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娇妻番外健身房:储建国：主流经济学者的八大偏执———天益：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储建国：主流经济学者的八大偏执
● 储建国
当一种知识群体对国家的政策产生关键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他们乐意看到甚至有意施加的时候，那么他们对这种政策的后果必须承担某种责任。近二十年来，如果说有这么一种知识群体的话，那就是某种流派的经济学者，他们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跃升到“主流”的位置。这一派在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比西方大，因为与西方相比，中国缺乏知识和制度上的平衡机制。“主流”在中国差不多意味着“老大”的地位，其他的流很难有生存的余地。某些经济学者一旦成为老大，便日益显露出知识上的偏执。 ( http://www.tecn.cn )
一、崇尚个体，贬低集体
主流经济学是在个体化潮流中成长壮大的，对个体主义的价值和方法有着本能的偏好。他们看到了行走在大地上的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人，认为这是最真实，最本质的东西，一切的努力必须以此为目的，一切的分析必须以此为起点。那些所谓的社群、民族等集体性的概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顶多也只是个体的工具。只有以个体为目的，它们的价值才能呈现出来，只有以个体为起点，它们的道理才能说得清楚。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多是从集体化的迷思中走出来的，尝过集体化的苦头，很多人对集体有着本能的反感。他们甚至不愿承认集体是必要的工具，而是把它当作一件破旧的衣服，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他们以为从集体中挣脱出来的幽灵从此可以飘荡在宇宙之间，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而现实的结果是，无论在中国的乡村还是城市，各种社群普遍瓦解，那些摆脱束缚的个体就像孤独的游魂一样找不到立身之地，安心之所。在城市的大街上，在乡间的小路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身心疲惫，眼神迷茫，不知所归的生命。 ( http://www.tecn.cn )
二、崇尚利己，贬低利他
这些生命据说只需关心自己之所得，只需为了自己而劳作，在某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别人会因为你的劳作而受益，但你不需要主动关心他人的利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唯私主义辩护的一句名言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我们这些学生基本上是在这句话的教育下长大的，尽管教科书上仍然唱着利他主义的高调。现在想起来，在动机宣扬上，这句话的前半句是真实的，后半句是虚假的。因为“主观为自己”很明确地宣扬追求私利，而“客观为他人”则并没有为关心他人辩护。客观的东西不是以个人动机为转移的，它可能是一种社会制度的结果。因此，这句话的总体效果是鼓励了一种唯私主义的情绪。在某些经济学者看来，这种情绪是好的，是财富增进的发动机，是亚当·斯密开始加以鼓励的。斯密的理论可能为利己的动机提供了某种正当性的根据，但他本人并不像后来的经济学者那么偏执，他本人首先是个伦理学家，认识到过度的利己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所以在《道德情操论》中特别关心对自我的控制，认为“按照完善的谨慎、严格的正义和合宜的仁慈这些准则去行事的人，可以说是具有完善的美德的人。”那个时代的经济学者仍然关心古典共和的美德，只是到后来，西方主流经济学才陷入“利己主义计算”的陷阱之中。中国的某些经济学者对此不仅全盘接受，而且身体力行，盘算着如何用那点经济知识换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 ( http://www.tecn.cn )
三、崇尚效率，贬低公平
1985年，国家体改部门委托几个经济学者研究一项课题——“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这本来是一个研究公平问题的课题，结果却得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结论。该报告于1986年底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对于形成后来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共识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说法在1993年确定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某种经济学据说是社会科学中最科学的学问，它能够很干净地将价值问题排除在分析之外。其实，价值是排除不了的，它的整个分析都是建立在所谓“效率”价值之上的。这个效率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那种经济学所津津乐道的就是“帕雷托最优”：如果对一种状态的任何改变都至少会损害一个人的利益时，那么这种状态就是帕雷托最优状态。可是这种状态正当吗？这是一些经济学者不愿或不屑回答的问题。如果帕雷托最优状态是正当的状态，那么，某种奴隶制经济也可能是正当的了，因为走出这种状态至少要损害奴隶主的利益。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甚至追求一种更糟糕的效率，那就是GDP主义，其潜台词就是：只要经济总量上去了，冤屈一些人（一般是中下层平民），死掉一些人（常常是最无助的弱者）是无所谓的。在当代政治哲学中，效率优先是很难获得正当性证明的，因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已经成为共识。很奇怪的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翻译成汉语，却一直没有对国家政策产生积极的影响，倒是“效率优先”这种蹩脚的政治哲学成了改革的指导思想。这不能不说是那些经济学者们努力的结果。 ( http://www.tecn.cn )
四、崇尚自由，贬低民主
与效率相比，自由似乎是更为高尚的目标，也是中国某些经济学者抢占道德至高点的珍宝级概念。是啊，自由对于老百姓来说是顶顶宝贵的东西，不自由，勿宁死嘛。可是，某些经济学者所说的自由与老百姓理解的那种自由是不一样的。前者仅仅是经济的自由，也就是做生意的自由，一种斤斤计较的自由。这种自由固然很重要，但为了这种自由，犯不着“勿宁死”的。当这种自由被剥夺时，这些经济学者的药方是什么呢？那就是得计算一下，看看争取经济自由的收益是否超过成本。然而，这种计算的结果常常是放弃争取自由的努力，因为剥夺经济自由的人常常是掌握暴力的人，你为了一点经济利益去冒生命的危险，那在经济学意义上是划不来的事。如果从另一种含义上来理解自由，也就是大家作为一个整体来主宰自己的命运，那么争取自由的动力就有了。这种含义实际上就是民主，某些经济学者不会一般性地反对民主，但他们的心里瞧不起民主，甚至反感民主，认为它会导致所谓“多数暴政”，损害自由和效率。当大众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走到一起时，某些经济学者斥之为乌合之众，当有识之士为了大众的利益而奔走呼号时，这些经济学者斥之为哗众取宠。 ( http://www.tecn.cn )
五、崇尚市场，贬低国家
在某些经济学者看来，实现自由的根本方式和场所就是市场经济，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那些自由追逐私利的人们会相互受益，整个社会因此而实现有序、均衡和幸福。而国家是市场的天然敌人，它总是干扰市场的正常运行，妨碍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如果是一种理想的市场经济，任何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无法影响价格的形成，或者说对价格的形成具有平等的影响力，那么这种市场经济的确是值得追求的，它符合自古以来的共和理想。但这种市场经济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一样是个乌托邦，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它即使在理论上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因为市场经济的动力就是通过竞争而占有不等量的财富，第一轮竞争后的富有者会在第二轮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对价格的形成产生更大的影响，竞争便变得更不公平。因此，即使是理想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办法克服累积的不平等导致累积的不公平。现实的市场经济就表现得更糟糕了。不过，某些经济学者则认为，市场固然有一些弊端，但为了克服市场弊端而采用的国家手段会带来更大的弊端。这看上去貌似有理，其实似是而非。因为这里的两种“弊端”并非同一个概念。“市场弊端”常常讲的是缺乏公平，而“国家弊端”常常讲的是缺乏效率，如果没有价值上的认真比对，你如何判断后一种弊端比前一种弊端要大呢？ ( http://www.tecn.cn )
六、崇尚私有，贬低公有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中，产权主义者或科斯主义者似乎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所追捧的科斯于1959年说了一句简明扼要的话：“权利的清晰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中国的那些经济学者便把这句话当作指导经济改革的基本教义，认为只要产权清晰，市场经济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张五常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清楚的权利界定就是私有产权，私有产权就是比公有产权效率高。在很多情况下，私有的确比公有效率高。但私有产权绝对不是灵丹妙药，在有些时候甚至是毒药。那些公共资源私有化之后所带来的恶果日益显露出来：公共设施荒废，国有资产流失，自然资源毁灭，生态环境恶化。尤其在农村，一切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的结果带来了社群的衰败，秩序的解体，有的村庄生活质量甚至不如几百年前。更严重的是，中国整个私有化过程是潜规则主导的过程，是凭强力和奸诈化公为私的过程，是一种高度的不公平和反文明的过程 ( http://www.tecn.cn )
七、崇尚资本，贬低劳工
曾几何时，在中国的大地上，“资本”是丑恶的代名词，而“劳工”是神圣的代名词。现在一切都反了过来，资本变得神圣，让人羡慕，劳工变得低贱，让人厌恶。这一方面是市场化的实践带来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某些经济学者宣扬的结果。那些人旗帜鲜明地为资本家说话，为富有者说话，说什么这个社会的财富主要是他们创造的。不用讳言，许多富人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为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相当大的一部分富人，尤其是很多富豪，是靠掠夺和欺诈发家的。中国90%以上的亿万富翁有特权家庭背景。分析一下他们是如何创造财富：打几个电话，吃几顿饭，便可以卷走老百姓几千万，几个亿的财富；有的甚至电话也不用打，别人会主动将财富送上门来。那些当吹鼓手的经济学者也可以从中分得一点嗟来之食，很多人乐此不疲。受苦的是我们的劳工，他们不仅得不到好处，还遭受鄙视。当政者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制定了新的劳动法，加大了对劳工的保护力度。然而，这部劳动法竟然遭到了那些经济学者的猛烈攻击，这种事情发生在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简直匪夷所思。这些批评中，尽管有一些合理的成份，但更多地则暴露了对劳工的冷漠与歧视。 ( http://www.tecn.cn )
八、崇尚强者，贬低弱者
其实，某些经济学者遵循的是达尔文主义的进化逻辑，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他们要求整个社会按照市场规则运转起来，将天赋的各种资源，将人身的各个部分都标上价码，配以强力的权重，拿到市场上买卖。那些卖到大钱，弄到大权的人被大家追捧，那些无钱无权的人被大家鄙视，甚至越有良心越被鄙视。掌握金钱的人与掌握暴力的人结合在一起，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颠倒过来，以自己的言行告诉下一代：要有出息，就得变成有钱有权的人，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中国的某些经济学者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投靠权贵，欺骗百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价值观颠倒的结果。很可悲的是，大众媒体也被这种颠倒的价值观所主导，只准强者疯狂地叫嚣，不准弱者可怜地呼喊！ ( http://www.tecn.cn )
长此以往，中国的前途不是文明的发展，而是文明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