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昆瑙·内亚是婆罗门:“网格化” 不断探索社会管理新模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9 09:04:02
不断探索社会管理新模式
——从网格化管理看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的创新来源：长沙晚报 时间：2011-03-21 点击量：156
在2月底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今年以来，天心区在全区试点推行以网格化管理为主要特征的城区综合管理体制改革，着力探索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整合资源，着力形成管理合力。按照原有的管理机制，很多职能部门在街镇都拥有一支管理力量，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存在管理多头、责任不明等现象，导致资源浪费、成效不佳。整合资源就是将综治巡防员、城市协管员、计生协管员以及其他管理力量进行整合，组建一支全新的城区综合管理队伍，由其统一承担原来各线的管理职能，着力打破原来条块分割的局面，切实形成管理合力。
二、明确责任，着力理顺管理机制。合理明确的责任划分是各项任务全面落实的关键所在。明确责任在于两个方面：职能部门主要是制定工作标准、进行技术指导和加强业务培训；街镇作为管理主体，负责对人员、事务和经费等所有事项的统筹管理，着力构建分工明确、权责一致、指挥协调的管理机制。与此同时，积极创新绩效考核模式，将传统的分线考核方式转变为由所在街镇统一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人员选用、绩效工资、干部使用直接挂钩，真正实行责权利的统一，切实提高管理效益。
三、网格管理，着力落实管理任务。一是科学划分网格范围。以社区为基本单位，按照管理对象与管理幅度相一致的原则，将社区划分成若干个网格片区，每个片区便是一个独立的责任主体。二是精心安排管理人员。街镇作为统筹管理的主体，将全新组建的综合管理大队分设成若干中队，每个中队负责一个独立的网格片区。同时，在街镇设立应急中队，负责重大事项和突发事件的处置。三是明确网格管理任务。凡是社会管理所涉及到的内容，无论是信访维稳、流动人口管理，还是计生服务、城市保洁，都落实到网格片区，只要发现问题，综合管理人员就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着力将过去被动、分散应对问题转变为主动、系统解决问题，切实提升社会管理的敏捷性、精确性和高效性。
四、重心下移，着力夯实管理基础。社会管理的基础在基层，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就是要按照重心下移的原则，将管理权限下放到街镇，将工作力量落实到一线，将纠纷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为此，各职能部门尽最大可能将管理权限下放给街镇，街镇也充分授权各中队，确保中队能在第一时间处理有关事项、化解突发问题；推行工作人员下沉一线，集中力量抓好信息收集、治安巡逻、隐患排查、问题化解等事项；在网格片区构建完善的社会矛盾协调机制、问题处置机制和群众情绪疏导机制，确保问题发现得早、解决得了，努力促进社会和谐。
五、市场运作，着力增强管理活力。主动引入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既是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模式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管理活力的有效途径。天心区的探索是，以政府购买劳务服务的方式进行人员管理，各街镇与有资质、有实力的劳务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所有综合管理人员均与劳务公司签订合同，由劳务公司实施劳务派遣，政府与管理队伍之间也由原来的上下级关系变为合同契约关系，这不但降低了用工风险，也有力地降低了行政成本，提升了服务水平。
六、信息共享，着力提升管理水平。一是全面掌握信息。网格综合管理人员将出租屋情况、流动人口状况、计生信息、就业现状、矛盾隐患等信息全面收集、整理和归档，进行动态更新，准确全面掌握网格情况。二是实现信息共享。统一开发信息软件平台，将所有采集的信息集中到软件平台，街镇和部门均可借此掌握网格内各种社会状况，并实现远程指挥，切实打破以往信息资源不能共享的格局。三是科学运用信息。将社会信息管理平台、综合管理员GPS定位系统、城管数字化管理平台以及社会治安综合管理系统有效结合起来，及时了解和掌握区域内发生的各种情况，努力为群众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及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针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和日益丰富的社会需求，进一步创新思路，构建起更加科学、更具活力、更有成效的管理模式，任重而道远。（作者系天心区委副书记、区长）
从网络化到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 来源：朝阳区人民政府网站 日期：2010-12-13家住香河园柳芳南里的关大妈，前一段时间对银行储蓄所在家门口新安装的自助缴费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如今关大妈成了这里的常客，凡是家里买电费、交电话费、查工资卡等都成了她的专职，再也不用为跑银行犯难了。
其实，让关大妈感同深受的变化不仅仅是这一点，方便的菜市场，放心的社区卫生站，内容丰富的社区活动中心。种种这些便捷享受，关大妈都可以一刻钟完成。
以全模式系统的人口、单位等数据库为基础，制作辖区电子服务图、开通服务网站、热线电话。居民在家里通过网上点击或者热线电话，了解到几乎一切服务信息。一刻钟生活圈，致力于服务老百姓，更实现了现阶段最大程度的社会管理。而对于朝阳老百姓而言，这个幸福的一刻钟生活圈还只是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很小的一部分。
在过去的五年，通过网格化管理，将全区划分为509个管理网格，每个网格按1：3：30的标准配备管理员、监督员和协管员，通过“一格三员”，将人、地、事、物、组织等基础信息全部纳入网格。基于网格生成的数字化监测系统，将637个系类，8个责任主体，层层递进纳入了整个朝阳区的管理体系。
不难理解，这些落在大屏幕上的数字和表格的背后，是一张庞大的社会管理网络。市民投诉，日常监管，媒体曝光，几乎所有城市管理中的问题，都可由区城管监督中心协调，进入区级大循环，由相关职能部门协调解决。
例如：冬季平房区预防煤气中毒工作，以前，只能采取宣传、检查等常规方式进行，街乡普遍反映费时费力且效果不明显，区领导责成相关部门研究解决。职能部门通过全模式系统中的房屋数据库，全面了解全区的平房总量、分布情况，为区领导提供决策依据，区政府决定由区信息办、区流管办牵头，在8万户村民家中安装传感器，通过3G网络把一氧化碳浓度数据传送到监控平台，提高对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的防控水平，取得了良好效果。
经济水平发展，人口素质提高，无一不建立在优质的社会管理的基础上。如今，由基础信息支撑体系、社会服务管理运营体系和社会服务管理监督体系三部分构成的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已经形成。无疑，十一五期间的网格化管理已经质变，华丽转身为一种先进前沿，富有生命力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
2010年7月，朝阳区被确定为北京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区。在过去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的基础上，这种社会管理“朝阳模式”未来的目标将是：通过全区基础信息的共享，政府与社会资源的整合，社会服务管理各业务的集成和对社会服务管理的全程监督，形成全区统筹协调、精细管理、运转高效的社会服务管理新机制。毫无疑问，即将来临的十二五将带来我区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体系的新飞跃。 “管事”的人都到了居民身边北京东城“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探访
2011年01月19日 08:33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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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街道社会服务管理综合指挥分中心实时监控辖区所有网格内的情况，遇突发情况立即调动相关力量及时处置。
本报记者李松黄洁
区县、街道、社区，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可最近，社会管理层级中新出现的一级“网格”，正在北京市的东城区内悄然流行起来。一个个“大社区”被细分成了“小网格”，管理员、助理员、督导员、警员、司法调解员，甚至党支部全都建进了网格里，“管事”的人一下子都到了居民们身边，让居民们感到，生活更安全也更方便了。
东城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区综治办主任刘宗琦介绍说，今年7月，被确定为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东城区开始试行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即在综合考虑“人、地、物、事、组织”的基础上，将全区205个社区划分为589个社会管理网格，建立起区社会服务管理综合指挥中心、街道社会服务管理综合指挥分中心、社区社会服务管理综合工作站“三级平台”和区、街道、社区、网格“四级管理”体系，逐步建立以落实责任为依托的精细化管理新模式。短短几个月，网格工作人员就已经成了综治维稳工作的“顺风耳”，社区干部的“好帮手”和居民们的“贴心人”。
细分网格贴身服务社区管理更加精细
去年10月11日下午，两位居民气冲冲地走进了东直门街道东外大街社区综合工作站，要为自己的老父亲讨个公道。原来，两人的父亲当天上午在小区内走路时，突然被从楼上掉下的一块碎玻璃砸伤，可玻璃到底是谁家的，谁也不知道。
放在过去，社区里这类矛盾的解决主要得靠居委会，可有了网格之后，解决问题的责任首先就落到了网格工作人员的肩上。根据家属的描述，事发地点所属网格的网格长、网格矛盾纠纷调解员与网格民警一起开始了调查。经过挨家挨户的了解，终于在吴某家找到了那块玻璃的“出处”，但吴某本人对此却毫不知情。经过网格工作人员的劝说，吴某和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老人的家中，在调解员的调解下，老人及家属们谅解了吴某的过失，这起因为意外事件可能引发的矛盾就这样被化于无形。
而类似这样的矛盾纠纷化解，在东城区的每一个网格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据统计，仅东直门街道，开展网格化社会管理试点三个月内，就成功化解了矛盾453起，信访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近52%。
记者了解到，东城区按照不破坏社区完整性，每个网格内的管理工作量大致均衡等原则，将全区的17个街道划分为了589个社会管理网格，平均每个社区划分3个网格。在这些网格内，将全部配齐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督导员、网格警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力量六类人员，分工承担网格内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各项事务。其中，网格管理员即“网格长”，是网格的第一责任人；网格助理员则来自整合后的各部门协管员，专门负责信息收集和问题排查；法院、检察院或司法局抽调的司法工作人员，则主要担负网格内的法律服务职能。目前，试点街道内网格管理员、督导员和支部书记均已到位，助理员正在抓紧整合中。
“日常工作中，网格工作人员通过走家串户，一边收集政情社情民情，为群众排忧解难；一边主动协调邻里关系，及时堵塞防范漏洞、化解矛盾纠纷。不仅充实了社区工作力量，扭转了社区干部唱独角戏的局面，也促进了全地区维稳创安工作的开展。”刘宗琦对记者说。
终端传输系统指挥问题得到高效处置
“您有一条新消息。”在东直门街道社会服务管理综合指挥分中心的三维立体地图上，突然一个对话框弹出。分中心工作人员点击这条新消息后，屏幕上一张填写清楚的信息表格显现出来，报告在某小区的公共道路上，一名无照摊贩正在违法摆摊。
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份报告来自265号PDA信息采集机。按照管理流程，网格管理员在工作中发现突发情况，需要街道进行统一调配和处置的，可以利用手中的PDA装置，选择事件类别，填写时间、地点、当事人等相关信息后，点击“上报”，信息便会直接发送至街道的综合指挥分中心。
记者在分中心看到，接收报警后的系统会自动辨别事发地点，随即控制监控探头，调取事发地的监控画面。而与此同时，预存在系统内的四大类29小类处理预案也会与报送的事由进行自动匹配，弹出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方案。
根据系统的提示，分中心工作人员立即将情况以任务单的形式转报指挥中心下设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任务单下发后，执法组的电脑系统也会自动弹出提示，承办人在处理后要将处理意见和处理结果反馈分中心，再由分中心反馈至网格。而相关处理结果都会记录在系统中，作为年终考核的依据。”
东直门街道综治办副主任程新华告诉记者，按照东城区的统一要求，目前街道34个网格内，每个网格长都配有一个PDA终端，除了社区管理的物件问题外，网格内发生的社区力量解决不了的矛盾、纠纷，网格长都会通过终端设备将相关信息及时传输到街道社会服务综合管理指挥分中心。分中心下设社会服务组、矛盾纠纷调解组、治安防控组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四个组根据各自的职责，对接到的任务单及时处置、及时反馈。“利用这套强大的信息系统，街道分中心已经实现了对网格信息的实时传输，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综合执法整体联动管理实现一步到位
配合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三级平台”和“四级管理体系”建设，去年9月13日，北京市首支社会管理综合执法组在东城区东花市街道正式挂牌成立。据了解，综合执法组作为街道社会服务管理综合指挥分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城管、公安、消防、卫生、工商等城市管理中的主要部门进行力量整合，抽选36人常驻综合指挥分中心，同时将建委、规划等17个部门作为挂牌部门，常设联系人，接受综合执法组的统筹安排。
东花市街道工委副书记刘文生介绍说，综合执法组由街道办事处主任担任组长，所有组员统一办公、统一管理、统一装备、统一执法，对辖区内出现的环境卫生、交通、治安等问题集体出动，联合管理。改变了过去城市管理问题，“一个部门管不了，多个部门管不了”的局面，而且还有效避免了重复执法等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提高了执法的效率。
刘宗琦告诉记者，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工作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强化基层基础建设，以往“上边千条线，底下一根针”的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型的社会管理需求。为此，东城区在实施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整合社会管理各部门的力量，打造综合执法组，在街道社会服务管理分中心的指挥下，负责辖区内日常的执法工作和涉及社会服务管理内容的综合执法任务。将管理的方式从过去的突击式、被动式管理，变为了日常性和主动的管理。
据了解，目前东城区17个街道中，已有15个街道按照统一标识、统一样式的要求，初步完成了街道分中心和综合执法组的建设。
“网格化”带动执法理念新变化
点评
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针对的是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其核心是将科学的理论与社会管理实际紧密结合，将现代化信息技术与传统管理方法融合兼用，将社会群众的力量与专业组织的力量协调整合。
网格化管理模式并不仅仅只是概念上的更新，它同时还是一种工作理念的转变，是从重整理向管理服务并重的方向转变。以往一些群体性事件的酿成，往往是由于没有及时发现或介入，而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模式通过“工作建制下设、工作重心下移、工作力量下沉”，加强了基层力量配置，同时又秉承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将“运动式”、“突击式”滞后的整理模式转变成前馈式的管理模式，为“小事调解不出网格，大事化解不出社区、街道”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础的保障。
而与此同时，网格化模式的推行将打破旧有社会管理工作中“条块结合”的顽疾，通过让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直接加入到街道社会管理执法组，融入对社区、网格的服务和管理工作体系。工作绩效由街道负责考评，彻底打破了“条块壁垒”，让“条”上各部门和社会各方的工作机制、人员力量和工作手段实现了在“块”上的综合，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社会管理工作的效能。
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杨柳荫
动态：基层工作应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主
来源：考试吧（Exam8.com） 2010-9-20 17:46:59 【考试吧：中国教育培训第一门户】 模拟考场-2010年9月17日至18日，由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南山区人民政府、中国社会学学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共同主办、国内社会管理领域权威专家云集的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研讨会在麒麟山庄召开。
与会专家在研讨中认为，深圳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上不断创新探索，涌现出以“桃源模式”为代表的新形势下基层社会管理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深入归纳、总结和推广。
桃源街道提出，坚持科学发展，以基层党建为核心，以一格三员和信息化为手段，以和谐建设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中心和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为平台，当好和谐社会示范区，加快建设最适宜安居、创业、发展的科教新城区。以“科技+管理”、“精细化+服务性”为特色的桃源基层社会管理经验，破解了当前国内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中面临的突出难题，开创了我国城市政府治理与大社区自治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可行性路径。
“远学新加坡、近学桃源街”，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对桃源街道社会管理成绩的充分肯定。在实践探索中，桃源街道创造性地将基层社会管理与党建工作和高科技结合起来，创新了社会管理的思路和方式，引起国内社会管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专家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桃源经验深入探讨，交流各自的体会。专家们认为，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工作中，基层政府的工作重心应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主，将维护和增进公民合法权益放在第一位，促进社区资源整合，更好地实现政府的管理职能。在维护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工作中，应更好地发挥民间组织、志愿者团体的作用，将这些社会力量进一步纳入到基层行政管理中来，以减轻政府管理压力，实现群众自我管理。探索基层管理体制创新的集约化，引入科技手段和先进管理经验，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提高在国内大面积推广的可行性，发挥桃源模式的典型作用。
【嘉宾发言摘要】
肖中舟(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桃源街道办在基层管理创新中积极探索，引起了深圳市委政策研究部门的长期高度关注。自主创新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两大主题，是深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重大课题。桃源街道在社会管理创新上的实践，经验非常鲜活，如果能够运用到深圳，推广到全国，将十分有意义。这就需要理论界在现有基础上加以提炼，并提出建议和意见。
纪玉祥(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中国城市化在世界历史上也具有深远意义。但这一过程也带来了城市化管理的问题，例如桃源街道提到的四个问题：低端企业多，劳资矛盾突出;城中村多，安全隐患大;新住宅区多，物业纠纷多;重点建设项目多，拆迁多。我认为这四大矛盾都是城市化建设中的问题。只有进一步推进城市化、靠发展才能解决。
总结桃源经验，重在总结其精神。比如桃源街道演示精细化的时候，我们看得出网络化管理投资是比较大的，在中西部地区推广有难度，但精细化管理的精神很重要。再比如和谐企业工作室，精神就是管理要前移，要把握苗头。这就是精细管理。国家对深圳的城市定位上升到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对社区管理也因此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希望桃源街道的经验能为全国提供借鉴。
李培林(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今天这样的研讨会，过去我们和地方参与主办只是到市一级，从没有和区一级合作，更没有对街道的经验专门讨论。事实上，很多重大经验都是从基层经验开始，我们也应该走这样一条路子了。
桃源街道是一个基层公民社会的典型，在广东也具有代表性。建设公民社会，需要围绕具体的事情化解矛盾，探索不同于市场规律的经验。社会治理方面要建立新的机制，探索非盈利组织的运行，为搞好社会管理，探索新机制。其他城市应像深圳这样大胆学习新加坡，建立一条低于政府成本的社会。深圳则要发挥当年搞市场经济改革那样的胆识、魄力，在探索社会管理上更大胆一些，在基层管理上获得新的经验。
于长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桃源街道是个浓缩版的深圳，浓缩版的中国，里面既有工业园、大学，又有廉租区，还有商业区等等。这就决定了解决突发问题的状态。解决问题变成了应急的救火队。一线基层干部面对现实，解决问题要受时间限制，需要当场决策，注重实效。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态度就显得更为重要。工作责任感决定了服务成效，桃源街道的经验表明，这里的领导干部和一线人员具有这样的精神，这个经验很重要。
杨宜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所所长)：桃源街道开好了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新局面。桃源的特点是自上而下，靠政府派出机构的不断向下延伸、对接，通过一些公益性岗位，过去没有人做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实现了精细化。桃源街道在社会管理方面总结经验，进一步创新非常必要。
桃源街道在社会管理上加大高科技运用，推广一格三员，是很好的经验。我认为，未来的重点可以考虑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管理机制，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深圳的三十年是一个转变的三十年，深圳的建设由过去的经济建设为主正转变为社会建设、文化建设齐头并进的特区。社区建设要创新，要建设无上访、少上访的社会，目的是建设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社会和谐、人们共同富裕的社会。
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桃源街道有着中国当代关系中大部分关系。在桃源碰到了城乡关系，劳资关系，官民关系。这些关系如果处理得好，将形成对全国有益的经验。我认为，社会管理模式在全国推广，须是低成本的治理，如何降低成本达到有效程度，非常重要。
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社会城市化、都市化、信息化发展迅猛，经济社会生活日常复杂，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认为，通过社会建设达到有效治理是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上关于社会两个理论，一是面对市场建立社会，这个社会就叫作能动社会;另一个面对国家建立社会，这是我们讨论的公民社会。我们建设社会将能动社会和公民社会放在一起来做，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当前通过调整劳资关系建立公民社会，二是通过公民参与，发展社会组织推进公民社会。从历史经验分析，社会建设的推向深入，能够实现长治久安。
蔡禾(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桃源街道的经验具有普遍推广的价值。桃源模式从政府能力建设的角度看，是一个政府总揽，体制下延，管理精致化的架构，是一个政府在办事，对街道的经济能力和精力要求很高。一格三员和社会工作者专业化和激励机制值得研究。此外，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弥补人情化管理的不足，特别是集体权益纠纷增多的情况下，更需要尽快培养这样的机制。
桃源的好经验在于，基层社会管理目前着重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下一步，还可以考虑如何通过社会建设，形成各种各样的组织，以此推动社会管理进步。桃源街道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蒲宇飞(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综合部副主任)：桃源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动态网格、有机链条”。网格通过几个机制动起来，一是动态网格，无缝对接;二是动员机制，将社会组织融入社会治理结构;三是协同机制，将所有的社会管理参与者纳入，实行三级五分类;四是制衡机制，将协管员、督察员、管理员协同过程纳入制衡设计;五是激励机制，形成考核奖惩办法。
政府职能包括“经济调解、市场监管、公务服务、社会管理”，也就是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区分开，而桃源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融合在一起。某种意义讲，对于一个街道、一个基层，社会管理是你的权，公共服务形成责，桃源形成了公共服务的责，然后从公共安全的维护、矛盾的调处、利益的协调形成社会管理的模式。桃源的社会管理链条将起点放在公共服务上，也是很重要的特色。桃源的公共治理很有特点，将各类民间社会精英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协作方式将其纳入到政府的外围，协同参与社会管理。
孙宽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桃源经验的意义在于，随着社会转型，原有单位化、行政化管理组织模式和行政模式已经滞后，在如何组织有效的管理方面，桃源做了一个积极的探索。桃源经验运用精细化管理、分类化管理，对现代社会的多样性矛盾管理作出了积极探索。此外，目前基层组织、管理机构的整合，存在政府如何主导、社会如何协同、公众如何参与等问题，桃源有一个积极的探索。
中国缺乏能够承担社会管理作用的公民自治组织，桃源街道发挥政府作用，抓活队伍建设，发挥党组织优势，既强化管理又强化服务，值得好好吸收总。网格化管理，将优势资源整合起来，形成总体动员总体管理，桃源经验在现有格局中具有现实指导利益。将政府主导及政府为主的管理向社会参与性治理的过渡中，桃源制度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 刘建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研究部主任)：桃源经验的很多创新点让我耳目一新，震动很大。桃源的政府管理创新，在现有体制下做到了精细化的层次，非常具有现实的意义和时代意义。很多重复性决策，按照流程化就可以处理，有助于问题简单化，提高行政效率。桃源目前做的更多的是政府管理创新，未来在如何推动社会治理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组织方面的权利、责任清晰的界定，值得进一步探索。
周红云(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创新研究室主任)：桃源街道将公共服务摆在第一位，对辖区内居民提供非常好的服务，尤其对社区弱势群体的关注。我认为，公共服务对弱势群体的提供，可以在桃源进行探索。在精细化管理、网格化管理上，能否进一步创新，实行流动化管理，例如对重点人员的管理，能否提供先期服务，将矛盾化解在出现之前。和谐企业工作室在协调劳动关系和发挥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的作用上很有借鉴价值。这一方面还可以继续创新，例如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公益性组织上，政府主动培育引导，让它们在社区服务和社区发展中提供应有的作用。
吴萨(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社会管理新格局，这就要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在社会管理事件上，政府和社会边界需要重新调整，从宏观上看政府要退出一部分，社会多管一点，但在具体工作中，就涉及到政府退到什么地方，让步给社会的什么人，等等。在公共服务中，政府不仅不能让，还要加大投入，但也涉及到花多少钱的问题。当前，我们的社会缺乏替代政府承担很多责任的组织。如果政府退出形成一个真空，是否会被一些恶势力或者其他势力抢占，这对制度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个好的社会管理体制交接，一定需要好的法治环境，如果法治建设未达到一定程度就贸然去做这个事情，如果没有法律维护公民权益，可能导致某些势力占领这个地方。改革次序很重要，先构建什么再推行什么，目前可借鉴学习的经验很少。社会管理模式上，不同地区的社会管理方式不同，桃源模式为我们研究解决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案例。
周叶中(武汉大学研究生副院长)：桃源模式向深圳市和全国推广，需要融入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深圳市有地方立法权，如果能够在总结桃源模式基础上，通过深圳人大常委会制订相应地方性法规，从而使社会管理创新和基础性社会关系，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加以规范和调整，社会管理的财政保障和部门协调就会有依据。桃源街道的经验值得研究，例如社会矛盾的化解，一格三员创制，基层党组织在其中作用的发挥等等。通过发挥组织的作用，通过相应体制机制的新探索，使得管理模式构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未来，社会管理创新还应该形成一种理性的工作思路，通过理念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和举措创新，坚持和贯穿民主法治精神，形成可向全国推广的经验模式。
鲍寿柏(原安徽省马鞍山市委副书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桃源模式的内涵很丰富，是******总书记构建和谐社会基层的典范，在当前解决现行体制下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桃源模式有勇气、耐心做这么细致的工作，使人感到很震撼。如果基层政府都能够做到这样，就真的给市委、市政府帮了大忙，使党委政府能够花更多的时间研究经济社会文化工作，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红花岭和谐企业工作室反映了桃源社区管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改变了传统方式的管理思维，值得在各地推广。
桃源模式的创新，大量运用高科技手段，为社区经营很大空间，提供多范围平台，培育社区精英，很有新意也很重要。就目前体制来看，社会管理创新的动力，在于政府、精英群体和社会共同体的培育，加上科技力量的多元化。
刘世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从桃源的经验看，社会需求是以安全为首选，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桃源模式有继续发展创新的需要。无论是社会共识还是自组织特征，都对桃源模式的诞生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在深圳这样一个城市化过程中高流动的社会，桃源模式的管理比较有优势。桃源街道从上到下表现出干事创业的激情，工作卓有成效，充分发挥了社会管理上的比较优势。桃源模式是一种过程模式，不是终极模式。无论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进一步探讨，有益于发现其适用性和前景。
王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任)：桃源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宏大背景下的产物，是解决社会事务的有效模式。社会管理不仅是管理、控制，同时也是服务，是满足居民需要。居民的需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设施、一是服务。如果非营利的设施和服务增加，实际上可以增加居民的幸福感，有助于减少社会纠纷，使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这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推动社会相关事务的发展。
高勇(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桃源街道面对的四个问题，不止是深圳、北京的问题，可能也是中国很多大城市存在的问题，解决矛盾的措施也有相似的地方。其他城市可能没有桃源做的这么深入、细致。从制度选择、制度变迁来看桃源经验，已经成为政府最优选择制度，可能形成路径依赖，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桃源模式未来对国内社会管理机制演进的作用。
郭圣莉(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桃源模式是建立在一个分工合作基础上系统化的管理方向。网络化提高了效率、方式、方法。桃源街道管理方式在发展，用许多新的高科技、信息化、重新整合旧的传统遇到的瓶颈。
社会建设需要社会管理，桃源模式达到了预期效果。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思考，例如增长性需求怎么去解决?精细化的系统遇到突发性事件如何解决?新社会组织如何发展?这也是基层社会管理改革的重点难题。桃源模式有责任探索这些前沿的问题，前瞻性地思考。
于显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桃源模式一格三员是对社会管理方式方法的发展，深圳在社会管理上的创新，应该认真研究总结。和谐企业工作室，应该要每周每月固定提供服务，改变目前的不定期状态。社区管理讲究简单化、常规化、规范化。基层社会管理的桃源模式，值得成立一个专家组或者专家队伍，长期跟踪研究。针对未来的变化，不断适应新形势发展。
徐家良(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桃源街道定位“要建设平安桃源、和谐桃源、阳光桃源、数字桃源”，我认为这个目标还是要求低了一点，应该是“幸福桃源、快乐桃源。”桃源模式的理论基础还可以增加两个理论，一是多中心理论，强调政府、企业和社会三元组织互动组织治理，二是需要型治理。例如和谐企业工作室，能否尝试工资协商谈判制度，能否设立社区基金会，照顾困难群体，等等，这些实践创新，一定能在桃源模式基础上产生更完备的模式，争取全国先进。
刘玉照(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桃源模式做得很到位，一个是在分片管理上，分到这么细的程度，我第一次看到。二在应急体系建设上也做的非常细致。三是在技术手段的运用上。深圳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城市，出现了外来工群体、小区业主纠纷、拆迁改造等问题。基层政府管理任务艰巨。城市人口急剧扩张，政府管理的思路要不断适应变化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以往按照经济发展生产要素的思维，从过去技术、资本的角度转变为目前个体的需要，以实现社会管理服务的升级。
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第一次接触桃源街道，看到这么爱思考、又有能力的领导班子，确实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说是耳目一新。桃源街道的精细化管理，也就是丰田介绍的精益管理，做得很扎实。桃源街道有强烈创新意识，创新技能值得肯定。桃源街道领导提出了“一二五”的管理模式，为我们基层工作提供很好的样板。
刘铎(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探讨基层社会管理，应在街道、社区两个层面加强研究。包括基层民主、社区管理、社区公共服务等三个问题缺一不可。桃源街道做得很好，已经在深圳走在前面。特别是在加强统筹上，桃源通过一格三员，充分统筹统一起来，加强了专业化。在技术上，桃源很多创新令大家震动很大，耳目一新。
刘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桃源街道的成功经验，得益于足够的财政资源、行政管理团队的工作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意识。注重实效以及信息化手段的运用，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桃源模式的创新管理恰逢其时，获得了推广的良好条件。未来，桃源模式可以在激励方式上做进一步创新，有针对管理上预先研判辖区人口变动趋势，增强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强化居民的地域认同感。
张永宏(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桃源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为解决基层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桃源基层建设是非常好的范例。我们一直在呼吁大社会、小政府，但如果政府不履行自己责任，这个社会能否支撑下去?我一直期待中国能够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桃源街道的探索说明了，只要政府把责任履行了，基层社会管理迈上新台阶，有助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