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箱琴推荐:不能让说真话的人成为时代的L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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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说真话的人成为时代的Loser

xilei 发布于 2010-7-24 10:23:00


彭晓芸 时代周报评论员

我们这些人还是那个沉默的大多数。

对真话的相反方向—撒谎者、造假者不能奉行中庸主义,应当集社会之合力,让他们无处遁形,无利可逐。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说真话者的巨大鼓励。

韩寒说:“我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

唐骏说:“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前者是青年领袖,后者据说也是“青年偶像”、“打工皇帝”,他们都在追寻成功,呈现着成为成功者所需要的稀缺资源。在这个说真话有可能说着说着就消失了的时代,说真话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于是,韩寒聪明而诚实地承认,他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在一个学术体制失范,硕士满天飞、博士不值钱的中国社会,则“海龟”是一种稀缺产品,唐骏意识到了这点,他曾经极其努力地攻读,可惜不知是由于天分不够还是海外的导师们太铁面无情,总之,在日本苦读五年后,唐骏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于是如何获得一个通往成功之路的文凭,成为了当时唐骏最为急迫的任务,这也就不难理解今日披露出来的唐骏学历之风波。

如果不是方舟子这一场执着的打假运动,如果不是微博这个喧闹的自媒体引发网民的狂欢,如果不是媒体穷追猛打,唐骏依然是那个唐骏,光鲜夺目,一个可以复制的“成功者”,他将与韩寒比肩站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笑傲江湖。如今,唐骏作为成功者的“诚信”破产了,而那个说真话的韩寒,则由于那本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独唱团》孤独地——“却在灯火阑珊处”。

许知远说:“韩寒的胜利不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这个正在兴起的庸众时代的胜利。”这话说对了一半,韩寒的确胜利了,他获得了超出这个时代平均利润的超额回报,这个回报不止是金钱的,也是精神的,譬如万众争相人手一册《独唱团》。但是,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庸众却没有胜利,韩寒的成功与胜利,恰恰映衬了这个时代及其庸众的失败,恰恰说明:这依然是一个真话太少的时代,我们这些人还是那个沉默的大多数。

当然,也许在更多人看来,不说真话的庸众并不是失败者,我们生活在一个不以说假话为耻的社会氛围当中。沉默是“常态”,撒谎是“智慧”,唯独说真话是异质的,乃至于被视为偏执狂,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逻辑中,如果明明知道说真话是有风险的还非要说,那么,他/她一定是情商极低,不懂得生存策略,或者干脆就是偏执狂、精神病,一如那些衣衫褴褛、执意要找首长讲真话的上访者。

某些觉着韩寒很头疼的领导,恐怕要失望了,韩寒不仅衣着时髦,而且形象健康向上,成为一代青年偶像的地位牢不可摧,他不靠体制吃饭,不用公家一分一毫,拿什么来规制韩寒就成为了这个时代的“难题”。

其实,在以真话对抗谎言、消解极权意识形态的社会中,这样的“难题”历史上并不少见。2003年3月,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在北京逝世。舆论评价,“讲真话是‘李慎之现象’的突出特征”,也就是说,以个体言说对抗集体话语的逼仄来彰显个人价值,拓展时代话语空间,谋求制度和社会进步,是时代恒久的主线,唯一不同的是,由于公民社会的发育、话语方式的变迁,过去一直由拥有较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担当的“说真话”的任务,如今分化到每一位公民身上,于是有了韩寒这样似知识分子而非知识分子的独特个案。

近来时有关于知识精英犬儒化的喟叹,如果深切解剖这个时代说真话者和造假者的“风险投资收益”机制,即可发现,唐骏易得,韩寒难寻,打假的方舟子也只有一个。“易得者”多半依附体制生存,如鱼得水,“难寻者”多数与体制保持距离,而被公众熟知的知识精英,却多为体制内学者,至于那些无课题、无经费的民间学者,还在为生存艰难挣扎,说真话对他们来说,都存在着可预见的巨大风险,而不是唾手可得的“超额利润”。

在信仰匮乏、道德感缺失的当下,我们不能强求个体依靠强大的道德感和历史责任去冒险说真话,因言获罪的利剑随时悬于他们头上。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鼓励既得利益者说真话、强大者说真话,让说真话者获得应有的市场价值和社会荣誉;同时,对真话的相反方向——撒谎者、造假者不能奉行中庸主义,而应当集社会之合力,让他们无处遁形,无利可逐。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说真话者的巨大鼓励。

来源: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