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小提琴:“死亡行军”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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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14日,正当开城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时,侵朝美军第 8集团军军法处处长詹姆斯·M·汉莱上校奉命在釜山召集新闻记者,发布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声明称:据可靠情报,共军在朝鲜杀死了5500名美国战俘和290名其他盟国的战俘。
隔了一天后的11月16日,汉莱上校又郑重其事地将数字作了调整,使被杀害的美国战俘增加到 6270名之多,还有7000名南朝鲜战俘和130名其他盟国的战俘也惨遭杀害。
与此同时,美联社自东京报道了“联合国军”一位高级军官的谈话,说“共军屠杀了几千名美国战俘一事,揭示了朝鲜和平谈判被中止的秘密”,把破坏停战谈判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了朝中方面。
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就此事件发表谈话,说:“汉莱所报道的共产党屠杀美国战俘的事件是本世纪所发生的最野蛮的事件。”
军官和总统的谈话产生了巨大煽动力。西方世界的大批报刊电台一拥而上,残害美国战俘的“野蛮暴力事件”被渲染得有声有色。
项项扣人心弦的宣传,还不在于枯燥的数字游戏,而在于形象化的历史比拟。他们说,中共军队对付美国战俘最残忍的一招,莫过于重演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故技——强迫战俘进行“死亡行军”。
霎时,大量传播媒介都争先恐后地描绘起“死亡行军”的故事来了,竟闹得沸沸扬扬,让读者和听众怵目惊心、毛骨悚然。

所谓“死亡行军”典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菲律宾群岛。
1942年夏季,日军相继猛攻巴丹半岛和哥黎希律岛。由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担任总指挥的美菲联军大败。扼守巴丹的9300名美国军人和6:57万名菲律宾军人向日军缴械投降。接替麦克阿瑟上将指挥菲律宾战局的美军温赖特少将遵照白宫旨意,认为坚持抵抗只会造成无谓伤亡,便通过马尼拉电台公开下达命令,命令哥黎希律岛全部美菲军队无条件投降,拒绝投降者以逃兵论处。全部守军3.6万人中, 2.9万名菲律宾军队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带着武器进入丛林打游击,另外以美军占大多数的7000名守军服从命令,在温赖特将军亲自带领下向日军投降。
日本侵菲派遣军最高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派人把温赖特押送到被日军占领的中国沈阳,关入监狱;同时下令美菲两军的所有被俘人员作长距离徒步行军,从巴丹半岛的马利维尔斯奔向位于圣费南多的俘虏营。两地间的行程超过 1000公里。此时正值炎夏,病疫流行,粮食又缺乏,日军对战俘更是恣意虐杀,等战俘到达目的地时,死伤人数竟超过2.5万人。
几个月后,有3名美国士兵从日军战俘营中侥幸逃出,越海到达澳洲布利斯坦,揭开了这次“死亡行军”的秘密。

美方发言人和舆论工具所说的朝鲜半岛“死亡行军”指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一、第二次战役中转运美军战俘的情形。
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以及当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入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向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相继发动了两次战役,歼灭“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5.18万多人,在击破麦克阿瑟企图“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狂妄计划后,又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发动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朝鲜北部全部领土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平壤,并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延安、瓮津两个半岛,初步扭转了朝鲜战局。这两次战役中一共俘虏敌人14211名,除大部为南朝鲜军战俘外,其中有美军3781名、英法军147名。
任何战争都应努力避免将敌方的被俘人员置于战线附近。这是起码的军事常识。志愿军俘获的大批西方战俘除了火线释放的以外,其余部分只有尽快地转运到朝鲜北部的后方战俘营,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必然要产生一个战俘长途转运的问题。
一位朝鲜族干部讲述了他参加初期转运美俘的艰难经历。
这位朝鲜族干部名叫李炳云,原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一名小学教师,1950年11月参加志愿军。第二次战役结束,他所在的团在东线咸兴一带抓了114名美国俘虏,必须及时转运到位于鸭绿江边的碧潼战俘营。从地图上看,地处咸镜南道南端的咸兴位于纬度“四○线”南侧,到碧潼的直线距离不过200公里。而实际交通线的距离却不下 600公里,因为朝鲜东北部都是崇山峻岭,大小道路都是顺山势曲折往复盘桓上下,断无捷径可行;此时又值大雪封山季节,许多道路被积雪淹没,不得不多走大量的冤枉路。部队领导为了完成好这批战俘的转运任务,特地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指派一名团政治处的司务长任队长,一名懂英语的文化教员任英语翻译,一名卫生员照顾伤病战俘,让李炳云担任朝语翻译,任务是问路、联系住宿、筹粮、与沿途地方政府商洽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另外还配了6名警卫战士,负责转运途中的安全保卫工作。
 上路了,举步维艰。
东线战场上,成批俘获的战俘已于几天前由各部队向后方转运。这114名美国战俘被俘前分属于美陆战第1师、美3师、美7师,是打扫战场时零星集中起来的,且都是东躲西藏忍饥耐寒苟活下来的幸存者,多半带有不同程度的病伤,情绪特别颓丧,有的表现狂躁,完全是一种歇斯底里式的病态,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整个转运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有一匹瘦弱的骡子,驮着一只医疗箱和50多公斤备用干粮——炒面。23名无法行走的病伤战俘不得不躺在担架上。隆冬时节,雪原茫茫,找不到小路,转运队只好走大路。从咸兴到长津的南北纵向公路上,整个白天敌机一刻不停地进行着轮番封锁;到了夜间,没等民工们抢修好白天炸坏的路基和桥梁,向南开进的增援部队、补充的新兵、运输粮弹的汽车、骡马大车、牛车以及头顶粮包的朝鲜妇女早已把公路挤满了,时不时还要遭到敌机的夜间袭击,不等满天的照明弹熄灭,道路便无法恢复通行。敌机飞走的间隙,这股战争洪流才能向南滚动起来。在这样的交通状况下,往北的战俘转运队等于逆水行舟。
第一个夜晚,转运队从傍晚5点钟出发,一直到第二天清早6点钟宿营,13个小时,走走停停,只向北移动了24公里,平均每小时走不到2公里。可是这一夜付出的代价却是惊人的:有1名警卫战士为了寻找两名掉队的美俘而坠崖身亡;3名重伤战俘因防空时受颠簸,伤势恶化而死去;还有6名战俘失踪,据判断属于蓄意逃跑。司务长召集押运人员开了个紧急碰头会。大家认为,咸兴离“三八线”还很远,这些逃跑的战俘如果不是冻死饿死,最终还得落到志愿军手中,为了不耽误大队行动,一致同意停止追寻,继续北行。
第三天起,他们改为白天行进。事故有所减少,速度有所提高,只是在一次空袭中,4架“野马”式战斗机从一侧山陵上突然飞掠过来,不分青红皂白就对着转运队伍扫射轰炸,当场炸死了7名战俘,重伤4名。小分队成员中,卫生员中弹身亡,司务长和另一位警卫战士负了轻伤,但他们仍坚持岗位,继续和转运队一道北进。
无数的困难中,最熬煎人的困难是缺粮。所带的50多公斤炒面当作上等口粮,只够调成糊糊给病伤战俘做“营养餐”,且已经所剩无几。李炳云为筹粮弄得心力交瘁。每到一处宿营地,别人可以一屁股坐下来休息,他除了到处号房子,还得找粮食。公路沿线的村民特别苦,美军侵占这里的时候,早已被洗劫一空,即使剩下一点偷偷藏匿的粮食,自己也要过日子。更令人为难的是,基层干部和村民们可以把自己赖以活命的粮食匀给志愿军,却坚持不肯分出一粒给美国俘虏兵。司务长和李炳云无可奈何,只好将以志愿军8名押俘人员名义筹到的一点粮食和成百名战俘一起充饥。


天无绝人之路。一天晚上,到后方领导机关报告情况的一名通信员和一名朝鲜女青年乘着一辆卡车回到了山村,带来两袋大米、一包咸鱼和许多食品罐头。后半夜,卡车返回后方,接走了20多名病伤严重的战俘,直奔战俘收容站。一周后,其余的战俘也比较顺利地到了目的地。
这次战俘转运行军比起从“三八线”出发的千里辗转,也许并不是最典型的一次。
战俘千里转运,危难确实存于始终。听说有一支战俘转运队伍遇上 B—29重型轰炸机的“大把抓”轰炸,同时投下十几吨的炸弹,构成“地毯式”爆炸效果,使得一支数十人的战俘队伍连同志愿军押运人员霎时化为乌有。
如果朝鲜半岛上真的存在战俘“死亡行军”的话,那么,从本质意义上说,决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西方战俘们制造死亡,而是侵朝战争的决策者和指挥侵朝战争的美军将领为西方战俘们制造了死亡。



要感谢西方那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和敢于说真话的人们,是他们用良知揭开了“朝鲜半岛‘死亡行军’”的弥天大谎,弄得谣言制造者狼狈不堪。
美联社伦敦分社于汉莱发表谈话的第3天,便从伦敦发回了一则电讯,报道了英国官方对汉莱讲话的怀疑:“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告诉记者说,关于所说的暴行,英国还没有得到正式的情报。又据国防部官员说,英国政府也没有从谍报方面得到任何消息。”“一部分政府官员说,他们可以十分肯定,假如共军曾经不断进行屠杀的计划,全世界在这以前就已经知道了。”
最先向美国官方发难的是美国自由派报纸《华盛顿邮报》、保守派刊物《夜星》以及《芝加哥论坛》的附属报《时代先驱报》。它们公然发表社论或署名文章,对汉莱上校揭露的“暴力事件”和提供的“共产党杀害美俘”的数字表示怀疑。《时代先驱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来自东京的快讯,还附加了编者按语称:“五角大楼的一位权威人士断言说,陆军司令部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朝鲜战争中干下了屠杀战俘或其他野蛮行为。” 谎言露了馅,李奇微如同芒刺在背,急忙发表了一个声明,假装事先对汉莱讲话“毫无所知”,说要“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又说对汉莱“遽尔发表”谈话表示“非常遗憾”云。
美国国防部也急忙推卸责任,发布公报称汉莱的讲话“在发表前并未与此间官员咨商”。汉莱也不甘心当默默无言任人宰割的替罪羊。他向合众社、美联社招供了实际情况:“我当然是奉到高级官员的批准才发表讲话的。”汉莱说,叫他发表关于共产党暴行材料的指示,“是总部参谋处经过正常的途径发下来的,我本人遵奉了这项指示”。“我从总部新闻处得到许可以后才发表了数字。”他所说的“总部”无疑是指“联合国军”总部。
从釜山被召到东京的汉莱上校这回说了真话,却失去了自由。国际通讯社于11月18日从东京发出的电讯说:美国“陆军方面今天不许汉莱和记者见面。汉莱可能仍在东京,可是记者们今天力图和他见面,都因陆军方面的阻止而达不到目的”。
其实,在这一起严重的造谣事件中,最为难堪的不是小小的第8集团军军法处长汉莱上校,恰恰是“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
李奇微将军窘态百出,一次又一次地发表“正式声明”,一会儿说中共杀掉了8000名美国战俘,一会儿说汉莱公布的杀掉5500名美国战俘的数字是正确的数字,一会儿又宣布被杀美俘的最新数字应为6270名,后来又说得比较含混了:“战俘被杀的统计数字是经过不断的再三估计而确定的”,“在战争中失踪的10836名美国士兵中,还不能确定死亡的人数是多少,但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被共军杀害的美国俘虏大约有6000名”。
按道理说,杀人数字应当是一个极端严肃的数字。可是,从“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嘴巴中吐出的美俘被杀人数,总是在不断变化。李将军如此出尔反尔,贻笑大方,从此,再也无人理睬“朝鲜半岛的‘死亡行军’”之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