，灌输论是应时而生的，有其历史必然性，把它视为历史的偶然甚至误会显然是不妥的。其次，列宁的灌输论也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的“需要”和“积极性”上面。列宁以工人群众的口吻说：“我们并不是一些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稀粥就能喂饱的小孩子；我们想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想详细了解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想积极参加所有各种政治事件。为此就需要知识分子们……多给我们些我们还不知道的……政治知识。” [2] p358可见，列宁的灌输论其实暗含着某种双向的意思，它不是全然不顾工人群众的需要和感受单向地、强硬地灌输后者所不需要的东西。令人遗憾的是，列宁“灌输论”的这个“合理内核”后来竟被人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再次，灌输论解决了当时俄国革命中的迫切问题，它肃清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种种非列宁主义思想，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推动革命的巨大作用。

　　基于上述认识，灌输论至少应当得到今人的尊重，不能把灌输论流传变异过程中出现的诸种问题归咎于列宁，列宁不承担灌输论的原罪。

　　但是历史有其复杂性，列宁的灌输论的内容无可厚非，但论证方式却存在某些局限，这些局限在革命成功后不仅未能得到及时的清算和纠正，反呈加剧之势。所谓的局限性主要来源于文章的论战性质。一般而言，论战性的文章自然要不遗余力地辩护己方的观点，驳斥对方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煽动性和攻击性。列宁对敌斗争是无比英勇的，他手中的笔胜过千军万马，所向披靡。然而，用这种手法来对待同一阵营的同志和盟友是否合适呢？列宁批判的经济派与布尔什维克同属一个大的阵营，都从事着工人阶级解放的事业。他们对工人运动的主张乃至纲领存在分歧，但并非水火不容、不共戴天。对同一阵营的盟友的过火斗争，尽管捍卫并增进了自己宗派的利益，甚至增进了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但它也加剧了宗派主义和反民主的倾向。之所以出现这种令人扼腕的内在矛盾根源于列宁的革命至上主义，为了组织革命大军，壮大革命声威，早日争取革命胜利，即便暂时让人民遭受“面包和自由”匮乏之虞也在所不惜。革命的“必要之恶”后来却演变成“以革命的名义”的伪善言辞和霸权逻辑。“以革命的名义”一旦泛滥，就为形形色色的镇压、迫害、羞辱、蒙蔽、杀戮等反民主、反人道的专制主义扫清了道路，革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对于苏维革命的蜕变，陈独秀在晚年曾经率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分离的，不能把两者割裂甚至对立起来。他说：

　　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作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专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3] p266

　　陈独秀的洞察力无疑令人感佩，然而历史的发展还是超出了陈氏的预见，他预料不到“以革命的名义”还催生出比领袖独裁更为恶劣的“暴民专政”。正是后者彻底颠覆了社会秩序，掀翻了基本的伦常观念，使整个社会陷入“集体性癫狂”。

　　二、灌输论在中国的流变

　　读过列宁的《怎么办？》方才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说毛泽东是个列宁主义者而非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列宁的忠实信徒，毛泽东的思想武器主要来源于列宁，甚至文风与列宁也有几分相似之处。

　　毛泽东与灌输论有何关系呢？就笔者的阅读范围而言，尚未发现毛泽东明确使用“灌输”的字眼，尽管他提出过“严重的是要教育农民”、“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等著名论断。但这并非意味着毛泽东未受“灌输论”的影响。毛泽东在党内思想斗争和教育问题上可能比列宁要温和一些，他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提出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些都是应当肯定和赞赏的。然而，正如在民主问题上的表现一样，毛泽东在思想政治斗争和教育问题上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蜕变和倒退。

　　民主革命胜利后的思想路线斗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火爆，最后硝烟弥漫，伤痕累累。在毛泽东上述转变的道路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5）和《驳“舆论一律”》（1955.5）是两个重要的结点。之所以特别提到这两篇文章，还由于能从中寻觅到《怎么办？》的若隐若现的踪影。前篇文章奠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政策的基础，指明了文艺工作的方向，其意义在此不须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提出所谓的“揭露”与“歌颂”的问题。毛泽东强调对敌人要揭露不能歌颂，对自己则只能歌颂不能揭露，这与列宁的《怎么办？》的逻辑是一致的。列宁说：“政治揭露本身就是瓦解敌人制度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就是把敌人的那些偶然的或暂时的同盟者引开的一种手段，就是在专制政权的那些固定参与者中间散布仇恨和猜忌的一种手段。” [2] p372 “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 [2] p372-373后篇文章与《怎么办？》简直异曲同工。毛泽东说：“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 [4] p157，“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 [4] p157，但是对反革命就不能用这种办法，要用“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 [4] p158，并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们的制度” [4] p158。毛泽东说这席话的时候，中国处于政治氛围尚属正常的年代，然而其中的火药味连嗅觉再差的人也能闻得出来。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后的一连串事件自然也早已铺垫完毕。

　　灌输论在中国的另一流变是它从政治思想领域进入国民教育领域，成为执政党推行全民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金科玉律。至此，灌输论完成了两次跳跃（称为“越界”或许更合适），一次是从俄国到中国的跳跃，跨越了国界和时界，但毕竟大体上限于政治领域，第二次是从政治领域跳跃到教育领域，灌输论的作用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它的根本目标就是数以亿计的国民“灵魂深处起革命”。在灌输论的指导之下，以高校为例，思想政治课程体系被设置出来，课时总数被规定下来，一本本教材被编写出来，一批批教师被培养出来，中国形成和发展起举世无双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同，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课又呈现出罕见的频繁的变动性，甚至戏剧性。

　　面向高校学师生、长达半个世纪有余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工作功效如何？它推进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和全社会的政治化，从意识形态领域维护和增加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与共产党整合社会的能力，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坚强有力的政治权威、维系各方的动员中心、基本安定的社会秩序。因此“灌输论”及其指导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在历史上有其积极意义，完全否定是不对的。然而，就其总体来说， “灌输论”指导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很难断定它是成功的。建国以来，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低效的批评和指责在官方文献中屡见不鲜，即便在政治氛围正常、共产党威望很高的1950年待前半期也是如此。我们来看看一篇文献。1955年4月25日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刘子载在高等工业学院、综合性大学校院长座谈会上作了《关于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发言。他在笼统地肯定建国以来高校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后，以主要篇幅列举了高校政治思想工作存在的不少问题，明确指出学生 “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侵蚀的现象仍然是相当普遍而严重的” [5] p19。主要表现在：学习观点不正确和轻视劳动，不问政治倾向，纪律松弛甚至道德败坏。对于教师的教学，他认为高校政治思想课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一般说来还是不高的” [5] p21，提出了改进教学的思路。这篇文献证明高等学校政治思想课教学效果欠佳的问题由来已久，它不是今天特有的现象。这难道不值得人们去反思吗？从哪里反思呢？笔者以为应该从执政党对“灌输论”的误解误用开始。

　　首先，放大了“灌输论”前提假设的缺陷。“灌输论”者把人假设为一个小写的人，一个有认知缺陷的人，这种人必须由大人物的教育和帮助才能克服本身的缺陷。归根到底它或许主张人是恶的，是需要靠先知先觉加以提高和改造的，改造之后又是要服从和服务于先知先觉的纲领路线的，即要把自己变成螺丝钉，变成冲锋陷阵的工具。它或许还主张人性差异论，人分三六九等，怀疑和否定“共同人性论”，即除了先知先觉，芸芸众生可能缺乏自我完善、自我修炼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只能为前者所专有。把人工具化的极端后果不是万千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就是普罗大众匍匐在神圣的偶像面前，山呼万岁。

　　其次，抛弃了列宁“灌输论”的合理内核，即灌输应建立在对象的需求上面。高校思想政治课从课程的设置到教材的编写充满了党和国家的意志，党和国家的意志又是通过其人格化代表——从领袖到各级领导者，即整个官僚机构——来体现、执行和贯彻的，因此，高校思想政治课不能不受到长官意志的层层干预和控制，它的科学性必然受到强烈干扰，距离底层社会生活和学生需要越来越远，也就难以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喜爱。此外，既然长官意志操纵思想政治课，两者之间必然结成“你变我也变”的关系，导致思想政治课不能不陷入“跟风走”的困境，使自己背上了反复无常、自相矛盾的负面评价。

　　再次，对“灌输论”最大误用是把它从相对狭小的政治革命领域广泛植入政治、文化、教育、日常生活等社会各领域，推动社会每个领域的革命化。而推动的方式基本上是生搬硬套、强迫命令，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尤为突出。

　　三、告别灌输论之后

　　必须还原灌输论的本相，把它还给历史，赶回政治的圈子。如果这样，高校的思想政治课怎么办？

　　告别灌输论并不意味着取消高校思想政治课，而是应当加以大刀阔斧式的全盘改革，从指导思想，到课程设置，到教材编写，再到教学方法手段，统统都要改革。指导思想应当确立人本主义的理念，把人当作大写的人、主体的人，人就是人本身，而不是工具性的人。这样的人不分阶级、民族和肤色，不分时间和空间，拥有共同的人性。因此，这样的人性，就要坚决对种种特殊性和差异性说不。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人的发展与全人类的发展同步，才会融入人类文明的主流。

　　在新的指导思想之下，重新设置课程体系。高校思想政治课应当涵盖本民族生活的基本方面，如历史、道德、法律、政治、科学等。一旦如此设置，高校思想政治课的名称也要相应变化。按照人的共性来设计课程，可以大大减少课程设置的随意性和频繁的变动性，增加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和稳定性。

　　教学方法上，中国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依然可资借鉴，同时也要加上现代实验主义的一些好的方法，发现学生的需求，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与学生在共同实验中增加知识，激发兴趣，澄清疑惑，提高修养。

　　参考文献：

　　[1] 孙来斌,2004,《 “灌输论”思想源流考察》,《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

　　[2] 列宁，1995，《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 胡明，1990，《陈独秀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4] 毛泽东，197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5] 全国普通高校“两课”教育教学调研工作领导小组，2003，《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文献选编》（1949-2003），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