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只是想撩你txt微盘:毛岸英兄弟在上海：中共特科照顾 不可能流浪五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3:45:07
毛岸英兄弟在上海：中共特科照顾 不可能流浪五年
核心提示：李云回忆说：“当时形势相当严峻，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特科’成员大部分撤离上海，留下我们这些未暴露的同志坚持战斗，总负责人是邱吉夫，我丈夫徐强主管情报工作，也是我的直接领导。一天，徐强突然要我帮忙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约十一二岁。关于孩子的身份，他只说是烈士的儿子，从收养的人家跑掉了。”
作为寻找孩子的当事人之一，李云的回忆应该是十分可信的。
如果实情确是如此，那么，从1935年秋离家出走，到1936年6月前往苏联，毛岸英兄弟在上海流浪的时间，最长只有10个月。
1942年，周恩来、邓颖超到苏联看望毛岸英(右一)、毛岸青(右三)。（资料图）
本文摘自《东方特工在行动》，作者：萨苏、老拙，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在人们的印象中，特科干的都是打入敌营、获取情报、营救战友、消灭叛徒等惊心动魄的大事，岂不知，他们也干提着脑袋保护孩子的事情。20世纪30年代初期，周恩来让陈赓通过董健吾设立的上海大同幼稚园，就是个典型例子。而其中，毛岸英三兄弟则最为引人关注。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董健吾的大同幼稚园收养毛岸英三兄弟70年后，董健吾的儿孙，却将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告上了法庭。
董家后人提起民事诉讼的依据，是中组部的调查报告。1979年，胡耀邦抽调中组部三人，以李芳文为组长，组成调查小组，调查毛岸英三兄弟在上海时的情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访问当事人、证人、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查阅档案资料，勘察毛氏兄弟居住过的地方，最后撰写了一份《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时的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三，(毛岸英和毛岸青)在董健吾家中，生活困难，但无流浪、虐待事实……”
一边说，毛岸英兄弟在上海流浪五年之久；
另一边说：毛岸英兄弟在上海没有流浪。
那么，到底毛岸英兄弟在上海是否曾经流浪？流浪了多久？
这件事，似乎由此“盖棺论定”。
当然，如果这事仅仅是两家后人为往事不清所起的争执，到此罢了也就罢了。但是，这件事的后面，牵涉到中央特科那些默默无闻的志士，牵涉到他们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我们就不能这样轻率地下结论，而是应该实实在在地回过头去看看，当年的实情究竟如何？这样做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此事做个多余的判官，而是为了给当年那些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坚持战斗的特科先辈们一个并不多余的交代。
他们本已默默无闻，但他们所做的功业，不应被后人忘怀或者误闻。因此，就有必要依据相关的历史资料，做一个切实的回顾和分析。
现在我们从头说起，先说两家都没有争议的部分。
1929年8月，彭湃等人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处以极刑，行前给他的爱人许冰留下诀别信：“冰妹，从此永别，妹努力前进，兄谢你的爱！万望保重，余言不尽！你的湃。”
彭湃还留下了一个孩子。
由此，悲痛万分的周恩来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利用上层社会的关系，借助社会名流、友好人士的威望和影响，建立一个表面上收养社会流浪儿，暗地里抚养烈士遗孤的福利机构。这个机构作为党的秘密机构，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安全因素应放在首位。该机构的负责人更要慎重考虑，此人不但要有特殊身份，还必须有在白区工作的丰富经验。
周恩来把这件事交代给陈赓，陈赓则建议由特科情报科的董健吾出面承办。
董健吾毕业于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获得理工科、文科和神学学士学位，1928年在冯玉祥军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冯玉祥“礼送出境”，回到上海。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实际上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的特工人员。由他来开办一个表面上收养社会流浪儿，暗地里抚养烈士遗孤的幼稚园，确实是非常合适的。
确定人选之后，周恩来拨了500元开办费。这点钱根本不够，董健吾以教会名义向教友募捐，募捐数额依然不够。这时，董健吾正好得到祖母分给的遗产——几十亩田地。董健吾即将田产卖掉，共数千元，填补开办费的不足。
1930年3月，中共第一个幼儿园——大同幼稚园居然在情报人员的手中诞生了。一开园，就收养了30多名烈士的子女。董健吾的夫人郑兰芳也在园里担任保育员。
春节后，毛岸英三兄弟在
1931年端午前后，毛泽民和夫人钱希钧离开上海去苏区以前，曾和毛岸英的外祖母，趁孩子们游园的机会，到“法国公园”附近看望过三个孩子。见面后，毛岸英向毛泽民等讲了他们在幼稚园的生活。据说，毛岸英还给爸爸写了一封信，托毛泽民带给毛泽东。
此前，1931年3月董健吾受命护送顾顺章赴鄂豫皖苏区。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董健吾立即乘船回到上海，周恩来已经接到特科钱壮飞、李克农发出的密报，正在安排暴露的人员疏散隐蔽。董健吾见到周恩来，汇报情况之后，也被要求停止地下活动，暂时躲避。董健吾躲进了中共特别党员杨度的家中。
就在董健吾避难期间，1931年5月底或6月初的一天夜里，毛岸龙突然生病，腹泻、高烧，由保育员陈凤英(又名泰怡君，李求实同志的爱人)抱到附近的广慈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为紧口痢，经救治无效当夜病亡。次日，由幼稚园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的姚亚夫买棺入殓处理了丧事。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地下党遭到很大破坏，形势更加严峻。接着，1931年6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受到更大破坏，党中央不得不向中央苏区转移。这时，大同幼稚园也受到怀疑。有人送来恐吓信，警告董健吾不得收留“来历不明”的孩子，否则以“通共”论处；租界巡捕房也来人查问孩子父母的情况、工作人员的履历。
1932年3月，保育员管荷英(又名桂荷英)外出办事，突然失踪，多方寻觅不着，凶多吉少。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为保证孩子们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安全，特科欧阳新决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园。对于收养的孩子，采取三种方式疏散：有家可归的，遣散回家；无家可归、但有亲友的，投奔亲友；无家又无亲友的，托付给与党有关系的可靠的人家。
毛岸英、毛岸青属于第三种，欧阳新决定托付给董健吾抚养。就这样，毛岸英、毛岸青来到了董健吾的家，从1932年到1933年秋天，住了一年半左右。
董家后人董霞飞、董云飞在其所著的《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一书描述，在董健吾家居住的日子，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受到了良好的照顾，吃得饱、穿得暖，有时还能看上电影。
毛新宇所著《我的伯父毛岸英》中说：“岸英兄弟寄居在董家后，董健吾的丈母娘，感到不悦并常有怨言。”中组部的调查报告中也说道：“董健吾的岳母(同董在一起生活)对照料岸英、岸青有些怨言”。
然而，董健吾、郑兰芳的家，就是特科的重要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号”。这里人来人往不说，还距离租界巡捕房很近。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满口的湖南话，一旦被敌探盘问，后果不堪设想。特科欧阳新经过反复考虑，要求董健吾为毛家兄弟二人另觅安置地点。
董健吾思来想去，认为只能托付给他的前妻黄慧光抚养。
1933年8月，郑兰秋给兄弟二人各买了一套新衣、新鞋、新帽，把他们送到了凤阳路修德里451弄12号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处生活。董健吾送毛岸英、 毛岸青到黄慧光处时，只说这是他朋友的两个孩子，暂时住在这里，以后另有安排。
对于这一段生活，后来毛岸英自己跟刘思齐回忆时也说：“我们到上海后，在幼稚园住了一段时间，我好像告诉过你，有一天岸龙的小床空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看见他。不久，幼稚园解散了，我俩住到了一个牧师家里，时间不长，我俩又被送到他的大老婆的家里，大老婆姓黄。大老婆有好几个孩子，有一个儿子比我们小，他总欺负我们，尤其是岸青，岸青又倔，因此经常挨打，我和岸青睡在楼梯下的小黑屋里，我后来才知道那小屋是住家放扫把、拖把的地方。”
尽管颇有微词，但由上面的回忆可见，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从大同幼稚园解散后，住到了董健吾家中，后又被送到董健吾前妻(不是“大老婆”)处抚养，而且都是特科党组织作的决定，则是没有疑义的。
那么，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一点：即便后来毛岸英兄弟流浪街头，也不会“长达五年之久”。因为，从1933年8月被送往董慧光家，到1936年6月前往苏联，就算毛岸英兄弟刚到黄慧光家就立即出走，最长的流浪时间也不会超过2年10个月。
毛岸英和毛岸青迁到黄慧光家中后的情况，我们先摘一段毛新宇在《我的伯父毛岸英》中的叙述：
黄慧光不仅为岸英兄弟的安全担心，也为自己及全家的身家性命提心吊胆。平时她把岸英兄弟和自己的孩子看得死死的，一有风吹草动，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不长的时间里，一个寡母带着几个孤儿转换了三个住处。
那个时候，党组织按月供给30元钱给董健吾作为我的伯父和我的父亲两人的生活费，董健吾领到薪水也常常贴补一些给黄慧光，日子当然过得去。后来，董健吾失去了固定的收入，黄慧光是家庭妇女没有生活来源，自己有四个小孩，加上岸英兄弟一家七张嘴天天要吃要喝，日子过得艰苦了起来。
生活艰苦，吃不饱肚子，还要挨打受骂。岸英自小就爱憎分明，一天，他看见岸青又挨了打，便离家出走了。
这段叙述，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以下两点：
第一点：提心吊胆看管很严。
刊载在《党史研究》上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的情况》一文中，也有相同的描述：
欧阳新就让董健吾同志在1933年的八九月份，将毛岸英、毛岸青送到凤阳路修德里451弄12号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处生活。董健吾同志送毛岸英、毛岸青到黄慧光处时，说这是他朋友的两个孩子，暂时住在这里，以后另有安排。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黄慧光一家对岸英、岸青和自己全家的安全非常担心。岸英、岸青那时湖南的乡土口音比较浓，并正处于贪玩时期，开初经常跑出去玩，有时出去玩的时间长了，还要去找他们，怕他们在和外人接触中，引起怀疑和走漏风声。后来就很少让他俩出去，也没让他俩去上学。
10岁上下的两兄弟怎么能理解当时的危险形势？不允许出门，会产生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跑出去玩，时间长了忘了回家，这个岁数的孩子谁没有过？但是大人着急害怕的心情他们很难理解，大人又不可能跟他们讲实情，情急之下，打两巴掌恐怕是很难避免的。
第二点：后期生活异常艰苦。
董霞飞、董云飞在《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中说，在党提供的生活经费中断、董健吾被教会要求辞去牧师职务后，黄慧光一家七口的生活，仅靠长子董载元一点微薄的工资维持不了，黄慧光只好靠典卖过活。东西典当光了之后，黄慧光就和女儿替人家缝补、洗衣贴补家用。这也还是不够，黄慧光和女儿又学做纸花，卖给百货公司。
“她们不顾劳苦、夜以继日，使一家生活勉强维持下来。毛岸英、毛岸青也帮助扎纸花，干些家务事，减轻家中的困难。1935年，先是岸青出麻疹，继而岸英患伤寒，需要开支医药费，无疑使本已窘困的生活雪上加霜，急得黄慧光团团转。没奈何，只好典当些旧衣服，拼凑些钱，陪岸英、岸青去医院看了几次病，后来实在付不起医药费，只好背扶着岸英、岸青，向附近送诊给药的慈善机构求救”。
为什么“提心吊胆看管很严”？又为什么“后期生活异常艰苦”？
因为就在毛岸英兄弟住在黄慧光家的那段日子里，上海地下党受到了一次比一次更加严重的破坏。
从1933年9月开始，为对付中央特科安插在军警特务中的警报系统，中统特务采用了“细胞渗入”的手段打入上海地下党内部。所谓“细胞渗入”，就是抓到人后立即带到附近旅馆突击审问，快速办理秘密自首手续，然后马上释放， 使叛徒不被发觉，作为内线细胞渗入中共党组织。由此，情况变得更加险恶。有多么险恶呢？中统的报告说：“这种迂回地向共党秘密进攻， 自1933年9月开始， 到1934年底检查成绩时，已查明的共党干部有485人， 其中已接受我们任务的有183人。因此， 共党在上海的一般活动，我们又恢复到随时了解的程度。”“1934年4月至8月， 5个月间， 我们对于红队的内容已完全明了，它一共有35人，其中有我们的伪装人员7人。”
就这样，大名鼎鼎的特科“红队”，被中统派遣的“细胞”打入破坏，一日之内全体队员在大街上全部被俘。反复劝降无效后，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处决。邝惠安就是我们前面在《“李胖子”是谁》中，曾经提到的红队队长、枪决黄永华的龚昌荣。
这三次大破坏使上海地下党的机构几乎损失殆尽， 人员损失尤为巨大， 只能从上海各系统中抽调一些干部组成临时班子，暂时负担起上海中央局的领导工作。1935 年3月下旬，成立了由刘仲华( 中央军委干部) 、贺昌之( 中央特科干部) 、浦化人( 中央宣传部干部) 为首的上海临时中央局。
可是，只过了四个月，1935年7月22日，上海临时中央局又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三十余处，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等39人被捕。
在这样的形势下，1935年8月，上海军委和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根据王明、康生的来信，决定撤销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特科，剩余的党员干部，一部分转移到天津，一部分被派往湖南、四川、莫斯科等地。
至此，上海地下党组织基本上完全被破坏殆尽，组织上对毛岸英兄弟的月供因此中断。雪上加霜的是，董健吾本人因“红色”嫌疑被教会要求辞去牧师职务而失去经济来源，又因为他的入党介绍人浦化人被捕不得不隐藏起来。在浦化人被捕、董健吾隐藏，无人顾及的情况下，黄慧光作为一个不是党员的家庭妇女，独自带着自己的四个孩子和两个“来路不明”的湖南娃子，其心情和境况可想而知，肯定是终日提心吊胆，生活异常艰难，气急了打骂孩子的事情，恐怕难以避免。挨饿又挨打，两个倔犟的小兄弟离家出走，应该也是不难理解的。因此，毛岸英兄弟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935年秋，离家出走的。
为什么说毛岸英兄弟很可能是在1935年秋离家出走的？
我们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我的伯父毛岸英》中说：“一个寡母带着几个孤儿转换了三个住处”。
根据《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所述，这三个住处分别是：
1933年8月，毛岸英兄弟到黄慧光家时，黄慧光住在凤阳路修德里451弄12号，住了一年左右。
1934年8月前后，搬到成都路三多里1号楼上。在这里时，当时的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还经常来看望毛岸英、毛岸青。在三多里住了不到一年。
1935年7月前后，搬到牯岭路斯盛里(现牯岭路 51弄10号)。
所以，如果按毛新宇所说“转换了三个住处”，那么毛岸英带毛岸青出走，当在1935年7月之后了。
第二个依据是，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李云回忆说：“1935年秋，徐强突然要我帮忙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约十一二岁。”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特科撤销，剩余的大部分党员干部撤走后，特科在上海留下一个办事处，由丘吉夫总负责，徐强负责情报工作，李云是徐强的妻子。
当年，正是徐强组织特科留在上海的同志，在街头找到了毛岸英兄弟。可是，徐强直到去世，也没有对外界说过这件事。直到1988年，李云才对记者说：“要不是一位中央首长对我说，‘中央特科’的事，保密期限已经过去，可以讲了，我会把这段经历带去见马克思。”
李云回忆说：“当时形势相当严峻，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特科’成员大部分撤离上海，留下我们这些未暴露的同志坚持战斗，总负责人是邱吉夫，我丈夫徐强主管情报工作，也是我的直接领导。一天，徐强突然要我帮忙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约十一二岁。关于孩子的身份，他只说是烈士的儿子，从收养的人家跑掉了。”
作为寻找孩子的当事人之一，李云的回忆应该是十分可信的。
如果实情确是如此，那么，从1935年秋离家出走，到1936年6月前往苏联，毛岸英兄弟在上海流浪的时间，最长只有10个月。
问题在于，在上海留下来坚持的特科人员，是怎么知道毛岸英和毛岸青离家出走了呢？或者换句话说，会不会是毛岸英兄弟出走许久之后，特科人员才得到消息的呢？
我们先来看《我的伯父毛岸英》中的叙述：
周恩来是1931年的12月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他在离开上海前，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党中央的安全问题。他把长年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同志，如陈赓、李克农、胡底，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等撤出上海，分散转移到全国各地去。又及时调整了“中央特别委员会”，重新组建了中央保卫机关的领导机构。新的中央特科由陈云同志负总责，康生从旁辅佐。陈云同时兼任一科科长，直接领导总务、财务、交通等项工作；康生兼任三科科长，直接负责指挥、执行保卫与警报工作；潘汉年接替了陈赓原有职务，担任二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等方面的工作。
上海的中央特科经过整顿改组后，逐渐把工作开展起来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潘汉年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才知道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在上海失踪，至今没有下落的消息。
这件事的起因还是因为毛泽民，那时他已经担任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党的领袖。毛泽民自己负责的这个部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前线，常与白区发生经济往来，人员走动也频繁，毛泽民便动起了代哥哥打听岸英兄弟下落的念头。
正巧，国际无产阶级为支援中国革命，筹集了一大笔款子，准备由法国汇到上海，毛泽民和钱之光受命具体负责此事。商定由时任苏区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的钱之光先去探一探路，做些前期准备，毛泽民托钱之光在出差西安、上海时，打听毛泽东三个孩子在上海的下落。钱之光见到了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便把这个任务当面交给了他。
上面的叙述有些混乱，认真研究之下，其实不太可能。
咱们先看这一段：上海的中央特科经过整顿改组后，逐渐把工作开展起来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潘汉年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才知道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在上海失踪，至今没有下落的消息。
这里指的如果是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特科重整，潘汉年接手特科情报科之后，“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的话，一定是搞错了。因为，潘汉年和钱之光都是1933年夏到中央苏区的，潘汉年如何能在上海“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呢？再者说，前面我们看到，毛岸英兄弟是1933年8月，经欧阳新提议，由董健吾家迁到黄慧光家的。而潘汉年当时是董健吾的直接上级，通过欧阳新领导董健吾，他怎么会不知道毛岸英兄弟在董健吾家，反倒从钱之光嘴里得知“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在上海失踪，至今没有下落的消息”呢？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不知道毛岸英兄弟在董健吾家，就算他见到了“从苏区来的钱之光”，听到“毛泽东三个孩子在上海失踪”这个话，问一下他的助手欧阳新，不就马上知道了吗？
那么有没有可能，潘汉年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到达上海时见到了钱之光呢？也没有可能。因为钱之光走完了长征，所以在1935年10月之前，潘汉年都没有可能在上海“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
再看下面一段：这件事的起因还是因为毛泽民，那时他已经担任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党的领袖。毛泽民自己负责的这个部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前线。常与白区发生经济往来，人员走动也频繁，毛泽民便动起了代哥哥打听岸英兄弟下落的念头。
从这一段看，好像又是在红军已经到达了陕北以后了。因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民才出任“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而这时，也才能说“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党的领袖。”
接着往下看：正巧，国际无产阶级为支援中国革命，筹集了一大笔款子，准备由法国汇到上海，毛泽民和钱之光受命具体负责此事。商定由时任苏区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的钱之光先去探一探路，做些前期准备，毛泽民托钱之光在出差西安、上海时，打听毛泽东三个孩子在上海的下落。钱之光见到了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便把这个任务当面交给了他。
这就更不可能了。因为，长征之后，钱之光第一次离开苏区，是1936年2月随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达成苏区与白区互通贸易协议。此时，潘汉年还没有回到国内。而潘汉年在莫斯科领受了回国与国民党谈判的任务，第一站到了香港时是1936年5月。1936年7月7日在香港与陈立夫、陈果夫的代表张冲联系上之后，才乘船去上海、南京的。然而，在此之前的1936年6月，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已经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
所以，说钱之光将寻找毛岸英兄弟的任务交给了潘汉年，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么，特科会不会通过电台得知毛岸英兄弟俩失踪的消息呢？也不会。我们知道，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与上海中央局中断了电报联系，所以才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与上海中央局联系，希望通过上海中央局与共产国际联系，汇报遵义会议情况。而陈云、潘汉年到达上海时，共产国际上海办事处已被破坏。不久，上海临时中央局也被破坏，陈、潘只好去苏联直接汇报。直到1936年4月，中央派冯雪峰从陕北带着密码到上海后，才与上海地下党沟通了电信联系。
而那时，正是李云主管上海的电台。
李云说：“当年我掌管着‘特科’唯一一台与党中央联系的电报机，从没收到过中央要求寻找孩子的电报，也没发出过通知孩子不见了的电报。”
由此可见，特科并不是接到中央方面的指示，才开始寻找毛岸英兄弟的。
那么，是谁通知特科，毛岸英兄弟离家出走的呢？
李云说：“我推测，董家发现孩子不见了就通知了特科。”
这就对了。
董健吾也是特科留在上海坚持的人员，受徐强领导。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能看到。毛岸英带着毛岸青出走，董健吾知道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子，非同小可。出了这样大的事情，他肯定要立即报告特科领导。
也就是说，毛岸英兄弟离家出走不久，特科就得到了消息。
因此，到此我们基本可以确认，毛岸英兄弟离家出走是在1935年秋，到1936年6月前往苏联，流浪的时间最长超不过10个月。
下面的问题就是，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找到的？
李云回忆说：得知孩子出走，“几位高层领导知道那是毛泽东的儿子，发动了地下党员寻找”。
当时，就连李云这样掌管电台的重要机要干部都被派到大街上去找孩子，按说这是很不应该的啊！李云管电台工作，意味着她掌握很多核心机密，一旦被捕，后果不堪设想！
可能有人会说，上大街找孩子会有什么危险？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从1934年6月到1935年7月，上海地下党被特务“细胞”打入，几乎损失殆尽，最后只剩下一个特科的办事处和十几名党员，当时的形势可以说非常险峻。
而就在寻找毛岸英兄弟的那段日子里，国民党特务又将这个特科办事处破获，定于1935年11月18日晚8时同时在18个地址抓捕特科最后隐蔽的人员。万幸的是，特科安插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内部“关系”，于当日下午4点半送出一份警告通知，通知上没有姓名，只有18个地址。情报科交通员老丁接到通知，立即找到特科的孟菲。而老丁和孟菲也不知道这18个地址都是谁。孟菲急忙取出原来组织上给的应急用的几块大洋。因没有手表，她带上一只小闹钟，放在手提包里，急忙上路，坐了出租车分别去通知撤离，见了人就说暗语“你母亲病了住医院，你快去看她！”最后，大约八点钟已经过了，孟菲急急忙忙回来，焦急地对老丁说：“剩下还有两个地方没有来得及通知，怎么办？”这时，躲在交通站布帘后面的吴兢走了出来。本来纪律规定她不能与老丁见面的，现在情况紧急，顾不了那么多了，她看了这两个地址说，一个是陈克寒的住处，另一个是丘吉夫的住处。她知道他们的电话，马上出去打电话通知。吴兢回来讲，陈克寒的电话接通了，已告诉他：“你母亲得了急病住进了医院，赶紧去看她。”另一个电话无人接，通知不到。孟菲当即要他们两人赶快离开，她留下来等丘吉夫，因为约定晚上八时到九时，丘要来了解情况的。老丁离开交通站，赶到徐强家汇报上述情况。徐强听后当机立断，要老丁九时后去通知孟菲，如丘未按时来会面，让她赶紧转移。后来得知，丘吉夫那天未接到通知，也未去交通站，而是在广东大埔同乡会被捕了。
由此可见，国民党特务已经掌握了特科留在上海几乎是全体隐蔽人员的姓名、职业、相貌和地址。
徐强和李云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走上大街，四处寻找毛岸英兄弟二人的，而且“前前后后跑了半年多”！
李云回忆说：“徐强给我圈了范围，就管老西门一带。那时做情报工作的，对上级命令绝对服从，不问也不能问。我也困惑呵，只能到流浪儿多的地方找找看。像八仙桥小菜场(今淮海路西藏路一带)附近有家专门给人送饭的‘包饭作’，常拿剩饭剩菜施舍乞丐，一到中午流浪儿便蜂拥而至抢饭吃；还有铁马路桥堍，聚集着众多帮黄包车夫推车上桥挣铜板的流浪儿……。到底找过多少地方，记不清了，只记得为了不暴露身份，不敢随便打听，只能站在路边偷偷观察，一站就是半天。就这样前前后后跑了半年多，没找着。我曾怀疑孩子是不是被敌人绑走了，但徐强说，已通过内线查遍上海的警察局和巡捕房，确认孩子没被抓走，应该还在流浪。”
当年的李云，是个年仅21岁，戴着眼镜的文弱女孩，在流浪儿聚集的街道边，半年里经常出没，仔细观察，“一站就是半天”。而大街上，到处都是拿着他们照片的国民党侦探，是不是非常危险？算不算提着脑袋？
请记住，顾顺章就是在武汉大街上被叛徒发现遭到逮捕的，向忠发是从情妇家里出来，在路边上打车那么一会儿的工夫，被特务认出逮捕的。
所以，尽管有些历史真相存在争议，但是，当时的特科人员和他们的亲属，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毛岸英兄弟。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没有争议的。
好，我们接着分析，如果毛岸英兄弟在1935年秋离家出走，特科是什么时候找到他们的？
李云的回忆说：“1936年夏天前后，徐强告诉我，孩子找到了，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并解开了孩子真正的身份。”
毛岸英兄弟是在6月离开上海，徐强夏天才告诉李云。显然，徐强为了防止万一李云被捕，是在毛岸英兄弟已经安全离开上海后，才把消息告诉妻子的。否则，徐强肯定不会告诉李云，他们是毛泽东的孩子。也就是说，李云并不知道，徐强也没有告诉他，毛岸英兄弟具体是何时找到的。
关于找到毛岸英兄弟的情况，《我的伯父毛岸英》中是这样叙述的：
当时的上海特科几乎动用了全部的力量进行查找工作。从1935年秋开始，在1936年夏天终于有了线索，有人反映说：住在一个破庙里的几个孩子，各方面的情况基本上符合查找目标，只是孩子的数目是两个，不是三个，组织上决定正面接触、核实一下……
这天，破庙里来了一个工人装束、上了年纪的人，他用湖南话与这两个孩子拉家常，聊天的内容总是围着“你是哪里人？”“父母在哪里？”“为什么不在家？” 等家庭情况与身世转来转去。小哥儿俩因为在流浪中碰到了太多的事，便十分警觉，我的伯父甚至悄悄将两块砖头备在了身后……但渐渐地，他觉得这个工人老伯不仅面容和善，语气和蔼，而且心地也极为善良，他终于明白了，这个人是亲人派来寻找他们兄弟的……
上文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只是说：“在1936年夏天终于有了线索”。我们知道，毛岸英兄弟是在1936年6月登船经法国前往苏联的，出国之前需要办理签证等一系列的手续。当时的法国领事馆，对于他们一行前往法国，作了很详细的调查和审查事宜，至今还留有档案，这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因此，毛岸英兄弟不会是在1936年夏天才找到，必定是在1936年6月之前一段时间就已经找到了。
找到毛岸英兄弟之后，《我的伯父毛岸英》说：
由此我们看到一个线索，就是李杜将军。党组织是怎样、何时联系到李杜将军的？搞清楚这个问题，也许就能搞清楚毛岸英兄弟是何时找到的问题。
为此，我们再来看《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一书的有关叙述。书中关于这一段的叙述很长，我们先做个简述：
1936年1月，宋庆龄托董惠芳(董健吾的女儿、时任特科与宋庆龄的交通员)给董健吾带来一封信，约他见面一谈。宋庆龄见到董健吾时，告诉他，有一封国民党上层给党中央的信，要他送到陕北。
原来，当时蒋介石通过三条线寻找与中共高层进行谈判的途径。其中一条，就是通过宋子文找宋庆龄，因为蒋介石知道宋庆龄与中共方面有联系。宋庆龄即向宋子文提出董健吾，他们二人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董又是
很显然，蒋介石这是通过董健吾告诉中共领导，这是他亲自安排的，来自国民党最高层的决策。
临走前，宋庆龄给了董健吾一个从孔祥熙那里要来的财政部委员的合法身份，并且交代董健吾，如果无法通过封锁线，可以去找张学良帮忙。
在西安，由于冰雪阻隔，董健吾果真无法通过封锁线去陕北，于是他拿着宋庆龄的名片去见张学良。张学良通过向陕北、南京两边证实，董健吾确实是负有重任，两边都“认账”的人物。于是，张学良派自己的私人飞机，把董健吾送到了延安，并派人从延安护送董健吾到了瓦窑堡。
此前的1935年12月，张学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后，秘密到达上海。在上海他见了两个人，一个人是杜重远，另一个人就是李杜。杜重远劝张学良联共抗日，而李杜也正在寻找共产党。
李杜是东北军将领，“九一八事变”时，任依兰镇守使兼东北军24旅旅长。1932年1月，他率部在哈尔滨、方正、依兰密山等地抗击日军。2月3日，日军重兵逼近哈尔滨，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持续到2月5日凌晨，在敌军强攻下，自卫军损失严重，防地相继失守，于2月5日撤离哈尔滨，率军退守依兰。1933年1月，自卫军失败后，他率余部退入苏联，同年5月假道欧洲回国。此时，李杜正在策划重返东三省，组织东北军旧部继续抗敌。可是他的目标很大，不可能从关内返回东北。因此，李杜向张学良提出，希望联络共产党，假道苏联返回东北。张学良同意李杜的想法，说他也想联络共产党，要李杜想办法跟共产党联系。
所以，在董健吾去陕北时，张学良也向他提出联系共产党的想法。
1936年3月中旬，董健吾从陕北回到上海，向宋庆龄复命时，谈到张学良通过李杜寻找共产党做他的顾问，宋庆龄当时就推荐了正隐藏在路易·艾黎家的刘鼎。
刘鼎是董健吾的老熟人，陈赓任特科情报科长时的副科长，1933年去中央苏区，路过闽浙赣时被方志敏“截留”。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方志敏、刘鼎均被俘，但刘鼎谎称自己是个“机修师傅”(这话也不假，刘鼎在闽浙赣根据地开办的兵工厂造出了我军第一门炮，在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造出“八一”式步枪)，乘国民党对他放松警戒，在九江逃出，潜到上海，被宋庆龄通过艾黎保护起来。
李杜得到董健吾的回复，立即电告张学良：朋友找到了！
随后，张学良派专人到上海，迎接刘鼎到西安，成为共产党在他身边的代表。此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那么，李杜又是如何带着毛岸英兄弟去苏联的呢？
《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说：
“1936年初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向她表达去苏区访问的愿望。此时，宋庆龄刚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来信。”
“宋庆龄接见斯诺后，立即通过上海地下党，电告中共中央，推荐斯诺和马海德赴苏区。”
“毛泽东、周恩来很快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回复宋庆龄，正式邀请斯诺和马海德进入苏区。”
“宋庆龄与上海地下党经过慎重研究后，决定将护送斯诺去苏区的任务交给董健吾。因为董健吾驾轻就熟，不久前已去过瓦窑堡执行信使任务，同陕北和张学良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且董又熟谙英语，同外国人士进行思想交流有很大的方便。
1936年3月中旬，董健吾风尘仆仆，刚从陕北瓦窑堡完成信使任务归来，就在他回沪复命的第二天，席不暇暖，再次去宋庆龄公馆，与宋商洽秘密护送斯诺的事宜”。
护送方案商定后，“董健吾便在刚从陕北返回上海的第五天，再次离沪北上西安。董先期到达西安，为斯诺进入陕北根据地与有关方面联系，具体安排和落实好接送计划。”
……
“1936年，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两次赴西安。第一次是在1月，任务是进入瓦窑堡，把南京方面有关国共合作的密函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在西安时，因冰雪封路，无法进入苏区，遂于2月中旬拜见张学良求助。经过一番波折，张学良不但同意用私人飞机送董健吾到肤施，而且还要董代他转达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心愿。董从陕北归来，张又设家宴为董洗尘，相互间建立了友情。第二次是在4月份，任务是以‘王牧师’的身份，秘密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苏区。这一次董健吾因等候斯诺的到来，在西安逗留了两个月，时常被张学良邀到家中做客。董每次去，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都热情接待，在一起叙谈、吃饭、娱乐、鉴赏文物。”
书中说，董健吾拜访张学良，除了谈时局、谈抗日救国外，还在一起打牌，鉴赏张学良的收藏。由于董健吾经营特科的联络点是“松伯斋”古玩店，因此他对古玩颇有研究，在鉴赏张学良的收藏时，验证出不少赝品，引起张学良对他的极大兴趣。一次，张学良对董健吾说，
这时，董健吾想起了毛岸英兄弟俩。他对张学良说：有个革命朋友的两个孩子寄养在我这里，还有我自己的一个儿子，想让他们读点书，可是上海的时局太乱。如有可能，请张副总司令帮忙，送他们去苏联读书。
张学良一听，并不问这孩子的父亲是谁，一口答应下来。
注意，答案就在这里！这说明，找回毛岸英兄弟的时间应不晚于1936年3月下旬。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董健吾对张学良提起送毛岸英兄弟俩出国时，肯定已经找到了他们哥儿俩。否则，人都没有找到，而且不知道找得到找不到，怎么可能对张学良这样的大人物乱开口呢？而董健吾是在1936年3月下旬离开上海前往西安的，所以，找回毛岸英兄弟的时间应不晚于1936年3月下旬。
《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接着说：
“1936年6月初，斯诺和马海德到了西安，中央派保卫局长邓发来接，张学良安排了一辆军用卡车，把他们送到陕北。董健吾从西安直接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不久，董健吾接到李杜将军的电话，告知张学良不久来沪，履行帮助他三个孩子去苏联的诺言。董健吾吃了一惊，他本以为张学良讲过就算了，并未当真，没想到张学良这么快就来办这件事。
而张学良当初答应董健吾，则是有把握帮这个忙。因为，李杜早在1935年底就跟他说过，要绕道苏联，进入东北，召集抗日联军旧部，重树抗日大旗，并准备在 1936年6月成行。
张学良到了上海，秘密约见董健吾。董健吾则带着当时的上海党负责人刘仲华，在哥伦比亚路一家幽静的酒吧与张学良会面。见面后，张学良即告李杜准备经苏联进入东北，决定由他带三个孩子去苏联。张学良还交给董健吾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作为资助，并要董健吾马上与李杜联系，尽快把孩子送去。
几天后，董健吾将毛岸英、毛岸青和自己的儿子董寿琪送到宝庆路9弄3号李杜将军住所。
1936年6月底，李杜及其副官、秘书、翻译，张学良的东北军代表刘志清师长，护送毛岸英兄弟的上海地下党代表杨承芳，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琪，一行九人登上法国“康脱罗梭号”邮轮，离开了上海，向着法国港口城市马赛进发。
但是，在巴黎等待了几个月后，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不准其他人入境。
最后，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苏联大使馆。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专程到巴黎迎接他们的康生。
1937年年初，董健吾的孩子董寿琪跟着李杜将军，回到上海。
以上就是《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一书，对毛岸英兄弟前往苏联经过的简述。由此我们终于可以知道，毛岸英兄弟是在1936年3月下旬之前找回，6月乘船去法国赴苏联的。从1935年秋他们离家出走算起，他们在上海街头流浪的时间，大约是半年左右。
如果《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所述基本无误的话，我们就可以确认上面的结论了。
但是且慢，认真分析之下，《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一书上面的叙述存在着重大疏误。
是什么重大疏误呢？
宋庆龄不可能在3月中下旬，就派董健吾为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事去西安。
为什么？
因为上面的叙述有两个大问题。
第一，“此时，宋庆龄刚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来信。”
毛泽东、周恩来的来信，是谁带来的？我们都知道，在董健吾到达陕北之前，中央与上海已经断绝了联系。董健吾是上海地下党方面到达陕北第一人。但是，董到瓦窑堡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在前线指挥作战，董健吾没有见到他们。因此，这封信不可能是董健吾3月中旬带回来的。
毛泽东、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信，只能是随后由中央派到上海的冯雪峰带到上海的。但是，冯雪峰是1936年4月下旬才到达上海的。
宁方代表张子华偕敝方代表李允生(冯雪峰化名)十七日到达肤施(即延安)，请见保护到西安，以便转回南京，特此奉达。
请看，冯雪峰4月17日才到达延安。也就是说，毛泽东、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信，4月下旬才到上海。
第二，“宋庆龄接见斯诺后，立即通过上海地下党，电告中共中央”。
这更不可能。因为红军长征后，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的电讯联络已经中断。
关于这一点，许多历史著述都说，当时宋庆龄与党中央保持了电讯联系。甚至
但是，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如果宋庆龄能够用电台与陕北中央联系，那么，她就可以将国民党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函，通过电台转达，而不必派董健吾冒着那样大的风险，经过那样长的时间，才送达瓦窑堡。至少，宋庆龄也可以将董健吾赴陕北苏区的消息、任务，提前通报给陕北中央。可是，所有关于董健吾到陕北的历史资料都说，中央并不知道董将到来的消息，博古在见到董健吾后，立即给在山西的毛泽东发了电报，报告这个重要消息。
其次，中央派冯雪峰去上海，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建立电台。冯雪峰回忆说：
“中央给的任务是四个：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先做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四个任务中，当时党中央指示说，前两个是主要的。我记得第一个任务是周总理亲自交给我的，并给了我密码，约定我用‘李允生’这名字，给了两千元经费……第二个及第三第四个任务是洛甫(张闻天)交给我的。行前，洛甫曾几次嘱咐我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派你先去上海，就因为你同鲁迅等熟识。’”(见《雪峰文集》第4集第506 页。)
如果宋庆龄能够保持与陕北中央的电信联络，周恩来就不会把建立电台作为首要任务交给冯雪峰，也没有必要给他密码了。要知道，随身携带密码，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实际上，宋庆龄在路易·艾黎家中的阁楼上确实藏有一部电台，但那是共产国际中国组与莫斯科联络的电台。1935年共产国际中国组被破坏后，这部电台就被停止使用，隐藏起来。由于没有联络关系、呼号、密码等，宋庆龄不可能用它与中共中央联络，甚至都没有把这部电台的存在告诉过上海地下党和特科的任何人员。
所以，上海方面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信联络，只能在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来到上海，带来密码之后。
斯诺和马海德作为首次进入苏区的外国人，必须经过陕北中央的批准。而在冯雪峰于4月底到达上海之前，宋庆龄和上海地下党既不可能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来信，又不可能通过电台与陕北中央联络，怎么能在3月中下旬，就派董健吾去西安给斯诺他们进入陕北“打前 站”呢？
所以说，董家后人在《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所述，1936年3月下旬，董健吾在刚从陕北返回上海的第五天，为安排斯诺进入陕北苏区，再次离沪北上西安。这个时间肯定是搞错了。
为什么能这样肯定地说，这个时间搞错了呢？我们有以下三点证明：
首先，董健吾的小女儿，时任宋庆龄交通员的董慧芳回忆说：“1936年五六月间，有一天，我和往常一样，到宋庆龄寓所去，她严肃地对我说：‘你爸爸要出远门了，护送一位美国记者斯诺到红区去。我没有什么礼物好送，买了些食品，带给你爸爸，表表我的心意。并祝他一路平安。’没过几天，我父亲就离家北上赴西安。”董慧芳说董健吾去西安护送斯诺的时间，是1936年五六月间。
其次，《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传奇》一书中说：“1936年5月，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希望她能帮助自己进入苏区。此时，宋庆龄刚收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来信，经过反复权衡，也有让斯诺赴苏区的念头。”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在她的回忆录《旅华岁月》中说，1936年春天，斯诺与她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就是请
斯诺是1936年5月到上海面见宋庆龄的，这个时间一定，所有的时间就对上了：
冯雪峰于1936年4月下旬到了上海，带来了毛泽东、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信。信中说道，请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让国际上更多的人们了解中共的真相。
5月，斯诺从北平来访，提出想访问陕北苏区。
这时，宋庆龄正好有一部电台设在艾黎家中，此前因为没有密码，从来没有与中央沟通联络。由于冯雪峰带来了呼号和密码，电台与陕北建立了联络。于是，冯雪峰通过电台向陕北中央请示。陕北很快回电，同意斯诺、马海德赴陕北。同时通知北方局，与在北平的斯诺联系。
北方局派徐冰，给斯诺送去一封刘少奇用隐显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
冯雪峰、宋庆龄派董健吾去西安，接应和安排斯诺、马海德前往苏区。
1936年6月初，斯诺在北平登上去西安的火车。几天后，董健吾在西安与斯诺接上了头。
这样看起来，董健吾应该是在6月赴西安时，向张学良提出，送毛岸英兄弟和自己的儿子去苏联的。
但是且慢，还是不对。
哪儿不对？时间不对。
我们知道，斯诺是1936年6月6日离开北平去西安的。他在《西行漫记》中说：
“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
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
“一天早晨，王牧师同一个东北军军官，或者至少是个穿着东北军军官制服的年轻人一起来见我。他建议我们到西安城外汉朝古城遗址一游。在旅馆外面有一辆挂着窗帘的汽车等着我们，我们进了汽车以后，我看到里边坐着一个戴一副墨镜，身穿一套国民党官员穿的中山装的人。”
斯诺在这里说的“东北军军官”就是刘鼎，此时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担任张学良的副官。“身穿一套国民党官员穿的中山装的人”，是陕北中央派来接斯诺的邓发。到此，董健吾将斯诺交给了邓发，完成了他的任务。
从斯诺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董健吾在西安，至少从6月6日待了“几天”加“以后的那个星期”，回到上海，应该就是6月20日左右了。如果这时张学良到上海见他，告诉他让李杜带孩子们经法国去苏联，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在10天内完成签证，6月底登船启程的。不要说那个年代，恐怕在今天都不大可能10天就完成去法国的签证手续。更何况，根据《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所述，当时法国领事馆得知了李杜的身份，甚至知道他是假道苏联去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的，所以对他和随行人员都作了详细的调查。书中说：“三个孩子在李杜家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李杜领到了出国护照”。“1977年，由上海作家徐啸在上海档案馆查得李杜及岸英、岸青、董寿琪的护照，以及法国领事馆的法文调查报告。”
可见，如果董健吾是1936年6月去西安护送斯诺时，向张学良提出送孩子去苏联。在董健吾回到上海后，张学良到上海安排孩子们随李杜出国，时间上是对不上的。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董家的后人搞错了。1936年，董健吾不是两次赴西安，而是三次赴西安。第一次是在1月，去陕北送信；第二次是3月下旬；第三次是五六月，护送斯诺去陕北。他必定是在第二次去西安时，在4月向张学良提出送孩子们去苏联，5月开始办手续，6月底登船出发，才是合乎逻辑的。
但是，这只是老拙的推测，事实确实如此吗？1936年，董健吾确实是三次赴西安吗？第二次他是去做什么？请看下文：《无人破解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