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为复婚挟持前妻:从“排斥”到“包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路探析

梅伟霞　　2011-12-23
摘　要：国富民穷、贫富分化可以说是中国30余年来经济发展的最大尴尬，排斥性增长模式导致改革的“帕累托效应”不复存在，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得改革离原定的共同富裕目标越来越远。而且，排斥性增长模式在导致社会断裂和失衡的同时，自身也面临着“发展天花板”和“中等收入陷阱”，难以持续。因此，必须摈弃GDP增长主义，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建政府政策的公共性，完善社会安全网络，实现包容性增长，建立财富共享型社会。
关键词：排斥包容，改革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增长模式
2008年的一场金融危机无情地暴露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光鲜外表下所隐藏的深层危机：经济失衡、收入分配失衡、社会发展失衡……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已经演变成封闭性和断裂性社会，经济增长在现实层面上陷入一种悖论之中：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能从中受益；但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孙立平，2003）。一部分群体通过垄断经济发展过程，独占经济发展成果导致社会财富的“马太效应”，甚至出现财富逆向转移效应。国富民穷、两极分化可以说是中国30余年经济发展的最大尴尬，由利益分配的过度不均衡引发的社会价值的剧烈分裂和对抗，正是当下中国的最大隐忧之一。而排斥性增长模式正是导致这种尴尬和冲突的症结之所在，因此，能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包容性增长”，建立财富共享型社会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最终成败。
一、从“帕累托效应”到“马太效应”－－改革的原定目标实现了吗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然而，30余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16，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之一，到2009年，基尼系数升至0.49，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达到拉美经济泡沫破灭时的水准，进入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行列。为何会出现如此戏剧化的结果？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回顾一下30余年的改革发展史。32年前的改革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后农村包围城市，国企改革开始；随着微观经济基础的变革，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也逐步拉开，从价格双轨制席卷至投资、财税、金融、外贸体制等几乎各个领域，此后范围又扩展至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领域，真可谓“波澜壮阔”。从成本和利益的分配角度来考察，30余年的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分析：
（一）改革的“帕累托”效应阶段（1978－20世纪90年代中期）
“帕累托”效应是福利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增加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福利的同时并没有减少或损害其他人的福利。早期的改革打破了制度上的锁链，其公正性、普遍性增益使得改革获得了普遍的拥护，激发了全社会的热情，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国家航向调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竖起“改革开放”大旗。首先废弃“人民公社”，同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两亿农户自己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这让农民焕发出强烈的积极性，直接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农业的显著增长，使当时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改革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并形成大多数人获益的制度化的产权安排。改革由农村转入城市后，国有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代替党委负责制，强化科学管理与经济核算，工业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按照“放权让利”的思路和原则，1984年以后，中国工业在国有经济体制下逐步引入市场调节机制，实行“政企分开”，并相继在财政分配上实行“利改税”改革，在投资上实行“拨改贷”改革，在流通上实行“双轨制”改革，在经营上实行“承包制”改革，直至发生1988年的价格“闯关”。与此同时，农村经济也出现了第二次高潮：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断发展壮大到“三分天下有其一”。
虽然，这一阶段的后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城市国有企业承包制导致的“短期行为”、“公鸡下私蛋”、“穷庙富方丈”现象，以及双轨制下的“官倒”的产生，使得改革的公正性受到责疑，但从整体上来说，这种“政治上放权、经济上让利”的增量改革，把社会从高度僵化集中的计划经济桎梏中解放出来，激发了民众的热情和经济的活力，迅速做大了财富蛋糕，使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普遍得到增加，改革获得了“帕累托”效应。这一阶段的改革，虽然也存在诸多问题，但瑕不掩瑜，总体上实现了“国强民富”，可以说是成功的。
（二）改革的“马太”效应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凯歌行进，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另一方面，单纯市场化带来的矛盾日益积累并开始凸显，“先富”并没有带动“后富”，“马太”效应出现，甚至随着权贵资本力量的强大，社会有陷入“李嘉图怪圈”的迹象。其基本特点：一是改革的“帕累托增进”色彩不复存在；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奇迹”的主要原因（秦晖，2008）。上世纪90年代前期，国家虽然权力仍然比较集中，但相对来说，“权大责也大”，还是承担了大部分的养老、医疗、教育等功能，但随着中期分税制的推行及其后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市场化改革的实施，国家集中了大部分权力和社会财富，却没有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能，导致“权大责却小”。加之社会上不少官商勾结，寻租设租空间增大，贪污腐败严重，权贵资本力量开始形成并日益强大，财富的“马太”效应明显，突出表现在“国富民穷”和社会成员间的“利益获利群体和受损群体的不成比例”。
首先，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财富分配来看，政府和国民的收益与支出严重不对称。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1993－2007年统计数据看，政府和企业的分配份额双增加，而居民的分配份额有所下降：劳动者报酬由49.49%降至39.74%，降幅9.75个百分点，政府部门的生产税净额由11.68%增至14.81%，企业部门的资本收益由38.83%增至45.45%。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长1.2倍。政府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增值大，增速快，成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而另一方面，公共产品投入严重不足，抚恤、扶贫、社保、医疗等福利支出总计起来还不及政府吃饭、公车、出国三项总和的一半。大多数老百姓负担增加，实际收益下降。一方面，前几年，大批工人下岗，相当一部分人失去基本社会保障，而另一方面，医疗、教育、住房的费用大幅度提高，本身就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社会返贫现象突出。再加上银行实际负利率、资本市场的损失、征地拆迁导致的财富损失，导致国富民穷，因此，陈志武教授指出：今天的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其次，从社会成员之间的财富分配来看。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亿万富豪不断涌现，数百万资产的富翁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城市大多数工人却失去工作岗位和应有的利益。成亿的劳动者只能挣扎在温饱线上，成亿的家庭每人每天开支只能维持在10元左右的水平；更有甚者，在广袤的农村，目前还有2000多万人处于赤贫境地，每人每天平均开支只有2元钱。从人均收入的数字来看，人民收入状况喜人，但实际上中国70%的私人财富控制在1的人手里，80%的底层只占有不到20%的财富。从三大差别来看，目前中国基尼系数接近0.5，城乡居民收入比接近3.5∶1，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区域发展极度不平衡，东、中、西部似乎处在不同时代。行业收入差别也很大，2008年收入最高的金融业为42838元，而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的年收入为1元。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仇富”、“仇官”现象层出不穷，社会冲突频繁爆发。
由上不难发现，改革前一阶段是一个政府不断放权让利的过程，实现了包容性的经济增长，社会的大多数群体都从经济成长中获益。但由于改革没有继续深化，这种普惠性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演变成排他性和封闭性模式，一方面表现为在资源的获取上对非国有经济成分的排斥性，另一方面表现为利益分配机制上既得利益集团对其他阶层民众的排斥，结果，不仅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反倒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次社会分配都出现问题：一次分配不均衡让绝大部分发展成果偏向国家和企业，二次分配不均衡造成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巨额隐形收入与灰色收入的大部分被极少数人占有，使得两极分化无法通过税收调节而愈演愈烈。更严重的问题是，“富二代”、“官二代”和“贫二代”、“农二代”的出现显露出阶层固化的苗头，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亚当·斯密在18世纪就预言当时令世界艳羡的中国的富裕已经走到尽头，其结论基于两点：一是贸易不开放，仅有广州一个通商口岸；二是贫富分化太大，并特别指出：中国有钱有势的人几乎享有一切保护，而穷人则毫无保护，这样的社会不可能维持繁荣。
二、从“发展天花板”到“中等收入陷阱”－－排斥性增长模式还能走多远
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片面追求出口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经济虽然年均增速超过11%，但也暴露出严重问题。政府用行政权力强行压低土地、资源以及人力的成本，使得中国的廉价商品得以迅速占领国际市场，出口增长常年保持在30%以上。政府赚取了天量的外汇，并用来支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频繁的国际贸易纠纷与制裁。与此同时，由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被压到极低，尽管整体经济高速增长，但收入分配结构的严重失衡直接导致内需不足，高投资高生产的经济难以持续。人为压低环境和资源的成本还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透支，资源和环境方面开始亮起红灯。GDP增长主义旗帜指引下的中国富强之路几乎走到了尽头，上面是“发展天花板”，前面是“中等收入陷阱”。
（一）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天花板
中国经济30多年超常规发展所依托的高消耗低产出的发展方式正逐渐濒临瓶颈：一方面，目前的中国，以全球20%的人口，耗用全球30%的资源，仅提供了全球10%的产出，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下，日益稀缺的资源无法长期满足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巨额消耗。而且，以出口低价格低附加值的“中国制造”为拉动经济的主要方式，还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贸易保护压力。另一方面，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世界工厂红利等正在逐步消失。若不尽快改变目前的发展方式，即使仍能维持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但难说不久的将来不会遭遇拉美国家曾经经历的“失落的十年”。
（二）当前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在快速走出低收入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由于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城市化进程受阻、产业升级艰难以及金融体系脆弱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经济增长停滞，长期无法跨入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以上）的一种状态。2009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36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腐败、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高房价等问题日益严重，拉美化和泡沫化并非神话，加剧了人们对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
可见，排斥性的增长方式不仅导致社会断裂和失衡，而且，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资源环境约束。实践表明，中国的这种建立在“低人权优势”基础成长起来的排斥性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必须加以转变。
三、从“排斥”到“包容”－－经济发展该向何处去
“包容性增长”的英文表述是“Inclusive Growth”，核心是指在机会平等基础上的增长。就一国而言，包容性增长既要强调为所有人创造机会，又要让所有人获得机会。简言之，就是保证社会各阶层都能平等地参与发展过程并从中受益，追求“发展的伦理”和“增长的正义”。从道德和伦理来看，给所有人提供机会平等是人的基本权利；从工具作用看，创造人人平等的机会将有利于发掘经济增长的潜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否则，可能导致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低效使用，也可能降低制度和政策的质量、破坏社会和谐、增加社会冲突。一般认为，只要机会和过程公平，人们往往倾向于认同或接受一定程度的结果不均等，所以机会公平特别重要，当然也要极力避免结果严重不均等造成的极端贫困。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要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会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最终目的是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受益，以实现公平合理的共享式经济增长。
（一）用真正的“发展”目标替代片面增长主义
发展是硬道理，可是什么是真正的“发展”呢？真正的发展并不等于片面的增长，至少有三个基本内容－－生存、自尊和自由。所谓生存，就是提供基本生活需要，包括食物、住所、健康和保护，以维持人的生存；自尊就是指人要被当做一个人来看待，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而不是为了他人的目的被作为工具来使用；所谓自由，就是从异化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各种社会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Dennis Goulet，197。发展有三个目标：增加基本的生存必需品并扩大范围；提高生活水平，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更多的工作岗位、更好的教育、更重视文化和人道主义价值；使个人和国家摆脱奴役和依赖，扩大选择范围（Todaro，1985）。简言之，发展的本质就是追求以人为本的发展，在不同层次上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发展人的能力。1年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和权力。坚持真正的发展，就必须摈弃以往的唯GDP导向增长方式，实施以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为导向、促进民生发展的增长政策，重点在于消除贫困、加快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提高贫困人口的创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二）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公平其实是效率的基础，应尽快扭转“初次分配重效率”的状况，切实落实十七大提出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要求，改变劳动“弱势要素”地位，提高劳动力的要素索取权和回报，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劳动力在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合理流动，改善中低收入者的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积极推行劳资合作制度、集体谈判制度和集体合同制度等，采取雇员、工会、雇主和政府协商的方式，适时调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低收入岗位工资增长，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允许民间资本参与竞争，缩小行政性垄断行业的范围，规范垄断经营企业的收入分配行为。完善个人所得税，尽快开征消费税、遗产税和赠与税。堵住公共资金流失、寻租腐败行为和黑色收入的制度漏洞，减少灰色收入，杜绝黑色收入。
（三）促进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均等化
增加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以及其他基本社会服务的投入，以提高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素质与发展潜能，对于实现起点公平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领域存在较强的外部性，同时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政府的作用在于确保这些社会部门投入足够的资金、提供有效的制度能力和政策框架以及良好的治理。社会服务的公平获得既需要供给政策确保有效优质的公共服务，也需要配合需求政策以避免败德行为。这其中，人力资本“投资”和“收益”的不公又最为关键，与老百姓关系最为密切。人力资本“投资”上，教育、健康医疗等是让劳动力“增值”的前提。政府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比重，更多向“三农”、教育、卫生、就业、廉租住房等重点领域倾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四）重建政府政策的公共性
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竞争经济，但这种竞争必须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政府作为规则的提供者和监督者，必须要保证自身的中立性和相对超越性，当好“裁判员”的角色。必须加强政策与制度的公平性，消除社会不公，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消除市场引发的障碍和扭曲、改革制度约束和纠正政策偏差，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这要求政府加大物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提升构建制度能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保护产权制度、维护法律规则和市场更好地运行。贫困，并不仅仅是“能力之困”，更为重要的是“权利之困”，因此，还要保障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平等，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特权，包括政治特权和垄断特权等，恢复社会肌体的健康，并努力弥补民生“短板”，保障惯性贫困者的基本生存权。
（五）建立并完善社会安全网络
现代市场经济不是赤裸裸的“赢者通吃”主义，良好的市场经济运行离不开健全的社会安全网络。建立社会风险保障机制，防止与消除极端贫困，使得人们得以维持“上场”的机会，特别是避免“暂时的失败者”永久性丧失“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才能更好地竞争。政府提供社会安全网，为最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提供基本保障，以减轻疾病、宏观经济危机、产业重组和自然灾害等外部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等保障。对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就业保障、各种社会保险（失业、工伤、健康和养老等保险）、各种救助和儿童保护等，是社会安全网应特别予以关注的建设内容。
作　　者：梅伟霞
出　　处：《宏观经济研究》
单　　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类别：改革与发展
库　　别：中经评论子库