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秦桧、严嵩虽堪称书法大家，但因他们的奸邪而被废字，

故书法作品留传下来的极少。

    蔡京，福建人，为宋徽宗时的“六贼”之首，他与内廷供奉官

童贯相互勾结，要挟宋徽宗，将大宋王朝推向灾难的深渊。蔡京的

书法自成一格，就连狂傲的米芾都曾表示，其书法不如蔡京。当时

“苏黄米蔡”之蔡，原指蔡京，后人恶其奸邪，易以蔡襄。

    秦桧，江苏人，他杀害了民族英雄岳飞，坚持投降，是南宋宋

徽宗时有名的奸臣。他为状元出身，博学多才，书法颇有造诣，在

仿照徽宗赵佶“瘦金体”字体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种工整划一、

简便易学独特字体，用来书写奏折，乃至了宋徽宗下令全国统一按

秦桧的范本字体来书写公文。这种字体逐渐演变为印刷用的“宋体”。

    严嵩，江西人，25岁殿试中二甲进士，书法功底深厚。后来结

党营私，残害忠良，最终落得削籍为民，家产尽抄，其家产共抄得

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

据传，清代京城顺天府乡试的贡院大殿匾额上“至公堂”三个大字，

是大奸臣严蒿所书，乾隆帝想把它换掉，便命满朝能书者写这三个

大字，他自己也书写数遍，但他觉得自己的御笔和其他人所写的字，

都不如严嵩，只好作罢，依然让奸臣严嵩的字高高悬挂。

延伸阅读（一）

汉奸作品藏不藏?汪精卫书法拍出高价引争议

    日前，汪精卫的书法作品以底价3500港元价格在上海拍卖，结果举牌竞拍者众多，价格一路飙升，最后以高出底价63倍的22万港元成交，远远超过国内一些大师级作品的拍价。
    本来一件艺术品拍出高价在艺术品市场司空见惯，但汪精卫实在是身份特殊，很多人认为这种汉奸的作品本就不应该拿来拍卖，更没有资格与大师们相提并论。但同时也有人认为，收藏作品是收藏历史，而不要和作者的政治观念扯上关系。

    焦点：艺术品收藏要不要讲民族大义？

    汉奸作品进入市场其实由来已久。1992年10月，中国大陆出现艺术品拍卖，然而第二年的6月伪满汉奸郑孝胥的书法对联便出现在上海某拍卖会上。著名汉奸陈公博、周佛海、胡兰成的作品也在这几年也开始进入拍卖市场。不过，引起外界对汉奸作品普遍关注的，还是近日以高于底价63倍拍出的汪精卫行书立轴。 
    “汪精卫是个大汉奸，这种人的作品本来就不应该进入收藏市场，更不应该拿来拍卖。”坚决反对“汉奸作品收藏”的厦门收藏爱好者林先生认为：虽然艺术没有国界，但艺术家一定有祖国。一个投资者或收藏者不能连起码的民族道德底线都没有。 
    “上述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要一下就上升到‘汉奸文化’这样的高度。”福建省拍卖行黄桂华认为：在看一件作品时，应该尽可能多地考察它的艺术性，而不要把它和历史事件、政治扯上关系。“在国民党时期，于右任、胡汉民、谭延、汪精卫四个人的字是公认的好，虽然汪精卫名声不太好，但我们可以只学其书，不学其人嘛！” 
    厦门市博物馆馆长张仲淳也表示，考察一件艺术品，应更多地从它的艺术性、稀有性等特性出发，以前也有一些伪满洲时期人物的作品拍卖，价格都不高，这就证明市场自有评判标准，至于汪精卫这件作品，炒作的嫌疑很大。

    分歧：艺术品与其作者可以割裂看待吗？

    林先生认为，出现汪精卫作品大受追捧这种怪事，原因在于文化市场的非文化现象泛滥；买家藏家的非职业化导致价格混乱；一些书画艺术界及少数收藏者价值观模糊，民族道德底线缺失。 
    在他看来，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即使有件很好的艺术品，这件作品都不可能完美，所以考察艺术品，不要单独去看作品本身，而应该把它和作者联系在一起，对这件作品进行整体的判断，比如审美的判断、真伪的判断等。“像汪精卫这样大家公认的汉奸，他的东西你就不能把玩、不能去宣扬、不能展示、不能收藏。” 
    而黄桂华则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表示，这类作品有人拍卖有人收藏就说明它有市场，没必要将汉奸、反派的作品驱逐于市场之外，艺术品有自己的市场规律，让市场来决定它们的身价和去向不是更好？ 
    而福建省收藏家协会厦门分会会长丁建南则认为，虽然这些人有着不光彩的经历，但那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收藏他们的作品不代表支持他们，而是要收藏历史。就像有人收藏日本侵华时的大刀，仅仅是想要留住一些见证罢了。”

    争论：收藏汉奸作品有无投资风险？

    “汉奸们的作品和其他艺术品一样，属于某一类收藏，不存在什么特别的收藏风险。”黄桂华认为，如果有人专门收藏民国时期人物的作品，那么就有可能收藏到汪精卫等人的作品，其实与其他作品没什么分别。 
    但张仲淳则认为收藏汉奸的东西风险很大。“你想想看，收藏是要把玩和展示的，收藏一件汉奸的作品，怎么好意思拿出来给朋友们欣赏呢？”张仲淳说：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这些作品在市场上还是冷门，可能得到的回报是非常有限的。 
    业内人士还提醒说，目前市场上像汪精卫、郑孝胥这类汉奸文人的作品很大一部分是赝品。因为对这些汉奸的作品大家研究得比较少，所以鉴别能力也比较差，这给造假者一个空隙，借机制造这些冷门的、汉奸的作品牟利。

延伸阅读（二）

书品人品之我见

    “书品人品”历代书家，文人都极为重视，发表了许多高见。如：“学书先立品”，“学书先学做人”，“书如其人”，“人品高，书品自高”，等等早成千古佳论。作为书家的道德人格修养，自然无可非议。每一位有成就的书家，应该而且必须有“书品、人品”的完善统一，这也是书家孜孜以求的。
    然而，“书品、人品”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它们种种涵义是否有必然联系，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所谓“书品”是指书家的作品而言，其品的高下，是与书家的才智，感悟，功力，继承，创造，学养有关，基本属于书法艺术审美的范畴；而“人品”则是指人民们的道德观念的表现问题，非但书家要“人品”高，“人品”则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因此，不以人的知识水准，地位钱财所能衡量的，二者是两码事。古人之所以如此强调“书品人品”统一的重要，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历史上的书法以及书家，基本上隶属于上层士大夫和官场少数人的专有品。他们以此作为立身扬名。附弄风雅，陶情冶性的一种手段，一般庶民基本上实于实用性质，历史上的书家，有几个是布衣之人？士大夫阶层以“人品书品”作为武器（即政治标准）去衡量书家的“忠”“奸”来提高书法的地位。这是很自然的。如对颜鲁公、杨凝式、张继中、岳飞等人的褒奖；对蔡章、秦桧的贬斥，对赵孟頫、八大、张瑞图、王锋等人的批评，无不以忠、奸去衡量。这种对书家的附加条件，当然有它的历史意义，应该肯定。
    任何人生观点，道德准则，总是要随着时代的转变逐渐改变其内容。倘若完全以士大夫的人品规范来衡量今天的书家，似乎不太合乎情理，遗憾的是现在仍有人津津乐道用古人的人品观教训现代人，这些人，不知其用心如何？至少是个教条主义者。
    解放以来，特别是新书法的十年以后，书法界起了根本的变化。书法走出官场和上层知识界（专业除外）书法已成为人民大众的普遍爱好，有着数以万计的书法队伍，成为独立艺术门类，怎能再用书家的“忠、奸”来衡量其作品的品位。人品也只能是书家“书外功”的一种修养。过分强调书品人品的统一，实际上被一些不懂书法（水平很低）而知名度甚高的所谓书家所利用，给书法艺术的发展，蒙上不公正的阴影，这是应该揭露的。
    要弄清古人提出“书品人品”的原由，不妨再深入研讨一下汉字历史的神圣性。先祖创造文字后，又形成书法艺术，崇仰文字书体之美，在古代以达高度。所谓“万里江山一点墨”、“一字值千金”都说明文字（书法）的神圣地位。旧时私塾或文人家中常挂有“敬惜字低”的纸篓，不许糟蹋和随地乱扔字纸。绝对禁止用有字迹的纸张当卫生纸，捡字纸的老者也随处可见。不难理解，作为汉字艺术的书法，受到世人的特殊重爱和崇仰，其神圣性自然不容忍侵犯，从而逐步形成对书品人品的要求，“忠”与“奸”就成为人品的核心内容，（书法的政治标准）为纯洁的书法队伍和书法艺术在历史上都起过积极的作用。
    倘若用今天的观点来纵观古之书者，论述书品人品，不能说没有偏见，苏东坡云“古之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把人品驾凌于书品之上。没有书品之美，何谈人品之德。古人往往把书品人品混为一谈。清?朱和美在《临池心解》中云：“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则暴，未免流露桎外。”明?项穆《书法雅言》中云：“人品既殊，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形。”据上所云，人品好，书品自佳，苦练书法岂不是多余的。冯班在《钝呤书要》中，甚至提出书为君子之气，我真的理解“君子”的职称，如何评定。没有一个书家，不以“君子”自居。再进一层评析，其他艺术，其他职业，也都需要“君子”之风吗？诸如“画为君子之风”，“戏为君子之艺”，“文为君子之气”等等，也未尝不可。只是做戏的旧社会被人贬低，这是时代和社会习俗的偏见，现在那有明星、歌手吃香呢？他们比君子还君子呢？我认为任何行业、部门，艺术门类都有它自己职业道德和共同的人品准则，只要是人，都应有君子之风。无须对书艺的过分苛求。大概“清高”的品格，只是书画界独有，难怪书画家如此清贫。
    “书如其人”是书家最喜用的典句。“书如其人”是指书品（书艺）如其人，还是人如其人？论者并非具体说明。这里须有一个明确的定界。书法可以表露书者的个性特征，作品如其人的性格，还可说的通。男女二字，确有区别。书体风格有雄浑、静逸、狂放、严谨、沉稳、洒脱，都可在书韵中见到个性的流露。但也不尽然。因为学书者与入帖的风格有关，人的个性随着师承、功力、感悟的深入而有所变化，有些书家即会写雄浑的颜体，又能写出俊逸的王体字；能写出碑的苍古，和写出帖的秀雅，笔下多变左右逢源，你能说明他是何种性格？再以书如其人品而言，试问何种书体，风格是“忠”的人品，何种书体，风格是“奸”的品格？人们以赵孟頫的书体妍媚，证明他是软骨头真是欺人之谈。赵孟頫等人，历史上早有评说，若是一个完全不了解其历史背景的书家书作，谁能在字里行间，找到他们忠奸呢？
    书如其人，若如此重要，每次全国书展，大赛，作者送作品的同时，何不交上一份历史档案，还须内查外调，了解其人的人品一贯表现，决定其作品的入选、落选。其实那一次书法大展赛不是以书品高下来定终身的。从未听说在作品中发现人品不好而落选的（受处分者除外）。过分强调人品，实际以政治冲艺术。书品毕竟是书法艺术本体的最高要求，人品不能代替书品，人品只能是书家的书外功的修养，当然也十分重要。
    时代的变化，忠、奸已不是书坛评定的中心课题。书法走出官场，成为群众艺术的一部分，现在的人品标准，应该是人类共有的道德准则和民族固有美德作为规范来培养现代书家。遗憾的是，当今书坛并不尽如人意，人品不高的表现随处可见。如学书者的急功近利、骗取钱财、门户之见、地域偏见、派系之争、山头主义、组织内部相互倾轧、文人相轻等等的不良现象还普遍存在，这些现象的确应该以“书品人品”规范去进行自省，加以约束。笔者到过一些地方，几乎都见闻到此类不良倾向，一方振振有辞指责另一方的书品人品的无是处-----到底谁人品不高呢？大概可以这样结论：“越是强调人品重要的，教训他人的，越是人品低下的人”。因为他忘掉了“君子大度”。
    仔细考察书坛现象，似乎发现这样一个奥秘，即：“知名度”成为当今书品人品的标准。古人云：“书以人重”知名度大，他们作品就会身价大增，倍受珍爱。朱和美在《临池心解》中云：“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逐并不朽于千古”。知名度成为现代人品的代名词。难怪有人为提高知名度不遗余力，对提高作品品味却毫无兴趣。知名度高是否人品一定高呢？我看也未必如此，对于知名度也应该具体分析，姑且分为四类：一类是真正的书法名家（如林散之、沙孟海、启功等老一辈书家）他们书品人品高尚，对书坛贡献不可磨灭，不愧受人崇敬。二类是有成就中青年书家，他们苦练成钢，是拼出来的实力派书家，是书坛中坚力量，书品人品兼优正推动书法事业的发展，这类书家数量可观，他们当之无愧；第三类是机遇和近水楼台者，他们处于有利的单位地域，活动范围的便利，水平一般而挤身书坛重要部门，常常左右书坛，而获得较高的知名度，这些人一部分很努力，书品人品尚可称道，另一部分徒有虚名。第四类，各界名流挤身书坛凑热闹，凭着他们已有的影响抬高自己，这类人的作品水平很低，但身价很高，作品如宝，一幅字上千元，数千元，还门庭若市，这些冒牌书家基本无书品可言，危害最大，造成书坛的混乱现象。因为名人效应，促使许多学书者，并不真心投身对书艺的学习，而是不择手段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急功近利大多如此）“一荣俱荣”。冒牌书家增多了，书艺如何繁荣？顺便补充一句，现在中国出版协会会员近4千，省级会员近两万，不去问他有多少是拉关系进去的。试问又有多少是真正书家而不是冒牌呢？这些冒牌书家往往特善于夸耀人品，来掩盖书品，试问冒牌书家不就是人品不高尚吗？
    其实，现代人的心态与古人已大相径庭，那有古人那么忠心耿耿，妒恶如仇。汪精卫可谓民族败类的大汉奸吧！近上海朵云轩拍卖书画，汪的一副对联，开价只3000元港元，后一直提到22万成交，提高70多倍，他的人品总称坏透了，书品也不见得高，但他的字高出大书家的好多倍。这该怎样理解。“书以人贵”。现代人才不管那一套，而以猎奇心理来看待要求，买者本身也有个追求知名度的思想指导。即使对待古人，王锋、张瑞图、八大等许多历史名家，还是慢慢香起来了。这说明书品起决定作用，没有出品，讲人品出只是一句空话。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书品人品”的统一，应该是书家的孜孜追求的高境界，但书品人品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学书要建书品，但更重要的是把字练好即书品的提高。书家的立足点是作品本身，人品是书家自身修养所不可缺少的要素。时代不同了人们对人品书品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差异。书法走出官场，面向群体。人品标准该有时代的内涵与现代道德观相吻合，书如其人，只能是个性的流露而不是人品的再现。知名度是书品人品的体观，但知名度本身又会造成人品书品变异的弊端。名人效应是书坛一副沉重的枷锁。
    笔者深知人品书品的重要却反对以书品人品为幌子攻击他人提高自己。书法界若能真正纠正急功近利，门户之见、地域偏见、派系这争、小圈子主义、内部倾轧、文人相轻、冒牌书家等怪现象，那才是书品人品的完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