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旅游局:名医都是书法家 处方体现中国文化

2010年04月02日 09:38南方都市报 【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3条

朱古亭处方稿，来自《中国古今名医处方真迹集珍》一书。 （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中国古今名医处方真迹集珍》 林乾良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9年9月版 （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为药理老师，以前每年都有一次课，为临床医学专业的同学讲授处方知识。虽然谈论的是西医处方，但针对处方书写潦草等问题，我会将清代《吴医汇讲》中“书方宜人共识说”一段议论抄写在黑板上：“又有医人工于草书者，医案人或不识，所系尚无轻重；至于药名，则药铺中人，岂能尽识草书乎？孟浪者约略撮之而贻误，小心者往返询问而羁延。可否相约同人，凡书方案，字期清爽，药期共晓。”
在电子时代，用粉笔“抄写”，实属“老土”行为。我当然准备得有完整的课件，可是总觉得亲自抄写这段话，对学生有特别的意义。出于这样的怀旧情结，收到印坛老辈林乾良先生赐下的《中国古今名医处方真迹集珍》，欢喜之情可想而知。
收藏门类甚多，而以中医处方为对象的专题收藏，林乾良先生应该是古今第一人。本书从林先生“万方楼”藏品中精选143位医家的152份处方编辑而成，共分26个专题，另外附录“电脑处方”数张，暗示未来处方的发展方向。
收藏的意义不仅在于网罗珍罕，藏品如果能为某一学术问题提供证明，则是收藏之升华。本书是林先生丰富藏品之一脔，阅读者自可以从中品赏书法，认识名医，而我更愿意站在医学史的立场进行体会，将之作为研究医学文化的佐证。
三世医学
《礼记·曲礼下》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此句历来两说，唐代孔颖达认为“三世”是指《黄帝针灸》、《神农本草》、《素女脉诀》三部医书。说通晓三著，始可言医。孔颖达注疏的灵感或许来自唐代国家医药考试制度，可在先秦时代，这些医书尚未问世，无从学起。倒是宋末陈澔《礼记集说》的注解近于情理：“医三世，治人多，用物熟矣。”因为名头不够大，后人多数支持孔说，清代梁章钜直讥陈澔为“俗解”，《浪迹丛谈》卷8说：“若必三世相承而然后可服其药，将祖父二世行医，终无服其药者矣。”
梁章钜的意思是，如果三世指祖父孙三代，那第一代、第二代行医的时候，根本不会有病人上门。这话看似有道理，仔细推敲却站不住脚。治病寻求三世医，在于其经验丰富。而求三世医治病，士大夫始能办到，下层人士无此条件，故不必虑祖父二世行医无服其药者。
《中国古今名医处方真迹集珍》开篇收录平湖戈氏五代医方、嘉善吴氏四代方、绍兴赵氏四代方、海盐郭氏三代方。本书第一页是戈秋堂的处方，上面钤有一枚朱文印章“当湖世医”。平湖戈氏儿科乾隆年间由戈朝荣开创，传至戈秋堂为第四代，“世医”称谓受之无愧——其所依据的，也正是“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典故。
儒医传统
回顾医学史，两晋隋唐，名医往往具有道教背景，这与道教长生不老的信仰有关。宋代以降，则有较多的文人儒士参与医学活动，从苏轼、沈括，到晚近的陆润庠、章太炎，皆是个中翘楚。“儒医”群体的形成，主要源于儒家养老奉亲的传统；另一方面，行医也不失为仕途蹭蹬文人的一项谋生手段，美言之，就如范仲淹所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本书在“两大儒宗之医方”标题下，收录张宗祥、马一浮手写的处方。张宗祥是文献大家，主持恢复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功莫大焉；马一浮通晓中西学术，卒以理学为旨归。两位皆不愧“儒宗”之称。除张、马以外，书中归入“皇城三大名医”的萧龙友，归入“上海名医”的恽铁樵、程门雪，也无惭“儒医”。
尤其有意思的是“明清间名医选方”标题下，清初嘉善钱梅庵处方上钤盖朱文巨印，上面镌刻“儒医钱梅庵专治虚症”九字；无独有偶，“浙江三大妇科”标题下，孙孟卿的处方上也盖有“儒医”字样。这些都隐约透露出当时社会对“儒医”的追捧。
本书还收录有清末陈莲舫的处方。莲舫是青浦名医，世代业医，又有文名，大约也可以自称“世医”或者“儒医”，可是这份处方左下角钤盖的却是“戊戌徵士”四个字。这是标榜自己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保荐，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入京会诊光绪皇帝的辉煌履历。由此看来，清末民初，“御医”似乎较“世医”、“儒医”更加叫座。
艺术一脉
对收藏家来说，求奇最是乐趣之所在。处方是医家的书法，如果能够觅得书画家的处方，或者医家的书画，收藏快感倍增。
留下处方墨迹的古代书法家，似乎只有傅山一人，而林先生的藏品中，不仅有“儒宗”张宗祥、马一浮的处方，还有陆维钊、诸乐三两家的处方，本书为此专门设立一个标题，“两大书画家之医方”。诸乐三曾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行医本当行；陆维钊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后来执教浙江美院，创设书法篆刻科，未闻有医术。林乾良收藏有陆维钊为柯重威肋膜炎拟的处方，介绍说：“谁知，他老人家还精研医理，能为人治病。其实，他的亲笔处方世间仅此一件，历来所出书画册，均从寒舍借去制版。”字里行间洋溢着欣喜之情。
对医家而言，书写处方只是整个医疗过程中不太重要的一环，但处方书写，确实反映了一种态度，书法水平高低，也在一定程度影响医生的形象。如前引《吴医汇讲》所论，处方工整清晰足矣，并不特别要求艺术性，而林乾良先生是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又是西泠印社社员，兼有医师和艺术家双重身份，他在处方选择上显然兼顾书法艺术。尽管如此，如果将全书处方按年代排比，书法水平每况愈下，一些拥有“国医大师”头衔的人物，字迹实在不敢恭维。《汉书·艺文志》中有一句话，“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透过处方书法审视中医现状，由兹而观察中国文化，可以感叹者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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