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坝有什么重大新闻吗:三星堆文化外来因素的分析

三星堆文化外来因素的分析

                                                                                                                                                                                           ——兼论早期蜀文明与中原商文明的关系

        20年前，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两个遗物坑。坑内出土的大量遗物令人震惊，举世瞩目。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1986年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三星堆出土遗物时内心产生的巨大震撼。20年来，对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遗物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在成都市金沙遗址等地又有新的发现，使学术界对成都平原早期文明的进程及其面貌有了逐步清晰的认识。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召开“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讨会”，就是由于有这些重要发现和对其不断深入的研究为基础的。
        三星堆文化遗存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尤其以青铜制成的各种人像和神树、神鸟、金杖及一组陶器最具特点。这些遗存构成了三星堆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这一点不言自明，有目共睹。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文化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当地传统的文化因素，而是外来的因素。对这些外来文化因素的存在也不应忽视，因为它们可能为我们揭开当地早期文明形成、发展、衰亡的过程乃至机制提供线索和启示。

        三星堆文化中外来因素最为明显且主要的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主要有垒和尊等青铜容器、透雕风格青铜牌饰、玉石礼器（如璋、戚、戈、刀、瑗、璧、琮）、陶盉等。综观这些遗物，不难发现，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与二里头文化或商文化的同类器十分相似，我认为，其中相当一部分很可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制品。它们在中原地区被认为是用于各种礼仪活动的“礼器”。那么，应当如何解释这些中原系统的礼器存在于三星堆文化之中的现象呢？这种情况又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呢？铜罍铜尊铜龙虎尊
铜龙形饰玉璋玉戚形璧玉戈玉斧玉璧玉琮          首先，它说明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们并非自我封闭，与世隔绝，他们曾与中原地区夏商王朝发生较为密切的往来。
        其次，这些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多数为非日常生活用器，而是与祭祀等礼仪活动有关。一个地区对待其他文化因素的吸收往往不是囫囵吞枣，完全照搬，而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有选择的吸收。三星堆文化中上述中原地区礼器的存在，也许暗示着中原地区夏代的某些礼仪对三星堆文化的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青铜容器的出土状况相比，三星堆文化遗迹中出土的青铜容器有几个特点：
        1、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铜容器种类仅为尊和垒，不见其它器类，而此时期在中原地区所使用的青铜礼器种类不仅有尊和垒，还有鼎、簋、甲、卣、觚、爵等，其种类远远多于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容器。类似的情况也见于湖南等地。如湖南宁乡一带不时有商代青铜器窖藏发现。其中的青铜容器多为卣、尊等，基本上不见鼎簋和觚爵。而这几种器类确实中原地区商代贵族最常使用的礼器。
        2、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铜容器内装满海贝，而不是盛酒类等液体，而中原地区以及与其接近的地区（如山东前掌大墓地）出土的青铜垒、尊等容器中，往往发现液体，却不见盛装其它质地物品的情况。在湖南宁乡一带出土的青铜容器中装的也不是酒类，而是装满玉珠、玉管或小型铜斧等。三星堆和宁乡同处于长江流域，远离中原地区。这两个地方的青铜容器之间存在着上述相似性，而有别于中原地区，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我认为，有可能是由于这些地区关于青铜容器的理念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所致。进而言之，同为青铜容器，在夏商王朝的中心地区和周围的一些附属于夏商王朝的方国以及与夏商王朝没有附属关系的区域性王国可能具有不尽相同的意义。
        关于中原地区青铜礼器在周围地区出现的原因和意义，有一个问题迄今较少为人所提及，那就是中原地区夏商王朝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夏商王朝的青铜容器在周围地区的出现可能就有这方面的因素。即周围有些地区的势力集团尽管并不一定完全吸收和采纳中原王朝的宗教信仰和祭祀体系，但对于中原王朝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接受或认同。这可能就是中原地区夏商王朝系统青铜器在各地出现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青铜容器可以通过赏赐、馈赠、交换等多种方式进入当地权贵手中，成为这些权贵彰显自己权势的工具。在三星堆和宁乡等地，这些青铜容器被发现时往往装着货贝、玉器等珍贵物品，且常常以与祭祀有关的状态出现，因此，不排除它除本身被作为珍贵物品外，还被赋予某种特定功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