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鲜在中国的间谍:原铁岭常务副市长袁卫亮自杀 系涉嫌诈骗之最高级别

    近几年多起官员自杀案例，官方解释都归于抑郁症，但公众总是往职务犯罪方向猜测。 资料图片

    ◤警方以涉嫌诈骗罪立案，法院认定其借款属于诈骗赃款，虽未被定罪，但无疑给袁卫亮的“清白”蒙上阴影。

    ◤家属和利害相关人，完全被排除在这一特殊程序之外，不仅毫不知情，连裁决书都未收到。

    ◤正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专门新增不定罪没收财产特别程序，但仍待进一步完善，才能既有效打击犯罪，又切实保障人权。

    南方周末记者 刘长 发自沈阳

    2012年2月14日，沈阳天气已回暖。沉睡了一个冬天的浑河，逐渐解冻。5个月前，时任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的袁卫亮，在这条河里溺亡，年仅47岁。如今，重新化开的水面上，成群的野鸭游水嬉戏，袁意外死亡背后的真相，迟迟未能浮现。

    针对袁卫亮死后的各种传言，沈阳警方曾发布调查结论：袁长期患有抑郁症，并在出事前期病情加重，于精神抑郁状况下，溺水自杀。

    但故事并未结束：2011年9月24日，辽阳市公安局宏伟区分局决定，对袁卫亮涉嫌诈骗罪一案立案侦查，当地法院作出一份刑事裁决，返还原告被冻结的900万元“赃款”。

    这起针对死者的刑事追诉，引发家属和相关“受害”企业的不满。他们甚至连这份刑事裁定书都没收到，但该裁定已被执行。

    近年来官员外逃甚至以自杀方式“死一人保全家”，导致诉讼程序无法启动，巨额不明财产无法追索，民意沸腾；另一方面，目前不定罪没收财产的相关规定和做法，缺乏对嫌疑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障，以及对办案机关的限制，存有较大争议。

    死后“算账”

    2011年9月21日下午1时，沈阳市沈水湾公园内的浑河水面上，浮起一具男尸。警方赶到调查，通过DNA比对，确认死者正是失踪多日的袁卫亮。死讯就此传开。辽阳商人林乃明于当日下午，得知了袁的死讯。

    林想起了一个月前刚刚借给袁卫亮的900万元，有些着急。第二天一大早，他便赶到辽阳市公安局宏伟分局报案，称其公司被袁卫亮以买车的名义骗走了900万元。宏伟分局刑侦一大队当天上午即给林做了询问笔录，并迅速启动调查，寻觅钱款下落。

    9月24日，宏伟分局决定，将已于3天前确认死亡的袁卫亮，以涉嫌诈骗罪进行立案。此前一天，宏伟分局冻结了沈阳小商品大世界有限公司（以下称“沈阳大世界”）账户内的900万元。这家自称与袁卫亮毫无渊源的公司，感到莫名其妙。

    根据相关司法材料，事实逻辑是：袁卫亮向沈阳地产商赵百纯借了900多万元，不久，赵的资金链告急，于是，袁又向本案原告辽阳商人林乃明借了900万元还给赵百纯，赵将其作为项目返还款，支付给了合作伙伴。这笔钱随着这起诈骗罪被立案，成为“赃款”。

    9月25日，沈阳警方通过东北新闻网发布消息，确认袁为自杀。袁生前工作过的单位，也维持了对袁的正面评价，但辽阳警方对袁卫亮诈骗一案的侦查仍在继续。

    2个月后，辽阳市宏伟区法院应宏伟公安分局的申请，下达了一份刑事裁定书。已去世的袁卫亮，是该案的唯一被告人。

    该份案号为“（2011）宏刑初字第114号”的司法文书，未就袁卫亮的罪与非罪进行阐述，唯一的要点是：判定宏伟分局此前冻结的900万元，系袁卫亮诈骗的赃款，应返还给辽阳商人林乃明的公司。

    制定这份刑事裁定书的审判长李哲，为宏伟区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庭长；该案的审判员徐作英，也是该院民事审判庭的审判员。

    无法辩白

    2011 年底，沈阳大世界和连带的其他几家沈阳企业，联名向辽宁省高院和省检察院举报，要求宏伟区法院撤销裁定、返还扣款，并要求查明“正厅级干部袁卫亮所谓的特 大犯罪的真相”，追究相关人员的渎职责任。与此同时，3位辽宁省人大代表和5位沈阳市人大代表也联名致函辽宁省高院，要求调查此事，迄今仍无结果。

    “如果罪名真的构成，袁将是建国以来最高级别的诈骗犯。”代理申诉案的律师姜彩熠表示，一般处级以上公务人员涉及诈骗罪的都很少，厅级干部涉嫌诈骗更是闻所未闻。

    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嫌疑人或被告人死亡的，公安机关一般不予立案，检察院不起诉，法院或终止审理，或宣告无罪。

    不 过，公检法三家，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情况下，非法所得的追缴，均作了规定。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刑事 诉讼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公安机关或检察院可申请冻结犯罪嫌疑人存款、汇款，法院应当经过阅 卷、审查有关证据材料后作出裁定。

    辽 阳警方和法院的做法，看来并非没有根据，但由于中国没有缺席审判制度，上述规定以及相关实践，一直存有争议：法院没有对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定罪，甚至不对 其财产是否属于非法所得作出认定，作出没收公民“非法财产”的裁定，在一个法治国家难以想象。而被告方或利害相关人几乎完全被排除在这一程序之外：法院仅 凭公检部门申请，经阅卷审查证据材料就可作出裁定，不公开审理，也不听取辩方意见，更不进行质证。

    袁卫亮已永远睡去，无法再为自己身后的罪与罚作任何申辩。袁的家属和被查扣款项的企业，均未收到这份刑事裁定书，但该裁定立即被执行。

    虽然这份裁决书最终未给袁卫亮加以诈骗罪名，但追缴行为其实是基于诈骗的成立，裁决书认为其虚构买车名义所借款项为诈骗赃款。

    沈阳大世界公司方面的代理律师认为，即便袁卫亮真构成诈骗，也不应该追缴该公司的账户资金。2011年3月，两高出台《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他人的，若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正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为特别程序。

    新增的这一章，将申请启动权赋予检察院一家，且规定，由中级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嫌疑人或被告人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可参加诉讼，利害关系人有异议法院应开庭审理，等等。

    “这种程序的设置既有必要又必须慎重，这涉及公民的基本的人权保障问题。”参与立法论证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接受《法制日报》采访时表示。

    2011 年，北京大学教授陈瑞华为南方周末撰文《刑诉法修正案之隐忧》，他担心，目前的财产没收程序，没有给利害关系人提供较为充分的权利保障，没有建立财产分割 程序，也没有对办案机关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权力做出有效的制度限制，“我担心这样的做法会带来非常危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