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有乔木番外7:大天二、日寇在顺德小榄

大天二、日寇在顺德小榄

　广东顺德小榄沦陷后，各方面的情况，都起了急剧的变化，兹将当时的特点，忆述如下：

　　1.日寇初到小榄的一两个月间，驻扎在镇内各大户人家，后移驻沙口海傍的蚕丝局和半峰山，直至投降为止。那里虽远在镇外，但他们不时结队到镇内突击检查，曾经多次无端拉了一批又一批居民往沙口杀头，弄至镇民无时不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2.沦陷初期，适汪伪政府成立不久，本镇驻有打着"和平反共建国"旗号的伪军，头目为陈穗州、黄宪光、黄礼、罗吉、李沧洋和人翁贵等。那些伪军，全是乌合之众，目的是混水摸鱼的，所以除了恃势鱼肉镇民，暗偷明抢之外，别无一件好事可为。他们为了争夺利益，时常与"民利公司"发生或大或小的摩擦。后来，伪区长黎湛泉出面，暗中拉扰民利公司的大天二，朋比为奸，才减少了正面冲突。

    3.广州沦陷前，国民党明知社会上的乌合之众，是没有抗日能力的，但为了利用他们防止共产党的壮大，就召集一班三山五岳人马，成立各种名目的队伍，使其就地盘踞。记得驻扎中山和顺德的是第七战区挺进第三纵队，委袁带为司令，屈仁则为副司令，其下分12个支队。中山占7个，顺德占5个。驻中山的为：第一支队长潘惠，别字伯轩，绰号高佬惠。第二支队长吴金，绰号烧猪金。第三支队长梁自带，别字玉阶。第四支队长梁正，别字镇中。第五支队长屈仁则（兼），别字德裕，又名增荣，绰号佛爷。第六支队长梁渭祥。第七支队长张升。第五支队的势力范围是小榄地区。五支队之下，又有分队，以李锡（别字乐之）、谢云龙（原名耀湖）之势力最大，分别盘踞在高沙（今东升一带）和四、五、六沙及太平等地（今横栏一带），就地征收田税，招兵买械，各自扩张势力。一时风云际会，城狐社鼠，纷纷出穴。他们都挂着"挺三"的招牌，坐地欺人。有些人我至今也弄不清其是何官衔，隶属谁的部下，只知其是当时的恶人而已。如：李绍刚（英国海军学校毕业，曾任坚如舰长）、巢添林（黄埔军校七期毕业，光复后任三区警察分局长）、赵纪盛、高恒、黄华仔、卢奖满、黄壬、高澄强、李茂、罗东、梁就福、谢发、梁鹤安（混名白鹤龙）、甘联、李忠（混名花柳忠）、冯兆阶、冯兆柏、古寿添、许荣枝、莫予京（武术教头，曾任警长）、李炳枢（混名栏河老四）、梁荣（混名精荣）、林星文（混名白铁星）、锺汉明、余文盛、李展鹏、麦宝荣、罗林、梁伟南、黄赞、梁培、赵宏（赵纪盛之弟）、李照标（李锡之子）、奀公煊、李九端、卢时、李启臣和何坤一等。其实直接作恶的，不仅仅上述那些人。凡是和他们有点关系的人，都会借势恶起上来，只要身上怀有枪械，就可以在街上横行了。及至日寇进攻小榄的前几天，这班"英雄人物"就逃之夭夭，转移到"有利阵地"去了。后来，驻扎在镇外围的沙田区，成立了"民生公司"和"民利公司"，各头目除任意向农民勒收捐税外，还大搞囤积居奇、走私贩毒等勾当，有时更写恐吓信向镇内的大户打单，甚至公然以武力到下基市的商店抢劫货物，还进一步与伪军互相勾结，藉伪军的掩饰，避过日寇耳目，实际势力已侵入镇内，凌驾于伪军之上了。

　　4.镇民在敌、伪、挺三位一体的统治下，惨受多般威胁，自不待言，更有令人最感恐怖的，就是满街满巷，煕来攘往，尽是袒胸露臂，枪尾兀兀的"民利英雄"，特别是老板（当时对民利头目的称谓）出街，前后左右，都有托大枪，持快掣驳壳枪的卫士簇拥着，避道稍迟，便会遭到喝打喝杀、诸多凌辱。他们的对头很多，随时有碰头火拼的可能，那时行人就遭殃了。他们维持治安的办法，更匪夷所思：无论老幼，偶然取人一果之微，即不分青红皂白，抓着了马上就"放水灯"（绑着抛落大海里浸死）。他们以为"乱世用重典"，可以显显自己的威风，并树立自己的政绩。但是，用典越重，骇人听闻的案件，反层出不穷，谋财害命，奸淫掳掠，贩卖人肉，拦路抢劫，买凶杀人等等，在这几年间，却是司空见惯的事。

　　5.七·七事变开始，小榄有许多农民已知道粮食的重要，纷纷把陈济棠时代所锹之蔗基平田莳禾了，但始终也赶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山县本来是产米之区，在理可以自给自足的，而小榄区却占了许多蔗基鱼塘，当时不断有大批顺德人来小榄谋生，又没有洋米充场，区内的粮食，就根本无法自给了，加上有些不问良心的奸商，趁火打劫，与大天二们互们勾结，大量囤积居奇，米价由他们决定，收放也由他们决定，因此，米价一日十几变，有升无降。最贵的米价，是每元只购得米4钱。自沦陷后第二年起至日寇投降时止，每天镇内，随街随巷，都有饿死的路尸。闻说镇民饿死最多的纪录，就是1942年农历三月下旬某天，一日之内，就有路尸108具，大榄城隍庙对开之"发疯墩"，每天由善堂雇人在那里掘定一条大坑，有尸拾到，就抛了下去，重重叠叠，至晚上方用泥掩埋，明日又另掘一坑，照抛照埋，面积几亩的"发疯墩"，不久就埋满了。在这段时期，因粮食缺乏而造成的空前惨事，实在是太多了。这里只写出比较严重一点的。

　　6.小榄镇虽是沦陷区，但与未沦陷的内地接近，而且日寇驻于镇外，镇内的伪军又与自称抗日的"民利公司"蛇蝎一窝，所以市面交易，几年来一直以国币为本位，日寇发行的"军票"和伪汪政府发行的"储备券"，是不受欢迎的。有了这样的特殊环境，因此，无论沦陷区，还是未沦陷区的商贾，都乐意到小榄镇买卖货物，一时成为沦陷区与内地之间物资交流的总汇地，金融物价，咸以小榄镇的市情马首是瞻。大天二们和伪军头目，趁这个有利机会，与由香港归来的和本地的奸商，合伙在新市开设一间昌记银号，并在沙坪、广州、梧州等地设立分号，专营汇兑及炒卖金融，更兼营运输货物，囤积居奇。其它一般投机商人，亦不放过时机，纷纷在下基、大市开设银号和粮食、布匹等各种各样的大行业，以图大发国难财。不过，规模较大的商店，没有一间不是与大天二及伪军头目有关系的。因为若果不预他们鸿股，请他们作后台，一切都窒碍难行！

　　7.因为发财容易，那些新发家的商贾，搜刮了不少不义之财的大天二和伪军头目及其部属们，就不吝日费万金，尽情享受。因此，市面顿成畸形发展，一方面茶楼酒肆，烟馆赌场，其门如市；另一方面有人蜷缩街头，鸠形菜色，卖儿鬻女，死作路尸。同在此时此地，却有两种极端相反的现象。杜甫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谓当时的真实写照。

　　8.在沦陷期间，小榄农民情况，也有畸形的改变。有一种原来有点家底的中富农，早知粮食的重要，接近论陷时，以较便宜的租值，向地主批领蔗基平田。及至米价飞涨时，他们除了缴交租税及留足口粮外，其余的米就可以高价出卖了。他们将余钱或余谷，向贫中农放高利贷，利上滚利，经几年的积累，便能置田地，建大屋了。又有一种和大天二有关系的农民，藉势霸耕拒税，更做些走私放贷的勾当，不久也由富农升为地主了。我曾闻一位四沙的农民说过：沦陷以前，四、五、六沙范围内的田地，属当地人私有的只有四五顷，至光复后统计，就有50多顷了。至于贫雇农呢，就遭殃了。他们虽然也知粮食的重要，可是没有本钱领田耕种，纵然领得了，也没有口粮开耕，向富农地主求贷吗？又要负担高利，丰收也等于空做，唯一办法，只有做富农和围馆的雇工，终日劳动，不得一饱，甚至卖儿卖女，也无法解决衣食问题。因此，在当时的农村中，形成个别富者越富，大部分贫者越贫的趋势。

　　9.本镇的封建地主家庭也面临没落的地步，在陈济棠时代，因大量洋米进口，影响谷价暴跌，田租大减。若将田锹基种蔗，势难获得近利，因要出长批给农民，有了批期约束，租价固定，不能随通货膨胀而加租了。他们以有限的收入，应付沦陷时的米价一日数升，有什么办法不走上崩溃之路呢？据我所知，由清末至这时，在封建地主中，其产业能够保持原封不动的，数不出几多家了。但有许多发了国难财的商贾，因逢际遇造成的富农，及因香港沦陷返回本镇的港商，却接替做了新兴的地主。

　　10.一部份封建地主的私有土地，虽然这时已卖光了，可是他们的上代祖先，无论有没有祠堂，或多或少，总有产业设立的。那些好吃懒做，穷极无聊的二流子，就认为这是唯一可图的财源了，伙同一班"志同道合"的兄弟，倡议变卖。如有其他兄弟反对，胁迫无效，他们就以贱价私自卖给大天二或其部属。有了这种外来的压力，有理说不清，反对的人，当然莫奈伊何了。沦陷期间，本镇各氏族合共拆毁祠堂100多间，大都采用这种方式而达到目的。又有一种穷凶极恶的破落地主，与大天二结为外援，霸管祖产，不惜与大天二平分利益，藉势欺压族人，甚至买凶杀害反对他们的兄弟。总之，这时候的祖产，在无形中散尽了。

　　本镇居民，当沦陷期间，在三位一体的敌、伪、挺统治之下，含辛茹苦，已历五年，一旦光复，以为可以重见天日了，准料每下愈况，大失所望呢！兹将当时的特点忆述如下：

　　1.名目虽称光复，但沦陷时的一班民利公司老板们，甚至曾作汉奸的伪军们（伪区长黎湛泉已离榄往港），还保存原来的势力，依旧把持政权，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2.金融不稳定，币值低跌，市场混乱，大失民心，一切物价，均以港币为本位，大笔一点的交易，干脆通用黄金。

　　3.大天二之间，因利益关系，矛盾日益加深，互相在途中暗杀的事件，比沦陷时还多。

　　4.抢劫谋杀，偷窃诈骗的案件，比沦陷时期还多。

　　5.光复之后，袁带即以善长仁翁的姿态，倡议重修小榄赖以抵御洪水的大围，除了向小榄区内各沙田加收修围费外，还以借谷修围的名义，向镇内各大户指定数额限期交出，声明在五年内清还，立有借据。在他的压力下，钱谷当然如数如期交齐，可是，大围只修了沙口附近一带，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6.1948年11月15日（农历戊子年十月十五日），袁带七十寿辰，凡是小榄地区内能够拿得出一点余钱的人，无论平日识与不识，一律派给请柬，跟着就有他的狗腿来收贺金，每位起码港币10元，其他20元、50元、100元不等，视人的经济能力而定。是日在同乐酒家（今小榄戏院址）分几轮摆了300多围寿筵。广州和本县的许多官员及知名人士都有到贺，极一时之盛。当时有人估计，他设寿宴，除酒席一切费用外，实赚港币万余元，据谓拨为崇德医院建设费云。

　　7.光复后三年里，大天二们除了自己建新旧式大厦外，还倡修过几十间神庙。神庙落成之日，他们还穿上长衫马褂，恭恭敬敬地三跪九叩作主祭。这是什么用意？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不问苍生问鬼神"，此之谓也。

　　8.光复后，田赋每亩征收谷50斤，明令先由农民交出，在租内扣除，但剥削成性的地主，怎肯自己损失呢？一定要按原价数额收足。有个别地主，同意主佃负责各半，已算很通融了，加上国民党利用各地拥有恶势力的大天二代征，许以包干制，指定某条沙收实赋谷若干，多收的全归代征人所得。那些大天二及其部属们，平日拼命抢劫，也做得到，何况奉了国民党给他发财的特权，岂有不如狼似虎，乘机向农民大肆搜刮之理呢？所以当时的农民，在国民党、大天二、地主阶级三方面的压迫剥削下，简直像处于人间地狱，惨不堪言。记得解放前一年，大天二谢云龙，因他承包的四、五、六沙，农民缴谷的数量，未能满足他的欲望，便认为该地的农民有意反抗，一怒之下，派了他的亲信李九端、何立天等，带领一批杀人越货的喽啰前往催缴，以为凭这样的威势，就可以随心所欲，谁料"压迫越大，反抗越大"，一时触发了农民久积的怒火。农民奋起反抗，把李九端及许多喽啰击毙。何立天险些丧生。经此一役，大天二威风扫地了。

　　9.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已接近全面崩溃，南京的中央机关南迁广东。当时小榄人何家为任审计部的设计委员，因此介绍审计部迁来小榄。在竹围口兰席何公祠门口挂上监察院审计部的招牌，由一位余秘书将用大木箱装着的档案文件数百箱押运来，兰席祠不能尽放，又分出一半放在舜举祠内，有二三十个外省人随来看守。审计部长刘纪文曾由广州来小榄巡视过一两次。1949年，小榄解放，余秘书和一班看守的外省人已不知去向。那批文件，没有搬走。以后下落如何，就不清楚了。

　　袁带（1879-1968），字瑞庭，又字砺山，绰号大家伙，小榄岗底人。其继祖袁果，字颜卿，为清道光间廪贡生，能诗能画，为一代名士。至袁父德兴，家道中落。袁幼年时随母在沙口卖白粥度日，后在石岐六安茶店当佣工数年，适其谊父袁锡为顺德民军统领，荐他为香山县剿匪队长、护沙队长等职。从此他夤缘活动，成立带字营，自为统领。中顺一带忘命之徒，咸来归附。曾因政见不同，1921年，他竟蛮横地擅将国民党员李寿庭枪杀。陈炯明叛乱期间，他与叶举附逆，联名请孙中山下野。1935年，陈济棠部属梁公福率教导团驻中山清乡，将本县拥有潜势力的朱卓文、林警魂、袁带等逮捕。袁被监禁于广州，直至陈济棠失败后始获释。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利用各地方恶势力，委任袁带为中顺两县敌后别动队司令，后改为第七战区挺进第三纵队司令，兼中山县长。其间，袁的部属在县内沙田地区成立"民利"、"民生"公司，大搞走私活动，广设关卡，滥收赋税，弹压乡民。1941年，日本海军大角大将乘四引擎飞机视察三灶岛空军基地，途中遇大雾，飞机撞毁於黄梁山，被袁部属缴获其南侵计划。袁向国民党政府上送此计划领功，获"文虎"勋章及铨叙"陆军少将"衔。光复后，他致力于重修小榄大围，及兴建崇德医院等公益事业，任国民党中山县参议长、广东省谘议。1949年解放前夕，袁逃往香港。1968年，袁在香港病逝，享年89岁。　　屈仁则（1897-1966），原名增荣，字德裕，绰号佛爷，小榄屈家庄人，自幼丧父，曾往香港当佣工，后参加行伍，在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抗战前在中山任守备队小队长，与袁带成为世交。抗战期间，任中顺两县敌后别动队副司令、国民党第七战区第三挺进纵队副司令，兼第五支队长。屈仪表温文，智深勇沉，待人接物，不类一般大天二的粗犷蛮横，善于调解大天二之间的矛盾，所以在当时混乱的社会，建立了一定的威信。袁带倚之为左右手。屈曾带领"挺三"部队进剿五桂山及高沙等人民抗日根据地，1945年兼任"挺三"集训队总队长，1946年后任中山县地方武装统率部主任、中山县参议会副议长、国大代表等职，1949年解放前夕逃往香港。1966年左右在港病逝，享年约69岁。谢云龙，生于1909年，原名耀湖，绰号老虎仔，云浮县人，十三四岁时，即从贼打家劫舍，表现非常凶狠，故有"老虎仔"之称，后混入海洲土匪袁拱帮中，颇得袁拱赏识。袁拱失势后，谢转来小榄山边依李茂。当时李茂已改邪归正，在中山县公安局当侦缉头目，遂介绍谢入侦缉科工作，引以为心腹。谢生活渐趋安定，乃接母来大榄定居，娶李姓女为妻。抗战军兴，谢适逢风云际会，投入袁带领导的"挺三"队伍，获任第五支队下的队长，驻扎四、五、六沙及太平一带。当时的队伍，毕竟是乌合之众，没有严格编制，只要有钱有枪械，便可自由发展。他所驻扎的地方范围，是丰产的沙田区，加上他够狠心，肆意征刮，创造了广置枪械、召集死党的条件。所以，在"挺三"各分队中，以他实力最强，而其蛮横霸道亦最甚。他不仅个人刚愎自用，更纵容其死党胡作非为，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平民，稍逆其意，时刻均有生命危险，特别是四、五、六沙一带的农民，受害最深，至今还留下刻骨铭心的民愤。曾有恩于他的袁拱和李茂都被他刺死。他有钱有势后，通过威逼利诱，接连娶潘姓和张姓两名女子为妾，除在双美桥边兴建大厦外，还以低价强买松湖、中榄楼、边鱼涌等基塘，辟作别墅。光复后，他又捐款改建永宁小学，自为校长，扩建永宁市场，倡修神庙多间，亲作主祭。1948年底，国民党从广州撤走一批物资，船经莺哥咀时，他和一班死党乔装流贼，将全部物资劫取。当时国民党已成"强弩之末"，莫奈伊何，只好不了了之，而他却平白发了一笔大财。解放前几个月，他逃往香港。黎湛泉在小榄假起义后，他又重返小榄，以为可以混水摸鱼，重整旗鼓，再度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及后看见情势不对，方仓卒奔回香港，利用其孽钱在新界大办畜牧场，颇有收获。他的儿子谢再荣，已落籍美国。黎湛泉，生于1912年，字东海（在香港时用），又字尚统（假起义时用），南海河清人，陈济堂时代在广州市西禅分局（在长寿路）当公安员。沦陷后，他的原上司萧君灼在小榄当汪伪政府中山县三区公安分局长，介绍他来小榄当一等局员。由于他善于钻营，奉迎有术，先和驻当地的伪军陈穗州、黄礼等搞好关系，后暗中和"挺三"的屈仁则取得默契。当时的汪伪政府中山县长卢宝永正想物色一个有胆有识，面面俱圆，能与"挺三"沟通的人当伪三区区长，黎适当其选。黎亦商得屈仁则的同意，接受委任。从此，他除了负责小榄沦陷地区的行政外，还要担负融和日寇、挺三、伪政府、伪军各方面关系的任务。不久伪军移防，他兼任小榄沦陷地区的伪地方武装队长。

　　当他任伪区长之前，"民利公司"人马经常从沙田区进入镇内抢掠，袭击伪军。伪军因无力抵御，势必引起日寇出头，那时，镇内就成了战场，无可收拾了。黎任伪区长及武装队长之后，和屈仁则妥协，凡"民利公司"的人马进入镇内，即换上伪军的符号，以掩日寇的耳目。有一次，日寇到镇突击检查，押了"民利公司"的一些人往沙口日营，屈仁则急令黎亲到日营认人保释。当时，如黎逆屈意，将开罪"挺三"，以后站不住脚；如顺屈意，万一日寇掌握确凿证据，认为其欺骗、背叛，当堂就有杀头的危险。可是他竟不经考虑，马上带着翻译，亲到日营交涉，被押人员得获保释。凡遇日寇对小榄镇要求太苛的事，他敢于和日酋力争。当时镇民都佩服他的胆量。或许他因背上"汉奸"的坏名声而有自知之明吧！他平日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不像大天二们那样杀气腾腾，作威作福，贪赃枉法；也不像大天二们那样无法无天，明目张胆。所以，他在小榄镇执政几年，没有多大民愤。

　　1945年光复后，黎潜逃香港，但还留有潜势力在小榄。国民党中山县三区区长何鹤年奉命查封逆产时，对他座落于东阳里的万年青酒房住屋也只是封了一部分应付了案。至1949年6、7月间，黎突然转回小榄，与李培生、周守愚等伪称奉粤、赣、湘边区司令员林平之命，回来策动中、顺两县起义，先由屈仁则介绍他到九区大天二潘惠（高佬惠）方面联系，再由赵三姑（黄礼之妻）介绍他到顺德县联系大天二罗吉，及大良联防队长、大天二苏汉（大傻汉），虎狼成群，计划成熟，于8月间在小榄与袁、屈、谢、巢等成立"中山县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和"人民义勇总队"两个机构。在大良方面，他们也成立了"顺德县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和"人民义勇总队"等机构，黎以"尚统"的名字当总队长，编定在中山的以"人"字为符号，在顺德的"之"字为符号，更联同番禺大天二辛镜堂领导的队伍，以"初"字为符号，约于10月17日（农历八月廿六）左右，宣布"解放"。在小榄方面，他们于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早晨分别在大榄岗、凤山、图峰上响了一轮枪声，就宣布"解放"。黎则奔走于广州、大良、石岐之间，伪称要联络各方面政要，结果面具揭开，真相大白。黎自知不能再掩群众雪亮眼光，遁回香港。

　　当黎初来小榄任伪职时，已有潘姓发妻和一女两男，任伪区长后，借口因与日寇打交道，需要一个心腹的翻译当助手，遂迫其发妻同意，娶了原在米机当女翻译的郑雁初作平妻。郑是四区小鳌溪（今属东区）人，其父被日寇杀死，遗下其母及姊妹数人，生活无着，迫得在石岐学了三个月日语，就来小榄就业。与黎结婚后，不再当翻译，另找一个在台湾出生，精通日语的姚先生为继任。据黎说，解放后姚由香港转回台湾，后成为富翁，曾邀黎夫妇到台湾探望他，小住月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