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女百亿富翁装乞丐回家:黎阳：时代与人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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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黎阳 文章来源：华岳 点击数： 509 更新时间：2007-4-27
时代与人才
黎 阳
2007．4．22．
一．可喜可贺的一问
二．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才
三．什么样的时代出什么样的人才
四．教育体制、社会大环境与人才
五．文凭、权力与利益
六．“文凭主义”的背后
七．两种解决途径
一．可喜可贺的一问
有人问：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级人才？
万岁！就凭有此一问，便该举杯庆贺。庆贺什么？谢天谢地，某些中国人总算开始睡醒了，开始“让思想冲破牢笼”了，时代的潮流有希望开始起变化了，有希望开始走向正道了，怎么不可喜可贺！为什么？因为这一问能公诸于世，至少得承认四个事实，思想上砸碎六条“铁锁链”、冲破六道“封锁墙”，不容易啊！
哪四个事实？
第一，中国需要大量自己的“大师级人才”。
第二，中国还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大师级人才”。
第三，中国需要自己大量培养自己的“大师级人才”。
第四，中国有能力自己大量培养自己的“大师级人才”。
哪六条“铁锁链”？
第一．无知——中国用不着“大师级人才”。 什么大师级不大师级，有什么用？几文钱一斤？顶多少GDP？有，多个花瓶更好；没有，也无所谓。只要能赚钱，操这份心干嘛？
第二．无识——中国不需要有自己的“大师级人才”。坐享外国的“大师级人才”的现成研究成果就行了。
第三．无虑——无需操心。靠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就能大量培养出自己的“大师级人才”，什么都不必改，只要再多给钱就行。
第四．无能——中国没有能力自己培养出自己的“大师级人才”，只能靠“人才引进”。
第五．无耻——中国何必自己培养自己的“大师级人才”？直接“智力引进”不就得了？君不见张维迎的“先进理论”乎？“在‘全球化’条件下，‘越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如软件工程师，高级管理人员），可流动越强，市场范围越大’”。“精英”都是“理性人”、“经济人”，认钱不认国，“有钱能使鬼推磨”。想要“大师级人才”，多花钱买俩来就是了，用得着自己培养吗？
第六．无赖——谁说中国没有“大师级人才”？老子便是。张五常早在2002年就“很可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林毅夫则是“下一个最可能的诺贝尔经济奖的候选人”……环顾全球，操纵玩弄了十三亿人的生死存亡这等超级规模“改革”的“专家”除了老子们这些“主流经济学家”还能有谁？这么大本事，还不够“大师级”？“大师级人才”就在眼前，只不过尔等肉眼凡胎蠢笨愚钝，有眼不识金镶玉而已。不过没关系，“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你不颁奖老子自己给自己颁：“孙冶方奖”、“蔡元陪奖”、“优秀经济学家奖”……变着方地左一个右一个自己往自己脖子上套金牌。胡说八道重复多了谎言也能成“真理”；巧立名目颁奖多了骗子也能成“大师级”。（阿弥陀佛，总算还没来得及设立“秦桧奖”、“魏忠贤奖”、“李鸿章奖”、“塞金花奖”、“溥仪奖”、“汪精卫奖”、“周扒皮奖”……）
二．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才
要回答“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级人才”，首先得弄清楚：这个“大师级人才”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大师级”？
《庄子》里提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才：“不龟手药” 型人才与“舔痔”型“人才”。
——“不龟手药” 型人才：有人向吴王献一种防冻伤药方，曰“不龟手药”。适逢吴越冬天交战，吴军士兵因用“不龟手药”而无冻伤，大获全胜。献药方的人于是裂土封侯——用实实在在的东西、实实在在的办法、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实实在在的问题，在实践中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给整个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种实实在在做实事的人才可谓“不龟手药” 型人才。而作出了杰出成就的，则应算“大师级”“不龟手药” 型人才。
——“舔痔”型“人才”：秦王有病召医，凡破痤疮挤脓者得车一乘，而舔痔疮者得车五乘。所治的病愈下作，得车愈多。——用不要脸的手段做不要脸的事，不要脸地讨好权贵和“强势群体”，“狗掀帘子——全凭一张嘴”，外加三寸不烂之舌，就靠这一嘴一舌便弄得权贵们浑身舒畅，于是什么都有了——这种不创造任何财富、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无任何作为、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无任何贡献、完完全全“空手套白狼”、靠投机取巧巴结权贵便不劳而获、无功受碌、轻轻松松却混得舒舒服服的“人才”可谓“舔痔” 型“人才”。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能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挨打的人才，保障温饱的人才，持续发展的人才。但首先是不挨打的人才。鲁迅说，一个民族当务之急有三条：“一要生存，二是温饱，三要发展”。三条头的一条就是生存。要生存就得确保不挨打。这一条做不到其他一切都是空的，都保不住。中国的宋朝、明朝和甲午之战前的大清朝都不可谓不富，简直富得流油，世界第一富，但就是不经打。等人家打进来，财富再多也全没了。不能确保不挨打，“富起来”了又如何？用钱买和平得过且过，能逃得脱宋、明、清的下场吗？
网友“数学“说得好：“如果中华民族的军事力量是越来越弱的，是越来越抗不住打击的，和其它国家进行战争是败的机会越来越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打造了一个特别美好特别美好的社会，又是民主又是自由，又特廉洁，又有人权，但是人家只要一打来你什么美好的社会都玩完，难道不是这样吗？那你鼓吹这美好那美好有个屁用啊？反正都要给别人消灭光嘛。”
鲁迅说：“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做不到“不挨打”而“致富”就活象养猪：这身肉再肥，那也是替别人长的。
靠“舔痔”决做不到不挨打。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鲁迅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一炮轰走”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要想不挨打就只能靠这种实实在在的东西。这实实在在的东西只能靠实实在在的人来创造。这“实实在在的”人就是“不龟手药” 型的人。这“实实在在的”人才就是“不龟手药” 型的人才。只有他们才能给社会创造出实实在在的财富，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建立起实实在在的防卫力量，实实在在地确保国家民族不不挨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到温饱和发展。没有“不龟手药” 型人才就没有社会的一切。
网友“愚蠢小猪”说：“好的经济体制，就是能造东西的体制；好的政治体制，就是能负责的体制。”这“好的经济体制”和“好的政治体制”必定是“不龟手药” 型人才吃香的体制。
一般来说，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才都可以算是“大师级”的“不龟手药” 型人才——用实实在在的东西、实实在在的办法、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实实在在的问题，在实践中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能给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把这样的人才称为“大师级”，人们几乎没多少争议。
但这种称呼仅限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其他的就难说了。
比如1972年，美国的基辛格和越南的黎德寿签署了越南和平协议，便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对此就有好些争议，认为不伦不类。特别是1975年越南统一、南越彻底灭亡、那个“越南和平协议”彻底灰飞烟灭之后。戈尔巴乔夫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后来却解散了苏共、瓦解了苏联。西方人认他是“大师级”，俄罗斯人就不那么认为，要起诉他、想杀掉他的人都有。（如果中国有人也这么做，大概也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所以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有些人来说简直易如反掌。不过肯定同样也会大有争议，永远不得安宁。）
又比如，高行健的《灵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海内外华人没几个认他是中华文学的“大师级”。他的大作虽然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罩着，却仍然流行不起来，变不成传世名著。非但如此，还连累得“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在中国人心目中都掉了价：原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文学阅读欣赏水平不过如此。就这德形，比中国普通文学爱好者的水平差远了。可见这“诺贝尔文学奖”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太当回事。
至于诺贝尔经济奖，别的不好讲，至少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最好别指望了：如果是“非主流经济学家”，那就是赞同马克思、提倡公有制的。只要世界经济的主流不是公有制，他们就吃不开，诺贝尔经济奖就没戏。如果是“主流经济学家”，那就是主张全盘照抄西方经济理论的，是跟在人家屁股后边团团转的。也就是说，即使成功，也只是给人家已经有的理论增添若干成功运用的实例而已。而“诺贝尔经济奖”，奖的却是拿出别人没有的、能够对西方主流经济起指导作用的东西。就凭这一条，只会给西方现有经济理论当孙子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做得到吗？他们能够拿出指导西方经济体系的“理论”吗？似乎不大可能。除非“诺贝尔经济奖”为他们专设一条：专门奖励只指导中国经济、不指导西方经济的“理论”。即便如此行方便，让“主流经济学家”们混上个“诺贝尔经济奖”，那就会无争议吗？未必。
可见得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之类搞自然科学的人才可以算是“大师级”人才，而得了诺贝尔其他奖就不一定。
“舔痔”又别名“舔屁眼” 或“舔腚”，所以“舔痔” 型“人才”也可叫“舔屁眼” 型“人才”或“舔腚”型“人才”。当然，“舔痔”所舔的这个“痔”可以是具体的、有形的、肉体上的“痔”，也可以是抽象的、无形的、精神上的“痔”——舔肉体上的“痔”这种“硬件式服务”也好，舔精神上的“痔” 这种“软件式服务”也罢，都是尽“口舌之劳”，用嘴巴和舌头“投其所好，送其所要”，让权贵们要么肉体上舒服，要么精神上舒服，总之心旷神怡，“龙颜大悦”，赏赐有加。不过现实中“肉体舔痔”这一摊子“低档服务”似乎已经“转包”给了婊子三陪、面首男妓之类“性工作者”，而“精神舔痔”这一类“高级服务”则由“精英”们义不容辞地“承包”了。其姣姣者个个“青史留名”，如：“洗鸟御史”、“狗叫侍郎”、“鹅鸭谏议”、“蛤蟆给事”……可见“行行出状元”，“舔痔”舔成了“才”，照样可以“永垂不朽”。
（“精神舔痔”的“雅称”是“拍马屁”。所以这种“舔痔” 型“人才”往往也叫“拍马屁” 型“人才”。有意思的是英文里的“拍马屁”也象汉语一样，跟“屁股”一词膘在一块。英文的“拍马屁”叫“吻屁股”[Kiss ass]；“拍马屁的人”叫“吻屁股的人”[Ass kisser]。不知这是东西方“英雄所见略同”，还是中华文明早就远播四海，潜移默化了西方文明，跟中国文化来了个“国际接轨”？）
“舔痔”型“人才”有几大特点：第一，只会耍嘴皮子。第二，只为能打赏自己的权贵服务，只为少数人服务，决不为大多数人服务。第三，只有虚的，没有实的，不能用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证明自己。对他们的一切都要打个问号，包括资格、身份、学历、论文等。第四，唯一目标是让权贵舒服高兴。只要能哄大老板开心，什么肉麻话都能说，什么骚烂事都能做，说什么、不说什么的唯一标准是老板爱听不爱听，而不是正确不正确。把地球说成是方的圆的都无所谓，把太阳说成黑的白的全没关系，“客户至上”，只要大爷需要就行。总之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所以“舔痔”型“人才”的话绝对不能当真，更不能照办。
不象“不龟手药” 型人才，过去要评选“大师级”“舔痔”型“人才”很有点难度。因为这等“人才”无论在古今中外都如同臭豆腐——吃得闻不得。尽管前赴后继，层出不穷，成功者绵绵不绝，但名声却始终不登大雅之堂。在中国，无一例外被当成不要脸的典型载入史册。外国呢？无论是诺贝尔、奥运会还是奥斯卡都没有为此等“人才”留出位置（看来在这点上东西方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不过这个难题到了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手里便不在话下了。过去人们对“舔痔”型“人才”鄙夷不屑，是因为受中华文明、孔老二的“毒害”太深，又是礼义廉耻又是诚信自尊什么的。如今不同了，“与时俱进”了，“先进文明”了，“经济学不讲道德”了，“礼义廉耻”、“诚信自尊”全没了，“舔痔服务”“正名”了，解放了，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了。“强势群体”们正饱受“原罪”、“物权”、“为富不仁”、“两极分化”、“贫富对立”之类“精神痔疮”的“折磨”，痛苦不堪。解除他们这些“精神痔疮”的折磨正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天赐良机和义不容辞的责任：给窃国大盗“精神舔痔”，便“论证”“国有资产流失”“天然合理”；给贪官污吏“精神舔痔”，便鼓吹“腐败有积极作用”；给吸血鬼周扒皮们“精神舔痔”，便“证明”奴隶制“效率最高”，最符合“经济规律”，不该涨工资，应该取消福利：“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当然，干这一行一定要善于“察言观色”。发现势头不对，要赶紧见风转舵。正如鲁迅所说：“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只要把握好这个原则，尽尽口舌之劳大舔特舔，让大老板们酣畅淋漓，一高兴赏俩小钱，自己一辈子就受不尽了。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精神舔痔服务”简直是最“经济”、“效益”最好的“产业”：投入：0（如果礼义廉耻诚信自尊不计的话），回报：无穷大。既无污染又无风险，实在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庄子》时代的“舔痔”型“成功人士”最高记录是“得车百乘”，而如今“主流经济学家”为权贵和“强势群体”们舔“精神痔疮”的“回报”呢？名利双收，家族一捞就是上亿，真是“数‘舔痔人才’，还看今朝”。——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荣获“大师级”“舔痔”型“人才”的“桂冠”实在是“名至实归”。
总之，问“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级人才”，指的决非“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自己的‘舔痔’型‘大师级’‘人才’”。因为第一，靠“舔痔”不能创造财富、保卫国家、给大多数人带来好处、促进社会进步。第二，中国从来不缺“大师级”“舔痔”型“人才”。（翻翻中国历史，不难想象：如果“诺贝尔奖”里包括“舔痔”型“人才”，中国人早就榜上有名了。而且如果当真要为“舔痔”型“人才”设奖，中国自己就够“权威”的，何必借助诺贝尔？如果某中国人跑出来设个“‘舔痔’型‘人才’奖”，保险“举世公认”。）第三，当前人们争议最少、普遍公认的“大师级”人才是得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才。而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才实际就是中国老祖宗所谓的“‘不龟手药’型人才”，绝非“舔痔”型“人才”。靠“舔痔”决舔不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所以“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级人才”这一问里的“大师级人才”实际指的是“不龟手药” 型人才。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级‘不龟手药’ 型人才？”
三．什么样的时代出什么样的人才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什么样的时代就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推崇什么样的人才，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就重用什么样的人才，就造就什么样的人才。汉武帝求贤诏（《武帝求茂材异等诏》）劈头第一句便是：“葢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句话本身就够“非常”的）。非常时代的非常之君孜孜以求非常之业，难怪会有一大批非常之人纷纷颖脱而出，在历史上闪闪发出非常之光：张骞、卫青、霍去病、桑宏羊、董仲舒、东方朔、司马相如、司马迁……也难怪“汉”这个字也跟着“非常”起来，超越了历史朝代的年号，成为一个民族、一种气质、一种文明的象征流传至今：“汉子”，“好汉”，“男子汉”；“汉字”，“汉族”，“汉语”，“汉服”……汉武帝“不拘一格降人才”，家境贫寒的才俊贤良能登庙堂之器，骑奴出身的卫青能当上所向披靡的大将军。毛泽东更胜一筹，“理论联系实际”、“实践出真知”、“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难怪毛泽东时代人才辈出，“英雄不问出处”：工人农民能当国家领导人；没读过几天书的“泥腿子”能锻炼成百战百胜的将军，打得洋学堂毕业、拿着洋文凭的“专家”“内行”们指挥的最现代化军队丢盔弃甲，满地找牙；钱学森这样的华人精英能不管什么“经济人法则”，放着高薪舒适不要，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倾心来归；连蒋介石都哀叹：“人才全投了共产党”。也难怪毛泽东“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拥有核武的强国”。
人才的取向反映着时代的特征。“不挨打”的时代必欢迎“不挨打”的人才，以确保国家民族“不挨打”的物质力量、确保国家民族“不挨打的”精神力量、凝聚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挨打”的时代必欢迎“挨打”的人才，以败坏国家民族“不挨打”的物质力量、败坏国家民族“不挨打的”精神力量、涣散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凝聚力。高俅吃香的时代爱因斯坦肯定吃不开。“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大宋走向没落衰亡的时代当红的总是秦桧、贾似道之流而不是岳飞、辛弃疾之类。汪精卫得势的时代必不崇拜狼牙山五壮士。汉奸妓女赛金花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的时代决不会推崇赵一曼、刘胡兰。所以只要看什么样的人才走红，就可以知道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同样，要了解某个时代，看看褒贬那个时代的人都是什么类型的就够了。比如，大骂毛泽东时代的是“舔痔”型“人才”多，还是“不龟手药”型人才多？这个一点不难，问问搞过“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等的人就行。其实稍稍留心一下就可发现，骂毛泽东时代最凶最狠的人大都是“舔痔”型的干活——这一点不奇怪：“舔痔”能为个人捞取财富，但不能为社会增添财富。靠“舔痔”创不出世界，靠“舔痔”打不下江山，靠“舔痔”赢不了战争，靠“舔痔” 舔不出“两弹一星”，靠“舔痔” 休想让国家民族不挨打。毛泽东麾下雄兵百万，良将千员，个个都是血里火里实打实地干出来的，靠“舔痔”决当不上开国元勋。毛泽东时代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有没有真才实学要靠实践证明自己，要经过群众证明自己。靠“舔痔”——卖弄文凭、理论、空口白牙耍嘴皮子糊弄人不行。这对只有“理论”没有实践、全靠“理论”搞诈骗的“舔痔”型骗子们当然大大不利。就象跳大神的巫婆神棍最恨科学一样，指望靠一纸文凭、几篇鬼画符的文章的学术骗子当然最恨妨碍他们招摇撞骗当上“混世魔王”、阻碍他们随心所欲欺负老百姓的毛泽东。他们大骂毛泽东时代的心情其实一点不难理解——他挡了骗子们的财路了嘛！他妨碍了骗子诈骗老百姓的“人权”和“自由”了嘛！骗子们不骂他骂谁？
不过理解归理解，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来说，听见别人大骂毛泽东时代，自己是不是也该随声附和跟着骂？那得先掂量掂量自己属于哪一类，或立志要当哪一类：“舔痔”型的，还是“不龟手药”型的？如果自己也是个吃“舔痔”饭的，或立志“舔痔”，那跟着骂毛泽东时代也顺理成章：物以类聚嘛。“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个鳖亲家”。“舔痔爷爷”咬牙切齿的东西，“舔痔孙子”也恨之入骨一点也不奇怪。这叫“同仇敌忾”、“休戚与共”。相反，如果自己是个“不龟手药”型的，属于实实在在的人，追求做实实在在的事，那跟在“舔痔爷孙”们的屁股后边再“舔痔”，当“舔痔”“二传手”、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地大骂“舔痔”祖宗的仇家毛泽东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决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舔痔”一族骂毛泽东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利益攸关”，你无冤无仇的跟着瞎起什么哄？这不是枉做小人吗？“道不同，不相与谋”。“舔痔”型的吃了香，“不龟手药”型的就没好日子过了：“舔痔”型的不创造财富，人家捞的财富从何而来？归根到底“羊毛出在羊身上”，还不是从你们这些创造财富的“不龟手药”型人身上刮的吗？跟他们“并肩战斗”，不等于送上门去请蚊子吸血吗？“人贵有自知之明”。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还没弄清自己是“舔痔”型的还是“不龟手药”型的就跟“舔痔”型的着瞎起哄，那才是不折不扣的“哭了半天还不知道是谁死了”，“让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
四．教育体制、社会大环境与人才
鲁迅说：“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同样，欲求“不龟手药”型人才，先得有“不龟手药”型人才得以生存的环境。 既然“不龟手药”型人才是实干型人才，讲究的是认真，是实实在在。那么要有“不龟手药”型人才之“花”，就必须得有崇尚“认真”和“实实在在”这种社会环境之“土”。否则培养不出“不龟手药”型人才就一点也不奇怪：根本容不得，如何培养得出来？即使出来了也给扼杀在摇篮里了。
如今中国社会的大环境还容得“认真”和“实实在在”吗？看看中国社会现在最时髦的追求就行。人们追求的是当实实在在的人吗？比如，当工人，农民，一线教课的教师、一线科研生产的工程师、技术人员……
——听听这样的哀叹：“工程师——中国最可悲的职业”、“在中国社会里技术不值钱，工程师不值钱，没多大价值，或者严格地说是实现不了价值”、“看看社会上，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工龄四十多年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干了一辈子的老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每月拿五、六百元退休金艰难度日晚景凄惨的有多少！而同等资历的在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则是每月几千元的退休金，高工老了连扫地的都不如！”
——看看英国广播公司关于中国媒体对2007年3月31日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祝贺“2006影响世界华人”集会报道的评价，题目是：“除了章子怡，他们是谁？”——讽刺中国媒体只认娱乐圈明星，而对为中国国力增强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不屑一顾，一无所知。
——回顾回顾近些年来在中国媒体上最走红的都是些何方神圣：“超女”、“明星”、“权贵”、“精英”……个个灼手可热红极一时，热得如同年三十的焰火，满天闪闪发光，处处震耳欲聋，绚丽多彩得不得了——然而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再看看，除了“一地鸡毛”、成堆垃圾外什么也剩不下。真正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造福后人的有几个？
——看看这则消息：“上海仅有1%的受调查者愿意当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 4200人竞争一个公务员职位”……
——如今中国的书店里卖得最火的书是什么？形形色色的应试辅导材料。如今中国最火的职业考试是什么？公务员考试。如今中国学者教授们趋之若鹜的事是什么？当官揽权。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应试辅导材料卖得最红，说明如今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应试教育”的体制。争着当“公务员”，实际是争着当官、争着揽权。普通人争着当官揽权，学者教授也热衷于当官揽权，这说明如今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权力至上”，说明中国的社会实际是个“权本位”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级‘不龟手药’ 型人才”的直接原因。
1．“应试教育”的教育体制只适合培养“舔痔”型“人才”，不适合培养“不龟手药”型人才。
1）．“应试教育”：不是为知识而学习，而是为考试而学习
有人可能会争辩：这有什么两样？考试难道不是为了学习知识吗？
如果学习是目的，考试是手段，那“考试”与“学习知识”并不矛盾。但如果颠倒过来，“考试”变成了目的，“学习”反而成了手段，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二者的根本区别可以用一个笑话来说明：
某老板招聘，面试出题曰：1+1等于几？几乎所有的候选人都回答曰2，唯独一人凑到老板耳边悄声问：“您希望它等于几？”结果独此人得聘。
这正是“应试教育”的“特色”：重中之重不在于学会“1+1等于几”，而在于学会弄清“您希望它等于几”。应试教育，应试第一。为考试而学习，为考试而努力，一切为了考试。只要哄得过考官老爷，爱是几是几。学会“1+1等于几”是在学知识，而学会根据“您希望它等于几”来判断“爱是几是几”则是在学“舔痔”。所以说“应试教育”适合培养“舔痔”型“人才”。这种教育把学生的全部心思和聪明才智都耗在一个地方：怎样应付考试。与考试无关的东西一概不学，一概不问。学的知识对不对、符合不符合实际、有用无用概不在乎，只要符合标准答案就行，只要能通过考试就行。能应付考试就达到了目的，学没学到知识、学到什么样的知识都不重要。
“知识教育”与“应试教育”，一个是为知识而学习，一个是为考试而学习。一个是专学实践最需要的知识，一个是专学考试最需要的知识。一个是要学会探索未知世界的本领，解决答案未知、尚未解决的问题，一个是要学会重复已知世界的本领，解答答案已知、已经解决的问题。一个不仅要学会解答现有的问题，而且更要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一个则只能回答现成的问题。一个追求掌握知识，一个追求掌握数据。一个专门培养思考分析的能力，一个专门培养记忆背诵的能力。一个是鼓励解放思想、打破现有常规、理论联系实际解决来自实践的挑战；一个是把思想锁进考试牢笼、只在现有常规内打转、只认理论不认实践、一门心思对付人为设定的刁难。一个鼓励独立思考，创新突破；一个鼓励循规蹈矩，鹦鹉学舌。一个是用兴趣来吸引，一个是用恐惧来驱赶。……
这就顺便解释了一个现象：为什么迄今为止，中国人仿冒的本事那么大，而独立创新的东西却那么少——你那个“应试教育”的体制培养的就是这个：“应试教育”体制下，人们学习往往是出于不得已，而不是因为感兴趣。对于不感兴趣的东西能有多大的钻研劲头和创造热情？而整个“应试教育”只培养解决答案已知的问题的能力，不培养解决答案未知的问题的能力。仿冒，前提就是已经知道这个方向没有错，因为别人已经解决了“可行不可行”的问题，已经拿出了结果，也就是说，肯定有解决的办法，肯定有个“标准答案”在那里，可以放心大胆雄纠纠气昂昂地朝那个方向前进，凭“舔痔”的本领有时也能对付。而独立创新就不然，因为“史无前例”，可行不可行、有没有解谁也不知道，必须一切靠自己挑战未知世界。这对于只善于应试的人来说就难受极了：要自己摸索方向，独立解决问题，用于面对挑战——这一切都没学过，风险又大，即使有人敢于实践勇于探索，其它人也未必愿意，更不用说承担责任了。结果：重复别人的东西最保险。代价：要害起点永远落后于人，受制于人。如果是民用核心技术，那落后于人受制于人是经济上吃亏的问题；但如果是军用核心技术，那落后于人受制于人就是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要想彻底不挨打，在军用核心技术上就容不得永远落后于人、受制于人，就不能依靠“舔痔”型“人才”而必须依靠“不龟手药”型人才。
“应试教育”说穿了就是“科举教育”，其发展的结果就是一切“标准化”、“八股化”。
鲁迅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
如今“应试教育”“八股化”这等“蠢笨的产物”依然故我，原因之一当然还是“考官嫌麻烦”：“八股”式考试判分多省事啊，能电脑处理，能如同生产流水线的检验员，一个零件过来，用量规、塞规、样板、卡尺一卡就得，合格的马上过去，不合格的立刻剔除，轻松愉快还不用负责任。连作文判分都只需几分钟就能决定一个考生的命运，其他的判卷就更不用说了。考官如此，“应试的人”呢？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说容易：标准化八股考试，标准化八股问题，标准化八股答案，一切都有标准，只要判断对标准化问题，给出相应的标准化答案就大功告成。除了作文，整个考试过程中考生大脑的思维活动基本是判断——记忆——引述等重复性思维活动，标准的程序式思维，不需要创新，靠笨工夫也能对付。只要软件合适，弄台计算机来考都能得满分。说难：得记性好，把人脑变成个超级硬盘，一切标准答案数据事先都得一一输入，一个都不能少，要的是广种薄收，大海捞针，天罗地网逮癞蛤蟆的能耐。这种考试其实是考记性、考时间、考教师、考家庭。考记性：年轻的占便宜。考时间：有条件整天不干别的光鼓捣标准问题标准答案的占便宜。考教师：教师经验丰富善于猜题让学生有的放矢地背诵标准答案的占便宜。考家庭：家境宽裕能让学生参加各种补习班、买各种补习材料、脱离俗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背标准书”的占便宜。而对于没这些条件的考生来说，这种考试实在是“噫吁戏，危乎高哉！考试之难难于上青天”。而对于富于创造性思维、不愿意死记硬背的人才来说，这种“八股化”学习实在是一种折磨。
爱因斯坦在回顾自己学生时代的经历时谈到：“人们为了考试，不论愿意与否，都得把所有这些废物统统塞进自己的脑袋。这种强制的结果使我如此畏缩不前，以致在我通过最后的考试以后有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扫兴。”
“应试教育”彻底违反唯物论的认识论规律。它只承认理论知识，只允许教授理论知识，不给实践留任何位置，更不承认“实践出真知”。这种教育体制只适于把人教成善于“舔痔”——揣摩考官心理的应试专家、分数尖子、“高分低能”的书呆子、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一个人在这样的学制下耗费十几年的工夫学出来往往仍不得其用，仍必须从头开始补课——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本领。
现在不是时髦讲“效率”吗？那学习也应该讲讲“效率”，给人的一生算算帐：一生共花在学校里多少年，花这么多年学到知识“利用率”有多高，然后算算效率如何。
假定一个人7岁上学，小学6年，中学6年。如果没考上大学，65岁退休，那此人一生共用12年在校学习，约占65岁人生的18%。如果考上大学，那加上本科4年，此人在校读书时间共16年，占这65年人生路的近25%。换句话说，近四分之一的人生之路被耗在了读书上。
中小学教育12年，占65岁人生的18%，所传授的知识是毕生使用率最高的知识。一个人一生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对国家的认同、民族的认同、民族文化的认同等等也全部基本定型于中学阶段。换句话说，整个民族文明的延续生死基本由中小学时代的教育来决定。然而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这些一生离不开、使用频率最高的知识、技能、素质培养等受到的重视程度往往最低，原因很简单：对高考用处不大。最大量的时间都必须用于对付高考，获取对高考最有用的知识和技能。等上完大学再回过头来总结，当初在上面耗费时间精力最多的东西，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天天用得上的究竟有多少？人一生中最需要最常用的知识和技能，如阅读写作、举止言谈、待人处世、人际关系、心理哲学、社会常识、生活常识、撰写工作函件、报告、总结等等的能力、生活技能、工作技能、工作能力、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有多少是课堂上教的？有多少是在大学里学到的？有多少是考试考出来的？
“应试教育”体制逼人把最大最多的精力用于学习应付考试的本领。而这些知识技能就如同八股文，只能当“敲门砖”用，不管敲得开敲不开，反正是一槌子买卖，敲完就基本用不着了。耗费中小学12年、65年人生路的18%的绝大部分去学一生中只用有限的几次的东西，牺牲学习一生中最常用的东西，荒唐不荒唐？
中国1965年出版的英国麦克唐纳插图丛书《人类改造自然》（技术）里讲了一个故事：当莫尔斯发明“莫尔斯电码”时遇到一个难题：如何最有效地为26个英文字母分配代码。他没有关起门来搞“理论推导”、“数学演算”之类，也没有乱拍脑袋随心所欲，而是访问了印刷厂的排字房。他认识到，有经验的排字工人必然会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母留下最多的活字储备，而使用频率越低的字母，相应的活字储备也越少。根据实践调查结果他把最短的代码“•”给了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母“E”，而把最长的代码给了使用频率最低的字母如“J”、“Z”等。结果：莫尔斯电码完全符合现代通讯工程的原则：“用最小的系统资源传输最多的信息”，以至使用了这么多年仍无需改变其编码规定。
“莫尔斯电码”是用有限的时间传输尽可能多的信息，让最常用到的字母得到最高的优先权。而教育则应是如何用有限的时间传授尽可能多的最有用知识，同样应该让人生中最常用到的知识得到最高的优先权。
“应试教育”呢？恰恰相反。人生中只用一两次的知识——高考知识被给予了最高优先权，而最常用的知识却往往连一席之地都得不到。这科学吗？合理吗？
人的一生能集中用于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而知识的海洋是无穷无尽。有限的时间，无穷的知识，合理的办法自然是把有限的时间分配给学习一生中最常用、最需要的知识。如果花时间最多、实际用到的最少，那就意味着当初的时间是白花了。而人生由时间组成。白花了时间，就等于浪费了生命。白白为用不着的知识浪费生命，这算不算罪恶？
2）．“应试教育”：不是为培育人才，而是为淘汰人才
教育教育，顾名思义应该一教二育：传授知识，培养做人，想方设法让更多的人学到更多的东西，把人从愚昧变为睿智，把本不是才的育成才。这体现的是以培养人为宗旨，是与人为善，如毛泽东时代的扫盲、普及教育等等。而“应试教育”恰恰相反，不是想方设法教人学会不懂的东西，而是想方设法挑毛病刁难，不是育人而是整人：如果你通不过高考，那就被打入“智力低下”一流，永远没有纠正错误的机会，永远难以摘掉“愚昧”的帽子。这体现的是以淘汰人为宗旨，是与人为敌。
整个高考，从头至尾贯穿一切的原则不是想方设法培养人才，而是想方设法淘汰人才。
如果考试是为了巩固所学知识，那就该教什么考什么，不超过课堂学习和教科书内容。 而现实生活中，只靠课堂教学和教科书能通过“应试教育”的高考吗？几乎没门。否则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应试辅导材料、应试补习班和层层加码的魔鬼式训练还能有市场吗？还能那么吃香吗？
有人将高考定义为“高分辨率、选拔性的考试”。所谓“高分辨率”，就是靠难题、怪题设下陷阱，拉开分数。所谓“选拔性”，就是淘汰。如果不是想方设法淘汰人才，为什么要这样？
“应试教育”的高考制度从头至尾每一步都彻底体现着“淘汰人才”的原则：
——考试内容刁钻，不上辅导班就考不上：淘汰掉家境贫寒、读不起“重点”、开不起“小灶”的人才。
——“千锤打锣，一锤定音”、“一考定乾坤”、“一考定终身”： 不允许失误，不给纠正失误的机会（对待敌人的办法），淘汰掉那些过于紧张、偶然发挥失常的人才；
——专门把高考安排在盛夏这一年之中天气最热、最容易让人难受、最不容易集中精力的时候：淘汰掉那些比较怕热、不善于在挥汗如雨的环境中正常发挥的人才；
——连续几天从早到晚连轴转：淘汰掉那些体力不支、不幸中暑生病、或头几场考试不理想、不善于调整心态从容对付后几场考试的人才；
——全部闭卷：淘汰掉那些善思考能分析但不善死记硬背的人才；
——时短量大、不留余地，平均每道题只留给你几分钟的思索时间：淘汰掉那些有才但缺乏急才的人才。
——不准考生事后查阅自己的试卷：淘汰掉因考官误判而倒霉的人才。
（如果是与人为善，帮助受教育者学习知识，就没有理由不让考生见到自己的试卷，让考生错也错个明白，至少学会纠正错误。据参与阅卷的考官承认，阅卷如同流水线，判一题甚至判一篇作文仅用几分钟。在这种条件下谁也不能保证不出差错。避免这种失误的最后一道保险只能是考生自己，让考生看到自己的试卷评判，纠正任何可能的阅卷失误。满清的科举考试都规定考试结束后试卷要发还考生亲阅，而如今的“应试教育”连满清的科举考试那样的公平都做不到。明摆着是不打算排除任何可能的人为判卷失误，剥夺考生亲自纠正这种失误的最后机会，以避免失去任何可以淘汰人才的机会。）
——甚至考完了报志愿都处处暗藏玄机：报哪里、报第几志愿都有讲究，同样的考分报的志愿不同、甚至顺序不同，结果都大不一样。
——高学费逼得考生倾家荡产：用“钱”淘汰“考得上、读不起”的人才。
总之整个高考，从考试范围、考题设计、考试规则、申报志愿等等无一不是处处陷阱，步步杀机，想方设法充分调动、发挥、利用一切可能的、不利于考生正常发挥的随机因素，千方百计给人下套，千方百计淘汰无权无势的考生。——这是与人为善还是与人为恶？是育人还是整人？是想方设法培育人才还是想方设法淘汰人才？
高考的全部过程就是挑人差错的过程，而考生的唯一目标是别出差错。能通过“应试教育”鬼门关的人只能是不出差错的人、循规蹈矩的人。而“不出差错”和“循规蹈矩”跟“打破常规” 、“探索未知世界”、“解决没有现成答案、没有现成规矩”能相容吗？人人追求考试过关、循规蹈矩、不出差错，结果只能走向善于“揣摩上意”的“舔痔”型，避开善于创新的“不龟手药”型。在这种情况下培养不出“大师级” “不龟手药”型人才有什么可奇怪的？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咎由自取。
2．“权本位”社会只容忍“舔痔”型“人才”，不容忍“不龟手药”型人才。
当“公务员”说白了就是“当官”。这行当不创造财富，也不需要有什么“创造性”（有“创造性”反而不是什么好事，那往往意味着“长袖善舞，贪赃有术”），需要的是循规蹈矩，是按部就班，是照章办事，是墨守成规，是照本宣科，是简单重复，是机械地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是模仿而不是创新，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就很不错，无差错就是成功，廉洁奉公秉公办事就阿弥陀佛。
按理说，如果规规矩矩的话，公务员这种差事其实很平庸、很枯燥，很难有成就感，名义上工资也不高，除了职业稳定、工作轻松、福利相对好外没多少可取之处。而如今这个职业却最走红，说明了什么？说明人们都“看破红尘”了：如今在中国当什么都不如当官，有什么都不如有权。“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没一切”。有了权哪怕是街头混混也能不可一世，没有权即使得了诺贝尔奖也得忍气吞声。没有权再有钱也不行。每个奸商后边都必有一堆贪官污吏用权力罩着，这个奸商才当得成。一旦权力保护伞出了问题，很快就会被端掉。比如赖昌星，比如周正毅，比如张荣坤。没有权再有学问也不行。邱成桐是世界“大师级”数学家，得罪了北大地头蛇，立刻开他的“缺席批斗会”，无所不用其极把他搞臭。郎贤平算得上是“著名学者”，刚摸了“上海社保基金”这个老虎屁股、得罪了权贵，立刻被勒令闭嘴。没有权，学校教师再有学问，在校长面前也不过是个打工的教书匠，说扒皮就扒皮，说解雇就解雇，只能逆来顺受，战战兢兢忍气吞声。没有权，再有真才实学的科技工作者也只能任凭大权在握的“院士”“权威”们随意摆布，白给人家当“科技包身工”，让人家当“科技包工头”，白白榨取占有自己辛辛苦苦的研究成果。难怪中国民盟中央副主席索丽生说：“上世纪60年代，能力强的教师都不愿意当官，觉得专业学术是比较崇高的，但现在风气不一样了，学校里中层干部岗位竞聘，教授们趋之若鹜，这个现象很不正常。” 也难怪人大教授张鸣说：现在中国“高校已经成为一个官场”。“现在中国高校体制行政化、管理官僚化衙门化，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在学校里，当官的不仅握有行政资源，还有学术资源”。“现在官大学术大！你只要当了官你就掌握各种评审的权力，那么别人的晋升、评奖、拿项目以及学校的什么各种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学科基地的评审就掌握在你手里了”。“你要不听我的，职称评不上，课题没有你的，奖金自然没有了，甚至你的补贴也会没有”。“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
这一切都说明了一条：“权本位”。即使最高学府也不例外。学术成了权术，学校成了“权力场”。
“权力场”的铁规则是权力高于一切，要奴才不要人才，要“舔痔”型的，不要“不龟手药”型的。鲁迅说：“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钱。”这“伶俐”就是“舔痔” 。在“权本位”社会中，每个官的腚下都紧叮着一大群起劲“舔痔”的，这个官自己同时也得跟着同级的伙伴一起紧叮着顶头上司的腚，时刻保持密切“舔痔”。就这么“首尾相接”，一个舔一个，从地下舔到天上，构成一个自下而上、无影无形但的确实实在在的“舔痔链”、“舔痔网”、“舔痔金字塔”（闭目想象一下，着实蔚为大观）。这个巨形“舔痔金字塔”构架中每个“节点”上的官每天其实就两件大事：被舔与舔人。他们构成了这个权力“舔痔金字塔”的骨架，剩下的无关紧要的空间才轮得上“不龟手药”型的人来填补空白，装点门面。这样的“舔痔金字塔”能给“大师级”“不龟手药”型人才留出多大的地方？
一个不创造财富的“舔痔”型“人才”吃香的社会，能鼓励创造发明吗？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人人热衷“读书作官”，热衷“舔痔”，不屑当“不龟手药”型人才，结果呢？现在中国社会又兴起了当官热，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燕飞来”？
五．文凭、权力与利益
人世间真正的悲剧往往不是发现不了问题，而是发现了问题却束手无策。比如，承认“应试教育”的考试不合理不难，但明知不合理却改不了，因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现实社会还容得下其他形式的考试吗？要是当真“不拘一格降人才”，考题的答案不标准、不唯一，允许考生自由表达、自由发挥、充分展示探索未知世界答案未知问题的能力，那非闹翻天不可：既然没有标准答案，答案不唯一，那凭什么说他对我错？凭什么说他有能力我没有？凭什么取他不取我？这里边肯定有猫腻，肯定有行贿受贿，非打官司不可……如果落榜的都这么闹起来，考官就别活了。即使没这个问题那考官也受不了：无伯乐之才，焉能相得出千里马？相出了还得一个个证明给大家看，这得费多大功夫？这不比当流水线检验员费劲多了？那么多考生个个如此，那还不把考官累死？（反过来说，在腐败成风的条件下，现行的高考办法还是比较最不容易捣鬼的办法。其他各种各样的“高考改革”不管主观用意如何好，在现实条件下一旦当真实施起来往往更有空子可钻，弊病更大。这就如王安石变法，主观愿望很好，但当真实施起来，到了贪官污吏手里就全变了味，实际后果更糟。所以大环境不改，再好的办法也行不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社会现实？“升学率”。——升学率”是正面说法，反过来说就是“淘汰率”：升学率为30%，就意味着淘汰率为70%——考试考不过，就意味着被淘汰。在“升学率”这个钢铁数字面前如同在地狱的入口处，同样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在“升学率”面前，几乎没人敢有不同意见。即使学校不搞“应试教育”，家长也不答应。从社会所有的层面角落几乎异口同声发出一个声音：升学！升学！升学！升学率！升学率！升学率！从学校到社会，从家长到老师，无不被这“升学率”即“淘汰率”逼得发狂。在如此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任何试图改变“应试教育”的呼声几乎都得抱头鼠窜。（自从高校“扩招”后“升学率”的含义有所变化，专指进入重点的“贵族大学”的“升学率”了。）
为什么“升学率”如此神圣？利益。个人利益，集团利益，物质上的利益，精神上的利益，与“升学”捆绑在一起的形形色色、无穷无尽的利益。
不管是住在北京上海还是住在其他中小城镇，如果都能让人觉得住在当地跟住在别处相比起来有利有弊，虽有不足遗憾，但也有可取之处，那人们便能随遇而安，社会便和谐稳定。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让人觉得只有住在北京上海才是人，才活得成，住在其它地方就简直不是人，就活不下去，那所有的人必然不顾一切往北京上海挤，不把这些地方挤爆不算完。这样的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一定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导致人们发狂。升学率发烧也是如此。高考如此疯狂，搞得“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因为现实使人们普遍认为上不上大学（更确切地说，是“贵族大学”）利益区别太大，高考已经不是简单的职业出路问题，而简直变成了生存与否的生死问题。这才导致“升学率”发狂。
毛泽东时代也有高考，那时也注重“升学率”，但为什么没有如此疯狂？因为那时并不盛行“文凭主义”，而是“行行出状元”。人们不上大学、当工人农民也能觉得有前途，并不觉得因此天然低人一等。要当干部就得带头实践，没多少特殊。各行各业都各得其所。这一切使人们普遍心理比较平衡，把考大学当成多种出路中的一种，觉得上大学固然很理想，不上大学也不丢脸，更不是天塌地陷大灾大难。所以那时“升学率”没那么烧。
升学本身并没有罪过。想上大学、想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不是坏事。但不为知识只为文凭而疯狂那就不是好事了。本来文凭的真正意义不过是一张纸，证明某人接受过若干年的理论知识培训，如此而已。它并不能证明有了这张纸就一定有真才实学，有了这张纸就一定能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就如军官学校的毕业证书，只能证明此人完成了若干年的军事培训，并不能证明能百战百胜。是不是真有那个能力，只有待于实践检验。如果只看文凭不看其他，那等于不在乎有无知识，只在乎有无“有知识”的标签，纯粹是本末倒置。而现实情况却正是如此：许多人上大学并非为知识，而是为文凭。否则他们为什么一方面那么热衷于升学率，那么拼命追求上大学，一方面又那么不愿做实际的科技工作，甚至说“工程师——中国最可悲的职业”？为什么即使大学毕业、有了文凭、当了教授学者却并不安心埋头做学问，而要那么热衷于当官？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升学之意不在学，在乎大学文凭也”。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的“文凭”实际不是跟“知识”挂钩，而是跟“利益”挂钩。有文凭才有资格当“学者”，有文凭才有资格当高官，有文凭才有资格代表“先进生产力”，有文凭才有资格进入“精英阶级”、当“强势群体”。拿不到文凭就等于要当“二等公民”，就要被淘汰。
如果不是为了淘汰人，不是跟这么多、这么大的利益捆绑在一起，高考根本不会被当成生死鬼门关。所谓高考本来无非是对考生书本知识水平的一个检测，能反映一个人知识的某些侧面而已。要真是为了发现人才，不仅要看高考成绩，而且要综合考察其他方面，决不能一棵树上吊死。美国的SAT和GRE随便考，一年考几次，投考次数不限，一次不理想不要紧，马上报名接茬来，直到理想为止。这样的水平足以排除各种偶然因素，足以反映出考生的最好水平。——考试成绩拉不开，怎么决定录取谁呢？这就体现出教育目标的根本差别来了：要进入好大学，就得令人信服地证明自己与众不同，才华出众。这光用考分做不到。越是知名大学招生时越看重求知欲、好奇心、交流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特殊才能等等单凭理论考试考不出来的基本素质，而不是如同流水线生产出来的、除了考分之外没多少区别的“标准化嘴脸”。这才体现了“求才育才”而不是“淘汰人才”。——当然这只有在讲究信誉、得到公众信任、为求才不怕麻烦的大环境中才行得通。否则谁知道、谁承认这样录取的人是真有才还是有“猫腻”？在以淘汰人为目标、谁也无法相信谁的大环境中，不靠“应试教育”的高考方式决定一切还能如何？
“应试教育”发烧，是因为“升学率”发飙。升学率发飙，是因为“文凭主义”当道。“文凭主义”当道，是因为“文凭”跟功利生死挂上了勾，意义远远超越了正常的学问测试。“文凭”不仅成了当代“八股文”，成了功名利碌的敲门砖，而且成了划分阶级的工具：是当“精英”、上天堂还是当“贱民”、下地狱，分水岭就从确保能拿“文凭”的高考开始。“文凭主义”成了当代阴谋家、野心家玩弄权术、牟取暴利得心应手的工具。它彻底扭曲了整个教育制度、用人制度、高考制度，把高考变成了淘汰人才的野蛮的残酷游戏。
1．“文凭主义”是玩弄权术、排除异己的工具
用不着评价功过是非，用不着搜罗罪状，用不着编织罪名，用不着辩解争论，甚至用不着费心解释，一个“文凭主义”便把毛泽东时代经过实践考验的工农干部一网打尽，把毛泽东时代建立起的“理论联系实际、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实践发现人才、通过实践检验人才”等行之有效的真理检验标准、人才发现使用检验标准等一扫而光，从此只认书本理论不认实践经验，只认理论脱离实际不认理论联系实际，只认纸上谈兵不认实事求是，只认“赵括”不认“廉颇”，只认“精英”不认“人民”。这就用“文凭主义”消灭了一切政敌，不费一枪一弹便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政变。
一个“文凭主义”，便一举消灭了一切竞争对手，排斥了所有工农兵、全部普通老百姓，确保唯有“精英”才能独揽政权：要当官，就必须有“文凭”，就必须拿学位，就必须上大学，就必须通过“应试教育”，就必须从小到大脱离实际，就必须学会只认理论不认实践，就必须只认“精英”不认老百姓，就必须学会“舔痔”——当今之世，这样的人舍“精英”其谁也？不搞“文凭主义”、认可实践出真知，“精英”们要获取政权便要面对十三亿人的竞争。搞了“文凭主义”，轻而易举便消灭了绝大多数竞争者，把竞争对手从十三亿变成不过几千万。继续玩弄这个“文凭”把戏，一点一点加码，必能“名正言顺”地把剩下的竞争对手逐一“淘汰出局”，确保“有资格”的人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伙：来上条“专业对口”，只要学管理的、学金融的、学法律的，便可以淘汰掉一切学理工的。来上条文凭“过硬”、必须是“一流大学”出来的，便可以淘汰掉北京上海之外一切普通大学毕业的。来上条文凭要“与世界接轨”，便可以淘汰掉一切没有留过洋的。来上条必须“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便可以淘汰掉一切不受洋人待见的……就这么绕来绕去，最后大约除了“北大党”、“北大党光华帮”和社科院之类地方出来的人外再没什么人够格当国家领导人的。所以“文凭主义”不但是过去的权术斗争的工具，而且是将来的权术斗争的工具，足以消灭今后一切政治对手，一切异己力量。
“精英”们口口声声“平等竞争”，实际自己却最怕“平等竞争”，所以一定要用“文凭主义”为权术工具，把一切竞争者全赶走，以便自己一伙不争而胜。
2．“文凭主义”是阶级压迫和阶级专政的工具
一个“文凭主义”，连争辩的机会都不给，不由分说便剥夺了工人、农民和普通老百姓的一切政治权利，从“主人翁”的位置一棒子打下来，，沦为“素质低下”、“没有竞争能力”、“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活该被“淘汰”、任人宰割的“弱势群体”；便把“人代会”变成“官代会”、把政协变成“阔佬、‘精英’、名媛俱乐部”；便彻底改变了政治规则：只问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不问是否代表“绝大多数人”（可见“先进”二字妙用无穷）。结果：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居然没有来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代表，更不用说政协了，一下子就剥夺了普通老百姓拥有自己的代表的权利和机会。就这么个“文凭主义”，一枪不放、不动声色便颠覆了整个社会的根本结构，实现了少数“精英”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专政独裁。
“文凭主义”为新时期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提供了“理论根据”。“精英”如张维迎等总是一开口就“聪明人”、“笨蛋”、“政府能否给聪明人提供机会”之类的没完没了。他们从来只关心“聪明人”，骨子里从来没有什么人人平等，从来只专注让自己这些“聪明人”得到“善待”。而“聪明”不“聪明”如何判断？文凭。没文凭，证明考不上大学，证明“智力低下”，证明“素质低劣”，证明“不代表先进生产力”，证明“活该被淘汰”……既然是“笨蛋、“劣等”，那无论“聪明人”如何敲骨吸髓之都不过分，都“符合经济学规律”。结论：“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而“弱势群体”无论如何被欺诈凌辱都不该有怨言：过去穷只能怪自己“命不好”，如今穷只能怪自己“天生蠢笨”，所以才沦为“劣等”。这全是自己的问题，跟“精英”的剥削压迫无关！所以再吃亏也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千万别反抗，否则就是“破坏和谐”。
“文凭主义”真正的要害不在于文凭本身，而在于“文凭”名义下的“压迫有理”。目标：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理论根据”：人与人生而不平等，有“高低贵贱”、“优劣良莠”之分。“优胜劣汰”天然合理。少数“高等人”统治多数“劣等人”、少数“贵人”压迫多数“贱人”合乎“理性”“科学”。剩下的事就是如何“证明”自己属于那天生“优等”、“高级”、“超人”、“高人一头”的一类，以便压迫多数人。这种“证明”过去比较赤裸裸，封建迷信或种族主义法西斯味道十足，如“真命天子”、“血统高贵”、“祖坟风水好”、“得天命”、“奉天承运”、“种族优异”、“上帝的选民”、“文明优等”等等；现在则“科学”“文明”得多——“精英主义”：我有文凭，所以是“精英”。世界是“精英”创造的，历史是“精英”推动的，所以应该由“精英”统治一切——绕了半天还是老把戏：压迫“有理”，剥削“有理”，少数人欺负多数人“有理”。
“文凭主义”是新当代新形式的“血统论”。过去讲究一开口就说“官宦出身”、“书香世家”、“X子X代孙”等等；现在讲究一开口就说“博士出身”、“硕士出身”、“XX大学出身”之类。同样都是要证明自己“出身不凡”、“高人一等”，凭空占别人便宜。
“文凭主义”是新时代划分阶级的工具。“文凭”不过是借口，效果是把中国社会一分为二：“精英士大夫阶级”和“庶民草根阶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文凭”是进入“精英士大夫阶级”第一道大门的敲门砖。有了“文凭”，“出身成分”就与众不同了，从此便有资格变成新时代的“精英士大夫”、新时代的“贵族”、新时代的“奴隶主”——新时代的统治阶级；与新时代的“二等公民”、新时代的“贱民”、新时代的“奴隶”——新时代的被压迫阶级——划清了界限。
一个“文凭主义”，便做到了当年法西斯匪徒用赤裸裸的血腥暴力才能做到的一切：政治迫害，经济掠夺，镇压百姓，钳制言论自由。过去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而现在的百姓遇到“精英”呢？岂止是“有理说不清”，根本连说理的机会、说理的权利都不给你，甚至连讨薪上访告状的权利都不给你留下：“不准恶意讨薪”、“上访破坏安定团结、不利稳定”、“你不懂，等你学会了再来说”、“不争论”……“精英”们说卖国企就卖国企，说私有化就私有化，说下岗就下岗，说征地就征地，说砍劳保就砍劳保，说取消福利就取消福利，说涨学费就涨学费，说医疗产业化就医疗产业化……老百姓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被他们剥了个精光，吃足了苦头，却连说话哭诉的权利都没有。“话语权”攥在“精英”手里，一切媒体舆论工具全听他们的，是非曲直黑的白的全是他们说了算：说《物权法》能制止强制拆迁的是他们，说“钉子户”必须强制拆迁的也是他们。在这些“精英”面前，百姓再有理，说得清吗？有机会说吗？这些“精英”与过去的土匪兵谁更穷凶极恶？这就叫专政，少数“精英”对多数老百姓的专政，靠无形的“软暴力”实施的新式专政，以“文凭主义”为掩护的冷酷无情的专政：我有“文凭”，我是“精英”，我代表“先进生产力”，只有我才有资格说话，只有我才有资格决定一切。只许“精英”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不叫专政又叫什么？这不是“软暴力”掩盖着的法西斯专政又是什么？
3．“文凭主义”是巧取豪夺、压榨百姓的工具
小偷能偷光你身边所有的钱。强盗能抢光你家里所有的钱。骗子能骗光你一生的积蓄。而“精英”的“文凭主义”却能榨光你全家几代人的全部心血。——为什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为“升学率”打破头？为了文凭。为什么文凭那么重要？因为根据“文凭主义”，没有文凭就是“劣等”，就该被“淘汰”；有了文凭还有一线生机。拿不拿文凭已经不是个兴趣爱好职业选择的问题，而几乎成了阶级划分、当“二等公民”还是当“头等公民”、当“贱民”还是当“精英”的生死抉择。就是为了这可怜的一线希望，就让不知多少家庭、多少全家老小舍生忘死不顾一切。
商业的基本推销手法是“一推一拉”（Push and pull）。“精英”推销“文凭主义”的手法比商业推销卑鄙得多，不是“推”而是“逼”，不是“拉”而是“骗”。“逼”：不要文凭，不上大学，那就注定“劣等”，只能卖苦力。“骗”：制造幻想，许空愿。（“在中国，教育水平已成为决定家庭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农村大学生可以使一家人脱贫”——张维迎）
“精英”们用这一逼一骗的威胁利诱，便把“文凭主义”变成了“点石成金”、石头里榨油的暴利工具。榨干你还不劳自己动手，而让你自己绞尽脑汁搜刮自己，翻箱倒柜倾家荡产把钱主动送上门去：择校费、择班费、辅导费、辅导材料费、学费、杂费、生活费……“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主流精英”的“文凭主义”呢？不仅“赚得英雄尽白头”，而且还赚得不知多少人家倾家荡产；不仅“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矣”，而且“民脂民膏尽入吾腰包矣”。敲骨吸髓榨光了你还不负任何责任：毕业找不到工作是另外一回事。这叫愿赌服输，两厢情愿，活该。——这等压榨手段高明不高明？
鲁迅曾如此形容嫖妓：“男人化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可以给她说：我并非强奸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几个钱，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
而“文凭主义”呢？“‘精英’用一纸文凭，就可以榨光老百姓的一切。而且他可以给他们说：我并非诈骗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这纸文凭，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愚弄了他们，还要他们说一声“谢谢你，‘精英’”。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
滥发钞票，钞票就不值钱。滥发股票，股票就不值钱。滥发文凭，文凭就不值钱。“文凭主义”把“文凭”炒得红上了天，人人必欲得之而后安，表面上看好象是尊重文凭、尊重知识，实际是以文凭的名义招摇撞骗，巧取豪夺，压榨百姓。说是看重文凭，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文凭主义”煽动的是一种迷信，对“文凭”的迷信，对“文凭”这种“本本”的迷信。毛泽东早就说过：“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拼命鼓吹“文凭主义”的“精英”就是巴不得中国人的认识水平都再回到“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的水平上去。
“文凭主义”其实是场骗局。文凭就象钞票，只有被认可被接受才有价值。关键不在于有无文凭，有什么样的文凭，而在于文凭是否被要求、被接受，以及被什么样的人接受、如何接受。所谓“重文凭”有两重性，既真又假。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对文凭的要求就是真的，真到吹毛求疵。对有权有势的“强势群体”，对文凭的要求就是假的，假到可以拿钱买，拿权换，甚至可以白白奉送。阔佬可以花钱买文凭（看看这则报道：“北大在重庆开办的这EMBA研修班，虽然学制标的是1年，但每个月上课时间，仅有两天。24天的课程，学费连同报名费，高达30000元。”“如果企业资产达不到5000万元，对不起，北大的这个班是不会接纳阁下的。”《重庆晨报》2006年8月13日）。有权有势的高官可以在职“读研”，拿权换文凭（看看这则报道：“国家发改委一官员在北大读博士中，其论文大肆剽窃，抄袭面达80—90%。而这样明显的剽窃行为竟在答辩中轻松过关”）。可见所谓要求“文凭”完全是看人下菜碟。有权有势的人什么时候被“文凭”难倒过？无权无势的人即便有了文凭，那又如何？现在大学毕业生都号称“大白菜”了，他们的文凭很值钱吗？现在找工作、晋升，真正起作用的是文凭，还是权势？只认文凭不认钱权的时代是毛泽东时代。象张维迎、皇浦平（周瑞金）这样相对无权无势的家庭背景出来的人放在今天，能混上他们现在的位置吗？没有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他们照样得当“弱势群体”。然而他们功成名就之后却对毛泽东反咬一口，专门欺负跟他们一样无权无势家庭出来的人。这正如鲁迅所说：“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假做真时真亦假”。假文凭流行，真文凭贬值。再加上滥发文凭，到头来文凭就更不值钱。“文凭主义”真正的后果是毁灭文凭，贬低知识。现在大学生文凭大贬值，毕业即失业，“读书无用论”再兴，难道跟“文凭主义”没有关系吗？
“文凭主义”轻轻松松搞得不知多少普通老百姓倾家荡产，换来实际什么也改变不了的一张纸——天下有比这更狠毒的压榨吗？
4．“文凭主义”是撕裂社会、颠倒历史的工具
经常听见家长老师这样“教导”孩子：不好好读书，考不上大学，将来当民工去！——言外之意：“人间正道上大学”，上了大学才能算“人”，不上大学简直就是“二等公民”：素质低、能力低、智力低、没出路…… 孩子没长大就已经被不知不觉地灌输了“民工低劣”的概念，接受了“人与人不平等”的观念，长大之后能再反过来赞成“人与人平等”吗？能反感“精英至上”吗？能认同自己比民工“高级”，也就能认同还有比自己更“高级”的。赞成自己可以因“文凭”而比民工优越，也就赞成了别人可以因“文凭”比自己优越。赞同了自己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也就赞同了更“强势群体”对自己的歧视。这叫“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先拉你下水压迫别人，也就为今后压迫你铺平了道路。认同两极分化、阶级分化、阶级压迫的意识就这样悄悄形成了。
美国的艺人流行讽刺取笑总统。而赵本山访美演出的节目却有不少讽刺取笑残疾人、民工和“弱势群体”的内容。这实质属于歧视弱者，很不道德。鲁迅早说过：“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当然，这不能怪赵本山。艺人要跟着观众走，观众喜欢什么他就表演什么。艺人的表演取舍反映了社会普遍的价值取舍。讽刺取笑残疾人、民工和“弱势群体”的节目吃香，说明中国观众普遍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这才真正令人深思。这证明人们潜意识中已经不觉得这是在撕裂社会。这正是“文凭主义”潜移默化制造对社会不公平的认同、撕裂社会凝聚意识的效果。
鲁迅说：“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更何况受了实际的大损害之后，还得来辩诬。”
一个“文凭主义”，不由分说，一下子就把没有文凭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们从社会公众的潜意识上放到了“低素质”、“弱智”、“低能”的受歧视受屈辱的地位，使他们无缘无故就矮人一等；而且受到如此“实际的大损害”之后，还得拼命想方设法证明自己不是“低能”、“笨蛋”，时不时可怜地吁请社会大发善心，赏赐点公平（想想民工的孩子在2007年春晚表演的节目《心里话》）。这其实是本末倒置：大家本来就是平等的，不管有无文凭，谁也不比谁低一等、高一头。以文凭为借口搞歧视根本就非法，拿“弱势群体”的不幸开涮寻开心就更荒谬。这样的文艺节目居然走红，说明人们对这种受屈辱的位置已经麻木了，连“辩诬”的概念都没了。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的社会道德观念完全被扭曲颠倒了。
想当年中国妇女“裹小脚”不但时髦，而且是“文明”、“高贵”、“教养”的标志。不裹小脚的妇女简直抬不起头来，被看成“劣等”。而如今呢？小脚已经成了历史。人们都承认“裹小脚”是对妇女的摧残，不但不高贵不文明，而且是野蛮。可见风靡一时的观念并不见得一定正确，不一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应该盲目推崇。
然而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未必了。“文凭主义”就是现代化的“裹小脚”，思想上的“裹小脚”——不，是“裹大脑”，把人们的“大脑”——价值观甚至思维能力都给裹畸型了，所以象当年随波逐流盲目看重小脚一样随波逐流盲目看重文凭、看重“精英”。这比“裹小脚”更糟：“裹小脚”至少还是明的，看得见摸得着，弊端容易发现。而“裹大脑”则是暗的，思想给裹畸型了往往看不见摸不着，想发现弊端都难。
比如，现在中国除了“精英”，还有谁能在媒体上发表任何见解？不管大事小事，一事当前，在媒体前高谈阔论喋喋不休的必定是“专家”、“学者”、“官员”之类“精英”，决不会是工人、农民、普通士兵等基层群众。长期如此潜移默化的效果是什么？——除了“精英”，谁也没资格发表自己的任何见解，甚至没资格有自己的想法，不管碰到什么问题都得听“精英”的。长此以往连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没了——不声不响就剥夺了普通老百姓的思索权。这么多人的思考权被悄悄剥夺了而居然不知不觉，这难道不是“裹大脑”裹得思想能力萎缩、价值观扭曲畸变的典型例子吗？
一旦认可“文凭主义”，接受“没文凭的人是粗人、低劣”之类潜意识，那要颠倒历史就容易得多了。这时“精英”只要强调：“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都是“文盲”、“土老帽”之类，“文凭主义”潜移默化养成的歧视概念立刻就会发挥作用，英雄形象就不那么英雄了，对于“没文化的低等动物”、“亡命徒”、“人肉炸弹”、“恐怖分子”之类的诬蔑就不那么反感了，军人的社会地位不降也降了。（现在不是已经流行把军人叫“傻大兵”了吗？照此下去，会不会恢复“丘八”、“贼配军”之类的“美称”？）只要打开这个缺口，彻底否定解放军的一切英雄事迹、否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就不再不可能了。所以说“文凭主义”是撕裂社会，颠倒历史的工具。
5．学术腐败泛滥之风源于“文凭主义”
自“文凭主义”变成权术工具、用以清洗没有文凭的工农干部那一刻起，文凭便与权位死死挂上了勾。官员要保住权位就得有文凭。没有就得现弄。但文凭又不象白菜豆腐，拎起篮子菜市场一转便手到擒来。结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学勾结，速成“文凭”。鲁迅说过：“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但是鲁迅没想到，“文人不可捐”，文凭却可“捐”。没有“裙带文人”，却可以有“裙带文凭”、“交易文凭”。反正只要官员大权在手，只要其文凭确是教育机构发的而不是自己印的，就不怕有人较真挑剔。如此便“双赢”了：官员保住了权位，学校得到了“实惠”，拉好了“关系”，可谓皆大欢喜——除了学术道德：明明知道这样的“文凭”纯属造假，一文不值，但为了实际利益照发不误。而文凭是学校的信誉。卖文凭就是卖信誉，就是确立了“要利益不要信誉”的原则。一旦开了这个头，还能收得住吗？婊子能扒掉裤子，还会在乎褂子吗？能卖一次，为什么不能卖第二次、第三次以致无穷？能“零售”，为什么不能“批发”？能造“偷工减料”的假文凭，为什么不能造“偷工减料”的假论文？……大家都只认利益不要脸，学术道德当然一文不值，整个大堤就彻底崩溃了。现在中国高校学术腐败之风如此猖獗，最开始的“青萍之末”就是这官场的“文凭主义”。
六．“文凭主义”的背后（上）
1．真正的既得利益者
为什么闹“文凭主义”？利益。“文凭”是借口。“文凭主义”也是借口。一切都是借口。“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文凭主义”，意在私利。什么人的私利？表面上看，似乎谁有文凭谁占便宜，但那是假象。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是既有权又有“文凭”的“精英”。关键是有权。没有权，什么文凭也不算数。那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他们的文凭管用吗？有文凭即便找到了工作，那又如何？看看这些报道：
——“老师反映，如今教师不是学校的主人，而是校长的雇佣。饭碗掌握在校长手里，动不动‘砸饭碗’‘炒鱿鱼’，根本谈不上尊重。《教师法》第37条规定的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的教师只有3种人，而现在怎么就不合校长口味就走人呢？而且没有任何程序。”“教师的劳动权利得不到保障，成了教师头上最重的大山，教师最大的心病”。
——“中国科学界的‘包工头’压榨着无奈‘包身工’”：“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说，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但‘包工头’现象在科学界却越来越普遍。刘华杰告诉记者，某些著名学者特别是院士，在学术界有一定身份，很容易就拿到重要的科研项目。但他们自己根本没那么多时间去做具体研究，就会把项目分解发包出去给别人做。‘这些学者往往还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据介绍，在个别名气较大的学者中，甚至出现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今年负责项目审批和经费发放，明年又会参加项目申请。这样一来，科研的资金就永远在几个人中流转，这些人几乎把持了他们所在学术领域的绝大多数科研资金。如果其他人想涉足这一领域，只能给这些著名学者‘打工’”。
——人大张鸣教授：“外人想象不到现在大学里，学术没有尊严到什么程度。在外人眼里你也许是个大学教授，挺受尊敬的。但在学校里，你几乎什么都不是，你的学术方向，包括晋升和待遇都掌握在一些行政干部手里，而他们也一样有教授头衔，但他们这样的教授是硬通货，在外面他们似乎代表大学最高的学术成就，就像那个笑话说的，在上级领导面前，他们是学者，回到学校里在学者面前，他们是领导。他们的品味和水准成了别人不能超越的标准，领导提出只言片语，后面马上就组织一帮人来诠释、发挥。年轻的教师特别可悲，没有条件进行独立的研究，没有选择，只有跟在这些领导后面当‘学术梯队’，写了文章要把这些领导的名字署在前头。靠这些领导的垂青恩赐来获得提拔，否则就被当作不合作的人，在圈子里孤立你，任何机会都不给你，不带你玩。要么你臣服，要么你滚蛋。”“这成了圈内的一个行规。一旦你成了院长，各项好处都少不了你，你可以进入各种评审机制，一旦你有权评别人，你就可以跟别人交换，利益交换的潜规则在圈内已经非常牢固了，同时，还掌握了别人的生杀大权，谁要不听话，就可以封杀他。”“大家心思不是用在怎么做学问，而是怎么瓜分利益，一些干部拿着胡萝卜加大棒就成了包工头儿，让别人给他打工，自己整天到处转悠，扒拉钱财，想方设法糊弄上面，现在申请国家科研经费都给回扣，而很多这些人反而成了学术的代表人物。”
……
由此可见，“文凭主义”并不保护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权本位”社会，关键在于有权无权。有权就有一切，无权一文不值。没权，再有学问也得忍气吞声；有权，一肚子稻草照样作威作福。文凭与“文凭”不同，学者与“学者”不同，精英与“精英”不同。反对“文凭主义”，不是盲目反对一切有文凭的人，而是反对借着文凭干坏事的人。有人说人们痛恨“精英”是“反知识分子”，胡说八道。人们恨之如骨的不是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即“不龟手药”型人才，而是打着“文凭”的幌子、披着“学者”的外衣到处招摇撞骗、横行霸道、无恶不做的权势“精英”和“学者型官员”。
“文凭主义”不过是“精英”用以排斥绝大多数人、实现极少数“精英”对大多数人独裁统治的工具之一。先用“文凭主义”把无权无势无背景的普通老百姓家庭出来的淘汰掉一大半。而对那些侥幸过了“文凭关”的人来说，接下来要继续面临淘汰的关口还多着呢：“求职关”、“转正关”、“职称关”、“提拔关”……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剩下来的只能是“精英”自己和“舔痔”型“人才”。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倾家荡产考了个文凭便以为能改变命运，其实是一种很可怜的幻想。“文凭主义”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并不是有文凭的普通人，而是能将文凭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权势之辈。
2．从“铁三角”到“三头蛇”
现在中国民愤最大的莫过于腐败。许多人认为腐败之源来自“铁三角”——贪官、奸商和“无良学者”的利益联盟。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准确。经济腐败来自权力腐败。没有权力腐败，经济腐败无法存在。没有权力保护，不管奸商多奸，不管奸商多大，不管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还是亿万富翁，一下子就能打倒。所以说腐败“铁三角”的概念不够准确，不是“三角”而是“两极”——“奸商”那个“角”并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附在“贪官”和“无良学者”的保护伞下才能生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无良学者”的说法也不够准确，应该说是“有话语权的无良学者”（“主流精英”）——没有话语权的普通学者再“无良”也掀不起浪来。“贪官”和“有话语权的无良学者”（“主流精英”），一个掌握了有形的“硬”权力，一个掌握了无形的“软”权力，共同构成了腐败的两极。
事情并非到此为止。“两极”正在演变为“一极”。“有话语权的无良学者”（“主流精英”）并不满足于仅仅霸占“话语权”，而要“更上一层楼”，直接当官，直接掌权，从“学者”变成“学者型官员”。比如厉以宁，号称“学者”，却有着一大堆官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评议组成员”、“中日关系学史学会会长”…… （备注：厉大人升官太快，这里列的官衔表可能跟不上趟，先道个歉）——学者是干什么的？做学问的。当真做学问，全部时间精力都用在一处尚且不足。背着这么多官职，还做什么学问？还算什么“学者”？分明就是全职官僚。——这还不算，还要加上老子管股，儿子炒股，一家子暴富，家族财富天文数字计，又当学者又当官还兼顾经商，一点“资源”也不浪费，“官”、“学”、“商”的油水样样俱全。这已经早就不是什么“学者”，也不是什么“铁三角”，而是不折不扣的“官学商”三位一体的“三头蛇”。这才是中国社会最严重的腐败动向，最要害的社会问题。这种“三头蛇” 比简单的“铁三角”、比单一的奸商、单一的贪官和单一的“无良学者”要狡猾得多，凶狠得多，厉害得多。它当的官全是能决策战略的官，对整个国家动向一言九鼎，权力比普通的官僚不知大多少万倍，而且任何规则都限制不着它，哪怕连象征性的表面限制都不行：它碰上官就变成“学者”，不受当官的规矩管（比如，不退休，不问责，碰上亲友不回避）；碰上学者就是“官”，不受学者的规矩管（比如，“不争论”——学者能命令其他学者“不争论”吗？）；碰上商人就是“公仆”、“学者”，不受商业竞争的规矩管（比如，利用国家的信息资源为自己家族牟利，不公平竞争）。
这种“三头蛇”总是以“学者”身份为第一伪装，表面上道貌岸然，温文尔雅，实际凶蛮狠辣，权倾天下，为所欲为，到处称霸，谁也惹不起。比如“厉以宁家族暴富”早就是世人皆知的丑闻。本来“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老子管股、儿子炒股发了大财，那叫“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如果美国的格林斯潘退休前其家族也如此炒股暴富，美国人早闹翻天了，非挖地三尺查个底朝天不可。而中国呢？民间闹翻天，官方无动于衷，当事人满不在乎，还公然放狠话：“有证据，你去告我吧。”不仅如此，还能逼《瞭望东方周刊》公开道歉，还能动员《21世纪经济报导》杂志2007年3月26日发专刊为自己大张旗鼓造舆论辩护，还公然挑战舆论，宣布：“经济学家又不是官员，为什么要回避？”“我的学生许多都在国家经济核心行业进行着核心工作，如果要回避，那他们岂不是都要失业了？国家的经济工作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看看有多嚣张：第一，明目张胆告诉公众自己来头多大：“我的学生许多都在国家经济核心行业进行着核心工作”，早结成了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敢动我就不得了：“国家的经济工作会因此受到影响”；第二，公然承认这其中的关系确实属于“是官员就应该回避”的关系，却只承认自己是“经济学家”，不承认是“官员”，所以“为什么要回避？”——“三头蛇”三位一体的“多重身份”的妙用在这里显露无余了吧？为什么要设立“回避”的原则？为了防止利用公权谋私。官不官的不在名义，不在时间长短，而在把握公权这个状态。只要把握公权，那在把握公权期间就是官。哪怕把握公权只有一瞬间，在也是那一瞬间内的官。“五日京兆”是官，“瞬间京兆”同样是官。不管什么身份职称，不管叫“官员”还是叫“学者”，即使只在一瞬间内沾了公权，那就是“瞬间官”，就有以权谋私的可能，就不能不遵守回避的原则。不遵守，以公权谋私，那就是犯罪。即使利用那一瞬间的公权谋了私，同样是犯罪，一辈子永远是罪犯。而股票金融领域管理部门利用泄露内部消息舞弊发财这种犯罪也就需要一瞬间。所以只要进了这个领域的管理部门，不管是干部是学者还是秘书打字员，谁都可能如此犯罪，谁都必须遵守一切规则，包括亲属回避。西方股票金融界已经开始接受了在这个领域实行“有罪推定”。只要涉嫌泄密舞弊，不能证明无罪就是有罪。否则为什么规定只要担任公职就必须卖掉股票？这就是一种回避，根本没有官员才需要回避、学者就不需要回避的逻辑。“三头蛇”明知这一切，却故意拿“学者”和“官员”的文字区别大做文章， 肆无忌惮践踏“公权回避亲属”的原则。如果不是权势熏天，能这么牛吗？有这么大能耐吗？
利用公权谋私是犯罪。“巨额财富来历不明”是犯罪。这些都是必须一查到底的刑事犯罪，不属于“民不举官不究”、“告诉才处理”的情况。即便无人举证，司法部门只要发现可疑就应该立案调查，根本就不应该等人揭发，更不应该弄到“有证据，你去告我”的地步。而司法部门干了些什么呢？若无其事，充耳不闻。这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惹不起，不敢碰——这证明这“三头蛇”的权势大得司法部门都要退避三舍了。第二，沆瀣一气，蛇鼠一窝，两家本是一家子，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这证明这三位一体的“三头蛇”的权势大得连司法部门都给通吃掉了。这种情况才真正可怕。因为这证明“三头蛇”把握了司法“刀把子”，可以直接动用司法武器镇压不同意见。
“曾文正公”带兵，往往每下一城便“大索三日”——说白了就是让匪官兵一连几天随心所欲烧杀抢掠。等把值钱的东西抢光再“封刀”，派“执法队”之类“建立秩序”、“保护私产”。如果受害者看见“建立秩序”、“保护私产”等沁人心脾的字样便信以为真，跑去求“执法队”老爷帮忙讨还“大索三日”期间被匪官兵们掠走的财物，那就是实实在在的“不识相”，非碰得鼻青脸肿不可：“我没看见他抢你的，只看见你想要他的”——人家“执法队”大爷只管“大索三日”之后的事，为的就是保证匪官兵们从此合法拥有那“大索三日”期间抢到的东西，而不是相反。指望他们保护，岂不是“与虎谋皮”？
“经济精英”与“法律精英”的关系就跟“曾文正公”手下的那帮匪官兵和“执法队”的关系差不多：“经济精英”们先“大索三日”，捞够了便由“法律精英”粉墨登场，致力“建立秩序”、“保护私产”。谁要是不识相，闹着要追讨“大索三日”期间被掠走的财物，那就犯了“可恶罪”，当心给你安个罪名把你往死里整。难怪近来“经济精英”们有点发蔫，而“法律精英”却吃足了“伟哥”般纷纷“惊蛰”，拱出洞来玩命地上蹿下跳——一是“接力棒”交接转手的时候到了，二是“三头蛇”的“学者”面孔越来越吃不开。被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看破了，骗不了人了。“图穷匕首现”，骗不过去了就要来硬的，就要动用权力机器镇压。而干这种差事“经济精英”这副面孔不好用，最好用的面孔是杀气十足的“法律精英”——“笑面虎”玩不转，便换“吊睛虎”上场：敢不听我的，马上让你吃官司，叫你尝尝法律的厉害！什么“铁三角”，什么奸商，什么贪官，什么无良学者，跟这三位一体的“三头蛇”一比全成了小巫见大巫，道行差得太远了。
看问题不能看表面现象，而必须看实质。不要以为“主流经济学家”、“法律精英”一开始以“学者”的面孔出道、发迹、走红，他们从此就在“学者”的位置上“定格”了。全力以赴做学问的才叫“学者”。不专心致志做学问而是当官掌权，那就不再是“学者”而是“官”。“做学问”是探索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所谓客观规律，就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更“不以人们的个人私利为转移”。也就是说，“做学问”的目的只为客观探索规律，不为谋求私利。学者只要沾了“商”就做不到这点，就没资格再称“学者”，只能算“商人”。所以凡有了官职、有了权、沾了商的人都再也不能被视为“学者”。如果这些人还硬要以“学者”身份自居，那就只能视其为“官学商”三位一体的“三头蛇”。
拿文凭——当“精英”——掌握“话语权”（学）——掌握政权（官）——以权换利（商）——这就是“文凭主义”制造“官学商”三位一体的“三头蛇”的“生产流水线”和“工艺流程图”。
时代与人才
黎 阳
2007．4．22．
一．可喜可贺的一问
二．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才
三．什么样的时代出什么样的人才
四．教育体制、社会大环境与人才
五．文凭、权力与利益
六．“文凭主义”的背后
七．两种解决途径
一．可喜可贺的一问
有人问：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级人才？
万岁！就凭有此一问，便该举杯庆贺。庆贺什么？谢天谢地，某些中国人总算开始睡醒了，开始“让思想冲破牢笼”了，时代的潮流有希望开始起变化了，有希望开始走向正道了，怎么不可喜可贺！为什么？因为这一问能公诸于世，至少得承认四个事实，思想上砸碎六条“铁锁链”、冲破六道“封锁墙”，不容易啊！
哪四个事实？
第一，中国需要大量自己的“大师级人才”。
第二，中国还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大师级人才”。
第三，中国需要自己大量培养自己的“大师级人才”。
第四，中国有能力自己大量培养自己的“大师级人才”。
哪六条“铁锁链”？
第一．无知——中国用不着“大师级人才”。 什么大师级不大师级，有什么用？几文钱一斤？顶多少GDP？有，多个花瓶更好；没有，也无所谓。只要能赚钱，操这份心干嘛？
第二．无识——中国不需要有自己的“大师级人才”。坐享外国的“大师级人才”的现成研究成果就行了。
第三．无虑——无需操心。靠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就能大量培养出自己的“大师级人才”，什么都不必改，只要再多给钱就行。
第四．无能——中国没有能力自己培养出自己的“大师级人才”，只能靠“人才引进”。
第五．无耻——中国何必自己培养自己的“大师级人才”？直接“智力引进”不就得了？君不见张维迎的“先进理论”乎？“在‘全球化’条件下，‘越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如软件工程师，高级管理人员），可流动越强，市场范围越大’”。“精英”都是“理性人”、“经济人”，认钱不认国，“有钱能使鬼推磨”。想要“大师级人才”，多花钱买俩来就是了，用得着自己培养吗？
第六．无赖——谁说中国没有“大师级人才”？老子便是。张五常早在2002年就“很可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林毅夫则是“下一个最可能的诺贝尔经济奖的候选人”……环顾全球，操纵玩弄了十三亿人的生死存亡这等超级规模“改革”的“专家”除了老子们这些“主流经济学家”还能有谁？这么大本事，还不够“大师级”？“大师级人才”就在眼前，只不过尔等肉眼凡胎蠢笨愚钝，有眼不识金镶玉而已。不过没关系，“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你不颁奖老子自己给自己颁：“孙冶方奖”、“蔡元陪奖”、“优秀经济学家奖”……变着方地左一个右一个自己往自己脖子上套金牌。胡说八道重复多了谎言也能成“真理”；巧立名目颁奖多了骗子也能成“大师级”。（阿弥陀佛，总算还没来得及设立“秦桧奖”、“魏忠贤奖”、“李鸿章奖”、“塞金花奖”、“溥仪奖”、“汪精卫奖”、“周扒皮奖”……）
二．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才
要回答“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级人才”，首先得弄清楚：这个“大师级人才”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大师级”？
《庄子》里提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才：“不龟手药” 型人才与“舔痔”型“人才”。
——“不龟手药” 型人才：有人向吴王献一种防冻伤药方，曰“不龟手药”。适逢吴越冬天交战，吴军士兵因用“不龟手药”而无冻伤，大获全胜。献药方的人于是裂土封侯——用实实在在的东西、实实在在的办法、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实实在在的问题，在实践中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给整个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种实实在在做实事的人才可谓“不龟手药” 型人才。而作出了杰出成就的，则应算“大师级”“不龟手药” 型人才。
——“舔痔”型“人才”：秦王有病召医，凡破痤疮挤脓者得车一乘，而舔痔疮者得车五乘。所治的病愈下作，得车愈多。——用不要脸的手段做不要脸的事，不要脸地讨好权贵和“强势群体”，“狗掀帘子——全凭一张嘴”，外加三寸不烂之舌，就靠这一嘴一舌便弄得权贵们浑身舒畅，于是什么都有了——这种不创造任何财富、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无任何作为、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无任何贡献、完完全全“空手套白狼”、靠投机取巧巴结权贵便不劳而获、无功受碌、轻轻松松却混得舒舒服服的“人才”可谓“舔痔” 型“人才”。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能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挨打的人才，保障温饱的人才，持续发展的人才。但首先是不挨打的人才。鲁迅说，一个民族当务之急有三条：“一要生存，二是温饱，三要发展”。三条头的一条就是生存。要生存就得确保不挨打。这一条做不到其他一切都是空的，都保不住。中国的宋朝、明朝和甲午之战前的大清朝都不可谓不富，简直富得流油，世界第一富，但就是不经打。等人家打进来，财富再多也全没了。不能确保不挨打，“富起来”了又如何？用钱买和平得过且过，能逃得脱宋、明、清的下场吗？
网友“数学“说得好：“如果中华民族的军事力量是越来越弱的，是越来越抗不住打击的，和其它国家进行战争是败的机会越来越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打造了一个特别美好特别美好的社会，又是民主又是自由，又特廉洁，又有人权，但是人家只要一打来你什么美好的社会都玩完，难道不是这样吗？那你鼓吹这美好那美好有个屁用啊？反正都要给别人消灭光嘛。”
鲁迅说：“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做不到“不挨打”而“致富”就活象养猪：这身肉再肥，那也是替别人长的。
靠“舔痔”决做不到不挨打。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鲁迅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一炮轰走”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要想不挨打就只能靠这种实实在在的东西。这实实在在的东西只能靠实实在在的人来创造。这“实实在在的”人就是“不龟手药” 型的人。这“实实在在的”人才就是“不龟手药” 型的人才。只有他们才能给社会创造出实实在在的财富，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建立起实实在在的防卫力量，实实在在地确保国家民族不不挨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到温饱和发展。没有“不龟手药” 型人才就没有社会的一切。
网友“愚蠢小猪”说：“好的经济体制，就是能造东西的体制；好的政治体制，就是能负责的体制。”这“好的经济体制”和“好的政治体制”必定是“不龟手药” 型人才吃香的体制。
一般来说，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才都可以算是“大师级”的“不龟手药” 型人才——用实实在在的东西、实实在在的办法、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实实在在的问题，在实践中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能给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把这样的人才称为“大师级”，人们几乎没多少争议。
但这种称呼仅限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其他的就难说了。
比如1972年，美国的基辛格和越南的黎德寿签署了越南和平协议，便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对此就有好些争议，认为不伦不类。特别是1975年越南统一、南越彻底灭亡、那个“越南和平协议”彻底灰飞烟灭之后。戈尔巴乔夫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后来却解散了苏共、瓦解了苏联。西方人认他是“大师级”，俄罗斯人就不那么认为，要起诉他、想杀掉他的人都有。（如果中国有人也这么做，大概也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所以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有些人来说简直易如反掌。不过肯定同样也会大有争议，永远不得安宁。）
又比如，高行健的《灵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海内外华人没几个认他是中华文学的“大师级”。他的大作虽然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罩着，却仍然流行不起来，变不成传世名著。非但如此，还连累得“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在中国人心目中都掉了价：原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文学阅读欣赏水平不过如此。就这德形，比中国普通文学爱好者的水平差远了。可见这“诺贝尔文学奖”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太当回事。
至于诺贝尔经济奖，别的不好讲，至少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最好别指望了：如果是“非主流经济学家”，那就是赞同马克思、提倡公有制的。只要世界经济的主流不是公有制，他们就吃不开，诺贝尔经济奖就没戏。如果是“主流经济学家”，那就是主张全盘照抄西方经济理论的，是跟在人家屁股后边团团转的。也就是说，即使成功，也只是给人家已经有的理论增添若干成功运用的实例而已。而“诺贝尔经济奖”，奖的却是拿出别人没有的、能够对西方主流经济起指导作用的东西。就凭这一条，只会给西方现有经济理论当孙子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做得到吗？他们能够拿出指导西方经济体系的“理论”吗？似乎不大可能。除非“诺贝尔经济奖”为他们专设一条：专门奖励只指导中国经济、不指导西方经济的“理论”。即便如此行方便，让“主流经济学家”们混上个“诺贝尔经济奖”，那就会无争议吗？未必。
可见得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之类搞自然科学的人才可以算是“大师级”人才，而得了诺贝尔其他奖就不一定。
“舔痔”又别名“舔屁眼” 或“舔腚”，所以“舔痔” 型“人才”也可叫“舔屁眼” 型“人才”或“舔腚”型“人才”。当然，“舔痔”所舔的这个“痔”可以是具体的、有形的、肉体上的“痔”，也可以是抽象的、无形的、精神上的“痔”——舔肉体上的“痔”这种“硬件式服务”也好，舔精神上的“痔” 这种“软件式服务”也罢，都是尽“口舌之劳”，用嘴巴和舌头“投其所好，送其所要”，让权贵们要么肉体上舒服，要么精神上舒服，总之心旷神怡，“龙颜大悦”，赏赐有加。不过现实中“肉体舔痔”这一摊子“低档服务”似乎已经“转包”给了婊子三陪、面首男妓之类“性工作者”，而“精神舔痔”这一类“高级服务”则由“精英”们义不容辞地“承包”了。其姣姣者个个“青史留名”，如：“洗鸟御史”、“狗叫侍郎”、“鹅鸭谏议”、“蛤蟆给事”……可见“行行出状元”，“舔痔”舔成了“才”，照样可以“永垂不朽”。
（“精神舔痔”的“雅称”是“拍马屁”。所以这种“舔痔” 型“人才”往往也叫“拍马屁” 型“人才”。有意思的是英文里的“拍马屁”也象汉语一样，跟“屁股”一词膘在一块。英文的“拍马屁”叫“吻屁股”[Kiss ass]；“拍马屁的人”叫“吻屁股的人”[Ass kisser]。不知这是东西方“英雄所见略同”，还是中华文明早就远播四海，潜移默化了西方文明，跟中国文化来了个“国际接轨”？）
“舔痔”型“人才”有几大特点：第一，只会耍嘴皮子。第二，只为能打赏自己的权贵服务，只为少数人服务，决不为大多数人服务。第三，只有虚的，没有实的，不能用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证明自己。对他们的一切都要打个问号，包括资格、身份、学历、论文等。第四，唯一目标是让权贵舒服高兴。只要能哄大老板开心，什么肉麻话都能说，什么骚烂事都能做，说什么、不说什么的唯一标准是老板爱听不爱听，而不是正确不正确。把地球说成是方的圆的都无所谓，把太阳说成黑的白的全没关系，“客户至上”，只要大爷需要就行。总之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所以“舔痔”型“人才”的话绝对不能当真，更不能照办。
不象“不龟手药” 型人才，过去要评选“大师级”“舔痔”型“人才”很有点难度。因为这等“人才”无论在古今中外都如同臭豆腐——吃得闻不得。尽管前赴后继，层出不穷，成功者绵绵不绝，但名声却始终不登大雅之堂。在中国，无一例外被当成不要脸的典型载入史册。外国呢？无论是诺贝尔、奥运会还是奥斯卡都没有为此等“人才”留出位置（看来在这点上东西方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不过这个难题到了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手里便不在话下了。过去人们对“舔痔”型“人才”鄙夷不屑，是因为受中华文明、孔老二的“毒害”太深，又是礼义廉耻又是诚信自尊什么的。如今不同了，“与时俱进”了，“先进文明”了，“经济学不讲道德”了，“礼义廉耻”、“诚信自尊”全没了，“舔痔服务”“正名”了，解放了，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了。“强势群体”们正饱受“原罪”、“物权”、“为富不仁”、“两极分化”、“贫富对立”之类“精神痔疮”的“折磨”，痛苦不堪。解除他们这些“精神痔疮”的折磨正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天赐良机和义不容辞的责任：给窃国大盗“精神舔痔”，便“论证”“国有资产流失”“天然合理”；给贪官污吏“精神舔痔”，便鼓吹“腐败有积极作用”；给吸血鬼周扒皮们“精神舔痔”，便“证明”奴隶制“效率最高”，最符合“经济规律”，不该涨工资，应该取消福利：“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当然，干这一行一定要善于“察言观色”。发现势头不对，要赶紧见风转舵。正如鲁迅所说：“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只要把握好这个原则，尽尽口舌之劳大舔特舔，让大老板们酣畅淋漓，一高兴赏俩小钱，自己一辈子就受不尽了。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精神舔痔服务”简直是最“经济”、“效益”最好的“产业”：投入：0（如果礼义廉耻诚信自尊不计的话），回报：无穷大。既无污染又无风险，实在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庄子》时代的“舔痔”型“成功人士”最高记录是“得车百乘”，而如今“主流经济学家”为权贵和“强势群体”们舔“精神痔疮”的“回报”呢？名利双收，家族一捞就是上亿，真是“数‘舔痔人才’，还看今朝”。——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荣获“大师级”“舔痔”型“人才”的“桂冠”实在是“名至实归”。
总之，问“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级人才”，指的决非“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自己的‘舔痔’型‘大师级’‘人才’”。因为第一，靠“舔痔”不能创造财富、保卫国家、给大多数人带来好处、促进社会进步。第二，中国从来不缺“大师级”“舔痔”型“人才”。（翻翻中国历史，不难想象：如果“诺贝尔奖”里包括“舔痔”型“人才”，中国人早就榜上有名了。而且如果当真要为“舔痔”型“人才”设奖，中国自己就够“权威”的，何必借助诺贝尔？如果某中国人跑出来设个“‘舔痔’型‘人才’奖”，保险“举世公认”。）第三，当前人们争议最少、普遍公认的“大师级”人才是得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才。而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才实际就是中国老祖宗所谓的“‘不龟手药’型人才”，绝非“舔痔”型“人才”。靠“舔痔”决舔不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所以“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级人才”这一问里的“大师级人才”实际指的是“不龟手药” 型人才。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级‘不龟手药’ 型人才？”
三．什么样的时代出什么样的人才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什么样的时代就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推崇什么样的人才，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就重用什么样的人才，就造就什么样的人才。汉武帝求贤诏（《武帝求茂材异等诏》）劈头第一句便是：“葢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句话本身就够“非常”的）。非常时代的非常之君孜孜以求非常之业，难怪会有一大批非常之人纷纷颖脱而出，在历史上闪闪发出非常之光：张骞、卫青、霍去病、桑宏羊、董仲舒、东方朔、司马相如、司马迁……也难怪“汉”这个字也跟着“非常”起来，超越了历史朝代的年号，成为一个民族、一种气质、一种文明的象征流传至今：“汉子”，“好汉”，“男子汉”；“汉字”，“汉族”，“汉语”，“汉服”……汉武帝“不拘一格降人才”，家境贫寒的才俊贤良能登庙堂之器，骑奴出身的卫青能当上所向披靡的大将军。毛泽东更胜一筹，“理论联系实际”、“实践出真知”、“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难怪毛泽东时代人才辈出，“英雄不问出处”：工人农民能当国家领导人；没读过几天书的“泥腿子”能锻炼成百战百胜的将军，打得洋学堂毕业、拿着洋文凭的“专家”“内行”们指挥的最现代化军队丢盔弃甲，满地找牙；钱学森这样的华人精英能不管什么“经济人法则”，放着高薪舒适不要，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倾心来归；连蒋介石都哀叹：“人才全投了共产党”。也难怪毛泽东“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拥有核武的强国”。
人才的取向反映着时代的特征。“不挨打”的时代必欢迎“不挨打”的人才，以确保国家民族“不挨打”的物质力量、确保国家民族“不挨打的”精神力量、凝聚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挨打”的时代必欢迎“挨打”的人才，以败坏国家民族“不挨打”的物质力量、败坏国家民族“不挨打的”精神力量、涣散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凝聚力。高俅吃香的时代爱因斯坦肯定吃不开。“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大宋走向没落衰亡的时代当红的总是秦桧、贾似道之流而不是岳飞、辛弃疾之类。汪精卫得势的时代必不崇拜狼牙山五壮士。汉奸妓女赛金花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的时代决不会推崇赵一曼、刘胡兰。所以只要看什么样的人才走红，就可以知道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同样，要了解某个时代，看看褒贬那个时代的人都是什么类型的就够了。比如，大骂毛泽东时代的是“舔痔”型“人才”多，还是“不龟手药”型人才多？这个一点不难，问问搞过“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等的人就行。其实稍稍留心一下就可发现，骂毛泽东时代最凶最狠的人大都是“舔痔”型的干活——这一点不奇怪：“舔痔”能为个人捞取财富，但不能为社会增添财富。靠“舔痔”创不出世界，靠“舔痔”打不下江山，靠“舔痔”赢不了战争，靠“舔痔” 舔不出“两弹一星”，靠“舔痔” 休想让国家民族不挨打。毛泽东麾下雄兵百万，良将千员，个个都是血里火里实打实地干出来的，靠“舔痔”决当不上开国元勋。毛泽东时代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有没有真才实学要靠实践证明自己，要经过群众证明自己。靠“舔痔”——卖弄文凭、理论、空口白牙耍嘴皮子糊弄人不行。这对只有“理论”没有实践、全靠“理论”搞诈骗的“舔痔”型骗子们当然大大不利。就象跳大神的巫婆神棍最恨科学一样，指望靠一纸文凭、几篇鬼画符的文章的学术骗子当然最恨妨碍他们招摇撞骗当上“混世魔王”、阻碍他们随心所欲欺负老百姓的毛泽东。他们大骂毛泽东时代的心情其实一点不难理解——他挡了骗子们的财路了嘛！他妨碍了骗子诈骗老百姓的“人权”和“自由”了嘛！骗子们不骂他骂谁？
不过理解归理解，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来说，听见别人大骂毛泽东时代，自己是不是也该随声附和跟着骂？那得先掂量掂量自己属于哪一类，或立志要当哪一类：“舔痔”型的，还是“不龟手药”型的？如果自己也是个吃“舔痔”饭的，或立志“舔痔”，那跟着骂毛泽东时代也顺理成章：物以类聚嘛。“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个鳖亲家”。“舔痔爷爷”咬牙切齿的东西，“舔痔孙子”也恨之入骨一点也不奇怪。这叫“同仇敌忾”、“休戚与共”。相反，如果自己是个“不龟手药”型的，属于实实在在的人，追求做实实在在的事，那跟在“舔痔爷孙”们的屁股后边再“舔痔”，当“舔痔”“二传手”、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地大骂“舔痔”祖宗的仇家毛泽东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决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舔痔”一族骂毛泽东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利益攸关”，你无冤无仇的跟着瞎起什么哄？这不是枉做小人吗？“道不同，不相与谋”。“舔痔”型的吃了香，“不龟手药”型的就没好日子过了：“舔痔”型的不创造财富，人家捞的财富从何而来？归根到底“羊毛出在羊身上”，还不是从你们这些创造财富的“不龟手药”型人身上刮的吗？跟他们“并肩战斗”，不等于送上门去请蚊子吸血吗？“人贵有自知之明”。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还没弄清自己是“舔痔”型的还是“不龟手药”型的就跟“舔痔”型的着瞎起哄，那才是不折不扣的“哭了半天还不知道是谁死了”，“让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
四．教育体制、社会大环境与人才
鲁迅说：“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同样，欲求“不龟手药”型人才，先得有“不龟手药”型人才得以生存的环境。 既然“不龟手药”型人才是实干型人才，讲究的是认真，是实实在在。那么要有“不龟手药”型人才之“花”，就必须得有崇尚“认真”和“实实在在”这种社会环境之“土”。否则培养不出“不龟手药”型人才就一点也不奇怪：根本容不得，如何培养得出来？即使出来了也给扼杀在摇篮里了。
如今中国社会的大环境还容得“认真”和“实实在在”吗？看看中国社会现在最时髦的追求就行。人们追求的是当实实在在的人吗？比如，当工人，农民，一线教课的教师、一线科研生产的工程师、技术人员……
——听听这样的哀叹：“工程师——中国最可悲的职业”、“在中国社会里技术不值钱，工程师不值钱，没多大价值，或者严格地说是实现不了价值”、“看看社会上，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工龄四十多年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干了一辈子的老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每月拿五、六百元退休金艰难度日晚景凄惨的有多少！而同等资历的在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则是每月几千元的退休金，高工老了连扫地的都不如！”
——看看英国广播公司关于中国媒体对2007年3月31日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祝贺“2006影响世界华人”集会报道的评价，题目是：“除了章子怡，他们是谁？”——讽刺中国媒体只认娱乐圈明星，而对为中国国力增强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不屑一顾，一无所知。
——回顾回顾近些年来在中国媒体上最走红的都是些何方神圣：“超女”、“明星”、“权贵”、“精英”……个个灼手可热红极一时，热得如同年三十的焰火，满天闪闪发光，处处震耳欲聋，绚丽多彩得不得了——然而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再看看，除了“一地鸡毛”、成堆垃圾外什么也剩不下。真正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造福后人的有几个？
——看看这则消息：“上海仅有1%的受调查者愿意当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 4200人竞争一个公务员职位”……
——如今中国的书店里卖得最火的书是什么？形形色色的应试辅导材料。如今中国最火的职业考试是什么？公务员考试。如今中国学者教授们趋之若鹜的事是什么？当官揽权。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应试辅导材料卖得最红，说明如今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应试教育”的体制。争着当“公务员”，实际是争着当官、争着揽权。普通人争着当官揽权，学者教授也热衷于当官揽权，这说明如今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权力至上”，说明中国的社会实际是个“权本位”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级‘不龟手药’ 型人才”的直接原因。
1．“应试教育”的教育体制只适合培养“舔痔”型“人才”，不适合培养“不龟手药”型人才。
1）．“应试教育”：不是为知识而学习，而是为考试而学习
有人可能会争辩：这有什么两样？考试难道不是为了学习知识吗？
如果学习是目的，考试是手段，那“考试”与“学习知识”并不矛盾。但如果颠倒过来，“考试”变成了目的，“学习”反而成了手段，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二者的根本区别可以用一个笑话来说明：
某老板招聘，面试出题曰：1+1等于几？几乎所有的候选人都回答曰2，唯独一人凑到老板耳边悄声问：“您希望它等于几？”结果独此人得聘。
这正是“应试教育”的“特色”：重中之重不在于学会“1+1等于几”，而在于学会弄清“您希望它等于几”。应试教育，应试第一。为考试而学习，为考试而努力，一切为了考试。只要哄得过考官老爷，爱是几是几。学会“1+1等于几”是在学知识，而学会根据“您希望它等于几”来判断“爱是几是几”则是在学“舔痔”。所以说“应试教育”适合培养“舔痔”型“人才”。这种教育把学生的全部心思和聪明才智都耗在一个地方：怎样应付考试。与考试无关的东西一概不学，一概不问。学的知识对不对、符合不符合实际、有用无用概不在乎，只要符合标准答案就行，只要能通过考试就行。能应付考试就达到了目的，学没学到知识、学到什么样的知识都不重要。
“知识教育”与“应试教育”，一个是为知识而学习，一个是为考试而学习。一个是专学实践最需要的知识，一个是专学考试最需要的知识。一个是要学会探索未知世界的本领，解决答案未知、尚未解决的问题，一个是要学会重复已知世界的本领，解答答案已知、已经解决的问题。一个不仅要学会解答现有的问题，而且更要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一个则只能回答现成的问题。一个追求掌握知识，一个追求掌握数据。一个专门培养思考分析的能力，一个专门培养记忆背诵的能力。一个是鼓励解放思想、打破现有常规、理论联系实际解决来自实践的挑战；一个是把思想锁进考试牢笼、只在现有常规内打转、只认理论不认实践、一门心思对付人为设定的刁难。一个鼓励独立思考，创新突破；一个鼓励循规蹈矩，鹦鹉学舌。一个是用兴趣来吸引，一个是用恐惧来驱赶。……
这就顺便解释了一个现象：为什么迄今为止，中国人仿冒的本事那么大，而独立创新的东西却那么少——你那个“应试教育”的体制培养的就是这个：“应试教育”体制下，人们学习往往是出于不得已，而不是因为感兴趣。对于不感兴趣的东西能有多大的钻研劲头和创造热情？而整个“应试教育”只培养解决答案已知的问题的能力，不培养解决答案未知的问题的能力。仿冒，前提就是已经知道这个方向没有错，因为别人已经解决了“可行不可行”的问题，已经拿出了结果，也就是说，肯定有解决的办法，肯定有个“标准答案”在那里，可以放心大胆雄纠纠气昂昂地朝那个方向前进，凭“舔痔”的本领有时也能对付。而独立创新就不然，因为“史无前例”，可行不可行、有没有解谁也不知道，必须一切靠自己挑战未知世界。这对于只善于应试的人来说就难受极了：要自己摸索方向，独立解决问题，用于面对挑战——这一切都没学过，风险又大，即使有人敢于实践勇于探索，其它人也未必愿意，更不用说承担责任了。结果：重复别人的东西最保险。代价：要害起点永远落后于人，受制于人。如果是民用核心技术，那落后于人受制于人是经济上吃亏的问题；但如果是军用核心技术，那落后于人受制于人就是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要想彻底不挨打，在军用核心技术上就容不得永远落后于人、受制于人，就不能依靠“舔痔”型“人才”而必须依靠“不龟手药”型人才。
“应试教育”说穿了就是“科举教育”，其发展的结果就是一切“标准化”、“八股化”。
鲁迅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
如今“应试教育”“八股化”这等“蠢笨的产物”依然故我，原因之一当然还是“考官嫌麻烦”：“八股”式考试判分多省事啊，能电脑处理，能如同生产流水线的检验员，一个零件过来，用量规、塞规、样板、卡尺一卡就得，合格的马上过去，不合格的立刻剔除，轻松愉快还不用负责任。连作文判分都只需几分钟就能决定一个考生的命运，其他的判卷就更不用说了。考官如此，“应试的人”呢？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说容易：标准化八股考试，标准化八股问题，标准化八股答案，一切都有标准，只要判断对标准化问题，给出相应的标准化答案就大功告成。除了作文，整个考试过程中考生大脑的思维活动基本是判断——记忆——引述等重复性思维活动，标准的程序式思维，不需要创新，靠笨工夫也能对付。只要软件合适，弄台计算机来考都能得满分。说难：得记性好，把人脑变成个超级硬盘，一切标准答案数据事先都得一一输入，一个都不能少，要的是广种薄收，大海捞针，天罗地网逮癞蛤蟆的能耐。这种考试其实是考记性、考时间、考教师、考家庭。考记性：年轻的占便宜。考时间：有条件整天不干别的光鼓捣标准问题标准答案的占便宜。考教师：教师经验丰富善于猜题让学生有的放矢地背诵标准答案的占便宜。考家庭：家境宽裕能让学生参加各种补习班、买各种补习材料、脱离俗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背标准书”的占便宜。而对于没这些条件的考生来说，这种考试实在是“噫吁戏，危乎高哉！考试之难难于上青天”。而对于富于创造性思维、不愿意死记硬背的人才来说，这种“八股化”学习实在是一种折磨。
爱因斯坦在回顾自己学生时代的经历时谈到：“人们为了考试，不论愿意与否，都得把所有这些废物统统塞进自己的脑袋。这种强制的结果使我如此畏缩不前，以致在我通过最后的考试以后有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扫兴。”
“应试教育”彻底违反唯物论的认识论规律。它只承认理论知识，只允许教授理论知识，不给实践留任何位置，更不承认“实践出真知”。这种教育体制只适于把人教成善于“舔痔”——揣摩考官心理的应试专家、分数尖子、“高分低能”的书呆子、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一个人在这样的学制下耗费十几年的工夫学出来往往仍不得其用，仍必须从头开始补课——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本领。
现在不是时髦讲“效率”吗？那学习也应该讲讲“效率”，给人的一生算算帐：一生共花在学校里多少年，花这么多年学到知识“利用率”有多高，然后算算效率如何。
假定一个人7岁上学，小学6年，中学6年。如果没考上大学，65岁退休，那此人一生共用12年在校学习，约占65岁人生的18%。如果考上大学，那加上本科4年，此人在校读书时间共16年，占这65年人生路的近25%。换句话说，近四分之一的人生之路被耗在了读书上。
中小学教育12年，占65岁人生的18%，所传授的知识是毕生使用率最高的知识。一个人一生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对国家的认同、民族的认同、民族文化的认同等等也全部基本定型于中学阶段。换句话说，整个民族文明的延续生死基本由中小学时代的教育来决定。然而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这些一生离不开、使用频率最高的知识、技能、素质培养等受到的重视程度往往最低，原因很简单：对高考用处不大。最大量的时间都必须用于对付高考，获取对高考最有用的知识和技能。等上完大学再回过头来总结，当初在上面耗费时间精力最多的东西，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天天用得上的究竟有多少？人一生中最需要最常用的知识和技能，如阅读写作、举止言谈、待人处世、人际关系、心理哲学、社会常识、生活常识、撰写工作函件、报告、总结等等的能力、生活技能、工作技能、工作能力、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有多少是课堂上教的？有多少是在大学里学到的？有多少是考试考出来的？
“应试教育”体制逼人把最大最多的精力用于学习应付考试的本领。而这些知识技能就如同八股文，只能当“敲门砖”用，不管敲得开敲不开，反正是一槌子买卖，敲完就基本用不着了。耗费中小学12年、65年人生路的18%的绝大部分去学一生中只用有限的几次的东西，牺牲学习一生中最常用的东西，荒唐不荒唐？
中国1965年出版的英国麦克唐纳插图丛书《人类改造自然》（技术）里讲了一个故事：当莫尔斯发明“莫尔斯电码”时遇到一个难题：如何最有效地为26个英文字母分配代码。他没有关起门来搞“理论推导”、“数学演算”之类，也没有乱拍脑袋随心所欲，而是访问了印刷厂的排字房。他认识到，有经验的排字工人必然会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母留下最多的活字储备，而使用频率越低的字母，相应的活字储备也越少。根据实践调查结果他把最短的代码“•”给了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母“E”，而把最长的代码给了使用频率最低的字母如“J”、“Z”等。结果：莫尔斯电码完全符合现代通讯工程的原则：“用最小的系统资源传输最多的信息”，以至使用了这么多年仍无需改变其编码规定。
“莫尔斯电码”是用有限的时间传输尽可能多的信息，让最常用到的字母得到最高的优先权。而教育则应是如何用有限的时间传授尽可能多的最有用知识，同样应该让人生中最常用到的知识得到最高的优先权。
“应试教育”呢？恰恰相反。人生中只用一两次的知识——高考知识被给予了最高优先权，而最常用的知识却往往连一席之地都得不到。这科学吗？合理吗？
人的一生能集中用于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而知识的海洋是无穷无尽。有限的时间，无穷的知识，合理的办法自然是把有限的时间分配给学习一生中最常用、最需要的知识。如果花时间最多、实际用到的最少，那就意味着当初的时间是白花了。而人生由时间组成。白花了时间，就等于浪费了生命。白白为用不着的知识浪费生命，这算不算罪恶？
2）．“应试教育”：不是为培育人才，而是为淘汰人才
教育教育，顾名思义应该一教二育：传授知识，培养做人，想方设法让更多的人学到更多的东西，把人从愚昧变为睿智，把本不是才的育成才。这体现的是以培养人为宗旨，是与人为善，如毛泽东时代的扫盲、普及教育等等。而“应试教育”恰恰相反，不是想方设法教人学会不懂的东西，而是想方设法挑毛病刁难，不是育人而是整人：如果你通不过高考，那就被打入“智力低下”一流，永远没有纠正错误的机会，永远难以摘掉“愚昧”的帽子。这体现的是以淘汰人为宗旨，是与人为敌。
整个高考，从头至尾贯穿一切的原则不是想方设法培养人才，而是想方设法淘汰人才。
如果考试是为了巩固所学知识，那就该教什么考什么，不超过课堂学习和教科书内容。 而现实生活中，只靠课堂教学和教科书能通过“应试教育”的高考吗？几乎没门。否则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应试辅导材料、应试补习班和层层加码的魔鬼式训练还能有市场吗？还能那么吃香吗？
有人将高考定义为“高分辨率、选拔性的考试”。所谓“高分辨率”，就是靠难题、怪题设下陷阱，拉开分数。所谓“选拔性”，就是淘汰。如果不是想方设法淘汰人才，为什么要这样？
“应试教育”的高考制度从头至尾每一步都彻底体现着“淘汰人才”的原则：
——考试内容刁钻，不上辅导班就考不上：淘汰掉家境贫寒、读不起“重点”、开不起“小灶”的人才。
——“千锤打锣，一锤定音”、“一考定乾坤”、“一考定终身”： 不允许失误，不给纠正失误的机会（对待敌人的办法），淘汰掉那些过于紧张、偶然发挥失常的人才；
——专门把高考安排在盛夏这一年之中天气最热、最容易让人难受、最不容易集中精力的时候：淘汰掉那些比较怕热、不善于在挥汗如雨的环境中正常发挥的人才；
——连续几天从早到晚连轴转：淘汰掉那些体力不支、不幸中暑生病、或头几场考试不理想、不善于调整心态从容对付后几场考试的人才；
——全部闭卷：淘汰掉那些善思考能分析但不善死记硬背的人才；
——时短量大、不留余地，平均每道题只留给你几分钟的思索时间：淘汰掉那些有才但缺乏急才的人才。
——不准考生事后查阅自己的试卷：淘汰掉因考官误判而倒霉的人才。
（如果是与人为善，帮助受教育者学习知识，就没有理由不让考生见到自己的试卷，让考生错也错个明白，至少学会纠正错误。据参与阅卷的考官承认，阅卷如同流水线，判一题甚至判一篇作文仅用几分钟。在这种条件下谁也不能保证不出差错。避免这种失误的最后一道保险只能是考生自己，让考生看到自己的试卷评判，纠正任何可能的阅卷失误。满清的科举考试都规定考试结束后试卷要发还考生亲阅，而如今的“应试教育”连满清的科举考试那样的公平都做不到。明摆着是不打算排除任何可能的人为判卷失误，剥夺考生亲自纠正这种失误的最后机会，以避免失去任何可以淘汰人才的机会。）
——甚至考完了报志愿都处处暗藏玄机：报哪里、报第几志愿都有讲究，同样的考分报的志愿不同、甚至顺序不同，结果都大不一样。
——高学费逼得考生倾家荡产：用“钱”淘汰“考得上、读不起”的人才。
总之整个高考，从考试范围、考题设计、考试规则、申报志愿等等无一不是处处陷阱，步步杀机，想方设法充分调动、发挥、利用一切可能的、不利于考生正常发挥的随机因素，千方百计给人下套，千方百计淘汰无权无势的考生。——这是与人为善还是与人为恶？是育人还是整人？是想方设法培育人才还是想方设法淘汰人才？
高考的全部过程就是挑人差错的过程，而考生的唯一目标是别出差错。能通过“应试教育”鬼门关的人只能是不出差错的人、循规蹈矩的人。而“不出差错”和“循规蹈矩”跟“打破常规” 、“探索未知世界”、“解决没有现成答案、没有现成规矩”能相容吗？人人追求考试过关、循规蹈矩、不出差错，结果只能走向善于“揣摩上意”的“舔痔”型，避开善于创新的“不龟手药”型。在这种情况下培养不出“大师级” “不龟手药”型人才有什么可奇怪的？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咎由自取。
2．“权本位”社会只容忍“舔痔”型“人才”，不容忍“不龟手药”型人才。
当“公务员”说白了就是“当官”。这行当不创造财富，也不需要有什么“创造性”（有“创造性”反而不是什么好事，那往往意味着“长袖善舞，贪赃有术”），需要的是循规蹈矩，是按部就班，是照章办事，是墨守成规，是照本宣科，是简单重复，是机械地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是模仿而不是创新，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就很不错，无差错就是成功，廉洁奉公秉公办事就阿弥陀佛。
按理说，如果规规矩矩的话，公务员这种差事其实很平庸、很枯燥，很难有成就感，名义上工资也不高，除了职业稳定、工作轻松、福利相对好外没多少可取之处。而如今这个职业却最走红，说明了什么？说明人们都“看破红尘”了：如今在中国当什么都不如当官，有什么都不如有权。“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没一切”。有了权哪怕是街头混混也能不可一世，没有权即使得了诺贝尔奖也得忍气吞声。没有权再有钱也不行。每个奸商后边都必有一堆贪官污吏用权力罩着，这个奸商才当得成。一旦权力保护伞出了问题，很快就会被端掉。比如赖昌星，比如周正毅，比如张荣坤。没有权再有学问也不行。邱成桐是世界“大师级”数学家，得罪了北大地头蛇，立刻开他的“缺席批斗会”，无所不用其极把他搞臭。郎贤平算得上是“著名学者”，刚摸了“上海社保基金”这个老虎屁股、得罪了权贵，立刻被勒令闭嘴。没有权，学校教师再有学问，在校长面前也不过是个打工的教书匠，说扒皮就扒皮，说解雇就解雇，只能逆来顺受，战战兢兢忍气吞声。没有权，再有真才实学的科技工作者也只能任凭大权在握的“院士”“权威”们随意摆布，白给人家当“科技包身工”，让人家当“科技包工头”，白白榨取占有自己辛辛苦苦的研究成果。难怪中国民盟中央副主席索丽生说：“上世纪60年代，能力强的教师都不愿意当官，觉得专业学术是比较崇高的，但现在风气不一样了，学校里中层干部岗位竞聘，教授们趋之若鹜，这个现象很不正常。” 也难怪人大教授张鸣说：现在中国“高校已经成为一个官场”。“现在中国高校体制行政化、管理官僚化衙门化，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在学校里，当官的不仅握有行政资源，还有学术资源”。“现在官大学术大！你只要当了官你就掌握各种评审的权力，那么别人的晋升、评奖、拿项目以及学校的什么各种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学科基地的评审就掌握在你手里了”。“你要不听我的，职称评不上，课题没有你的，奖金自然没有了，甚至你的补贴也会没有”。“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
这一切都说明了一条：“权本位”。即使最高学府也不例外。学术成了权术，学校成了“权力场”。
“权力场”的铁规则是权力高于一切，要奴才不要人才，要“舔痔”型的，不要“不龟手药”型的。鲁迅说：“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钱。”这“伶俐”就是“舔痔” 。在“权本位”社会中，每个官的腚下都紧叮着一大群起劲“舔痔”的，这个官自己同时也得跟着同级的伙伴一起紧叮着顶头上司的腚，时刻保持密切“舔痔”。就这么“首尾相接”，一个舔一个，从地下舔到天上，构成一个自下而上、无影无形但的确实实在在的“舔痔链”、“舔痔网”、“舔痔金字塔”（闭目想象一下，着实蔚为大观）。这个巨形“舔痔金字塔”构架中每个“节点”上的官每天其实就两件大事：被舔与舔人。他们构成了这个权力“舔痔金字塔”的骨架，剩下的无关紧要的空间才轮得上“不龟手药”型的人来填补空白，装点门面。这样的“舔痔金字塔”能给“大师级”“不龟手药”型人才留出多大的地方？
一个不创造财富的“舔痔”型“人才”吃香的社会，能鼓励创造发明吗？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人人热衷“读书作官”，热衷“舔痔”，不屑当“不龟手药”型人才，结果呢？现在中国社会又兴起了当官热，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燕飞来”？
五．文凭、权力与利益
人世间真正的悲剧往往不是发现不了问题，而是发现了问题却束手无策。比如，承认“应试教育”的考试不合理不难，但明知不合理却改不了，因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现实社会还容得下其他形式的考试吗？要是当真“不拘一格降人才”，考题的答案不标准、不唯一，允许考生自由表达、自由发挥、充分展示探索未知世界答案未知问题的能力，那非闹翻天不可：既然没有标准答案，答案不唯一，那凭什么说他对我错？凭什么说他有能力我没有？凭什么取他不取我？这里边肯定有猫腻，肯定有行贿受贿，非打官司不可……如果落榜的都这么闹起来，考官就别活了。即使没这个问题那考官也受不了：无伯乐之才，焉能相得出千里马？相出了还得一个个证明给大家看，这得费多大功夫？这不比当流水线检验员费劲多了？那么多考生个个如此，那还不把考官累死？（反过来说，在腐败成风的条件下，现行的高考办法还是比较最不容易捣鬼的办法。其他各种各样的“高考改革”不管主观用意如何好，在现实条件下一旦当真实施起来往往更有空子可钻，弊病更大。这就如王安石变法，主观愿望很好，但当真实施起来，到了贪官污吏手里就全变了味，实际后果更糟。所以大环境不改，再好的办法也行不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社会现实？“升学率”。——升学率”是正面说法，反过来说就是“淘汰率”：升学率为30%，就意味着淘汰率为70%——考试考不过，就意味着被淘汰。在“升学率”这个钢铁数字面前如同在地狱的入口处，同样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在“升学率”面前，几乎没人敢有不同意见。即使学校不搞“应试教育”，家长也不答应。从社会所有的层面角落几乎异口同声发出一个声音：升学！升学！升学！升学率！升学率！升学率！从学校到社会，从家长到老师，无不被这“升学率”即“淘汰率”逼得发狂。在如此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任何试图改变“应试教育”的呼声几乎都得抱头鼠窜。（自从高校“扩招”后“升学率”的含义有所变化，专指进入重点的“贵族大学”的“升学率”了。）
为什么“升学率”如此神圣？利益。个人利益，集团利益，物质上的利益，精神上的利益，与“升学”捆绑在一起的形形色色、无穷无尽的利益。
不管是住在北京上海还是住在其他中小城镇，如果都能让人觉得住在当地跟住在别处相比起来有利有弊，虽有不足遗憾，但也有可取之处，那人们便能随遇而安，社会便和谐稳定。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让人觉得只有住在北京上海才是人，才活得成，住在其它地方就简直不是人，就活不下去，那所有的人必然不顾一切往北京上海挤，不把这些地方挤爆不算完。这样的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一定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导致人们发狂。升学率发烧也是如此。高考如此疯狂，搞得“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因为现实使人们普遍认为上不上大学（更确切地说，是“贵族大学”）利益区别太大，高考已经不是简单的职业出路问题，而简直变成了生存与否的生死问题。这才导致“升学率”发狂。
毛泽东时代也有高考，那时也注重“升学率”，但为什么没有如此疯狂？因为那时并不盛行“文凭主义”，而是“行行出状元”。人们不上大学、当工人农民也能觉得有前途，并不觉得因此天然低人一等。要当干部就得带头实践，没多少特殊。各行各业都各得其所。这一切使人们普遍心理比较平衡，把考大学当成多种出路中的一种，觉得上大学固然很理想，不上大学也不丢脸，更不是天塌地陷大灾大难。所以那时“升学率”没那么烧。
升学本身并没有罪过。想上大学、想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不是坏事。但不为知识只为文凭而疯狂那就不是好事了。本来文凭的真正意义不过是一张纸，证明某人接受过若干年的理论知识培训，如此而已。它并不能证明有了这张纸就一定有真才实学，有了这张纸就一定能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就如军官学校的毕业证书，只能证明此人完成了若干年的军事培训，并不能证明能百战百胜。是不是真有那个能力，只有待于实践检验。如果只看文凭不看其他，那等于不在乎有无知识，只在乎有无“有知识”的标签，纯粹是本末倒置。而现实情况却正是如此：许多人上大学并非为知识，而是为文凭。否则他们为什么一方面那么热衷于升学率，那么拼命追求上大学，一方面又那么不愿做实际的科技工作，甚至说“工程师——中国最可悲的职业”？为什么即使大学毕业、有了文凭、当了教授学者却并不安心埋头做学问，而要那么热衷于当官？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升学之意不在学，在乎大学文凭也”。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的“文凭”实际不是跟“知识”挂钩，而是跟“利益”挂钩。有文凭才有资格当“学者”，有文凭才有资格当高官，有文凭才有资格代表“先进生产力”，有文凭才有资格进入“精英阶级”、当“强势群体”。拿不到文凭就等于要当“二等公民”，就要被淘汰。
如果不是为了淘汰人，不是跟这么多、这么大的利益捆绑在一起，高考根本不会被当成生死鬼门关。所谓高考本来无非是对考生书本知识水平的一个检测，能反映一个人知识的某些侧面而已。要真是为了发现人才，不仅要看高考成绩，而且要综合考察其他方面，决不能一棵树上吊死。美国的SAT和GRE随便考，一年考几次，投考次数不限，一次不理想不要紧，马上报名接茬来，直到理想为止。这样的水平足以排除各种偶然因素，足以反映出考生的最好水平。——考试成绩拉不开，怎么决定录取谁呢？这就体现出教育目标的根本差别来了：要进入好大学，就得令人信服地证明自己与众不同，才华出众。这光用考分做不到。越是知名大学招生时越看重求知欲、好奇心、交流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特殊才能等等单凭理论考试考不出来的基本素质，而不是如同流水线生产出来的、除了考分之外没多少区别的“标准化嘴脸”。这才体现了“求才育才”而不是“淘汰人才”。——当然这只有在讲究信誉、得到公众信任、为求才不怕麻烦的大环境中才行得通。否则谁知道、谁承认这样录取的人是真有才还是有“猫腻”？在以淘汰人为目标、谁也无法相信谁的大环境中，不靠“应试教育”的高考方式决定一切还能如何？
“应试教育”发烧，是因为“升学率”发飙。升学率发飙，是因为“文凭主义”当道。“文凭主义”当道，是因为“文凭”跟功利生死挂上了勾，意义远远超越了正常的学问测试。“文凭”不仅成了当代“八股文”，成了功名利碌的敲门砖，而且成了划分阶级的工具：是当“精英”、上天堂还是当“贱民”、下地狱，分水岭就从确保能拿“文凭”的高考开始。“文凭主义”成了当代阴谋家、野心家玩弄权术、牟取暴利得心应手的工具。它彻底扭曲了整个教育制度、用人制度、高考制度，把高考变成了淘汰人才的野蛮的残酷游戏。
1．“文凭主义”是玩弄权术、排除异己的工具
用不着评价功过是非，用不着搜罗罪状，用不着编织罪名，用不着辩解争论，甚至用不着费心解释，一个“文凭主义”便把毛泽东时代经过实践考验的工农干部一网打尽，把毛泽东时代建立起的“理论联系实际、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实践发现人才、通过实践检验人才”等行之有效的真理检验标准、人才发现使用检验标准等一扫而光，从此只认书本理论不认实践经验，只认理论脱离实际不认理论联系实际，只认纸上谈兵不认实事求是，只认“赵括”不认“廉颇”，只认“精英”不认“人民”。这就用“文凭主义”消灭了一切政敌，不费一枪一弹便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政变。
一个“文凭主义”，便一举消灭了一切竞争对手，排斥了所有工农兵、全部普通老百姓，确保唯有“精英”才能独揽政权：要当官，就必须有“文凭”，就必须拿学位，就必须上大学，就必须通过“应试教育”，就必须从小到大脱离实际，就必须学会只认理论不认实践，就必须只认“精英”不认老百姓，就必须学会“舔痔”——当今之世，这样的人舍“精英”其谁也？不搞“文凭主义”、认可实践出真知，“精英”们要获取政权便要面对十三亿人的竞争。搞了“文凭主义”，轻而易举便消灭了绝大多数竞争者，把竞争对手从十三亿变成不过几千万。继续玩弄这个“文凭”把戏，一点一点加码，必能“名正言顺”地把剩下的竞争对手逐一“淘汰出局”，确保“有资格”的人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伙：来上条“专业对口”，只要学管理的、学金融的、学法律的，便可以淘汰掉一切学理工的。来上条文凭“过硬”、必须是“一流大学”出来的，便可以淘汰掉北京上海之外一切普通大学毕业的。来上条文凭要“与世界接轨”，便可以淘汰掉一切没有留过洋的。来上条必须“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便可以淘汰掉一切不受洋人待见的……就这么绕来绕去，最后大约除了“北大党”、“北大党光华帮”和社科院之类地方出来的人外再没什么人够格当国家领导人的。所以“文凭主义”不但是过去的权术斗争的工具，而且是将来的权术斗争的工具，足以消灭今后一切政治对手，一切异己力量。
“精英”们口口声声“平等竞争”，实际自己却最怕“平等竞争”，所以一定要用“文凭主义”为权术工具，把一切竞争者全赶走，以便自己一伙不争而胜。
2．“文凭主义”是阶级压迫和阶级专政的工具
一个“文凭主义”，连争辩的机会都不给，不由分说便剥夺了工人、农民和普通老百姓的一切政治权利，从“主人翁”的位置一棒子打下来，，沦为“素质低下”、“没有竞争能力”、“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活该被“淘汰”、任人宰割的“弱势群体”；便把“人代会”变成“官代会”、把政协变成“阔佬、‘精英’、名媛俱乐部”；便彻底改变了政治规则：只问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不问是否代表“绝大多数人”（可见“先进”二字妙用无穷）。结果：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居然没有来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代表，更不用说政协了，一下子就剥夺了普通老百姓拥有自己的代表的权利和机会。就这么个“文凭主义”，一枪不放、不动声色便颠覆了整个社会的根本结构，实现了少数“精英”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专政独裁。
“文凭主义”为新时期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提供了“理论根据”。“精英”如张维迎等总是一开口就“聪明人”、“笨蛋”、“政府能否给聪明人提供机会”之类的没完没了。他们从来只关心“聪明人”，骨子里从来没有什么人人平等，从来只专注让自己这些“聪明人”得到“善待”。而“聪明”不“聪明”如何判断？文凭。没文凭，证明考不上大学，证明“智力低下”，证明“素质低劣”，证明“不代表先进生产力”，证明“活该被淘汰”……既然是“笨蛋、“劣等”，那无论“聪明人”如何敲骨吸髓之都不过分，都“符合经济学规律”。结论：“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而“弱势群体”无论如何被欺诈凌辱都不该有怨言：过去穷只能怪自己“命不好”，如今穷只能怪自己“天生蠢笨”，所以才沦为“劣等”。这全是自己的问题，跟“精英”的剥削压迫无关！所以再吃亏也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千万别反抗，否则就是“破坏和谐”。
“文凭主义”真正的要害不在于文凭本身，而在于“文凭”名义下的“压迫有理”。目标：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理论根据”：人与人生而不平等，有“高低贵贱”、“优劣良莠”之分。“优胜劣汰”天然合理。少数“高等人”统治多数“劣等人”、少数“贵人”压迫多数“贱人”合乎“理性”“科学”。剩下的事就是如何“证明”自己属于那天生“优等”、“高级”、“超人”、“高人一头”的一类，以便压迫多数人。这种“证明”过去比较赤裸裸，封建迷信或种族主义法西斯味道十足，如“真命天子”、“血统高贵”、“祖坟风水好”、“得天命”、“奉天承运”、“种族优异”、“上帝的选民”、“文明优等”等等；现在则“科学”“文明”得多——“精英主义”：我有文凭，所以是“精英”。世界是“精英”创造的，历史是“精英”推动的，所以应该由“精英”统治一切——绕了半天还是老把戏：压迫“有理”，剥削“有理”，少数人欺负多数人“有理”。
“文凭主义”是新当代新形式的“血统论”。过去讲究一开口就说“官宦出身”、“书香世家”、“X子X代孙”等等；现在讲究一开口就说“博士出身”、“硕士出身”、“XX大学出身”之类。同样都是要证明自己“出身不凡”、“高人一等”，凭空占别人便宜。
“文凭主义”是新时代划分阶级的工具。“文凭”不过是借口，效果是把中国社会一分为二：“精英士大夫阶级”和“庶民草根阶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文凭”是进入“精英士大夫阶级”第一道大门的敲门砖。有了“文凭”，“出身成分”就与众不同了，从此便有资格变成新时代的“精英士大夫”、新时代的“贵族”、新时代的“奴隶主”——新时代的统治阶级；与新时代的“二等公民”、新时代的“贱民”、新时代的“奴隶”——新时代的被压迫阶级——划清了界限。
一个“文凭主义”，便做到了当年法西斯匪徒用赤裸裸的血腥暴力才能做到的一切：政治迫害，经济掠夺，镇压百姓，钳制言论自由。过去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而现在的百姓遇到“精英”呢？岂止是“有理说不清”，根本连说理的机会、说理的权利都不给你，甚至连讨薪上访告状的权利都不给你留下：“不准恶意讨薪”、“上访破坏安定团结、不利稳定”、“你不懂，等你学会了再来说”、“不争论”……“精英”们说卖国企就卖国企，说私有化就私有化，说下岗就下岗，说征地就征地，说砍劳保就砍劳保，说取消福利就取消福利，说涨学费就涨学费，说医疗产业化就医疗产业化……老百姓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被他们剥了个精光，吃足了苦头，却连说话哭诉的权利都没有。“话语权”攥在“精英”手里，一切媒体舆论工具全听他们的，是非曲直黑的白的全是他们说了算：说《物权法》能制止强制拆迁的是他们，说“钉子户”必须强制拆迁的也是他们。在这些“精英”面前，百姓再有理，说得清吗？有机会说吗？这些“精英”与过去的土匪兵谁更穷凶极恶？这就叫专政，少数“精英”对多数老百姓的专政，靠无形的“软暴力”实施的新式专政，以“文凭主义”为掩护的冷酷无情的专政：我有“文凭”，我是“精英”，我代表“先进生产力”，只有我才有资格说话，只有我才有资格决定一切。只许“精英”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不叫专政又叫什么？这不是“软暴力”掩盖着的法西斯专政又是什么？
3．“文凭主义”是巧取豪夺、压榨百姓的工具
小偷能偷光你身边所有的钱。强盗能抢光你家里所有的钱。骗子能骗光你一生的积蓄。而“精英”的“文凭主义”却能榨光你全家几代人的全部心血。——为什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为“升学率”打破头？为了文凭。为什么文凭那么重要？因为根据“文凭主义”，没有文凭就是“劣等”，就该被“淘汰”；有了文凭还有一线生机。拿不拿文凭已经不是个兴趣爱好职业选择的问题，而几乎成了阶级划分、当“二等公民”还是当“头等公民”、当“贱民”还是当“精英”的生死抉择。就是为了这可怜的一线希望，就让不知多少家庭、多少全家老小舍生忘死不顾一切。
商业的基本推销手法是“一推一拉”（Push and pull）。“精英”推销“文凭主义”的手法比商业推销卑鄙得多，不是“推”而是“逼”，不是“拉”而是“骗”。“逼”：不要文凭，不上大学，那就注定“劣等”，只能卖苦力。“骗”：制造幻想，许空愿。（“在中国，教育水平已成为决定家庭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农村大学生可以使一家人脱贫”——张维迎）
“精英”们用这一逼一骗的威胁利诱，便把“文凭主义”变成了“点石成金”、石头里榨油的暴利工具。榨干你还不劳自己动手，而让你自己绞尽脑汁搜刮自己，翻箱倒柜倾家荡产把钱主动送上门去：择校费、择班费、辅导费、辅导材料费、学费、杂费、生活费……“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主流精英”的“文凭主义”呢？不仅“赚得英雄尽白头”，而且还赚得不知多少人家倾家荡产；不仅“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矣”，而且“民脂民膏尽入吾腰包矣”。敲骨吸髓榨光了你还不负任何责任：毕业找不到工作是另外一回事。这叫愿赌服输，两厢情愿，活该。——这等压榨手段高明不高明？
鲁迅曾如此形容嫖妓：“男人化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可以给她说：我并非强奸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几个钱，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
而“文凭主义”呢？“‘精英’用一纸文凭，就可以榨光老百姓的一切。而且他可以给他们说：我并非诈骗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这纸文凭，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愚弄了他们，还要他们说一声“谢谢你，‘精英’”。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
滥发钞票，钞票就不值钱。滥发股票，股票就不值钱。滥发文凭，文凭就不值钱。“文凭主义”把“文凭”炒得红上了天，人人必欲得之而后安，表面上看好象是尊重文凭、尊重知识，实际是以文凭的名义招摇撞骗，巧取豪夺，压榨百姓。说是看重文凭，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文凭主义”煽动的是一种迷信，对“文凭”的迷信，对“文凭”这种“本本”的迷信。毛泽东早就说过：“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拼命鼓吹“文凭主义”的“精英”就是巴不得中国人的认识水平都再回到“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的水平上去。
“文凭主义”其实是场骗局。文凭就象钞票，只有被认可被接受才有价值。关键不在于有无文凭，有什么样的文凭，而在于文凭是否被要求、被接受，以及被什么样的人接受、如何接受。所谓“重文凭”有两重性，既真又假。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对文凭的要求就是真的，真到吹毛求疵。对有权有势的“强势群体”，对文凭的要求就是假的，假到可以拿钱买，拿权换，甚至可以白白奉送。阔佬可以花钱买文凭（看看这则报道：“北大在重庆开办的这EMBA研修班，虽然学制标的是1年，但每个月上课时间，仅有两天。24天的课程，学费连同报名费，高达30000元。”“如果企业资产达不到5000万元，对不起，北大的这个班是不会接纳阁下的。”《重庆晨报》2006年8月13日）。有权有势的高官可以在职“读研”，拿权换文凭（看看这则报道：“国家发改委一官员在北大读博士中，其论文大肆剽窃，抄袭面达80—90%。而这样明显的剽窃行为竟在答辩中轻松过关”）。可见所谓要求“文凭”完全是看人下菜碟。有权有势的人什么时候被“文凭”难倒过？无权无势的人即便有了文凭，那又如何？现在大学毕业生都号称“大白菜”了，他们的文凭很值钱吗？现在找工作、晋升，真正起作用的是文凭，还是权势？只认文凭不认钱权的时代是毛泽东时代。象张维迎、皇浦平（周瑞金）这样相对无权无势的家庭背景出来的人放在今天，能混上他们现在的位置吗？没有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他们照样得当“弱势群体”。然而他们功成名就之后却对毛泽东反咬一口，专门欺负跟他们一样无权无势家庭出来的人。这正如鲁迅所说：“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假做真时真亦假”。假文凭流行，真文凭贬值。再加上滥发文凭，到头来文凭就更不值钱。“文凭主义”真正的后果是毁灭文凭，贬低知识。现在大学生文凭大贬值，毕业即失业，“读书无用论”再兴，难道跟“文凭主义”没有关系吗？
“文凭主义”轻轻松松搞得不知多少普通老百姓倾家荡产，换来实际什么也改变不了的一张纸——天下有比这更狠毒的压榨吗？
4．“文凭主义”是撕裂社会、颠倒历史的工具
经常听见家长老师这样“教导”孩子：不好好读书，考不上大学，将来当民工去！——言外之意：“人间正道上大学”，上了大学才能算“人”，不上大学简直就是“二等公民”：素质低、能力低、智力低、没出路…… 孩子没长大就已经被不知不觉地灌输了“民工低劣”的概念，接受了“人与人不平等”的观念，长大之后能再反过来赞成“人与人平等”吗？能反感“精英至上”吗？能认同自己比民工“高级”，也就能认同还有比自己更“高级”的。赞成自己可以因“文凭”而比民工优越，也就赞成了别人可以因“文凭”比自己优越。赞同了自己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也就赞同了更“强势群体”对自己的歧视。这叫“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先拉你下水压迫别人，也就为今后压迫你铺平了道路。认同两极分化、阶级分化、阶级压迫的意识就这样悄悄形成了。
美国的艺人流行讽刺取笑总统。而赵本山访美演出的节目却有不少讽刺取笑残疾人、民工和“弱势群体”的内容。这实质属于歧视弱者，很不道德。鲁迅早说过：“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当然，这不能怪赵本山。艺人要跟着观众走，观众喜欢什么他就表演什么。艺人的表演取舍反映了社会普遍的价值取舍。讽刺取笑残疾人、民工和“弱势群体”的节目吃香，说明中国观众普遍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这才真正令人深思。这证明人们潜意识中已经不觉得这是在撕裂社会。这正是“文凭主义”潜移默化制造对社会不公平的认同、撕裂社会凝聚意识的效果。
鲁迅说：“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更何况受了实际的大损害之后，还得来辩诬。”
一个“文凭主义”，不由分说，一下子就把没有文凭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们从社会公众的潜意识上放到了“低素质”、“弱智”、“低能”的受歧视受屈辱的地位，使他们无缘无故就矮人一等；而且受到如此“实际的大损害”之后，还得拼命想方设法证明自己不是“低能”、“笨蛋”，时不时可怜地吁请社会大发善心，赏赐点公平（想想民工的孩子在2007年春晚表演的节目《心里话》）。这其实是本末倒置：大家本来就是平等的，不管有无文凭，谁也不比谁低一等、高一头。以文凭为借口搞歧视根本就非法，拿“弱势群体”的不幸开涮寻开心就更荒谬。这样的文艺节目居然走红，说明人们对这种受屈辱的位置已经麻木了，连“辩诬”的概念都没了。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的社会道德观念完全被扭曲颠倒了。
想当年中国妇女“裹小脚”不但时髦，而且是“文明”、“高贵”、“教养”的标志。不裹小脚的妇女简直抬不起头来，被看成“劣等”。而如今呢？小脚已经成了历史。人们都承认“裹小脚”是对妇女的摧残，不但不高贵不文明，而且是野蛮。可见风靡一时的观念并不见得一定正确，不一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应该盲目推崇。
然而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未必了。“文凭主义”就是现代化的“裹小脚”，思想上的“裹小脚”——不，是“裹大脑”，把人们的“大脑”——价值观甚至思维能力都给裹畸型了，所以象当年随波逐流盲目看重小脚一样随波逐流盲目看重文凭、看重“精英”。这比“裹小脚”更糟：“裹小脚”至少还是明的，看得见摸得着，弊端容易发现。而“裹大脑”则是暗的，思想给裹畸型了往往看不见摸不着，想发现弊端都难。
比如，现在中国除了“精英”，还有谁能在媒体上发表任何见解？不管大事小事，一事当前，在媒体前高谈阔论喋喋不休的必定是“专家”、“学者”、“官员”之类“精英”，决不会是工人、农民、普通士兵等基层群众。长期如此潜移默化的效果是什么？——除了“精英”，谁也没资格发表自己的任何见解，甚至没资格有自己的想法，不管碰到什么问题都得听“精英”的。长此以往连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没了——不声不响就剥夺了普通老百姓的思索权。这么多人的思考权被悄悄剥夺了而居然不知不觉，这难道不是“裹大脑”裹得思想能力萎缩、价值观扭曲畸变的典型例子吗？
一旦认可“文凭主义”，接受“没文凭的人是粗人、低劣”之类潜意识，那要颠倒历史就容易得多了。这时“精英”只要强调：“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都是“文盲”、“土老帽”之类，“文凭主义”潜移默化养成的歧视概念立刻就会发挥作用，英雄形象就不那么英雄了，对于“没文化的低等动物”、“亡命徒”、“人肉炸弹”、“恐怖分子”之类的诬蔑就不那么反感了，军人的社会地位不降也降了。（现在不是已经流行把军人叫“傻大兵”了吗？照此下去，会不会恢复“丘八”、“贼配军”之类的“美称”？）只要打开这个缺口，彻底否定解放军的一切英雄事迹、否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就不再不可能了。所以说“文凭主义”是撕裂社会，颠倒历史的工具。
5．学术腐败泛滥之风源于“文凭主义”
自“文凭主义”变成权术工具、用以清洗没有文凭的工农干部那一刻起，文凭便与权位死死挂上了勾。官员要保住权位就得有文凭。没有就得现弄。但文凭又不象白菜豆腐，拎起篮子菜市场一转便手到擒来。结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学勾结，速成“文凭”。鲁迅说过：“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但是鲁迅没想到，“文人不可捐”，文凭却可“捐”。没有“裙带文人”，却可以有“裙带文凭”、“交易文凭”。反正只要官员大权在手，只要其文凭确是教育机构发的而不是自己印的，就不怕有人较真挑剔。如此便“双赢”了：官员保住了权位，学校得到了“实惠”，拉好了“关系”，可谓皆大欢喜——除了学术道德：明明知道这样的“文凭”纯属造假，一文不值，但为了实际利益照发不误。而文凭是学校的信誉。卖文凭就是卖信誉，就是确立了“要利益不要信誉”的原则。一旦开了这个头，还能收得住吗？婊子能扒掉裤子，还会在乎褂子吗？能卖一次，为什么不能卖第二次、第三次以致无穷？能“零售”，为什么不能“批发”？能造“偷工减料”的假文凭，为什么不能造“偷工减料”的假论文？……大家都只认利益不要脸，学术道德当然一文不值，整个大堤就彻底崩溃了。现在中国高校学术腐败之风如此猖獗，最开始的“青萍之末”就是这官场的“文凭主义”。
六．“文凭主义”的背后（上）
1．真正的既得利益者
为什么闹“文凭主义”？利益。“文凭”是借口。“文凭主义”也是借口。一切都是借口。“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文凭主义”，意在私利。什么人的私利？表面上看，似乎谁有文凭谁占便宜，但那是假象。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是既有权又有“文凭”的“精英”。关键是有权。没有权，什么文凭也不算数。那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他们的文凭管用吗？有文凭即便找到了工作，那又如何？看看这些报道：
——“老师反映，如今教师不是学校的主人，而是校长的雇佣。饭碗掌握在校长手里，动不动‘砸饭碗’‘炒鱿鱼’，根本谈不上尊重。《教师法》第37条规定的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的教师只有3种人，而现在怎么就不合校长口味就走人呢？而且没有任何程序。”“教师的劳动权利得不到保障，成了教师头上最重的大山，教师最大的心病”。
——“中国科学界的‘包工头’压榨着无奈‘包身工’”：“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说，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但‘包工头’现象在科学界却越来越普遍。刘华杰告诉记者，某些著名学者特别是院士，在学术界有一定身份，很容易就拿到重要的科研项目。但他们自己根本没那么多时间去做具体研究，就会把项目分解发包出去给别人做。‘这些学者往往还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据介绍，在个别名气较大的学者中，甚至出现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今年负责项目审批和经费发放，明年又会参加项目申请。这样一来，科研的资金就永远在几个人中流转，这些人几乎把持了他们所在学术领域的绝大多数科研资金。如果其他人想涉足这一领域，只能给这些著名学者‘打工’”。
——人大张鸣教授：“外人想象不到现在大学里，学术没有尊严到什么程度。在外人眼里你也许是个大学教授，挺受尊敬的。但在学校里，你几乎什么都不是，你的学术方向，包括晋升和待遇都掌握在一些行政干部手里，而他们也一样有教授头衔，但他们这样的教授是硬通货，在外面他们似乎代表大学最高的学术成就，就像那个笑话说的，在上级领导面前，他们是学者，回到学校里在学者面前，他们是领导。他们的品味和水准成了别人不能超越的标准，领导提出只言片语，后面马上就组织一帮人来诠释、发挥。年轻的教师特别可悲，没有条件进行独立的研究，没有选择，只有跟在这些领导后面当‘学术梯队’，写了文章要把这些领导的名字署在前头。靠这些领导的垂青恩赐来获得提拔，否则就被当作不合作的人，在圈子里孤立你，任何机会都不给你，不带你玩。要么你臣服，要么你滚蛋。”“这成了圈内的一个行规。一旦你成了院长，各项好处都少不了你，你可以进入各种评审机制，一旦你有权评别人，你就可以跟别人交换，利益交换的潜规则在圈内已经非常牢固了，同时，还掌握了别人的生杀大权，谁要不听话，就可以封杀他。”“大家心思不是用在怎么做学问，而是怎么瓜分利益，一些干部拿着胡萝卜加大棒就成了包工头儿，让别人给他打工，自己整天到处转悠，扒拉钱财，想方设法糊弄上面，现在申请国家科研经费都给回扣，而很多这些人反而成了学术的代表人物。”
……
由此可见，“文凭主义”并不保护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权本位”社会，关键在于有权无权。有权就有一切，无权一文不值。没权，再有学问也得忍气吞声；有权，一肚子稻草照样作威作福。文凭与“文凭”不同，学者与“学者”不同，精英与“精英”不同。反对“文凭主义”，不是盲目反对一切有文凭的人，而是反对借着文凭干坏事的人。有人说人们痛恨“精英”是“反知识分子”，胡说八道。人们恨之如骨的不是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即“不龟手药”型人才，而是打着“文凭”的幌子、披着“学者”的外衣到处招摇撞骗、横行霸道、无恶不做的权势“精英”和“学者型官员”。
“文凭主义”不过是“精英”用以排斥绝大多数人、实现极少数“精英”对大多数人独裁统治的工具之一。先用“文凭主义”把无权无势无背景的普通老百姓家庭出来的淘汰掉一大半。而对那些侥幸过了“文凭关”的人来说，接下来要继续面临淘汰的关口还多着呢：“求职关”、“转正关”、“职称关”、“提拔关”……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剩下来的只能是“精英”自己和“舔痔”型“人才”。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倾家荡产考了个文凭便以为能改变命运，其实是一种很可怜的幻想。“文凭主义”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并不是有文凭的普通人，而是能将文凭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权势之辈。
2．从“铁三角”到“三头蛇”
现在中国民愤最大的莫过于腐败。许多人认为腐败之源来自“铁三角”——贪官、奸商和“无良学者”的利益联盟。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准确。经济腐败来自权力腐败。没有权力腐败，经济腐败无法存在。没有权力保护，不管奸商多奸，不管奸商多大，不管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还是亿万富翁，一下子就能打倒。所以说腐败“铁三角”的概念不够准确，不是“三角”而是“两极”——“奸商”那个“角”并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附在“贪官”和“无良学者”的保护伞下才能生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无良学者”的说法也不够准确，应该说是“有话语权的无良学者”（“主流精英”）——没有话语权的普通学者再“无良”也掀不起浪来。“贪官”和“有话语权的无良学者”（“主流精英”），一个掌握了有形的“硬”权力，一个掌握了无形的“软”权力，共同构成了腐败的两极。
事情并非到此为止。“两极”正在演变为“一极”。“有话语权的无良学者”（“主流精英”）并不满足于仅仅霸占“话语权”，而要“更上一层楼”，直接当官，直接掌权，从“学者”变成“学者型官员”。比如厉以宁，号称“学者”，却有着一大堆官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评议组成员”、“中日关系学史学会会长”…… （备注：厉大人升官太快，这里列的官衔表可能跟不上趟，先道个歉）——学者是干什么的？做学问的。当真做学问，全部时间精力都用在一处尚且不足。背着这么多官职，还做什么学问？还算什么“学者”？分明就是全职官僚。——这还不算，还要加上老子管股，儿子炒股，一家子暴富，家族财富天文数字计，又当学者又当官还兼顾经商，一点“资源”也不浪费，“官”、“学”、“商”的油水样样俱全。这已经早就不是什么“学者”，也不是什么“铁三角”，而是不折不扣的“官学商”三位一体的“三头蛇”。这才是中国社会最严重的腐败动向，最要害的社会问题。这种“三头蛇” 比简单的“铁三角”、比单一的奸商、单一的贪官和单一的“无良学者”要狡猾得多，凶狠得多，厉害得多。它当的官全是能决策战略的官，对整个国家动向一言九鼎，权力比普通的官僚不知大多少万倍，而且任何规则都限制不着它，哪怕连象征性的表面限制都不行：它碰上官就变成“学者”，不受当官的规矩管（比如，不退休，不问责，碰上亲友不回避）；碰上学者就是“官”，不受学者的规矩管（比如，“不争论”——学者能命令其他学者“不争论”吗？）；碰上商人就是“公仆”、“学者”，不受商业竞争的规矩管（比如，利用国家的信息资源为自己家族牟利，不公平竞争）。
这种“三头蛇”总是以“学者”身份为第一伪装，表面上道貌岸然，温文尔雅，实际凶蛮狠辣，权倾天下，为所欲为，到处称霸，谁也惹不起。比如“厉以宁家族暴富”早就是世人皆知的丑闻。本来“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老子管股、儿子炒股发了大财，那叫“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如果美国的格林斯潘退休前其家族也如此炒股暴富，美国人早闹翻天了，非挖地三尺查个底朝天不可。而中国呢？民间闹翻天，官方无动于衷，当事人满不在乎，还公然放狠话：“有证据，你去告我吧。”不仅如此，还能逼《瞭望东方周刊》公开道歉，还能动员《21世纪经济报导》杂志2007年3月26日发专刊为自己大张旗鼓造舆论辩护，还公然挑战舆论，宣布：“经济学家又不是官员，为什么要回避？”“我的学生许多都在国家经济核心行业进行着核心工作，如果要回避，那他们岂不是都要失业了？国家的经济工作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看看有多嚣张：第一，明目张胆告诉公众自己来头多大：“我的学生许多都在国家经济核心行业进行着核心工作”，早结成了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敢动我就不得了：“国家的经济工作会因此受到影响”；第二，公然承认这其中的关系确实属于“是官员就应该回避”的关系，却只承认自己是“经济学家”，不承认是“官员”，所以“为什么要回避？”——“三头蛇”三位一体的“多重身份”的妙用在这里显露无余了吧？为什么要设立“回避”的原则？为了防止利用公权谋私。官不官的不在名义，不在时间长短，而在把握公权这个状态。只要把握公权，那在把握公权期间就是官。哪怕把握公权只有一瞬间，在也是那一瞬间内的官。“五日京兆”是官，“瞬间京兆”同样是官。不管什么身份职称，不管叫“官员”还是叫“学者”，即使只在一瞬间内沾了公权，那就是“瞬间官”，就有以权谋私的可能，就不能不遵守回避的原则。不遵守，以公权谋私，那就是犯罪。即使利用那一瞬间的公权谋了私，同样是犯罪，一辈子永远是罪犯。而股票金融领域管理部门利用泄露内部消息舞弊发财这种犯罪也就需要一瞬间。所以只要进了这个领域的管理部门，不管是干部是学者还是秘书打字员，谁都可能如此犯罪，谁都必须遵守一切规则，包括亲属回避。西方股票金融界已经开始接受了在这个领域实行“有罪推定”。只要涉嫌泄密舞弊，不能证明无罪就是有罪。否则为什么规定只要担任公职就必须卖掉股票？这就是一种回避，根本没有官员才需要回避、学者就不需要回避的逻辑。“三头蛇”明知这一切，却故意拿“学者”和“官员”的文字区别大做文章， 肆无忌惮践踏“公权回避亲属”的原则。如果不是权势熏天，能这么牛吗？有这么大能耐吗？
利用公权谋私是犯罪。“巨额财富来历不明”是犯罪。这些都是必须一查到底的刑事犯罪，不属于“民不举官不究”、“告诉才处理”的情况。即便无人举证，司法部门只要发现可疑就应该立案调查，根本就不应该等人揭发，更不应该弄到“有证据，你去告我”的地步。而司法部门干了些什么呢？若无其事，充耳不闻。这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惹不起，不敢碰——这证明这“三头蛇”的权势大得司法部门都要退避三舍了。第二，沆瀣一气，蛇鼠一窝，两家本是一家子，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这证明这三位一体的“三头蛇”的权势大得连司法部门都给通吃掉了。这种情况才真正可怕。因为这证明“三头蛇”把握了司法“刀把子”，可以直接动用司法武器镇压不同意见。
“曾文正公”带兵，往往每下一城便“大索三日”——说白了就是让匪官兵一连几天随心所欲烧杀抢掠。等把值钱的东西抢光再“封刀”，派“执法队”之类“建立秩序”、“保护私产”。如果受害者看见“建立秩序”、“保护私产”等沁人心脾的字样便信以为真，跑去求“执法队”老爷帮忙讨还“大索三日”期间被匪官兵们掠走的财物，那就是实实在在的“不识相”，非碰得鼻青脸肿不可：“我没看见他抢你的，只看见你想要他的”——人家“执法队”大爷只管“大索三日”之后的事，为的就是保证匪官兵们从此合法拥有那“大索三日”期间抢到的东西，而不是相反。指望他们保护，岂不是“与虎谋皮”？
“经济精英”与“法律精英”的关系就跟“曾文正公”手下的那帮匪官兵和“执法队”的关系差不多：“经济精英”们先“大索三日”，捞够了便由“法律精英”粉墨登场，致力“建立秩序”、“保护私产”。谁要是不识相，闹着要追讨“大索三日”期间被掠走的财物，那就犯了“可恶罪”，当心给你安个罪名把你往死里整。难怪近来“经济精英”们有点发蔫，而“法律精英”却吃足了“伟哥”般纷纷“惊蛰”，拱出洞来玩命地上蹿下跳——一是“接力棒”交接转手的时候到了，二是“三头蛇”的“学者”面孔越来越吃不开。被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看破了，骗不了人了。“图穷匕首现”，骗不过去了就要来硬的，就要动用权力机器镇压。而干这种差事“经济精英”这副面孔不好用，最好用的面孔是杀气十足的“法律精英”——“笑面虎”玩不转，便换“吊睛虎”上场：敢不听我的，马上让你吃官司，叫你尝尝法律的厉害！什么“铁三角”，什么奸商，什么贪官，什么无良学者，跟这三位一体的“三头蛇”一比全成了小巫见大巫，道行差得太远了。
看问题不能看表面现象，而必须看实质。不要以为“主流经济学家”、“法律精英”一开始以“学者”的面孔出道、发迹、走红，他们从此就在“学者”的位置上“定格”了。全力以赴做学问的才叫“学者”。不专心致志做学问而是当官掌权，那就不再是“学者”而是“官”。“做学问”是探索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所谓客观规律，就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更“不以人们的个人私利为转移”。也就是说，“做学问”的目的只为客观探索规律，不为谋求私利。学者只要沾了“商”就做不到这点，就没资格再称“学者”，只能算“商人”。所以凡有了官职、有了权、沾了商的人都再也不能被视为“学者”。如果这些人还硬要以“学者”身份自居，那就只能视其为“官学商”三位一体的“三头蛇”。
拿文凭——当“精英”——掌握“话语权”（学）——掌握政权（官）——以权换利（商）——这就是“文凭主义”制造“官学商”三位一体的“三头蛇”的“生产流水线”和“工艺流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