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本佳人迅雷7下载:「圣经翻译和传播」之六：华人圣经翻译的工作

「圣经翻译和传播」之六：华人圣经翻译的工作　　

在中文圣经翻译的历史里，我们实在要感激西教士的劳苦──虽然今天很少人认识他们的名字，但其实普世华人教会都因他们的劳苦而得益。「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约四38）这句话就是那么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最早期的中文圣经翻译工作可追溯至8世纪。在着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年期约为781年）上，除概释基本景教（基督教的分支）教义，如人的堕落和弥赛亚的诞生之外，又提及「真经」、「旧法」和「经二十七部」。这些字眼与1907至1908年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景教经典互相引证；一般学者认为至少有20多部书卷（很可能包括新约全书）早在8世纪期间已翻成中文。这样，从译本的数量来看，中文圣经译本当然及不上英语，但其历史渊源却比英语圣经译本（例如1382年的威克理夫译本）早好几百年。出现这现象的原因，相信主要是在中世纪时，西方教会传统上使用（某程度上，是「被迫使用」）拉丁文圣经，教廷根本不准许圣经翻译这回事——就连拉丁文圣经都不能修订。同样地，大概是因为天主教教会对圣经翻译和出版的限制，所以即使天主教早于18世纪从拉丁文圣经翻译了两部完整的圣经译本，也没有正式出版。能够正式出版的，是于1968年出版的《思高圣经》，这是第一部翻自原文圣经的天主教译本。新教的中文圣经翻译较天主教的迟起步，但也有不俗的成绩。


近代华人的圣经翻译工作
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成立之初，已经非常关注中文圣经的翻译工作，后来更与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于1795年）合作，进行翻译中文圣经的工作。

1807年，马礼逊牧师受任于伦敦传道会，被委派到中国工作；他先扺达澳门，然后再前往广州。在往后10年间，他穿梭澳穗之间，最终以马来西亚的荷兰属地马六甲（Malacca）为基地，又在米怜牧师（1785~1822年）的协助之下，开展其圣经翻译工作。此外，他于1818年在马六甲开办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此校于1843年由马六甲迁到香港），又在校内开始印刷工作，出版中文书刊。

自1811年开始，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当时称为「大英圣书公会」）都非常支持马礼逊的翻译工作，更奉献了500英镑来资助他；按资料所得，圣经公会在往后数年的资助总额共7,439英镑，主要是因为他们高度推崇马礼逊先生的品格，及欣赏其语言能力（BFBS Report 1812, 211；引自尤思德着，《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页33注103）。他所翻译的圣经名为《神天圣书》，于1823年完成（在马六甲印刊）。虽然一般人都认为马礼逊的《神天圣书》是首本面世的中文圣经译本，但研究中文圣经翻译史的学者都认为，英国浸信传道会宣教士马殊曼（J. Marshman，1768~1837）在印度塞拉姆珀（Serampore）完成的圣经译本才是第一部面世的中文圣经译本。他所译的新旧约全书于1822年面世，以五卷本印行。

虽然马殊曼的译本确实较马礼逊的译本早一年面世，亦较马礼逊早一年把其译本呈交圣经公会（1823年），但马礼逊所受的款待却比马殊曼的隆重。马礼逊于1824年呈交他的翻译到圣经公会时，他除了得到英皇乔治四世的召见，更成为皇家学会的会员。

在百多年的中文圣经翻译历史中，虽然有不少机构参与圣经翻译的工作，但整体而言，投入最多资源的依然是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以及后来成立的美国圣经公会（1816）和苏格兰圣经公会（1861），其中尤以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最具影响力。在《官话和合本》面世（1919年）前最具影响力的中文圣经译本《委办译本》（1854），都是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全力支持的，而《官话和合本》则是由这3个圣经公会负责，版权亦为这3个圣经公会所拥有。它们更于1937年在国内组成中华圣经公会。

鉴于后来香港与中华圣经公会中断联络，所以于1950年成立香港圣经公会，麦兴仁先生（Mr McGavin）获委任为总干事，各教会领袖任辅导委员（即董事）。香港圣经公会主要出版中文圣经，包括厦门语等各种中国方言圣经，供世界各地华人教会采用。香港圣经公会接受英国圣经公会的资助和联合圣经公会的监督，至1969年成为联合圣经公会准会员。1975年黄永熙博士受聘为干事，亦即香港圣经公会第一位华人总干事。自1979年起，香港圣经公会正式成为联合圣经公会的会员公会，而于1984年更成为经济独立的自立会员。

会员公会负责评估所属地区对圣经的需要性，有见及此，联合圣经公会一般都会让各地的圣经公会自行决定翻译圣经的需要，而不会主动提出某项圣经翻译计划。《现代中文译本》可算是一个例外，因为圣经公会认为这译本将会成为一个「模範本」（model text），可作为华人翻译者（如台湾的原居民）的蓝本。《现代中文译本》新旧约全书于1979年面世，而修订版则于1995年出版，主要的负责人有联合圣经公会的翻译顾问骆维仁博士以及由美国圣经公会特别聘请的许牧世教授。

除圣经公会的翻译工作外，还有其他华人机构进行圣经翻译，其中包括天道书楼出版的《新译本》（1992年）、《恢复本圣经》（1986年）以及由耶和华见证人信徒翻译和出版的《新世界译本》（1995年；有关这译本的问题，可参笔者的《新约经文鑑别学概论》详尽评论）；另外也有由一人独自翻译的译本，例如《吕振中译本》（1970年）。


浅谈目前华人圣经的翻译工作
英语的圣经译本之多，其实是一种奢华的象征：因为英语世界的人材多，可以承担那么多本译本的翻译工作；亦因信徒多，可以养活那么多本译本。具一估计，在过去的50年间，平均每4至5年就有一部新的英语译本面世。但中文圣经的翻译纯是因需要而定，且其历史发展过程又是非常艰钜的。以下篇幅浅谈了笔者对目前华人圣经翻译工作的看法。


目前的翻译工作
《和合本》的旧约和新约全书分别于1919年和1906年面世，距今已有几十年时间；整体上，虽然译本依然有相当高的质素，但对于现代人来说，书中所用的中文用语已经不合时宜。《和合本》的版权代理人一直都是香港圣经公会，但这版权所涉及的範围只在《和合本》的版面上，而非文字上。因此，有些出版机构尝试出版各式各样的「和合本」版本。

其实，自80年代中期，圣经公会已进行分阶段修订《和合本》的计划。1988年出版的《新标点和合本》可说是修订工作的第一段阶段，其中除了重新标点整部圣经之外，亦修改某些容易令人误解（例如「友阿爹」改为「友阿蝶」，因为前者会被误以为是男性）或有不雅含义（例如「流便」改为「吕便」）的字眼和段落标题。在这期间，内文的修订工作仍继续进行。而在2000年9月12日，联合圣经公会更授权香港圣经公会主导《和合本修订》工作；预计2004年出版新约(编者2006年8月按：《新约全书—和合本修订版》在2006年1月出版。)，2007年出版旧约(编者2006年8月按：香港圣经公会在2006年4月24日的《新约全书—和合本修订版》奉献礼上公布，旧约的修订工作预期在2010年前完成。敬希读者注意。)，为了庆祝马礼逊牧师入华200年。

除了圣经公会的《和合本》修订工作之外，还有成立了不久的「环球圣经公会」，亦积极进行《新译本》的修订工作。另外，汉语圣经协会（前身为国际圣经协会）在10年前已开展了一个全新的翻译工作。以上提及的翻译工作都是公开性进行，但据笔者所知，还有一些圣经翻译工作在国内外较低调地进行中。

作为一位学者，笔者当然认为译本数目愈多愈好，但实际而言，华人教会能否承担那么多的翻译计划呢？金钱还是小问题，但人才在哪里呢？单单看每个翻译计划的顾问团、学者团，就发现了不少重复的人名，大家就心里有数了。在这个百花齐放的情况之下，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若发展成在推广政策上把《和合本》或某译本作为假想敌的地步，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时至今天，既然《和合本》依然是大多数华人教会采用的圣经，《和合本》的修订工作当然是最重要和最值得支持的工作了。


圣经出版的质素
未曾参与过出版过程的人实在很难体会出版的压力，无论编辑和校对的工序有多完善，错误总是难以避免的，更何况接近一百万字的圣经呢？负责任的出版不代表不会出错，而是面对错误时能及时正视问题。

华人教会近10年来有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出版社也自行出版《和合本》圣经，特别是把原先的《和合本》重新标点，再自行出版。在出版自由的社会里，这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倘若每一处要修改的细节都能处理妥当的话。然而，出版社为要避免侵犯圣经公会《新标点和合本》的版权，于是在没有仔细分析文意的情况之下，便加上标点符号或更动原来的标点，有时什至私自改动内文！而负责的人也不过是一般没有受过神学训练的编辑。又为避免敏感或影响销路，出版商一般都不会交代更动的内容或原则。读者根本无从知道自己手上的「和合本」圣经的准确程度，出版商对整个「修正」过程亦没有任何记录，这是一种对华人信徒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

关于标点符号方面，读者不要轻看这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更动，这些轻微的改动都会影响文意。以下是两个例子较为明确的例子。《新约圣经——新译和合双排版》（天道，2000年）是「新译本」和「和合本」的并排版，序言中亦说明这就是1919年的《和合本》，但其实这是重新标点的「和合本」，大多数标题和标点方式都与《新标点和合本》不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33节：「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文中「滥交……」一句中的引号是这版本加上的（大概是因为《新译本》也有罢），原来的《和合本》是没有的，这个改动把原来是保罗的话，改成保罗引用其他人的话（有说是古时希腊哲学家的话）。由此可见，一个新加上的标点符号就完全改变了释经的立场。

另一个更严重的例子是汉语圣经协会（前身为国际圣经协会）出版的「合和本」。这版本一直都以「灵修版」和中英对照圣经出版的，最近则与浸信会出版社合作出版浸字版的「合和本」。《和合本》的译者在翻译上额外加上的字或解释上不肯定的字旁，都会加上小黑点，以兹识别，但这版本却删除了这些小黑点。笔者一直都没有留意这点，直至最近，在一次谈及保罗婚姻观的讨论会中翻开哥林多前书七章1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在原来的《和合本》中，「我说」下是有小黑点的，暗示了当时的译者不肯定其理解，但这版本却把小黑点删去，这无疑是把保罗的意思完全扭曲过来，这岂不是陷《和合本》译者于不义吗？

以上的例子只限于书籍出版，电子出版的版本尤其令人担忧。任何人都能够在网上或圣经软件下载圣经译本，这些译本的准确性非常参差，网页负责人亦从没有交待经文的出处和准确性。圣经出版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希望各出版商和网页商不要单纯从利益角度或资讯上的方便入手，而需要顾及整体华人教会的利益。


提高信徒对圣经翻译的认识
在圣经研究的範围里，最直接涉及信徒生活的，相信就是圣经翻译了，但这亦是目前一般神学教育中最易忽略的一环节。笔者很庆幸在就读的神学院和大学的两位恩师都非常看重圣经翻译，所以亦引起笔者对这方面的兴趣。但环视今天从事神学教育的华人，实在很少圣经学者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更有不少神学院老师连目前只有少数的中文译本名称和圣经出版机构都混淆不清，实在令人可惜。既然专业人士都会产生混乱，教牧同工和平信徒对译本的认识就更加乏善可陈。

既然在目前华人教会中有那么多圣经翻译工作进行中，神学院或圣经翻译机构应该趁机让信徒明白圣经翻译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究竟在翻译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要处理呢？圣经翻译当然会涉及复杂的原文分析层面，但很多翻译所涉及的原则和困难，亦可以深入浅出地解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会经常接触到翻译上的问题。事实上，很多翻译原则都涉及释经原理，信徒若能在圣经翻译上多认识，必定能大大帮助信徒的读经生活。

有意想多认识圣经翻译或圣经公会工作的人，可联络香港圣经公会（电：2368-5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